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王向清，湘潭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來源：《毛澤東思想研究》2024年第4期

　　摘要：

　　毛澤東一輩子酷愛讀書特別是讀歷史方面的書籍。毛澤東讀史評史有以下根據：一是把握中國的國情；二是積累間接經驗知識；三是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探索正確的指導思想；四是將中國共產黨培養成學習型政黨；五是以史為鑒，服務現實。毛澤東讀史評史有一套獨特的方法：一是不動筆墨不讀；二是反復地讀；三是聯系實際地讀；四是一分為二地讀。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評價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首先，以是否推動社會發展和進步作為給出肯定評價或否定評價的標準；其次，以是否促進民族融合和國家統一作為給出肯定評價或否定評價的標準；再次，堅持階級斗爭理論，為農民階級代言抗爭；最后，透過現象把握歷史事件、人物的本質。

　　關鍵詞：

　　毛澤東；以史為鑒；社會發展；民族融合

　　毛澤東一輩子與書為伴，喜愛讀書。他曾以“飯可以一天不吃，覺可以一天不睡、書不可以一天不讀”作為自己的人生信念，足以表明對讀書的癡迷。可以說長期的堅守，讀書成了毛澤東的生活習慣和人生享受。在毛澤東所讀的浩如煙海的書籍中，最多的無疑是史書。有學者指出，毛澤東至少通讀、批注了“二十四史”一遍，通讀了《資治通鑒》十七篇。1976年9月8日5時，毛澤東已處于生命垂危之際，還要求工作人員代讀宋代洪邁撰寫的歷史筆記小說《容齋隨筆》7分鐘。17個小時后，毛澤東便告別了一生與之相伴的書海。這足以說明毛澤東對讀史的酷愛。

　　一、毛澤東讀史評史的根據

　　毛澤東讀史有多方面的根據或理由。

　　第一，把握中國的國情。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指出：“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于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今天的中國是由昨天的中國發展而來的，如果對昨天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情況沒有一個切實的了解，就不能準確地把握中國的現狀；沒有準確地把握中國的現狀，當然就不能制定出科學決策。

　　1941年5月，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認為做好工作不但要將革命氣概和求實精神結合起來，而且不能割斷歷史，“不單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在這里，毛澤東認為除了要了解中國的國情、中國的歷史、中國的革命史外，還要了解外國、外國的歷史和外國革命史。這是因為，只有通過學習，才能進行比較和借鑒。“應當承認，每個民族都有它的長處，不然它為什么能存在？為什么能發展？同時，每個民族也都有它的短處。”每個民族、每個國家都有長處和短處，讀中、外歷史，能夠取長補短，加快事業發展。

　　第二，積累間接經驗知識。人們獲得知識的途徑主要有兩條：一是通過實踐活動獲得直接經驗知識，二是讀書特別是讀史能夠獲得間接經驗知識。毛澤東指出：“一切真知都是從直接經驗發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經驗，事實上多數的知識都是間接經驗的東西，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識。這些知識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經驗的東西，……所以，一個人的知識，不外直接經驗的和間接經驗的兩部分。”要獲得古人的間接經驗，途經只有讀史一條；而要獲得外國人的間接經驗，讀外國史也是重要途徑。毛澤東的知識非常淵博，記憶力超群，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大量讀史，積累了宏富的間接經驗知識。有研究者斷言：“無論黨內外或國內外，凡是和毛澤東有過接觸、讀過他的著作、聽過他的報告的人們，幾乎都一致公認：毛澤東是一位歷史知識淵博的政治家。”

　　第三，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探索正確的指導思想。毛澤東讀史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探索正確的指導思想。在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曾遭受兩次慘痛的失敗：第一次是1927年遭到叛變革命的國民黨反動派的大屠殺，革命力量蒙受極大損失；第二次是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央紅軍喪失了中央革命根據地，被迫長征。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遭受兩次慘痛的失敗，是因為當時黨的主要領導人沒有將蘇俄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在指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犯了右傾機會主義、“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兩次失敗的教訓，使毛澤東深刻認識到，要使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

