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生前也許始終不知道，早在1930年3月，共產國際官方公報《國際新聞通訊》(英文版)1930年第14期上刊登自己去世訃告，所謂毛澤東“在福建前線逝世”。此時的毛澤東37歲，經過幾個月治療病愈后，正在領導紅軍開創大好的革命局面。

共產國際為活著的毛澤東發訃告，顯然是與毛澤東上杭、永定山區隱名求醫的那一段經歷有關。

毛澤東隱名求醫

1929年春，紅四軍主力在轉戰贛南閩西的過程中，黨內發生了關于建軍原則的一場爭論。關于爭論過程和爭論的問題，毛澤東進行了系統分析和論述。1929年6月14日，毛澤東親筆給林彪寫了一封7000多字的長信，專門講了“朱毛”的爭論。這封信題為《給林彪的信》，收錄在《毛澤東文集》第1卷之中。在這些爭論中，“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這是四軍黨的主要的問題”。

1929年5月底，毛澤東在福建永定縣湖雷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會議。會上，對個人領導和黨的領導，前委與軍委分權等問題發生了爭論，兩種意見針鋒相對。爭論結果，未能統一，前委的民主集中制領導原則無法貫徹實行，時任紅四軍前委書記的毛澤東難以繼續工作。6月1日，毛澤東給中央寫報告說：“朱、毛同志可以隨時離開隊伍，只要請中央派人來代替”，“紅軍第四軍派遣留俄學生二十二人，候中央派來代替人員到時即動身”。

由于種種原因，毛澤東、朱德沒有離開部隊。然而，毛澤東后來還是離開了部隊，輾轉在深山農村隱居養病，長達四個多月之久。

作為紅四軍政治部主任的陳毅，對于朱德、毛澤東之間的矛盾進行調和。6月中旬，紅四軍第三次打下福建西部的龍巖，6月22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福建龍巖城公民小學召開，陳毅主持會議，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代表們圍繞井岡山斗爭以來的各方面問題進行討論，但是大家的思想沒有統一。會議最終否定了毛澤東提出的黨對紅軍領導必須實行集權制和必須反對不要根據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確意見。會議認為，毛澤東是前委書記，對爭論應多負些責任，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大會改選了紅四軍黨的前敵委員會，在選舉前委書記時，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當選，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

毛澤東

會后，身體虛弱的毛澤東離開紅四軍的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毛澤東一方面養病，一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調查研究工作。

7月8日，毛澤東以紅四軍前委特派員的身份到閩西指導地方工作。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后期，毛澤東瘧疾加重，轉移到上杭蛟洋治病。

限于當時醫療條件，瘧疾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很難治愈的病，一旦治療不及時，會危及生命。由于病情不斷惡化，中共閩西特委護送毛澤東到永定深山區牛牯撲隱藏起來了，隱名求醫。毛澤東化裝成教書先生，化名楊子任。后來國民黨民團聽說楊子任就是共產黨的頭頭毛澤東，便兵分兩路進山“圍剿”。在萬分危急情況下，粟裕急派陳添裕等幾名赤衛隊員冒死護送毛澤東安全轉移到雨頂坪。毛澤東感激地說：今天多虧了牛牯撲的同志，要不然我就落入敵人手了。毛澤東還把護送他的幾個同志的名字記在筆記本上。1953年國慶，毛澤東邀請陳添裕赴北京參加國慶觀禮。

1929年中秋節后，毛澤東的病情越來越嚴重了，依然徘徊在死亡線上。閩西特委派人又將毛澤東轉移到永定湖雷上湖塘，隱蔽在興福庵里。后來經過老中醫吳修山來給治療，毛澤東的病情有了好轉。

10月10日，紅軍地方武裝用擔架抬著毛澤東來到了上杭縣城，住在城南的臨江樓上。在上杭縣城，經過西醫十多天的治療，毛澤東的病就好轉了。

10月下旬，毛澤東隨閩西特委機關撤出上杭縣城，再次轉移到蘇家坡。此后，毛澤東身體逐步恢復。

從1929年7月下旬到11月下旬，毛澤東這次得瘧疾，病得很重，休養長達4個月。期間，毛澤東曾對護理他的曾志說：看起來我這個人命大，總算大難不死，鬼門關都讓我給闖過來了。

在閩西山區隱名求醫期間，毛澤東幾乎與世隔絕了。在幾個月中，毛澤東沒有向中央寫過信，也很少與朱德聯系。當時，朱德正在率領紅2、3縱隊向閩中出擊。除了閩西特委、永定縣委和紅1縱隊1、2支隊的幾個主要領導人知道毛澤東的消息以外，外界很少有人知道毛澤東的行蹤。

