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的發展歷程中，“兩彈一星”研制成功是中華民族為之自豪的光輝偉業。負責“兩彈一星”研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聶榮臻曾回憶說：“當時大家有一句響亮的口號，叫做‘集中力量，形成拳頭，進行突破（也就是大力攻關）’。”無論是“集中力量，形成拳頭，進行突破”這12個字，還是“大力攻關”這4個字，都生動詮釋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凝煉概括了研制“兩彈一星”所創造的寶貴經驗。曾任國防科委副主任、二機部部長的劉西堯也說過：“中央集中了一大批既有高度愛國主義覺悟，又有廣博淵深科學技術知識的專家、學者，并有效地組織了各有關部門、有關單位之間的大力協同，對核事業的成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些寶貴歷史經驗，對我們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堅定信心、埋頭苦干、團結奮斗、再創輝煌，具有重要的現實啟示意義。

　　“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兩彈一星”，最初是指原子彈、導彈、人造地球衛星，后來一般指核彈、導彈、人造地球衛星，這里的核彈包括原子彈和氫彈。幾十年來，“兩彈一星”作為一個約定俗成的專有名詞，一般是對新中國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的核技術和空間技術的統稱，并且已經成為我國科學技術特別是國防科技和國防現代化偉大成就的代名詞。

　　“兩彈一星”是真正的大國重器。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時間里，一直面臨著復雜的國際形勢和嚴峻的安全環境，并直接受到帝國主義國家的核訛詐和核威脅。英國學者弗里德曼指出：“自從廣島和長崎被炸毀以來，沒有任何國家比中國更接近于遭受核襲擊。”殘酷的現實和嚴峻的形勢，迫使中國共產黨把研制原子彈、導彈和人造地球衛星為核心的國防尖端科學技術作為一項重大任務。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現場歡呼的人群。

　　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等領導人就密切關注著發展原子能技術的問題。1955年，這件大事被正式提上日程。這一年的1月15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李四光和錢三強兩位科學家受邀進行了匯報、講解和演示。這次會議作出了中國要發展原子事業的戰略決策，也拉開了中國研制“兩彈一星”的序幕。同年7月，中共中央指定陳云、聶榮臻、薄一波組成中央原子能事業領導小組（簡稱“三人小組”），負責指導原子能事業的發展工作。

◆1966年10月27日，中國第一枚帶有核彈頭的東風二號甲導彈從甘肅酒泉發射基地發射升空。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的重要講話，其中特別指出：“我們現在還沒有原子彈。但是，過去我們也沒有飛機和大炮，我們是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我們現在已經比過去強，以后還要比現在強，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就在這一年，我國制定了科學技術發展的第一個遠景計劃，其中把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列為12項重點任務的第1項。同年4月，成立了國防部航空工業委員會（簡稱航委，后改組為國防部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簡稱國防科委），專門負責導彈的研制工作和航空工業的發展工作，聶榮臻兼任主任；10月，成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作為專門的導彈研究機構，錢學森任院長；11月，成立第三機械工業部（后改為第二機械工業部，簡稱二機部），具體負責組織、領導核工業的建設和發展工作，宋任窮、劉杰先后任部長。1958年以后，我國科學家又提出研制人造地球衛星的建議。毛澤東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提出，“我們也要搞一點衛星”。此后中央決定以中國科學院為主組建專門的研究和設計機構，并撥出專款，用于研制人造地球衛星。從此，研制“兩彈一星”成為黨和國家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只不過這在當時都是高度保密的。

◆1967年6月17日，中國在西部地區上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氫彈。

　　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后，“兩彈一星”研制加速推進，在艱苦嚴峻的形勢中奮力攻堅，克服重重困難，沖破道道關隘，佳訊不斷，捷報頻傳：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國第一顆裝有核彈頭的地地導彈飛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這條清晰緊湊的時間線，不僅蓄積起國家的底氣和民族的榮光，更創造了世所罕見的人間奇跡。從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到爆炸第一顆氫彈，美國用了7年零4個月，蘇聯用了4年，英國用了4年零7個月，法國用了8年零6個月，而我國只用了2年8個月。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后，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發表文章指出：“沒有哪個國家進展得有這么快。法國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比中國早4年，但是仍然沒有實驗氫彈。”

◆1970年4月24日，中國成功地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

　　“兩彈一星”的成功研制，對中國和世界都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鄧小平深刻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

　　“兩彈一星”是國家任務、特大項目，在集中領導中彰顯了決策優勢

　　“兩彈一星”是國家任務、特大項目，只有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之下，才能保證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制定和施行。中共中央在新中國成立不久就密切跟蹤和關注發展尖端科技的問題，并在1955年正式作出發展原子能事業的戰略決策，隨即成立中央三人小組，列入國家發展規劃，從而奠定了“兩彈一星”事業發展的基礎。“兩彈一星”功勛陳能寬對此指出：“黨中央的戰略決策是十分正確的，也是非常及時的。假如不是黨中央作出這個重大決策，我們原子彈的研制工作，單獨靠哪一個科學家、哪一個行政領導都不可能成功，因為這個決策的涉及面太寬了。”