　　而為了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除了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外，另外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結合起來。在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方面，毛澤東作了長期探索和思考，進行了不少理論概括，成為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人。1930年5月，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為此，他強調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首先要依靠中國共產黨了解中國情況，然而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去分析這些情況，找出其特點，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因而，毛澤東在這里已初步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觀點。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則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要求全體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

　　在將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結合起來從事理論創新時，毛澤東同樣進行了艱辛而有效的探索，取得了顯著成就。瀏覽《毛澤東選集》中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論政策》《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論聯合政府》等一系列光輝文獻，它們除了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外，還非常注意與中華傳統文化結合起來，引用了大量的中國歷史典籍，涉及了大量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這些文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飛躍的主要載體，構成了毛澤東思想的主要方面，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探索了正確的指導思想。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快速推進，取得了完全勝利。

　　值得指出的是，毛澤東在將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傳統文化結合起來從事理論創新時，特別注意對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以《實踐論》為例。《實踐論》既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中國化的代表作，又是對中國傳統認識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實踐論》設計的副標題為：《論認識和實踐的關系——知和行的關系》。“實踐——認識——實踐”這一公式揭示了認識的本質、源泉，是與傳統認識論相區別的根本特征。這就將以道德踐履為主要特征的認識論創新性發展為實踐的認識論。此外，毛澤東還將實踐的認識論創新性轉化為“群眾——領導——群眾”的群眾路線工作方法；創新性轉化為“民主——集中——民主”的領導原則。

　　第四，將中國共產黨培養成學習型政黨。毛澤東認為，中國共產黨人要擔負起指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任，必須擁有包括歷史知識在內的多方面的綜合素質。因此，必須將中國共產黨培養成學習型政黨。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斷言：“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說，共產黨人要領導革命就必須不斷學習。學習不但包括學習理論，也包括學習歷史知識。學習歷史不但要學習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還要學習中國革命史，特別要了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史。1939年10月，他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強調根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要求，主張將中國共產黨成立18年以來的經驗和教訓傳達到全黨，使黨在正確的路線指導下前進，避免歷史上曾經犯過的錯誤。這就是說，學習黨史是明辨是非、統一思想，糾正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提高黨員干部貫徹黨的正確路線和政策的自覺性和有效指導革命的重要方法。

　　1942年3月30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央學習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報告。他認為，將黨的路線政策的歷史發展線索搞清楚，“這對研究今天的路線政策，加強黨內教育，推進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毛澤東之所以要求黨的領導干部將學習黨史、研究黨史作為推進黨的事業的重要手段，是因為黨史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黨的領導干部只有深入地學習和研究黨史，才能從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得到啟示、增長智慧，才能制定正確的路線、政策，順利推進革命事業。

　　第五，以史為鑒、服務現實。毛澤東不但喜愛閱讀中國的史書，也廣泛涉獵外國的史書。這是因為史書、典籍盛載古代文明，蘊涵了古人的治國方略、軍事斗爭智慧、治學方法、為人處世之道和與大自然做斗爭的智慧。毛澤東喜愛閱讀史書，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為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從中吸取有益的經驗、失敗的教訓為革命和建設事業服務。1956年8月24日，毛澤東在與中國音樂家協會負責人的談話中明確指出：“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向外國人學習是為了今天的中國人。中國的和外國的，兩邊都要學好。應該在中國的基礎上面吸收外國的東西，把它變成中國的。”這實際上表達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觀點。

　　對于“古為今用”來說，毛澤東不贊成對傳統文化采取全盤照收的態度，主張批判地繼承。“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基于此，他提出了怎樣批判性地總結傳統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

　　對于“洋為中用”而言，毛澤東主張學習其他國家、民族的優秀文化：“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同“古為今用”一樣，毛澤東主張對外國文化也應采取揚棄的態度。“對于外國文化，排外主義的方針是錯誤的，應當盡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以為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借鏡；盲目搬用的方針也是錯誤的，應當以中國人民的實際需要為基礎，批判地吸收外國文化。”在“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問題上，毛澤東主張采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分為二方法予以批判性地吸收。

