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西德鋼產量去年（1960年）是3400萬噸，英國2400萬噸，西德1960年

　　比1959年增加15%，法國是1700萬噸，日本是2200萬噸。但他們的生產

　　率是長期積累的，搞了那么多年，才那么多。我們才幾年，就1800多萬噸。”

　　話說1960年12月24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主要議題有3項：1、關于農村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問題；2、討論1961年的國民經濟計劃；3、關于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報告。這個會議一直開到1961年1月13日才結束。毛澤東在會議前和會議期間，先后聽取了5次匯報，并發表了許多重要意見。

　　12月24日這一天，毛澤東會見了古巴婦女代表團和厄瓜多爾文化代表團，他在談話中說：

　　“對中國的文化遺產，應當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國幾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時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義的東西，有人民的東西，有反封建的東西。要把封建主義的東西和非封建主義的東西區別開來。封建主義的東西也不全是壞的，也有它發生、發展和滅亡的時期。我們要注意區別封建主義發生、發展和滅亡不同時期的東西。當封建主義還處在發生和發展的時候，它有很多東西還是不錯的。反封建主義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無批判地利用的。因為封建時代的民間作品，也多少都還帶有封建統治階級的影響。我們應當善于分析，應當批判地利用封建主義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義的文化當然要比封建主義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區別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這樣，我們現在的方針是這樣。至于充分利用文化遺產，我們現在還沒有做到。中國古典著作多得很，現在是分門別類地在整理，用現代科學觀點逐步整理出來，重新出版。

　　你們提到中國的畫家在抄襲西方的畫法，這種情況是存在的。這種抄襲已經有幾十年、近百年了，特別是抄襲歐洲的東西，他們看不起自己國家的文化遺產，拼命地去抄襲西方。我們批評這種情況已有一段時間了，這個風氣是不好的。不單是繪畫，還有音樂，都有這樣一批人抄襲西方，他們看不起自己民族的東西。文學方面也如此，但要好一些。在這方面，我們進行過批評，批評后小說好一些，詩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在文化方面，各國人民應該根據本民族的特點，對人類有所貢獻。各國文化有共同點但也有差別。共同點是都在同一時代，都處在20世紀的下半個世紀，總有共同點。但是如果大家都畫一樣的畫，都唱一樣的曲調，千篇一律就不好了，就沒有人看，沒有人聽，沒有人欣賞。”

　　12月25日午時，毛澤東坐在床上看文件，他小聲招呼衛士封耀松說：

　　“小封啊，我起來吧。”

　　封耀松就照顧他穿好衣服下了床，坐在沙發上。他望著案頭堆放的反映各地困難和實際情況的報告，心情十分沉重，靠在沙發上點燃香煙，一口接一口地吸著，被一團彌漫的煙霧籠罩了。封耀松說：

　　“主席，我給你煮一缸麥片粥吧？”

　　毛澤東搖搖頭，靠在沙發上，只用手朝辦公桌上的煙盒指了指。封耀松幫他取來香煙，劃燃火柴。他吸著煙，重新靠在沙發上，說：

　　“小封啊，你去把葉子龍、李銀橋、高智、王敬先、林克和汪東興同志叫來，今天在我這里吃飯。”

　　這天中午，毛澤東的部分親屬和他身邊的7個人，一起在過道里圍在桌前吃飯。既沒有酒，也沒有肉，就是米飯和幾樣蔬菜，只是在菜里多放了一點油而已。毛澤東的筷子伸向菜盤，沒有夾菜又放下了。他用目光掃視著眾人，說：

　　“現在老百姓遭了災，人民生活很困難，我很不放心。你們都下去搞些調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問題啊？把情況反映上來。”

　　毛澤東的聲音沉重緩慢，停頓了一下，又說：

　　“不能老浮在上面，老浮在上面不好，要經常下去。現在，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還缺少經驗，要想法常下基層，多深入實際，老老實實地向群眾學習。不要老看文件，老看文件是要死人的。你們要下去看看。人民公社，大辦食堂，到底好不好？群眾有什么意見？告訴我。要講實話。”

　　聽者都無聲地點著頭，神情肅然。毛澤東問道：

　　“你們都有誰愿意下去啊？”

　　葉子龍、李銀橋表態說愿意下去。高智也說愿意下去。毛澤東用手指指葉子龍，又指指李銀橋，說：

　　“子龍，銀橋，你們下去，不去山東，改去河南，廣泛調查研究，把真實情況反映給我。”

　　葉子龍和李銀橋說：

　　“是，主席。”

　　毛澤東轉臉望著封耀松，問道：

　　“小封啊，你去不去？”

　　封耀松說：去！毛澤東點點頭，說：

　　“那好，那好。除了汪東興同志外，你們6人都下去，哪里最艱苦，就到哪里去，和群眾打成一片，實行同吃、同住、同勞動，了解真實情況。農村人民的生產、生活有什么困難和問題，群眾有什么意見，都如實地反映上來。要講實話，不許說假話，不許隱瞞欺騙。”

　　毛澤東接著講了戰國時代蘇秦和張儀的故事，他說，人不到艱苦的地方去鍛煉，沒有壓力是不會進步不能成大事的。他又講到了“左”傾機會主義對他的排擠，他說：

　　“說實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幾年，比他們多了點在山上的經驗。他們說我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狹隘經驗主義，槍桿子主義等等。那時，我沒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擔架上，做什么？我看書！他抬他的擔架，我看我的書。他們又批評我，說我憑著《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指揮打仗。其實，《孫子兵法》當時我并沒有看過。《三國演義》我看過幾遍，但指揮作戰時，誰還記得什么《三國演義》，統統忘了。我就反問他們：你們既然說我是按照《孫子兵法》指揮作戰的，想必你們一定是熟讀了，那么請問：《孫子兵法》一共有幾章？第一章開頭講的是什么？他們啞口無言。原來他們也根本沒有看過！后來到陜北，我看了8本書，看了《孫子兵法》，克勞塞維茨的書看了，日本人寫的軍事操典也看了，還看了蘇聯人寫的論戰略和幾種兵種配合作戰的書，等等。那時看這些，是為寫論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為了總結革命戰爭的經驗。”

