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大躍進本來是好事，但4大指標（鋼、鐵、糧食和棉花）訂

　　高了，結果天天被動。”“過去一年頭腦發熱，現在冷靜下來就

　　是了。人不要不如豬，撞了墻就要拐彎。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

　　沒有經驗，一定會出現許多新問題，應當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話說毛澤東不再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職務，退居二線，輕松多了。他在休息時就練練書法，與民主人士的往來也更多了。

　　黃炎培珍藏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跡摹本，毛澤東借來看，說好借一個月。此后，他一有閑暇便翻開摹本看，愛不釋手。李銀橋去倒茶時，常常見他看著字跡琢磨，有時，又抓起筆來對照著練。毛澤東練筆不同于別人，不是照著摹仿，而是取其所長，取其神韻，消化吸收，將前人的精華變成自己的東西。每每練到興頭上，連吃飯都叫不應他。

　　大約是真跡摹本太珍貴了，黃炎培借出去以后很不放心。剛借出去一個星期，他便頻頻打電話詢問毛澤東看摹本的情況。電話往往是打到辦公室里，問主席看完了沒有？什么時候還？還有一次，黃炎培那邊竟然把電話直接打給了毛澤東。毛澤東慢條斯理地問道：

　　“不是講好借一個月嗎？”

　　電話那邊馬上說：

　　“對，對、對。”

　　可是不足一個月，黃炎培那邊又把催著還書的電話打到了菊香書屋的衛士值班室里。衛士尹荊山來到毛澤東的書房，見毛澤東正在看那本書法摹本。他的頭照著書上的筆畫晃動，好像下巴就是一支筆。尹荊山借倒茶機會，向毛澤東報告說：

　　“主席，黃炎培先生那邊又來電話了，他們……又催呢。”

　　毛澤東一聽，非常生氣，將手中的煙嘴摔在桌子上，說道：

　　“怎么也學著逼債了？不是講好一個月的？還差7天，我是給他數著呢。”

　　尹荊山見毛澤東真的生了氣，連忙解釋說：

　　“主席，他們……他們不是催要，是問問。就是問問主席還看不看？”

　　“我看!”毛澤東喝口茶，重新拿起煙嘴，語氣緩和多了，說:“到一個月不還，我失信。不到一個月催討，他們失信。誰失信都不好。”

　　可是不久，黃炎培親自來電話了，這次電話直接打給了毛澤東。他先談了一些別的事情，末了，還是問那本真跡摹本。毛澤東問：

　　“任之先生，一個月的氣你也沉不住嗎？”

　　李銀橋在一邊嘟噥著說：

　　“跟向主席討債似的，沒深淺。”

　　毛澤東聽了，卻微笑著說：

　　“不夠朋友夠英雄。”

　　等到了一個月期滿，毛澤東將王羲之那本真跡摹本用木板小心翼翼地夾好，交給衛士尹荊山，說：

　　“送還吧，零點前必須送到。”

　　尹荊山說：

　　“黃老那邊已經說過，主席只要還在看，盡管多看幾天沒關系。”

　　毛澤東擺擺手說：

　　“送去吧，講好一個月就是一個月，好借好還，再借不難。朋友交往要重信義。”

　　1959年5月2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采取非常措施解決當前食油供應問題的緊急指示》，全文如下：

　　目前食用植物油供應四處告急，國家無法面面兼顧，大有顧此失彼之勢。

　　哪四處告急呢？第一，出口情況很不好，1至9月出口計劃3.48億斤，到4月底只完成6千萬斤，按照這個進度，預計只能完成1億幾千萬斤，有2億多斤出口計劃要落空；第二，城鎮居民食油供應每月7千萬斤，貨源沒有保證，現在京、津、滬和其他若干大、中城市都是隨調隨銷，不少城鎮食油時有脫銷；第三，工業用油和行業用油供應很緊，目前月銷4千萬斤的水平不能維持，影響的方面很大，特別是肥皂生產無法正常進行；第四，農村食油供應每月9千萬斤，所占供應比重雖然很大，但是供應面廣、點多，難以保證供應，脫銷的現象在很大的地區內已經發生。這些情況如果繼續發展，國家在政治上將會處于非常被動和十分不利的境地。

　　現在的問題十分明顯，解決目前食油供應問題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方針，一種方針是，繼續被動的維持現狀，上述4方面都想照顧，讓全面緊張的情況自流發展下去，它的結果必然是到處受擠，顧此失彼，出口計劃根本不能完成，城市居民食油到處脫銷，工業、行業用油大量減少，農村供應也是七零八落，國際政治信譽和國內市場秩序都將受到極其不利的影響。另一種方針是，在今后6月至9月的4個月內，基本上停止農村供應；就是說，除了出產油菜籽的地區可以適當供應，除了病號孕婦等特殊需要、大車用油、農業機械用油和僑匯地區可以適當供應以外，其他所有的農村供應一律暫時停止4個月；以便把縮減下來的食油用來堅決保證出口需要，適當保證城鎮和工業、行業的必不可少的供應。這樣做，就可以使我們變被動為主動，闖過目前食油供應緊張的關口，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權衡利害得失，中央認為，在目前情況下，四處脫銷不如一處脫銷，多頭緊不如一頭緊，必須當機立斷，堅決采取后一種方針。事實上，不少地方特別是很大一部分農村已經脫銷了，今后幾個月不管怎樣總還有不少地方要脫銷，既然這樣，倒不如有計劃地停止農村供應反而較為有利，反而可以避免經濟生活發生更大的混亂。這是萬不得已的臨時措施，望各地黨委向全黨解釋清楚，并且立即根據這個方針，妥為安排當前的食油工作。

