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內蒙古草原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牛、羊、馬等牲畜被平分給個人。牧戶雖然分得了“小而全”的牲畜，卻也受限于牲畜數量，無法完成種群的繁衍。為了維持正常生產，不能湊成“種群”的牲畜被賣掉，自此，有利于草原可持續發展的五畜結構被打破。

　　與之相伴的自然就是牧民純收入的不升反降。與大集體時期細致的勞動分工相比，承包制迫使牧民將全部勞動力集中在牧業，瑣碎繁重的副業被分攤到各家，過去由集體成員合作完成的剪羊毛、基建等工作，現在只能依靠雇工完成，增加了生產成本。于是，牧民為了維持生活，只好不斷發展牲畜數量，而牲畜數量的增加，又給草場帶來了巨大壓力，直接導致了草場的退化。

　　很多時候，人們會將草場退化的原因歸結于牧民的過度放牧，卻鮮少關注畜牧數量劇增背后的“推手”，以及牧民被迫擴大畜牧規模，卻仍無法滿足自身生計與生產需求的無奈。

　　本文節選自韓念勇主編的《草原的邏輯》（第一輯），因原文較長，故分成上下兩篇推送，本文為上篇。

　　作者｜鄭宏，北京人類生態工程學會，《人與生物圈》前編輯部主任

　　《草原的邏輯》（第一輯）封面。這本書以內蒙古草原為調查對象，從第一現場、第一講述人的角度出發，試圖讓牧民直接表達他們的想法和認識，追述他們的記憶，客觀呈現草原政策承受者、環境適應者、文化締造者們的生存現狀。其中，第一輯從農區和牧區本質區別的角度，集中討論了從農區移植來的承包制度和舍飼方式在草原上的不適癥 | 圖片來源：網絡

　　隨著中國農村普遍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1983年到1984年內蒙古草原也開始實施這一制度，牲畜首先被劃歸給了個人。以前大集體時的一切以集體安排為準， 甚至“不自由到哪怕想宰一只羊，想出去看看上學的娃娃也要跟大隊申請，批準了才行。”這種管理過死、對個人的束縛早已令人們厭倦，也有牧民們抱怨大鍋飯養懶不養勤，辛苦肯干的人得不到應有的報償。承包的出現，確實給他們帶來了一定的自由，刺激了生產積極性。然而隨著短時間內牲畜數量、牧民收入迅速提升而來的，是草場退化的日益嚴重，部分甚至大部分牧民的生活水平出現下降、返貧，各種對承包制度的質疑也開始浮出水面。

　　“我們知道牲畜平分給

　　個人會出問題，但為了公平，

　　什么都顧不得了”

　　丹增是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左旗某嘎查書記，他還清楚記得，1984年，當牲畜承包政策下來時，先不說對承包是否贊同，嘎查里更多牧民卻將焦點集中在了分配方法上。

　　“其實大家心里都清楚，草原上的牲畜都是成群的，每群必須保持一定數量，一群羊最少幾百只，數量太少它們會害怕，老覺得不安心，到處跑，不能安靜下來啃草。牛、馬、駱駝每群數量也要過百，或者在三五百以上，比如馬群是以‘家庭’為單位組成的，每個家庭有一匹公馬加上十幾匹母馬和它們的孩子，另外還有一些騸馬，這是打破不得的。

　　一旦按人口平均分配，肯定保證不了最小規模，更別說經營了，就連讓牲畜正常生存下去都困難。可是按群分吧，又沒辦法保證公平，誰能說誰家就該只分羊或者只分馬？結果我們明知道平均分會出問題，但是為了公平，什么都顧不得了，所以最后還是按人頭分了，我和其他牧民都贊同了。”丹增說。

　　這種矛盾心理也出現在其他嘎查的牧民中， 最終大多嘎查選擇了按人頭平均分配。雖然牧民們考慮到打破原有畜群肯定會出問題，卻沒料到問題比他們料想的要多得多，不僅出現了放牧困難，甚至許多本應因為分到了牲畜而變得“有財產”的牧民家庭，卻一下陷入了生計危機。

　　阿拉善左旗敖倫布拉格鎮的呼·巴特一家4口人，一共分到28峰駱駝，35只羊。他說：“我們這里是戈壁草場，生活主要靠駱駝。剛分的時候牲畜太少啦，日子艱難呢。”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左旗的必力格巴特說：“分牲畜時，我家5口人，一人分到6匹馬，6.8頭牛，1.6峰駱駝，2只山羊，30只綿羊，五畜倒是都有了，可都不多。”

