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描繪“新自由主義”理論如何從邊緣走向中心，在197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轉折點上，被當作拯救經濟的解藥，在英國與美國率先落實為經濟政策。進而，梳理新自由主義如何在80至90年代，成為壟罩整個歐洲大陸的經濟政策和意識形態。21世紀以來，“新自由主義”在學術界和媒體中，被普遍地用作被批判的負面術語。這是因為，這一術語多由泛左翼和左翼自由主義者所使用，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倡議者、及其經濟政策的擁護者都不再使用這一術語——甚至宣稱并不存在所謂橫掃世界的“新自由主義”。

　　所謂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路線，確實在過去半個世紀的施行中，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有不少差異的政策和效果。不過，新自由主義仍然是一把供我們理解世界的鑰匙，因為半個世紀以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衰頹、失業率高漲、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皆可以從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施行中找到其緣由。

　　在泛左翼與左翼自由主義的批判話語中所指涉的新自由主義，其核心觀念是市場機制的自由運作才能達致最高效率，而政治干預只會造成扭曲資源配置、破壞工作動機和資本積累。在此觀念基礎上，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即是松綁市場，包括減稅、私有化、資本自由移動、勞動市場彈性化、解除各種對資本積累和利潤率有害的限制。并且，在這些經濟政策的施行過程中，新自由主義者逐漸將市場原則至上的理念推及政治與社會領域。

　　一、新自由主義浮出水面

　　（一）智利的試驗場

　　1975年左右，皮諾切特治下的智利開始施行一系列新的經濟政策：將國有企業大規模私有化、極大程度地降低進出口關稅、開放外資進入國內市場、取消金融管制、消減政府財政支出、限制工人權利。這些與五年之后在英國、美國推行的新自由主義高度相似的經濟政策，標示著智利成為了新自由主義理論的首個試驗場。上述新自由主義政策正式實行后，智利經濟經歷了從急遽惡化、到緩慢增長、到經濟危機爆發。在80年代中期實行更為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后，才開始了一段時期的高速增長——因此，智利經驗被新自由主義的倡導者們當作優秀模仿，但他們避而不談的是智利也成為貧富差距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這些政策的鼓吹者是“芝加哥男孩”——一群在50年代公派至美國的留學生，他們的導師正是芝加哥大學的弗里曼（Milton Friedman），也就是“芝加哥學派”的核心成員。當左翼的阿連德政府被陰謀推翻后，新上任的獨裁者皮諾切特實際上仍施行偏向計劃經濟的路線。在皮諾切特被弗里曼于智利的一次演講深深說服后，他將這群“芝加哥男孩”任命為經濟政策的制訂者。很明顯，智利新自由主義的來源是“芝加哥學派”的弗里曼。那么以弗里曼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是如何從一種二戰前后學院中的邊緣理論走向經濟實踐?

　　（二）從新古典自由主義到凱恩斯主義

　　新自由主義理論中關于市場原則至上的核心理念，源自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理論。帝國時期的英國便是遵循后者的理論，強調市場競爭和自由貿易是經濟發展的正道，而國家的角色即是保障市場和貿易自由、并取消其他干預。但同一歷史時期的美國和德國并不遵循這一發展路徑，而是施行國家干預和貿易保護政策，從而實現了初步的經濟上升和工業化發展。到了20世紀初，由于壟斷資本主義的確立、世界大戰和經濟危機爆發，市場至上原則明顯地失去說服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普遍采用凱恩斯主義的福利國家和市場與計劃的混合經濟方案。

　　尤其是30年代于美國爆發的“大蕭條”，對于戰后凱恩斯主義的普遍施行有很大影響。“大蕭條”源自“過度生產危機”，在資本主義擴大生產的過程中侵蝕人們的消費力，造成商品失去市場。這一危機顯然無法在過去的發展路徑上自行消解，于是凱恩斯提出被成為“鑲嵌式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指出國家應主動降低失業率、提高薪水、提高社會福利，從而避免類似危機的出現。也就是說，國家應主動介入經濟，而資本主義是鑲嵌于社會之中的、并非獨立自行、自由運轉的。

　　于是，凱恩斯主義逐漸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流發展路徑。尤其是面對20世紀初社會主義革命的浪潮、蘇聯及其社會主義陣營對資本主義經濟方案的挑戰，凱恩斯主義在二戰后更加普遍地成為資本主義經濟方案—不僅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在后殖民的發展中國家。50至60年代可謂凱恩斯主 義的黃金期，資本主義世界在凱恩斯主義的幫助下實現了長達二十年的繁榮期。不論是經濟增長、就業率、薪資水平和消費水平，還是社會福利、工人權利和工會力量，都在此期間有可觀的提升。同時，資本主義世界也透過“布雷頓森林體系”試圖以介入的方法，保持國際收支平衡。當然，凱恩斯主義只是作為一種資本與工人之間的妥協策略。