　　為了實現這種方針，中央決定，各省（區）在今年5月至9月，必須保證調給國家食油5.4億斤，不得減少。寧可農村暫時停銷，減少食油庫存，也要堅決調油支援國家建設。各省（區）只能在按期完成中央調出任務的條件下，根據本省（區）的實際可能，具體安排自己地區的食油供應；并且還要狠狠地抓住油菜籽和其他油脂油料的收購工作。中央要求所有的城鎮，適當縮減居民的食油供應標準，大中城市少減一些，小城鎮多減一些，這也是完全必要的。

　　中央估計到，采取上述這些措施，可能在人民群眾中間，特別是在農民中間，引起很大的反應，因此要求各級黨委實行政治掛帥，加強領導，充分作好說服解釋工作，以保證這項措施能夠順利地貫徹執行，保證在執行過程中不出亂子或不出大亂子。

　　1959年6月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大力緊縮社會購買力和在群眾中解釋當前經濟情況的緊急指示》，全文如下：

　　1959年1月以來的工農業生產發展狀況，基本上是良好的。今年1至4月份全國工業總產值566億元，比去年同期的283億元，增長了96.5%。重要的工業品產量與去年同期相比，鋼增長68%，煤增長119.6%，發電設備增長361.4%，棉紗增長68%。許多產品的質量也開始好轉，鐵路貨運量比去年同期增長53.4%。農業方面，雖然主要產麥區受了旱災，小麥、夏雜糧、早稻3項合計，初步預計仍將同去年夏季特大豐收的實際產量相當，或者還有所增加，比1957年夏收則將增加約一倍。在市場供應方面，1至4月份社會商品零售額199.5億元，比去年同期的151億元增長了32%。在財政方面，收入超過支出33億元，也比去年同期收入超過支出的部分為多。這些情況說明，全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團結一致為實現1959年的大躍進所作的努力，正在取得十分巨大的成就。1959年一定能夠成為繼續躍進的一年。

　　但是在經濟工作和經濟生活方面，還有許多迫切問題，需要迅速加以解決。除工農業生產方面的問題中央已另有指示和安排以外，目前還有一個嚴重問題，即市場供需關系方面的緊張現象。由于1958年各地使用預算外資金和挪用企業流動資金，擴大了計劃外的基本建設，多招了大量的職工（1958年年底縣以上各類職工總數達到4532萬人，比1957年年底的2450萬人增加了2082萬人，新招收的職工雖然工資一般較低，今年又減少了一部分，但今年1至4月份全國工資總額仍然達到88億4千萬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9億8千萬元），在商業中實行了預付貨款和賒銷商品的辦法，這一切都過多地擴大了社會購買力，過多地消耗了儲備物資。國家財政對1958年群眾煉鐵虧損部分的補助23億元，在今年1至4月份陸續撥發，這也是增加目前社會購買力的一個臨時性的因素。社會購買力的增長速度大大超過了商品生產的增長速度，目前兩者的差額據估算已達50億元左右。這就造成了今年市場淡季商品庫存反而下降、貨幣流通量反而上升的不正常現象。此外，糧食由于在去年農村夏收后和秋收后一段時間內吃得過多，油料由于農村消耗量大增和收購不及時而沒有完成收購計劃，豬和雞鴨的生產在公社化初期有一個時間下降，某些農副產品、手工業品和輕工業品的生產由于勞力和原料安排中的疏忽也有些下降，還有些產品由于片面地追求數量以致降低了質量，這就加重了目前市場的緊張狀態。這種不正常的緊張狀態必須迅速扭轉，以便保證1959年的國民經濟能夠繼續躍進。

　　為了緩和目前的市場緊張狀態，除了必須繼續努力增加工農業生產、積極安排副食品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生產以外，必須大力控制城鄉消費量的增長。鑒于工農業生產的增長需要有一定時間和一定條件，并且在一定期間內有一定限度，不可能趕上目前過分膨脹的社會購買力的需要，又鑒于城鄉生活必需品的供應水平目前一般已經壓得很低，因此，中央認為，解決目前的市場問題，必須采取一系列措施，壓縮社會購買力。

　　一、堅決壓縮公用開支，緊縮集團購買力。一切機關、部隊、企業、事業單位，必須厲行節約。所有辦公雜支、器具購置等費用，必須大大節省（非商品支出而工作需要的費用如郵電費等不要勉強壓縮）。中央決定從本年6月起3個月內，除了特殊情況以外，暫時停止撥發這方面的行政經費。一切開支較寬裕的機關，應當向開支較節省的機關看齊，企業事業單位應當向行政機關看齊，堅決削減可以削減的開支，堅決減少和停止可有可無的購置。一切請客送禮、講排場、講闊氣、鋪張浪費、開會提高伙食標準等惡劣風氣，最近又有抬頭，必須從上而下地堅決糾正和制止。1957年全國公用開支只有46億元，1958年增加到56億元，1959年預計將達到70億元左右。中央要求減縮到一般不超過1958年的水平，從6月份起到年底共7個月，要求至少節約8億元。