　　在發展牲畜時，因為承包造成牲畜“小而全”，各家都分到幾匹馬、幾峰駱駝，甚至連一個完整的“群”都達不到，無法放牧，馬和駱駝被首先賣掉，被留下來的多是綿羊和山羊。自此，草原上的五畜結構被打亂了。

　　錫林郭勒蘇尼特左旗白音烏拉嘎查的白音昌說：“我們大隊承包時每人分7只羊，5頭牛，2匹馬，1峰駱駝，我家4口人，一共分了28只羊，20頭牛，8匹馬，4峰駱駝。五種牲畜分下來，家里人手都不夠，馬和駱駝很快就處理掉了。”

　　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左旗的必力格巴特家分牲畜時，在嘎查里算是條件好的，一家5口人，分了30匹馬，34頭牛，8峰駱駝，10只山羊和150只綿羊。那30匹馬并不是一群，除了6匹母馬其他都是騸馬。他說：“馬子沒法放，很快就處理了。”

　　在我們調查的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左旗的8個嘎查中，最低人均只分到3只羊，最多人均分到49只羊，牛從人均1.5頭到5頭不等，駱駝人均1峰、馬人均2匹。可以看到，即便牲畜數量相對較多的嘎查，條件稍好些，但是對于畜群來說，要有相當數量的基礎母畜才能維持畜群的良性周轉，小群牲畜是無法發展甚至無法繁衍生存的。牧民們固然因為承包牲畜而得到了財產，卻同時面臨因為牲畜數量過少無法維持正常生產的尷尬。

　　另一方面幾十只牲畜難以支撐一家人的生活，據牧民們反映，一個四口之家至少需要200只以上的基礎母畜才能維持日常生活，于是每家每戶被迫著力擴大牲畜數量。阿拉善盟騰格里蘇木的那仁滿都拉說：“因為牲畜太少了，到個人手里沒辦法生活。大概也就是三五年時間畜群就發展起來了，特別快，還有些人從外頭買牲畜進來。”

　　阿拉善盟孿井灘的好斯巴伊爾說：“承包牲畜時，我家9口人，只分了80多只羊。1986年底已經發展到了將近200只，那時我結婚成家，從家里帶了30只羊出來分家單過。到1995年，我這個小家，已經有600只羊了，除了已經出嫁的兩個妹妹，父母家還有200多只羊，二哥家 200多只羊，大哥家300多只羊。我們這一大家十年間，牲畜數量從80只增加到1300只。據我知道的，其他人家也都差不多，至少翻了10倍吧。因為當年承包時，每家分到手里的牲畜太少了沒法生活嘛，大家只好多多發展自己的牲畜。”

　　錫林郭勒盟東烏珠穆沁旗的加德納說：“我們家是兄弟二人，承包時候按每人5頭牛，4匹馬，49只羊分的，牲畜太少活不了，只能發展牲畜數量，現在家里2000多只羊。”據調查，僅阿拉善盟騰格里蘇木一個蘇木，1984年承包前牲畜還不到4萬頭只，到1990年，已經增加到9萬多頭只了。

　　顯然，承包是牲畜數量大增長的推手，而增長的動力是畜群被拆散后的不得已為之。

　　畜群增加，游動受阻

　　除了牲畜數量增長給草場帶來的直接壓力，一些牧戶還發現，承包帶來“畜群點”的增加，以另一種方式將放牧壓力放大了。

　　大集體時是按“畜群點”來進行生產的，幾家人聯合組成一個點，一般每個點上有一群羊，一群牛，馬和駱駝另有專門人家管理。承包后，畜群點的數量和格局也發生了變化：畜群點從原先的幾家一個點變成了每家一個點。

　　“牲畜承包之前，我們大隊有21群羊，1984年承包后一下變成了38群羊，每群的數量少了，但是群數多了。”錫林郭勒蘇尼特左旗達爾罕烏拉蘇木的達木海·賈穆蘇說。阿拉善盟騰格里蘇木的范曹格都仁說：“過去我們嘎查一共20多群羊，七八群駱駝，也就是20多個畜群點。分牲畜時，有80多戶，家家戶戶都有了畜群，就成了80多個畜群點。”阿拉善盟左旗的巴特說：“以前我們嘎查有25群駱駝，20多群羊，1群馬，1群牛，也就是20多個畜群點。分牲畜以后，家里什么牲畜都有了，一家一個點，嘎查有了近60個畜群點。”

