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建國75周年，也是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成立70周年。1954年7月20日，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社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正式宣告總社成立，至今整整70周年。但是從歷史沿革看，總社的前身是1949年成立的中央合作事業管理局（局長孟用潛，副局長梁耀、于樹德）和1950年成立的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理事會主任薄一波，副主任程子華、孟用潛、梁耀；監事會主任中央貿易部長葉季壯，副主任于樹德）。1954年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社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定之一，就是將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改名為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理事會主任程子華；監事會主任中央商業部長曾山，副主任于樹德）。依據之一是，在此前的7月15日，中央決定將全國合作總社的領導關系由中央農村工作部改歸中財委領導。7月31日，供銷總社一屆一次理事會通過選舉決定，原合作總社領導人程子華、梁耀、孟用潛、于樹德等，過渡到供銷合作總社繼續擔任擔任主要領導工作。因此，總社實際上也是新中國的同齡人，今年已經75周歲了。總社做為今天國務院直接聯系和領導的、中國唯一的全國性合作社經濟組織，回顧70年（75年）走過的道路，肯定成績、正視問題、展望未來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慶祝建國75周年活動的有意義內容。

　　一、總社為什么能70（75）年旗幟不倒

　　1975年召開的全國四屆人大，供銷合作總社曾正式進入政府序列。經過此后若干年的機構改革，當年同為政府序列的如商業部、糧食部、物資部、輕工部、紡織部、冶金部、鐵道部、郵電部及眾多機械工業部，均已合并或退出中央政府序列，唯有總社牌子不變，仍是國務院直接聯系和領導的全國性的獨立的經濟部門。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總社扛的是合作社的牌子，而合作社經濟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要義。毛澤東開宗明義：“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事業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列寧指出，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之一是，“19世紀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空想社會主義者代表圣西門、傅立葉和歐文是最早的合作社理論和實踐的創立者，他們被恩格斯稱為社會主義的創始人。歐文的繼承者于1844年8月在英國創立了羅虛代爾公平先鋒消費合作社（類同供銷合作社），被公認為開啟了國際合作社運動的實踐先河。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7月成立以來，一直把在中國發展合作社運動作為自身的重要工作之一。1923年，中共湘區委員會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中，積極引導、成功組建了“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1926-1927年的北伐革命中，農民運動風起云涌，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 ，把合作社運動列為十四件大事之一。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央蘇區，合作社已成為重要的根據地經濟組織。中央蘇區境內建有417個消費合作社，并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央蘇區消費合作總社。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各抗日根據地合作社組織又有了新的發展，毛澤東在視察延安南區合作社時指出：“南區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邊區合作社事業的道路。”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由各解放區興辦的供銷合作社已經形成規模。毛澤東在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指出：“必須組織生產的、消費的、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縣、區的合作社的領導機關。這種合作社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在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管理之下的勞動人民群眾的集體經濟組織。”毛澤東的論述，為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合作社事業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新中國成立前后，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等都對供銷合作社在新中國的地位、作用和發展前景做過深入研究和指示。建國后的第二個月—1949年11月，政務院就成立了中央合作事業管理局。第二年（1950年）7月，中央成立了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

　　說句通俗的話，供銷合作社姓合作社，合作社姓社會主義。今天，總社是國家層面合作社經濟的碩果僅存，是中國共產黨聯系中國農民的天然的經濟組織依托。這應該是總社70（75）年旗幟不倒的根本原因。

　　第二、建國后30多年中，總社及其領導的各級聯合社、基層社有了長足發展。1954年，基層供銷合作社達35000多個，社員1億3千多萬人（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90%以上，1978年供銷合作社商品零售額占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35.5%；占農村商品零售總額的68.2%。（《中國供銷合作社統計資料1949-1988》419、420頁）從經營覆蓋面和占比上看，建國30年前后的供銷合作社，無疑是處于事業發展的頂峰，是中國農村經濟中舉足輕重的商品流通主渠道。人們把當時的基層供銷社譽為農村經濟的“公共汽車”，因為除了農副產品推銷和日常生活資料、生產資料供應外，基層社還承擔著飲食服務、新華書店、郵局、文化娛樂及用品、藥品供應乃至婚喪嫁娶等綜合服務職能。涌現出一批以北京市房山縣周口店基層社的《紅色背簍》、山西的寨疙瘩基層社、河北的亮甲臺基層社、河南的石板巖基層社、內蒙的基層社‘輕騎兵’等為代表的旗幟。基層供銷社對發展農村經濟，密切黨和國家同農民的關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是總社機構雖然經歷三次合并，但牌子始終保留的重要原因。