　　二、毛澤東讀史評史的方法

　　毛澤東讀史有一套獨特的方法。

　　第一，不動筆墨不讀。在長期的讀書生涯中，毛澤東養成了“不動筆墨不讀史”的獨特習慣。不動筆墨不讀史，就是說讀者在讀史過程中，不能只用眼，還要用腦用心用手。用眼就是瀏覽、閱讀史料。用心用腦就是讀史時要“以意逆志”，和史書的作者互動，肯定其合理的，有借鑒意義的觀點，批判其錯誤的見解。也就是說，通過讀史拓展閱歷、提升辨別能力、增長智慧和才能。用手就是將用心用腦獲得的心得、體會、啟示等用筆書寫下來，以便保存下來，作為自己或他人的借鑒。因此，毛澤東不是把讀史當作欣賞和消遣活動，而是當作學術研究活動。

　　毛澤東讀過的許多史書中都留下了讀書筆記或批注。“1952年，毛澤東特意購置了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開始系統地閱讀。從此時起，直到他逝世，在這漫長的24年間里，毛澤東不僅通讀了《二十四史》，而且還對其中的十五史的重點篇章進行了反復閱讀，做了大量的批注。”毛澤東重點閱讀、批注的十五史為：《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史》《北史》《隋書》《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明史》。對其他九史，毛澤東都通讀了，對少數歷史人物和歷史事業也有過批注，少則一、兩個字，多則達幾百乃至上千字。如他在讀唐代文學家王勃所撰寫的《秋日楚州郝司戶宅餞崔使君序》時，就寫下了一千多字的批語。除了寫批注外，毛澤東在讀到某些比較重要的歷史事件或人物時，會在史料旁做讀書標記，比如畫直線、曲線，或在句末、句旁加上圈點。

　　第二，反復地讀。從青少年時代開始，毛澤東就主張讀書要“三復四溫”，即反復地讀，讀史更是如此。毛澤東在青年時代就熟讀了《史記》《資治通鑒》等史籍，到了暮年仍然在讀。有研究者論證，毛澤東品讀《資治通鑒》17遍，而且時有批注。就史冊而言，毛澤東閱讀次數最多的無疑是歷史筆記小說《容齋隨筆》。自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在延安馬列學院閱讀該書起，到逝世前讓工作人員代讀為止，該書相伴了毛澤東近40年，誰也無法統計毛澤東讀了它多少遍。《共產黨宣言》作為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奠基之作，毛澤東讀了不下100遍；《紅樓夢》作為中國封建末期政治、經濟、婚姻關系的反映，毛澤東讀了10個不同的版本。

　　讀史為什么要“三復四溫”，為什么要反復地讀呢？這不外以下原因。一是閱讀一次，不一定能準確地理解它的得與失。二是常讀常新，開卷有益，每讀一次，總有新的啟示。三是對史書中觀念的理解與讀者的閱歷、立場的變化相關。由早期信奉儒家學說，到轉變為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再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在讀史過程中對某些歷史人物的評價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里不妨以他對曾國藩的評價來說。受儒家忠君觀念的影響，早年的毛澤東對曾國藩推崇備至，而對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持否定態度。他在早年致黎錦熙的信中說：“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后，毛澤東轉而批判曾國藩、肯定洪秀全。1926年3月，他在《紀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義》一文指出：“打倒太平天國出力最多的是曾國藩，他當時是地主階級的領袖。曾國藩是練團練出身，團練即是地主階級壓迫農民的武力，他們見洪秀全領導一班農民革命，于他們不利，遂出死力來打倒他。故太平天國之事，不是滿漢的戰爭，實是農民和地主的階級斗爭。”在這里，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來論證太平農民起義的合理性，從而否定了湘軍鎮壓太平軍的行為。

　　第三，聯系實際地讀。毛澤東讀史的根本目的是“古為今用”，也就是從史冊中吸取智慧，得到啟示，以解決現實問題。這就決定了讀史不是單純地發思古之幽情、而要聯系實際地讀，為解決現實問題服務。

