任何歷史研究，不管標榜如何客觀中立，都有一定的立場與指導思想，涉及對歷史的根本看法以及歷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問題，這就是歷史觀或史觀。臺灣史研究也不例外，因立場不同，也有不同的臺灣史觀。其中，“臺獨”史觀是臺灣史研究中的錯誤史觀。“臺獨”史觀站在臺灣是一個“獨立國家”的錯誤立場上，割裂臺灣與大陸的歷史聯系，妄圖建構獨立于中國之外的“臺灣主體性”史觀，其實無異于沙灘筑塔。學界對某些“臺獨”史觀不乏有針對性的批駁，在一些關于臺灣史觀研究的論著中也多有涉及“臺獨”史觀問題，但尚未有從宏觀上總體論述“臺獨”史觀的論著。本文擬在既有相關研究的基礎上，系統闡述“臺獨”史觀的歷史演變、基本觀點及社會政治影響，剖析“臺獨”史觀的真面目，并為破解“臺獨”史觀提出積極的理論思考。

　　一、“臺獨”史觀產生與存在的社會政治背景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臺獨”史觀作為臺灣史研究中的一種歷史觀和方法論，雖然在研究和認識臺灣歷史方面是錯誤的，是對臺灣歷史歪曲甚至虛妄的反映，但也有其產生與存在的社會政治土壤，那就是戰后臺灣逐漸滋生并不斷高漲的“臺灣意識”與“臺獨”運動。這大概可以1987年臺灣當局“解嚴”為界分為兩個階段：前期主要在海外發展，在島內較為隱蔽；后期則在島內公然盛行，并甚囂塵上。這個歷史演變軌跡非常清晰。“臺獨”史觀則與之相伴生，由暗而明、從邊緣走向中心，成為當今臺灣學界的臺灣史研究的主流學術話語。

　　（一）與日、美等海外“臺獨”運動共生

　　抗戰勝利后，臺灣順利回歸祖國，但因受到復雜的國內外因素影響，“臺獨”的不和諧音隨即泛起。盡管辜振甫等人勾結日本駐臺軍人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第二天（1945年8月16日）的“臺獨”案只是曇花一現，但卻給當時普天同慶的國人心中蒙上了一層陰影。此后，“臺獨”的幽靈不時在臺灣島內外游蕩，至今陰魂不散。

　　戰后“臺獨”運動的始作俑者是廖文毅。二二八事件之后，廖文毅成立“臺灣再解放聯盟”，鼓吹“臺灣獨立”。1949年，廖文毅向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致送備忘錄，并附寄英文小冊子《臺灣的聲音》（Formosa Speaks），全面提出其“臺獨”主張。他虛構出一個獨立的“臺灣民族”，認為“臺灣人”與“中國人”是“不同的種族”，并說明“臺灣人”是“混血”的“獨立的種族”：“臺灣人的血統并不像中國人所想的那么純粹、那么簡單，事實上在福建與廣東的移民中，混合了原住民、1590年首先發現臺灣稱這里為‘美麗島’的葡萄牙人、1624年占領臺灣南部的荷蘭人、1626年占領臺灣北部的西班牙人、1895年征服全島統治直到1945年的日本人的血統。”1950年，廖文毅在日本成立“臺灣民主獨立黨”。1956年，廖文毅在日本成立“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自任“大統領”，并發表“獨立宣言”，聲稱“臺灣民族”要“脫離異民族”。1957年，廖文毅在日本修改《臺灣的聲音》，由楊逸舟翻譯為日文，定名為《臺灣民本主義》，由臺灣民報社出版。廖文毅在日本的“臺獨”運動及其“臺獨”理論著作《臺灣民本主義》，直接影響了史明、王育德關于“臺獨”史觀的建構。

　　史明、王育德是“臺獨”史觀的奠基者。1960年代初史明、王育德在日本建構“臺獨”史觀之際，正是廖文毅在日本進行“臺獨”運動鼎盛之時，他們之間頗有交集。據史明回憶，他在1952年逃亡日本后，廖文毅曾請他吃過飯，并認他為同路人，稱他是“our underground”。他雖然沒有加入廖文毅的“臺獨”組織，但在其經營新珍味餐館賺錢后定期資助他們，因此非常了解廖文毅組織的內部情形，并對其“官僚作風、講究派頭”甚至“賣官維生”的做派頗有微詞。王育德起初與廖文毅關系密切，曾經參加過廖文毅的“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但在其中頗為孤立，“是只孤鳥”。后來王育德另立“臺灣青年社”，與廖文毅對立，并于1960年創辦《臺灣青年》雜志，“批判廖文毅的程度，比批評國民黨更激烈”。因為廖文毅在1965年回到臺灣向國民黨“投降”，所以史明與王育德都對他持批判的態度，但也都并不諱言廖文毅作為“臺獨”先驅的角色。史明、王育德的“臺灣民族”論，與廖文毅虛構的“臺灣民族”觀念不無關聯。史明說：“我曾讀過廖文毅撰寫的《臺灣民本主義》，書中內容比起當時其他在日本的臺灣人來說，算是比較進步的思想。所以，盡管他這個人有很大的爭議性，他的組織也以失敗告終，我終究還是會將他視為在大家還不敢喊出臺灣獨立的時候，第一個站出來的先進、先覺。”王育德講“臺獨”運動也是從廖文毅開始，雖然他并不認同廖文毅的“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但對他們的“臺獨”理論做過專門的了解。他說：“‘臨時政府’那些人有什么歷史理論，我曾經加以調查。結果發現他們主張：‘鄭氏時代是臺灣人第一個王國，臺灣民主國是臺灣人第二個王國，現在的獨立運動是第三個王國復國運動，臺灣民族和中國民族的區別在于血統……’”盡管史明、王育德的“臺灣民族”論與廖文毅的“臺灣民族”觀念不盡相同，但他們虛構“臺灣民族”、從事“臺獨”運動的套路則是一致的。

　　“臺獨”史觀的泛濫也是“臺獨”運動在日、美等海外興起與發展過程中輿論宣傳的需要。史明1962年出版的《臺灣人四百年史》及王育德1964年出版的《臺灣：苦悶的歷史》，是構建“臺獨”史觀基礎的兩部代表性著作。這兩部“臺獨”史觀著作在日、美等海外“臺獨”運動中廣為流傳，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海外“臺獨”運動的發展。

　　在美國的“臺獨”運動稍晚于日本，但兩地“臺獨”人士多有勾連。1956年1月，盧主義、楊東杰、林榮勛、陳以德、林錫湖等所謂“費城五杰”在美國成立第一個“臺獨”組織3F（Formosans' Free Formosa，“臺灣人的自由臺灣”）。這個組織稍后改名為“臺獨聯盟”（UFI，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3F的重要成員楊東杰的表兄吳振南是廖文毅的“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副統領”。3F成立之后，廖文毅把“獨立宣言”寄給盧主義等人，并要求他們向聯合國陳情，以及派人作為“臨時政府”代表與美國政府接觸。起初，在美國的“臺獨”運動只是一些事務性活動，缺乏理論指導，沒有方向感。正如盧主義感嘆：“只可惜美國這邊的臺獨運動因為找不到合適的方法，一直沒有起色。”史明說得更清楚：“美國的臺獨運動主流——臺獨聯盟（獨盟），雖然成員眾多，但是在組織上沒有理念，打著臺獨的旗幟，卻不知道要做什么。”“當時在美國的臺灣人社會，我雖然見識不豐，但綜合多年的巡回經驗，我還是有一個強烈的感想，那就是海外臺獨人士并未把理論建立起來。”但是，北美地區的“臺獨”運動的開展也為“臺獨”史觀和“臺獨”理論的傳播提供了溫床。

　　史明、王育德的“臺獨”史觀著作與以“臺灣民族”論為核心的“臺獨”理論在美國“臺獨”人士之間流傳開來，正與他們朦朧模糊的“臺灣意識”與“臺獨”理念相契合。據在美國從事“臺獨”運動的莊秋雄回憶：“那時候我的臺灣意識乍醒，讀了很多書，東讀西讀，很重要的一本書是王育德寫的《臺灣：苦悶の歷史》，那時候沒有漢文版，只有日本版，還好他寫的很容易懂。我把它整本看完，甚至讀到廢寢忘食，我非常感動，沒想到臺灣竟然還有歷史。”曾經逃亡瑞典、后來在美國領導“臺獨”運動的彭明敏給王育德寫信稱：“你的書不愧名著……但愿能翻譯成中文大量帶進島內。”王育德也曾親自到北美地區宣揚“臺獨”史觀。1977年夏天，世界臺灣同鄉會聯合會第四屆大會在加拿大金士頓舉行，王育德曾發表“我的臺灣史觀”演講。史明在1980年完成《臺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該書的出版得到來自美國圣荷西的臺灣宜蘭人石清正1萬美金（相當于300萬日元）的資助。該書雖然在日本印刷，但出版地卻寫成圣荷西。《臺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總共印了3000冊。史明把其中2000冊寄到舊金山請石清正代為販賣。史明自稱：“這次《四百年史》漢文版在美國產生很大的影響，因為海外沒有人像我一樣寫大部頭的臺灣通史，大多是著眼于事件史的撰寫而已。等到一九八一年我開始到美國各地巡回時，也把《四百年史》一起帶過去推廣、販賣。”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海外“臺獨”運動的重心逐漸從日本轉移到美國。史明也開始前往美國活動，從1981年到1992年先后竄訪美國15次，主要是宣揚其虛構的“臺灣民族主義”，在留美臺灣學生中頗有影響。據1981年在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聽過史明演講并深受其“臺獨”思想蠱惑的廖宜恩回憶：“史明先生當時極力鼓吹臺灣民族主義，他認為要建立一個獨立的臺灣國，臺灣人民首先必須分清楚‘臺灣人’與‘中國人’的不同，并且把國民黨強加在臺灣人頭上的‘中華民族主義’這頂大帽子拿下，建立‘臺灣民族主義’意識。那一場演講對我很有啟發性，也促使我去圖書館借史明先生的《臺灣人四百年史》來研讀。在那個年代，《臺灣人四百年史》是海外臺灣人必讀的一本書。”