　　1982年機構改革，總社被合并到商業部，但工作并沒有停滯。商業部供銷合作指導（管理）司，根據中央一號文件部署，在全國供銷合作社系統進行了恢復組織群眾性、管理民主性和經營靈活性的深入改革，并取得實效。在此期間，還以中國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的名義，積極參加國際合作社聯盟活動，代表中國合作社，成為國際合作社聯盟副主席國。在國際交往中，歐洲農民專業合作社與社員之間的魚水關系，日本、韓國政府對合作社的傾力支持，都給中國合作社工作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和啟迪，促進了合作社的發展和與農民社員的關系。合并時期，幾位已退居二線或離休的老主任，仍然關心供銷合作社的改革與發展。老主任牛蔭冠、程宏毅、郭月齋、王卓如、王念基、王興讓、王文波、葉樹德、惠慶琪等同志，都曾不顧年事已高，深入基層調查研究，苦口婆心地向基層供銷社的干部職工宣講中央一號文件精神，推廣利用聯購分銷、分購聯銷和利潤返還等方式，密切同農民社員關系的經驗。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老主任們幾乎年年聯名上書中央，反應供銷社改官辦為民辦后恢復三性的積極成果，呼吁中央恢復總社機構，促進全國合作社事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老主任們鍥而不舍的精神，引起了我們國家老一代領導人的重視，彭真、薄一波、程子華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曾為恢復供銷合作總社說過話。老主任史立德同志利用他擔任國務院財貿小組和國家經委領導職務及顧問的機會，積極宣傳改革后的供銷社在農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和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的閻穎同志（曾任總社副主任）一起，爭取到王磊、馬儀、高修、朱熔基等諸多前國家經委領導同志的理解和支持。1994年，王磊、馬儀、史立德、高修同志聯名上書給已升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的朱熔基同志，呼吁為加強三農工作，恢復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終于得到中央的肯定。

　　1995年，相隔41年后，供銷合作社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京召開，選舉產生了新一屆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領導機構。分管農業的國務委員陳俊生，當選為總社二屆理事會主任。這是老一代總社工作者和全系統職工、全國社員持之以恒、共同努力的結果。當年，供銷合作總社由財貿口劃歸農口領導。

　　第三，1995年至今，總社做為國務院直屬的獨立機構，已延續近30年，是建國后總社機構獨立存在的最長時期。根據與時俱進的要求，新的總社理事會先后提出了“四項改造”（改造基層社、改造社有企業、改造聯合社、改造經營網絡）和“一條主線”（加快發展），“兩個重點”（夯實基層網絡；培育壯大社有企業），“三大突破”（體制機制上突破；經營領域拓展上突破；工作標準規范提升上突破）等配套改革措施，不斷增強供銷合作社的經濟實力和為農服務能力。2020年，全系統實現銷售總額5.3萬億元，同比增長14.2%。其中：農業生產資料類銷售額8667.1億元，農產品類銷售額22205.3億元，消費品類零售額18234.5億元，再生資源類銷售額2824億元。全系統商品交易（批發）市場交易額10459.9億元，同比增長10.7%。其中，農副產品市場交易額9002.7億元，再生資源市場交易額768.5億元。全系統連鎖經營銷售額10346.1億元，同比增長14%。全年商品進出口總額893.4億元，同比增長23.1%。

