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

　　“‘帝國主義、蔣匪幫及外國反動派策動西藏叛亂，干涉中國內政’，這

　　個說法，講了很久，全不適當，要立即改過來。改為‘英國帝國主義分

　　子與印度擴張主義分子，狼狽為奸，公開干涉中國內政，妄圖把西藏拿

　　了過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閃。”

　　話說1959年4月15日這一天，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和外交部副部長尼·費德林到達北京訪問，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熱烈歡迎。

　　中共中央在先農壇體育場舉行了有10萬人參加的歡迎伏羅希洛夫一行的大會。先期到達會場門口的周恩來對伏羅希洛夫一行表示歡迎。毛澤東在大會上領導全場群眾高呼口號：

　　“蘇聯中國團結萬歲！”

　　4月17日，周恩來將反映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5省春荒缺糧的報告和中央救災委員會辦公室關于15省春荒情況統計表送到了毛澤東那里。毛澤東立即將這兩份材料批示給周恩來，作為中央文件下發。他在批示中寫道：

　　總理：

　　此件我已全部看了。建議：一、將此件（實為兩件，一件是15省的表，一件是5省缺糧情況及處理辦法）立刻印30份，以15份，在3日內，用飛機送到15省委第一書記手收，請他們迅即處理，以救2517萬人的暫時（兩個月）緊急危機。我相信，有些地方已經或正在處理，例如山東濟寧、聊城兩專區；有些可能當地領導人還不知道情況，因而還未處理。二、由你找人大代表中15省在京開會代表談一次（著重5省），每人分發文件1份，如同意，請即辦。文件可安一個總題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大問題》。

　　毛澤東 1959年4月17日下午11時

　　4月18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1次會議在北京開幕。周恩來作了《政府工作報告》，李富春作了《關于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李先念作了《關于一九五八年國家決算和一九五九年國家預算草案的報告》。

　　與全國人大開幕的同時，全國政協第三屆1次會議也在京舉行。來自蘇州的現代作家、文學翻譯家、園林藝術家周瘦鵑也參加了政協會議。周恩來在180多位老年委員團聚的茶話會上說：

　　“毛主席非常關懷各位老人，他說下次開會時，你們可以帶著老伴同來，好照顧得更周到一些。如果沒有老伴而有必要的話，就是帶一個兒子或一個女兒也好。”

　　毛澤東設想這樣周全，這樣無微不至的關懷，使老委員們非常感動。

　　4月19日，這一天是個星期日。吳冷西和家人一起到香山郊游，中午在香山飯店吃過飯，正準備午休，服務員來說讓他接電話。吳冷西心中有些納悶：什么人打電話到香山來找我呢？他一接電話才知道是中南海總機打來的，說是毛澤東的秘書羅光祿找他說話。羅光祿的電話很快就接通了，他對吳冷西說：

　　“毛主席要你馬上回城參加會議。”

　　吳冷西不敢怠慢，立即帶領家人坐車回城。他來到中南海已經是下午3點多了，一走進頤年堂，毛澤東就沖著他說：

　　“一說曹操，曹操就到。你到哪里去了？上午通知下午3點開會，找了半天才找到你。”

　　吳冷西趕緊解釋說：

　　“我一清早上香山去了，剛才接到開會的通知就馬上回來。”

　　毛澤東說：

　　“昨天印度官員散發了一個達賴喇嘛關于西藏叛亂的《聲明》，我們要抓住這個機會開始反擊。找你來是要你立即起草一篇評論。”

　　吳冷西問：

　　“評論著重講哪些觀點？”

　　毛澤東說：

　　“剛才同總理他們議了議，可以著重從3個方面批駁所謂‘達賴喇嘛聲明’：第一，《聲明》從‘西藏獨立’說起，反映了英帝國主義歷來的夢想，要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第二、《聲明》說人民解放軍在西藏違反1951年關于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條協議，但又舉不出任何事實。我們要指出，過去8年中，西藏地區的一切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和宗教制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樣，沒有任何改變。西藏的內部事務，幾乎沒有一件不是經由原西藏地區政府負責進行的。中央人民政府還宣布1962年以前不進行民主改革。第三、《聲明》歪曲了3月10日至19日發動叛亂的經過，我們可以根據達賴喇嘛3月10日以后給中央駐藏代表譚冠三將軍的3封信來說明：達賴喇嘛是被反動分子包圍，并在3月17日被劫持走的。《聲明》中也說是‘顧問們認識到’達賴喇嘛以及家屬和官員‘離開拉薩成為十分緊迫’。”