　　這一頓飯，毛澤東沒吃幾口就放下了筷子。他吃不下去，別人也吃不下去了，紛紛放下了筷子。

　　這天夜里，封耀松用電爐子為毛澤東煮了一茶缸麥片粥，勸他喝下去，然后睡一覺。

　　“睡不著啊。”毛澤東悲涼地說：“全國人民都遭了殃，我哪里睡得著啊！”

　　他走到辦公桌前，拿起鉛筆，又給葉子龍7人寫了一封信，一共寫了3頁，他寫道：

　　林克、高智、子龍、李銀橋、王敬先、小封、汪東興7同志認真一閱：

　　除汪東興外，你們6人都下去，不去山東，改去信陽（河南省）專區。那里開始好轉，又有救濟糧吃，對你們身體會要好些。我給你們每人備一份藥包，讓我的護士長給你們講一講，如何用藥。淮河流域氣候暖些，比山東好。1月2日去北京訓練班上課兩星期，使你們有充分的精神準備。請汪東興同志做準備。你們如果很饑餓，我給你們送牛羊肉去。

　　毛澤東

　　12月26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68歲了，老了，你們大有可為。信陽報告一件，認真一閱。

　　這個時期，毛澤東一改他那豁達開朗的性格，變得寡言少語了。他身邊的人，再也很難聽到他那樂呵呵的笑聲了。

　　據林克回憶：葉子龍一行人臨行前，毛澤東找他談話，說：

　　“你們要過好3關，一要過好生活關，同勞動人民實行‘三同’，不搞特殊化。二要過好政策關，從實際出發，正確執行黨的政策。三要過好群眾關，深入群眾調查研究，反映真實情況。你們下去的同志要組成臨時黨支部，你擔任支部書記。”

　　林克考慮到在下去的干部中，有長征時期、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的老戰士，也有解放后才成長起來的年輕戰士，為了便于做思想工作，他說：

　　“是否請一位老同志擔任支書？”

　　毛澤東說：

　　“你是否怕承擔責任呢？”

　　林克說：

　　“既然主席委托，我是會負起責任的。”

　　毛澤東說：

　　“我看你行，就這樣定了。”

　　后來下去的人增加到了13個人，林克建議由中央警衛局副局長羅道讓擔任支書，由他擔任副支書，毛澤東表示同意。行前，毛澤東還特意同這13個人合影留念。

　　據林克回憶說，他們一行人于1961年1月16日出發，到河南后，河南省委說重災區信陽專區已經到了整社工作的收尾階段，安排他們去了情況稍好一點的許昌專區，參加了鄢陵縣馬欄公社的整風整社工作。

　　這正是：老圃無芝民墨面，浮夸共產天下先。毛公憂民派“欽差”，豎子故伎敢欺天。

　　再說12月30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聽取匯報，他插話說：

　　“退賠問題很重要，一定要認真退賠。大多數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賠，縣、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實物來退賠，現在拿不出實物的，可以給些票子，這就叫兌現。《十二條》已經向農民講了，現在農民鼓著眼睛看著我們能不能兌現，不兌現不行。在兩三個月內把兌現問題解決了，農民積極性就來了。

　　縣、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產也要賠。因為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克思主義完全不許可的。平調農民的勞動果實，比地主、資本家剝削還厲害，資本家還要花點代價，只是不等價，平調卻什么都不給。一定要堅決退賠，各部門、各行各業平調的東西都要堅決退賠。賠到什么都沒有，公社只要有幾個人、幾間茅屋能辦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沒有東西，公社原來就沒有東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縣、社的工業，房屋，其它財產等，凡是調來的，都要退賠，只有退賠光了，才能白手起家。縣、社干部可能會不滿意，但是只有這樣，才能得到群眾，得到農民滿意，得到工農聯盟。我們在井岡山時期紅4軍的布告中就講平買平賣，‘八項注意’中就有買賣公平這一條。平買平賣就是等價交換。我們歷來主張買賣公平，等價交換。公社在短短的時間內，搞來了那么多東西，怎么搞來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堅決退賠。”

　　“退賠也要有界限，在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副食品基地等方面，要由國家退賠一部分。應當由國家退賠的，不能讓縣、社賠。退賠要讓縣、社兩級干部思想上搞通，不通就不能改正。”

　　12月31日晚，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成員同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其他與會者，將要在北京飯店聚餐，除舊迎新。毛澤東事先特意囑咐，請張平化、劉建勛、楊尚奎、葉飛、江華、江渭清、黃巖、陶魯笳、黃火青、周林、閻紅彥同他坐一桌，要聽聽他們的意見。

　　這天傍晚時分，王鶴濱一家4口人到中南海來看望毛澤東。

　　此時，已經是暮色蒼茫了，毛澤東剛起床不久。中央警衛局副局長王敬先接待了王鶴濱一家人。

　　王敬先是一個個頭瘦小的人，他的面部黝黑，有兩只大眼睛，一看就是一個精明強干的人。他告訴王鶴濱說：

　　“毛主席說不陪你們了，叫你們吃好飯后，再去看他。”

　　說罷，王敬先就去陪著毛澤東到紫光閣參加辭舊迎新晚會。李銀橋領著王鶴濱一家來到小會客室里。王鶴濱不住地打量著已經改建過的房舍，正房向陽一面還新修了一道雙夾道走廊，安上了雙層玻璃，感覺不但寬敞多了，而且燈光也格外明亮。李銀橋介紹說：

　　“修繕這些房屋時，沒有經過主席同意，趁他在外地視察工作時才修繕了這所房屋。主席回來后，一見就大發脾氣，拒絕在這新改建的房子里居住和辦公。在很長的時間內，主席住在了中南海游泳池附近的房子里，以示抗議。”

　　李銀橋所說的中南海懷仁堂東側的房子因在游泳池旁，人們就通稱為“游泳池”。游泳池旁的房屋分室內室外兩個，毛澤東就住在游泳池之側的室內。他的住處，有一間不大的臥室，另有一間大廳，是書房兼客廳。電影、電視和新聞照片中常常出現的，就是那間大廳。

　　王鶴濱聽著李銀橋的敘述，回憶著毛澤東那極為簡樸的住所和辦公室的房子。那時，對毛澤東來說雖然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但他卻一直喜歡那樣的明清建筑物。

　　說話間廚師已經把飯菜做好了，李銀橋把飯菜提了進來，他一邊在餐桌上擺著飯菜，一邊解釋說：

　　“主席指示不要給他吃豬肉，等經濟好轉了再吃。所以，你們來了也沒有準備豬肉給你們吃。你們可要吃飽啊！飯后，我帶你們去看主席。”