　　2024年初，總社七屆六次理事會指出，2023年是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也是供銷合作社發展歷程中極為重要的一年。一年來，全系統扎實開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主題教育，在以學鑄魂、以學增智、以學正風、以學促干上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效；主動服務“三農”工作大局，全力做好農資供應，因地制宜開展農業社會化服務；采用多種方式助力鞏固農村脫貧攻堅成果，在推進鄉村全面振興中發揮的獨特優勢和作用；深入推進供銷合作社綜合改革，內生動力和發展活力明顯提升，高質量發展邁出堅實步伐；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壓緊壓實全面從嚴治黨責任，加強干部人才隊伍建設，黨組織政治功能和組織功能不斷增強。

　　總社恢復后的有效工作和成績，是總社70（75）年旗幟不倒的現實原因。

　　二、我們面臨的形勢和問題

　　在今年兩會的部長通道上，農業農村部長在回顧過去一年工作情況時，多次談到農民專業合作社，卻只字未提供銷合作社，不免使人大跌眼鏡。須知這可不是過去只管農業技術推廣的傳統農業部，而是統管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工作的總指揮部。對擁有一億多社員的農村商品流通主渠道，視而不見，應該是偏見使然。（或許是為了避嫌）。這不禁使我回憶起總社和農業部之間的長期芥蒂。

　　2005年春節前，我去看望病中住院的總社老主任，90多歲高齡的郭月齋同志，交談中郭老頗有感觸地說，“有些人總是和供銷社過不去，我的老鄉和老朋友，原農業部副部長杜子端就曾開玩笑似的對我說，我們農業部的任務就是消滅供銷社，我問他為什么？杜回答說，因為供銷社是農民頭上的一把刀”。郭老的回憶，真讓我驚詫不已。這讓我很快回想起1985年，我代表國家經委財貿局參加商業部（供銷合作指導司承辦）召開的全國省社主任會議。當時的國務院農研室主任杜潤生有二次大會發言，認為供銷社改革力度不夠，必須在改革中脫胎換骨；同時也坦承地說，他對七、八年來國務院許多部門的機構改革都不滿意，原因是建國后30多年來，各部門、各行業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團，大家都在維護自身的利益，所以機構改革步履維艱。我認為杜的發言是比較實事求是的。在舊有體制下，一方面農業部和總社，一個管生產，一個管流通（統、派購），有矛盾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基層供銷社改革多年費時費力，但收效不佳。

　　1992年5月我任商業部供銷合作管理司副司長期間去湖北省調研，曾同湖北省社老主任沈以宏探討過基層社問題。沈老是1978年省社主任會議上贊成供銷社由官辦改民辦的積極分子，記得在當年的會議上，沈老曾慷慨激昂地用了幾個排比句，歷數供銷社由民辦變官辦的弊端，表達了湖北省供銷社將由官辦改民辦的決心。我1992年選擇去湖北調研，也主要是想去看看十多年來湖北基層社的變化，但情況并不很理想。 我記得當年與省社領導交換看法時，沈老（當時已離休）只是無奈地搖了搖頭。因此，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除了總社和農業部門的關系有待協調外，基層社的形勢也是不容樂觀的。如果今天你外出去鄉村旅游，問到當地供銷社的情況，多數回答是“現在還有供銷社嗎？”這就是我們面臨的形勢：總社特別是基層供銷社，有被邊緣化的危險。

　　1982年，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員王岐山，通過姚依林辦公室韓秘書介紹，到中南海拜訪國務院財貿小組常務副組長史立德（姚依林與史立德是一、二九運動時期的同學、戰友，王稱史為叔叔）。當時的情景我至今記憶猶新。當史老用一個小多小時的時間介紹了供銷社的歷史和現狀后，王岐山很誠實地表示，他了解到情況同史叔叔介紹的情況不大一樣。王說，在農村，農民并不認為供銷社是他們自己的經濟組織，供銷社職工也不認為他們的老板是農民。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民迫切需要重新建立自己的合作經濟組織。史立德聽到來自一個年輕人的反駁意見后，沒有絲毫不快，而是誠懇地繼續說道：“你講的情況確實有一定代表性，這也是供銷社今天為什么要改革的原因。供銷社過去在左的路線影響下（也有執行國家統、派政策的客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社員群眾，滋長了官商作風，但他的民辦基礎（社員入股集資興辦，網點遍布農村）和民辦傳統是客觀存在的。現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供銷社通過恢復組織上的群眾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經營上的靈活性，是能夠重新和農民社員結成經濟利益共同體的。打個比方說吧，一個孩子在外邊玩兒的渾身是泥，他的媽媽一定會打一盆水給他洗一個澡，洗完澡后媽媽會把一個干凈的孩子抱出來，把洗過澡的臟水潑出去。試想如果媽媽將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潑掉，那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啊！”王岐山聽到這里，不禁信服地哈哈大笑起來，說，“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沒有必要另起爐灶。”這段回憶說明，農口是一直有著另起爐灶辦合作社的打算的。當年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供銷社是歸財貿口管的，如今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社與農業農村部同歸農口領導已經多年，但部門之見仍難消除，可見當年杜潤生憂慮之深遠。