　　周恩來補充說：

　　“《聲明》行文不是用第一人稱‘我’，而是用第三人稱‘他’，完全不是西藏文體，而是像英皇誥示那樣的文體。《聲明》用的某些觀念和詞句也是外國的。散發這聲明的又是印度官員。我們要指出，這些都表明《聲明》不是達賴喇嘛本人的，而是別人強加于他的。評論中可以揭露這一點。”

　　劉少奇說：

　　“評論要提出質問：現在發表這個聲明，究竟想干什么？可以點出他們這樣做是下決心同中國對抗。”

　　與會者還談到了有關西藏叛亂和中印關系的一些其它意見。毛澤東說：

　　“時間不早了，會議到此結束。你要在今天晚上把評論起草出來，我夜里等著看。”

　　4月20日凌晨3點多，吳冷西將評論稿打出清樣送到了中南海。

　　這天下午，毛澤東把吳冷西和胡喬木叫到他家里，將他修改過的評論清樣給吳冷西二人看。毛澤東主要是在上面加上了這樣一段話：

　　“現在西藏的這一個叛亂班子，完全是英國人培養起來的。印度的擴張主義分子繼承了英國的這一份不光彩的遺產，所以這個班子中的人們的心思，是里通外國，向著印度，背著祖國的。你看，他們雙方是何等的親熱呵！簡直是卿卿我我，難舍難分。”

　　他要吳冷西和胡喬木對評論中的某些措詞再行斟酌修改。胡喬木和吳冷西當場做了一些修改，就請毛澤東審定。毛澤東看了一遍，就說：

　　“這篇評論要今天馬上發表，可以署名為‘新華社政治記者評論’，這樣的形式會引起人們的重視。題目仍然是《評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由新華社今晚先發，《人民日報》明天登在第一版頭條位置。以達賴名義發表的《聲明》也全文發表。”

　　吳冷西立即回新華社布置翻譯和發稿。

　　4月22日，毛澤東召集幾個常委在他家里開會，吳冷西也列席會議。毛澤東說：

　　“現在宣傳上集中反擊印度的反華言行。《人民日報》的版面要調整，集中反映有關西藏叛亂的問題，宣傳我們迅速平定叛亂以及目前正在采取的民主改革措施。印度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在西藏叛亂問題上的反華言行，都要陸續發表。國際上支持我們的言論也要發表。從3月17日起，尼赫魯僅在議會上就發表了五六次講話，我們一直保持沉默，為的是看看他要走多遠，有意后發制人。現在可以回答他了。”

　　毛澤東又提到了他在4月初杭州政治局常委會上，交代吳冷西準備寫文章的事，他說：

　　“《人民日報》要抓緊寫出評論尼赫魯講話的文章，經中央討論后發表。”

　　4月24日，毛澤東在周恩來報送的李先念關于福建呂泗洋風暴漁民沉船事故的最新情況報告上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退總理。唐人詩云：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再接再厲，視死如歸，在同地球開戰中，要有此種氣概。氣象預報及收音機，要認真解決。

　　毛澤東 4月24日

　　4月25日，毛澤東給胡喬木、吳冷西和彭真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喬木、冷西、彭真同志：

　　“帝國主義、蔣匪幫及外國反動派策動西藏叛亂，干涉中國內政”，這個說法，講了很久，全不適當，要立即改過來。改為“英國帝國主義分子與印度擴張主義分子，狼狽為奸，公開干涉中國內政，妄圖把西藏拿了過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閃。全國一律照20日政治記者評論的路線說話。今日請喬木、冷西召集北京各報及新華社干部開一次會，講清道理，統一規格。請彭真招呼人大、政協發言者照此統一規格，理直氣壯。前昨兩天報紙好了，聲勢甚大。也有缺點：印度、錫蘭、挪威3國向我使領館示威，特別是侮辱元首這樣極好的新聞，不擺到顯著地位，標題也不甚有力。4月24日兩篇短評好，不用“本報評論員”署名，則是缺點。昨天評論，《人民日報》的評論《予誹謗者以打擊》，不如光明日報評論《清醒點，印度擴張主義者》有力。一個是女孩子，一個是青壯年，我有這種感覺。請注意：不要直接臭罵尼赫魯，一定要留有余地，千萬千萬。但尼赫魯24日與達賴會面后放出些什么東西，我們如何評論，你們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緩一二天發表。