　　說罷，他便走出了小會客室。王鶴濱感到咽喉有些梗塞了，他心想：毛主席是不是對自己要求得太過分了，我們的國家再困難，也能有他吃的豬肉啊！王鶴濱吃著飯，心里總感到不是滋味。

　　飯后，李銀橋把王鶴濱一家帶到了晚會的會場。這個會場是靠近中南海北門的一處不大的平房，在紫光閣的西側，游泳池的北側。由于會場比較小，所以參加的人員也不多。

　　毛澤東看到王鶴濱一家很高興，和他們一一握手，還熱情地邀請王鶴濱的愛人葉阿莉跳舞。一曲終了，毛澤東坐下來，招呼王鶴濱坐在他身邊。他側頭看著王鶴濱，微笑著說：

　　“王醫生，你看，我的身體情況怎么樣？比你在的時候還好吧！”

　　“很好！主席。”

　　王鶴濱說罷，打量著毛澤東：看上去他確實很健康，身體瘦了些，正合乎健康的要求，去掉些臃腫，顯得精神了。毛澤東見王鶴濱高興地觀察著他，又滿面春光地說：

　　“肉少吃了點，加上經常游泳，體重跌去了幾公斤，但精神很好。”

　　王鶴濱也說：

　　“主席，游泳是個很好的體育活動，它能使身體的每個部位都得到鍛煉。”

　　毛澤東聽了王鶴濱回答，也加重語氣說：

　　“游泳對身體的益處很大。”

　　1961年1月4日上午，何其芳正在文學研究所辦公，辦公桌上的電話忽然響了起來，他拿起話筒一聽，是毛澤東的辦公室打來的，說是要他立即到菊香書屋去，毛澤東要和他談《不怕鬼的故事》序文的修改問題。

　　此前，何其芳得知毛澤東曾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印發了《不怕鬼的故事》一書中的部分故事，便請毛澤東為該書作序，毛澤東要他先起草一個稿子。何其芳遵囑起草了序文，幾經修改后，送給毛澤東審閱。

　　何其芳到了菊香書屋，見兩位中央負責人正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毛澤東看見他來了，就招呼他落座，讓匯報者繼續講下去。那位負責人說：

　　“現在農村的辯論會，名字叫‘辯論會’，實際上成了斗爭會。”

　　“以后叫商量和討論會，大家都可以講話。”毛澤東說罷，轉向何其芳問道：“你不是也被辯論過？你服不服？”

　　何其芳說：

　　“許多意見都是有道理的，對的。”

　　毛澤東又問：

　　“那么，你現在還有威信嗎？還能夠工作下去嗎？”

　　何其芳說：

　　“還可以工作下去。文學研究所的同志過去可能有些盲目地信任我。經過這次運動，大家對我的錯誤能夠辨別了。以后我正確的他們就相信，不正確的他們就不信。”

　　“你比在延安時候書生氣好像少了一些。”毛澤東高興地看著何其芳，點上一支煙吸了一口，把話題轉到序文稿子上，他說：“你的問題我現在回答你。除了戰略上藐視，還要講戰術上重視。對具體的鬼，對一個一個的鬼，要具體分析，要講究戰術，要重視。不然，就打不敗它。你們編的書上，就有這樣的例子。《聊齋志異》的那篇《妖術》，如果那個于公戰術上不重視，就可能被妖術謀害死了。還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過河，發現他身體重。他就欺騙它，說他是新鬼。‘新鬼大，舊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來又從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東西，就用那個東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你可以再寫幾百字，寫戰術上重視。”

　　接下來，毛澤東又把話題轉回到國內形勢上，他說：

　　“《易經》上有這樣的話：‘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物極必反。現在就是適得其反。欲速則不達。現在要穩定下來。”

　　談到邏輯學，毛澤東說：

　　“邏輯就是管寫文章前后不矛盾。至于大前提正確與否，那是各種學科的問題。天文、地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等。邏輯學哪能管那么多。”

　　毛澤東最后談到了詩，他說：

　　“最近我寫了兩首近體詩。不過，現在還不能發表，將來是要發表的。我60歲才學作近體詩，所以作得不好。古體詩我過去倒學過。”

　　何其芳看談話已經進行了4個小時，為不影響毛澤東休息，便起身告辭。他剛走出臥室，毛澤東又叫住了他，交代說：

　　“你把序文改好后，再送我看看。”

　　1月7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轉發輕工業部黨組《關于緊急安排日用工業品生產的報告》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

　　中央同意輕工業部黨組《關于緊急安排日用工業品（主要是小商品）生產的報告》。現在轉發給你們，請你們參照報告中所提的各項意見，切切實實地把日用工業品的生產供應工作抓起來，并且一直抓下去。

　　最近時期許多地方日用工業品產量下降，供應緊張，甚至人民生活中每日不可缺的一些必需品和用具，如食鹽、火柴、鍋、盆、碗、筷之類，也買不到。這些商品的缺少主要是領導上沒有抓緊安排，它同農業的歉收并沒有不可分的關系，只要好好地安排，狠狠地抓緊，就完全有可能迅速地增加上去。應當指出，在目前農業連續受災，吃的穿的主要商品供應不足的情況下，大力增加日用工業品的生產和供應，是滿足人民群眾需要，緩和市場緊張情況的重要措施之一。中央要求各級黨委以高度關懷人民生活的態度，滿腔熱情地把這件事辦好，一定要爭取在較短的時間內作出顯著的成績來。

　　（發至縣團級）

　　中央 1961年1月7日

　　1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會議通過了《關于農村整風整社和若干政策問題的討論紀要》。會議確定了在農村工作的具體政策，其主要內容是：

　　為減少貨幣投放和市場壓力，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和退賠平調賬，要分作兩步走，即在兩年內完成。

　　1961年拿出10億元，提高糧食收購價格。1962年提高棉花和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

　　國家拿出25億元作為退賠補貼；允許適當發展社員的家庭副業和手工業，這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在大集體下要有小自由。

　　社員的自留地占當地每人平均占有耕地的比例，由“12條緊急指示信“規定的5%提高到7%；對農村集市貿易要采取活而不亂、管而不死的方針，目前應放開農村集市貿易，不要過多地加以限制。

