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保馬今日推送盧荻老師《普世價值與“普世價值政治”》一文。盧荻老師在文中指出，無論是資產階級的個人自由普世價值，或是更高一層的社會主義的普世價值，本身都是值得和應該追求的目標。從負面角度看，僅以價值審視和要求現實，進而要依靠世界霸權將之付諸行動那就是“普世價值政治”，其結果往往與普世價值背道而馳。而從中立角度看，社會主義者要有比資產階級普世價值更高的追求，不能停留在對資產階級普世主義簡單的批判，也應該超越安于現狀的自我辯護。面對中國內部的多元化現狀，盧荻老師認為要做得更好的關鍵前提是辨明誰是“我們”，以及每一個“我們”背后所代表的中國社會的何種利益。

　　普世價值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關鍵詞，而以普世價值審視現實、要求現實，則往往是時代的顯學和普遍的實際行動，這是所謂“普世價值政治”的表征。筆者近日在與朋友的一番交談中涉及這個話題，覺得很有意義，值得略加探討。

　　下文的“探討”并非嚴謹論述，而是即時發揮式感想、評論，也就僅僅是嘗試性論斷。這番言論其實是來自幾年前的一個訪談，兩位到訪英國的武漢大學學者對筆者及所在工作單位的學術導向深感興趣，一番長談涵蓋多個方面，不離從個人境況和思想以及香港、中國、世界現實引申到概念化思考。下文就是從訪談記錄中抽取了一部分，保留答問形式，以反映思考的初步性。

　　神學式歷史觀已經走到盡頭

　　普世價值話題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在中國學術界也是爭議不絕，那么，當作如何看待？

　　就價值論價值，借用一句諺語，普世價值就是猶如母愛和蘋果派（motherhood and apple pie），本身必然是好的。無論是資產階級的個人自由普世價值，以至法國大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等等，或是更高一層的社會主義的普世價值，勞動解放、擺脫異化狀態等等，這些本身都是值得和應該追求的目標。

　　但是價值是一回事，現實又是另外一回事，不能僅以價值審視和要求現實，那是神學式歷史觀，進而要依靠世界霸權將之付諸行動那就是“普世價值政治”了。憑什么美國、北約可以自封代表了普世價值？美國去打伊拉克當初的借口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被揭發是謊言和造謠后，就轉口說是要幫助當地建立民主自由。“阿拉伯之春”、“顏色革命”等等也都是這樣。憑什么說這些就代表了普世價值？可能一開始有人相信，實踐的結果卻是與普世價值背道而馳，實際上是征服、侵略，又或者是秩序顛覆后走向叢林定律。這些是必須批判的。

　　猶記得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北約轟炸的時候，當時國內有些公知學者就說：即使西方國家背離了普世價值，我們自己也還是必須堅持，不能因為美國炸我們，我們就跟它對抗。如果他們的意思是說這些普世價值本身是值得追求的，那沒問題。但是，如果他們的意思，是說我們仍然要去擁抱世界范圍的實踐上的普世價值政治，這個已經是徹底破產了。1999年之后中國社會大眾包括知識界，這種聲音哪怕有些死硬派、原教旨主義繼續鼓吹，哪怕它跳得再高，也是已經處于絕對的弱勢，因為實在是事實勝于雄辯。這是從負面的角度去看普世價值政治。

　　再從中立的角度看，普世價值本身是值得追求的，作為社會主義者要追求的是比資產階級普世價值更高的，所以不能僅僅停留在簡單的回應。如果他們說中國沒民主，中國沒自由，那么很多簡單的回應就是說：兩相比較，美國的歷屆政府對人民的問責或者說代表人民的利益，相對于中國政府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和對中國人民的問責，哪個比哪個強？現實本來就是各種不同的普世價值的組合，集體與個體的權利同為重要，而集體的權利多一點，個人的權利就會少一點。綜合加起來有理由相信，中國的情況一點也不比美國差，很多人都是這樣的判斷，特別是出國的人多了，持有這樣觀點的人就更多。

　　但是不能滿足于現狀，中國政治經濟制度和秩序有其初心，體現在憲法所界定的立國原則。中國現在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不是說永遠都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階段到建國100年也就是2049年應該就完成了。所以說，中國必須有一個長遠目標，不能夠凍結現狀，否則不進則退會有顛覆、崩潰的危險，猶如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那種危險。

　　過去40多年或者多70多年，中國相對于超越了資產階級普世價值以及超越了它的社會主義普世價值，究竟是一步一步推進，還是一步一步偏離，抑或是凍結沒有進也沒有退？總體而言還是有理由相信，是一步一步推進的。相對于現實可以做到的不一定做得最好，到此為止的經驗不一定是最優的道路，但畢竟是一步一步在推進；當然全社會都應該要求做得更好，包括在許多具體事例上。

　　中國社會不能接受“普世價值政治”，那些要根本顛覆、推翻秩序的行動，但是這并不表示中國現實就沒有問題。中國這么復雜的一個社會實體在這么復雜的世界里面，當然就有多種多樣的矛盾、多種多樣的問題，有建樹也有負面的，所以首先第一個是不應該單純的安于現狀的辯護。當然面對不合理的指摘往往有一種跳到極端的自我辯護的傾向，但是需要超越這樣的狀態。因為如果中國不進步不前進的話，剛才說很容易重蹈蘇聯的覆轍。蘇聯當時自命已經進入了發達社會主義階段，但是到后來面對“普世價值政治”還是不堪一擊。

　　中國話語在世界范圍甚至是在中國本身其實是處于弱勢，現在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接受現狀，但不一定是對現狀有絕對的支持，也就是說只是看不到有比現狀更好的替代所以擁護現狀。但這是從一個負面的角度來支持現狀，因為見到前面的經驗都太糟糕了，蘇聯集團崩潰之后的情況，東亞經濟體危機的情況，美國、歐洲出現的危機，世界范圍的后進發展失落等等，就是說到此為止，思考這些問題的知識分子大都是從一個“如果不是現狀可能會更差”的角度去支持現狀的。而這個支持力度是很不夠的，因為如果出現一個話語頭頭是道的、能夠說得很有誘惑性的更好的前景，有可能他們支持現狀的力度會大大削弱。

　　普世價值是群體而非個人指引

　　普世價值話題大致上是在全球化年代興起，在西方是大事宣揚，并將之推送或強加到全世界，相應是“普世價值政治”的泛濫。

　　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經濟學界確實是嚴重地受到西方主流話語，特別是充滿了意識形態導向的主流話語的影響。例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西方也不一定是主流，但是在中國卻是強勢，當然它是盡量以科學的面貌出現，就像“普世價值政治”以普世價值的面貌出現一樣。

　　中國內部的多元化其實不只是在社會基層，而是一直到高層，認識上的分化、既得利益的分化要求走到不同的方向，所以不止是說我們要怎樣能做得更好，關鍵是誰是“我們”？這本身就需要去辨明白、辨清楚。這每一個“我們”代表了中國社會的什么利益，哪怕他自己不自覺他提出了一個言論代表了什么利益，這個是必須要能夠分辨清楚的。

　　本文開頭所提及的那位朋友，其實是正在猶豫于去國與否的選擇，對故土的不舍與對新環境的遲疑，還有超乎個人考慮要關懷群體。就此，普世價值給不了充分的指引，更不用說“普世價值政治”了。

　　又，前文提到的兩位武漢大學學者是金偉教授和李永康教授，這里借用了他們的勞動成果，感謝他們的辛勤和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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