　　毛澤東1959年4月25日上午6時

　　彭真、胡喬木、吳冷西在上午讀到毛澤東的信后，立即分頭行動。胡喬木、吳冷西召開了宣傳干部會議，統一宣傳口徑。胡喬木、吳冷西還研究了達賴和尼赫魯的談話內容。據印度報業托拉斯報道：達賴告訴尼赫魯說，他寫給譚冠三的3封信是真的。尼赫魯說，印度仍然實行和平共處原則。

　　4月25日晚，毛澤東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反擊印度反華言行問題。胡喬木、吳冷西列席了會議。毛澤東一開始就問吳冷西：

　　“文章寫得怎么樣啦？”

　　吳冷西回答說：

　　“正在修改。”

　　毛澤東說：

　　“我們反擊印度的反華活動，著重同尼赫魯大辯論。現在我們對尼赫魯要尖銳地批評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鬧翻，要斗爭到底。其實也不會完全鬧翻。我們的方針是以斗爭求團結。現在形勢對我們有利，叛亂已迅速平定，他再鬧也鬧不到哪里去，他對西藏的局勢無能為力。

　　這次斗爭只是筆戰、舌戰，但對澄清是非極為重要，對內對外都是如此，大辯論有極大好處。但是，斗爭要有理、有利、有節。有理，就是對尼赫魯的幾次講話要加以分析，反駁他時要充分講道理，把西藏叛亂的原因、我平叛和改革的性質、印方過去的干涉、我們為維護中印友好關系的努力等等，都講得清清楚楚。有利，就是有利于印度人民弄清事實真相，有利于圍繞西藏叛亂事件的國際斗爭，有利于我在西藏平定叛亂和民主改革，也要有利于維護中印友好關系和爭取尼赫魯同我們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有節，就是要留有余地，對尼赫魯要有分析，好的要肯定，只批評他不好的，不要把話說絕。還要講究必要的禮貌，既尖銳又委婉，不謾罵，要給尼赫魯下樓的臺階。為了表明我們的忍耐和后發制人，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要充分發表印方的反華謬論，也要充分反映西藏人民對平叛和改革的熱烈擁護。要發表讀者來信和歷史資料，充分說明我平叛、改革的正確和外國干涉的無理。

　　尼赫魯原來對形勢估計錯誤，誤以為我們對叛亂沒有辦法，有求于他。確實，我們駐藏部隊數量很少，入藏時連地方干部共有5萬人。1956年撤出3萬多人，只留下1萬多人。西藏地方很大，邊境線很長，沒有那么多軍隊駐守，也很難全都守住，叛亂分子自由進出。但人民解放軍還是頂用的，這次駐藏部隊稍微增加一點，很快就把叛亂平息了。所以現在印度當局很被動，我們很主動，是反擊的好時機。人大、政協正在開會，會上發言理直氣壯，聲討西藏上層叛亂集團，反對英帝國主義分子和印度擴張主義分子干涉中國內政。但我們不是執意要跟印度鬧翻，不怕鬧翻不等于以鬧翻為目的，我們是以斗爭求團結。對達賴也不是當作叛國者，還是采取爭取他回來的方針，人大還要選他當副委員長，跟班禪一樣。他是否回來，那是他自己的事。但我們表示這樣的態度對國內國外都有必要。因此《人民日報》的文章還是要高舉團結的旗幟，這樣對內對外都有利無害。”

　　常委們都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大家要求抓緊時間把文章寫出來。

　　毛澤東決定，起草小組加以擴大，由胡喬木領頭，要吳冷西先修改出一個稿子，然后交胡喬木修改，再提交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

　　4月26日，吳冷西、喬冠華領導的國際宣傳小組在討論毛澤東寫于25日上午6時的信時，大家都說：

　　“在形勢轉換的關鍵時刻，我們的思想總趕不上毛主席。《人民日報》如此，外事部門也未能例外。”

　　4月26日，毛澤東接到了救災委員會的一個報告，報告中說：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經停止發展，山東的農民外流現象大部分已經停止，浮腫病現象開始下降，但少數地區春荒仍在發展。毛澤東在這個報告上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此件發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請你們對這個問題務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度過春荒，安全地接上麥收和早稻，多種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閑時少吃，忙時多吃。千萬不可大意。

