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簽字生效，經過兩年零9個月的浴血奮戰，中國人民志愿軍贏得了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動而勝人，先知也。勝利離不開知己知彼的情報工作，當時成立僅僅一年的新中國，與世界頭號強國在戰略、戰役、戰術各層面展開激烈的情報較量，在關乎戰爭走向的重要節點上做到了料敵在先、高敵一籌，為準備戰爭、把握戰局、捕捉戰機、駕馭談判提供了及時準確的情報保障。

早在1950年10月19日志愿軍跨過鴨綠江之前，驚心動魄的情報戰就已打響。中方在戰略研判上與敵隔空博弈，在戰役準備上與敵偵防較量，在戰術行動上滲透與反滲透，以準確高效的偵察情報工作，牢牢按住了戰爭的脈搏。

兵馬未動情報先行

最早跨過鴨綠江的，并不是“雄赳赳、氣昂昂”的野戰大軍，而是一支由7人組成的情報外交隊伍。率領這支隊伍入朝的，是中國駐朝鮮首任政務參贊、臨時代辦柴成文。

1950年6月，時任西南軍區情報處處長柴成文奉命出使東德。從重慶前往北京報到途經鄭州時，通過號外得知朝鮮半島爆發了戰爭，但當時他完全沒有將這場戰爭與自己的行動聯系起來。抵京后周恩來親自找柴成文談話，決定派他以我駐朝鮮使館政務參贊的名義帶隊前往平壤。當時需要派人同金日成同志保持聯系，倪志亮大使還在武漢養病，一時去不了，臨時改由柴成文帶幾個軍事干部先去。軍委情報部從武官班里挑選了5名既有作戰經驗，又有情報分析能力的軍事干部，還讓當時東北駐平壤商務代表處留下一位同志倪蔚庭。最終確定7位同志首批入朝，他們是政務參贊、臨時代辦柴成文，參贊倪蔚庭(已在平壤)，參贊薛宗華，一等秘書張恒業，武官朱光，副武官王大綱、劉向文。

臨行前的7月8日上午，周恩來專門接見了在國內的6位同志，明確指示：保持兩黨兩軍之間的聯系并及時了解戰場的變化，是當前使館的主要任務。周恩來的話，實際上明確了情報、外交兩大任務。

7月8日晚，柴成文一行乘火車從北京啟程，9日晚跨過鴨綠江，10日晨抵達平壤。這支僅有7人的隊伍，肩負著5.5億人民的期望，最早踏上了朝鮮戰場，比志愿軍跨過鴨綠江早了近3個月。

出兵朝鮮早就在毛澤東的戰略考慮之中，而東北軍區也早就向中央呈送過報告，建議出兵之前先派一個先遣組入朝，熟悉情況，勘察地形，作戰場準備。

美軍在仁川登陸后，這一問題被迅速提上日程。經金日成同意，軍委決定再派出5位軍事干部，以武官名義赴朝鮮考察戰場情況。9月19日，第十三兵團偵察科科長崔醒農、第四十軍第一一八師參謀長湯景仲、第三十九軍參謀處處長何凌登、軍委炮兵司令部情報處副處長黎非、東北軍區后勤部副部長張明遠奔赴朝鮮，在朝鮮緊張工作了近一個月，收集美軍情況，研究美軍裝備和作戰特點、熟悉朝鮮地形情況。

這次戰地偵察積累了翔實的戰場情報，為志愿軍隨后出兵作了重要敵情準備。

仁川登陸料敵在先

出其不意，美軍實施仁川登陸。麥克阿瑟曾在太平洋戰場指揮美軍多次對日軍后方實施登陸作戰，他發明的“蛙跳”戰術大獲成功，一時間光環照身。

朝鮮戰爭爆發的第五天，即1950年6月29日，麥克阿瑟視察朝鮮戰場時，就產生了從人民軍后方實施登陸的想法。返回東京后，即令參謀人員擬定了代號為“藍心行動”的登陸計劃，定于7月22日實施。后因登陸裝備配備不及，仁川港海潮落差太大，海軍陸戰旅和騎兵師指揮層一致反對，而暫時擱置，但麥克阿瑟實施仁川登陸的決心始終未變。