　　二、控制企業職工人數和工資總額。按照今年經過調整了的生產建設計劃，全國縣以上企業職工人數，必須在去年職工增加過多的基礎上，減少800萬到1000萬人（包括第一季度已經減少的300萬人），能夠減到1000萬人以上更好。社辦工業也應當按照具體情況，加以調整和收縮。工資今年已經決定不增加，工資級別的某些必要的調整也必須嚴格控制。只有這樣作，才可能減輕市場物資供應的壓力，才可能提高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和管理水平，才可能增加農業勞動力，因此應當堅決執行。減少人員首先是減那些來自農村的臨時工、合同工，使他們回鄉參加農業生產；其次減那些多余的學徒工，特別是年齡過小的學徒，使他們回去重新上學；其次減那些新吸收的有家務負擔的女工。各省市縣必須根據當地工業生產和建設的具體情況，經過通盤考慮，迅速定出減少職工的具體計劃和具體辦法，并監督執行。一般地說，從城市吸收的職工可以少減，以免造成失業。沒有原料材料而停辦的基本建設和缺少原料材料燃料而停工窩工的企業，應當多減先減。縣辦企業和生產技術落后的企業應當多減。有技術的工人，應當調劑使用，不要減退；城市服務行業職工去年已經減得很多的地方，今年也不要再減（減得太多的地方還要適當恢復）。估計這樣裁減的結果，大體上國家今年在工資方面的支出可以減少15億至18億元。減少800萬到1000萬職工，這是一項繁重而艱巨的任務，工作中必然會遇到一些困難。但是不這樣作，就會造成更大的困難。各地方各部門必須按照中央在1959年5月27日發出的指示，在認真進行動員和安置工作的基礎上，把這項工作做好。

　　三、按照國家計劃嚴格控制農村貨幣投放。中央決定，各地農業貸款指標一律不再增加。農產品預購定金必須控制在指標的范圍以內，不許超過。國家對人民公社的財政補助，應當主要用于擴大生產方面，不要用于生活開支方面。商品賒銷和預付貨款的辦法，必須堅決停止（必要的生產資料賒銷要經中央批準）。公社和生產隊算賬當中，有錢退錢，有物退物，無錢無物應當交代清楚在以后退還，決不能由銀行貸款退還。去年銀行從公社收回的貸款中，未到期不應收回的堅決退還，已到期應當收回的，只要查對賬目，辦理手續，不應再去退款。去年公社向國家交納的稅款和其他財政收入，一律不要再去算賬退款。夏收較多的地區，夏收以后還應當收回一部分到期農貸、預購定金和其他欠款。

　　四、大力開展儲蓄工作，動員城鄉居民積極參加存款儲蓄。這是把一部分社會購買力推遲實現的有效辦法之一。今年國家停止了公債的發行，城鄉儲蓄應當有所增加，但是1至4月儲蓄總數反而比去年年底減少了2億元。應當在人民群眾中大力開展勤儉持家、儲蓄愛國的教育，暫時不十分必要的東西不要買，把錢存入銀行幫助國家建設（但是娛樂性、服務性等消費，可以回收貨幣而不需要付出商品，對于這類消費切勿向群眾去提倡節約）。應當經過一切努力，力爭城鄉儲蓄數字能夠隨著經濟的發展而逐步增加，并且把相當于過去認購公債的數額，通過儲蓄的方式吸收回來，增加國家手中可以運用的資金，減少社會購買力。在開展儲蓄的工作中，一定要注意貫徹執行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原則，防止強迫命令和攤派現象發生。

　　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時，必須立即在全體黨內外干部中，在城鄉廣大群眾特別是城市各階層人民中，由各級主要負責同志報告目前全國經濟情況和黨所采取的各項措施，動員廣大干部和群眾團結起來，為克服暫時困難，實現1959年的偉大躍進而奮斗。在宣傳解釋中，應當首先肯定成績，同時作適當的自我批評，并且一定要注意把9個指頭和1個指頭的關系擺得正確，要鼓舞而不要打擊群眾和干部的積極性。應當舉出具體事實和數字，著重說明目前市場的緊張并不是由于工農業生產沒有躍進，而是由于城鄉消費量和社會購買力的增長太快。應當向城市人民說明目前農村中糧食油料等供應困難的情況和原因，并且把今年2月鄭州會議以來中央對人民公社和農村工作的各項指示告訴城市人民，使他們消除疑慮和誤解，獲得力量和信心。應當說明，有些日用工業品和副食品，如油料、肉類、蛋類等，需要有一個時間才能有較大的增產，所以在這些方面我們還得忍受一個時期的困難。其他有關工業、交通運輸業、對外貿易等方面的情況，也應當向城鄉人民作適當的說明。向群眾說真話，依靠群眾解決問題，在這一點上不應有任何動搖。事實證明，凡是由負責同志作了這樣的報告的地方和單位，廣大群眾是完全能夠體諒我們和支持我們的，群眾的情緒可以迅速穩定下來并且努力增產節約，排隊現象可以設法減少，搶購套購等類現象可以基本停止。即使有少數人說怪話搗亂，也決不可怕。因此，這種報告應當認真地做，迅速地做，廣泛地做（但是在做報告以后市場方面仍應有一定準備，報紙上的宣傳仍應控制，并且由中央統一掌握）。要使所有群眾了解，像中國這樣一個一窮二白、人口眾多的大國，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在經濟文化上翻過身來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已經找到了一條多快好省地發展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一定可以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內建成高度發展的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徹底改變現在的面貌。1958年我國已經打開了一個躍進的局面，1959年的計劃現在看來雖然有若干指標可能偏高一些，但是總的形勢是好的，無論如何，我們必然能夠繼續實現一個巨大的躍進。目前工作中遇到一些問題，根本上由于缺乏躍進的經驗（這種經驗本來是歷史上所沒有過的），有些步子邁得大了一些，只要在得到經驗以后，把步子放穩了，許多暫時性質的現象就會過去，我們就會走上穩步躍進的道路。現在黨在工業、農業方面已經采取許多措施，使生產在可靠的基礎上增長，在市場方面采取了上述各項措施以后，情況也必然會逐步地好轉。總之，我們的一切措施的性質是積極的，我們應當通過這些措施和大規模有系統地宣傳解釋工作，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動員全黨全民更加緊密團結，繼續鼓足干勁，戰勝一切困難，為取得1959年繼續躍進的偉大勝利而奮斗。