　　毛澤東 4月26日

　　4月27日，《人民日報》根據尼赫魯會見達賴前后的幾次談話，以“本報評論員”的名義，發表了題為《讀尼赫魯總理的談話》的評論。

　　在全國人大二屆1次會議結束前夕，毛澤東審閱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名單，他突然問道：

　　“常委里怎么沒有曾志呀？曾志工作得不錯嘛！她可以參加人大常委。”

　　說著，他大筆一揮，將曾志的名字加了上去，還自言自語地說：

　　“曾志是一個善良的同志，善馬任人騎，善人任人欺呀。”

　　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參加了這次人大常委名單審定會議，他回到家里問曾志說：

　　“主席推薦了你當人大常委，還說什么‘善馬任人騎，善人任人欺’，這話是什么意思呀？”

　　曾志說：

　　“我怎么知道！”

　　4月2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屆第1次會議舉行閉幕式。會議同意毛澤東辭去國家主席職務。選舉劉少奇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宋慶齡、董必武為副主席。選舉朱德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林伯渠、李濟深等16人為副委員長。

　　會議決定：周恩來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

　　這天下午，風和日麗，花明柳翠。來自全國各地的1000多位人大代表和1000多位政協委員，興高采烈地聚集在中南海懷仁堂前草坪上的一架照相機前，將要與國家領導人一起合影留念。

　　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依次走來，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全體起立，掌聲雷動。毛澤東微笑著揮手示意大家坐下來照相。一照完相，大家就爭先恐后地和領導人們握手。周瘦鵑擠不上去，眼看就要失去這個幸福的機會，他靈機一動，轉身疾步去了毛澤東進懷仁堂的必經之路。不一會兒，毛澤東果然笑吟吟地走過來了，周瘦鵑鼓起勇氣，搶步迎了上去，向毛澤東伸出了手。毛澤東握著他的手，端詳著他，卻叫不出他的名字。周瘦鵑激動地報出了自己的姓名。毛澤東點點頭，微笑著說：

　　“啊，原來是周瘦鵑先生！你的氣色很好啊！今年高壽？”

　　周瘦鵑回答說：

　　“今年65歲了，可是精神還好，這幾天也很興奮。”

　　毛澤東和藹地說：

　　“我讀了你的很多文章，很想和你談談。”

　　周瘦鵑說：

　　“請主席多加指教。”

　　毛澤東想起還有很多事要做，無奈地攤開右手，朝周瘦鵑擺了兩擺，只是問道：

　　“有什么新的東西給我看看？”

　　周瘦鵑興奮得連聲說：

　　“好，好！”

　　后來周瘦鵑回到蘇州，常常捫心自問：“我將拿什么新的東西給毛主席看呢？”過去的文章吧，被人看做是“鴛鴦蝴蝶派”的東西，已大不合時宜，談園藝盆景的，又不知毛澤東有無興趣，思來想去，便步毛澤東詩詞原韻，作了21首詩詞，題名為《學步集》，寄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看完后又寄還給了他。

　　且說在4月29日，毛澤東寫出了第5個《黨內通訊》，他寫道：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

　　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于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300斤的，今年能增產100斤、200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500斤的，今年增產200斤、300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農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3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給下面參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干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3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10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6億5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擴種面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10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10年以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3年以內，大部不可行。3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要有10年時間。4年以內小解決，7年以內中解決，10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這4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改進，試制新式農具。試制成功，在田里試驗，確實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廣。提到機械化，用機械制造化肥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6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10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認識。

　　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澤東 1959年4曰29日

　　毛澤東寫好后，先征求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林彪、朱德、譚震林、彭真的意見，又征求了在京參加人代會的幾位地方負責人柯慶施、曾希圣、周林、劉仁的意見。

　　正是：黨內通訊世少有，同志部下似朋友。娓娓道出心里話，細細思量為民謀。

　　良師良友良配方，誰聽誰信誰接受？可憐毛公披肝膽，高山流水對蠢牛。

　　再說1959年5月2日下午，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吳冷西和胡喬木先后修改過的稿子。毛澤東提出了6點意見，他說：

