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黨不會滅亡，天塌不下來，山上的樹木照樣長，水里的魚照樣游，女人

　　照樣生孩子。若不信，你看看嘛。難道出了赫魯曉夫，天就會塌下來，山

　　上的樹木就不長，水里的魚就不游，女人就不生孩子了嗎？我就不信。事

　　物的發展不斷地轉向它的反面。”

　　話說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關于陸定一同志和楊尚昆同志錯誤問題的說明》。說明中寫道：

　　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長陸定一與其妻子嚴慰冰反革命案件有密切牽連；把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說成是“實用主義”、“庸俗化”、“簡單化”；大反斯大林，大反所謂“教條主義”，與中央唱對臺戲；反對林彪，對文化革命的態度與彭真相一致。

　　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不顧中央多次關于禁止安設竊聽器的決定，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私錄毛澤東和中央常委講話，盜竊黨的機密；同羅瑞卿等人關系極不正常，積極參加反黨活動；把大量的機密文件和檔案，擅自提供給別人抄錄，嚴重泄露黨的核心機密。

　　《戚本禹回憶錄》中也說：“陸定一的問題是由他的夫人嚴慰冰寫匿名信引發的。葉群曾把嚴慰冰寫的一些匿名信拿來給我們看過。那些信寫得真是下流得不堪入目，有些詞匯是從《金瓶梅》的未刪本上抄來的。特別不應該的是，嚴慰冰造謠說葉群不是林豆豆的親生母親。這一對夫妻，都是道貌岸然的領導人，卻連一個天真無邪的女孩都不放過，真是殘忍。誰看了都會覺得他們做出這樣的事，太不像話了。所以，陸定一、嚴慰冰的問題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拿出來以后，沒有一個人同情他們的，都認為他們是不可原諒的。因為這對林彪一家來說，確實是非常嚴重的精神折磨。葉群親口跟我們講了查處嚴慰冰的經過。那時有個友誼商店，里面有專給副總理以上的中央首長供應特需商品的。有一天，她們兩個都去了友誼商店買特需商品。一個進去，一個出來，大概嚴慰冰買了很多東西，只顧看東西，沒有看前面的人，葉群也是匆匆忙忙的，兩個人就碰撞了一下。葉群說是嚴慰冰先罵她，什么賤女人、臭女人之類的話，罵得挺難聽。她也來火了，就互相對罵起來。當時可能誰都沒有認出對方，被人勸開后，各自走了。嚴慰冰不甘心，走的時候，把葉群的車牌號碼給記下了，然后就寫信去舉報。這封舉報信，按照車牌號碼，就轉到林彪那里了。林彪的秘書收到信，就拿著去給葉群看，說有群眾來信對你提了意見。葉群一看那筆跡，竟然跟寄給她匿名信上的筆跡一模一樣。她馬上去找謝富治，說，你們公安部查了那么多年都破不了案，現在好了，寫匿名信的就是這個告我狀的人，你們趕快找她去！謝富治馬上找來幾位筆跡鑒定專家，一比對，專家一致認定，兩個筆跡是出自同一個人之手。謝富治報告了總理。總理當即指示，立即逮捕嚴慰冰，專門立案審查。這一來，陸定一緊張了，他提出要去看看嚴慰冰。但沒有總理的同意，誰也不能去看。陸定一就找謝富治，說要給她送點衣服之類的。謝富治表示很為難。陸定一就說我可以寫封信給她嗎？得到允許后，他就寫了。信中說：我不知道你犯了什么錯誤，你要聽黨和政府的話，好好配合，力求寬大處理。我前段時間去無錫，給你買了塊國產手表，是半鋼的。你就看著手表，按時休息，按時起床，維護身體健康。謝富治向康生報告了這個情況。康生果然厲害，他對謝富治說，你不懂上海話，他們兩個都是南方人，都在上海住過，陸在信上所寫的‘半鋼’就是上海話‘半講’的意思。那意思就是，陸定一叫嚴慰冰只講一半，不要全講。康生認為，因為事情已經敗露，所以陸定一要嚴慰冰只講自己的一半，而別講他的。否則，他送表干什么？嚴慰冰手上也不是沒有表。謝富治向總理匯報的時候，說到半鋼、‘半講’。總理聽了也說，康生分析得對，可能就是這么一回事。陸定一過去是反對王明路線的。可在廬山會議上，陸定一是暗中支持彭德懷的。他給自己的兒子取名叫陸德德，據他自己說，一個德是朱德的德，一個德是彭德懷的德，但文革后他們否認自己的這一說法。但寫匿名信這件事，說明他們夫婦兩個人，連一個德都不講。”

