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指出：“在十年社會主義建設中，黨和人民頂住外來的種種壓力，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涌現出無數先進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形成了具有特定內涵的時代精神。”“山西昔陽縣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等共產黨員，帶領群眾艱苦奮斗，向‘七溝八梁一面坡’的貧瘠土地開戰，連年戰勝自然災害，使生產獲得很大發展。全國上下掀起‘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熱潮。”“中國20世紀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是一個艱辛探索和積極進取的年代，是一個艱苦奮斗和意氣風發的年代。帶有那個時代特色的社會風尚和精神面貌，銘記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史冊上，彌足珍貴，永遠不會過時。”

　　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一個山村。從1952年底到1956年，大寨響應“組織起來”的號召，走過了（農業合作社）初級社到高級社的道路，依靠集體的力量做到糧食生產自給有余。1958年，在全國大辦人民公社的熱潮下，大寨成為一個生產大隊，隸屬于大寨公社。大寨大隊的黨支部書記陳永貴，是一位既有政治頭腦、又有組織能力、而且能夠嚴以律己的領頭人。

　　1959年，《山西日報》發表《大寨年年有個新套套》通訊，介紹了大寨的先進事跡。1960年2月，山西省委向全省農村基層干部發出了“學習模范支部書記陳永貴”的號召，《山西日報》、省廣播電臺等新聞機構也加大了對大寨的宣傳力度。陳永貴的事跡開始在山西各地引起轟動。此后，山西的媒體一直跟蹤報道。其中，1963年夏大寨大隊在遭受特大洪災后，堅持“不要國家救濟糧，不要國家救濟款，不要國家救濟物”，大災之年奪得大豐收，更是被稱為“創造了一個奇跡”。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長篇通訊《大寨之路》，向全國廣泛宣傳了大寨群眾自力更生、戰天斗地的事跡，并配發《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榜樣》的社論，號召全國“每一個地方，不論是山區還是平原，都要很好地學習大寨的經驗”。

　　1964年3月29日，毛澤東外出調研期間在邯鄲聽取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關于農村工作的匯報。據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5》記載，“陶魯笳也匯報了一些問題。當匯報到自留地減少了時，毛澤東指出：自留地不能太少了。當匯報到災后農民互助建房時，毛澤東說：農民要合作修房，最好改為磚房，土房頂不住水……陶魯笳提出干部是否可以實行選舉制，能官能民，能上能下，先從公社這一級做起。毛澤東說: 公社干部應該選舉，為什么不能選舉呀，脫產干部也是選舉的呀。 匯報中陶魯笳向毛澤東介紹了陳永貴的情況，毛澤東表示要看看陳永貴的材料。”

　　據陶魯笳的回憶，他向毛澤東匯報了陳永貴帶領大寨大隊創造奇跡的幾個重點方面。比如，陳永貴堅持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帶領群眾苦干實干，深受群眾愛戴。大寨黨支部有這樣一個口號：“參加生產，領導生產。”毛澤東聽了大加贊賞，說：“很好嘛！像打仗一樣，紙上談兵不行；你不參加打仗，怎么指揮戰爭呢？”

　　毛澤東的贊賞不但來自于他認為農村基層領頭人首先必須帶頭干活外，還來自于他對所有干部都應該參加體力勞動的一貫重視。鄧小平對毛澤東的這個觀點曾有這樣的解釋：“干部參加勞動，就不會變懶，就能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去工作和斗爭，與群眾的關系就會更密切，對生產的領導就會更具體，實現領導與技術的結合，促進生產的迅速發展。干部有了勞動的習慣，就不會去貪污、浪費、侵占別人的勞動成果。”

　　另外一個受到毛澤東贊賞的是陳永貴的領導能力。陳永貴能夠把“自力更生”的精神和生產上的科學態度有機地結合起來。陶魯笳說：“1963年8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災時，陳永貴正在縣里參加人代會。他知道后，立即繞山路回到村里，把全村動員起來，不分男女老少，齊心協力，夜以繼日，戰天斗地，果真創造出了驚人的奇跡。結果，除了少量完全被沖垮了的梯田絕收外，糧食畝產獲得了700多斤的高產紀錄。接著，他們研究了洪水為害的規律，修訂第二個十年造地規劃，建設抗御旱澇能力更強的穩產高產的新梯田。他們以白天治坡、夜里治窩的驚人毅力，建起了煥然改觀的新大寨，僅僅半年多時間，半數社員就歡欣鼓舞地搬進了新居。這真是個奇跡！”陶魯笳還向毛澤東匯報說，在抗洪斗爭中，陳永貴總結出“自力更生十大好處”，硬是不要國家一分錢，自力更生重建家園，發展生產。陶魯笳還告訴毛澤東，陳永貴這個人，群眾說他很有才干，他領導群眾搞集體生產，年年有新套套。他的新套套，不是憑空想出來的，而是在和群眾一起勞動的實踐中琢磨出來的，所以很有效。