　　“1、文章應以評論尼赫魯4月27日的講話為主，他此前在議會中發表的6次講話可不涉及，以免分散力量。2、要高屋建瓴，從西藏人民早已盼望改革農奴制講起，一下子把尼赫魯置于反對社會進步的地位。因此要用相當文字分析西藏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野蠻和落后。3、要揭穿尼赫魯打著“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的幌子干涉中國內政，說明我國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及在西藏和平解放8年來執行十七條協議。4、要指出印度歷來對中國地區的野心和干涉，著重揭露1950年我們進軍西藏時和這次叛亂事件中印度政府的所作所為，并聯系英帝國主義侵略西藏的歷史以及印度擴張主義分子繼承了英國人的衣缽。5、要指出尼赫魯本人前后自相矛盾，肯定他說過的好話，批評他的壞話，指出他一時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一時又把西藏變為中印緩沖區；一方面同中國一起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另一方面又以種種借口干涉中國內政。6、評論全篇貫徹維護中印友好，并以此收尾。”

　　周恩來見毛澤東說完了，就補充了一句：

　　“要引用尼赫魯1954年訪華時說的好話。”

　　毛澤東最后說：

　　“我同意大家對文章題目提出的意見，把題目改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喬木和冷西今晚好好想想大家的意見，明天用一天的時間修改，4日再送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

　　5月4日下午，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再次討論由胡喬木、吳冷西和浦壽昌修改的《人民日報》評論尼赫魯講話的文章。與會者只是提了一些有關個別提法和詞句的意見。毛澤東最后宣布：

　　“政治局原則上通過這篇文章，署名仍同1956年兩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文章一樣，寫明是‘《人民日報》編輯部根據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寫成的文章’。為慎重起見，你們明天再認真從頭到尾通改一遍，隨修改隨送我看。”

　　5月5日，胡喬木、吳冷西和浦壽昌經過一天的通改，隨改隨送毛澤東審閱。一直到晚飯前，毛澤東最后審定了全文。

　　這一天晚上，《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這篇文章由新華社用中、英文同時播出。第二天上了《人民日報》。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一文的發表，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的反應。

　　一位外國報紙駐北京記者在報道中評論說：“這是一篇馬列主義的杰作，它抓住了問題的本質，態度鮮明而堅定，又始終貫徹中印友好的方針。”

　　印度《政治家報》的社論評論這篇文章說：“大部分是以溫和的和相當說理的態度來說明中國在西藏問題上的立場。”

　　印度《國民先驅報》的社論說：“《人民日報》文章要求停止印度人和中國人在西藏問題上的爭論，它的語氣是友好的。”“中國人保證說，民主、繁榮的西藏自治區，必然會成為鞏固和加強中印友誼的一個因素，而不會成為、也不可能成為對印度共和國的任何威脅。這種保證將會為人們所接受。”

　　英國《泰晤士報》的社論說：“尼赫魯不會再來反駁，而會注意中國方面關于恢復友好關系的說法。”

　　香港一家報紙評論這篇文章說：“說情又說理，委婉又強硬，確是使尼赫魯頗難回答的。”

　　5月6日下午，毛澤東、周恩來、陳毅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蘇聯、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朝鮮、越南和蒙古11個國家的訪華代表團和這些國家的駐華使節。周恩來、陳毅在談話中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國政府對西藏叛亂和中印關系的態度。毛澤東在談話中說：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還是不怕它好？中國的小說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們的小說里也會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說編成一本小冊子。經驗證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沒有鬼了。”

　　“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國主義。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反動派。尼赫魯是個什么人呢？他是印度資產階級的中間派，同右派有區別。整個印度的局勢，我估計是好的。那里有4億人民，尼赫魯不能不反映4億人民的意志。西藏問題是很大的事，要大鬧一場，要鬧久些，鬧半年也好，鬧一年更好。可惜印度不敢干了。我們的策略是使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勞動人民得到一次教育，使這些國家的共產黨也學會不怕鬼。”

　　后來，中央書記處的一位領導人根據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提出的要編寫一本《不怕鬼的故事》的小冊子，就找到了文學研究所的何其芳，向他交代了這個任務。何其芳立即組織文學所的有關人員進行編寫，到這一年的夏季就基本編成了《不怕鬼的故事》。

　　且說5月6日夜，毛澤東的秘書打電話對吳冷西說：

　　“毛主席指示：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從5月7日起，一律暫停發表印度和其他外國對西藏問題的言論，也一律暫停發表批評印度、英國等的反華言行的評論，看看印度及其它方面的反應再說。全國各報也照辦，由你告訴中宣部發出通知。”