　　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最困難的日子里，在國防尖端科技項目“上馬”“下馬”之爭的關鍵時刻，黨中央最終決策繼續研制。毛澤東明確指示：尖端武器的研究試制工作，仍應抓緊進行，不能放松或下馬。1962年10月，羅瑞卿在給黨中央和毛澤東的一份報告中提出：“實現原子彈爆炸，這是全國科學技術和工業生產水平的集中表現，絕非哪一個部門所能單獨辦到的。因此，除了二機部本身要做艱苦努力外，還必須取得各工業部門、科學研究單位的密切配合，以及全國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援。”據此明確建議，在中央直接領導下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以加強領導。毛澤東對該報告作出批示：“很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同年11月7日，正式成立了中共中央十五人專門委員會（簡稱中央專委），周恩來總理為主任，成員有賀龍、李富春、李先念、聶榮臻、薄一波、陸定一、羅瑞卿7位副總理和趙爾陸、張愛萍、王鶴壽、劉杰、孫志遠、段君毅、高揚7位總參及委、部級領導人。

　　中共中央明確，中央專委是一個行政權力機構，主要任務就是加強集中統一領導和高效組織協調。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專委第二次會議時，特意對中央專委辦公室成員強調：你們都是從高級崗位上調來的首長，現在要動手動腳，是首長又是腳長，權力最小也最大。你們個人沒有任何權力，但問題一經專委決定，你們檢查執行，權力又最大。要善于和各方面協商，要口勤（電話、交談、報告）、手勤（動手、動腦、寫東西）、腿勤（深入、調查、拜訪）。事實證明，中央專委的成立和工作，對于“兩彈一星”事業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錢學森作為親歷者，對中央專委在加強統一領導方面的特殊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那時中央專委的決定，要哪一個單位辦一件什么事，那是沒有二話的。決定也很簡單：中央專委哪次哪次會議，決定要你單位辦什么什么，限什么時間完成……有時候鐵路運輸要車輛，一道命令，車就發出來了。沒這套怎么行呢！千軍萬馬的事，原子彈要爆炸，導彈要發射了，到時候大家不齊心怎么行呢！”“兩彈一星”功勛王淦昌也指出：“在中央專委的統一領導下，全國大力協同，集中了人力、物力，組織了許多優秀的核科技工作者，團結一致，扎扎實實，艱苦努力，深入研究，攻克了許多技術難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兩彈一星”是前沿科學、尖端技術，在集聚人才中彰顯了力量優勢

　　“兩彈一星”是前沿科學、尖端技術，只有集中大批優秀的科研人員、技術人員以及管理人員、保障人員并肩戰斗，才能齊心攻克難關、創造科學奇跡。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兩彈一星”事業的大旗下，匯集起了國家最為杰出的科學家群體、研究團隊和保障力量。在艱苦的研制工作中，黨和國家充分信任和大膽使用來自各個方面的科技專家，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同時又接續培養和造就了年輕一代的科技人才。“兩彈一星”事業的成功，得力于人才集聚的效應，彰顯了力量集中的優勢。

　　新中國成立初期，科學研究事業的家底非常薄弱，全國科學研究機構包括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在內，一共只有40個左右，研究人員僅有650余人，而且學科門類的缺口很多，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需要的重要學科和尖端科技更幾乎是空白。為解決人才稀缺的問題，在國內下大力氣加快培養的同時，爭取一大批愛國知識分子回到祖國，在當時也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據統計，到1956年底共有1805名僑居海外的科學家陸續回國，后來大都成為各方面的學術帶頭人和科研領路人。在獲得“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的23位科學家中，就有20人是歸國科學家，占到獲獎人數的87%。這些科學家的抉擇和奮斗，不僅充分呈現了熱愛祖國、無私奉獻的“兩彈一星”精神元素，也為成功研制“兩彈一星”打下了堅實的人才基礎。