　　（二）臺灣島內日趨“臺獨”的推波助瀾

　　1987年臺灣當局“解嚴”后，臺灣島內政治生態愈益趨向“臺獨”。兩蔣之后的李登輝時期（1988—2000年）便開始走上分離主義道路，海外“臺獨”人士紛紛回臺，“臺獨”勢力在島內活躍起來。2000年民進黨陳水扁上臺，“臺獨”勢力一度甚為猖狂。2005年，大陸適時制定《反分裂國家法》，抑制了“麻煩制造者”陳水扁的囂張氣焰，使他不得不承認“‘臺獨’做不到就是做不到”。2008年國民黨馬英九執政，主張“不統不獨不武”，兩岸關系暫時和緩，但并沒有撥亂反正，“臺獨”勢力潛滋暗長甚至坐大。2016年再次政黨輪替，民進黨蔡英文上臺，“臺獨”活動變本加厲，并在2020年“大選”連任之際公然再炒“兩國論”，“臺獨”氣焰甚囂塵上。這樣的政治生態也使“臺獨”史觀大行其道，并通過歷史教科書及媒體宣傳等多種渠道不斷地向民眾思想意識里面滲透，臺灣民眾的歷史觀與國家認同便因此而發生潛移默化的改變。

　　李登輝是“臺獨”的重要推手。他接替蔣經國上位以后，很快便背離蔣經國的政治路線而走上“臺獨”道路，為“臺獨”大開方便之門。1991年民進黨正式通過“臺獨黨綱”，成為公開的“臺獨”政黨。“臺獨”主張在臺灣島內已經不加掩飾，可以公然盛行。海外“臺獨”人士也陸續回臺，與島內蟄伏的“獨派”人士相勾連，他們在李登輝時期及其后民進黨陳水扁、蔡英文當政時期頗受重用，深度影響臺灣政治生態。北美地區的“臺獨”頭目彭明敏曾受李登輝召開“國是會議”之邀于1992年回臺，1995年加入民進黨，并于1996年作為民進黨提名的候選人與謝長廷搭檔參選“臺灣地區領導人”，敗選后組成“建國會”，2000年出任陳水扁當局“資政”。曾長期在日本從事“臺獨”運動的辜寬敏在蔣經國當政時回到臺灣定居，一度蟄伏而少問政事，但在李登輝當政后便開始活躍起來。他勸說彭明敏加入民進黨，并力挺其參選“臺灣地區領導人”，后來又相繼出任陳水扁、蔡英文當局的“資政”。帶有“諾貝爾獎”光環的李遠哲應李登輝之邀于1994年回臺，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兼任臺行政機構“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的召集人，主持“教改”，使臺灣地區的教育日趨“臺獨”。2000年李遠哲助推陳水扁當選“臺灣地區領導人”，籌組“國策顧問團”。2006年因不滿陳水扁貪腐“弊案”而參與“倒扁”，辭去“中研院院長”職務。隨后李遠哲轉而支持蔡英文，在蔡英文2016年第一任期開始時出任政策“顧問”。史明1993年從日本潛回臺灣，雖然被當局逮捕，但很快被保釋，并公然從事“臺獨”活動。史明組織宣傳車隊在島內巡游，以街頭運動的方式搞“臺獨”，并狂熱地為“獨派”人士助選，支持陳水扁、蔡英文，還出任蔡辦“資政”。與此同時，史明還修訂《臺灣人四百年史》，補充1980年代以后的資料，1998年出版增訂版，2014年又出版“最新檢定版”。“藉著這些文字來尋求臺灣民族的力量泉源，喚醒臺灣民族的意識，認清身為臺灣人所負的使命。”在臺灣島內“臺獨”政治正確的背景下，史明宣揚“臺獨”史觀可以毫不掩飾，甚至受到“獨派”政治人物的肆意吹捧。2021年9月20日，蔡英文為史明文物館揭幕時就大放厥詞：“在這個大時代，臺灣面臨各種變化和挑戰，我們也一定要像史明一樣，勇敢、奮斗，走到底。”

　　自李登輝上臺30余年以來，臺灣島內政治生態日趨“獨化”。在此政治背景下，臺灣學界的臺灣史觀發生明顯轉向，就是從中國史觀轉向“臺獨”史觀。大體而言，中國史觀在兩蔣時期曾經占據學界主導地位，“臺獨”史觀是暗流。從李登輝時期開始，中國史觀逐漸邊緣化，各種“臺獨”史觀競相登場。現在“臺獨”史觀大行其道，業已成為闡釋臺灣歷史的主流學術話語。

　　二、“臺獨”史觀的建構過程及其三個路向

　　“臺獨”史觀隨著“臺獨”運動而產生。史明、王育德都是積極的“臺獨”活動家，他們早年在海外“臺獨”運動中虛構的“臺灣民族”論，奠定了“臺獨”史觀的基礎。當1980年代臺灣島內政治局勢逐漸松動，“黨外”運動蓬勃發展，“臺獨”運動逐漸從海外轉向島內，尤其是臺灣當局“解嚴”之后，各種“臺獨”史觀紛紛涌現。綜而言之，大概有三個發展路向：一是鄭欽仁、陳芳明、張炎憲的“臺灣主體性”論述與“臺獨”史觀的政治化；二是曹永和的“臺灣島史”概念與“臺獨”史觀的學術化；三是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與“臺獨”史觀的社會化。近30年來，“臺獨”史觀經歷政治化、學術化、社會化過程，業已在臺灣島內全方位滲透，嚴重影響臺灣各階層的主流思想意識。

　　（一）史明、王育德的“臺灣民族”論與“臺獨”史觀的奠基

　　廖文毅曾虛構“混血”的“臺灣民族”概念，這是史明、王育德“臺灣民族”論直接的思想源頭。盡管史明、王育德的“臺灣民族”概念與廖文毅的概念有差異，但他們都把虛構的“臺灣民族”概念作為“臺獨”理論的核心概念，并以此核心概念建構了以“臺灣民族”論為中心的“臺獨”史觀。史明、王育德的“臺灣民族”論史觀利用虛構的“臺灣民族”概念，把“臺灣人”與“中國人”對立起來，把臺灣歷史與中國歷史割裂開來，從而為此后各種“臺獨”史觀的建構奠定了基調。

　　史明的“臺獨”史觀代表作是《臺灣人四百年史》。該書1962年出版日文版，1980年出版中文版，1986年還出了英文版，后來又多次修訂，2014年出版“最新檢定版”。“基本上，各版本都是以一九六二年的日文版為基礎，思想體系大致上并無變化。”史明結合自身早年受到過唯物史觀影響的經歷，竟然標榜要用唯物史觀撰寫臺灣歷史。他特別說明《臺灣人四百年史》的寫作立場是：“站在臺灣人勞苦大眾的立場”，“以分析基層構造即社會經濟為出發點，來觀察臺灣社會各階段的形成發展”，“闡述臺灣民族的形成及發展過程”。又說：“要站在四百年來從事開拓、建設臺灣而備受外來統治的臺灣人的立場，來探索‘臺灣民族’的歷史發展，以及臺灣人意識的形成過程，同時也希望透過臺灣民族發展的歷史過程，尋到一條我們一千萬臺灣同胞求生存所能遵循的途徑。”史明的“臺獨”立場與觀點是一貫的。他在晚年還宣稱：“《臺灣人四百年史》最與眾不同之處，還是在于它的立場。因為歷來關于臺灣的史書與文獻，毫無例外的，都是由外來統治者，即荷蘭人、日本人、中國人及其他外國人所寫，都是站在外來統治者的立場。即使是身為臺灣人的連橫所寫的《臺灣通史》，也是以中國人、北京當局的立場來寫，像林爽文這些臺灣大眾眼中的抗暴義士，都被他寫成匪徒。《臺灣人四百年史》是第一本站在四百年來從事開拓、建設臺灣而備受外來統治者欺凌壓榨的臺灣人的立場，來探索‘臺灣民族’的歷史發展，以及‘臺灣人意識’的形成過程的著作。”史明“臺獨”史觀的核心觀點是虛構的“臺灣民族”論。什么是“臺灣民族主義”？他解釋說：“‘臺灣人關心臺灣的前途甲（和）利益，政治上，要建立臺灣獨立國家，經濟上，要建設臺灣國民經濟，文化上，要發展臺灣固有的文化的思想甲（和）行動’，就是臺灣民族主義。”史明認為臺灣一直是“殖民地社會”，有謂：“臺灣社會四百年來，一直是外來侵略者的荷蘭、鄭氏、滿清、日本帝國主義及蔣家封建法西斯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所統治的‘殖民地社會’。”史明把荷蘭、明鄭、清朝、日本、蔣介石國民黨政權都看成“外來統治者”，認為“臺灣是一貫為外來統治者的殖民地”，“臺獨”的目的就是“為了爭取臺灣·臺灣人（臺灣民族）的生存與自主自決，為了爭取臺灣人大眾翻身”，就是要“建設臺灣人自己的國家”。史明的“臺獨”史觀以虛構的“臺灣民族”為核心概念，以捏造的臺灣史實為基礎，有如虛幻的海市蜃樓，但其用唯物史觀標榜“站在臺灣人勞苦大眾的立場”，并不斷地在社會大眾中反復宣傳，具有較大的蠱惑性和欺騙性。

　　王育德的“臺獨”史觀代表作是《臺灣：苦悶的歷史》。該書1964年在日本出版日文版，1970年出版修訂版，1979年在臺灣島內地下出版中文版《苦悶的臺灣》。王育德與史明的“臺獨”史觀相似，其中心觀點也是虛構的“臺灣民族”論。他認為“臺灣民族”形成于日據時期，而最后的完全成立則在于“民族國家”的建立，也就是“臺獨”的完成。在《臺灣民族論》專文中，他說：“日治時代臺灣近代化，臺灣folk發展成為臺灣民族。但是實質的成立是二二八以后的事。雖然如此，一直到現階段（一九六四年），也尚不能說完全地成立了。臺灣必須建立民族國家以后，透過‘國家’的容器，精煉民族這個‘內容物’，才能收卓效。”與史明一樣，王育德也把虛構的“臺灣民族”概念當作其“臺獨”史觀的核心概念。在《臺灣：苦悶的歷史》一書中，他認為：“臺灣屬于臺灣人；只有臺灣人才是臺灣真正的主人翁。”他把“臺灣人”與“中國人”對立起來，認為要“建立臺灣人的臺灣共和國”，就要進行“臺灣人對中國人的民族斗爭”，并把這看作“一種殖民地解放運動”。該書最后一章的標題是“臺灣的獨立”，在否定依靠日本謀求“獨立”的可能性之后，王育德呼吁要想方設法促使“自由陣營”不再援助蔣介石政府，才有實現“臺獨”的可能。他異想天開地寫道：“對國民政府加以援助并不合理，所以臺灣人要求停止這個援助。只要自由陣營不予援助，臺灣人將會立刻決然起事，和國民政府一戰。因此必須促使自由陣營，從削減更進一步停止對國民政府的援助。所以說宣傳工作是斗爭中最重要的一環。在順序上，可以先著手使國民政府放棄‘反攻大陸’的念頭，拿下‘中華民國’這個招牌。它將進一步引起兩百萬中國人（指1949年前后跟隨國民黨退臺者及其后人——引者注）的混亂和分裂。也許會發生政變或暴動。最后收拾局面的將是臺灣人。雖然畢竟是不可能的事，國民政府如果同意放棄‘反攻大陸’的念頭，拿下‘中華民國’的招牌，這也行。龐大的軍隊加以縮小，中央政府及其附屬機關加以裁撤，民主化將真正受到促進。換言之，實質上的獨立將自然而然地實現。”其實與史明一樣，王育德想象的“臺獨”前景也是虛幻的。