　　從5月7日起，國內輿論界一片風平浪靜，外交部則開始了一連串的中印之間的“照會戰”。

　　5月7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發出了《關于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毛澤東在這個指示中加寫了一句話，他寫的是：“沒有自留地不能大量發展私人喂養的豬雞鵝鴨，不能實行公養私養兩條腿走路的方針。”

　　中共中央同時發出《關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鵝鴨問題的指示》，指示中說：

　　“最近幾個月以來，養豬頭數大量減少，這對于積肥、豬肉的供應和私人零用錢的取得這樣3件大事，都是非常不利的，要迅速改變這種局面，必須采取公社各級集體養豬和社員家庭私養并重的方針，兩條腿走路。雞、鴨、鵝也是如此。要社員私養豬、雞、鵝、鴨，就要給社員一定數量的自留地。自留地的多少，應當按照原高級合作社章程的規定，按人口計算，不超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5%，也可以按豬計算，每頭豬撥給一分或者二分飼料地，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根據當地的具體情況，自行決定。此事要快，請你們早作決定，下達執行。”

　　5月7日下午，毛澤東接見了來京參加全國人大二屆1次會議的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阿沛·阿旺晉美和詹東·計晉美等人，詳細詢問了西藏叛亂的情況。他在談話中說：

　　“本來我們要根據和談協議逐步改變西藏的落后面貌。1956年底我們就說過，從1957年起6年內，西藏可以不進行民主改革，連試點也不搞，6年后改不改革，要根據那時的情況，由西藏上層和人民群眾共同協商解決。可是達賴不高興，叛逃了，這件事是我們所不希望的。反動派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既然叛亂已經發生，也沒有什么可怕的。但只要他們回心轉意，我們還是歡迎的。你們站在維護中國統一方面，站在人民方面，這很好。希望你們進一步維護民族團結和中國的統一。”

　　毛澤東就今后一邊平叛、一邊改革的方針政策，征求了班禪額爾德尼、阿沛·阿旺晉美的意見，他問道：

　　“現在你們同意不同意進行民主改革呀？”

　　阿沛·阿旺晉美說：

　　“我們來開會前，西藏黨組織的領導同志曾征求過我們的意見，我們完全擁護中央關于邊平叛邊改革的方針，請毛主席放心。”

　　毛澤東連連點頭，高興地說：

　　“雖然發生了叛亂，和平民主改革的方針仍要堅持，不管參加叛亂的是什么人，我們仍舊是一個不殺。你們站在愛國、進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喪失你們的莊園以后沒有飯吃。對左派和中間派，要采取贖買的政策，保證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會降低。對你們要同對上海、北京、天津、武漢、廣州、西安、蘭州、成都等全國所有大城市的資本家一樣，同對榮毅仁一樣。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講民主，一定有你們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過去一樣，這一點由中央來保證。過去同薪巴（農民——筆者注）關系不好的，要改好一點，像劉文輝，工人、農民就不斗他了。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漢族地區和內蒙古、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都走了這兩步。你們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

　　毛澤東還說：

　　“民主改革要根據西藏的具體特點逐步進行，在改革中要嚴格執行政策，要團結各階層僧侶人民，要區別對待沒有參加叛亂的、被裹脅叛亂但又迅速投誠的與堅決參加叛亂的奴隸主，要保護宗教信仰自由和文物古跡。

　　關于宗教，我們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來宗教寺廟也需要進行改革。寺廟中有些人參加了叛亂，同叛亂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肅、四川等地都有這樣的情況。

　　西藏要發展，人口、文化、經濟和政治都要發展。藏族人民是聰明、勤勞的。社會制度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發展。你們的事業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沒有希望，沒有前途的。”

　　5月10日上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批轉湖北、河北、廣東省委《關于人民公社和農村工作情況的報告》，他在批語中寫道：

　　各省、市、自治區黨委：

　　現將湖北、廣東、河北3個省委向中央和主席的報告，轉發各地參考。正確總結1958年農業生產大躍進中的經驗和教訓，發揚優點，克服缺點，力求在今年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這對于今年的大躍進更有保證。農業生產指標必須實事求是，經過一切努力能夠達到的，必須力爭達到；經過一切努力還達不到的，就應當修改，不要硬性地往下派。春荒尚有一個多月至兩個月的時間才能基本上過去，決不要再忽視，還應當十分警惕可能發生夏荒。湖北省委對人民公社18個問題的若干補充規定很好，各地可以參照執行。