由于外界沒有了毛澤東的消息，毛澤東仿佛在紅軍中消失了，國民黨反動派便乘機造謠，說毛澤東病故。

1929年9月27日，上海《申報》登載信息稱“毛澤東龍巖病故”。

1929年9月27日，上海《申報》第四版登載屢被朱毛紅軍重創的國民黨軍暫編第1師師長張貞從福建發來的電報，以“朱德全部竄集上杭”為標題，稱“毛澤東龍巖病故”。

1929年10月21日上海《申報》登載信息稱“毛澤東在龍巖上月暴死”。

10月21日，該報第二張第六版又據汕頭的電報，以“朱毛部攻陷虎頭沙”為標題，指出“毛澤東在龍巖上月暴死”。

1929年11月11日，《江西民國日報》公布“毛匪澤東確已病故”。

11月9日，占據會昌的國民黨閩粵贛三省“剿共”指揮部參謀處特電告稱毛澤東已病故。11月11日，國民黨江西無線電通訊社將這一消息以“毛匪澤東確已病故”的顯赫標題公布于《江西民國日報》第五版。

1930年8月30日，根據繳獲的一份共產黨內部文件，《湖南民國日報》第六版發表了社論“毛澤東之死”，報道說：考毛匪澤東，系于本年五月間病死。顯然這一報道時間，是在1930年3月共產國際官方公報《國際新聞通訊》(英文版)1930年第14期刊登毛澤東訃告之后。

面對毛澤東這一國民黨“心腹之患”病故的消息，國民黨政府沒有任何反應，可能他們已知道這一消息是不準確的。

共產國際鬧烏龍

1929年11月下旬，毛澤東在他休養處上杭蘇家坡收到陳毅送來的中央九月來信。九月來信指出，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等，為徹底解決紅四軍的爭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依據。毛澤東表示愿意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11月28日，毛澤東欣然給中央寫報告說：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

1929年9月28日，毛澤東給中央的復信，報告自己回紅四軍工作的情況和目前的工作計劃。

12月28日、29日，毛澤東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村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隨后，毛澤東領導紅軍又開始四處征戰，拓展根據地了，至1930年春，此時根據地取得了發展，包括興國、雩都(于都)、寧都、瑞金、贛縣、安遠、尋鄔(烏)、信豐、南康等縣的贛南根據地和包括龍巖、永定、上杭、武平、長汀、連城等縣的閩西根據地初步形成，贛西南、閩西蘇維埃政府相繼成立。1930年3月，毛澤東率部攻克南康、大余等縣出現了“風卷紅旗過大關”“十萬工農下吉安”大好的革命局面。

然而，此時毛澤東還不知道，由于信息溝通困難，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總部，得知誤傳毛澤東病故的消息之后便信以為真，1930年3月20日，在共產國際官方公報《國際新聞通訊》(英文版)1930年第14期上刊登訃告，宣布毛澤東因患肺結核在福建前線去世。

英文版《國際新聞通訊》載毛澤東“訃告”。

根據《國際新聞通訊》(英文版)微縮膠卷，這篇訃告的原文的譯文如下：

據中國消息：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游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的毛澤東同志，因長期患肺結核而在福建前線逝世。毛澤東是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最害怕的仇敵。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就以重金懸賞他的頭顱。毛澤東同志因病情不斷惡化而去世。這是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當然，毫無疑問，敵人會因此而感到高興。

毛澤東同志出生于湖南一個農民家庭。早在學生時代，他就領導了反對中國軍閥的斗爭。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他立即投身到了馬克思主義的運動當中。1919年北京愛國學生發動五四運動以后，毛澤東在長江地區廣泛開展了宣傳活動。在安源煤礦，他建立了一個模范工會，為現在湘贛地區的工會和布爾什維克黨培養了大批干部。

毛澤東同志從1923年起就是中共中央委員。他堅決反對黨內的機會主義錯誤，在武漢時期特別是這樣。當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中遭到失敗時，他違背了機會主義領導者的意志，繼續在湖南農民群眾中戰斗，1927年馬日事變后，他在湖南發動了秋收起義。1928年初，他的軍隊和朱德同志的隊伍會師，建立了工農紅軍。他們占領了湘贛邊界的廣大地區，并在每個地方建立了蘇維埃。紅軍的活動嚴重動搖了國民黨反動政權。國民黨派出鄰省的7個軍企圖消滅這支紅軍。根據策略上的需要，毛澤東和朱德的部分紅軍撤離湖南前往廣東和福建繼續進行革命斗爭。那里的革命運動方興未艾，福建省大部分地區已在蘇維埃的控制之下。由于毛澤東的進軍，那些被打垮并被驅趕到粵東山區的紅軍和農民又重新開展了生氣勃勃的斗爭。去年夏天，國民黨從6個省抽調6萬多人的軍隊，又一次進攻毛澤東同志率領的紅軍。但是，裝備精良的國民黨部隊并未能趕走這支1萬人左右的紅軍隊伍。相反，戰爭使國民黨軍隊不斷崩潰，整旅整旅的士兵開小差，甚至起義參加了紅軍。