　　1958年9月，毛澤東讀《三國志》之《呂蒙傳》時，讀到呂蒙由一介武夫憑借自學成為國士，要求黨的領導干部特別是軍隊的領導干部要以呂蒙為榜樣，多讀書，自學成才。呂蒙從小投身軍營，作戰不但勇猛而且有膽略，但由于沒有文化，當了官佐后向上級稟報軍情時只能心識口述，感到很不方便。基于此，孫權勸他多讀書，以便增長知識和才干。但呂蒙以軍務繁忙為由予以婉拒。孫權便以自己為例指出只要有決心和毅力，就能擠出時間去讀書。呂蒙聽從了孫權的勸告，發奮讀書，不斷長進。后來，呂蒙當了東吳的軍隊統帥，打了不少勝仗，最著名的勝仗是用計使蜀漢的關羽敗走麥城，奪回了被蜀漢借去多年賴著不還的荊州。讀完這些史料，毛澤東作了如下批注：“呂蒙是行伍出身的，沒有文化，很感不便。后來孫權勸他念書，他接受勸告，勤讀苦讀，以后當了東吳的統帥。我們現在的高級軍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參加革命后才學文化的，他們不可不讀《三國志》的《呂蒙傳》。”毛澤東之所以要求軍隊的高級干部多讀書，提高文化水平，是因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在參加革命前沒讀過書，幾乎沒有文化。在他看來：“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考慮到公安干警文化水平也偏低，毛澤東對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強調：“公安干警應成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適應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要求。”從讀《三國志》的《呂蒙傳》，要求軍隊的高級干部、公安干警多讀書，以便提高文化水平、增長才干，以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就說明毛澤東是在聯系實際地讀書。

　　明仁宗朱高熾和明宣宗朱瞻基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推行比較寬松的政策，以緩和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矛盾，求得社會安定，鞏固王朝統治。這一階段的明朝社會安寧，經濟得到了較快的發展，百姓安居樂業，史稱“仁宣之治”。但仁宣時期寬松政策的實施，導致出現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紀綱不振”的治理難題。明宣宗宣德七年，詔令官田賦稅三成，以減輕百姓負擔，但戶部官員截斷詔令不落實，使得朝廷恩澤沒有惠及百姓。明宣宗知道此事后，要求禮部官員告知朝廷其他官員有令必行、不得違背。毛澤東在讀《明史·宣宗》時，對這一現象深有同感，寫下了“今猶存此弊”的批語。1959年3月，毛澤東在《黨內通信》中對不少中層干部身上存在這種弊病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上面的指示不合他們胃口的，他們即陽奉陰違，或者簡直置之不理”，導致“下情不能上達，上情不能下達，危險之至”，為克服中層干部存在的這些錯誤傾向，中央應定期召開各級干部會議，采取“上層基層，夾攻中層，中層干部的錯誤觀點才能改正”。毛澤東的這篇《黨內通信》從讀史中感悟到要克服治國理政中出現的偏差，更體現了聯系實際讀史的特點。

　　第四，一分為二地讀。作為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毛澤東經常自覺地運用一分為二的矛盾分析法品讀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既看到積極的、可借鑒的方面，又看到消極的、應當吸取教訓的方面。也就是說，對歷史人物或事件應采取辯證一分為二的分析方法，而不是簡單地全盤肯定或否定。

　　毛澤東在讀史過程中不贊同舊史家對王莽的徹底否定。王莽因為以外戚篡奪漢室江山，建立新朝后法令苛嚴和政策朝令夕改而被舊史家徹底否定。毛澤東則對王莽作出了“前半世大智若愚，后半世大愚若智”的一分為二評價。1926年，毛澤東在廣州農民講習所給學員講課時說：范曄、班固、班超等漢代一般撰寫史書的人，因為他們拿著漢朝的薪酬，肯定要給漢室說好話，而把王莽說得很壞，其實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個壞人。我們應當以公平的態度看待王莽，不能說他全是壞人。均田制是王莽提倡的，可見他在那時就注意農民問題了。農民問題的核心是均土地，而他主張節制土地。王莽推行的均田政策損害了地主階級的利益，于是尋找代表自己利益的勢力推翻他。王莽失敗的根本原因是代表農民階級利益，得不到地主階級的擁護，在地主階級反擊下失敗了。