　　中央 1959年5月10日

　　接著，毛澤東給周世釗寫了一封短信，他寫道：

　　東園兄：

　　上次談話未暢，歷史唯物論觀點講得不透，可以再來一談否？如愿意來，予企望之，不勝歡迎之至！

　　祝好！

　　毛澤東1959年5月10日上午9時倚枕書

　　尚未睡覺，心血來潮，寫此數語。

　　5月10日下午，毛澤東會見了民主德國人民議院訪華代表團，他在會見中的談話記錄如下：

　　我們有兩個問題沒有解決，西藏問題和臺灣問題。現在開始解決西藏問題。西藏面積不小，120萬平方公里，相當于12個民主德國。可是西藏地區的人口只有120萬。有人問中國共產黨為什么長久不解決西藏問題，這主要是因為我們黨過去很少與藏族接觸，我們有意地把西藏的社會改革推遲。過去我們和達賴喇嘛達成的口頭協議是，在1962年以后再對西藏進行民主改革。過早了條件不成熟，這也和西藏的農奴制有關。西藏勞動群眾占95%，剝削者占5%，也就是說有6萬人是剝削者。我們要分化他們，爭取一部分。現在條件成熟了，不要等到1963年了。這就要謝謝尼赫魯和西藏叛亂分子。他們的武裝叛亂為我們提供了現在就在西藏進行改革的理由。叛亂分子拿起槍來打我們，這樣就可以看清，他們誰是站在我們這邊的，誰是搞叛亂的。

　　全部藏族人口不是120萬，而是300萬。120萬在西藏，180萬分布在川西、甘南、云南及青海北部。這180萬人中也有過叛亂，我們進行了平叛，現在已經基本上解決了問題。外國人武裝了藏族反動統治者，很多喇嘛廟都曾經是叛亂者的根據地。現在在這180萬藏民聚居的地區建立了黨組織，進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農奴，建立了農業生產合作社。過去喇嘛不參加生產，現在90%的喇嘛都參加生產了。人民組織了武裝自衛隊。

　　現在西藏問題好解決了，第一步是民主革命，把農奴主的土地分給農奴，第二步再組織合作社。6萬農奴主中約有1萬人逃到印度了，其余沒有走的可分為左、中、右3派，我們將根據他們不同的政治態度來區別對待。對有些人，還要看他們究竟如何，我們可以在斗爭中觀察他們。總之，我們要爭取多數人，使他們贊成改革。

　　我們在西藏的農村和城市中建立了黨組織。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勞，和人民解放軍一起同叛亂分子斗爭，很快就能組織起來。我們已培養了近萬名藏族干部。過去10年中，我們培養了青年藏族干部，他們學了漢語。在西藏工作的漢族的干部也學了藏語。在西藏，馬列主義者和勞動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

　　再談談臺灣問題。

　　臺灣問題暫時不能解決，問題是美國霸占著。臺灣人民很不喜歡美國人，也不喜歡蔣介石。但是要蔣介石好呢，還是不要他好？現在要他好，他是親美派，但他還想自己統治。另外一批人也是親美派，但想完全投降美國。

　　現在的一個具體問題是，蔣介石明年還做不做總統。美國不想讓他做，但我們認為他應該做。他想要有自己的軍隊。你們知道，1957年5月24日臺灣人民打爛了美國“使館”。美國人懷疑是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搞的，他們認為蔣經國不可相信，因為他去蘇聯住了十來年，娶了蘇聯老婆。

　　去年打金門，那里沒有美國軍隊，只有美國一個工作組，十幾個人。這個地方和美國沒有條約關系，而臺灣卻和美國有條約關系。我們打金門是內戰問題。杜勒斯的方針是叫我們和蔣介石都不打。我們說，你們管不著，這是我們中國的地方，我們打不打是我們的事，你們不要多管；我們和你們美國只在一點上有關系，就是要求你們從臺灣撤軍。正因為這樣，我們才在日內瓦、華沙同美國談判。美國要簽訂一個聲明，要蔣介石不打我們，要我們也不打蔣介石。我們說不行，金、馬、臺、澎問題是我們的內政，你們管不著，唯一的問題就是請你們搬家。