7月23日，麥克阿瑟首次向參聯會呈報了反攻設想，說明了登陸作戰的基本設想，但沒有說明登陸地點。8月12日，“聯合國軍”總司令部擬定出登陸作戰計劃，確定登陸地點為仁川，行動時間為9月15日。參聯會對此持有保留，要求麥克阿瑟重新考慮仁川登陸的可行性。麥克阿瑟根本不為所動，稱他對仁川登陸的可行性深信不疑。

美陸軍參謀長柯林斯和海軍作戰部部長謝爾曼支持登陸作戰，但堅決反對把登陸地點選在仁川。理由是：仁川港的潮汐落差達30多英尺，落潮后，海面至港口會出現寬24公里、長3.2公里的巨大泥灘，車輛、人員根本無法通行。出入港灣的唯一通道飛魚海峽已被人民軍敷設水雷封鎖，而部署在月尾島上的人民軍岸防部隊只要擊沉美軍一艘艦船，就足以封閉整個航道。仁川港每月只有3天的滿潮日可以登陸，每次滿潮時間只有3個小時，而美軍難以在3小時內完成登陸。但麥克阿瑟認為，所有關于仁川不適合登陸的論據，恰恰容易迷惑對手，恰恰有助于保證出奇制勝的效果。他直言，要把仁川登陸當作一場賭博，宣稱要用5美元的賭注，贏回5萬美元。他力排眾議，終獲杜魯門總統支持。

9月13日，美軍開始在仁川實施火力準備，壓制住人民軍要塞月尾島的火力，掃清了飛魚海峽的魚雷，打通了航道。15日下午5時，仁川港滿潮，美軍在強大火力掩護下突擊上岸，并于次日凌晨攻陷仁川市。由此，美韓軍隊轉入全面反攻，朝鮮人民軍開始戰略退卻。麥克阿瑟依靠出其不意，贏得了這場豪賭。

料敵在先，中方準確預判仁川登陸。中方準確預判到了仁川登陸，毫無爭議。可到底是誰最先把準了戰爭脈搏，這一點卻說法各異。綜合《抗美援朝戰爭史》和有關當事人的回憶錄、傳記來看，從領袖到參謀人員，從一線使館到邊防待命部隊指揮員，都預見到了這種可能。

早在1950年7月初朝鮮人民軍順利向南挺進之時，毛澤東、周恩來就判斷美軍將來反攻有兩種可能，一是在釜山、木浦、馬山等港口登陸。另一種可能是在仁川登陸，建議人民軍在仁川地區構筑堅固的防守陣地。8月、9月，毛澤東、周恩來兩次會見朝鮮代表，提醒朝方特別應注意加強仁川—漢城地區和鎮南浦—平壤地區的守備。

這期間，東北軍區、十三兵團、駐朝使館、總參作戰部門，也相繼作出了美軍可能從人民軍后方仁川和其他地區實施登陸作戰的預判。中方準確預判仁川登陸，并不是哪個部門或個人的獨家遠見，而是從上到下、從外到內的共見。

然而人民軍高層對戰局有不同看法，他們認為，美軍反攻將主要從洛東江發起，故仍將主力置于洛東江一線。仁川一帶雖作了部署，但多為新組建部隊，戰斗力較弱，最終未能擋住美軍的登陸突擊，整個戰局由此急轉直下。

麥克阿瑟事后一定暗自慶幸，他實施仁川登陸時的作戰對手不是中國。

戰略預判一見高低

10月14日，被稱之為“中國通”的、“聯合國軍”情報處處長查爾斯·威洛比少將上報的研判結論是：最近中共領袖聲稱，如果“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他們將進入北朝鮮，這不過是外交上的一種勒索。他沒料到5天后，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了鴨綠江。