　　關于楊尚昆的問題，《戚本禹回憶錄》中是這樣寫的：“楊尚昆在主席的菊香書屋臥室和洗手間里安放竊聽器，是通過機要室的吳振英（劉少奇的機要秘書）、康一民（總理的機要秘書）兩個人來做的。葉子龍調離機要室后，機要室就由吳振英、康一民負責。1964年的夏天，在一天中午休息的時候，好多人都在中南海丙樓的前院乘涼。我聽見康一民在跟人大聲地說，‘他媽的，出了事就當縮頭烏龜，這么大的事，讓我來頂罪。明明是你們叫干的，現在你們沒事，就我有事’。康一民是紅小鬼出身，口無遮攔。回到秘書室后，我跟田家英說了這事。田家英給我說，你別去摻和啊，這次他們機要室可要出大事了。但是具體什么事他沒有跟我說。后來楊尚昆找康一民談了一次話，康一民就不再講了。主席在1966年7月回北京之前，叫江青專門打了個電話給我，讓我和謝富治親自再去看一看，主席在中南海的住處是不是都清理干凈了，還有沒有竊聽器？我馬上打電話給謝富治。謝富治說，他馬上派人用儀器去測試。過后，他來電話說檢查完畢，沒有竊聽器了。我同謝富治說我們再去現場看看，我現在就坐車過去接了你一起去。于是我坐車出中南海的南門到公安部去把他接來，一起去了主席住的豐澤園。我一邊看一邊跟謝富治說，這可是不能出差錯的呀，不然咱倆都要受處分啦。謝富治說，保證沒有問題。他已經叫人用專門的儀器來反復檢查了。我把和謝富治一起去查看的情況，給江青做了詳細的匯報。但是，主席1966年7月回到北京以后還是沒有去豐澤園住，而是先住釣魚臺。不久后又住到‘游泳池’去了。1966年9月底，主席還到豐澤園里的頤年堂開過一次會，可是開完會他還是住回了‘游泳池’。主席對豐澤園這個地方似乎產生了一種心理障礙。后來在中央文革小組開會的時候，我們向江青問了這個竊聽器的事。江青當場就叫汪東興去她那里拿來了一個很大的信封，信封上是主席親筆寫的字：‘江青留存’。里面除了小錄音器，還放著幾顆米粒狀的竊聽器，那東西很小，連謝富治都說從來沒有看到過。還有藏著竊聽器的肥皂盒。這很可能是楊尚昆通過中央調査部從海外進口來的，楊尚昆是中調部的領導人。在信封里還存放著當事人康一民等親筆寫的檢査。在1964年‘竊聽器事件’被查出來以后，毛主席就下令把楊尚昆調離中央辦公廳。可到了1965年主席發現楊尚昆仍在中南海工作，他發了火，劉少奇、鄧小平這才把楊尚昆調去廣東省委當了書記處書記。楊尚昆調去廣東后，還是不斷地在深夜打電話給田家英，田家英把中央和主席討論的一些事情都告訴了楊尚昆。直到后來田家英感到事情越來越嚴重了，他害怕了。他跟楊尚昆說，咱們別再通話了，萬一被人家聽到怎么辦。可楊尚昆還是繼續打電話來，田家英也不能不接。這些情況都是田家英的秘書后來揭發的。在田家英死之前，他的秘書不肯過多揭發田家英。田家英死后，他向組織上說，他解放了，要把田家英的事情原原本本向組織上交代。按他的揭發，問題嚴重極了。他寫的揭發材料，按理現在應該存在中央檔案館，不知被銷毀否？當時中央決定審查田家英的時候，是把他作為楊尚昆案的附案來立案的。”“楊尚昆在主席住所安放竊聽器的事件，在這次中央會議上揭露出來之后，大家都非常震驚和憤怒。總理沒讓楊尚昆出席會議，總理在會上宣布，楊尚昆已經被隔離起來了。因為他有一些問題屬于黨的重要機密，不便于在會上公開作交待。”“可是到了1980年鄧小平上臺之后，那時的中央又發了文件，說關于楊尚昆‘私錄毛主席談話’，‘全屬不實之詞’。楊尚昆本人和一些當事人等，或發表談話，或撰寫文章，把‘竊聽器事件’說成是正常錄音工作，連葉子龍也寫回憶錄，他把1964年被發現的‘竊聽器事件’和50年代中央辦公廳的正常會議錄音混為一談。而毛主席則被他說成是一會兒主張和同意錄音，一會兒又堅決反對錄音，前后矛盾，喜怒無常。”

　　再說康生到杭州匯報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彭真問題的討論情況，他把大家的意見歸納為10條，毛主席在聽取匯報時也插了許多話。

　　康生立即飛回北京，把10條內容和毛主席的指示，向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分別作了匯報。劉少奇主持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把這10條內容和毛主席的指示綜合在一起，由王力執筆寫成一篇社論，發表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上。其內容依然分為10個方面：

　　第一，抗拒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第二，反對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第三，拋棄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觀點，企圖和平演變。第四，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第五，為復辟資本主義、顛覆無產階級政權作輿論準備。第六，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提出的教育方針，實行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的教育方針。第七，反對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第八，招降納叛，結黨營私。第九，對黨中央實行嚴密封鎖。第十，打著紅旗反紅旗。

　　在《人民日報》這篇社論里，有許多精彩的段落都是源自毛澤東的話。僅摘錄兩段如下：

　　“黨中央對前北京市委主要負責人的修正主義路線是逐步有所察覺的。但是他們修正主義本質的徹底暴露，還需要有一個過程，需要有一定的土壤和氣候。毒蛇也要在一定的氣候條件下才會出洞的。毒蛇一出洞，就立即被毛主席和黨中央把它捉住了，就立即被廣大的黨的干部、廣大的群眾打倒了。”

　　“毛澤東同志早就告訴我們，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斗爭，黨的生命就停止了。黨內的矛盾，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由非對抗性矛盾變為對抗性矛盾。我們黨能夠及時識破和摧毀由一小撮修正主義分子壟斷的前北京市委這個反動堡壘，恰好表明我們黨是強大有力的，表明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領導是非常英明偉大的。”

　　此后，社會上出現了打倒“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口號。

　　5月25日下午2時許，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1937年投奔延安）、黨總支副書記趙正義，教師楊克明、宋一秀、高云鵬、夏劍豸、李醒塵7人，因對北京市委宋碩、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和副書記彭佩云等人傳達的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關于文化革命的指示產生懷疑和抵制，在校內大飯廳東墻上貼出了一張大字報，標題為：《宋碩、陸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關于這張大字報，《戚本禹回憶錄》中介紹說：“楊克明在1966年7月曾給中央文革信，報告《北京大學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產生經過》，說了大字報寫作經過。一開始，是他和另一位哲學系的教師張恩慈，為寫大字報的事去找過曹軼歐，得到了曹軼歐的支持，回去以后就由楊克明執筆寫了大字報。楊克明在信上還說，他起草的這張大字報的底稿還在他那里。我們派到北京大學的‘快報組’記者回來也跟我說，這張大字報是哲學系楊克明等幾個青年教師一起寫的，寫好后，再請聶元梓等人一起簽名的。當時大家要聶元梓領頭簽名，這是因為當時的人組織觀念都很強，即使是起來貼黨委的大字報，也不能脫離黨組織的領導。”