　　史明的《臺灣人四百年史》與王育德的《臺灣：苦悶的歷史》都是披著學術外衣的政治宣傳品，當時主要在日本、美國等海外流傳，而在臺灣島內只能在地下秘密傳播。據史明回憶，《臺灣人四百年史》1962年日文版總共印了3000冊，“書出版以后，我寄了很多本回臺灣，像在臺灣的美國大使館就買了一、二十本，放在美國新聞處的圖書館”。該書1980年的漢文版也印了3000冊，其中2000冊寄到美國，“至于留在日本的一千本書，我大多用來送人，或者讓人一本一本地偷偷帶回臺灣，前后大概帶了幾百本進去”。“臺灣學生一九八〇年代讀到的，大多是鄭南榕在一九八五、八六年左右印的‘紅皮’版，據說許榮淑當時在臺中也印了兩萬本，而那些一九八〇年代從美國回來的臺灣留學生，也從美國偷偷夾帶了三、五十本回去，不過似乎都是在大眾之間傳遞，沒有流到知識分子手上。因為這些關系，日后等到我回臺灣，很多人都知道《四百年史》這本書。”史明、王育德的“臺獨”史觀不僅直接影響了臺灣島內與海外“臺獨”人士的“臺獨”運動的發展，而且對于后兩蔣時期臺灣學界的“臺獨”史觀的塑造也有著非常惡劣的影響。

　　（二）鄭欽仁、陳芳明、張炎憲的“臺灣主體性”論述與“臺獨”史觀的政治化

　　“臺獨”史觀學者從來就沒有離開過政治，是不爭的事實。鄭欽仁、陳芳明、張炎憲的“臺灣主體性”史觀，其核心觀點就是認為臺灣史不在中國史范疇之內，臺灣歷史的主體是“臺灣人民”，研究臺灣歷史要站在臺灣的立場上思考，因為臺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這是“臺獨”史觀的政治化路向。李登輝在分離主義道路上操弄建構所謂“臺灣主體性”，并公然首倡“兩國論”，陳水扁提出“一邊一國論”政治主張，蔡英文再炒“兩國論”，都與“臺灣主體性”史觀相契合。

　　鄭欽仁是著名的“臺獨”理論家，除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身份以外，還曾擔任“臺獨”組織“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長、“臺灣人權促進會”會長、“臺灣教授協會”會長、“臺灣歷史學會”會長等職，并擔任民進黨第二屆仲裁委員會委員和第六屆中央黨部顧問、“建國黨”決策委員會顧問，以及擔任陳水扁當局的“國策”顧問，為“臺獨”事務奔走不遺余力。鄭欽仁較早提出了臺灣“歷史的主體性”問題，認為臺灣歷史的主體應該是“人民”，而不是各種“政權”。同時，他有意地把“臺灣史”從“中國史”中分離出來，認為：“臺灣史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中國史的范疇之觀點立論，只有站在‘世界史’的觀點才能看到臺灣在歷史與未來所扮演的角色，從中或許能摸索出來自立生存之道，擺脫周圍強權之糾葛。”在此，鄭欽仁很自然地從史學研究聯系到現實政治了。他還曾公然宣稱臺灣是“一個沒有國號、國旗和國歌的‘國家’”，主張要建立“完全一個‘主權國家’”。顯然，鄭欽仁的“臺灣主體性”史觀，就是鮮明政治化的“臺獨”史觀。

　　陳芳明主要從事臺灣文學史研究，曾任靜宜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和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首任所長、教授。他在深受海外“臺獨”運動影響之后由中國史觀轉變為“臺獨”史觀，并努力建構其“臺灣主體性”史觀。陳芳明1990年代也曾進行政治投機，應施明德之邀出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還差點成為陳水扁當選臺北市長時預定的文化局長，后尷尬地從政界退回學界。他毫不諱言自己是“一個公認的‘獨派’”。他把臺灣看作是與中國大陸不同的“海島國家”，主張建立與大陸不同的“海洋文化”，有謂：“大陸人，對臺灣人來說，自然是異國之人，猶如臺灣與中國之間，是國際關系一般。”“臺灣，是一個海島國家”，要“重建海洋文化的信心”，“建立自主的本土文化”。這是就廣義的文化發展路向而言。具體到臺灣歷史研究，他明確主張“臺灣主體性”史觀。他說：“臺灣歷史發展的過程，并不是用中華民族主義來解釋就可以解釋的……尋求一個較為穩定的史觀，而不是以統治者的意志為轉移，便是一九八〇年以來解釋臺灣歷史研究努力的目標。那么，什么是穩定的史觀？那就是以臺灣人民為主體來解釋臺灣歷史的發展。”他還引述鄭欽仁《臺灣史研究與歷史意識之檢討》一文的“臺獨”史觀，認為：“鄭欽仁主張把臺灣放在臺灣人民的主體上，從世界史的眼光探討臺灣的海洋性格，才是臺灣歷史研究的一個出路。”他斷言：“臺灣歷史的研究，將隨著臺灣社會主體性的建立而獲得它應有的地位。”陳芳明的“臺獨”史觀與鄭欽仁基本相似。他在《探索臺灣史觀》一書開頭便說：“什么是臺灣史觀？以最扼要的字句來定義，便是以臺灣社會、臺灣人民為主體來解釋臺灣歷史。”毋庸諱言，這個“臺灣主體性”史觀實質上就是“臺獨”史觀。陳芳明坦承：“如果說，臺獨理論的建立必須透過歷史解釋來澄清，那么，我的一些研究工作誠然符合了建立臺灣獨立理論的要求。”至于要如何建立臺灣史觀，他認為：“對臺灣史的研究，如果只是站在中國史觀來看，必有所偏。客觀的史實，強烈要求研究者必須具備中國史、亞洲史以及世界史的視野。把觸須伸向世界，為的是要回歸到臺灣史的主體。”歸根結底，還是要建立“臺灣主體性”的“臺獨”史觀。陳芳明還牽強附會地以臺灣人民抗日運動史來論證“臺灣政治主體性的建立”，有謂：“在抗日團體中，右翼運動者提出的‘臺灣議會’、‘臺灣自治’、‘臺灣自決’，左翼運動者提出的‘臺灣民族’、‘臺灣獨立’、‘臺灣革命’等政治主張，在內容方面縱有差異，但其最高目標都與臺灣主權及臺灣國格有極其密切的聯系。這種全新的民族國家認同，對于戰后的臺灣民主運動，仍然具有無窮的啟發性。尤其是‘臺灣共和國’在一九九一年的民間制憲會議中正式提出來時，正好與臺灣的抗日運動史完整地銜接起來。”實際上，陳芳明的“臺灣主體性”史觀也就與其所期待的“臺灣政治主體性的建立”無縫對接了。

　　張炎憲是“臺灣主體性”史觀政治化的關鍵人物。早在日本東京大學留學時，張炎憲便在鄭欽仁等人的影響下積極參與“臺獨”運動。回臺灣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任職后，他又參與“臺獨”組織“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臺灣教授協會”“臺灣歷史學會”“臺灣社”等。張炎憲非常推崇史明的《臺灣人四百年史》與王育德的《臺灣：苦悶的歷史》對臺灣歷史主體性的建構。他主張重新定位臺灣與中國的關系，從臺灣的立場思考，建立臺灣歷史的主體性。他說：“我認為臺灣和中國的關系應該重新定位……我們必須以臺灣為出發點來思考。以這樣來思考的話，如果中國和臺灣有相同之處，就承認中國和臺灣相同，并不是臺灣和中國相同……這樣一來，我們在建立臺灣歷史的主體性方面，才會有新的解釋……我們承認和中國有關系，但是要以臺灣為主體來思考和中國的關系。”把臺灣歷史從中國歷史中剝離出來，實際上就是要在臺灣史研究中建立“臺獨”式的臺灣史觀。“臺灣史研究如何建立臺灣觀點？這與臺灣主體性是否能夠建立有關。臺灣主體性的建立與臺灣人意識、臺灣國民國家的建構有密切關系。”至于如何建立臺灣歷史的主體性，他提出兩方面建議：“臺灣歷史研究首先要突破官方說法，以臺灣民眾的觀點，重新詮釋臺灣人民在這塊島嶼上的奮斗歷史。其次，臺灣史研究應突破中國傳統歷史學的正統論、統一論、中國中心主義、中國文化優越論和漢人中心主義等觀點。”顯然，張炎憲在這里主張建立臺灣歷史主體性的觀點已經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術觀點，而直接牽涉到“臺獨”政治理念。“臺獨”政客李登輝稱張炎憲是“臺灣的史學良心”，認為：“張炎憲教授一生都主張要用臺灣為主體的角度研究臺灣史，將臺灣放在世界史當中，不是從中國歷史的眼光來看待臺灣，如此才能正確認識臺灣，認識臺灣人自己，并且建立堅定的臺灣意識與認同。”張炎憲是不甘寂寞的學者，“給人的感覺，基本上是學術圈內的，但看來好像不是一頭栽進去的學究”。因而，他始終沒有忘情于政治。張炎憲曾任陳水扁當局特任政務官“國史館館長”，“8年之間殫精竭思，深謀遠慮，堅持臺灣主體性，按部就班地將僻處山凹、與民間社會很少互動的全國最高史政機關改頭換面，成為貼近人民、重視本土、開放檔案的臺灣國史館”。他把政治權力發揮到極致，用“臺灣主體性”史觀竭力配合民進黨的“臺獨”政治運作。

　　鄭欽仁、陳芳明、張炎憲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倡導“臺灣主體性”史觀，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對李登輝政治操弄“臺灣主體性”的學術鋪墊與回應。正如“臺獨”學者薛化元評論張炎憲的臺灣史研究，就是“立足在他追求臺灣政治主體性的基本理念上。使臺灣成為主權獨立國家，是炎憲兄追求的理想”。可見，這種學術與政治的互動，正是“臺獨”史觀政治化的鮮明表征。

　　（三）曹永和的“臺灣島史”概念與“臺獨”史觀的學術化

　　臺灣島內臺灣史研究的史觀有一個從中國史觀到“臺獨”史觀轉變的過程，這個轉變的標志就是曹永和倡導的所謂“臺灣島史”概念。曹永和是著名的臺灣史研究專家，曾長期任職臺灣大學圖書館，即將退休之際開始兼任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人文社科中心）研究員和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并于78歲高齡獲選中研院院士。他的“臺灣島史”概念是“臺獨”史觀學術化的標志。