10月15日，麥克阿瑟帶著威洛比少將的“敵情判斷”飛往威克島，與杜魯門面談朝鮮戰爭“最后階段”及“戰后重建”問題。杜魯門請他先講講中國，是否會有較大規模的兵力調動。麥克阿瑟報告說：中國在滿洲的部隊有30萬，其中部署在鴨綠江的大概不超過10萬到12.5萬。他們只能把五六萬人送過鴨綠江。而70年后的我們知道，1953年停戰實現時，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的部隊共約120萬人，而在這場戰爭中受到鍛煉的部隊先后共有290萬人。

美軍參聯會主席布萊德雷問：第二年1月能否將美第二師或第三師調往歐洲。麥克阿瑟當時無比驕傲地回答道：戰爭到感恩節就可以結束。事實是，感恩節在麥克阿瑟這番高論后一個月就到了，他本人卻在6個月后被解除了聯合國軍總司令職務，而戰爭直到兩年零9個月后才結束。

初戰告捷殲敵1.5萬余人后，志愿軍便“銷聲匿跡”了。“中國通”威洛比少將立即權威發布：他們已離開朝鮮，我早就看穿了他們的手法，我預料到他們會這樣做的。我早就說了，北京無非是虛張聲勢。中央情報局判斷：中國有可能“最低限度地”出兵朝鮮。參聯會研判，中國介入的戰略意圖有三：一是控制邊境緩沖地帶;二是打一場有限規模的持久戰;三是將“聯合國軍”徹底驅出朝鮮半島。不過，中國還沒有力量敢于同美軍抗衡，所以，第一種可能性最大。

再來看中方對形勢的研判。中共中央對出兵朝鮮的結局作了三種估計：一是在朝鮮境內殲滅和驅逐美國及其他侵略軍，根本解決朝鮮問題;二是在朝鮮打成僵局，甚至被迫撤回，美國公開對中國宣戰，從而影響整個國家的恢復和建設計劃;三是志愿軍靈活指揮，充分發揮戰術特長，能夠攻打除大、中城市以外的地區，則可迫使美國通過談判解決問題，但條件是美軍必須首先撤至三八線以南。中共中央認為，第一種可能性很小，第二種情況雖然也有可能，但美國也不敢輕易將戰爭擴大到中國境內。最有可能出現的是第三種情況，并且相信有力量實現這種情況。

后來的戰局發展表明，中共中央的預判驚人的準確，對把握戰爭、駕馭談判起到了極為重要的指導作用。

1952年，軍人出身的艾森豪威爾當選美國總統后，美為扭轉被動戰局而采取軍事冒險的可能性增大。綜合研判各渠道情報，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志愿軍司令部一致認為，美軍事冒險有兩種可能，一是使用原子彈，二是在我側后大規模登陸。盡管有不少美軍政要員叫囂使用原子彈，但美不敢輕易使用核武器，其可能的軍事冒險只有大規模登陸這一招。

面對核訛詐，毛澤東在1953年2月全國政協會議閉幕式上宣告：這個仗要打多久，我看我們不要作決定……這就是說，他們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勝利!

毛澤東這股氣吞山河的底氣從何而來?除了偉人的非凡氣概，當然還有對形勢的正確評估，而正確的評估源于及時準確的情報。

戰場情報知彼知己

正如時任三十八軍副軍長江擁輝在《三十八軍在朝鮮》一書中所說：“只憑上級通報、友軍提供的敵情是不夠的，必須親自掌握當面敵情，才能爭取主動。”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志愿軍各部隊所獲戰場情報主要有三個渠道：一是我軍各級偵察情報部門所獲敵情，二是朝鮮人民軍向我通報的敵情動態，三是蘇聯方面向我通報的聯合國軍情報。其中，最準確具體、最有時效的情報，還是各參戰部隊依靠本級偵察力量所獲當面敵情。