　　再說聶元梓等人在大字報中寫道：北京大學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廣大師生的革命被壓制下來，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因在哪里？這里有鬼。

　　大字報列舉了北京大學黨委一兩個月以來的工作，認為他們是在破壞文化大革命，是在負隅頑抗、螳臂當車、蚍蜉撼樹。

　　大字報中提出：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戰斗的時候了。

　　這張大字報一貼出來，北京大學黨委立即組織了對聶元梓7人的反擊，半天之內，北京大學學生和教師在全校貼出了1500張大字報與之辯論，聲勢之大反應之強烈，是前所未有的現象。

　　在這種情況下，康生讓他的夫人曹軼歐派秘書把聶元梓7人的大字報抄了回去，他和陳伯達看后，認為這張大字報是符合中央精神和毛主席指示的，應該給予支持。

　　5月25日晚上，陳伯達和康生分別給李雪峰打電話，讓他去北京大學處理一下圍繞聶元梓7人的大字報所出現的爭論問題。李雪峰說：

　　“我去不好吧，我當市委第一書記的決定，還沒有向群眾公布嘛。以什么身份去呢？”

　　陳伯達說：

　　“你應該去，去了給大家講一講嘛！”

　　于是，李雪峰就帶了十幾個華北局的干部，在晚上12點左右趕到了北大。他們一到學校，就被師生們團團圍住了。李雪峰召開了師生大會，他在會上說：

　　“同志們貼大字報是可以的，但要內外有別。大字報無論如何不能上街，這樣影響很不好。你們可以在飯廳門口搭個棚子專門貼大字報嘛。黨有黨規，國有國法，無組織無紀律是不行的！”

　　5月26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央文革小組名單。歷時23天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完成了毛澤東事先所確定的各項任務，宣告閉幕。

　　此后，康生、陳伯達乘飛機抵達杭州，將經政治局常委討論同意并經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名單，報請毛澤東批準。他們又把聶元梓7人的大字報和北京大學的情形匯報給毛澤東。毛澤東看了聶元梓7人的大字報，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

　　“5月25日聶元梓的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意義超過了巴黎公社。這種大字報我們寫不出來。這是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

　　康生、陳伯達回到北京，向劉少奇等人傳達了毛澤東對聶元梓7人大字報的評價和指示。

　　事后，劉少奇問李雪峰對聶元梓大字報的評價，李雪峰感到很突然，就說：

　　“毛主席不是已經說了嗎？我還有什么可講的？要是讓我來處理這件事情，我不會把這張大字報公開的。這么一來，北京的學生基本上無法控制，我擔心這樣下去會波及到工廠和農村。如果全國都這么折騰，實際上就是天下大亂。”

　　劉少奇激動地說：

　　“絕對不能亂，亂了毛主席會怪罪于我的。現在北京這個家難當呀。我已經向毛主席說過，請他回來主持工作，他說：你們不是嫌我礙事嗎？你們放手干吧，天不會塌下來的。”

　　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通知中寫道：

　　“中央決定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于政治局常委領導之下。現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通知你們：

　　組長：陳伯達

　　顧問：康生

　　副組長：江青  王任重  劉志堅  張春橋

　　組員：謝鏜忠  尹達  王力  關鋒  戚本禹  穆欣  姚文元

　　華北、東北、西北、西南4大區參加的成員（4人）確定后，另行通知。”

　　不久，中央又通知：華北由郭影秋（北京新市委文教書記）、東北由鄭季翹（吉林省委文教書記）、西北由楊植霖（青海省委第一書記）、西南由劉文珍（西南局宣傳部部長）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此后郭影秋4人仍在原單位工作，只是到京參與中央文革的一些文件起草工作，并未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的實際領導工作。

　　此時，江青和她的親人們都離開了中南海菊香書屋。除了毛澤東在南方外，李敏和丈夫孔令華是早在1963年就搬出了中南海居住。毛岸青仍然住在醫院，他的愛人邵華在北京大學學習。兩個年齡最小的李訥和毛遠新也已經大學畢業，參加了革命工作。李訥是在1965年夏從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后，被分配到《解放軍報》社工作，化名蕭力，吃住都在報社里。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李訥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成為報社造反派組織的負責人。后來，她被調到毛澤東身邊當聯絡員，出入各名牌大學，把摸來的第一手材料向毛澤東匯報。毛遠新是在1965年夏從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后，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到防空導彈3營1連當兵。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后，他按照1965年畢業的大學生可以回母校參加運動的規定，回到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

　　江青自從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以后不久，年近53歲的她基本上就吃、住、工作在釣魚臺11號樓了。

　　綠樹濃蔭下的釣魚臺，坐落在北京西郊玉淵潭附近，風景秀麗。釣魚臺因800年前金代章宗皇帝在此垂釣而得名。1958年建成釣魚臺國賓館，是建國10周年10大建筑之一。國賓館內布滿了一幢幢辦公兼休息使用的新式樓房，中央決策的參謀班子人員經常在這里辦公、休息、暫住。從50年代末開始，討伐修正主義寫作班子的秀才們就在這里安營扎寨。現在的中央文革小組，承擔著大量的日常工作，所以，也在這里占據著幾座辦公樓。