　　當然，也有我們自身認識和行動跟不上形勢的問題。1995年總社二代會期間，我做為總社籌備組派出的聯絡員，參加江蘇省社代表團討論，期間江蘇省社主任周秀德明確提出，不同意新社章草案中關于供銷社不以盈利為目的的條文，認為“現在是商品經濟時代，供銷社不以盈利為目的，就無法生存。合作社的老原則已經過時。”我當時也發表了意見，我說，“周主任講的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供銷社也像一般商業企業一樣唯利是圖，那就不叫合作社，總社也沒有必要恢復。”并為此同周發生了爭執。我同周秀德是老熟人，我很欣賞他心直口快、行事干練的作風，我們之間的爭執只是工作見解上的不同，并不影響我們之間的關系。我回憶這件事情想說明的是，周秀德是供銷社的高級干部，他的想法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供銷社真正同農民社員結成經濟利益共同體絕非一件易事。這就難怪2000年國務院一位負責同志下鄉調研后感嘆：“供銷社不響，也不香。”

　　又是20多年過去了，新的各屆總社領導班子，針對基層社被邊緣化問題，采取了許多措施，加強基層社建設。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總社主任的白立忱同志，就有遠見地提出，各級供銷社聯合社要領辦各地各類專業合作社，一些地方的供銷社聞風而動，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終因某些條件制約，沒能在全國廣泛推開。

　　三、展望未來，總社仍可大有作為。

　　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以來，各地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迅速，據說有上百萬之眾。但是真正由供銷合作社領辦的卻不多。供銷合作社在專業合作社興起的大潮中，既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也適逢重新崛起的機遇。

　　總社如何在新形勢下，突圍重生呢？

　　第一、運用新質生產力，喚醒和改造基

　　層供銷合作社。1992年前后，在中央“抓大放小”總策略的影響下，基層供銷社普遍實行了租殼賣瓤，網點被個人承包，這也是社會上有些人認為基層社已不存在的根本原因。今天雖然多數基層社被承包者買斷經營了，但基層社的門店等營業設施（固定資產）仍在。據我初步估算，全國基層社門店（包括分銷店），應不少于30萬個。他們分布在農村的各個角落，如果喚醒開來，改造過去，無疑會成為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所謂喚醒開來，是指各級聯合社，特別是縣聯社，要積極支持和指導基層社，將賣出的瓤（商品）再買回來，成為供銷社自主經營的連鎖店。有人說，許多基層社的殼已經賣掉了，收不回來了。但是還要看到，今天我國農村閑置房屋很多，即使重布網點，也不是一件難事。關鍵在于想不想有所作為。所謂改造過去，就是徹底改變過去的官商運營體制和作風，基層社主任應盡量從農民社員中選拔，基層社的員工也應該盡量從當地農民中聘用，打破大鍋飯、鐵飯碗的老傳統，真正脫胎換骨。各級聯合社應在較高層次上培訓基層社干部和職工，發掘互聯網、人工智能、云上服務等新質生產力，聯合支付寶、微信、淘寶、美團、拼多多、阿里巴巴等電商和直播平臺，融入新農合系統網絡渠道，打造新時代農村商品流通主渠道。各級聯合社的下屬公司，要全力支持并參與基層社改造，以基層社為平臺，打造鄉村產、供、銷、加工、飲食、醫療、快遞、郵政、娛樂、維修、回收再生等綜合服務中心。有為才能有位。基層供銷社夯實了，才能吸引和指導各類專業合作社發展，并成為他們的堅強后盾。