　　曹永和1990年接受中研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同事詹素娟、李季樺的訪談，首先提出“臺灣島史”概念。訪談文章《臺灣史研究的另一途徑：“臺灣島史”概念》（刊登于《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15期）提出：“我們應該將臺灣島做為研究主體，才能夠架構出結構性、總體性和全球性的臺灣史觀。”在這篇訪談文章及其后一系列文章和演講中，曹永和多次闡述這個理念，認為：“臺灣史要以怎樣的史觀，要放在怎樣的視角來解釋？對于將來的研究方向卻也值得思考。研究者雖各有史觀、史識、視角、領域等不同，但應擯去主觀的政治性神話，要有科學的、客觀的、學術的歷史事實作為探索的依據，卻是無二致的。我們應建立一門客觀的、科學的‘臺灣史學’，使國內各界，及國外的人士也樂于做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過去的臺灣史研究，比較注重政治層面。純就政治史的研究來說，側重政治變遷的考慮，自然是應有的前提；但是，對人民歷史的整體來說，只著眼在政治上觀察歷史活動，畢竟偏頗了些。如果臺灣史研究，能超越政治史的限制，跳脫國家單位的范圍，而朝人民的、區域的歷史去發展，相信會有助于研究境界的提升，顯露臺灣歷史的真實相貌。”概而言之，曹永和的“臺灣島史”概念主要有三個層面的意涵：一是臺灣史研究要以臺灣島作為一個獨立的歷史研究單位，并以臺灣島上的人群作為歷史研究的主體。他認為：“臺灣是一個獨立的歷史舞臺，從史前時代起，便有許多不同種族、語言、文化的人群在其中活動，他們所創造的歷史，都是這個島的歷史。”因此，他希望臺灣史研究要“站在人民的立場研究歷史、解釋歷史”，“以生息于臺灣島的人民為主題，來看臺灣的歷史”。二是臺灣史研究要立足于臺灣島的海島性格，向有別于中國大陸文化的“海洋文化”研究轉型。他認為：“在臺灣島的基本空間單位上，以島上人群作為研究主體，縱觀長時段以來臺灣透過海洋與外界建立的各種關系，及臺灣在不同時間段落的世界潮流、國際情勢內的位置與角色，才能一窺臺灣歷史的真面目。”在臺灣正向“海洋文化”轉型之時，“‘臺灣島史’的想法，或許有助于海洋文化基礎工作的建構”。三是臺灣史研究要超越泛政治化的“漢人中心主義”研究模式，轉向多元族群文化的研究取向。他認為：“臺灣史不是一部漢人四百年史。”臺灣史研究不能局限于漢人的觀點與政治變遷，而要“跳脫出學界目前泛政治化的解釋模式”，超越“過去的漢人中華沙文主義”，研究“多族群的臺灣島史”，以“建立臺灣新史學的基礎”。曹永和不時提到“臺灣島史”概念，但他的表述較為零碎、支離，實際上不成體系，就是并沒有系統闡述一個以“臺灣島史”概念為中心的臺灣史觀。盡管他的“臺灣島史”概念表述相當模糊，不過讀者還是能夠清楚地看出，曹永和的臺灣史觀已經從中國史觀轉向“臺獨”史觀，因為其“臺灣島史”概念要把“臺灣史”從“中國史”中剝離出來的意圖是非常清晰的。

　　至于曹永和的臺灣史觀為什么會在1990年代出現這么大的轉變呢？這主要是當時臺灣島內社會政治急劇變動在學術上的反映。曹永和2000年在其新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的“后記”中坦言：“從一九七九年《臺灣早期歷史研究》出版迄今，已經整整二十年。這二十年來，臺灣社會經歷了重大的變遷，我的研究觀點與治學方法也產生大幅的改變。因此，聯經今天所出版的《續集》，正是二十年來我在臺灣社會變遷與個人學術思考轉型下，對臺灣史研究成果的結集。架構第一本書的主要觀點，是以漢人開發臺灣的過程做為問題的核心。這意味著我當時的臺灣史研究，是將臺灣的歷史發展，置于漢人移動的脈絡下在進行。然而，二十年來本土化思潮不斷沖擊臺灣社會，置身于社會脈動中的歷史學者，也不得不對過往的研究觀點進行反思。我對臺灣史的研究，即在這種潮流下產生了重大的調整。我認為關心這片土地上的所有族群，遠比關心特定族群來得重要；因此，我的研究主體，由原本的特定族群調整為土地。凡是在這片土地上活動過的所有族群，都是我在研究上的終極關懷；基于這樣的想法，我認為歷史應該跟土地有所結合，所以，我提出了‘臺灣島史’概念，以此概念架構臺灣史研究的主體性。”后來在口述訪談中，曹永和說得更加簡明扼要：“我過去的研究，是以臺灣漢人開發的過程作為核心問題。然而臺灣解嚴以來，本土化的思潮沖擊臺灣社會，置身在社會脈動中的歷史學者，不得不對過去的研究觀點進行反思，也因此產生了重大的調整。我的研究主體，由原本的特定族群調整為土地，以及在這片土地上活動過的所有族群，所以我才提出‘臺灣島史’概念，來架構臺灣史研究的主體性。”顯然，曹永和提出“臺灣島史”概念是其研究史觀的重大調整，也是對當時臺灣島內社會政治變遷及本土化思潮的學術因應。曹永和提出“臺灣島史”概念從學術上架構“臺灣史研究的主體性”，正好與李登輝操弄在政治上“建構臺灣主體性”相呼應。1998年業已78歲高齡的曹永和當選中研院院士，雖然他說許倬云是關鍵人物，但首先是杜正勝打電話告知將推薦他為中研院人文組院士候選人，并請他準備材料。他自己揣測能夠當選院士的兩個原因第一個就是：“臺灣史研究當時漸受注目，臺灣史學者當選院士，已成為學界和社會輿論趨勢。”當時正是李登輝任期之內。曹永和在1999年還獲得第19屆“行政院文化獎章”，并因此受到李登輝的接見與合影留念，接受“總統李登輝的表揚”。從其親口自述的這些“榮光”，可見曹永和當時的學術取向正好與李登輝的“臺獨”政治合拍。

　　所謂“臺灣島史”概念的內涵沒有多少新東西，此前不少人有類似認知。比如，史明就號稱要寫“臺灣人民”的歷史，鄭欽仁也認為臺灣歷史的主體應該是臺灣的“人民”。周婉窈出版《臺灣歷史圖說》時，有記者問她是否受到曹永和“臺灣島史”概念的影響，她堅定地表示沒有，并認為這只是巧合。她進而解釋說：“不過，與其說是巧合，毋寧說是立足于臺灣，以臺灣為主體，思考臺灣歷史的必然結果吧。”可以說，這個概念只不過是“臺獨”史觀的一個基本觀念，只是由于曹永和在臺灣史研究學界影響巨大，而成為他的一個學術創見的標志了。正如周婉窈所說：“數十年來，臺灣史研究籠罩在中華民族主義解釋框架下，曹永和先生提出‘臺灣島史’的概念，是很大的突破……我們不能夸大曹先生這個主張的影響。雖然如此，曹先生提出‘臺灣島史’的概念，是戰后以來，對臺灣史研究可能開辟的新路徑，講得最清楚明白的，具有界碑性的意義。也就是說，他立下了一個清楚的界碑（landmark），標示了臺灣史研究的一個新方向、新天地。”曹永和的“臺灣島史”概念提出后，在李登輝時期政治操弄“建構臺灣主體性”與陳水扁當局推行“去中國化”的“文化臺獨”政策推動下，迅速在臺灣史研究學術界占據主流地位。曹永和三子曹昌平回憶說：“他認為他一向擅長的‘臺灣島史’的研究，在這幾年臺灣民主開放過程中已逐漸被中央重視，不論在學校、學術上已漸成氣候，研究方向也漸漸由早期漢人自中國移民到臺灣的研究擴大到更宏觀的研究，不再只是臺灣史、原住民史的研究，而這些方向已成為國內一般研究臺灣史的重點。”

　　近年來，張隆志在編輯《島史的求索》一書時，又概括出“臺灣中心觀史學”。他自稱受美國史家柯文（Paul A. Cohen）“中國中心觀”影響提出“臺灣中心觀點”，以區別于“之前的中國地方史、日本殖民地史、西方區域研究，以及本土反對運動論述等研究傳統”。他認為，“臺灣中心觀史學”在方法論上有四個特征：一是在研究對象方面，“從土地與人民的觀點出發，強調島嶼的歷史特殊性與文化主體性”。二是在空間范疇方面，“不再僅以中國地方史和移民開發史為主要問題意識，更重視臺灣內部自然與人文景觀的差異，以及臺灣與東南亞、中國大陸與大洋洲等地區的網絡與交流”。三是在歷史分期方面，“檢討過去以中國民族主義史觀及政治性斷代分期，以多語文史料重新發掘荷西時期和日治時期史實，并從長時段的觀點理解臺灣社會形構及歷史特色”。四是在歷史敘事架構及書寫再現方面，“也從過去以統治政權和優勢族群為主的政治史及開發史論述，轉變為以土地和人民為主的社會文化史書寫”。這是臺灣島內新一代臺灣史研究者對曹永和“臺灣島史”概念的學術推衍，也是曹永和“臺灣島史”概念在臺灣史學界的學術延伸。

　　（四）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與“臺獨”史觀的社會化

　　臺灣島內“臺獨”史觀向社會滲透的主要途徑，是通過歷史課程教改的方式向青少年進行“去中國化”的“洗腦”教育。其中，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是一個關鍵。這個所謂同心圓史觀既是一種歷史觀，也是一種歷史教改方案。杜正勝利用在李登輝、陳水扁當政時期參與和主持教改的職務之便，用同心圓史觀主導歷史教材編纂與課綱教改，把“臺獨”史觀直接滲透到中小學歷史教科書，嚴重影響了臺灣青少年的歷史觀教育。