　　1月14日，毛澤東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

　　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委員會委員83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87人。中央有關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23位負責人列席了會議。

　　毛澤東在八屆九中全會開幕式上發表了一個對工作會議和全會承上啟下的重要講話，全文如下：

　　這次工作會議，據我看比過去幾次都要好，大家頭腦比過去清醒了些，冷熱結合得好了一些。過去總是冷得不夠，熱得多了一些。這次比過去有了進步，對問題有了分析，對情況比較摸底了。當然，有許多情況還是不摸底，中央和省市都有這樣的情況。譬如對一、二、三類的縣、社、隊比較摸底：一類是好的，執行政策，不刮共產風；二類也比較好；三類是落后的，不好的，有的領導權被地、富、反、壞分子篡奪了，實際上是打著共產黨的招牌，干國民黨、地主階級的事情，是國民黨、地主階級的復辟。全國縣、社、隊有30%是好的，50%是一般的，20%是壞的。在一個具體地方，壞的有超過20%的，有不到20%的。但是，究竟情況怎樣，也不是完全清楚，也不完全很準確，只能說大體上是這樣。不要以為一、二類社、隊都是好的，其中同樣也有壞人，三類隊中也有好人。××（本文中這一類符號筆者目前還查不出真實名字——筆者注）同志批了河南靈寶縣的一個報告，指出了一、二類社里也有問題。真正把群眾發動以后，誰是好人，誰是壞人，群眾是摸底的，公社是摸底的，就是我們不大摸底。總的看，好的和較好的占百分之八十，還是好的多。群眾知道好壞，就是領導不摸底。我們要有決心。這些地方沒有強有力的領導，要派大批干部去，深入發動群眾，扎根串連，找出貧農和下中農的積極分子，采取兩頭壓的方法，否則，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靈寶縣一、二類社尚且有很多問題，也還有壞人，何況三類社？現在我們雖然還不完全摸底，但已向這個方向進了一步。今后好好地進行調查研究，就可以更摸底。譬如糧食產量究竟有多少？現在比較摸底了。口糧搞低標準，瓜菜代，糧食過秤入庫，比較摸底了。但也有地方不摸底，河北省還有20%的縣、社、隊不摸底。口糧標準有的不按省里規定吃，吃多了。

　　至于城市工業問題，比較接近實際。今年（1961年）鋼只定××××萬噸，煤、木材、礦石、運輸還得搞那么多。煤的指標要增加，不但冬季燒煤不夠，而且發電用煤也不夠。今年著重搞質量、規格、品種。鋼的產量已居世界第6位，數量不算少。目前是質量不夠，所以今年不著重發展噸數。

　　省委書記、常委，包括地委第一書記，他們究竟摸不摸底？他們不摸底就成問題了。應該說現在比過去進一步，也在動了。要用試點方法去了解情況，調查問題。調查不需要很多，全國有通海口一個就行了，但現在也只有這么一個報告。三類社隊的問題，有信陽地區的整頓經驗的報告，那么整頓三類社、隊的問題就夠了。還有河北保定的一個材料很有說服力，這個報告說什么時候刮共產風，如何糾正，如何整頓組織，如何改進領導，以及怎樣實現大生產。現在河南出了好事，出了信陽文件、紀登奎的報告。希望大家回去后，把別的事放開，帶一兩個助手，調查一兩個社、隊。在城市也要徹底調查一兩個工廠、城市人民公社。

　　省委第一書記只有那么一個人，怎么能又搞農村又搞城市呢？因此要有個助手，分頭去調查，使自己心里有底。心中沒底是不能行動的。過去打仗，心中有底，靠什么？解放戰爭時期，中央直接指揮的經驗少，但有兩個辦法：一靠陜北打胡宗南的經驗，到1947年4、5月間，就靠各地區前方的報告，這是陽的；還靠陰的，即各方面的情報，所以情況很清楚。現在這些情報沒有了，死官僚又封鎖了消息，中央就得不到更多的消息。

　　我們下去搞調查研究，檢查工作，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不是用別人的眼睛），用耳朵去聽，用手去摸，用嘴去講，要開座談會。看糧食是否增了產？夠不夠吃？要察言觀色，看看是否面有菜色？骨瘦如柴？這是眼睛可以看得出來的。保定的辦法是請老農、干部開座談會，與總支書、支書談，群眾也發言議論，這些意見是有錢買不到的東西。

　　這些年來，這種調查研究工作不大做了。我們的同志不做調查研究工作，沒有基礎，沒有底，憑感想和估計辦事。勸同志們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把握就不要亂發言，不要下決心。作調查研究也并不那么困難，人不要那樣多，時間也不要那么長。在農村有一兩個社、隊，在城市有一兩個工廠，一兩個學校，一兩個商店，合起有七、八個，十來個，也就行了。也不必都自己親自去搞。自己搞一兩個，其它就組織班子去搞，親自加以領導。保定的報告是農村工作部搞的，是個大功勞。通海口是省委派人下去搞的。靈寶縣的報告是紀登奎同志下去搞的。信陽的報告是改造后的地委下去搞的。

　　調查研究這種事極為重要。要教會許多人，所有省委書記，常委，各部門負責人，地委、縣委、公社黨委、黨委書記、委員都要進行調查研究。不作，情況就不清楚。公社有多少部門，第一書記不一定都知道。一個公社有30多個隊，公社黨委只要摸透好、中、壞3個隊就行。

　　做工作要有3條，一要情況明，二是決心大，三是方法對。這里情況明是第一條，這是一切工作的基礎。情況不明，一切都無從談起，這就要搞調查研究。資產階級是講調查研究的。美國發言人總是說胡志明的軍隊進入老撾。但究竟進去什么兵、什么官、什么兵種，他們不說。資產階級比我們老實，不知道就不講。我們有時沒有底。呱哩呱啦一套。但是資產階級也有冒失鬼，資本主義國家有個雜志說，從1951年到1960年，就把蘇聯和一切社會主義國家都消滅掉。