　　第二、向中央申請恢復中華全國合作總

　　社及各級合作社聯合社的名稱，承擔管理和指導全國各類合作社的職能。新的全國合作總社和各級合作社聯合社將以供銷合作社（綜合性合作社）為基礎，統籌研究、指導全國各類專業生產合作社、消費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的發展工作。總之，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總社要管全國的合作社，除管好傳統的供銷合作社外，還要從實指導好全國各類專業合作社的健康發展。

　　記得1981年我隨史立德同志到山東調查，談到總社給國務院的報告落款中總將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簡稱為“供銷總社”，而姚依林副總理的批示中卻總愛用“合作總社”的字樣回復，感到不解，史主任告訴我，供銷總社的前身就是合作總社，依林同志的意思就是讓供銷社不要忘本。這時同行在座的總社計劃局局長胡友孟也講了解放初他隨梁耀副主任向少奇同志匯報總社機構設置問題時的情景：當梁耀同志匯報到總社下設農產品采購局時，少奇同志明確表示農產品采購局的名稱不妥，應該叫農產品推銷局。并說，“須知，供銷社不是代表國家采購農產品，而是代表農民社員推銷農產品”。對兩位老前輩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回憶，使我體會到，“合作總社”和“農產品推銷局”絕不是兩個簡單的名稱問題，而是反映了中央領導同志對供銷社發展方向的殷切期待。因此恢復合作總社的稱號，本來就是供銷合作社改革中的應有內容，現在恢復，正當其時。

　　我們以為，中華全國合作總社機構中，有三個單位是應該考慮設立的。一是供銷合作社管理部；二是專業合作社指導部；三是合作社經濟研究院。

　　總社供銷合作社管理部的工作重點是通過試點喚醒改造基層社，通過逐步實行代理制，吸引社員依存度，使合作社同社員結成經濟利益共同體。同時要擴展服務范圍，使之成為下伸到村、鎮的三農綜合服務中心。

　　總社專業合作社指導部的工作則要有一定的開創性。說到農民專業合作社，當年王岐山拜訪史立德時就提到，現在（1982年）地方上已經出現了一些農民按照合作社宗旨自發興辦的經聯社，是真正為農民服務的。比如河北玉田的大白菜合作社。我插話說，我陪史主任剛從玉田考察回來，大白菜合作社的主任是菜農大戶不假，但他與其他菜農社員的關系是賤買貴賣的商業關系，談不到民主辦社、一人一票的合作社宗旨，并沒有同其他菜農結成經濟利益共同體，說到底是打著合作社招牌的產銷公司。王當時未做應答。今天涌現出的眾多農民專業合作社，其性質與當年玉田縣大白菜經聯社大體相同。我這樣說并非貶低現在的專業合作社，那些教條式的合作社組織形式可能并不符合中國國情，我們應該滿腔熱情地保護來自基層的創造，支持、引導專業合作社的發展。但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放任自流搞不成社會主義。目前自發組織的專業合作社，需要國家層面的總社及各級合作社聯合社加以指導或引導，使之成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合作社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此外，專業合作社指導部還要還要研究、指導城鎮消費合作社（以會員超市為基礎），住房合作社、勞務合作社等新型合作社經濟業態。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合作社經濟大廈。目前由總社負責管理聯系的掛中國字頭的農副產品專業協會（農資、棉花、茶葉、果品、畜產品、雜品、土產、再生資源等）都有各自覆蓋全國的會員力量，應該成為發展和完善總社系統聯系各類專業生產合作社的得力助手。