　　僅以我們在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左旗了解到的情況為例：有4個嘎查，在承包前分別有11、35、58、60個畜群，承包后成了50、50、83、131個畜群，畜群數量普遍增長了一倍以上。

　　阿拉善盟騰格里蘇木的那仁滿都拉老人已經80多歲，在他看來，畜群點的增加是綁住游牧腳步的第一根也是最重要的繩子：“牲畜點太多了，我們這里一口井周圍原來只有三個畜群點，承包后一家一戶一個點，就有了十來個點，三五年后每個點的牲畜都從幾十只發展到過百，這就是對草場的破壞。而且那時候起就不能游牧了，雖然沒分草場，可到處都是畜群點，實際上已經把你的草場定下來了，你總不能到別人家門口去放牧吧。”

　　在有限的放牧范圍中，畜群點數量的增加直接導致放牧范圍收縮，出于生存和生產的多重需求，各個畜群點上的牲畜數量還在迅速增加，更給這一時期的草場增加了巨大壓力。

　　“草場明顯退化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一些老牧民們在回憶這時期時，得出這樣的結論。

　　“從動到定，草場就是這么退化的。”經過多年調研的草原專家劉書潤說。

　　退化的草場 | 圖片來源：百度

　　其中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畜種結構變化引起的放牧壓力”。

　　草原上素來都是五種牲畜搭配放牧，綿羊、山羊、牛、馬、駱駝， 每種牲畜都有各自的采食偏好。牲畜承包導致小畜替代大畜，在只有綿羊和山羊的草場上，它們只采食自己喜愛的細小的牧草，細草被過度采食，其他牧草又被來回踐踏無法生長，牧民們說這是草場退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卻很少被外人了解。

　　就像我們調查的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某嘎查，從1984年牲畜承包開始，首先是駱駝被迅速賣掉，接著因為勞動力不足，草場分到每家過小，馬被賣掉，最后連牛也被處理了。截至2006年我們調查的時候，嘎查已經將近20年因為沒了馬匹不再開那達慕（賽馬會），也有將近10年時間只能吃外面市場買來的冷凍牛肉，用奶粉做奶茶了。這種畜種單一化的事實在草原上普遍發生，而畜種結構改變對草場造成的壓力以及五畜之間的配合對放牧的重要價值往往又被人們忽略了，也只有在牧民們遙遠的游牧記憶里還能找到這樣的記錄。

　　“以前有這樣的說法：一片被羊吃得不行了的草場要休息的話，不是不放牧，而是放別的牲畜進去，比如牛。這樣比單純的不放牧的草場恢復得快得多。一片草場，如果早春時候先把馬群放進去，吃掉高草和粗草，適合牛羊吃的細草就能長得更快更好。”牧民們說。

　　畜群發展的動力來自于生產與生活的雙重需求。本來為了能激發牧民生產積極性同時也能實現保護草場的目的的牲畜承包制度，卻使牲畜數量被迫增長，畜群點的增加導致無法自由轉場，又為已經開始承受過大壓力的草場帶來更多額外壓力。

　　吃牧業飯的人多了

　　在牲畜數量大幅度增加，畜群結構進一步單一化的同時，承包給草原上還帶來了一個新的悖論：人手不足與勞動力浪費并存。

　　當前，在針對草場退化的各種觀點中，有一種認為草場上人太多了，為了養活更多人，致使牲畜數量增加，從而造成草場退化。另一方面，認為無法重新游牧的觀點中，同樣提到因為人口太多無法回歸游牧。然而，承包讓我們看到了人口增加的另一種過程以及同時出現的勞力浪費的矛盾。

　　錫林郭勒盟東烏旗老牧民加德納在我們2006年調查時就表示過，現在的草原，就是因為人越來越多，草場才越來越差了。人口增加，除了本地牧民的自然增長之外，也有一部分來自于外來雇工。牲畜承包將以前的“放牧專業戶”轉變成“放牧全面戶”，各家都分到了幾種牲畜，勞動力嚴重短缺，只能雇人幫忙。當地人又大都有了自家牲畜，不可能給別家打工，只有從外部雇人。“在我們嘎查，放牧的人家每家至少雇一個羊館，還有一些臨時工和搞基建的，全嘎查100多戶，就至少有100多個外來的雇工。”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左旗的白音昌說。