　　毛澤東的這兩點贊賞，應該說著眼的還不只是大寨，而是全國。簡言之就是：作為共產黨的干部要始終密切聯系群眾、要以身作則；作為一個集體要有自力更生的精神，要有所作為。如果再從全國一盤棋看，發展農業主要“靠”大寨精神，為的是能夠把更多的資金投入到國家更為急需的工業和國防建設上去。毛澤東在后來提到大寨的時候，都體現了他的這些戰略思考。

　　毛澤東問陶魯笳，陳永貴的名字是哪幾個字？他識不識字？陶魯笳當即在紙上寫了“陳永貴”3個字給毛澤東看，并對他說，陳永貴42歲掃盲，今年50歲，現在能讀報，還懂得什么叫“邏輯”。毛澤東聽了十分感慨：“陳永貴識字不多，做的事情可不少呀！”說完這些，毛澤東問陶魯笳，你們有他的材料沒有？《人民日報》那篇文章（指新華社通訊《大寨之路》及《人民日報》社論）我沒有看。陶魯笳讓秘書把那天的《人民日報》找來，連同準備匯報的有關陳永貴和大寨的材料一并交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此次外出調研是3月27日從北京出發，途經邯鄲、武漢、長沙、南昌、上海、南京等地，一直到5月13日回到北京。5月10日，毛澤東在南京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匯報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初步設想時，說：“要注意種好十六億畝，在此基礎上建設四億多畝穩產高產農田，實行點面結合，這很對。要自立更生，要像大寨那樣。”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提到大寨。5月12日下午，毛澤東在停靠濟南的專列上繼續聽取國家計劃委員會領導小組匯報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初步設想。當匯報到工業、農業問題時，毛澤東說：“工業上要從外國引進一些尖端技術。至于農業，我們要靠陳家莊（山東曲阜的一個農業生產集體典型——引者注）和大寨。”這是毛澤東第二次提到大寨。在這次提到大寨時，毛澤東還說：“干部不參加勞動，永遠四不清，懶、饞、占、貪，都由懶而來。”

　　后來毛澤東又多次提到大寨。1964年10月1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是聽取李富春匯報計劃工作革命問題和1965年計劃安排問題。當匯報到第三個五年計劃集中建設三線，農業投資可能要減少，增加工業交通的投資時，毛澤東說：是要這樣。農業主要是靠大寨精神，靠群眾辦事。1965年1月27日，毛澤東批轉了李富春的一份關于計劃工作的報告。該報告說，經過會議討論，共同商定：第三個五年計劃和十五年遠景規劃的重點，是準備戰爭，依靠第一、二線，努力建設第三線。農業，第一是靠大寨精神，抓見效快的，第二是抓三線的農業。 1965年6月16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在杭州聽取余秋里關于編制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匯報和谷牧關于三線建設的匯報時，毛澤東說，“農業要搞大寨精神，農業靠學大寨。”

　　毛澤東在1964年3月29日聽了陶魯笳關于大寨的匯報后，在途中給周恩來打電話，請他注意一下陳永貴和大寨的經驗材料。《周恩來年譜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中卷》記載：（1964年）4、5月間，廖魯言（時任農業部長——引者注）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帶領三名助手到山西昔陽縣大寨大隊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著重調查大寨自力更生建設穩產高產農田的具體辦法、措施和物質技術條件等方面的材料。五月二十五日，廖向中共中央報送《大寨大隊調查報告》。報告認為，大寨是自力更生建設旱澇保收、穩產高產的典型，是全國農業戰線的一面旗幟。

　　1964年12月21日至22日，周恩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報告肯定大寨“是一個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進行農村建設、發展農業生產的先進典型”，還把大寨的經驗概括為：“大寨大隊所堅持的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這樣，農業學大寨運動正式在全國農村大規模地開展起來。

　　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是從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舉行的。1964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71歲生日。毛澤東邀請了參加會議的農民代表陳永貴、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帶頭人邢燕子、董加耕，大慶“鐵人”王進喜等人，還有幾位中央和地方的領導干部參加自己的生日宴會。

　　200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陳永貴的孫女陳春梅寫的《我的爺爺陳永貴：從農民到國務院副總理》。書中寫到了陳永貴參加那次毛澤東生日宴會時的情形：“毛澤東緊緊握住他的手說‘永貴好啊’。宴會開始后，毛澤東舉杯風趣地說：‘今天不是祝壽，而是我用我的稿費請大家吃頓飯。這里有工人、農民、科學家、解放軍，不光吃飯，還要談談話嘛！’席間，毛澤東見爺爺很少動筷子，就熱情地說：‘永貴，吃菜，吃菜嘛！’隨手為他夾了一筷子，招呼道：‘這個菜好，吃這個……永貴同志別客氣！’毛澤東知道爺爺已50歲，于是風趣地說：‘五十知天命嘍！搞出一個大寨很好。’”陳春梅在書中還寫到了1967年勞動節晚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拉著陳永貴的手說：“永貴好！永貴好！”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