　　杜正勝是著名的中國上古史研究專家，并以此走了一條典型的“學而優則仕”的升遷之路。在李登輝時期，杜正勝以中研院院士、史語所所長身份兼任臺灣當局教育部門學術審議委員會委員、顧問及“國立編譯館”之“國民中學認識臺灣（社會篇）教科書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高級中學歷史教科書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在陳水扁時期，杜正勝又出任特任政務官故宮博物院院長和教育部門負責人。作為專業的歷史學者，杜正勝的歷史觀有一個從中國史觀清晰地向“臺獨”史觀轉變的過程：“（二十世紀）七〇年代以前（包括七〇年代）的杜正勝，有很強烈的大中國意識，對中國懷有極大的憧憬；八〇年代開始，因常有機會出國研究或參加學術研討會，在海外和中國學者有了實際的接觸之后，開始反思、修正自己的大中國意識；直到九〇年代，他經常出入中國，對中國社會真實面貌和人民的生活有了真實體驗之后，徹底的反省修正，提出了同心圓史觀，從大中國意識，轉變為臺灣主體意識。”這里所謂從“大中國意識”轉變為“臺灣主體意識”，就是從中國史觀轉變為“臺獨”史觀。這個轉變的完成正是以提出同心圓史觀來具體落實的。

　　杜正勝在1990年代中期從歷史教育改革的角度提出同心圓史觀。他說：“這個新史觀即是我提出的‘同心圓’歷史架構，簡單地說，以臺灣做中心，一圈圈往外認識世界，認識歷史。這是一種新世界觀，也是一種新歷史觀。這個新歷史觀是我對歷史研究與教育的初步綱領，也是我思考臺灣現實處境和未來走向而提出的方針。”杜正勝在闡述同心圓史觀的教改方案時認為，要“揚棄過去四十多年以中國史為主體的歷史教育，改以臺灣為核心，首先明白宣示同心圓的歷史課程設計，從小學到大學大約十至十二年的一貫規劃。第一圈是鄉土史（縣市或臺灣北、中、西、南、東地區），第二圈是臺灣史（含閩粵東南沿海），第三圈是中國史，第四圈是亞洲史（含西太平洋），第五圈是世界史。小學中低年級無歷史的課名，但第一圈的歷史內容可以放在適當的課目中，高年級的重心則放在第一和第二圈，國中大概是二、三圈，高中二、三、四圈，大學則是三、四、五圈。此一規劃是依同心圓方式，由內到外，從鄉土史、臺灣史、中國史、亞洲史到世界史，循序漸進……我希望在這種架構中，世界史擺脫歐美觀點，站在全人類的角度；亞洲史避免大漢沙文主義的心態，探求亞洲眾民族的互惠互利；中國史揚棄一元價值觀，呈現復雜的文化面貌；臺灣史則避免統獨意識形態的困擾，以悲憫回顧過去，以樂觀展望未來。”無論文辭如何修飾，實際上這個新史觀的核心是臺灣，其根本目的是要破除中國史觀，建立所謂“臺灣主體性”。他說：“作為一位歷史學者，深知過去那套以中國為主體的史觀有可能成為臺灣的‘緊箍咒’，非打破不足以生存。”杜正勝建構的同心圓史觀不再以中國的角度來看臺灣，而是以臺灣為圓心和主體去看中國和世界，其實質就是一種“臺獨”史觀。

　　杜正勝有多次機會用同心圓史觀把“臺獨”理念滲透到社會層面。在李登輝時期，杜正勝主持編寫初中教材《認識臺灣（社會篇）》便宣揚臺灣“主體”和“臺灣意識”，認為：“民國三十八年以后，中華民國有效統治地區是臺、澎、金、馬……以臺澎金馬為主體加入多種世界經濟組織，臺、澎、金、馬成為一個實質上的命運共同體，國際上逐漸習稱為‘臺灣’。”又說：“臺灣是由多族群所構成的社會。這種多元族群的現象，加上文化的潛移默化和政治的客觀環境，凝結成‘臺灣意識’。”在陳水扁第一個任期內，杜正勝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時主辦過一次“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臺灣、荷蘭與東亞”特展。他親自撰寫特展導覽手冊，寫道：“臺灣的歷史現實則是十七世紀開始時，仍是以原住民為主的史前社會，因荷蘭、明鄭和滿清三次外來政權促成大量中國移民，到十八世紀，臺灣的人口結構已經發生巨大的改變，漢人成為主要人口，平埔族乃逐漸消失在漢人的人海中……十七世紀給我們的啟示是——臺灣不能孤立或被孤立，臺灣不能喪失主體性，臺灣無法切斷與中國的關系，但不能淪為邊陲，臺灣要在更大的世界網絡中尋找自己的前途和位置。”有人認為，這個特展，“從‘同心圓史觀’出發，以臺灣為主體，敘述十七世紀時發生在臺灣的故事，脫離了大中國的框架，這對當時的故宮而言，可真是破天荒的轉變，未曾有過的嘗試。”杜正勝在陳水扁第二個任期內出任教育部門負責人時提出四大教育施政主軸，最核心的主軸就是“建立臺灣主體性”，因此被稱為“臺灣主體教育”。“杜正勝有強烈而堅定的臺灣主體意識，而且史無前例地將‘臺灣主體性’列入教育施政主軸，成為臺灣本土派的精神支柱和指標性人物……因為將臺灣主體性列入施政主軸，所以在他任內定案的高中‘九五暫綱’和‘九八課綱’，落實了他的同心圓史觀，確立了臺灣主體意識教育。即使馬政府執政將近八年以來，所調整的‘一〇一課綱’和‘一〇三課綱’，仍舊依循‘九五暫綱’和‘九八課綱’的同心圓史觀架構，臺灣史獨立成冊，先讀臺灣史，再讀中國史，最后是世界史。”杜正勝的教育施政完成了從“大中國教育思維”到“臺灣主體意識教育”的根本性轉變，使“臺灣主體意識教育”逐漸成為臺灣的社會思潮，以及臺灣教育的主流。論者評論道：“杜正勝的教育施政，第一個重大的影響，就是確立了‘臺灣主體意識’的教育走向，這在臺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的影響和意義。杜正勝從一九九〇年代提出同心圓史觀之后，就一直鼓吹臺灣主體意識的教育，直到他二〇〇四年接掌教育部之后，將‘建立臺灣主體性’列入四大施政主軸，而且是四大主軸的核心，經過四年的推動，臺灣主體意識已經生根確立……現在在臺灣，提起臺灣主體意識，大家的感覺就像呼吸空氣一樣。”杜正勝利用主導臺灣歷史課綱修訂與教科書編纂的機會，通過學校教育的方式，把“臺獨”史觀直接灌輸給臺灣青少年學生，從而形成普遍社會化的所謂“天然獨”世代。

　　三、“臺獨”史觀的社會政治影響與應對之策

　　在臺海兩岸長期分隔的歷史過程中，總有一些分裂勢力在或暗或明地活動，這便是“臺獨”史觀產生與存在的溫床。“臺獨”史觀伴隨著“臺獨”運動產生，又對“臺獨”分裂活動推波助瀾，并通過政治化、學術化、社會化三個途徑的滲透，直接影響了臺灣島內社會政治生態。如何應對和消除“臺獨”史觀的惡劣影響，爭奪臺灣歷史解釋的學術話語權，是學界亟待思考的一個緊迫議題。

　　（一）“臺獨”史觀的基本內涵與特點及其社會政治影響

　　“臺獨”史觀形形色色，有各種表現形態。大體而言，史明、王育德的“臺灣民族”論，鄭欽仁、陳芳明、張炎憲的“臺灣主體性”史觀，曹永和的“臺灣島史”概念，以及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等最有代表性。這些“臺獨”史觀，最根本的核心理念就是切斷臺灣與大陸的歷史聯系，使臺灣獨立于中國之外，把臺灣歷史與中國歷史割裂開來，甚至把臺灣歷史與中國歷史對立起來，把中國史看作外國史，把歷代在臺灣統治的明鄭政權、清朝政府與國民黨政權看作與荷蘭、西班牙、日本殖民者一樣的外國政權，其政治企圖都是要把臺灣從中國分離出去，是典型的分離主義史觀。

　　具體而言，“臺獨”史觀的基本內涵可概括為如下四個方面：一是虛構所謂“臺灣民族”。史明、王育德的“臺獨”史觀的核心觀點是虛構一個與中華民族不同的“臺灣民族”，從而把“臺灣人”與“中國人”分開，認為“臺灣人”不是“中國人”，妄圖從血緣上切斷臺灣與中國的聯系。事實上，虛構的“臺灣民族”終究是一個虛幻的概念。因此，史明、王育德之后的“臺獨”史觀論者便較少使用“臺灣民族”的概念，但是那些強調“原住民”為臺灣真正主人的“原民史觀”與“南島語族”論者，又不過是虛妄的“臺灣民族”論的借尸還魂式的翻版。二是割裂臺灣歷史與中國歷史的關系。一種看似高明而試圖瞞天過海的說法是，從強調世界史視角否認臺灣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如楊碧川說：“研究臺灣史必須以世界性的眼光來看，從整個人類文明發展來看，不可局限于蕞茸（爾）小島的時空下，更重要的是，不可自為掉入漢族文化中心主義的泥沼里。臺灣是世界的臺灣，臺灣史就是全世界人民歷史發展的一部分。”陳芳明認為：“要解釋臺灣歷史，并不能只把臺灣放在中國史的脈絡里，而必須進一步放在世界史的觀點來探討。從世界史的觀點來考察，就很清楚顯示出臺灣社會的殖民地性格。掌握了這個性格，才能夠理解臺灣人民在荷蘭、鄭氏、滿清、日本、戰后的各個歷史階段中，為什么會持續不斷進行抗爭運動的原因。”用所謂“世界性”來稀釋、淡化臺灣歷史的“中國性”特征，是某些“臺獨”史觀論者的障眼法。三是抹黑中國是“外來政權”。臺灣曾經遭受過荷蘭、西班牙、日本的殖民侵略，是歷史事實。但“臺獨”史觀論者有意把明鄭、清朝、國民黨當局與外來侵略者荷蘭、西班牙、日本混為一談，都看作“外來征服者”或“外來統治者”，進而強調臺灣歷史的“殖民地性格”，以制造臺灣與中國的對立。如楊碧川說：“從荷蘭人，鄭氏王朝，清朝到日本人，臺灣人歷經300多年一個又換一個的外來征服者，從未自己當家作主過。”“臺灣的歷史就是一部外來統治者的征服史，也同時是漢族、平埔仔、高砂族的反抗與受難的歷史。”張炎憲認為：“臺灣，自從有歷史記載之后，都由外來政權統治。”四是建構獨立于中國之外的“臺灣主體性”。從史明、王育德的“臺灣民族”論特別強調“臺灣意識”（實際上就是“‘臺獨’意識”），到鄭欽仁、陳芳明、張炎憲的“臺灣主體性”史觀，“臺獨”思想可謂一脈相承。曹永和的“臺灣島史”概念強調“將臺灣島作為研究主體”，以“架構出結構性、總體性、全球性的臺灣史觀”。杜正勝在臺灣史學“從中國中心轉為臺灣主體”的背景下提出同心圓史觀，企圖“扭轉‘中國主體，臺灣府屬’的認識方式”，解構“以中國史為主體的臺灣史學”，“突破長久以來臺灣史學社群以中國史為主體的習慣與束縛，從臺灣的經驗重新理解中國歷史”。“臺獨”史觀論者建構所謂“臺灣主體性”，就是要解構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中國史觀”，建構獨立于中國歷史之外的臺灣史。