　　江青在11號樓的辦公室十分簡單，一張寫字臺，幾個沙發，墻壁上掛著毛澤東紅軍時期的一幅照片。此外，再沒有更多的鋪陳。她每星期至少有兩次去中南海見一見毛澤東。

　　據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在回憶中說：“毛澤東曾經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別人這樣評價江青：‘她在30年代是追隨魯迅的，她在文藝上的革命觀點同時啟發了我。她在政治上很敏感，看問題有她自己的特色。正是因為她在30年代有那樣的膽量和水平，我們才在延安結合。這一點，總理知道，康生同志也知道。你們在適當的時候向全黨講一講江青同志的這個革命經歷。’”

　　5月29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高年級的幾個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貧下中農家庭的學生，在學校附近的圓明園廢墟上成立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紅衛兵組織。

　　原來，這幾個中學生受到此一時期政治氣候的影響，經常聚在一起，分析、研究、評論政治形勢，他們出于對黨中央、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樸素的階級感情，決定建立一個組織，保衛黨中央和毛主席，捍衛毛澤東思想。他們的誓言是：

　　“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黨中央、毛主席是我們的靠山，解放人類是我們的責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行動的最高指示。我們宣誓：為保衛黨中央，為保衛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堅決灑盡最后一滴血。”

　　此后，在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影響下，北京地質學院附中、北京石油學院附中、北京大學附中、北京礦業學院附中及北京市第25中等學校的學生，也相繼成立了紅衛兵組織。由此，“紅衛兵”成為中國最革命的青年學生和最革命的群眾組織的代稱。后來，紅衛兵組織逐漸發展到北京市各大、專院校和全國各地各類學校，作為一種社會力量，步入了中國的政治舞臺。

　　5月30日，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給在杭州的毛澤東發去了一封請示信，他們在信中寫道：

　　“擬組織臨時工作組，在陳伯達同志直接領導下，到《人民日報》社掌握報紙的每天版面，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臺的對外新聞。”

　　毛澤東當天即在這封請示信上作出了批示，他寫道：

　　“同意這樣做。”

　　5月31日，陳伯達率領有穆欣、唐平鑄等人參加的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自此以后，以陳伯達為首的工作組掌握了《人民日報》每天的版面，同時控制了新華社和廣播電臺的對外新聞廣播。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由陳伯達授意、改定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將《五一六通知》的內容公布于全國。社論還宣告：

　　“一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會主義中國興起。”

　　就這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概念，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篇社論中首次出現了。從6月1日開始，《人民日報》每天發表一篇社論。

　　6月1日，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因對北京大、中學校的局面無所適從，便飛往杭州向毛澤東匯報，并請求毛澤東盡快回北京主持工作。

　　毛澤東表示暫不回京，他指示劉少奇、鄧小平要相機處理運動中的問題。劉少奇、鄧小平隨即又飛回了北京。

　　6月1日下午，毛澤東對《紅旗》雜志社和《光明日報》總編輯室所編的《文化革命簡報》第13期刊登的北大聶元梓7人的大字報作了批示，他寫道：

　　康生、伯達同志：

　　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請酌辦。

　　毛澤東 1966年6月1日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播發了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7人寫的針對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是日晚，王力、關鋒和康生派到北京大學的觀察員曹軼歐，在釣魚臺14號樓趕寫了一篇《人民日報》評論員的文章，題目是：《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康生得知后高興地說：

　　“這下聶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戚本禹在數十年后曾對這張大字報的署名者及有關人士作了評價，據《戚本禹回憶錄》說：“這張大字報向全國廣播后，首先出名的就是聶元梓了。可是后來的事實證明，她是個思想雖糊涂但卻善于投機的人。在大字報上簽名的7人中其他任何一個人都要比她頭腦清楚。我認為最明白的倒是支持楊克明寫大字報的原北大哲學系老師張恩慈，這個人懂哲學，有頭腦。在這張大字報之前，1966年5月5日，他就曾給毛主席寫過信，講了中宣部、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學四清運動中的問題。這封信是給關鋒看過的，張恩慈與關鋒在學術上有過合作，關鋒對他表示了堅決支持。關鋒把這封信交給了我，我看了這封信也覺得寫得很深刻，就把它呈送給了主席，毛主席從這封信中了解了北京大學很多情況。毛主席并在5月11日批示印發正在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將題目改為《張恩慈同志對北京大學四清運動的意見》。毛主席批示：‘少奇同志閱后，印發有關同志。’”

　　再說6月2日，《人民日報》在顯著位置上全文刊載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同時，還發表了王力、關鋒、曹軼歐等人組織寫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

　　此時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既不了解毛澤東的意圖，也不同意毛澤東的若干意見。他們決定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研究如何穩定局勢，控制文化大革命運動。

　　6月3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首先聽取此前內定為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李雪峰關于北京地區文化大革命情況的匯報。

　　李雪峰認為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已經形成高潮，要使北京市大專院校有良好的秩序，就要把學生們組織起來，走向正規。他提出了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8條要求。

　　這8條要求經劉少奇修改后，內容如下：

　　1、大字報要貼在校內。2、開會不要妨礙工作和教學。3、不準上街游行示威。4、內外區別對待，大字報不準外國人參觀，外國留學生不能參加運動。5、不準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鬧。6、注意保密。7、不準打人、誣蔑人。8、積極領導，堅持崗位。

　　劉少奇還同意了李雪峰的提議，決定從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團中央委員會抽調一批干部，組成北京新市委工作組，進駐各大、專院校，領導學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劉少奇要求各級黨委要參加運動，要負起領導責任。李雪峰對劉少奇說：