　　這次會議，情況逐漸明朗，決心逐步大。但是，決心還是參差不齊的。有的同志講刮共產風要破產還債，聽起來這句話不好聽，但實際上就是要破產還債。縣、區、社各級通通破掉就好了。破掉以后再來真正的白手起家，過去是黑手起家。我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能剝奪勞動者，只能剝奪剝削者，這條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現在這種黑手起家是掠奪來的，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剝奪勞動人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能剝奪勞動人民。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方法比我們還高明，他們是逐步使勞動者破產欠債。我們是一下子平調，用這種辦法建立社有經濟、國營經濟。我們的國營經濟賺錢太多，到農村中去收購，常常壓級壓價，剝奪農民，交換非常不等價。這就使工人階級脫離它的同盟者──農民。這個道理，同志們也懂得，說也好講，但實行起來決心不大，不那么容易。是不是所有的省委書記都有那么大的決心破產還債，還得看看。這也是不平衡，各省也會是參差不齊的。可能有的省決心大，徹底一些，把群眾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有些省決心不大，作得差些。一省之內，幾十個縣也會是不平衡的，因為領導人的情況不同。一類縣、社、隊有30%，共產風刮了一下，停得早，1959年3月鄭州會議后就停下來了。他們懂得不能剝奪農民，不能黑手起家，決心大，退賠得徹底，以后就不再刮了。有些改變得不徹底，一次再一次刮共產風。去年（1960年）春季，中央情況不明，以為共產風不很嚴重，所以搞得不徹底。其實去年春季就應該開這樣的會，糾正共產風，可是沒有開。我們對情況不夠明，問題不集中，決心不大，方法也不大那樣對頭。不是像現在信陽、通海口、保定、靈寶的方法。所以這件事是個大事情，這是一場大斗爭。要在實踐與斗爭中認識問題，解決問題。農忙過后還要再搞。一、二類社、隊的問題也還不少，還要抓緊搞，下決心搞徹底。總而言之，過去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調查研究比較認真，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情況明了，決心就大，方法就對頭，解決問題的措施也較有利。只有正確的方針政策，但情況不明，決心不大，方法不對，還是等于零。鄭州會議講不能一平二調，方針是對的。說不算賬，不退賠，這點不對，后來改過來了。上海會議十八條講了要退賠。緊接著我批了浙江、麻城的經驗報告。1959年3、4月，我批了兩萬多字的東西。現在看來，光打筆墨官司不那么頂用。他封鎖你，你情況不明，有什么辦法？那時省委、地委的同志也不那么認識共產風的危害性。有的同志講鄭州會議是壓服，不是說服。思想還有距離，所以決心不大，搞得不夠徹底。現在省委、地委同志認識比較深刻了。

　　工業開始摸了一些底，還要繼續摸底。要縮短工業戰線──重工業戰線，特別是基本建設戰線。要延長農業戰線，輕工業要發展。重工業除煤炭、礦山、木材、運輸之外，不搞新的基本建設。過去搞了的有些還要搞，但有些也不搞，癩了頭就讓它癩頭去吧。

　　長遠計劃現在搞不出來，我們要再搞10年，從1960年到1969年。這是個革命。中國的封建主義搞了那么多年，民主革命也搞了那么多年，沒有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沒有社會主義。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進。陳伯達同志提出，社會主義建設是否也有個周期率，若干年發展較快，有幾年較低。如同行軍一樣，有大休息，中休息，小休息，要勞逸結合，兩個戰役間要休整。這次工作會議也有勞有逸，決議文件也不多，開會也不是一直開。過去決議文件多了不靈，少了也可能不靈，譬如鄭州會議就只搞了那么一個決議嘛。還是看情況明不明，決心大不大，方法對不對頭。

　　現在看一個材料說：西德鋼產量去年（1960年）是3400萬噸，英國2400萬噸，西德1960年比1959年增加15%，法國是1700萬噸，日本是2200萬噸。但他們的生產率是長期積累的，搞了那么多年，才那么多。我們才幾年，就1800多萬噸。今、明、后年，我們要做鞏固工作。搞幾年慢騰騰，搞扎實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標不要那么高，把質量搞上去。讓帝國主義說我們大躍進垮臺了，這樣對我們比較有利，不要務虛名而受實禍。要提高質量，增加規格、品種，加強管理，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勞動生產率。現在我們勞動生產率很低。1957年我們職工有2400多萬人，現在有5000多萬人，還要下放。不然，五六個人圍著一臺機器，一個人做，幾個人看，這不行。解決這個問題也是要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陳伯達同志有個材料：美國一個農業勞動力養活30個人，英國26個人，蘇聯6個半人，我們只有3個半人。有人說我們也可以養4個人，那就看你怎樣養了，如果一天只吃幾兩米，那不行。

　　國際形勢我看也是好的。原來我們講要硬著頭皮頂住，準備頂它10年。從前年西藏鬧事到現在，不過20多個月，現在反華的空氣大為稀薄了，但空氣還是有，有時還有寒流。莫斯科會議以后，空氣還好一些。

　　今年搞一個實事求是年。實事求是是漢朝的班固在漢書上說的，一直流傳到現在。我黨有實事求是的傳統，但最近幾年來不大了解情況。大概是官做大了，就不注意去摸情況了，摸不了底了。今年要摸它一個工廠，一個學校，一個商店，一個連隊，一個城市人民公社，不搞典型就不好工作。這次會議以后，我就下去搞調查研究工作。總而言之，現在摸到這個方向，大家都要進行。不要只講人家壞話，有的地方工作有錯誤，人家改了，就要歡迎人家。

　　毛澤東講話結束后，全會聽取了李富春關于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情況和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的報告。聽取了鄧小平關于在莫斯科進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報告。

　　毛澤東在會議期間見到了舒同，他握著舒同的手說：

　　“你只要認識問題，改了就好。”

　　舒同是在1960年10月下旬被撤職的。柯慶施在山東干部會議上宣布，撤銷舒同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職務，保留其省委書記處書記職務；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接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現在聽毛澤東如此一說，感動得掉下了眼淚。

　　后來在1961年4月1日，中共中央決定由譚啟龍擔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仍回安徽省委擔任第一書記；舒同仍保留省委書記處書記職務，暫時下放到章丘縣擔任縣委第一書記。1963年，舒同被調任陜西省委書記。

　　八屆九中全會經過充分討論，最后確定了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在此期間，陶鑄見到了參加會議的黃克誠，他勸黃克誠給毛澤東寫一封有點內容的檢討信。后來，黃克誠思之再三，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著重檢查自己犯錯誤的思想、認識根源，談他過去對階級、政黨、群眾、領袖的看法，檢查自己沒能從馬列主義理論高度認識問題等等。