　　各地執行本指示的情況，望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迅速報告中央。

　　6月3日，毛澤東剛剛起床，就給林克又講起了他曾經在第2次鄭州會議上以及跟他的孩子們講過的“梁鴻余熱不因人”的故事。講完了，他又說：

　　“過去，我跟孩子們講過這個故事，但他們年幼，沒有懂得我的意思。”

　　林克明白，毛澤東是借這個故事，鼓勵自己的子女和年輕人，要有志氣，不仰仗他人，不人云亦云，要有獨立性格，自立自強，靠自己艱苦創業。

　　6月7日上午，毛澤東給章士釗寫了一封回信。

　　早在解放初，毛澤東知道章士釗有一部舊作《邏輯指要》，便在和章士釗的一次談話中問道：

　　“聽說您在邏輯方面有著述，可否讓我一閱？”

　　章士釗聞言，面露愧色。他的《邏輯指要》在1943年出版時，序言中多有逢迎蔣介石的話，因此，蔣介石才讓他到國民黨陸軍大學及警官學校去演講。他躊躇了一會兒，不好意思地說：

　　“此書印于重慶，與叛黨有關。我以此上呈一覽，是侮公也，這怎么可以呢？”

　　毛澤東笑呵呵地說：

　　“此學問之事，有何妨！”

　　此后，章士釗便派人把《邏輯指要》送給毛澤東看。毛澤東讀后，認為這本專著能夠運用西方邏輯學的框架，使用中國古籍材料，系統地闡述中國古代的邏輯思想，在同類書中是獨樹一幟，便對章士釗說：

　　“我看此書足為今日參考資料，宜于印行。”

　　毛澤東為了普及邏輯學的基本知識，在1959年上半年指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安排編輯出版“中國近幾年和數十年關于邏輯的文章、小冊子和某些專著（不管內容如何）”。于是，研究室便計劃出版一套《邏輯叢書》，章士釗的舊作《邏輯指要》自然也在其中。章士釗為重印《邏輯指要》，下大功夫對全書作了大量刪補修改，爾后多次寫信給毛澤東，陳述自己的觀點。毛澤東便在6月7日給章士釗寫了一封回信，他寫道：

　　行嚴先生：

　　各書都收，讀悉，甚謝！實事求是，用力甚勤，讀金著而增感，欲幡然而變計，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為公賀。既有頗多刪補，宜為幾句說明。即借先生之著，為之籌策：

　　《邏輯指要》一書是一九某某年舊作。1959年，中國共產黨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有編輯邏輯叢書之舉，拙作在征求之列。于是以一個月工夫，躬自校勘一遍。因原稿不在手邊，臆核頗為吃力。全稿計削去不合時宜者大約二十分之一，增補者略多一點，都只限于古籍例證，能使讀者稍感興趣而已。近年以來，邏輯一學引起了學術界的極大興趣，于邏輯學的范圍及其與唯物辯證法的關系，爭論繁興，甚盛事也。鄙人對此，未能參戰，然亦不是沒有興趣的。舊作重印，不敢說對于方今各派爭論有所裨益，作為參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讀者對拙作有所批判，保衛正確論點，指出紕繆地方，導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則不勝馨香禱祝之至！

　　章士釗1959年6月某日

　　這樣一來，我看有很大好處，尊意以為如何？先生如果不高興這樣辦，我的建議作罷。我害了一個月感冒，前書未復，方以為歉。忽得6日信，極為高興，倚枕奉復，敬頌

　　教安。

　　毛澤東1959年6月7日上午8時

　　章士釗讀了毛澤東的復信，十分感動。后來三聯書店再版《邏輯指要》時，章士釗就以毛澤東為他撰寫的說明文字替代了自己早已擬好的再版序言。

　　毛澤東與章士釗之間還有一個趣事，筆者不得不在此補敘如下。

　　有一次，毛澤東看罷章士釗的來信，手指在桌上輕輕地敲了兩下，轉向衛士李銀橋吩咐：

　　“你趕緊上街，買兩只雞，給章士釗先生送去。”

　　此時已經是晚上七八點鐘了，李銀橋匆匆趕到街上，跑了幾家副食店，總算買到了雞，送到章士釗家里。李銀橋記得章士釗老先生是住在一個四合院里，房子不怎么樣，很破爛。他拎著兩只雞說：

　　“主席送您兩只雞。”

　　章士釗連連點頭說：

　　“謝謝，謝謝。”

　　李銀橋說：

　　“主席看到您的信了。”

　　章士釗舉舉那兩只雞：

　　“知道了，這是回話。主席身體怎么樣？”

　　李銀橋說，很好。可他有些納悶，這兩只雞怎么是回話呢？章士釗在信上說了什么，他不知道，當然也無法猜到。他回去給毛澤東學說了一遍，毛澤東也笑而不語。這就給李銀橋留下了一個終生猜不透的迷。

　　6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關于社員私養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個問題的指示》，全文如下：

　　省委、直轄市委、自治區黨委、地委、縣委、公社黨委、生產大隊總支委、生產隊支部委員會：

　　中央5月7日關于農業生產的5條緊急指示曾經指出，發展豬、雞、鴨、鵝的生產，要公養私養并重，兩條腿走路，要給社員一定數量的自留地。為了迅速切實地貫徹執行這個指示，也為了把零星土地充分利用起來，為了保護屋前屋后的零星樹木，鼓勵私人植樹，中央建議各縣，用縣人民委員會的名義出一張布告，把下面4件事向群眾公布：