第一次戰役打響前，志愿軍對“聯合國軍”的戰場動態了如指掌，而“無所不知”的美國情報系統卻始終未察覺到志愿軍入朝作戰的動向。為充分利用敵人對我出兵朝鮮的戰略誤判、確保戰役的突然性，毛澤東專門電示：我各部派遣遠出偵察隊均要偽裝為朝鮮人民軍，而不要稱中國人民志愿軍，借以迷惑敵人。美韓軍隊果然長驅直入，且兵力分散。南朝鮮第六、七、八師更是貪功心切，脫離美軍孤軍冒進，毛澤東、彭德懷根據敵情變化隨即決定放棄原定防御作戰設想，改為運動中各個殲滅的作戰方針，取得入朝作戰首勝，初步穩住了戰局。

第二次戰役的作戰方針是誘敵深入。為掌握當面敵情及敵后淺近縱深內地形、道路等情況，遵照志愿軍司令部規定的偵察區域和任務，各軍派出偵察力量，基本摸清了各自當面敵軍兵力、番號及兵要地志情況。戰役打響后，志愿軍節節阻擊，且戰且退。美韓動用空中偵察、技術偵察、特種偵察等多種手段，卻得出了志愿軍“怯戰退走”的結論，稱中共軍隊正在向鴨綠江撤退，或者越過邊境撤回滿洲。由于情報失誤，美軍第八集團軍貿然追擊，被志愿軍誘至預定戰場，在志愿軍側后迂回結合正面突擊、阻擊、追擊下遭受重創，其司令沃克中將在倉皇撤退時因車禍喪生。

為獲取戰場動態情報，志愿軍一線部隊主要依靠抓俘虜和化裝深入敵后偵察兩個辦法。江擁輝回憶說：朝鮮戰場與在國內不一樣，地理、民情不熟，又難得派人打入敵人內部，因此除朝鮮人民軍提供一些情況外，主要依靠抓俘了解敵情。

第二次戰役，三十八軍為殲滅德川地區南朝鮮第七師，戰前組織了周密、細致的對敵偵察，準確判明了當面敵人的部署和結合部，以一一二師、一一三師從南朝鮮第七師的兩翼穿插包抄，以一一四師正面沖擊，將南朝鮮第七師合圍殲滅。戰斗發起前，三十八軍偵察科副科長張魁印，帶領軍直屬偵察連、一一三師偵察連及兩個工兵排組成的偵察分隊，配備英語、朝語翻譯，隱蔽深入敵后，炸毀武陵里公路橋，擊毀、截獲敵軍汽車40多輛，封閉了敵南逃北援的通道，為圍殲南朝鮮第七師立下頭功。1960年，八一電影制片廠將破襲武陵橋拍成電影《奇襲》，成為描寫志愿軍偵察作戰的經典之作。

第三、四、五次戰役前，志愿軍司令部均對偵察情報工作作了嚴格、具體的部署，各一線部隊深入細致地查明敵情，做到了知己知彼，為順利達成戰役目的打下了堅實的情報基礎。著名的長津湖戰役中，志愿軍第九兵團正是憑借對敵兵力部署的準確掌握，穿插迂回完成了對美軍的分割包圍，創造了全殲美軍一個整團的紀錄。

攻島作戰清剿敵特據點

1951年11月5日至12月1日，志愿軍第五十軍在空軍配合下，對鴨綠江口至清川江口之間的沿海島嶼，連續發動4次攻島作戰，一舉攻占了大、小和島等14個島嶼。

據軍事科學院歷史研究部著的《抗美援朝戰爭史》記載，發動此次戰役的主要考慮之一，就是肅清敵人的“特工據點”。當時，在鴨綠江口至清川江口之間的沿海島嶼上，駐扎著代號“白馬部隊”和“平北聯隊”的匪特武裝，他們配合美國和南朝鮮陸海空軍情報人員，專門搜集中朝雙方的軍事情報，運用雷達、監聽和對空偵察設備監控中朝兩軍動向，不斷派遣匪特假扮軍人、官員、僧人等，潛入朝鮮北部西海岸地區進行破壞活動。這些島嶼上的“特工據點”處于中朝后方沿海，如芒刺在背，對兩軍構成嚴重威脅。大、小和島戰役共殲滅武裝匪特570余人，徹底摧毀了敵人的情報基地，拔掉了敵人的千里眼和順風耳，情報價值不言而喻。