　　1月18日，在八屆九中全會結束的時候，毛澤東重新看到了他在30年前寫的一篇名為《調查工作》的文章，即《反對本本主義》。

　　這篇發黃的石印小冊子是由福建省上杭縣茶地鄉大燮村的農民賴茂基珍藏的，他在1957年2月獻給了龍巖地委黨史辦公室，后來在1959年被中國革命博物館收藏。1960年底，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借閱到這本小冊子，田家英知道后，立即轉交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十分高興。

　　1月18日下午，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9次全體會議通過了《關于成立中央局的決議》，全文如下：

　　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批準中央政治局1960年9月關于成立中央局的決定，并決議如下：

　　一、1954年，當著我國開始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第1個五年計劃的時候，為了加強中央對經濟建設的集中統一的領導和加強省、市、自治區的領導；同時，為了解決中央一級和大批新建廠礦的干部需要，中央決定撤消了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事實證明這一決定是正確的和完全必要的。

　　二、在第1個五年計劃勝利完成以后，經過1958年和1959年兩年的連續大躍進，絕大多數省、市、自治區已經不同程度地建立了自己的基本工業；全國的經濟布局也日益趨向合理。這樣，我們就有可能爭取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內，基本建成若干個以一定區域為單位的各有特點、不同水平、分工協作的經濟體系，以便更充分地發揮地方的積極性，更合理地調動和利用各種人力、物力的資源，來進一步加快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這從戰略上看，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基于以上的實際需要，從1958年起，各省、市、自治區就已開始按照中央決定，分別舉行過多次的區域性協作會議，隨后又成立了協作區委員會。兩年多以來的實踐表明，協作區在擬訂工業的合理布局和統一安排經濟發展計劃方面，工作是有成效的。但由于它僅僅是一個經濟工作的協商機構，工作范圍和權力都有限，已經難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因此，中央現在決定，成立華北、東北、華東、中南、西南、西北6個黨的中央局，以加強對6個戰略性地區的各項工作、特別是建立區域性的比較完整的經濟體系工作的領導。

　　三、上述6個新設立的中央局，都是中央的代表機構，它們分別代表中央領導下列各省、市、自治區：

　　中央華北局——北京、河北、內蒙、山西4個省、市、自治區；

　　中央東北局——黑龍江、吉林、遼寧3個省；

　　中央華東局——上海、江蘇、浙江、江西、福建、安徽、山東7個省、市；

　　中央中南局——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河南5個省；

　　中央西南局——四川、云南、貴州、西藏4個省、區；

　　中央西北局——陜西、甘肅、青海、新疆、寧夏5個省、區。

　　各中央局以建立本地區的比較完整的經濟體系為其主要任務。它應當隨時根據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因地制宜地貫徹執行中央的決定。同時，它應當對本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黨組織等各項工作，進行全面領導和統一安排，從各方面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和黨的組織建設，并按照地區特點，規定一些必要的措施，以保證黨的任務的完成和促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全面發展。

　　（發至省市委書記處和中央部委黨組成員。）

　　在上述6個中央局中，由陶鑄擔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擔任東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擔任西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擔任西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擔任華北局第一書記、柯慶施擔任華東局第一書記。

　　1月20日，毛澤東在給秘書田家英的信中寫道：

　　田家英同志：

　　一、《調查工作》這篇文章，請你分送陳伯達、胡喬木各一份，注上我請他們修改的話（文字上，內容上）。二、已告陳、胡，和你一樣，各帶一個調查組，共3個組，每組組員6人，連組長共7人，組長為陳、胡、田。在今、明、后3天組成。每個人都要是高級水平的，低級的不要。每人發《調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討論一下。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陳去廣東。去搞農村。6個組員分成兩個小組，一人為組長，2人為組員。陳、胡、田為大組長。1個小組（3人）調查一個最壞的生產隊，另一個小組調查一個最好的生產隊。中間隊不要搞。時間10天至15天。然后去廣東，3組同去，與我會合，向我作報告。然后，轉入廣州市作調查，調查工業又要有1個月，連前共兩個月。都到廣東過春節。

　　毛澤東1月20日下午4時

　　此信給3組21個人看并加討論，至要至要！！！

　　1月20日（農歷臘月初四）晚8時，毛澤東在中南海家中接見了來自家鄉的表侄賀鳳生。

　　賀鳳生是毛澤東二姑家表弟賀曉秋的二兒子，在家鄉擔任生產隊長。他對湖南的浮夸風、共產風意見很大，給毛澤東寫信要求進京，直接向毛澤東反映情況。1月14日（農歷十一月廿八日），毛澤東派人把他接到了北京。

　　臘月初四晚上，毛澤東一見到賀鳳生就微笑著說：

　　“你是我請來的客人，到了幾天啦？習慣嗎？”

　　賀鳳生說：

　　“我已經到了幾天啦。”

　　“坐下嘛，”毛澤東招呼著表侄：“有話盡管說，慢慢說嘛。秘書告訴我有一位家鄉來的親戚要見我，我估摸就是你來了。我告訴秘書，請你今晚來談談。接來的客人嘛，豈有不見之理。何況你賀鳳生還有50根頭發跟我姓毛呢，你也是毛家的根蒂喲！”

　　毛澤東說完，爽朗地笑了起來，笑完了又說：

　　“1927年我與你的父親賀曉秋分手后，就一直沒有見到他了。后來他給我寫了一封信，提供了很多極有價值的情況和意見，非常感謝你的父親鋒芒不減當年。你的父親還健在嗎？我還欠了他的光洋呢。”

　　賀鳳生說：

　　“我父親今年十月初八（此時還是農歷臘月初，故賀鳳生說“今年十月初八”，即1960年11月26日——筆者注），在岳陽我大哥賀林生家里去世了。那時，我還在長沙治病。”

　　“應該給我拍個電報嘛，起碼我可以發個唁電或送個花圈。”毛澤東聽說表弟剛剛去世，立時責怪起賀鳳生來。他點了一支煙，又說：“你父親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沒有他們這些人舍命相救，我毛澤東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

　　毛澤東越說越激動，站了起來，說：

　　“革命成功，靠的是千千萬萬個賀曉秋這樣的同志，鞏固革命成果則要靠你賀鳳生這一代和下代的共同努力。”