　　第一，允許社員私人喂養家禽家畜，包括豬、羊、雞、鴨、鵝、兔等在內，這些家畜家禽養大了，賣得價款和平時的糞肥收入，私有私養的完全歸社員個人所得，公有私養的一定要給社員以合理的報酬。但是，私養家畜家禽的社員要保證不耽誤對集體生產應該擔負的出工數。為了經營自留地和喂養家畜家禽起見，除家有老幼輔助勞力者外，要給全勞動力每月放假3天至5天。家庭自辦伙食者，還要給婦女勞動力每天二、三小時的時間。

　　第二，恢復自留地制度，不管社員喂豬不喂豬，在食堂吃飯或在家吃飯，只要他愿意要，都應該給他。自留地數量仍按原來高級社章程規定，以不超過每人分地的5%，也不少于5%為原則。自留地質量應盡可能將各社員原領的自留地發還，如土地已經過平整不能發還原地的，也應該給予相等于原來的土地，不應隨便將遠地壞地抵充。社員在自留地里可以種蔬菜、飼料，也可以種瓜果或小雜糧，不要過分限制。自留地所生產的產品，也由社員自由支配。應該肯定這種自留地長期歸社員自由使用，不征公糧，不派統購任務。但是不準社員出賣、出租或私自轉讓。

　　第三，鼓勵社員利用零星空閑的時間，把屋旁、村旁、水旁，路旁的零星閑散土地充分利用起來。這些土地上長的莊稼，誰種誰收，不征公糧，不派統購任務，愿吃、愿存、愿賣，完全由社員個人自由支配。

　　第四，屋前屋后的零星樹木（包括竹木果樹）仍然歸還社員私有，由社員負責經營培護，其收益也完全歸社員自由處理。并且獎勵社員利用屋前屋后和其他廢棄土地種竹木，種水果，誰種誰有。

　　把這4件事，用布告的形式向群眾公布，并且認真實行，取信于民，對于農業、林業和畜牧業的發展將大有好處。這種大集體當中的小私有，在一個長時期內是必要的，有利于生產的發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許這種小私有，實際是保護社員在集體勞動時間以外的勞動果實，并不是什么“發展資本主義”。這些家庭副業搞起來了，可能同集體生產發生某些矛盾，同國家的市場管理發生某些矛盾，這應該從加強對社員的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思想教育，正確地加強市場管理和公社經營管理工作來加以解決。經驗證明，禁止搞這些家庭副業、一切歸公的簡單辦法，是有害的，也是行不通的。

　　中央 1959年6月11日

　　6月11日下午，毛澤東會見了秘魯議員代表團，他在談話中說：

　　“中國是個經濟不發達的國家，工農業水平不高，有許多人是文盲。我們現在正在積極組織自己的經濟，積極做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工作，發展我們的工業，使農業用機器裝備起來。現在工作才開始做，僅僅是開始。至于做出成績來，那需要時間，需要朋友的幫助，不是很短時間內所能做到的。我們這樣一個大國要提高經濟、文化水平，建設現代化的工業、農業和文化教育，需要一個過程。我們現在提出了‘多快好省’這個建設經濟、文化的口號。可以快一點，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們不會相信，我也不相信。比如走路，總要花些時間。我們已經干了10年了，但是如你們所知道的，我們工業才這么一點，農業還是手工業式的，也許再有10年才會有些進步。中國不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過生活，還應該對別的國家和民族進行幫助，對世界有些益處。同別的國家一樣，不僅要為自己而且還要對世界做些貢獻。和別的國家互相幫助，發展經濟關系，尤其是我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之間互相了解、交流經驗，很有必要。搞經濟關門是不行的，需要交換。中美、南美有20個國家，同亞洲的國家例如中國發生經濟聯系是可能的，文化上的聯系也是可能的，互相交換有益的東西。日本是亞洲國家，是我們的鄰國，我們同他們打過仗，最近關系也不大好，但是人民間的交往還是有的，現在還有日本民間代表團在中國訪問。雖然中國和日本沒有外交關系，日本政府對我們不友好，但兩國人民還是互相往來，人民間互相來往很自由、很自然。有可能的話，我們還會派代表團去南美洲訪問你們國家的。

　　過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現在干的叫建設，是新的事，沒有經驗。怎么搞工業，比如煉鐵、煉鋼，過去就不大知道。這是科學技術，是向地球開戰，當然這只是向地球上的中國部分開戰，不會向你們那里開戰。如果對自然界沒有認識，或者認識不清楚，就會碰釘子，自然界就會處罰我們，會抵抗。比如水壩，如修得不好，質量不好，就會被水沖垮，將房屋、土地都淹沒，這不是懲罰嗎？”

　　6月12日至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工農業生產和市場問題。毛澤東說：

　　“1959年的計劃指標曾多次開會調整。這次會議還要決定降低指標。大家可以各抒己見，左思右想。不管過去說過什么大話，都允許翻來覆去。”

　　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廖魯言等人匯報了有關情況。周恩來根據他和各位副總理下去調查的情況，詳細分析了經濟形勢，認為八屆七中全會把鋼產量指標降為1300萬噸是可行的。接著，李富春、李先念就計劃和財政、市場問題作了說明。廖魯言則提出1959年糧食指標從8000億斤降到6000億斤。

　　毛澤東在會上講了兩次話，還曾經多次插話。

　　6月13日，他在會議上講話說：

　　“去年的大躍進，對破除迷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不講時間、空間和條件，主觀主義大為發展，沒有把主觀的能動性和客觀可能性結合起來，只講主觀能動性，而且無限擴大，這點必須堅決糾正。我過去沒有摸工業，只抓了農業。去年才接觸工業。在這種情況下，犯錯誤可以說是必然的。人的認識要經過多次反復才能找到比較正確的道路。要總結去年的經驗，去年的經驗對于今后搞經濟建設是十分寶貴的。

