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39年4月24日

　　毛澤東在抗日軍政大學生產運動初步總結大會上指出：

　　歷史上幾千年來做官的不耕田，讀書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國黨政軍學，辦黨的，做官的，大家干起來，那還不是一個新的中國嗎？

　　你們將工農商學兵結合起來了。你們讀書叫學，開荒是農，打窯洞做鞋子是工，辦合作社是商，你們又是軍，你們是工農商學兵結合在一個人身上，文武配合，

　　知識與勞動結合起來，可算是天下第一。

　　區分革命的、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看他是不是同工農相結合。

　　我們不但能組織工農，訓練工農，并且自己也做工農，這樣我們就更加革命化了。

　　革命的知識分子只有同工農結合在一起，才能成為一個真正革命的知識分子。

　　二、1945年4月24日

　　毛澤東向中共七大提交《論聯合政府》的

　　報告，談到評判一個政黨的歷史作用：

　　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

　　報告談到吸收外資的問題，指出：

　　為著發展工業，需要大批資本。從什么地方來呢？不外兩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積累資本，同時借助于外援。

　　在服從中國法令、有益中國經濟的條件之下，外國投資是我們所歡迎的。

　　對于中國人民與外國人民都有利的事業，是中國在得到一個鞏固的國內和平與國際和平，得到一個徹底的政治改革與土地改革之后，能夠蓬蓬勃勃地發展大規模的輕重工業與近代化的農業。

　　在這個基礎上，外國投資的容納量將是非常廣大的。一個政治上倒退與經濟上貧困的中國，則不但對于中國人民非常不利，對于外國人民也是不利的。

　　報告還指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

　　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

　　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

　　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

　　這三大作風是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是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得以順利貫徹的根本保證。

　　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

　　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

　　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

　　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應該使每個同志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這篇報告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同日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就《論聯合政府》書面政治報告作口頭說明。談到路線問題時指出：我們的路線，我們的綱領，拿一句話概括，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人民大眾最主要的部分是農民，忘記了農民就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也就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沒有一切革命。

　　但是作為黨來說，作為領導思想來說，我們和農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農民混同起來。

　　我說不要和農民混同，是說要把農民提高一步，提高到無產階級的水平。如不相信這一條，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將來我們要搞機械化，要搞集體化，那就是提高他們。

　　關于政策方面，他列舉了十一個問題。其中，關于資本主義，指出：

　　對于這個問題，在我們黨內有些人相當長的時間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種民粹派的思想。這種思想，在農民出身的黨員占多數的黨內是會長期存在的。

　　所謂民粹主義，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中間不經過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俄國的民粹派就是這樣。

　　我們的同志對消滅資本主義急得很，是太急了。

　　我們不要怕發展資本主義。

　　談到個性與黨性，指出：外面有人講共產黨是要消滅個性，只要黨性的意見是不正確的。黨性就是普遍性，個性就是特殊性，沒有一種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礎上的。沒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

　　沒有黨員的個性，哪里有黨性？

　　抹煞各種差別，結果就會取消統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沒有統一性。他還提倡，

　　黨內要講真話，“不偷、不裝、不吹”，

　　每個共產黨員都應當如此。

　　當年推新稅制時，毛主席的態度

　　50年代初期，中財委主持制定的新稅制頒布執行，那些措施瞬間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和波動，新稅制引起了物價的波動。

　　這一情況迅速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視，他給周、鄧、陳、薄寫去了一封信，詞鋒甚嚴，字里行間都是批評。

　　薄一波很快就看到了這封信，他的心里也是很沉重的，當然更多地還有茫然。

　　當然，他也很快感受到了事情的嚴重性，立即派出了各個小組奔赴大、中城市去檢查和整改，還好，很多存在的問題很快就解決好了。

　　毛主席也比較看中知錯就改的能力，對于薄一波，他還是一直比較關心的。

　　在薄一波忙著去處理這些事的時候，毛主席還專門叫來過薄一波并對他說：“你要好好去讀點哲學方面的書，學一些辯證法和唯物論，當然也要學點邏輯。”

　　那會的薄一波也在為這些事忙地焦頭爛額，他其實是沒時間讀書的，既然毛主席都提出了，他也直接回答道：“工作繁忙，事務性的事情還有太多，沒有時間去讀書。”