　　看來我們和美國還得談下去。它不贊成我們，我們也不贊成它，談多久我們不知道。已經談了3年半，恐怕還會談10年，這是世界上最長的談判。你們不要怕我們會打臺灣。我們打金、馬是為了幫助蔣介石，因為美國想把金、馬讓給我們，自己占據臺灣。我們放棄金、馬，都給蔣介石。蔣介石一困難，我們就打金、馬，美國就可以讓蔣介石繼續做總統。

　　美國有“戰爭邊緣政策”，主要是為臺灣問題而想出來的。去年我們也采取“邊緣政策”。我們打金、馬和蔣介石的增援船只，蔣介石就請美國幫助。美國人來了，但只在12海里以外。我們光打蔣介石的船，不打美國船。美國船升起國旗，叫我們不要打它。美國一炮也沒有打我們，我們也沒有打它。所以大家都在戰爭邊緣上。

　　美國空軍很守規矩，它總是和我們的海岸保持一定的距離。有一次我們打下一架美國飛機，因為它越了境，但美國不做聲，不要我們賠。美國是強國，霸占的地區太寬，它的十個指頭按著十個跳蚤動不了啦，一個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難辦了。

　　5月11日上午，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他說：

　　“對尼赫魯應該有一個正確的方針。尼赫魯是中間派，不同于右派。他像任何人一樣，是可以分析的。他有兩面性，有好的一面，又有壞的一面。《人民日報》的文章肯定了他好的一面，但著重批評他壞的一面。這是因為他在前一個時期放了很多毒，我們這樣做是必要的。但是，要記住，經過這樣一次批評之后，我們還是要看到他還有好的一面，他做過好事的一面，所以還應該爭取他，給他個下樓的機會，不要把事情做絕。

　　對達賴目前宜采取不予理睬的方針。不管他發表什么聲明，我們都暫不理睬，看一個時期再說，這也是留有余地。因為他畢竟是一位宗教領袖，畢竟在西藏和平解放時期表現還可以，后來到北京當人大副委員長，表現也可以。就是說，達賴有過好的一面。因此，將來他如果想回來，我們還是采取歡迎的態度。只有一個條件，就是他回來之前要發表一個聲明，宣布他過去在噶倫堡和其它什么地方說過‘西藏獨立’之類的話是不對的，一律作廢，這樣就可以回來。這個條件不算苛刻。我們既往不咎，是夠寬大的了。”

　　毛澤東轉對列席的吳冷西說：

　　“今后關于西藏問題的宣傳，數量要減少，正面的和反面的各占一半，不要說一切都好，也不要說一切都壞，總的分量要減少。”

　　5月11日下午，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廳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聽取陳云關于鋼產量指標的說明。陳云說，已經聽取了冶金部的6次匯報，“財經小組經常參加這次匯報會議的幾個同志，富春、一波、趙爾陸同志和我，都同意鋼材的可靠指標可以初步定為900萬噸，鋼的生產指標就是1300萬噸。”劉少奇說：

　　“定高了，做不到，反而會泄氣。”

　　周恩來說：

　　“一年時間已經過去了近半年，整個經濟計劃由于鋼產量指標一變再變，一直落實不了，整個工業生產非常混亂。現在是‘人心思定，生產思常’，希望趕快把鋼的指標定下來。此事關系重大，我建議，先由我同國務院各位副總理分頭到各個重點產鐵地區去調查，然后再向毛主席匯報，并由政治局最后確定。”

　　會后，周恩來和8個副總理分頭到9個地區去調查。

　　5月15日，陳云給毛澤東寫信，匯報對鋼生產指標的調查情況，信中說：“冶金部參加會議的同志，認為鋼材數量定為900萬噸（即鋼的數量定為1300萬噸）太少了，會使下面泄氣。”他向毛澤東提出：“我希望同財經小組的幾個同志，包括鶴壽同志，一起向你匯報一次。請你有空時找我們。”

　　欲知此后毛澤東的工作重心轉向了哪里？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由毛澤東主導起草并親自修改的《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一文，是平定西藏叛亂和反對英帝國主義、印度擴張主義者的偉大斗爭的收官之作，贏得了國內和國際上的一片喝彩之聲。從西藏叛亂開始，直至同國內外一切反動派斗爭的最后勝利，毛澤東提出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策略都妙不可言。請再好好讀一讀他在這一過程中的一系列講話吧。從中不難看出，此役的完美程度與他以往指揮的任何一場斗爭相比都毫不遜色，堪稱當代對敵斗爭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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