　　“臺獨”史觀的基本特點是“親美”“媚日”和“去中國化”。“挾洋謀獨”是“臺獨”政客的慣技，也是“臺獨”史觀論者立論的基點。史明宣稱：“臺灣、臺灣人為了獨立，達成‘出頭天做主人’的建國目標，必須與友邦建立深厚、親善、信實的關系。臺灣的主權獨立與建設臺灣共和國的崇高目標，與美國、日本的國家利益互不沖突（從國家安全或是民主主義的原則來看），不但如此，而且是一致的。對日本而言，臺灣是日本通到東南亞地域的交通要道，也是能源運送路線（日本從中東運來的石油占其總能源的60%）。對美國而言，臺灣是美國的‘亞太戰略防線’上的重要一環。故與美、日在國際外交上，臺灣要好好維持最高的友善和信任，這從臺灣來說，當然是構成為防止中國大國主義并吞臺灣的堅強‘屏障’（萬不可如過去那般，為了臺灣島內的政治斗爭，而來惡用對美、日的外交關系，以致引起友邦的信任危機）。我們在國際上，要宣布與實行‘臺灣保衛臺灣’，然后為了臺灣的生存與獨立，要與美、日等友邦取得緊密的連系，合作無間，這是不可或缺的要事。”旅美“臺獨”人士盧主義認為：“我對中國人非常不信任，絕對不可能與中國人站在一起，不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一樣，唯有靠自己再加上美國人的支持，才是正確的方向。”“臺獨”史觀尤其與“皇民”史觀糾纏不清，持“臺獨”史觀論者多有“皇民”情結，不少人有留日經歷，如史明、王育德、鄭欽仁、張炎憲等都在日本獲得學位。鄭欽仁在訪談錄開頭便美化其在日據時期對日本軍人的觀感：“每到黃昏時，日本軍隊都自新竹機場出來，給人的感覺相當地好，服裝整齊，也非常地有紀律，特別是海軍還有佩劍，每個軍人看起來都相當地瀟灑，精神抖擻……總而言之，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日本軍人都是很好的，從來沒有聽過日本軍人和人民有過什么糾紛。”曹永和也出生在日據時期，曾自述深受“臺北帝國大學”日籍學者的學術影響，并成為巖生成一的門生，“因此，在學術的脈絡上，我也可以算是繼承了臺北帝大史學科的學統”。他甚至認為：“由于生長的環境，我自孩童至青年，無論讀書、學習、思考、表達，均以日文為主，因此我對中文的落筆撰寫較為遲慢。”對清代臺灣史與日據臺灣史的扭曲評價，充分體現了“臺獨”史觀論者“媚日”的“皇民史觀”。王育德的《苦悶的臺灣》在清朝時代這一章的主標題是“血汗的累積”，認為：“清朝兩百余年的統治，實際上就是對移民叛亂的鎮壓和漫無計劃的撫綏工作的歷史。”在他的筆下，清代臺灣史就是一部臺灣人的血淚史。在日據時代這一章的主標題是“近代化的漩渦中”，他認為日本給臺灣帶來了資本主義，促進了近代化：“日本在整整五十一年的時間內孜孜經營，把臺灣建設成幾乎十全十美的資本主義殖民地。”“臺獨”史觀論者極力美化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其所謂臺灣的近代化起源于日據時期，完全抹殺清朝洋務運動對臺灣近代化的貢獻，是數典忘祖的無稽之談。

　　“臺獨”史觀的政治影響惡劣。李登輝1999年7月9日在接受“德國之聲”采訪時宣稱，臺灣當局已將兩岸關系定位為“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系”。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予以嚴正駁斥：“李登輝公然將兩岸關系定位為‘國與國關系’，是其在分裂國家的道路上邁出的極為危險的一步，是對國際社會公認的一個中國原則的徹底否定和嚴重挑釁，進一步暴露了他蓄意分裂中國領土和主權，企圖把臺灣從中國分割出去的政治本質。這再次證明，李登輝過去一再表示的‘不會也沒有必要采取臺獨路線’，‘沒有放棄追求未來統一的目標’的說法，完全是對臺灣同胞的欺騙和對國際輿論的愚弄。”陳水扁2002年8月3日在日本東京舉行的世界臺灣同鄉會聯合會第二十九屆年會發表電視講話，宣稱“臺灣跟對岸中國一邊一國”，鼓吹要用“公民投票”方式決定“臺灣的前途、命運和現狀”。國臺辦發言人嚴正指出：“陳水扁的這些言論與李登輝‘兩國論’如出一轍，充分暴露了他頑固堅持‘臺獨’立場的真面目，是對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公然挑釁，也是對國際社會公認的一個中國原則的公然挑釁，必將對兩岸關系造成嚴重的破壞，影響亞太地區的穩定與和平。”蔡英文2016年5月20日就職演說明確宣布要“重建原民史觀”，表示“不敢忘記，這個島上先來后到的順序”。所謂“原民史觀”，強調“先來后到”，打著“先來”的“原民”旗號，排斥“后到”的國民黨，就是把1949年從大陸敗退臺灣的國民黨排在最后的序列，意圖排除國民黨在臺的“合法性”，從而切割臺灣與中國大陸的關系，其實質無疑是一種變相的“臺獨”史觀。正如臺灣島內正義的歷史學者所評判：“這是一套比李登輝‘外來政權史觀’更升級，欲與大陸脫鉤以建立‘臺灣主體性’的分離主義史觀。”民進黨國際部主任兼蔡英文競選辦公室發言人林靜儀2020年1月2日在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宣稱“主張統一是叛國的，不能允許”，并且聲稱“兩岸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國家”。在臺灣島內“大選”前夕，民進黨再次炒作“兩國論”，并公然叫囂“主張統一是叛國的”，不無為選舉考量的圖謀，同時也毫不掩飾地說出了蔡英文的心里話，這“已經不是‘兩國論’的翻版，而是加強版”。蔡英文2021年在“雙十”講話中首次提及兩岸“互不隸屬”。國臺辦發言人嚴正指出“這篇‘講話’鼓吹‘臺獨’、煽動對立，割裂歷史、扭曲事實，以所謂‘共識、團結’為幌子圖謀綁架臺灣民意，勾連外部勢力，為其謀‘獨’挑釁張目”；并揭穿其實質：“所謂‘互不隸屬’就是赤裸裸的販賣‘兩國論’。無論企圖怎樣包裝‘臺獨’分裂主張，都不能掩蓋其分裂國家的邪惡用心。”從李登輝的“特殊的國與國關系”、陳水扁的“一邊一國”，到蔡英文的“原民史觀”與一再翻炒“兩國論”，都是“臺獨”史觀在臺灣島內政治日趨“獨化”的反映。

　　“臺獨”史觀的社會影響是通過教改與歷史教育對臺灣島內社會層面無處不在的滲透，使民眾尤其是青少年學生日趨“獨化”。“臺獨”史觀教育始于李登輝1990年代中期的教改，初中教科書“認識臺灣”的編纂就是杜正勝同心圓史觀的最初實踐。陳水扁時期杜正勝制定高中‘九五暫綱’和‘九八課綱’，歷史課分為平行并列的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進一步落實了同心圓史觀。馬英九在任期內試圖進行課綱“微調”，遭到綠營人士強烈抵抗而舉步維艱，表明“臺獨”史觀在臺灣社會業已根深蒂固。蔡英文上臺后廢除馬英九的課綱“微調”，修改歷史課綱，把高中歷史修改為臺灣史、東亞史、世界史，直接用“東亞史”取代“中國史”，意圖徹底割斷與中國歷史的聯系，是一個“斬草除根去中國化”的歷史課綱。這樣的歷史教育，使臺灣青少年深受其害。2014年臺灣青年學生反服貿運動中，蔡英文創造出“天然獨”名詞。她說：“隨著臺灣民主化，臺灣已建構深厚的‘臺灣意識’，這個認同臺灣、堅持獨立自主的價值，已變成年輕世代的‘天然成分’。”這個所謂“天然獨”就是“臺獨”史觀教育出來的“人造獨”。李登輝在2015年初與臺灣島內大學生進行世代對談，聲稱“臺灣要‘獨立’還要十年左右”。李登輝所謂“還要十年左右”的如意盤算，正是指“臺獨”史觀教育從1990年代中期算起，到2020年代中期，將經過30年即一個世代的“洗腦”教育，人為地造就整整一代人的“天然獨”。多年來的“臺獨”史觀歷史教育，其危害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現有三：一是嚴重扭曲了臺灣青少年的歷史觀、價值觀。2016年12月，臺灣新竹光復中學某班級學生在負責歷史教學的導師率領下，集體身著“納粹”黨衛軍軍裝，高舉“納粹卍字旗”參加校慶活動，并將照片發布在臉書上而不以為恥。有評論認為：“整個事件暴露的不僅僅是臺灣歷史教育的失敗，以及教育行政人員的失職，更值得深究的是充斥在當前臺灣歷史教科書中，導致青年學生產生價值混淆的歷史相對主義，以及背后所隱藏的政治危機。”二是嚴重傷害了臺灣青少年對兩岸關系的認知。“‘臺獨’勢力把青年人作為‘臺獨’突破點，大肆推行以‘去中國化’為核心的‘本土化教育’，扭曲了臺灣青年對國族的認同，并進一步加劇青年對于臺灣歷史的混淆和失范的狀態。與此同時，島內分裂勢力一直試圖從歷史觀、文化觀、民族觀等各個方面割斷兩岸的歷史聯系、內在的精神聯系與民族認同，淡化中國文化對臺灣民眾的影響，培植所謂臺灣主體意識。在這種教育影響下，臺灣青年無法客觀認識大陸，嚴重影響兩岸交流中的客觀認知。”三是直接毀壞了臺灣青少年的未來。長期以來，臺灣“獨派”深諳“洗腦”教育是宣揚“臺獨”史觀最便捷的方式，不遺余力地操縱“臺獨”歷史教育。他們迫使教育服務于政治，企圖打造“臺獨”社會基礎。島內的所謂臺灣“本土意識”日漸增強，一批“人造獨”被培養出來，成為“臺獨”意識形態的追捧者，甘為民進黨票源。事實上，這些臺灣青少年成為了“臺獨”勢力的“政治工具”。“島內‘臺獨’勢力卻忙著將政治黑手伸入校園，罔顧專業地以政治肆意凌駕教育；長此以往，將毀掉臺灣青年的競爭價值，使他們只能困守島內，失去世界競爭力，最終將造成臺灣未來的人才浩劫。”值得警惕的是，“臺獨”史觀教育的危害無窮，不僅會毀掉臺灣青少年的未來，更將毀掉整個臺灣的未來。