　　“我絕對不會辜負黨中央對我的信任，一定要竭盡全力把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就在6月3日這一天，北京市委派出以張承先為組長的工作組進駐了北京大學。

　　6月3日、4日兩天，李雪峰連續兩天召開了北京市有關方面人士的會議，本著先黨內后黨外的原則，傳達了中共中央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精神。他在會上還宣讀了經過劉少奇修改的北京新市委關于進行文化大革命的8條方針。

　　6月4日，《人民日報》公布了中共中央關于改組北京市委的決定。

　　《人民日報》同時還發表了6月3日由周恩來親自撰寫的新華社的電訊稿《北京新市委決定改組北京大學黨委》。電訊中說：

　　“新改組的北京市委決定：1、派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到北京大學對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領導。2、撤銷中共北大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佩云的一切職務，并對北京大學黨委進行改組。3、在北京大學黨委改組期間，由工作組代行黨委的職權。”

　　李雪峰看到這個新聞，打電話請示劉少奇說：

　　“這個決定公布，毛主席同意吧？”

　　劉少奇說：

　　“總理請示了主席，主席點頭了。”

　　至此，中共中央徹底改組了北京市委，除由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外，調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吳德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彭真經營了十幾年的北京市委徹底土崩瓦解了。

　　據吳德后來回憶說：

　　“那時我剛剛從東北來京，對整個運動的情況并不十分了解。劉少奇在和我談話的時候說：‘你是北京市委的第二書記，是協助李雪峰同志工作的。希望你們來演一出現代的《八大錘》。’因為我和李雪峰調京的時候，從山西和華北局還調來了另外6個主要負責同志，包括《山西日報》的吳象和山西團省委書記李立功等人。那時北京新市委也沒有多少真正的權威，北京的運動直接受中央的領導，我們動不動就會陷入政治漩渦里去。李雪峰對我這樣說過：‘他媽的，這個官兒可不是好做的，放個屁也會讓最高層聞見，我們的一言一行可是要注意呢。弄得不好，就會栽進黑洞里了。’這話，我至今記得清楚。”

　　再說李雪峰后來曾到北京大學講了話。他個子不高，穿著灰色褲子白襯衣，手里拿著一把扇子，不住地搖晃著。他說：

　　“我在上學的時候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當然是地下黨。那時參加共產黨是要殺頭的，但是不怕死的才參加黨。我們在太原也鬧學潮，要求革命。但是不管形勢怎么變化，我們有一條信念是不變的，那就是跟著共產黨走。離開了這一條就會犯錯誤。這一回，我們在打倒彭真黑幫以后，主持新市委的工作，正如吳德同志說的，我們幾個人到北京來就是要演出一場《八大錘》。看我們演得像不像樣，請你們來給我們打分。”

　　此后不久，經周恩來親自批準，中央從空軍、海軍及其他單位調來1萬多人，組成工作組，進駐北京其它各大、專院校。這些工作組名義上受北京新市委領導，實際上是直接聽命于中央的。

　　接著，全國許多省市也派出了工作組，進入當地的大專院校，領導那里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這時候，剛剛調入中央任職的陶鑄也積極地參與制定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方針，支持派出工作組，并提出了現在就是工作組專政的口號。

　　據《戚本禹回憶錄》說：“工作組派下去以后，不去領導學生批判‘二月提綱’、斗爭走資派，卻反過來去斗爭學生、斗爭群眾，很快引起了學生們強烈的不滿。在一些學校里出現了工作組與學生的沖突。陜西省委打電報過來反映，說西安交大有一些學生在底下秘密策劃，準備有組織、有計劃地向黨委和工作組發動進攻。聽到這個消息，劉少奇發火了。他立即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在全國范圍進行‘反干擾，抓游魚’。”

　　6月6日和8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繼續聽取李雪峰關于北京地區文化大革命的匯報。李雪峰匯報后，又提議說：

　　“這次運動，應該制定一個決定，明確打擊的重點是什么？黑幫和黑線的標準是什么？不然，群眾心里沒數，我們心里也沒數。”

　　劉少奇說；

　　“這次文化大革命比1957年反右斗爭的規模還要大，意義也深遠。現在還是要放手一些。我們要善于領導和敢于領導這次運動。首先要敢于領導，引火燒身，主動檢查自己的問題和錯誤，自己站在運動的前面。善于領導就是要避免被動，避免領導落后于群眾的那個局面。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人和資產階級的權威人物，重點應該放在吳晗一類人上面，他們就是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階級敵人。不管出現什么問題，不要轉移了這個目標和視線，也不要分散目標，要讓廣大群眾和吳晗、廖沫沙、鄧拓一類的黑幫劃清界限，明確政策。知識分子有左、中、右3類，通過這次運動，要把他們劃出來。這樣我們就可以明確將來依靠誰，團結和打擊誰了。這樣便于我們對廣大群眾采取團結、教育和改造的方針。”

　　6月9日，劉少奇和周恩來、鄧小平、陶鑄、陳伯達和康生一塊到杭州去向毛澤東匯報工作。劉少奇說：

　　“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規模還要聲勢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數要超過1957年。學校單位的奪權斗爭基本上在90%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學。”

　　康生說：

　　“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否重點是整一些右派？值得研究。如果只是在學校和單位像1957年那樣抓右派，是否擴大了打擊的范圍？也未必符合毛澤東同志這幾年來的指示。”

　　毛澤東說：

　　“群眾沒有發動起來之前，任務是講不清楚的。牛鬼蛇神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搞了一些什么名堂？你劉少奇知道嗎？你們這些常委們就都清楚？也不一定，我是不清楚的。但是群眾清楚，人民清楚。只有把他們發動起來，把政策交給群眾，我們這次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好。”

