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社會活動，如同一滴水可以折射時代的大海。從魯迅先生與中共組織以及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交往中，可以窺見魯迅生活時代所具有的復雜性，并見證他與共產黨人并肩作戰的深厚情誼。
魯迅曾稱自己的作品是“遵命文學”，自己是“聽將令”前行吶喊的戰士。而陳獨秀就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在《新青年》編輯部里，陳獨秀和魯迅交往較多。1933年3月5日，當陳獨秀身陷囹圄時，魯迅還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中談到，編輯者“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里我必得紀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
魯迅先生
陳獨秀對魯迅評價很高，他在給魯迅的大弟周作人的信中說：“魯迅兄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地）佩服。”魯迅看人很獨特，最惹他注意的就是陳獨秀和胡適之。他說，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里面有幾支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而胡適，則讓他“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其實，這正是魯迅在稱贊陳獨秀為人爽直坦誠、胸無城府。
李大釗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在當年《新青年》的集會上，李大釗給魯迅的印象是“誠實，謙和，不多說話”。在李大釗編《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上，魯迅發表了小說《藥》和4篇《隨感錄》，通過文學回應了“將令”。李大釗也高度評價魯迅的小說《長明燈》。在李大釗就義后，魯迅不顧自身安危，為昔日的戰友葬儀捐款，并為其遺作《守常全集》撰寫了題記。
中共早期領袖瞿秋白和魯迅之間的情誼更是一段佳話，他們是“沒有見面就是這樣親密的人”。在現存的魯迅1700多封信中，稱對方為“同志”的僅有一封，在這封信中，魯迅稱呼瞿秋白為“敬愛的J•K同志”。
1932到1933年間，魯迅曾先后4次接納瞿秋白夫婦避難。1933年9月的一天深夜，瞿秋白接到警報，與夫人分乘兩輛黃包車到魯迅家避難。當瞿秋白正在為深夜驚擾魯迅而不安時，魯迅夫人許廣平已端出熱氣騰騰的夜宵，魯迅則在一旁噓寒問暖，這一場景讓瞿秋白夫婦非常感動。
后來，瞿秋白征得魯迅同意，編輯了《魯迅雜感選集》。在他撰寫的長達1.7萬字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中，第一次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全面評價了魯迅在新文化運動、左翼文藝運動中的歷史作用。這篇《序言》見解精辟，魯迅閱稿時，連指間煙蒂燒到指頭也渾然不覺，認為此評論是“用心”之作，并特地錄寫條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清代何瓦琴句）贈送瞿秋白。1933年3月初，瞿秋白夫婦搬到上海北四川路的東照里，瞿秋白就把這張條幅掛在“儼然家庭模樣”（許廣平語）的新居里，以示心心相印、共表敬重之情。后來，瞿秋白接通知要去蘇區，臨行前去看望魯迅。魯迅讓出雙人床給瞿秋白，自己則睡在地板上，兩位戰友徹夜長談。未成想這天明一別竟成永訣。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長汀英勇就義。
徐悲鴻畫作《魯迅與瞿秋白》
聞聽噩耗，已是大病垂危的魯迅，僅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就搜集了亡友60多萬字的譯文遺文，編輯成《海上述林》上下卷。他在致友人的信中深情地贊揚瞿秋白是“中文俄文都好，像他那樣的，我看中國現在少有”。《海上述林》上卷出版后，未等到下卷出版，魯迅就帶著遺憾離開了人世。
除了和文人交往外，魯迅還和革命將領有緣。一次上海療傷，成就了紅軍將領陳賡和文化巨人魯迅之間的精彩對話。1932年2月底，曾經擔任紅四方面軍第十二師師長、紅四方面軍參謀長的陳賡，從鄂豫皖根據地來到上海治療腿傷。當他和人談到紅軍戰斗的慘烈、艱苦和英勇時，聽者都覺得如果寫成書一定會超過蘇聯的《鐵流》，便想到了請魯迅來寫點東西。看到油印材料后，魯迅沒有拒絕，他讓左聯黨團書記馮雪峰邀請陳賡會面詳談，以加深對蘇區的了解。他們談了整整一個下午，魯迅大部分時間都在靜靜地聽著，陳賡還手繪了一張《紅軍作戰圖》。
陳賡為魯迅繪制的地圖
此后，魯迅醞釀過一個時期，說“寫一個中篇，可以”，但最終沒有寫成。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下，這份油印材料和陳賡在談話時隨手畫的作戰圖，被魯迅一直珍藏，現在被陳列在魯迅博物館里。
那個時期，魯迅在廣大共產黨人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望。
“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清貧，潔白樸素的生活，正是我們革命者能夠戰勝許多困難的地方。”中共早期領導人方志敏在獄中寫下了《清貧》《可愛的中國》等作品，這些手稿就是通過魯迅的手轉交給黨中央的。方志敏和魯迅素不相識，卻可以生死相托，從中可以看出一位革命者對魯迅的至誠信任！
1935年上半年的一天，被捕的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軍政委員會主席方志敏托人通過內山書店送給魯迅幾張白紙。面對一個并不認識的共產黨人以這樣奇特的方式傳遞信息，魯迅十分重視。經碘酒拭擦，紙上文字顯現，內容是方志敏在獄中寫給魯迅請求發動營救運動的信和請托魯迅轉給黨中央的報告。隨后，魯迅轉告方志敏，發動營救運動對他不利，“應當讓他利用蔣介石企圖軟化他的時間，在獄中趕快為后人寫下一些東西”。于是方志敏奮筆疾書，在6個月內寫了包括《我從事革命的略述》以及《清貧》等20余萬字。1935年8月6日，方志敏被反動派殺害，時年36歲。
方志敏《可愛的中國》手稿
作為著名作家、進步作家，魯迅的影響遍及黨內外。在黨的外圍組織里，魯迅愿意接受黨的領導和努力去完成黨所交辦的任務。
1929年10月，馮雪峰按照中央文化委員會書記潘漢年的要求，去征詢魯迅對于成立“左聯”的意見。黨中央希望創造社、太陽社和魯迅以及在魯迅影響下的人們聯合起來，以這三方面為基礎，成立一個革命文學團體，擬定叫“中國左翼作家同盟”。魯迅完全同意成立這樣一個團體，同時說用“左翼”二字比較明確，旗幟可以更鮮明一些。左聯成立后，魯迅作為主席團成員，推動了《子夜》等小說的出版。
此外，在上海的黨中央還希望魯迅能成為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的發起人。魯迅開始時不大同意這種方式，認為同盟一成立就會馬上被解散，但他還是答應參加并擔任發起人之一。在同盟成立之初，魯迅與鄭伯奇等人到幾所大學去演講。通過這種方式，魯迅等于公開向世人宣告：他已站在共產黨的一邊。
1930年5月，共產黨人在上海召開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魯迅很關心這次大會的召開，在會前、會后和大會期間參加了不少活動。左聯成員、共產黨員柔石向魯迅報告了大會情況，魯迅很支持。1931年4月，柔石犧牲后，魯迅在悼念文章《柔石小傳》中說，他“以左聯代表的資格，參加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畢后，作《一個偉大的印象》一篇”。
一直直面現實的魯迅，不愿離開現實片刻，即使在大病垂危之時也不愿接受宋慶齡的建議去蘇聯治病，因為那會失去與始終變化著的中國社會的聯系，用筆戰斗是他一生的寫照。毛澤東曾評價說：“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與中國共產黨人并肩作戰的非凡經歷，亦將永遠被銘記于史冊。
（選編自《黨史縱覽》2018年第六期，略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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