　　去年我們至少有3大錯誤：第一，計劃過大，指標過高，勉強去完成，必然破壞比例關系，經濟失調。第二，權力下放過多，結果各自為政，政策也亂了，錢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過快，沒有經過試驗，一下子推開。大刮共產風，干部也不會當家。現在糧食供應緊張，主要是虛報產量。還有是吃飯不要錢，敞開肚皮，吃多了。

　　多快好省還是可以做到的，但太多太快就不行。去年我們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什么是多快也不甚了了。現在鋼的指標降到1300萬噸，仍然是多快。因為去年只有810萬噸好鋼，今年增長60%，這樣的速度在蘇聯也從未有過。綜合平衡我們講過多次，但還是不容易做到。事非經過不知難啊。權力下放過多的情況要扭轉過來。人權、工權、財權、商權，都應該收過來，由中央和省市兩級專政，不能再往下放了，否則就亂了，沒有辦法控制了。今年糧食生產可以訂6000億斤的計劃，能收到5000億斤就很好，因為估計去年只有4800億斤。但糧食消費計劃只能按4000—4500億斤的收成來安排。

　　大躍進本來是好事，但4大指標（鋼、鐵、糧食和棉花）訂高了，結果天天被動。經濟工作我們究竟有沒有經驗，群眾路線究竟怎么樣，都值得我們重新考慮。過去一年頭腦發熱，現在冷靜下來就是了。人不要不如豬，撞了墻就要拐彎。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沒有經驗，一定會出現許多新問題，應當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我過去只注意人和人的關系，沒有注意人和自然的關系。過去搞民主革命，忙不過來，打仗占了大部分時間。后來搞社會主義革命，主要精力是搞階級斗爭。去年北戴河會議才開始搞經濟建設，特別是抓工業。看來，我第一次抓工業，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義時那樣，第一仗打了敗仗。不僅我碰了釘子，在座的也碰了釘子。現在不是互相指責、互相埋怨的時候，而是要認真吸取經驗教訓，趕快把過高的指標降下來，盡快把生產計劃落實。”

　　毛澤東還說：

　　“現在我們宣傳上遇到困難。去年是那樣講的，今天又這樣講。現在《人民日報》和《內部參考》是兩本經。《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搞兩面派。公開報道盡講好的，《內部參考》講不好的。當然，《內部參考》還是要辦，不好的事情還是有個地方講。但公開報道老是這樣只講好的，不是辦法。去年說了許多大話、假話，應該逐步轉過來。自己過去立的菩薩，現在自己不要再拜了。現在計劃已經確定，方針已經明確。宣傳有準繩了。過去報紙上說的虛夸的數字，過高的指標，現在根本不去理它，轉過來就是。關于如何轉，這個問題請中央書記處研究。”

　　6月13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轉發上海市委《關于當前副食品、日用工業品問題的報告》寫了一個批語，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并告中央各部、國務院各部黨組、黨委，軍委各部、工、青、婦各黨組：

　　上海市委6月6日關于副食品、日用工業品兩大問題的情況分析和處理意見，是一個好文件。現在發給你們，請你們認真讀一讀，想一想，好好討論一下，并且一律仿效上海的作法，就自己地區的實際情況，定出切實有效的辦法，付諸實行。

　　副食品和日用工業品供應緊張，是目前經濟生活中一個最突出的問題，是有關黨群關系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經濟問題，也是重大的政治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不外乎是增加生產，增加商品供應；厲行節約，壓縮社會購買力；并且做好商品購銷工作，改善經營管理。中央已經決定，把鋼材、煤炭、銅、鋁、木材、水泥等主要物資分配計劃按照實際的生產可能調整下來，把生產重新作了安排，把基本建設的規模加以收縮，以便在勞動力分配方面和原料材料分配方面適當照顧農業和輕工業發展的需要，保證農業（包括農林牧副漁）有必要的勞動力和運輸力，保證輕工業和手工業有必要的原料和材料。中央已經決定，大力壓縮社會購買力，并且在群眾中解釋當前經濟情況，應當認真貫徹執行。應當認真地吸取去年以來的經驗，即是既要很好地領導生產，又要很好地組織人民生活，要會過日子，要把富日子當窮日子過，留有余地。財貿工作方面，這個時期管理權限“放”得多了，機構削弱了，商品擺布和經營管理上也有缺點，應當加強這方面的工作。下放到專區、縣、公社和企業的權力，應該收回的堅決收回，由中央和省、市、自治區兩級集中管理，統一調度。要求足夠地重視商業工作和市場領導，真正做到工農商業并舉。商業工作做得不好，工農兩業也不能發展。上海市委的報告，有情況，有分析，有解決問題的措施，是中央方針的具體化，使人看了，覺得切實具體，能解決問題，不是漆黑一團，毫無辦法。

　　中央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大力抓副食品、日用工業品的生產，抓壓縮社會購買力的措施，上下一齊動手，解決這個問題。無數次經驗說明，只要向群眾說明當前的情況，相信和依靠他們，沒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難。大家想一想，難道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連副食品、日用工業品這樣的問題都不能解決么？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和農民，不僅能夠省吃儉用，克服一時的困難，而且能夠大力增加副食品、日用工業品的生產，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應當有這樣的信心和志氣。

　　中央 1959年6月13日

　　6月14日，由于鄧小平在5月間摔傷了腿，住在醫院里，彭真就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召開了書記處會議，研究《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在宣傳上怎樣轉的問題。