　　為組建“兩彈一星”研制的人才隊伍，中央多次從全國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選拔抽調了大批政治素質高、業務能力強的科研精英、技術骨干和行政中堅。1950年5月中國第一個核科研機構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為原子能研究所）成立時，只有錢三強、王淦昌、趙忠堯、彭桓武、何澤慧等十幾名研究人員。到1959年全所人員已發展到3000多人，其中科技人員近2000人。錢三強多次說過：“要顧全大局，打破本位主義思想……舍得把最好、最頂用的人用到最需要、最關鍵的地方去，不分是你的還是我的。這樣既解決了急需，為國家作出貢獻，又能使人員交流，人才成長。”1956年6月為組建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曾專門召開了一次會議，請教育部、機械工業部、冶金部、化工部、鐵道部等單位負責人參加，共同商討抽調技術或教學骨干到研究院工作的問題，會上各單位都非常支持，表示要誰就給誰。聶榮臻在憶及此事時感慨地說：“許多單位，我們要調它的教學或技術骨干，甚至連調令、介紹信等都還沒有送到，打個電話，人就報到了。各部門的領導同志總是要什么人就給什么人，一般不說二話，廣大科技人員就更是朝令夕到，以承擔國防方面的技術攻關任務為榮。這種同心協力組建我國科研隊伍的精神，實在令人感動。”此外，在全國全軍各個系統抽調參與“兩彈一星”研制工作的人員，更是數不勝數，他們都是祖國的無名英雄。“兩彈一星”功勛程開甲在接受采訪時深情地說：“我們的每一次成功都是千萬人共同創造，我們的每一個成果都是集體智慧的結晶。當然，這也包括大漠深處的陽平里氣象站，包括在核試驗場徒步巡邏八千里的警衛戰士，包括羅布泊忘我奮斗的工程兵、汽車兵、防化兵、通信兵……如果沒有他們的艱苦奮斗、無私奉獻，如果沒有全國人民的大力協同和支援，不可能有我們的成功和輝煌。”

　　“兩彈一星”是系統工程、復雜課題，在集體攻堅中彰顯了協同優勢

　　“兩彈一星”是系統工程、復雜課題，只有在全國范圍內統籌力量、大力協同，才能不斷攻堅克難、贏得最后勝利。聶榮臻指出：“兩彈的復雜性幾乎牽涉到國民經濟所有的生產部門和技術領域，所有研究工作要想由研究院本身完全包下來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須組織全國大協作才行。”因此他向中央提出：“必須集中各方面力量，全國一盤棋。不許分散力量，不許各自為政。”他明確提出科研攻關的“五個方面軍”，即國防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工業部門、高等院校和地方研究機構，要大力協同，互相支援，特別強調五院、二機部、中國科學院三家要擰成一股繩，共同完成研制任務。

　　正是由于全國一盤棋、一本賬，尤其是科研力量大協同、大合作，才有力保證了“兩彈一星”各項研究任務的順利完成。據統計，在“兩彈一星”研制中，國家一共有26個部委、20多個省（自治區、直轄市）、1000多家單位的精兵強將和優勢力量密切合作、大力協同，匯聚起集體攻關的磅礴力量。“兩彈一星”研制過程中，在組織全國大協作方面是非常成功的。“那個時候，各工業部門，中國科學院和高等院校，特別是各研究機構，只要分配他任務，就高興得很，引以為榮，所以‘兩彈’上用的一些東西，很快就研制出來了。”這種全國科研力量的大協作也實現了“雙贏”的效果。通過攻關，不但各單位各部門幫助了“兩彈一星”研制，而且通過“兩彈一星”研制，帶動了國民經濟建設中大批新型原材料、儀器儀表和大型設備的發展，帶動了許多新的生產部門和新興學科的建立和發展。

　　中國科學院對研制“兩彈一星”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為完成“兩彈一星”研制任務，中國科學院把管理機構分為兩個口，一個是管理不承擔國防任務單位的計劃局，一個是管理承擔國防任務單位的新技術局。據統計，到1965年全院107個研究機構、55086人中，以承擔國防科技工作為主的研究機構發展到42個，工作人員30795人。這其中有20多個研究所直接承擔了“兩彈一星”相關科研項目的協作攻關，并作出了重要貢獻。比如，蘭州化學物理所配合核武器研究所與兵器工業部的研究所，為原子彈研制出高效能炸藥和高電壓雷管；數學所和計算所合作進行了數學與計算方法的研究；北京和上海的計算機研究所為核武器理論研究設計提供了當時國內性能最好的電子計算機；長春、西安光學機構研究所改裝和研制的高速攝影機，在首次核試驗火球攝影和測定中作出了貢獻；大氣物理所配合氣象局進行了核試驗所需的準確氣象預報，等等。正如著名核物理學家彭桓武所說，“兩彈一星”的成功研制“完全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靠集體智慧，集體攻關，集思廣益，我們才攻破了一個又一個難關”。彭桓武撰寫的對聯“集體集體集集體，日新日新日日新”，既是對“兩彈一星”成功經驗的生動總結，也成為許多“兩彈一星”人高度認同、置于座右的著名格言。

◆“兩彈一星”先進群體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最大的優勢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是我們成就事業的重要法寶。過去我們取得重大科技突破依靠這一法寶，今天我們推進科技創新跨越也要依靠這一法寶，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新機制。”“兩彈一星”成功研制所創造的寶貴歷史經驗，既是特定歷史時期和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也具有跨越時空而歷久彌新的現實意義，在新時代新征程上仍然帶給我們深刻的昭示和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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