　　鑒于此前的史家對王莽持完全的否定態度，毛澤東于1939年5月在延安慶賀模范青年大會上作了《永久奮斗》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指出：“從前有一首詩說：‘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倘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毛澤東引申說，從歷史學家的角度說這叫“蓋棺論定”，即人到死時才能判定他的好壞。如果周公在那個謠言流傳時就死了，人們一定會給他冠上一個“奸臣”的名號；又如王莽在那個懂得謙讓卑恭時死了，那么人們一定贊揚他。因而，人的一生的好壞又怎樣評判呢。從引用這首詩來看，毛澤東對王莽的晚年基本上持否定態度。

　　三、毛澤東讀史評史的馬克思主義立場

　　毛澤東對不少歷史事件、歷史人物作出了與舊史家截然相反的評價，而且非常深刻，讓人耳目一新，令人欽佩。毛澤東在讀史、評史的過程中之所以能夠實現對前人的超越，筆者以為，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是唯物史觀的立場讀史、評史。

　　第一，推動社會發展和進步。毛澤東在讀史、評價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上，最重要的標準就是看是否推動社會發展和進步。若推動了社會發展和進步，就給予肯定的、正面的評價；反之，就給予否定的、負面的評價。

　　毛澤東在評價漢文帝、漢景帝、漢武帝三位西漢皇帝的功過是非時，就很好地貫徹了這一原則。以往的史學界對漢文章劉恒、漢景帝劉啟的評價非常高，肯定他們統治下的西漢初年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太平盛世，享有“文景之治”的聲譽。然而毛澤東并不認同舊史家的看法，對文景兩位皇帝作出了否定的、負面的評價。1957年6月，毛澤東在與《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吳冷西談話時，對西漢初年幾位皇帝作了評價。在涉及到文景二帝時，毛澤東說：“高祖之后，史家譽為文景之治，其實，文、景二帝乃守舊之君，無能之輩，所謂‘蕭規曹隨’，沒有什么可稱道的。”毛澤東之所以對文景二帝作出了否定性的評價，乃是因為他們只是沿襲了漢高祖年代制定的政策，沒有改革和創新，沒有推動西漢社會得到應有的發展和進步。而對漢武帝劉徹，毛澤東則作了正面的、肯定的評價。他在《沁園春·雪》這首被著名詩人柳亞子喻為“千古絕唱”的詞中，將心中偉大的帝王作了排序：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漢武帝名列第二。毛澤東之所以對漢武帝給予了如此高的評價，是因為他開疆拓土，鞏固邊防，敢于創新，實現了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也就是推動了西漢社會的發展進步。

　　曹操是東漢末年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在群雄并起的時代統一了中國北方，但由于他架空漢獻帝，挾天子以令諸侯，并為其子曹丕取代東漢創造了條件，被當時持正統觀念的人士抨擊為“名為漢相、實為漢賊”的反面人物。正因為如此，曹操在生前就獲得了“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的評價。受兩宋理學正統觀念和忠君觀念的影響，元、明以降，無論封建統治者、儒生，還是文藝和戲劇舞臺上，曹操都被當作人品極差的奸臣。毛澤東從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立場出發，在讀史過程中對曹操作出了“治世之能臣、亂世之英雄”的肯定評價，從根本上推翻了舊史家對曹操的否定評價。在毛澤東看來，曹操的歷史貢獻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結束了東漢末年豪族混亂的局面，統一了中國北方，創立魏國，為后來西晉統一中國鋪平了道路。其二，革除了東漢的許多惡政，推行法治，抑制豪強；實行屯田制、發展生產；提倡節儉，反對奢靡。這些舉措使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穩定、恢復、發展。其三，詩詞、文章促進了中國文學的發展。毛澤東對曹操作出肯定、正面評價的理由就是他推動了社會的發展進步。

　　第二，促進民族融合、國家統一。毛澤東在讀史，評價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上，另一個很重要的標準就是看是否促進民族融合、國家統一。如果促進了民族融合、國家統一，就給予肯定的、正面的評價；反之，就給予否定的、負面的評價。

　　在舊史家眼中，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最殘暴的帝王，理由有四點：即焚書坑儒、嚴刑峻法、勞民傷財和窮兵黷武。二世而亡，“焚書坑儒”讓后世文人找到了將秦始皇當成“最壞”皇帝的最重要理由。