　　這里有必要先說一說鄧小平的一段軼事。

　　在整個大躍進年代，不管是真左派、假左派或是右派、中間派，無不忙得不亦樂乎，唯有一位常常在北京值班的大員——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倒顯得十分悠閑自得，他經常到養蜂夾道高干俱樂部打橋牌。幾年間，鄧小平除了出差、開會以外，每周3、周6晚上，每周日下午、晚上，都要和他的座上常客——萬里和被稱為“教授”的吳晗一類人打橋牌。待他們玩到午夜時分，北京飯店都要送飯菜、茶點侍候。鄧小平每每打到興奮處，便高聲叫道：“打橋牌也要鼓足干勁。”他的話無不引起一陣滿堂哄笑。

　　閑話少敘，再說彭真等人商定，在宣傳上應該轉，但要逐步地轉，不能急轉彎，而且報紙公開宣傳也不能把工作中的問題和盤托出，還要內外有別。彭真拿出中宣部起草的文件，要胡喬木、周揚和吳冷西修改一下，書記處再討論決定。

　　這樣，胡喬木、周揚、吳冷西3人在15日和16日一起討論和修改了中宣部起草的關于宣傳上如何轉的問題的通報草案。

　　6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根據胡喬木建議所撰寫的《海瑞罵皇帝》一文。

　　6月17日，彭真召開書記處會議，討論胡喬木3人修改過的中宣部起草的關于宣傳上如何轉問題的通報草案，又略略作了修改，準備報請劉少奇審批后，以中共中央名義下發各地。劉少奇看了這一草案后說：

　　“通報本身沒有什么大問題，但此事關系重大，需要由毛主席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

　　6月20日凌晨，毛澤東讀到了新華社編印的第2801期《內部參考》上關于廣東東江流域暴雨成災的消息后，給胡喬木、吳冷西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喬木、冷西同志：

　　廣東大雨，要如實公開報道。全國災情，照樣公開報道，喚起人民全力抗爭。一點也不要隱瞞。政府救濟，人民生產自救，要大力報道提倡。工業方面重大事故災害，也要報道，講究對策。此件閱后退回。

　　毛澤東6月20日上午4時

　　6月20日下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中宣部關于宣傳上如何轉問題的通報草案。劉少奇說：

　　“報紙上去年放了許多衛星，失信于人。我們去年浮夸風刮得厲害，下面怎么講我們就怎么報道，表面上似乎‘密切聯系實際’，其實是跟著下面走，犯了尾巴主義錯誤，結果走向反面，完全脫離實際。《人民日報》宣傳虛夸，基本上是反映了中央一些同志那個時候的思想和作風，所以不能完全怪報紙。

　　目前宣傳要轉變過去一個時期的狀況，但也不能馬上轉，不能全面地轉，而是要逐步地轉。這里有兩條戰線斗爭的問題。所以，宣傳上既要防‘左’，又要防右。我們在宣傳上只能逐步地轉，逐步地講，不能一下子和盤托出。從對外宣傳上說，還要考慮一些兄弟黨過去一直為我們說了許多好話，如果我們一下子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會使兄弟黨很被動。1956年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的做法，使兄弟黨被動，又被敵人利用，我們不能那樣干。

　　關于工作中的缺點，在宣傳上應該講這些缺點已經或者正在怎樣改正，從這樣的角度去宣傳。不能把所有的缺點都講出來，只能講1%，講典型的、有教育意義的。因為我們的工作中主流是好的，缺點只是支流。比方說產品的數量和質量的關系，過去強調數量是必要的，沒有數量，質量也無從談起。我們從無到有，開始只能著重數量，有了數量以后就要抓好質量。過去我們的缺點是只抓數量不抓質量。報道缺點不能用糾偏的態度，不能泄氣，不能給群眾潑冷水。

　　去年大躍進是史無前例的，我們沒有這樣的經驗。經過去年的大躍進及其后的大失調，我們就可以認真研究所謂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速度究竟怎樣才適當。去年的經驗教訓是全民性的，是非常豐富也非常深刻的，因而是十分寶貴的。總結這些經驗教訓就是最大的成績，沒有理由悲觀失望。”

　　會議結束后，彭真、胡喬木、吳冷西來到毛澤東的住處，向他匯報這次會議的情況。

　　毛澤東說：

　　“現在我們名聲不大好，別人不大看得起我們，這也有好處。去年大吹大擂，不但敵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而且還有我們的一些朋友，都對我們有些害怕，現在不大怕了。還是不叫別人害怕為好。我們不能務虛名而得實禍。我的感覺，去年北戴河會議后，從9月到今年5月，一直是被動的。一些指標定得那么高，使我們每天處于被動地位。工業也好，農業也好，指標都是我們同意了的，都有一部分主觀主義，對客觀必然性不認識。講了多少年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講綜合平衡。工業各個部門的聯系，工業與農業的聯系，重、輕、農的聯系，都沒有兼顧到。去年11月開始發現問題。這是在鄭州會議的時候，一些同志起草了一個15年（1958—1972）建設綱要，目標是年產4億噸鋼。我當時就問，要那么多鋼干什么，有什么用，能不能生產那么多？那個時期就發現大家喜歡高指標。后來又發現陳伯達起草的一個文件，絕口不講商品交換，甚至連商品二字也不提。我感到一些同志思想中對社會主義經濟究竟要不要商品經濟，是只搞產品交換還是有商品交換，都糊涂了。于是建議大家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目的是想使大家對社會主義經濟有一個比較符合實際的看法，知道社會主義經濟還是商品經濟。但是，當時許多同志思想并沒有轉過來。武昌會議還是高指標，還沒有認識平調農民是剝削農民。第2次鄭州會議才解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問題。高指標從武昌會議、北京會議到上海會議，一降再降，都沒有降到實處。可見認識錯誤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做到的。人們的思想符合實際要有一個過程。現在人家說我們去年成績沒有公布的那么大，這不要緊。我們現在不要同人家爭論成績的大小，明年再看。去年講了大話，也可能有七分是真的，三分是假的，也可能是二八開，究竟如何，現在不必爭論。