　　他緩了緩自己的情緒，又問道：

　　“寄給你治病的錢，收到了嗎？”

　　原來在1960年下半年，賀鳳生因搞農田水利建設，在推車運土時不慎摔倒造成骨折，曾有一段時間在長沙治病，花了不少錢，經濟上十分困難。賀曉秋給毛澤東寫信陳述了家中的情況，毛澤東先后兩次寄去錢為賀鳳生治病。

　　“收到了。一次200元，一次100元。”賀鳳生回答后又問道：“那些錢是您個人的還是公家的？”

　　“當然是我個人的啰！那都是我的稿費。”毛澤東說：“我不需要更多的錢，有工資有稿費，又不需要存錢。更何況你們有困難應該幫助，共產黨人總不能忘恩負義吧。”

　　毛澤東說完，向警衛人員做了個手勢，警衛人員退了下去。會客廳里只剩下他與賀鳳生兩個人了，他說：

　　“你不是說要向我反映下面的情況嗎？今天只我們倆談心，主要想聽你們那里的情況，聽聽你家里的情況，好的壞的都可以告訴我。給你一小時，不！兩小時可以吧？”

　　賀鳳生也不客氣，一邊喝著茶水，一邊對毛澤東說：

　　“我想請您到我們那里去吃幾餐缽子飯，吃食堂快餓死人了！”

　　“好一個開頭炮！”毛澤東說：“有其父必有其子。你父親的鋒芒如今也傳給你了。講下去，講下去，我說過，不管有什么意見都可以提，越具體越好，要真實情況，不要摻水，是一說一，是二說二，罵娘也可以。”

　　“下面真有人罵娘呢。”賀鳳生說：“剛解放的時候，農村開始了土改，老百姓分得了田地，感到自己可以當家作主了。后來肅反運動，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一年一個新花樣，一年一個新名堂，農民的勁頭可大啦，總感到生活日新月異，幸福美滿，像芝麻開花一般，社員們從心底里感謝共產黨、毛主席。”

　　毛澤東笑著打斷了他的話：

　　“不要盡唱贊歌了。”

　　“才不呢！”賀鳳生說：“大躍進來了，情況就變了。‘吃喝風’、‘浮夸風’、‘瞎指揮風’刮得不像話，老百姓心中直叫苦哩！”

　　毛澤東說：

　　“有12級臺風那么厲害嗎？”

　　“它可比12級臺風還要厲害。”賀鳳生說：“大躍進剛提出時，社員勁頭可大啦。可是一搞公社化，上面來了命令，要建居民點，要搞鄉村規劃，農民辛辛苦苦蓋起來的房子，一夜之間全部都要拆了去居民點，土坯墻要搗碎了漚肥料，弄得到處雞飛狗跳墻，哭的哭爹，罵的罵娘，一百戶兩百戶連在一起，越大越是集體化，如果老天爺一把火，從東到西幾百間茅棚全會燒成灰。這還不算，大辦食堂、大辦鋼鐵可就更慘了。剛辦食堂那陣子，社員積極性很高，都認為幸福的生活從此開始了，可以放開肚皮吃飯了。一個大隊開一個食堂，小鐵鍋砸了煉鋼鐵，小灶拆了積土肥，筷子碗碟全部歸公，大鍋飯、缽子飯、雙蒸飯。‘集體食堂飯噴香，社員心里喜洋洋’。可是好景不長，浪費太嚴重，吃著吃著就沒得吃了。餐餐蘿卜、紅苕，沒得幾個油花花，吃得男子大肚子水腫，路也走不動，女人沒崽生，瘦得風都吹得起，小孩子一個個面黃肌瘦。”

　　毛澤東越聽面色越凝重，大口吸著煙。賀鳳生見他聽得很認真，喝了一口茶水，接著說：

　　“饑荒起盜心。總不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一家人餓死。膽子稍大一點的人只好跑到田里扯蘿卜菜吃。可一旦被干部抓到，一根繩子把你吊起來大半天，弄得你半死不活。”

　　“你這個生產隊長怎么樣？”

　　“生產隊長還不也是個普通社員，如今只有司務長、火頭軍、保管員不會餓肚子。有飽飯吃我就不來找您了，反正食堂不解散我就住在這里不回去了。”賀鳳生越說火氣越大：“現在的干部都興放衛星，實際上是浮夸衛星。不實事求是，搞假場面的是英雄，還可以升官。紅薯爛在田里犁掉。稻谷不想收，放火燒掉。倉里沒得幾粒谷，還硬說畝產達到幾千斤。為了迎接上級的檢查，把好幾塊地里的稻谷栽到一塊田里，硬說是畝產達到幾千斤，是大躍進帶來了大豐收，鬼都笑落牙齒。做假事說假話的是那些人，做官受表揚的也是那些人，好吃好喝的還是那些人。干部當老爺，嚴重脫離群眾，老百姓餓得要死，只能在背后沖天罵娘。”

　　賀鳳生喝了口茶水，問毛澤東：

　　“您不是說黨和人民是血肉關系嗎？現在皮是皮，肉是肉，是中央要咯么搞？還是下面一些干部在腰河里發水？”

　　毛澤東沉重地說：

　　“不是腰河里發水，當時估計形勢高了一點，責任在中央。從高級社到人民公社，只有一年多時間，全國就化開了，步子快了。有些真正具備了條件，有些只是為了跟形勢，還有些沒有具備條件，是一陣風刮起來的。下面有些情況，中央也不一定都清楚。三面紅旗是黨中央提出來的，有些問題雖然出在下面，中央卻有責任，真是愧對人民，愧對為革命工作做出了巨大犧牲的人民。”

　　說到這里，他沉默了好一陣子，又告訴賀鳳生說：

　　“中央準備近期開個3級干部會議，大約六七千人。華容縣領導也要來，叫他們來，要好好講講這個問題，剎一剎這股風。”

　　賀鳳生見毛澤東心情如此沉重，也緩和了許多，他說：

　　“還有一個問題想跟您老人家匯報，不知該不該說。我們那里不少地方，現在把人家的祖墳都挖掉了，說是為大躍進改造產糧田，也不事先出個安民告示，有些墳挖出來了沒人管，尸骨亂丟。我娘的墳就給人挖開了，到現在也找不到尸骨。”