　　這些外來雇工很多來自內蒙古自治區的農業區或草場極度緊張的牧區，他們多是拖家帶口而來，一邊給雇主干活，一邊以羊羔作為部分酬勞的方式發展自己的畜群。一旦發展到一定規模，就離開雇主家，租草場放自己的羊。這種雇工們發展出的畜群，既增加了草場上的牲畜總量，又再次增加畜群點的密度，使草場壓力更大。可如果不雇工的話，當地牧民又無法維持正常生產生活。

　　錫林郭勒盟東烏珠穆沁旗的達·阿拉哈說：“放牧從來不是一家一戶能夠干得來的事兒，我們現在是一家人做以前一個大隊的活兒。一般一家就是夫妻倆和兩個孩子，孩子去鎮里上學，老人要跟過去照顧、陪讀，這樣一家只有兩個勞動力，就算現在沒有駱駝了，光是牛馬羊三種牲畜，兩個人就干不過來。另外還要搞建設、銷售、租草場、買飼草料等等，如果家里沒有老人，女人就得去城里陪讀，只剩一個勞動力了，人手根本不夠，不雇工就沒法生活了。”

　　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左旗的白音昌說：“大隊時，打井、打草、基建（主要是修棚圈）、獸醫、運輸等等都是統一安排的，現在什么都要自己做。我家常年雇兩個工，一個專門放羊的羊倌，一個管基建、打草。工人基本上都是外地來的，整個嘎查大概有百十來個這樣的外來雇工。”

　　牧民們一方面承認草場上有著過重的人口壓力，一方面又不得不從外面雇傭工人繼續增加這種壓力。與大集體時期的勞力分工相比，這又是一種對勞動力的浪費。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左旗的達布海·嘉木蘇說：“大集體時，一群羊就是1000多只，一個羊倌負責放牧，需要接羔子剪羊毛的時候，就是大家合作干，集體抽調勞力過來。承包以后，哪怕不到一百只羊也得雇個羊倌，活兒還是那些，人倒是越來越多了，這就是勞動力的極大浪費！”

　　呼倫貝爾盟新巴爾虎右旗的一位老人清晰地記得，大集體時期他們大隊是以浩特為基本生產單位的，每個浩特都有一群羊和一群牛，幾家人一起勞動，如果勞動力不足，隊里還會安排一些單身的勞動力進入浩特幫忙。轉場時通常是兩三家一起搬家，互相幫忙。牧區工作對勞動力的需求并不是一年到頭一成不變的，只有每年接羔、剪羊毛、騸牛馬、給大畜打烙印等時期需要較多人手，日常放牧對勞動力的需求比較有限，通常一群牲畜只要兩三個勞動力就夠了。那時，接羔剪毛等工作都是合作完成的，大隊也會抽調人手臨時幫忙，而不是讓一個畜群里保持過多的勞動力。

　　這種臨時調配與合作，緩解了不少對勞動力的需求， 也提高了效率。承包后，原先的互助合作被打破，又沒有了臨時調配的補充，只能從外部雇工。這等于在原先勞動力數量不變的基礎上又增加了不少“非牧業”、或“機動”的人口。

　　人民公社社員們剪羊毛 | 圖片來源：百度

　　那么大集體時可以被臨時抽調的勞動力難道就不會造成人口壓力嗎？阿拉善盟騰格里蘇木的那仁滿都拉說：“我們大隊以前人不多，只有不到100人，1960年困難時期，從甘肅一下進來200來個逃難的人。這么多人可怎么辦呢？大集體嘛還有合理的安排，不是你來一個人就都讓你去放牧，而是50%人專門搞牧業，50%的人集中在農業和副業上，大隊統一給你記工分，年底結算。

　　你會種田就安排你去種飼料地，每年收下來加工好，到入冬時候給各個畜群點送去。你不會種田就去搞副業，挖蓯蓉和鎖陽、打草、修棚圈，另外還有專門的皮匠、氈匠、鐵匠、木匠，還有獸醫、衛生員、赤腳醫生、會計等等。到冬天就專門組織人手用駱駝把鹽馱出去換糧食。到牧業集中需要人手勞動的時候，就抽調這些勞動力過去幫忙。所以雖然當時人多卻沒覺出多大人口壓力。”

　　阿拉善盟左旗敖倫布拉格鎮的呼·巴特說：“大集體時，隊長管著全隊的人。隊里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都是搞服務搞副業的，比如拉駝隊、種飼料地、種菜、搞基建（搭圈、挖井等等）等等，每年冬天組織他們拉駝隊出去賣鹽，夏天組織出去打零工。”