毛澤東同志是被稱之為朱毛紅軍的政治領袖。他在其領導的范圍內完全執行了共產國際六大和中共六大決議。他還幫助揭露和清除了在城市貧民、農民和工人階級中的某些人那里存在的改良主義。這些改良主義思想是國民黨“左派”、第三黨以及陳獨秀造成的。

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名布爾什維克，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戰士，毛澤東同志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中國的工農群眾將永遠銘記他的業績，并將完成他未竟的事業。

這篇訃告1000多字，對毛澤東學生時代至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初期的歷史作了簡要的評價。訃告中雖然沒有提毛澤東參加中共一大、在湖南建黨的事，但稱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之一，這實際上肯定了毛澤東對中共建黨的貢獻。

但共產國際在毛澤東的訃告里也有個別地方評價不準確，如訃告里：“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他立即投身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運動當中。1919年北京愛國學生發動五四運動以后，毛澤東在長江地區廣泛開展了宣傳活動。”事實上，基本上是在1920年夏天以后，毛澤東完成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轉變。那時，毛澤東來到上海拜訪陳獨秀，討論湖南改造促進會計劃和自己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等。后來，毛澤東回憶說，陳獨秀對他的影響也許超過任何人，“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經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后，毛澤東并非是“立即投身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運動”的。1919年五四運動后，毛澤東從事宣傳運動，主要是在湖南，創建文化書社等，還不是整個“長江地區”。

毛澤東在生前始終不知道共產國際為他誤發了訃告。

這一訃告最早由哈佛大學出版社1968年出版的美國人施瓦茨著《中國的共產主義和毛澤東的崛起》一書披露的。從1930年共產國際為毛澤東誤發訃告，到該書的披露，其間已整整過了38年。

1987年，紅旗出版社出版了編譯的斯圖爾特·施拉姆著《毛澤東》一書，這是我國翻譯出版的第一本外國人寫的毛澤東傳記。該書作者是英國倫教大學政治系美籍教授，曾任該校現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施拉姆在該書中提到了共產國際為毛澤東誤發的訃告，指出：蘇聯人自稱比中國人更了解中國情況則更加引人注意，因為莫斯科對當時中國發生的事情無知到令人吃驚的地步。一個有名的例子是，他們竟在1930年3月為“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驅”、“大地主和資產階級望而生畏的敵人”毛澤東發訃告。這是在我國出版的書籍中首次講到共產國際為毛澤東錯發訃告的事。

稍后，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法國記者卡羅爾寫的《毛澤東的中國》一書也提及此事，使廣大中國讀者了解了此事。

毛澤東引起共產國際關注

當初，對于毛澤東，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基本上不了解或了解不多，只是隨著中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壯大，毛澤東才逐漸引起共產國際的關注。

在1923年6月召開的黨的三大上，毛澤東引起了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注意。從馬林記述當時中共黨內爭論的筆記來看，毛澤東對馬林的觀點頗多贊同。馬林在黨的三大上，頻頻引用毛澤東的話來支持自己的論點以反駁張國燾。在得到馬林的賞識和陳獨秀的器重下，毛澤東成為中共中央局的五名委員之一，并擔任中央局秘書，協助委員長陳獨秀處理中央日常工作。

《戰士》周報上刊登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

1927年初，毛澤東到湖南的湘潭、湘鄉、衡山、醴陵和長沙等縣考察農民運動，寫成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于3月在中共湖南區委機關刊物《戰士》周報等刊物公開發表，這個報告闡明了農民斗爭同革命成敗的密切關系，明確指出要極端重視農民斗爭。這個報告刊出后，引起了共產國際代表的重視，被譯成俄文送到莫斯科。共產國際大加贊賞，在5月、6月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共產國際》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轉載介紹這個報告。甚至當時的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布哈林在執委會第八次擴大全會上，贊賞地引用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說法，并說這篇報告“文字精煉，耐人尋味”。

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和鮑羅廷因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后離任，年僅29歲的共產國際主席團委員羅米那茲奉命來華，繼任共產國際代表。在萬分危急情況下，羅米那茲主持召開了秘密的黨的八七會議，提名毛澤東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會后，毛澤東根據國際代表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回湖南領導了秋收暴動。暴動受挫后，毛澤東放棄了攻打長沙的既定方案，率領起義隊伍走上了井岡山。對此，羅米那茲震怒不已。

在1927年11月召開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羅米那茲給毛澤東戴上“完全違背中央策略”“單純的軍事投機”兩頂帽子，會議決定撤銷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湖南省委委員職務。這個決定在1928年3月才傳到井岡山。然而，對毛澤東的這一嚴厲處分，毛澤東和他率領的起義部隊當時都不知道，他們正沿著羅霄山脈的崎嶇小道前進。