　　（三）新自由主義浮出水面

　　在20世紀初古典自由主義愈發衰退時，“奧地利學派”開始建立一種更加徹底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奧地利學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和哈耶克，于1938年在一次研討會上系統地提出了這種更徹底的方案。幾年之后，哈耶克于1944年出版了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作《通往奴役之路》，并于1947年召集若干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和企業家成立“朝圣山學會”。值得留意的是，新自由主義也有其演進的過程，“奧地利學派”在戰前并不完全否認社會福利和國家的適度干預。可以說，直至“朝圣山學會”之時，新自由主義才具有其徹底化的市場至上理念的面貌。

　　正如前文所述，在凱恩斯主義占據主流的當時，哈耶克所倡導的新自由主義實屬非常邊緣的理論和議程。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不久，英國工黨更是贏得選舉大勝，很明顯地是新自由主義沒有獲得任何青睞。然而，包括哈耶克、李普曼、米塞斯在內的新自由主義學者，在凱恩斯主義所主導的戰后歲月中，持續地推動著這一理論。同時，他們也逐漸集聚了學者、企業家、智庫、利益集團等成員，到了70年代已經形成一股在經濟和政治上的旺盛力量。值得強調的是，此時他們已不再使用“新自由主義”的術語來自稱。當時，“新自由主義”的術語多見于拉美的學術界，用以指稱德國的經濟路徑，即一種具有國家干預以防止壟斷的自由主義經濟路徑。然而，隨著日后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市場原則至上的經濟理論付諸于實踐，“新自由主義”在拉美、在西方世界更多地被用來指稱這種市場原教旨主義。

　　二、在歷史的轉折點:1970年代末

　　（一）危機的出現

　　1970年代開始中期，資本主義世界便出現了“停止性通貨膨脹”，通貨率從1965年的3%上升至1975年的12%。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花了近十年時間，試圖繼續以凱恩斯主義政策進行補救，但是無濟于事。時至20世紀末，進步的經濟學家對于滯脹的發生有了基本的分析共識。滯脹的一個緣由是，戰后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貿易與金融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下（美元與黃金掛鉤），為了保障美元與黃金的匯兌關系，美國必須對其貿易逆差有所節制。但是隨著國際貿易的頻繁交往，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發達的西歐國家——擁有越來越多的美元外匯，美元逐漸地不能按照固定匯率進行黃金的匯兌。1971年，美元已經不堪重負，“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金本位體系和固定匯率制崩塌。因此，金價飛漲，而美元則跌落谷底。另一個更加直接的原因是，1974年的“石油危機”造成油價及廣泛的物價升高，更造成了資本積累的停止、生產的放緩。

　　然而，新自由主義學者對這場滯脹危機的緣由分析，則是認為繁重的稅、財政支出和對經濟領域的限制，造成了資本積累與積累的低速。具體而言，他們認為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家政策的施行，扭曲了資本積累的正常渠道和市場的自由運轉，進而壓制了企業理論、造成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一方面，國家的龐大財政支出——尤其是社會福利和公共事業——造成貨幣量過大，并且阻礙了這些領域內的市場流通。另一方面，凱恩斯主義的副產品——工會力量的壯大——破壞了私人投資的資本積累的基礎，為其增加了過多的限制。

　　(二)新自由主義的解藥

　　基于新自由主義學者對70年代滯脹危機的緣由分析，他們給出的解藥已經呼之欲出。對應著上述兩方面的危機緣由，醫治危機的解藥便一方面是，節省國家財政支出（尤其是社會福利支出），并嚴格控制貨幣發行量——也就是“貨幣主義”的經濟方案；另一方面是，國家減少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同時要依靠國家力量削弱工會力量。這兩方面的政策相互緊密關聯。壓縮社會福利的策略，不只是節省國家財政支出，也得以更加“自然地”建立起失業人士所構成的產業后備軍，從而可以削弱工會的議價能力。總之，只要維持貨幣的穩定，并且使得以上述種種辦法（減稅、減少經濟限制）市場機制下的獎勵機制起最大作用，經濟便會增長。

　　雖然如前文所述，新自由主義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國家會有具有差異的政策，但我們仍然可以試圖歸納出從它的核心理念衍生出的、并廣泛施行的經濟方案：