　　阿拉善盟右旗的達冷扣說：“我們嘎查的牧業和副業人手也不是分得那么清楚，比如一家5個勞動力，忙的時候都忙牧業，平時就可能有2個勞動力是放牧的，3個勞動力都是搞副業的，跑跑運輸趕趕大車什么的，如果把種飼料地、打草、打井等等都算上的話，副業人口估計能達到44%。”

　　細致入微的“分工”，有效分散了人口壓力，集體的統一調配也通過這種細致分工得到比較高的效率。牲畜承包卻將這種平衡打破了，原先的副業人口都分到了牲畜，為了顧全“公平”，甚至連原先的小學教師也分了羊回家放牧去了。副業人口轉向牧業，造成了極大的牧業人口壓力，這也讓放牧經營的人口和戶數基數增加，造成我們前文提到的畜群點密度增加。

　　阿拉善盟騰格里蘇木的斯琴巴圖說：“牲畜承包之前，我們嘎查130多戶，只有60多戶是專門放牧的，其他都是搞副業的。但是承包牲畜時人人都分到了牲畜，為了公平，副業戶也都分到了，光畜群點就一下多了一倍多。我們嘎查有個湖，湖的周邊本來只有三四十戶放牧的人家，承包之后就一下變成六七十戶了。”

　　在我們的調查里，大集體時期，嘎查中副業勞動力達到總勞動力的20%至50%不等，在阿拉善盟南部一些地區，如斯琴巴圖所在的騰格里蘇木，因為靠近甘肅民勤等內地農區，大躍進困難時期接收了大批逃荒人員，副業人口甚至能達到總人口的60%以上。

　　這些人員所從事的副業絕大多數是為牧業生產服務的，尤其是一些針對傳統畜牧業脆弱特點的服務性工種，如基礎建設中的搭棚蓋圈、打井、運輸、生產飼草料等。這種安排既分散了直接作用于草原的人口壓力，又滿足了牧業生產的需要。但是在牲畜承包中，副業人口都分到了自己的畜群，直接參與牧業生產，單從數字來看，就導致經營牧業的人數迅速增加，畜群點數量大規模增長。

　　同時，牧業生產的多種需求仍然存在，這些人轉移到牧業上造成服務環節的斷檔，在前文提到的牲畜細分后人手不足的基礎上進一步加重了勞動力短缺的問題，最終還要從外部雇工進行副業工作。在這一過程里，人們一邊抱怨人口太多了，卻一邊推動著人口的增加，人口給草場造成的壓力自是不言而喻了。

　　“五臟俱全”，成本增加

　　承包后牲畜數量和牧民收入有過一段時間的大幅增加，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達到頂峰，收入的快速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飛速增長的支出。

　　1999年斯琴巴圖在做阿拉善盟左旗的扶貧辦主任時專門就這個問題做了調查。在他調查的嘎查里，承包之前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生產成本很低，幾乎沒什么投入。到1999年時人均收入已經3200元，提高了很多，可人均年生產成本也已高達3600元，意味著純收入負增長。

　　這些支出都花在了什么地方？阿拉善盟騰格里蘇木的斯琴巴圖說：“以前打草、馱草等都有專人負責，隊里有大型打草機，每年秋季打草隊會集中打草，到冬天該用飼草的時候，有專人用大車拉了飼草往每個畜群點上送，都是不用錢的。現在都得自己搞了，光每年租外面的打草機就得花好多錢。還要自己種飼草料基地，就連給羊打針灌藥，以前有隊里的獸醫，現在都得靠自己。

　　以前大隊里有兩輛貨車就夠全隊用的，拉草送貨，孩子上學，隊里一輛車就給拉過去了。承包以后家家戶戶都得買車，再加上汽油費越來越高，這部分成本就不得了。另外，好多公共服務都沒了。學校、衛生院、大型農機具服務都沒了，什么都得一家一戶解決。像我們嘎查離最近的城鎮中衛和孿井灘都有100來公里， 大隊解散以后，以前的農機具修理點撤了，要給柴油機換個兩塊錢的零件還要跑出100多公里去，這中間的花費100元都擋不住。大隊的學校也沒了，學生都到城里念書，家長去看望一次路上就得花掉300元。同樣，出去買東西看病都是這樣。畢竟分散了嘛，不應該各家承擔的都得承擔了。