　　合作社研究院的職能是，對中國合作社的發展歷史和組織形式（從民國時期薛仙舟、湯蒼園、宋慶齡、梁漱溟、路易艾黎等合作社先賢的宣傳和實驗，到大革命、根據地、解放區時期于樹德、劉少奇、毛澤東、張聞天的合作社理論和實踐，再到新中國75年來薄一波、程子華、潘復生、陳國棟、牛蔭冠、潘遙、陳俊生、白立忱、李成玉等的繼往開來）做系統梳理和研究，逐步形成和完善有中國特色的合作社理論。這是全國合作總社義不容辭的責任；研究院要深入實際，總結現實合作社經濟發展中的經驗和問題，提出解決辦法建議；研究院要研究國際合作社發展史，以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研究院還要利用各種媒體，宣傳中國合作社經濟的優勢，讓合作社在社會上響起來，香起來。

　　中華全國合作總社，還可以借鑒日、韓經驗，為建立醞釀已久的中華全國總農會，奠定組織基礎。

　　我們現在天天喊叫“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辦好社會主義制度下為弱勢群體服務的合作社經濟，就是我們最大的初心。通過發展合作社經濟，補齊三農短板，實現鄉村振興就是我們最重要的使命。在黨的領導下，由中華全國合作總社牽頭，以遍及全國農村的供銷（綜合）合作社和專業合作社為載體，運用現代化生產、加工、流通、儲運手段，發展鄉村經濟，就是最宏大的新質生產力。

　　中央財政應設立專項基金，支持全面振興中國合作社事業發展，這將對實現黨和國家的鄉村振興戰略目標，起到事半功倍的效力。

　　我們殷切希望在以后的全國人大會議部長通道上，能看到合作總社主任的身影。他將是數憶中國農民的代表。

　　第三、弘揚合作總社深入基層，艱苦

　　創業，求真務實，不尚空談的傳統作風。

　　史立德曾回憶過他五十年代擔任總社土產局局長時的情況：當時土產局只有十幾個干部，為發展全國農副土特產品生產和調查研究相關政策，土產局干部幾乎常年在基層奔波，有時局機關走得空無一人，一蹲幾個月，當年全國幾個重點的棉花、黃紅麻、毛竹、生漆、棕片等生產基地，都是這樣建立起來的。當年史立德還兼任廢品局長，土產局人員全部下鄉時，便在辦公室門上貼一個條《有事請找廢品局辦公室代辦》。史立德說，合作總社的工作重心是農村，只有深入基層，才能及時了解情況，制定有效措施，促進事業發展。史主任的話又引發了我的回想：上大學前我曾有四年多(1971—1975)縣商業局百貨紡織公司的工作經歷,當時縣商業局和縣供銷社是合署辦公的。每年春播和秋收季節,縣商業局（縣社）都要抽調人員下鄉加強基層供銷社工作。由于基層社工作相對艱苦,縣城商業機構的一般干部對下鄉并不積極,我還曾因自帶行李下鄉受到過局長（兼供銷社主任）的批評。于是不禁問史主任，“常年下鄉不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嗎？”史主任回答得很干脆，“怕艱苦，就不能干供銷社！”史主任接著問我，“你看過電影《紅色背簍》嗎？，那是以北京市房山縣周口店基層社職工王硯香為原型拍攝的，他們常年工作在貧窮落后的偏遠農村，每天肩背背簍爬山越嶺地為農民社員提供生活資料，推銷農副產品，憑的就是為社員服務不怕苦的精神。和他們相比，上級社的干部下鄉吃點苦算得了什么？先進基層社對發展農村經濟，密切黨和政府同農民的關系，起了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這些典型很多都是總社干部下鄉調查研究時發現并總結推廣的。由于事跡過硬，不僅在系統內發揮了典型引路的積極作用，在全國各行業都是叫得響的。”1980年秋，在隨史主任去山東煙臺開會時乘車途徑棲霞縣，我發現史主任對棲霞似乎有一種特殊的感情，一問才知道，1965年由總社主任潘復生、副主任史立德帶隊，總社機關工作組在棲霞縣進行農村商業組織改革和促進農副業生產發展試點工作，整整住了三個多月，跑遍了棲霞縣的每一個村莊。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對棲霞乃至整個膠東發展蘋果種植業提出了指導性意見和扶持性措施。1965年10月10日，《人民日報》用大版篇幅報道了總社工作組的試點情況，并配發社論《從棲霞看發展農村副業的重要性》。望著車窗外大面積豐收的蘋果園，陪同的山東省供銷社副主任于培寬感慨地說，“十五年了，棲霞乃至整個膠東今天成為全國的果品生產基地，就是當年總社工作組打下的基礎。”聽到這些情況，我從內心里對當年的老合作社人充滿敬佩。今天，我們從振興基層合作社入手，發展全國合作社事業，同樣需要這種深耕基層的精神。李強總理說得好，浮在上面，全是問題；深入基層全是辦法。一句話：只要真抓實干，辦法總比困難多！