　　（1）市場統治。將“自由”企業或私有企業從政府或國家的任何束縛下解放出來，不論這將造成多少社會損失;對國際貿易和投資更加開放，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所規定的那樣;通過分化工人降低工資，剝奪工人們經過多年斗爭而獲得的權利；放棄對物價的控制。總之，要實現資本、貨物和服務的自由流動。為了向世人展示新自由主義的益處，新自由主義者稱“沒有管制的市場是剌激經濟增長的最好辦法，它將會使每個人受益”。

　　（2）削減教育、醫療等社會服務的公共開支。削弱窮人的“安全網”，甚至以弱化政府作用為名放棄對于道路、橋梁、供水系統的維護。當然，新自由主義者不反對給予公司補貼和稅收優惠。

　　（3）放松管制。減少任何可能影響利潤的政府管制，包括放松對工作環境安全的規定。

　　（4）私有化。將國有企業出售給私人投資者。這包括銀行、主要產業、鐵路、征稅公路、電力、學校、醫院甚至供水。雖然私有化名義上是為了提高效率，但結果是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公眾卻不得不為此支付更多的費用。

　　（5）拋棄“公共物品”或“共同體”的概念，代之以“個人責任”。向社會中最貧困的人群施加壓力，迫使他們自己找到醫療保健、教育機會和社會保障的解決辦法。一旦這些人無計可施，新自由主義者就將此歸咎于他們的懶惰。

　　——游畫《新自由主義到底是什么》（來源：破土）

　　三、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實踐

　　(一)英國、美國、歐洲大陸的實踐

　　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綱領在資本主義世界的施行，是以英國和美國為“先鋒”和“典范”。英國的新自由主義施行，可謂是最“純粹”的和尤其“典范”的。70年代，英國工黨已經搭建了福利國家體系，在此之外國有經濟掌握了國家經濟的主要部門，而工會則是這一體系的重要支撐。但是，一方面福利國家體系無法阻擋滯脹危機的到來，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逐漸在智庫、學界和媒體中積聚了力量。當70年代末嚴重的通貨膨脹和失業潮爆發，撒切爾透過她對于遏制通貨膨脹、遏制工會力量的施政承諾，贏得選舉。撒切爾推出的政策最清晰地標示了新自由主義的核心，而且可以說是最具系統性的：

　　•遏制工會：透過提高利率增加失業，鎮壓工會斗爭；

　　•取消流動管制：降低高收入者所得稅，進一步開放外資；

　　•私有化：將電信、航空、鋼鐵、能源、鐵路領域的國有企業出售；

　　•減少財政支出，降低社會福利。

　　美國是另一個最早施行新自由主義的典范。不過，美國與英國的狀況亦有所不同，前者不具有福利國家體系、也沒有頗具規模的國有企業。于是，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集中于“貨幣主義”和“供給端經濟”。在貨幣政策領域，美國的貨幣緊縮方案被稱作“沃爾克震撼”（Volcker Shock）。1979年，卡特總統任命沃爾克為美聯儲主席，他在弗里曼等新自由主義學者建議下，降低貨幣供給、增加儲蓄，從而增加幣值、抑制通貨膨脹。在“供給端經濟”上，里根上臺后的辦法包括（1）大幅地降低高收入者稅率（從70%到28%）、降低資本利得稅；（2）提供工人階級的工資稅；（3）去除對金融領域的管制。這一套“供給端經濟”的新自由主義化政策，其邏輯在于透過這些辦法來提升產能、提高利潤率、創造更多財富，認為這些財富會逐漸“涓滴”至全社會。

　　雖然，80年代后歐洲大陸國家逐漸施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但其則與英國、美國的典范有所差異，在歐洲大陸內部亦有差異。此時的北歐國家和德國陸續由右翼政府執政，取代了原本的社會民主黨政府。他們執行貨幣緊縮和財政改革的政策，但是對新自由主義理論中削減社會福利和遏制工會的政治不太留意。與此同時，西南歐的國家則紛紛選出左翼政府——包括法國的密特朗、西班牙的岡薩雷斯、葡萄牙的蘇亞雷斯、意大利的克拉克西、希臘的帕潘德里歐——取代上一個時期的右翼政府，成為具有進步形象的政治。法國和希臘在這一時期的政策也被稱為“歐洲社會主義”，譬如將再分配公平化、保障就業和社會福利。然而好景不長，因為失業率和通貨膨脹高漲，法國于80年代中期起也開始減少貨幣供給、壓低財政指出的政策。而西班牙則是在左翼政府治下，一開始就采取貨幣主義政策，并推動大規模私有化。這些西南歐國家，在80年代末達致的失業率，甚至超過英國和美國。在整個歐洲大陸上，幾乎只有奧地利和瑞典在80年代表現出對新自由主義的明顯抗拒。