　　（二）破與立：應對“臺獨”史觀相向而行的兩條路徑

　　隨著社會政治的日益“獨化”，“臺獨”史觀日漸成為臺灣島內臺灣史研究學界的主流學術話語。如何應對“臺獨”史觀的泛濫，關乎臺灣歷史解釋學術話語權，以下“破”與“立”的兩個方面是相向而行的兩條路徑。

　　一方面，剖析“臺獨”史觀的學理謬誤，揭露“臺獨”史觀的社會政治危害。

　　“臺獨”史觀論者試圖跳脫中國歷史的框架建構臺灣歷史的“主體性”，這種數典忘祖式的理論建構往往會捉襟見肘，漏洞百出，或虛構歷史，或歪曲歷史，或篡改歷史，都不能有一個堅實的史實基礎，但通過專業學者的學術包裝與販賣，也頗能蠱惑民眾，貽害社會。這同樣需要專業學者從學理上厘清與辨正，以正本清源。學界在這方面的工作很多，主要有以下一些實例：

　　一是對史明“臺獨”史觀的批判。史明“臺獨”史觀的代表作是《臺灣人四百年史》。作為“臺獨”活動家，史明撰寫此書，是為其“臺獨”運動制造理論，并尋找歷史依據。臺灣學者認為“史明的理論有著太多的漏洞”，“它是一本運動性的書，它要展現所謂臺灣獨立、臺灣人意識、臺灣民族論的運動性的書”。這本書雖然不是嚴肅的學術著作，但其虛構的“臺灣民族”論奠定了“臺獨”史觀的基礎，對臺灣島內外的“臺獨”運動有著惡劣的推波助瀾的影響。為肅清這種帶有極端偏見、任意剪裁史料的政治宣傳品的惡劣影響，國臺辦曾組織臺灣史研究的專家學者撰文批駁，并在臺灣出版《史明臺灣史論的虛構》一書。該書不但從學理上批判了史明虛構的所謂“臺灣民族”論、“臺灣人意識”論、“臺灣漢人”與“大陸漢人”區分論、“反唐山”論、“臺灣獨立建國”論、“荷據以來臺灣和中國大陸屬于不同的經濟圈”論、明鄭與清及民國時期臺灣是中國的“殖民地”論、日據時期“臺灣近代化（資本主義化）”論、戰后臺灣“（美蔣）雙重殖民地性經濟”論和“（中國—臺灣）民族矛盾”論等諸多謬論，而且從政治上揭穿了史明“臺獨”史觀的反動本質，揭露其“以偽托的歷史唯物論，欺世盜名，為反民族、反華、反統一的逆流服務；為反共和當代新帝國主義‘拆散中國’的陰謀服務”的反動面目。史明不是嚴肅的學者，更不是合格的歷史學家，其編撰《臺灣人四百年史》有著明顯的為“臺獨”政治服務的目的。他“缺乏歷史研究的功力，而又預設立場，硬把臺灣歷史塞進‘臺獨’的理論框架之中”，“書中除了太多的‘剪刀和漿糊’的痕跡之外，只要作者有些隨意發揮，就不免在史實上出錯”。史明不但歷史知識貧乏，而且嚴重違反歷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其史學著作缺乏可靠的史實基礎，只是為“臺獨”政治服務的工具。正如論者指出：“史明在《臺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序中曾大言不慚地標榜該書是站在臺灣勞苦大眾的立場上，是以史實（文獻、傳說、佚聞等）為根據的。不過史明所謂的‘根據史實’，實際上是漠視史實、歪曲史實、篡改史實……其目的是想用來欺騙那些對臺灣歷史不了解、或了解不多的人，挑撥、離間、破壞臺灣人民與大陸人民之間的民族感情，人為地炮制‘臺灣歷史上是中國殖民地’的假象，進而達到其販售臺獨謬論，分裂中國領土的罪惡目的。”更有論者認為：“史明的《臺灣人四百年史》并不是一部合格的史學著作，它不是從大量的原始資料出發，經過周密的分析，得出結論，而是先有固定的政治框框，再回過頭去找證明，文中不時出現削足適履、張冠李戴等等歪曲歷史的現象，這是史學論著所不允許的。他的許多所謂的新觀點，根本就缺少可信的史實依據。這說明，臺獨理論的歷史基礎，是多么的貧乏和不可靠。”確實，史明以虛構的史實構建的“臺獨”史觀無異于沙灘筑塔，根基不牢，建立在這種“臺獨”史觀基礎上的“臺獨”理論或許能蠱惑一時，但終歸會不攻自破，在歷史潮流中無所遁形。

　　二是對《認識臺灣》教科書“去中國化”取向的批駁。李登輝時期政治操弄“臺灣主體性”建構，為推行其所謂“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獨臺”政策，于1997年編輯出版初中教科書《認識臺灣》（歷史篇、社會篇、地理篇），初步實踐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其“去中國化”取向非常明顯。臺灣島內有識之士對于這種“臺獨化教材”表示強烈抗議，痛斥其“名為《認識臺灣》，實為‘認識臺獨’”，堅決主張“反對媚日教材，拒絕臺獨教育”。大陸學界也對此動向保持高度警惕，并從學理上進行嚴肅批駁。彭維學撰文剖析李登輝當局推出《認識臺灣》教科書的政治目的，明確指出這是其推行“獨臺”政策的重要步驟。“教科書宣揚‘脫中國化意識’，鼓吹‘臺灣主體意識’，美化日本在臺灣的血腥殖民統治，主要目的就是圖謀通過有計劃、有目的地在教育領域推動‘意識形態臺灣化’，使臺灣青少年擺脫中華文化影響，培育以‘中華民國在臺灣’為核心的‘歷史觀、文化觀、民族觀與國家觀’，為推行‘兩個中國’、‘一中一臺’或‘臺獨’奠定歷史、文化、心理與‘外交’基礎。”九洲圖書出版社1999年出版《〈認識臺灣〉教科書評析》一書，匯編陳孔立等學者相關文章15篇，不僅揭露其“政治干預”的背景，批判其肆意抹殺與篡改史實的手法，而且還駁斥了所謂清政府對臺灣“原住民”采用“放任”與“鎮壓”政策、鄭氏政權為“延平王國”、“臺灣原住民都屬于南島民族”、臺灣“多元文化”論、日據時期臺灣“工業化”與“經濟發展”論等等有關臺灣史研究的種種理論謬誤。論者尖銳地指出，《認識臺灣》教科書“實際上是以‘本土化’之名，行‘去中國化’和‘親日本化’之實”，“是蓄意為宣揚分裂祖國制造歷史依據”，其“圖謀制造臺灣是‘獨立’于中國之外的另一個國家的行徑”，充分體現了“地道的臺獨思想”。稍后，針對臺灣“去中國化”的思潮與文化動向，陳孔立專門撰文分析其“理論”與實踐，并以“臺獨”人士的言論來揭示這種文化動向的實質“是一種政治動向，其目的是通過文化上的‘去中國化’達到在政治上從中國分裂出去的目的”。此后臺灣島內各種課改與教科書問題爭議，基本上都不出該文論斷范圍之內。

　　三是對臺灣高中歷史課綱及教科書“去中國化”取向的持續批駁。陳水扁第二任期于2004年底公布《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草案》（簡稱《綱要草案》），再一次引起教科書問題的爭議。張海鵬著重批評臺灣史課綱體現的“臺獨”史觀問題，認為：“在臺灣史課綱中，把全部臺灣史分成四個單元，其中把史前到19世紀稱為‘早期臺灣史’，把20世紀前半稱為‘日本統治時期’，把20世紀后半稱為‘戰后的臺灣’（含兩個單元）。在第一單元中，把清代在臺灣的統治和經營一筆抹掉，1885年的臺灣建省也一字不提。這樣來講臺灣史，臺灣的主體性是有了，但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歷史事實就一筆抹煞了。用這種‘臺獨’史觀來教育青年學生，來影響臺灣史教學與研究，其‘去中國化’的用心不是昭然若揭嗎！”陳動、陳孔立則重點揭露這個《綱要草案》“去中國化”的政治目的，指出其將《舊金山和約》及所謂《中日和約》引入教科書，否認《開羅宣言》的法律效力，有意割斷臺灣與中國的關系，極力掩蓋和否定臺灣主權屬于中國的事實，其政治目的是先強調臺灣“主權未定”，從而為“臺灣主權獨立”制造輿論。李理對《綱要草案》及依此編寫的各種版本教科書進行專題研究，揭示該綱要及相關教科書鮮明的“去中國化”特點，指出該《綱要草案》“是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在某些具有極強臺獨意識領導者執政的條件下，在社會重大紛爭中匆忙產生出來的，故其內容具有明顯的‘去中國化’、美化日本殖民統治及淡化‘中華民國’存在的特點”。蔡英文時期又進一步修改課綱與教科書，實行所謂12年“國教”歷史課綱草案，把高中歷史課程中的“中國史”去掉，換成“東亞史”，完全切斷對中國歷史的連結，使臺灣的歷史教育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去中國化”的“臺獨”史觀。“民進黨已經撕掉了中國史獨立出來的這塊‘遮羞布’，變成赤裸裸地以‘臺獨史觀’來完整改造臺灣下一代對臺灣的自我認知，‘文化臺獨’走到這一地步，邏輯上已經完成了所有鋪排，剩下來的只有實踐問題了。”2018年12月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舉辦“‘臺獨’‘去中國化’歷史教育批判”座談會，邀請海峽兩岸學者對民進黨當局“臺獨”政策以及“臺獨”歷史教科書和新歷史課綱的謬誤進行了嚴肅的學理批判，清晰地梳理了“臺獨”史觀的來龍去脈和“去中國化”歷史教育的危害，并提出了防止“文化臺獨”的一些措施。有鑒于民進黨當局多年來有意通過歷史教科書宣傳錯誤的“臺獨”史觀，進而扭曲臺灣青少年的歷史認知和國家認同，《臺灣歷史研究》2022年第2期特設“臺灣地區歷史教科書研究”專欄，刊登朱漢國、陳忠純兩篇文章，分別從不同視角，深入剖析了臺灣地區歷史教科書中存在的“去中國化”問題及其危害，并呼吁臺灣有良知的史學工作者，應在一個中國立場上正確編寫歷史教材。