　　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總的說，從反右斗爭起，《人民日報》比過去好，老氣沒有了。但去年吹得太兇、太多、太大。現在的問題是改正錯誤。如果不改，《人民日報》就有變成《中央日報》的危險，新華社也有變成中央社的危險。

　　我看《人民日報》，只看一些新聞和一些學術文章，對其它的東西不大有興趣，它們吸引不了我。不過《參考資料》和《內部參考》我每天必看。這兩種刊物，應該讓更多的人看到。記者協會辦的《新聞工作動態》也不錯，反映了新聞界的一些思想動向，可以看。但公開的宣傳，不管新華社或《人民日報》或廣播電臺，都要來一個轉變，不能像目前這樣王顧左右而言他。

　　關于當前報刊宣傳的通報，可以不用中央通報的形式，而用喬木、周揚、冷西他們3個人的意見的形式，再加上一個中央通知，說明中央同意他們的意見，并且提出6月底以前召開一次報紙宣傳工作會議，要各省報總編輯、新華分社社長和中央一級報刊、新華總社、廣播事業局的負責人參加。大家說好不好？”

　　毛澤東最后說：

　　“報紙辦得好壞，要看你是政治家辦報還是書生辦報。我是提倡政治家辦報的，但有些同志是書生，最大的缺點是優柔寡斷。袁紹、劉備、孫權都有這個缺點，都是優柔寡斷，而曹操則是多謀善斷。我們做事情不要獨斷，要多謀。但多謀還要善斷，不要多謀寡斷，也不要多謀寡要，沒有抓住要點，言不及義，這都不好。聽了許多意見之后，要一下子抓住問題的要害。曹操批評袁紹，說他志大智少，色厲而內荏。就是說沒有頭腦。辦報也要多謀善斷，要一眼看準，立即抓住、抓緊，形勢一變，要轉得快。”

　　談話結束時已經是晚上8點30分，毛澤東叫吳冷西留下，又招呼劉少奇過來一起談話。毛澤東對劉少奇說：

　　“《人民日報》去年出了很多亂子，要加以改進，是不是請你抓一抓《人民日報》？”

　　劉少奇不高興地說：

　　“現在我管的事情很雜，也很少接觸《人民日報》，管不了。還是請主席直接管好。”

　　毛澤東見劉少奇這樣說，只好對吳冷西說：

　　“以后有事情要請示，你可以找少奇同志，也可以找總理，也可以找我。但多找他們兩位，日常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書記處管。”

　　劉少奇和吳冷西離開毛澤東住處后，他在門口對吳冷西說：

　　“《人民日報》要辦好，要多聽各方面的意見。毛主席說的多謀善斷，你們首先要多謀，然后也要善斷。對于比較重要的問題，你們可以而且應該提出自己的意見，但最后還是中央來斷。這樣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少犯錯誤。”

　　正所謂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遺憾的是，毛澤東的談話精神以及將要召開的全國報刊宣傳會議，由于不久在廬山會議中出現的突兀情況，全都無疾而終了。

　　6月20日這天晚上，毛澤東、周恩來、陳毅在北京中南海聽取聶榮臻、錢三強等人關于核研究方面的情況匯報。

　　正在此時，中共中央收到了赫魯曉夫和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的來函。于是，大家就聚在一起聽著翻譯念那份剛剛收到的蘇聯政府的正式函件。函件中說，蘇美等國正在日內瓦談判禁止核實驗的協議，蘇聯怕西方國家獲悉他們在新技術方面援華，而“有可能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國家為爭取和平、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所作的努力”。陳毅一拍桌子，大聲吼道：

　　“胡說八道！”

　　“念下去——”

　　毛澤東不動聲色，點著了一支香煙。翻譯又接著往下念：為此，蘇共中央決定：提前中止1957年10月15日蘇中雙方在莫斯科簽訂的《關于國防新技術的協定》，中斷若干援助項目，不再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兩年以后看形勢發展再說。周恩來眉宇緊鎖，神情嚴峻，憤然說：

　　“片面撕毀，背信棄義！”

　　屋子里一陣沉默。

　　“算了。”毛澤東掐滅煙頭，大聲說道：“還是那么一句老話，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們去吧。”

　　“主席，那我們下一步怎么辦？”

　　錢三強用焦灼的目光望著毛澤東問。毛澤東沒有回答，輕輕地拿起那支紅藍鉛筆，仔細地在那份呈報給他的原子彈研制報告上不停地寫著，劃著，一下，又一下……

　　“59.6”、“59.6”、“59.6”……

　　從此，以“596”這個不尋常的日子為代號命名的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制計劃，就這樣確定了下來。

　　欲知后來原子彈的研制結果如何？請慢慢往后看。

　　東方翁曰：1959年6月11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社員私養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個問題的指示》中明確規定：“把這4件事，用布告的形式向群眾公布，并且認真實行，取信于民，對于農業、林業和畜牧業的發展將大有好處。這種大集體當中的小私有，在一個長時期內是必要的，有利于生產的發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許這種小私有，實際是保護社員在集體勞動時間以外的勞動果實，并不是什么‘發展資本主義’。”此后，這一項重要政策一直持續了下去，始終都“允許”社員私養家禽、家畜、自留地等“這種小私有”的存在。可是后來卻有人污蔑毛澤東時代“將農民從事的飼養，編織，采集，漁獵等家庭副業統統說成是資本主義的尾巴，強制性地割掉；將農民的自留地、宅邊地說成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土壤，統統收走”。這種顛倒歷史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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