　　毛澤東從促進民族融合、國家統一的歷史唯物主義立場出發，一改以往史家對秦始皇的“惡評”，斷言他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帝王。1964年6月24日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由國務部長讓-馬里·科奈率領的馬里政府訪華代表團。在談及怎樣寫回憶錄時，毛澤東提到了中國歷史上的孔子和秦始皇這兩個著名人物。他說：“孔夫子有些好處，但也不是很好。我們認為應該講公道話，秦始皇比孔夫子偉大得多。孔夫子是講空話的，秦始皇是第一個把中國統一的人物。他不但政治上統一中國，而且統一了中國的文字、中國的各種制度如度量衡等，有些制度后來一直沿用下來。中國過去的封建君主還沒有第二個人可以超過他的。可是他被人罵了幾千年。”不難看出，毛澤東之所以高度評價秦始皇，就是因為他開創了中國的政治統一、文化統一、各項制度的統一。此外，秦始皇厚今薄古也是毛澤東對他給予肯定評價的重要原因。當然，毛澤東也看到了秦始皇的不足：“但他在統一六國后，喪失進取的方面，志得意滿，耽于佚樂，求神仙，修宮室，殘酷地壓迫人民，到處游走，消磨歲月，無聊得很。”

　　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封建王朝。由于清朝統治者入關后對漢族人的血腥鎮壓和清末的腐敗無能，漢族士人對清朝統治者一般不會有好的印象。但胸懷寬廣的毛澤東對清朝的歷代皇帝都能作出公允的評價，特別是因康熙皇帝促進民族融合、推動國家統一而給予肯定的、正面的評價。

　　毛澤東認為康熙皇帝在開疆拓土方面做了四件大事。一是團結蒙古各部落，三征葛爾丹，粉碎葛爾丹的分裂圖謀，將新疆牢固地控制住。二是進軍西藏，打敗企圖分裂的準葛爾人，為維護西南邊疆的統一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三是派軍進剿臺灣，完成統一臺灣的大業。四是在東北收復雅克薩，組織東北各族人民的抗俄斗爭，為鞏固東北邊疆作出了重要貢獻。實際上，康熙皇帝在維護國家統一方面還做了一件大事：平定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三個藩鎮王的叛亂，維護了國家的統一。上面五件大事，的確關系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在毛澤東看來，康熙皇帝的第二大貢獻是實施了成功的統一戰線政策，促進了民族融合。滿族入關時兵力只有5萬多人，連同家屬也不超過20萬人。以這樣少的人口去統治那么大的國家，管理那么眾多的人口，矛盾非常尖銳。為解決這些矛盾，康熙皇帝發明了統一戰線政策：首先團結、爭取蒙古族和其他民族，接著團結漢族的上層人士，然后學習和繼承比滿族文化先進得多的漢文化、尊孔崇儒。此外，重要官員的任免滿漢各占一半。實際上，滿清入關后不久，就恢復了科舉考試，為漢族士子擔任官員保留了通道。這些政策的實行，很快實現了民族融合和社會的穩定。康熙皇帝的第三大貢獻是執行獎懲分明的用人制度。毛澤東品評康熙以前，史學界、政治界還沒有誰對康熙作出如此中肯、簡明、客觀的評價。

　　第三，為農民階級代言抗爭。自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后，毛澤東就堅信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而當他用這一理論審視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時，對農民階級遭受地主階級的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感同身受，對農民反抗地主階級統治的起義給予肯定和正面的評價。

　　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毛澤東對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的特點作了深刻分析。概而言之，中國封建社會中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農民和手工業工人是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基本階級，而地主階級是不勞而獲的剝削階級。作為農耕時代主要生產資料的土地絕大部分掌握在以皇帝為首的大大小小的地主手中，農民只占有很少的土地甚至沒有土地。農民要把收獲的四至八成作為地租交給地主。農民還要交納貢稅和被迫從事無償的勞役，去養活官吏、軍隊和維持國家機器的運轉。地主階級的國家機器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鎮壓農民階級的反抗。因而，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中國歷代的農民，就在這種封建的經濟剝削和封建的政治壓迫之下，過著貧窮困苦的奴隸式的生活。……地主對農民有隨意打罵甚至處死之權，農民是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的。地主階級這樣殘酷的剝削和壓迫所造成的農民的極端的窮苦和落后，就是中國社會幾千年在經濟上和社會生活上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