　　6月10日清晨，毛澤東在杭州由康生陪同會見了越南胡志明，雙方談話記錄摘要如下：

　　毛：自古以來，總是沒有經驗的人民打勝有經驗的軍隊；沒有槍的打勝有槍的；很少的人打勝很多的人。你們不也是這樣？八月革命時你們有多少人？

　　胡：黨員共有5000多人，沒有多少軍隊。

　　毛：你們的軍隊開始恐怕只有幾百人，以后有千把人。在1927年以前，你不是在幫我們的忙嗎？那時，我們工人、農民有幾千萬人，組織在工會、農民協會里。農民有農民自衛隊，工人有糾察隊。可是沒有準備敵人殺人。到1927年上半年，4個月工夫，一掃而光。跟印尼現在的情況差不多。5萬黨員剩下1萬不到，10個人中只剩下2個。另外的4萬哪里去了？一批被殺了；一批投降了；一大批不干了，嚇破了膽，不敢活動，離開了黨。只有八、九千人繼續干。我這個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沒有準備打仗，是教小學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七搞八搞，搞了10年，打了一部分敗仗，多數是打勝仗。軍隊發展到30萬，包括脫離生產的游擊隊。但是，在10年中遇到3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第一次是瞿秋白；第二次是李立三、向忠發；第三次是王明。結果呢，第5次反圍剿失敗了。當時，我們這些人被趕出軍隊。我是一次被“開除”黨；3次被趕出軍隊。其實是被開除出中央政治局，有謠言說被開除出黨，成為民主人士。我是井岡山的書記、地區的特委書記，支部也不能參加了。他們想盡了一切辦法整我，后來又說師長可以當。就是這樣，當了半年多的民主人士。后來搞清了，沒有開除出黨，又當起黨代表，當起政治委員了。那是1928年。他們說，我犯的錯誤，第一是燒房子燒得少了；第二是殺人殺得少了；第三是話講錯了，我為什么說“槍桿子里出政權”。他們到處發通知，說我是“左”傾機會主義，什么槍桿子里還能出政權。后頭又有幾次，遭到內部同志們不諒解，把我趕出紅軍。當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那時，林彪同志同我一道，贊成我。他是在朱德領導下的隊伍里，他的隊伍擁護我。我自己的秋收暴動的隊伍，卻撤換了我。同我有長久關系的撤換了我，同我不大認識的擁護我。你看，怪不怪呢。

　　胡：天下無奇不有。

　　毛：你有這套經驗嗎？你是一帆風順，開始就當黨的領導者。

　　胡：你說得對，我是一帆風順，沒有遭受過反對。

　　毛：你有馬克思保佑。你的馬克思主義比我多。

　　胡：我不承認。

　　毛：為什么人家不反對你？

　　胡：我們是黨小、國家小、軍隊小。黨和軍隊的其他領導人年紀都比我小，這也是個原因。

　　毛：你是老資格了，也有一個壞處，你沒有受過挫折，沒有經驗。

　　胡：對。

　　毛：所有的人都叫你“萬歲”。我這點跟你不同。

　　胡：正因為這樣，你的經驗多。

　　毛：許多次是把我打倒。有一次是在江西，第1、2、3、4次反“圍剿”打勝了，卻說我犯了錯誤，一貫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沒有絲毫的馬列主義。有絲毫也好，絲毫都沒有。他們自以為是百分之百的馬列主義路線。說我打仗也是機會主義。他們說應該打大城市，我不打。如像說你們現在不打大城市也是右傾機會主義一樣。你打，人家一攻，又得退出。現在你們這80萬敵人，能機動的不過20萬人而已；其他60萬，要守公路、機場、海港和大小城市。就在這一點上，你們會勝利的。

　　胡：向你報告，現在我們在西貢周圍有幾個營。

　　毛：但不要去打西貢、峴港。其他省城也暫時不占。占了人家來恢復，又得跑出來。

　　胡：現在我們有一種特工部隊，到市內去打美國大使館、打飛機場的就是這種部隊。我們不準備現在就去打大城市。

　　毛：這個好。偶然進去一下又出來好，如像打峴港那樣。因為有你們的人作內應，鐵絲網、壕坑等都有人破壞。搞幾百人進去，突然襲擊；外面打炮。幾個鐘頭后，幾百人又出來。這樣好。以前我們也打過很多次。一些小城打進去了，可以收集很多資料，有敵人的報紙、圖書館；也可以擴大兵源，幾天內擴大幾千人。如像我們打過江西的吉安。我們有3萬人，敵人只有一個旅，幾千人。我們住了10天，就擴大了一、兩萬軍隊。以后，我們還打過福建的漳州。是我同林彪去的。殲滅敵人一個師，得了許多武器、彈藥；還得了陳嘉庚的許多膠鞋，他是新加坡華僑大資本家，做橡膠生意的；也得了一批馬列主義的書。國民黨為什么會有馬列主義的書呢？他們的圖書館里也有，是為了研究我們用的。如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兩個策略》，還有世界經濟地理、社會發展史、德波林的歷史哲學等。