　　毛澤東聽到這里，十分氣憤，站起來大聲說：

　　“共產黨也講人道嘛，也是爹娘養的嘛！國民黨挖我的祖墳我也氣憤呢！這個問題要處理好！”

　　他頓了頓接著說：

　　“社會上像你賀鳳生這樣敢講真話的人太少了，只有賀曉秋的兒子才有這么好的禮物給我。我給你兩個權力：有困難可以隨時找我，有什么情況也要隨時告訴我。我也清楚，中央領導下去，下面盡講好聽的，帶著你看好看的，很難得到真實情況。他們怕說拐了場掉烏紗帽。農村有句俗話，叫‘三十吃年飯，盡趕好的搬’。不像你賀鳳生無所求也就無所顧慮。要提倡各級干部都講真話。”

　　賀鳳生關切地問：

　　“那食堂散不散呢？”

　　毛澤東說：

　　“食堂是肯定要散的。我的意見還是要大鍋改小鍋，大碗改小碗。要讓農民吃上飽飯，不能風一陣，雨一陣，任何一級干部都不準搞假家伙。你們華容縣那個錢糧湖圍湖造田工程，也有可能是個好工程，但下雪吃雪，落雨淋雨，使農民兄弟受苦就不對了。對不起農民兄弟，請你代我向他們道個歉。”

　　不知不覺3個小時過去了，秘書第3次來催毛澤東吃“晚飯”。毛澤東留賀鳳生跟他一起吃飯。菜端上來了，賀鳳生一看，是普通的4菜一湯，最好的一盤是炒雞塊兒。廚師說：

　　“這一份是主席特意吩咐給你加的。”

　　吃過飯，在北京化工實驗場工作的文炳璋來了，他是毛澤東通知來接賀鳳生的。

　　第二天，毛澤東再次接見了賀鳳生，告訴他說，他反映的情況，已經和劉少奇、周恩來交換了意見。黨中央、國務院進行過研究，認為食堂要拆散，生產要恢復，浮夸風要制止。毛澤東還說：

　　“感謝你為中央提供了最有價值的情況，那是少奇、恩來和我都撈不到的真實情況呀！”

　　賀鳳生臨走前，毛澤東叫來工作人員，送了客人一盒大中華香煙，一塊上海牌手表，一條上海產羊毛圍巾，一頂東北狐皮帽，一支大號金星鋼筆，一個帶有毛澤東、朱德頭像的筆記本，另外還有25斤全國糧票和50元人民幣。毛澤東說：

　　“見面禮怎么樣，滿意吧？錢不能給的太多，給多了對你賀鳳生不利。”

　　說罷，他拉著賀鳳生的手說：

　　“走，我送你出新華門。”

　　“嚓”，閃光燈亮了，眼明手快的攝影記者拍下了這一非比尋常的場景。

　　據工作人員回憶說，自賀鳳生走后，毛澤東憂心如焚，曾一連多少天吃不下飯，睡不好覺。

　　欲知毛澤東此后的重要活動，請看下一章敘述。

　　東方翁曰：本章上面所引入的賀鳳生向毛澤東反映的現象，的確是當時農村中的真實情況。筆者親身經歷了那個時期，對黨內從中央到地方那些制造“人禍”的“歪嘴和尚”也是深惡痛絕的。至于餓死人的現象，本傳前面已經盡可能地說清楚了，的確應該成為繼續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教訓。但是在毛澤東身后，它卻被“國粉”一類人無限制地夸大，成了否定大躍進和反對毛澤東時代的口實。這股妖風的風源到底在哪里呢？請看以下事實。

　　據2018年3月27日“紅歌會網站”發表署名李書農的文章：《“餓死三千萬”原來是蔣經國出資100萬美元炮制而成的，你還當它是個寶，腦殘才信》一文說：“早些年，公知們合力吹捧‘餓死三千萬’這則海外大謠言，使盡所有造謠手法，肆意蠱惑年輕人憎恨前30年的毛澤東時代！如楊繼繩還真是把‘餓死三千萬’當個寶，正兒八經的去‘考證’，搞了本《墓碑》，結果被孫經先先生扒了皮：《墓碑》里數據基本是偽造，它將死亡人口都當成餓死人口、將遷走的人口戶籍也都當成餓死人口……然而，當時美國中情局的一份情報就狠打了公知們的臉，這份情報表示：毛澤東時代大躍進時期，大躍進沒餓死三千萬，反增5000萬！看來，真是‘黑毛主席靠謠言，粉蔣介石靠謊言’。你可以不喜歡毛主席，但請不要用造謠、傳謠、信謠等歷史虛無的下三爛手段去攻擊、中傷、丑化他！經過人民群眾揭發，許多關于毛主席的謠言已被澄清，‘餓死三千萬’這個世紀大謠言也已被揭爛批臭了，如果還當它是個寶，那真是腦子進水。然而，對于這個謠言，除了將之打倒，這里還要狠狠地踏上一腳，使之永遠不能翻身。實質上，3年‘餓死三千萬’最早是出自香港大學荷蘭籍教授馮客的《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這本書里面的內容通篇造假，其無恥謠言更是登峰造極！”“馮客寫的這個《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是蔣經國基金會出資100多萬美元雇馮客為刀筆炮制而成的。那么問題就一清二楚了，蔣經國基金會就是臺灣國民黨對外‘反共反毛’、搞意識形態和平演變的組織，他們造謠黑毛主席、黑毛澤東時代雖是卑鄙，但人家是被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正義者給打敗了的呀，而你中國公知們生長在共和國里，成長在五星紅旗下，竟然還信這種境外的謠言，竟然還拿過來作為反共反毛反華的‘武器’，實在是很不應該，良心何在呀？這里貼一下，馮客炮制‘餓死三千萬’這本《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所使用的下三爛手法：該書的封面和一些配圖，都使用了民國時期大饑荒的照片（馮客大膽地將餓死2億人的民國大饑荒的照片一遍遍拿來冒充所謂‘大躍進’饑荒照片。圖片上的人物、衣著一看都是民國相，‘大躍進’幾個字還是在翻拍時加上去的），其數據也大都是主觀臆斷，而殘渣余孽們依此認為‘餓死三千萬’鐵證如山。”

　　這就是歷史的真相！從來都不說真話的“國粉”一類人，信奉的是納粹頭子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說過的一句話：“謊言說一千遍就是真理”，果真如此嗎？還是請他們想一想杜甫的名句“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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