　　四是其他有關“臺獨”史觀的批駁。在進行科學的臺灣史觀理論建構和積極探索臺灣史研究理論方法的同時，大陸學者還有針對性地從學理上批駁“臺獨”史觀。李細珠、程朝云、汪小平曾在《團結報》發表一組筆談文章3篇，分別批駁了“臺獨”論者所謂“原民史觀”“殖民統治有功論”“臺灣地位未定論”的謬誤。隨后，程朝云又撰文對“殖民統治有益論”進行深入辨析與厘清，指出這個影響日據時期臺灣經濟史研究的錯誤史觀，片面夸大日據時期臺灣經濟發展的成效，就是認為殖民統治為臺灣帶來了近代化，并將戰后臺灣經濟發展歸功于日本殖民遺產。“殖民統治有益論”對殖民地經濟的本質屬性缺乏了解或視而不見，并在觀察日據時期臺灣經濟發展的“前因”時，僅關注歷史的斷裂，忽視歷史的延續，而在討論其“后果”也就是對戰后臺灣經濟發展的影響時，又強調延續，淡化斷裂，從而夸大了日據時期經濟發展對臺灣近代化的意義。李細珠也撰文進一步剖析蔡英文當局“原民史觀”的學理謬誤與現實困境，指出蔡當局宣揚所謂“先來后到”的“原民史觀”，其政治目的在于借所謂“轉型正義”，打著“先來”的“原民”旗號，排斥“后到”的國民黨，就是把1949年從大陸敗退臺灣的國民黨排在最后的序列，意圖排除國民黨在臺的合法性，從而切割臺灣與中國大陸的關系，其實質無疑是一種變相的“臺獨”史觀。所謂“原民史觀”不僅在理論上漏洞百出，既是反邏輯的，也是反歷史的；而且那些高呼“原民史觀”的政客其實都并不是“原民”，甚至也并不尊重“原民”，因而在現實中必然陷于困境。陳支平、劉慧欽撰文批駁所謂“臺灣南島語族原鄉論”，指出“臺獨”勢力把臺灣的先民及其文化定義為“南島語族”，既缺乏科學與學術的依據，同時也有悖于文化邏輯的常理性，是本末倒置。“南島語族”問題本是純粹的學術探討，但“臺獨”勢力通過極力渲染臺灣為“南島語族”的核心區域，預設“臺灣先民是南島語族”的這一前提，歪曲利用學術界的研究成果，費盡心思“去中國化”，企圖構建“臺獨”史觀。對于“南島語族”的起源問題，可以從考古學、分子人類學、歷史語言學等多學科視角綜合考察，給出接近歷史真相的答案，破解“臺獨”史觀的謬論。林紅撰文批駁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認為同心圓史觀就是要把臺灣史從中國史中抽取出來，將臺灣史視為一個單獨的歷史體系，意謂臺灣史是“我們臺灣人”的歷史，而中國史是“他們中國人”的歷史，試圖以此顛覆在中國史框架中審視和定位臺灣史的史學傳統。這是充滿“臺獨”意圖“非常政治性的宣告”。

　　以上只是大陸學界批駁“臺獨”史觀的若干實例。在民進黨等“獨派”勢力操縱下，“臺獨”史觀業已成為臺灣島內臺灣史研究的主流學術話語，從中國史中切割出來的臺灣史被逐漸歪曲得面目全非。通過“臺獨化”歷史教育，臺灣島內年輕一代的文化認同非常錯亂，后果極為嚴重。正本清源，還原真實的臺灣歷史，掌握臺灣歷史解釋的學術話語權，這方面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另一方面，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樹立正確的臺灣史觀。

　　大陸學界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下的臺灣史研究始終堅持中國史觀，堅持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灣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臺灣史是中國地方史。劉大年、丁名楠、余繩武1956年出版《臺灣歷史概述》開宗明義便說：“臺灣的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臺灣的歷史發展與整個中國歷史發展的趨勢是一致的。”陳碧笙1982年出版的臺灣史著作直接題名《臺灣地方史》，并特別說明“臺灣地方史”一詞“可以較好地表明臺灣歷史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這些都是典型的中國史觀話語。

　　在兩岸學界交往過程中，臺灣史研究的史觀問題也是討論的重要話題。1996年，陳孔立應臺灣《歷史》月刊之邀參與“兩岸對峙下的臺灣史觀”討論時，旗幟鮮明地提出了臺灣史研究的中國史觀。他說：“臺灣歷史作為中國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它與全國的歷史有著共同性；但臺灣作為中國的一個比較特殊的地區，它的歷史也必然有其特殊性。如果只強調共同性，而忽略其特殊性，就不能正確地認識臺灣的歷史，也不能正確地認識臺灣的現實；如果只強調其特殊性，而忽略了共同性，就不能正確地認識歷史上的兩岸關系和當前的兩岸關系，也無法正確認識和對待臺灣的前途問題。”稍后，張海鵬也較為系統地闡釋了臺灣史研究中的中國史觀。他認為：“從歷史和現實來說，臺灣從來是中國的一部分，從來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站在中國史和臺灣史的立場，所謂‘國家認同’自然是認同中國，不存在其他的所謂‘國家認同’問題。研究臺灣史，研究中國史，沒有也不可能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從中國史的角度看臺灣史，我們可以看出臺灣史在中國歷史中的獨特性；從臺灣史的角度看中國史，我們可以看出臺灣史與中國史的同質性。臺灣史與中國大陸各省的歷史相比較，各有獨特的史實，表現出各種不同的特色。貫穿其中的共同特點，是中國歷史文化的傳統，是共同的經濟、政治發展的路向。盡管日據五十年，日本的殖民文化曾經強行影響了臺灣，但是，中國歷史文化特點的共相在臺灣社會有著強烈的存在，難以消滅。”他主張堅持唯物史觀，站在一個中國的立場上，“從一個中國的歷史觀來觀察臺灣的歷史”。堅持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中國史觀，是大陸學界研究臺灣史的基本指導思想。

　　在新時代里，大陸學者仍在不斷思考臺灣史研究的史觀問題。李細珠在堅持中國史觀的基礎上，針對“臺獨”史觀提出更加具體的兩岸一體史觀。兩岸一體史觀是基于臺海兩岸關系歷史演進的基本史實的理論概括，強調臺海兩岸是一個歷史形成的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這有四層含義：第一，臺海兩岸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兩岸關系歷來是休戚與共的。第二，這個共同體不只是地緣的接近，更是歷史形成的制度體系。第三，這個共同體是不可分割的，即使可能短暫分離，但終歸是要統一的。第四，從臺海兩岸歷史進程來看，這個共同體就是中國，臺灣是這個共同體也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個史觀的提出，有助于破解各種“臺獨”史觀的謬論，有助于進一步加強和深化臺灣史研究，也有助于引導包括臺灣人在內的全體中國人形成正確的國家認同。劉相平提出以“中華民族史觀”為主軸構建臺灣史“三大體系”。他認為，應該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以“中華民族史觀”為主軸，大力開展臺灣史研究，并爭取臺灣的臺灣史研究學界的認可和采納。“中華民族史觀”，就是站在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高度上，從是否符合、維護、發展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立場出發，界定臺灣史研究對象的性質，評判研究對象的“是”與“非”、“正義”與“非正義”，以加強兩岸同胞的中華民族文化認同和民族認同。他提出以“中華民族史觀”開展臺灣史研究，基于以下理由：第一，以“民族史觀”開展歷史研究，是中國史學研究的傳統之一。第二，建立和實踐“中華民族史觀”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要求。第三，“中華民族史觀”符合世界發展潮流，能夠得到國際學界的理解和支持。第四，“中華民族史觀”能夠最大范圍、最大程度地得到臺灣學界的認可和支持。第五，建立和實踐“中華民族史觀”，是對虛妄的“臺灣民族史觀”有力的反制。第六，“中華民族史觀”不但適用于海峽兩岸統一之前，也適用于海峽兩岸統一之后，是“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組成部分。需要說明的是，無論兩岸一體史觀，還是“中華民族史觀”，都在中國史觀范疇之內，都是中國史觀更加具體的表現形式。

　　當然，只要堅持站在一個中國的立場上，堅持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堅持臺灣歷史是中國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還可以從不同角度提出不同的臺灣史觀。守正創新是深化臺灣歷史研究的不二法門。

　　四、結　語

　　通過系統考察“臺獨”史觀的歷史演變、基本觀點及社會政治影響，并理性地思考有關應對之策，可以得出如下四點認識：

　　一是“臺獨”史觀與“臺獨”運動相共生。“臺獨”史觀隨著戰后臺灣逐漸滋生并不斷高漲的“臺灣意識”與“臺獨”運動而產生與存在，并在“臺獨”勢力的操作下逐漸成為臺灣島內臺灣史研究的主流學術話語。

　　二是“臺獨”史觀的建構經歷了政治化、學術化、社會化三個路向。史明、王育德的“臺灣民族”論奠定了“臺獨”史觀的基礎，鄭欽仁、陳芳明、張炎憲的“臺灣主體性”論述與李登輝、陳水扁等“臺獨”勢力相結合是“臺獨”史觀政治化的表現，曹永和的“臺灣島史”概念深入影響學界體現了“臺獨”史觀的學術化，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則通過歷史課綱教改及教科書編纂推動了“臺獨”史觀的社會化。“臺獨”史觀經歷政治化、學術化、社會化過程，嚴重影響了臺灣島內的主流思想意識。

　　三是“臺獨”史觀有著嚴重的社會政治影響。“臺獨”史觀的政治影響是促使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等“臺獨”政客在背棄一個中國原則、分裂國家的“臺獨”道路上越走越遠，李登輝的“特殊的國與國關系”、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與蔡英文一再翻炒“兩國論”，都是“臺獨”史觀政治化的反映。至于“臺獨”史觀的社會影響，則是其通過教改與歷史教育向臺灣社會滲透，嚴重扭曲臺灣青少年的歷史觀、價值觀，并嚴重傷害臺灣青少年對兩岸關系的認知，甚至直接毀壞臺灣青少年的未來。

　　四是應對“臺獨”史觀“破”與“立”的兩條路徑。一方面，剖析“臺獨”史觀的學理謬誤，揭露“臺獨”史觀的社會政治危害；另一方面，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樹立正確的臺灣史觀。

　　總之，臺灣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臺獨”史觀伴隨著“臺獨”運動產生與存在，必將在實現國家完全統一之時，隨著“臺獨”運動終結而消亡。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從學理上清算“臺獨”史觀的流毒，同時站在一個中國的原則立場上，構建正確的臺灣史觀，還原真實的臺灣歷史，是積極推動臺灣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與創新的緊迫任務，也是新時代臺灣史研究學者義不容辭的職責。

　　作者李細珠，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中國歷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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