　　德波林這個人我很熟悉。斯大林批評他是孟什維克。他不同意斯大林，也不同意列寧開創了哲學的新階段。當他80歲以后，赫魯曉夫發給他勛章。這一兩年才死去的。以前批評德波林的人，現在又成了修正主義者，如米定、尤金、羅森塔爾等人。中國現在也出現了修正主義，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問，以前我們知道不知道？我們是知道的。彭真犯過一系列的錯誤，早幾年我已經要撤他。北京市是個獨立王國，誰也不能過問。比你們的河內壞。我不能過問，劉少奇同志不能過問，周恩來同志不能過問，鄧小平同志不能過問。羅瑞卿的問題，1959年整彭德懷時，有人提議他當總參謀長，我們有些人不贊成。后來，提他當總長的同志就挨他整，一共整了6年時間。提他的人是他的上級，現在反過來挨他整。我勸你，你們的人不是都忠誠于你的。忠誠的可能是大多數，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頭上叫你“萬歲”，實際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萬歲”時，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這是很自然的規律。一個黨不分裂？沒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The division of one into two）。這不是我發明的，是列寧發明的。什么是我的發明呢？明明是列寧在《哲學筆記》里說的。列寧不講辯證法的3個原則。“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抄黑格爾的，主要是恩格斯抄的，列寧就不抄。他說，對立統一是辯證法的核心，但要解釋和發揮。他沒有來得及解釋和發揮。我們是遵守列寧的原則，不搞3個原則。斯大林違反了列寧的原則，搞了個4個原則，叫作“聯系”、“質量互變"、“發展”、“對立統一”。我們也不聽斯大林說的；我們相信列寧。我不過是遵守他的指示加以解釋和發揮。按照這條規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對立統一。事物總是有兩個對立面。你們黨如果只有完全的團結，沒有對立面，就不符合實際。全世界的黨都分裂嘛。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料到他們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為反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創立和領導的黨——德國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等，在他們死后，就成為資產階級的黨。這條不注意要吃虧的。列寧雖料到會出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反對派，但他的辦法是不殺人。從1917到1924年，掌握政權不到8年的時間，列寧死了。在這段時間中，他主要搞理論去了。工會工作做了一點，不多。農民工作根本沒有做，農民運動的綱領都沒有搞。十月革命時，臨時用民粹派的綱領作為布爾什維克的綱領。在工農兵代表蘇維埃開會時，列寧說，對這個綱領不要討論太多。民粹派對自己的綱領是不能執行的，提出“到民間去”，也走不通。以后民粹派成了富農的代言人。

　　你們以前說犯了錯誤，土改不應該搞左了，人殺多了。我看是殺少了。你們出了《人文》、《佳品》。你們怕群眾搞示威，向我們要催淚瓦斯。《人文》、《佳品》不過就是《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天下烏鴉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們有準備，全黨大多數人有準備，不怕。我們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總之，是一分為二，不要看現在都是喊“萬歲”的。

　　胡：現在中國的4個省正在幫助越南的7個省，如廣東幫助我們的廣寧省等。

　　毛：幫助些什么？

　　胡：幫助搞農業生產、水利、改良稻種、牛種，還幫助辦小型發電廠、小工廠，搞改良農具等等。

　　毛：你們的煉鋼廠搞起來了嗎？

　　胡：已開始投入生產。敵機也已開始在附近轟炸。

　　毛：年產鋼多少？

　　胡：很少，還沒有軋鋼設備。

　　毛：你們那里有煤礦、鐵礦嗎？鐵砂從那里去的？從中國去嗎？

　　胡：越南有煤、有鐵。中國也去一點。

　　毛：沒有鋼，沒有機械工業，國家就沒有整套的工業。

　　胡：可能你還記得，是我在見你后，在你的鼓舞下，才建鋼廠的。

　　毛：我最關心鋼鐵工業和機械工業。

　　胡：我們太原鋼廠的設備和專家都是中國的。

　　毛：可以從小型開始，逐步發展。有個什么十幾年，就可以搞成。小型軋鋼機可以從中國弄去，煉鋼可以采用新的技術。我們已經開始搞用氧氣煉鋼。有些新技術也可以從中國弄去。初步，不要搞急了，搞多了，我們吃了搞急了搞多了的虧，一年搞了1700個基本建設項目。搞了幾年不行，然后縮小下來，變成700多個。你看，減了1000個，有的已經搞成了，沒有搞成的基建單位，就象癩痢頭一樣。那時就是貪大、貪多、貪全。可惜你沒有到錦州去看看。那里搞了許多小工業。沒有資金，干部、工人每人湊一點，沒有錢蓋房子，就搭個草棚。現在出了許多新產品。有些大工廠，很落后，比如鞍鋼，有16萬工人，年產五、六百萬噸鋼，但它有落后的一面。

　　下面的話題轉到了中共黨史方面：

　　毛：第一朝陳獨秀，1921年到1927年，共7年的時間；后來他跑了，跑到托派那里去了。第二朝瞿秋白，他是“左”的，只搞了3、4個月。我剛才說的把我趕出政治局，有人造謠說我被開除出黨，當了民主人士，也是這個時候。笫三朝，李立三、向忠發，搞了幾個月，“左”得很，要打大城市。第四朝是王明，他的時間最長，統治了4年之久。他沒有到根據地去過，但他的人馬去了。5個根據地都有他派去的人；國民黨統治區也有他的人；彭真就是執行王明路線的。第五朝是張聞天。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是國民黨的人。

　　胡：過去他們參加過國民黨？

　　毛：在第一次大革命國共合作時期，那個不算。我也參加過，是黨要我們參加的。對他們，還沒有確實的證據，只是一種懷疑。他們都有一個時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