　　(二)“出乎意料”的效果

　　新自由主義之所以可以橫掃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最直接的原因便是它宣稱可以抑制通貨膨脹、提升企業利潤率和生產投資率。在抑制通貨膨脹上，新自由主義確實實現了其承諾，在經合組織國家的范圍內由70年代的8.8%下降到80年代的5.2%。在企業利潤率上，同樣在經合組織國家的范圍內由70年代的下降4.2%，改為80年代的增加4.7%;在西歐國家范圍內，則由減少5.4%變成增加5.3%。企業利潤率的提升，主要是透過對工會的壓制和失業率的大幅提升來實現的——通貨膨脹降低、工資降低、其他管制成本降低、稅率降低、股價上升。

　　當然，這些所謂的效果只是造成了貧富分化、工人階級的貧困化，并不能實現整體經濟的增長率提升。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投資率上有明顯的下降——60年代的5.5%，下降為70年代的3.6%，更在80年代下降為2.9%。在人均成長率上，則從3.2%下降到2.1%。這是因為，即便企業利潤率提升了，國家對市場和金融的管制都大大放松，正因如此企業和資本家將資本集中在金融領域之中，而非生產性投資。并且由于失業率的大幅上漲，國家的社會支出和債務水平更是并未發生預期中的下降。

　　資本主義經濟仍是在風雨飄搖之中，新自由主義政策引發了一部分經濟領域的衰退，譬如英國和美國的鋼鐵等傳統產業幾乎覆滅。幾乎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失業率都達到了極高的水平——80年代在美國達致10%。在企業利潤率上升、總增長率下降、薪資下降、失業率高漲的情況下，最直接的后果便是社會財富大幅轉移到資本家手中，工人階級則是嚴重貧困化——部分新自由主義者所構想的“涓滴效應”從未發生。在英國，80年代最高1%的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在全國總收入中的比例從6.5%上升到13%。在美國，90年代的CEO薪水增加400%，工作人口薪水增加少于5%，聯邦最低薪資減少超過9%。這種貧富分化和工人階級貧困化的狀況，在90年代至今的過程中，并未發生明顯的好轉——而上述種種政策便是我們現在仍然目睹的狀況的緣由。

　　四、新自由主義的確立與橫掃

　　以英國、美國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開始施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標志著新自由主義的正式啟動。如前文所述，歐洲大陸諸國（以及澳洲）在80年代中期也普遍推行新自由主義。但是，新自由主義不能兌現經濟穩定增長的承諾，在80年代已經呈現得很明顯了。然而，我們在90年代卻目睹了更大范圍的新自由主義的擴散，這種擴散標志著新自由主義真正地橫掃了整個世界。這種擴散首先“得益于”蘇聯社會主義步入危機并引發蘇東劇變，這些“后社會主義”國家普遍采用了新自由主義政策內部的“休克療法”。這被視作資本主義——尤其是當時居主導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的勝利，并激發了新自由主義在資本主義世界內的第二波熱潮。這種擴散也“得益于”拉丁美洲整體地、系統地執行新自由主義。雖然智利和玻利維亞在70、80年代已經進行了新自由主義改造，但這些試驗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在其他拉美國家推廣。新自由主義在拉美的推廣，并不只是為了重振經濟，更是由于這些脆弱的發展中國家受到西方資本和國際金融體系在新自由主義化之下對它們進行的脅迫。至于90年代之后蘇東國家、拉美和中國的新自由主義化，我們將在下一篇文章中詳述。

　　在本文的結尾，我想再次提醒讀者留意，我們今天所目睹的全球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惡況，當然是資本主義結構性危機的后果，但它在近半個世紀以來更直接 地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和意識形態所逐步造成的。新自由主義之所以得以實施和擴散，當然是基于資產階級重新獲得最大程度上的政治經濟權力、利益的動力，但是我們不應該止步于對階級斗爭的分析，也應該將新自由主義當作一種經濟理論進行理解和批判。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具體地理解新自由主義的歷史、對它的政策和政策影響進行具體地分析——這樣才能真正深入地分析和批判當下狀況、解決當下的問題，而非止步于依賴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對19世紀、20世紀初的資本主義的批判。

　　最后，值得強調的是，我們在本文中僅聚焦于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但是，新自由主義不只是一種經濟理論，它也是一種橫掃世界的意識形態。我們希望在日后的文章中繼續展開對其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析與批判。相關議題至少包括，新自由主義理論所涉及的“自由”理念在經濟領域內部、經濟與政治之間的強烈矛盾;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提倡國家取消干預、國際貿易和資本自由流動的理論，與威權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之間進行充滿張力的結合;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橫橫掃世界的狀況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工人斗爭的新特質。掃世界的狀況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工人斗爭的新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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