　　第四、合作社是一個半公益性的經濟

　　組織，需要造就一支有奉獻精神的志愿者隊伍。歐洲和亞洲的日本、南韓、印度等國合作社組織，均有一批這樣的志愿者。他們有的是城鄉士紳，有的是合作社理論工作者，更多地則是農業生產者中具有公益思想的人。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在農村先富裕起來的黨員干部中，應不乏對合作社事業有積極性的志愿者；各級合作社聯合社的組織中，也會有一批熱心合作社事業的積極分子。在黨和政府的支持下，鼓勵、調動合作社志愿者（包括有志于合作社事業的退休人員。如總社老一撥退休者鄧玉成、王潔、孫鵬遠、宋維亷等；中生代戴公興、姚重璞、于傳林、倪玲、莊嚴、于美芝、金文存等；新生代湯益誠、王韓民、劉崇高、黃道新等，他們雖然退休成為老百姓，但仍然以各種方式關心合作社事業的發展，體現了“位卑未敢忘憂社”的情懷）的積極性，或出謀劃策，或深入基層、真抓實干，幫助在合作社一線工作的同志們有所作為，在建設與社員結成經濟利益共同體的合作社事業中發揮作用，是完全可行的。

　　第五、在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合作社應該是黨和政府聯系農民、振興農村經濟的橋梁和組織依托。我們有一千條理由辦好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合作社，而沒有一條理由讓中國的社會主義合作社事業遜色于資本主義國家。農業農村部做為政府職能部門，管理民辦的合作社經濟是名不正、言不順的。為此，應進一步充分發揮我們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組織優勢，在黨的領導下，由總社牽頭，辦好中國的各級合作社聯合社。如果將中國農村經濟比作一只展翅高飛的鯤鵬，那么黨的領導就是鯤鵬之首，國家農業農村部和全國合作總社就是鯤鵬的兩翼。鵬首引路，兩翼齊飛，何愁農村經濟不能振興。

　　為在組織體系上有機協調，參照歷史經驗，建議應由農業農村部部長兼任全國合作總社監事會主任，監督檢查合作社履行為“三農”服務的責任和義務；合作總社黨組書記應兼任農業農村部第一副部長、黨組副書記，及時反映合作社經濟發展中的成績、問題和協調解決辦法。農業農村部和和合作總社的有機結合，不僅可以有效發揮合作社經濟的作用，還可以為解決當前農村普遍存在的土地撂荒、缺乏規模經營、農村勞動力輸出無序、農村留守兒童養育困境、農民養老服務短板等深層次問題，用合作社的方式探索、創造有效解決新途徑。

　　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依然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依然在農村。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重點難點在‘三農’，迫切需要補齊農業農村短板弱項”，要“深化供銷合作社綜合改革，開展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綜合合作試點，健全服務農民生產生活綜合平臺”。

　　2024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強調要“持續深化供銷合作社綜合改革。”

　　只要我們按照中央文件精神辦事，集全黨、全國之力努力奮斗。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興利除弊、繼往開來，在我們黨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建國、建社100周年）到來之際（2049年），中國的合作社經濟一定會有一個新的輝煌發展，我國農村經濟一定會徹底擺脫短板狀態，實現騰飛。屆時，中國的城鄉差別將基本消除，我們偉大祖國一定會昂首闊步走入世界發達國家的行列。

　　二零二四年六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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