　　胡：他們被國民黨收買了嗎？

　　毛：彭真被國民黨抓過，怎么出來的，我們不清楚。為什么他們混進黨內這么久沒有看出來呢？他們的錯誤我們發覺過，如彭真在延安辦黨校就犯過錯誤。在晉察冀時也犯過錯誤，現在才揭發出來，過去不知道。聶榮臻知道，他是晉察冀的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楊成武也是晉察冀的。彭真到晉察冀不到兩年時間，執行王明路線。這個時候的王明路線同10年內戰時不同，10年內戰時王明路線是“左”的，主張打大城市；抗日戰爭時期，王明路線是右的，是投降主義。后來，王明也跑了，去莫斯科，是我們送去的。他現在還用假名字寫文章罵我們。此外，跑了的還有張國燾，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紅4方面軍的領導人，現在香港當美國特務。在井岡山時的總政治部主任、接替我的政委，后勤部長，也都叛了黨，跑到國民黨方面去了。你看，幾朝都是叛變。陳獨秀叛變了，瞿秋白被捕后寫了自首書。向忠發（實際上是李立三路線）被捕之后，給敵人帶路抓人；敵人把人抓完后，把他也殺了，相當蠢。王明被捕后也成了叛徒。他被捕了幾次，怎樣放出來的我們都不知道。在東北，他被日本人抓過；在上海，被蔣介石抓過，然后放出來。饒漱石在新四軍時被抓過，怎么放出來的不清楚。彭德懷是國民黨的團長，同我們打過仗，后來投機；歷來都犯路線性的錯誤。羅瑞卿是同彭德懷合作過的。彭德懷、羅瑞卿、彭真、陸定一、楊尚昆，他們都是一伙，為什么這么久才揭露？我們是要看一看？他們還里通外國。

　　胡：留下來不是危險得很么？

　　毛：就是危險得很。但不到一定的機會，他們不自己暴露，我們不整他們。如彭德懷，歷次犯錯誤，我們只是批評批評，但他記仇。抗美援朝時，他當了司令員，回國后又當了7年國防部長。他拉走了幾個將軍呀？將軍、文官被他拉走的不到10個人。我們黨這5朝，領袖都不好，革命失敗了嘛。兩次大失敗：1927年陳獨秀領導時革命大失敗；1934年長征，30萬軍隊變成兩萬五千人，還不是失敗嗎？但黨并沒有消滅，軍隊還有兩萬五千人，經過了8年抗日戰爭，又變成了一百萬人。這時，我們有了經驗了。經過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瞿秋白、李立三的3次“左”傾機會主義，我們有了經驗，使我們能夠作出總結了。所以，要感謝這些人教育了我們。首先要感謝國民黨和帝國主義。第二要感謝右傾機會主義者、“左”傾機會主義者和叛徒。否則。單單靠馬克思主義是教育不了我們的。

　　我們最近這場斗爭，是從去年11月開始的，已經7個多月了。最初，姚文元發難。他是個青年人。討論清官等問題。你不是贊成清官嗎？你說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沒有見過。無官不貪，只有多少之別，沒有真正的清官。

　　胡：我的父親當了知縣，他沒有貪。

　　毛：不見得，那時你還小，他貪你不知道。當知縣可了不起。

　　胡：當了幾個月，他就被撤職了。

　　毛：那是他來不及貪，當上一兩年知縣，我看他不大貪也小貪。

　　康生：無官不貪，官與貪是分不開的。

　　毛：現在我們不搞清官、貪官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藝界、學術界、哲學界、史學界、出版界、新聞界。文藝界又分好多界，有戲劇界、電影界、音樂界、美術界、雕刻界；戲劇界又分京戲和幾百種地方戲。

　　今天，我只睡了兩個小時，因為心里有事，要見你這胡伯伯。我打聽你幾點鐘睡，知道你5點鐘起床，好，我7點見你。前天我睡了8個小時，昨天睡了8個小時，今天睡兩個小時夠了。夏天，有時我幾天不睡覺。廬山會議時，我沒有睡覺，講了話之后，去游水，回來又講，是整彭德懷。現在，主要是看大字報；報紙上也很熱鬧。大字報厲害得很，有群眾性，轟轟烈烈。你可以到浙江大學去看一看嘛，晚上，化裝去，戴上口罩去看一看嘛；這是發動群眾整反動分子的一個好辦法。

　　胡：1957年時我也在中國看過大字報。

　　毛：沒有這一次深入、廣泛。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幾百人、幾千人，特別是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出版界、文藝界、大學、中學、小學。因為當時我們沒有人，把國民黨的教員都接受下來了。大、中、小學教員，辦報的，唱戲的，寫小說的，畫畫的，搞電影的，我們很少，把國民黨的都包下來。這些人都鉆到我們黨內來了。這樣一說，你就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道理。

　　胡：中國有的，越南也有。中國搞的，越南也要搞，雖然越南的規模要小一些。越南的情況同中國是一樣的。

　　毛：可能都是一樣。你們也有小學、中學、大學教師，這些人還不都是舊知識分子。黨內的人也是來自五湖四海，各種人都有。我們黨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1949年以后入黨的。他們沒有經過什么風浪，沒有經過斗爭，其中好的也有，壞的也有。

　　胡：所以有矛盾。

　　毛：就是有矛盾，我同很多人有矛盾。

　　胡：從你談的歷史情況來看，問題真是復雜。

　　毛：斗爭很復雜，但黨并沒有滅亡。

　　胡：聽了毛主席、劉主席等同志的談話，我吸取了一些經驗，也比過去更加擔憂了。

　　毛：一方面要擔憂，一方面要樂觀。黨不會滅亡，天塌不下來，山上的樹木照樣長，水里的魚照樣游，女人照樣生孩子。若不信，你看看嘛。難道出了赫魯曉夫，天就會塌下來，山上的樹木就不長，水里的魚就不游，女人就不生孩子了嗎？我就不信。事物的發展不斷地轉向它的反面。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們的接班人成為反馬克思主義者。列寧死后還有斯大林一代。斯大林沒有料到，他死了之后，赫魯曉夫反對他。

　　欲知毛澤東此后有什么重要活動，請看下一章。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1966年6月10日與胡志明的談話，可以說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篇重要文獻，既體現了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的國際主義精神，也深刻地總結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的歷次教訓及重要經驗，不細細研讀是體會不到老人家深邃的哲學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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