對于此次戰役的軍事意義，《抗美援朝戰爭史》評價：“這次攻島作戰，是抗美援朝戰爭中唯一一次陸空聯合作戰，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第一次陸空聯合作戰和人民空軍第一次多機種協同作戰，其經驗教訓對人民解放軍后來的聯合作戰具有重要的意義。”

此次戰役的談判價值也不容小視。停戰談判中，朝中方面提出，雙方一切武裝力量應于停戰協議簽字后5天內，以軍事分界線為界，從對方后方的島嶼和海面上撤走。美韓非但拒不接受，反而荒謬地提出以其所占島嶼換取開城。大、小和島戰役的勝利，使美韓失去了討價還價的籌碼，有力配合了談判斗爭。

反特肅諜確保后方安全

1952年10月，“聯合國軍”司令克拉克組織草擬了以正面進攻、聯合登陸、轟炸東三省為重點的大規模陸海空軍作戰計劃，妄圖從我側后方實施大規模登陸突擊，重演“仁川登陸”。為此，美軍舉行了密集的、規模不等的登陸演習。

為應對美軍登陸作戰，志愿軍于1952年12月至1953年4月進行了規模空前的反登陸作戰準備。在這場登陸與反登陸作戰準備的背后，一場偵察與反偵察、滲透與反滲透、破襲與反破襲的情報戰悄然但激烈地展開了。

為策應、配合登陸作戰，“聯合國軍”進一步強化了對朝中兩軍后方的偵察力度，重點刺探正面進攻和后方空降所需各類情報。從1952年11月起，“聯合國軍”開始以空中投送、海岸登陸、陸地潛入等方式，派遣大批特務刺探、襲擾。南朝鮮特種部隊以小組、分隊的形式深入朝中后方腹地，假扮成人民軍或志愿軍，公然進村入戶，幫助老百姓打水、掃地、種田，有的特遣分隊居然還吹起了起床號和熄燈號，早出操，晚點名，迷惑了很多當地的北朝鮮百姓。在潛伏特工的配合下，這些特遣分隊重點偵察中朝兩軍部隊、裝備、各級指揮員的詳細情況，策反、綁架、暗殺我方人員。核查我軍政機關、交通樞紐、重要倉庫等，伺機爆破或引導敵機轟炸。查明美韓被俘人員關押地點，伺機營救。搜集氣象、地形、水文等各種情報，配合登陸準備。據不完全統計，1952年12月至1953年2月，美韓共派遣82批近1000人，其中一次性派遣30到100人的就有4起。

面對嚴峻的諜情，朝中聯合司令部于1953年2月17日發出了關于清剿匪特的指示，要求志愿軍和人民軍后方動用一切武裝力量，劃分責任區域，組織“全面性的徹底清剿”。朝鮮黨和政府則在北部整個地區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間諜斗爭月。僅3月1日至10日，就抓捕匪特66名、可疑分子653名，繳獲大量物資、裝備。此次反特清諜行動，粉碎了敵人諜戰攻勢，肅清了諜患，鞏固了后方，有力配合了反登陸作戰準備。

毛澤東曾在1946年與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談到國際、國內形勢時，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斷：“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7年后，毛澤東這一論斷的英明正確，在抗美援朝驚心動魄的情報戰中得到了印證。美國號稱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情報系統，但在新中國面前，不過是個“紙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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