起初，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批評毛澤東等領導的農村游擊戰爭。1928年6月，共產國際布哈林指名要毛澤東、朱德離開紅軍去學習。根據布哈林的指示，中共中央致信毛澤東、朱德，要他們“毅然地脫離軍隊”。實際上，毛澤東做好了脫離部隊的準備，1929年6月1日，毛澤東給中央寫報告說：“朱、毛同志可以隨時離開隊伍，只要請中央派人來代替。”

毛澤東

然而，毛澤東沒有去學習，而是繼續進行著艱苦卓絕的斗爭，在拓展革命根據地，開創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局面，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終于重新看待毛澤東。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毛澤東沒有出席，被選為中央委員。成為由23人組成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的一名普通委員。在1928年底，共產國際從報告中了解到，中國各地的革命都處于嚴重困難之中，唯有毛澤東所在的湘贛邊界數縣，形勢甚好。于是，毛澤東的名字多次開始出現在《真理報》等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報刊上。到了1929年，毛澤東的名字至少在莫斯科上層領導機關當中，已經是耳熟能詳了。1929年7月，《真理報》介紹：毛澤東和朱德是兩位“極為出色的領袖的名字”。

毛澤東的名字走向世界

共產國際因誤傳刊發毛澤東去世的這則訃告，在當時沒有引起任何反響、震動。這可能與毛澤東在當時不是中共的主要領導有關，當時毛澤東只是由23人組成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的一名普通委員，是紅四軍前委書記。

雖然共產國際為活的毛澤東發了訃告，成了一個笑話。但是，這彰顯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貢獻，說明毛澤東引起了共產國際的關注。

由于誤傳，1930年共產國際為毛澤東刊發的訃告，是共產國際對毛澤東新的認識和重大的轉變，是迄今為止發現的第一篇毛澤東的傳記資料，第一次系統地向全世界人民介紹了毛澤東的生平，第一次對毛澤東作了比較全面的評價，有助于毛澤東的中共領袖地位的形成。

可能知道是誤傳，共產國際在1930年3月下旬宣布毛澤東因病去世，僅僅過了一個多月，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斯大林處理中國革命問題的主要助手巴維爾·米夫在5月1日的《真理報》上宣稱：“充滿了傳奇色彩的朱德和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在對敵斗爭中“屢戰皆捷”“聲譽蜚然”，贊揚毛澤東正領導紅軍在進行勝利的戰斗。

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毛澤東沒有出席，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31年1月7日，中共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在米夫扶持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盡管毛澤東沒有出席，仍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蘇聯的中國史學者格奧爾基·Б·愛倫堡用俄文撰寫的毛澤東略傳，刊載于1934年11月出版的介紹國外時事問題的蘇聯雜志《國外》第31期“當代人物肖像”欄(第15頁)，題為《毛澤東——概論》，是國外較早地介紹毛澤東的個人傳記。

1935年12月13日，蘇聯《真理報》刊登了哈馬丹《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文章。不久，哈馬丹的《勤勞的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文章發表在《共產國際》(俄文版)雜志在1935年第33—34期合刊中，對毛澤東的生平作了更為系統的介紹(該版的中文翻譯，以《1935年赫在〈共產國際〉雜志介紹毛澤東》為題目，收錄在蘇揚編《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中外名人的評論》，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版，第383—391頁)。愛倫堡寫的此篇略傳在哈馬丹寫的文章之前，而且比較其內容，可以看出，哈馬丹的文章參照了愛倫堡的略傳。

另外，陳云向共產國際的匯報，對共產國際正確認識和支持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也具有重要的意義。遵義會議后不久，陳云幾經輾轉到達上海，之后，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1935年10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聽取陳云匯報，共產國際認為“這是極其珍貴和十分重要的材料”，“今天我們看到的東西是與我們迄今所看到過的完全不同。我們看到了一個確實在中國成長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氣勃勃的黨”。后來，共產國際還決定把這份報告整理成文章，以《英勇的西征》為題發表在1936年春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共產國際》上，成為最早向外界介紹中國紅軍長征和中共領袖毛澤東同志的重要文獻之一。

在此基礎上，1936 年6月，隨著美國著名記者、作家埃德加·斯諾從北平出發，經西安于7月初進入陜北蘇區后，經過幾個月的采訪，斯諾對毛澤東和他所領導的軍隊有了一個較為完整的認識和了解。回到北平后，他把與毛澤東的幾次交談以《共產黨領袖毛澤東訪問記》為題發表，引起了世界各地的轟動。隨后，斯諾又以毛澤東的談話為主干，寫成了《紅星照耀中國》(即后來的《西行漫記》)一書，開始對毛澤東和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宣傳報道，進一步加快了毛澤東的名字走向世界、聲震全球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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