　　在毛澤東看來，為了反抗地主階級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農民被迫不斷地舉行起義。由于熟讀史書，毛澤東對歷代農民起義如數家珍，從秦朝的陳勝、吳廣起，到清朝的太平天國運動止，大小數百次的農民起義都是農民的反抗運動和革命戰爭。“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因為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毛澤東對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起義的領袖陳勝、吳廣就給予了肯定的評價。1970年8月，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毛澤東在會上批判了陳伯達鼓吹的天才史觀：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么能說幾千年才出一個呢？在毛澤東心目中，陳勝、吳廣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天才人物。前文提及的《賀新郞·讀史》中的詞句“更陳王奮起揮黃鉞”體現了毛澤東對陳勝、吳廣帶領農民起義的肯定與贊美。1975年5月29日，他對陪同自己讀書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師蘆荻說：“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反對秦的暴政，完全是正義的。”

　　毛澤東對明末李自成率領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并建立大順政權更是給予了高度評價和歌頌。1926年，毛澤東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給學員授課時介紹了我國歷史上幾次著名農民起義的事跡。他在談到李自成起義時說：“當時陜省大饑，自成乘機而起，到山西、張家口、南口、土木堡等處，后至北京，卒為清兵所敗。……可見李自成是代表農民利益的。不過他們的舉動，多為暴動，以其失敗之主要原因也。”毛澤東之所以肯定李自成的起義，是因為他代表了農民階級的利益，反抗明朝的暴政。1944年4月29日，毛澤東在致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的信中說：“實則吾國自秦以來二千余年推動社會向前進步者主要的是農民戰爭，大順帝李自成將軍所領導的偉大的農民戰爭，就是二千年來幾十次這類戰爭中的極著名的一次。這個運動起自陜北，實為陜人的光榮，尤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們的光榮。”毛澤東的贊美之詞，溢于言表。

　　第四，從本質上品評歷史人物和事件。作為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毛澤東在讀史時善于從本質上審視歷史人物和事件，而不為表象所蒙蔽，因而能作出與常人不同的評判。

　　1975年5月29日，毛澤東對陪同自己讀書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師蘆荻談了怎樣看待史書的問題。在他看來：“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為論證自己的觀點，毛澤東給出了四條理由。其一，史書中有不少騙人的假話。一部二十四史，寫符瑞、迷信的文字就有很多，各朝各代的史書里都有。如《史記·高祖本紀》和《漢書·高帝紀》中都寫了劉邦斬白蛇的故事，還寫劉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氣環繞。毛澤東以為，這是騙人的鬼話。其二，史家只能按統治者的意志做史。每一部史書都是由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是關系到本朝統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寫，也不敢寫。毛澤東的這一見解是非常深刻的。《湘軍志》就是因為書中記敘了湘軍一些不光彩史實特別是攻克南京后的搶奪財富、侵害市民等不法行為，曾國荃等湘軍將領揚言要殺掉修編者王闿運。其三，封建社會遵循“為尊者諱”的倫理道德標準，皇帝或父親的惡行，或是隱而不書，或是把責任推給臣下或他人。其四，蔑視勞動者、妖魔化農民起義。史書中的內容寫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將相，沒有反映勞動者的生產、生活情形。而對農民反壓迫反剝削的斗爭則做了歪曲的反映，進行反抗的農民一律被罵成十惡不赦的“匪”“賊”“逆”。在毛澤東看來，這是最不符合歷史的。毛澤東從以上四個方面論證了二十四史多半是假的，沒有被它的表象所欺騙，可謂把握了二十四史的本質。

　　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立場讀史還體現在對待歷史人物和事件時注意分清主流和支流，不贊成形而上學的觀念等，限于篇幅，不予展開。

　　概而言之，毛澤東讀史評史有其充分的根據、獨特的方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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