　　因為人手不夠，就只能雇工，可雇工工資也越來越高，牧區長期工一天至少20塊錢，或者一年給十幾只羊。短期工勞動法里有規定，每天不能低于50塊錢。這樣雇一個羊倌一年至少要花8000元左右，還要雇一些臨時人手打草、抓羊絨等，這開銷太大了，結果日子越來越艱難。”

　　蒙古族漫畫家巴·畢力格的作品《變與不變》

　　圖片來源：網絡

　　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左旗的策登扎布說：“承包后，以前有明確分工的工作都落到了一家一戶身上。每家都有5種牲畜，洗羊、藥浴、買藥、防疫這類以前一個獸醫就能給全大隊做了的事，現在每家都要做。基建（維修、搭棚蓋圈）、打井、圍欄（檢修、買、安裝）、交通運輸、 銷售（牛、羊、畜產品等等）、買草料、打草、搬家等等，事情太多了，人手不夠，只能雇工，工錢也越來越高。原來一個浩特好幾家，你出去辦事情還有鄰居幫著看家，現在家里如果有個病人出去看病，還得專門雇人看羊看房子， 不然看完病回來家里的羊都讓人偷沒了，房子都得讓掏空了。

　　以前一個嘎查有3輛拖拉機就夠用了，現在每家都得有一輛，嘎查50多戶人家就是50多輛大大小小的機動車，這是個大浪費。另外棚圈、打井、種飼料、打草等等都是每家單獨做，重復建設就很多。比如以前一口井就能支撐好幾家飲牲畜，現在每家每戶都得有自己的井，這里面浪費更大了，而且很多事情不是人人都能干的，比如營銷，很多沒有經營頭腦的人被迫去營銷，很快就貧困了。”

　　錫林郭勒盟東烏珠穆沁旗的桑布說：“承包了牲畜，所有人包括以前外頭來種地的，還有趕大車的，都開始經營自己的牲畜了，可原先的那些活兒還得干。每家都要自己打草、運輸、銷售、干獸醫的事兒，開始時候還勉強著自己干，但是干著干著牲畜越來越多，活越來越重，只能從外面雇人來干。以前集體不用多少錢就干了的事兒，全擱在個人身上，這成本不是一般的高。”

　　副業的人口全部轉為放牧，瑣碎繁重的副業就被分攤到了各家頭上，重復建設、重復投入的浪費極大，但又不能不做，即便是不怎么會算計的牧民們也都清楚看到了這一點。

　　最近這些年，因為沙塵暴頻起，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新的“沙產業”。2006年，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左旗遭遇特大沙塵暴和風災，退化草場被風一吹，卷起的沙子很快就能壓垮一些迎風面的圍墻，有的房子旁邊出現了與屋頂齊平的沙堆，羊都能踩著沙堆跳上房頂，必須及時清理。有的地方還傳出山羊從屋頂上直接掉進飯鍋里的笑話。沙子吹到一些本就乏弱的羊身上，在羊毛里越存越多，若不及時抖掉，最終會讓羊因負重過多站不起來。于是推著小推車專門給人家清理沙子、抖羊的工人們開始出現在草場上。各家頭上的副業成本越來越高，諸如此類的開銷也越來越多。

　　沙塵暴下的遷徙牧民 | 圖片來源：澎湃新聞

　　在這個過程中，能力差的牧戶自然就貧困了，自己干不了就只能掏錢雇人，成本越來越高，收入越來越少，直到返貧。而那些頭腦比較靈活又勤勞肯干的人家，也同樣承受著這些增加的成本，只能依靠發展牲畜數量來支付這部分不斷增加的開銷。于是這些副業成本成了牲畜數量增加的又一個推手。隨著草場壓力不斷加大，退化程度日漸加深，產草量降低，又讓放牧成本越來越高，為了抵消成本，只能繼續提高牲畜數量。這樣的惡性循環成了很多牧戶擺脫不了的夢魘。

　　及至2000年左右，針對草場嚴重退化的情況，草原上開始推行一系列生態保護措施，自然地將牲畜數量過多、放牧壓力過大作為退化的主要原因，并將責任簡單歸結到牧民頭上，卻未考慮到牧民發展牲畜是為了應對高成本，他們在這個過程中又承擔了怎樣的代價。

　　未完待續

　　文章來源：選自韓念勇主編《草原的邏輯（第一輯）》

　　原標題：承包，牧民的集體記憶 上篇：牲畜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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