　　毛主席則嚴肅地告訴他：“你們總是借口說工作忙，這樣子說是不對的，俄國十月革命的時候列寧也忙，他還是把錯綜紛繁的俄國整出了一個頭緒來，你們之所以會犯錯誤，關鍵是缺乏一個能貫穿一切的東西。”

　　之后，毛主席向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的干部們發表了一次重要講話，提出：在批判薄一波的錯誤中，周、陳都說要負責任，我說我也有責任，各有各的帳。

　　隨后，毛主席還具體羅列了自己在這件事中的錯誤。

　　這番講話也讓薄一波深受感動，他在回憶錄上寫下了這樣一段話：一位受到全黨尊敬的偉大領袖，會在大庭廣眾之下誠懇地檢討自己的錯誤。

　　中央政治局會議經過認真討論，同意毛澤東關于過渡問題的觀點，同意《關于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系問題》報告中提出的改造資本主義所有制的根本途徑。同時也提出了一些補充和修改意見。毛澤東和大家一起再次認真研究了這個報告。會議在對這個報告進行修改、補充后，將報告的題目改為《關于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干問題》（未定稿），決定把這個文件印發給參加全國財經會議的全體同志，讓大家討論。

　　全國財經會議集中討論了《關于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干問題》（未定稿）。

　　在討論中，不少同志對新稅制進行了批評。會議結尾階段，周恩來準備了作會議結論的稿子。這個結論稿完整地引用了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表述。毛澤東看后，做了一些修改，并加寫了這樣一段話：

　　“這條總路線的許多方針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黨的二中全會的決議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則性的解決。可是許多同志，卻不愿意遵照二中全會的規定去工作，喜歡在某些問題上另鬧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會規定的東西，甚至公然違反二中全會的原則。”

　　8月11日，周恩來在全國財經會議全體大會上宣讀了會議結論稿。8月12日，毛澤東在全國財經會議上發表講話。毛澤東的這個講話，并沒有事先寫好成稿，只有一個他自己寫在會前他又反復研究過的手中那份七屆二中全會決議鉛印本封面上的提綱。他在講話中提出：“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必須在全黨，首先在中央、大區和省市這三級黨政軍民領導機關中反對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并在適當時機，召集地區一級領導干部，開展討論，講清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問題……

　　過渡時期、建設時期，有資本主義、有社會主義。二中全會決議就是中國的新經濟政策，現在要具體化。”

　　毛澤東在講話中批評了新稅制。與別人批評新稅制不同，毛澤東在批評之前，自己首先承擔了責任，作了自我批評，這使許多中央領導同志很是感動。

　　明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內容

　　全國財經會議，統一了全黨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問題的思想。但是光在黨內統一思想遠遠不夠，需要經過全國政協，統一全國各階層的認識。全國財經會議剛剛結束不久，恰好9月召開全國政協常委會第四十九次擴大會議。

　　為了做好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工作，在召開這次政協常委會擴大會的前一天，毛澤東親自出面，把陳叔通、黃炎培、李濟深、李燭塵、章伯鈞、盛丕華、程潛、張治中、傅作義、章乃器請到中南海頤年堂，向他們詳細說明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針政策。

　　毛澤東的說明，入情入理，使民主黨派心情舒暢，打消了過去存在的一些疑慮。就在這天，毛澤東對周恩來將要在政協常委擴大會上作的報告稿和總結報告稿做了再次審改。

　　◆1954年五一勞動節，北京市民高舉“為實現國家在過渡時期總任務而奮斗”的標語牌通過天安門。

　　周恩來在這次會議上作的題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報告中是這樣說的：“在我們的人民民主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中，不是要等到那么一天，由國家宣布所有的生產資料都歸國家所有，而在這一天以前，一切都原封不動毫無變化。這是不可能的……在過渡時期中，要使社會主義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過去我曾與盛丕華先生說過，將來是‘階級消滅，個人愉快’。

　　就是說采取逐步過渡的辦法，做到‘水到渠成’。”9月11日，是這次政協常委擴大會的最后一天。這一天，周恩來在會上作的總結報告中明確說：“我國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就是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也就是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在國民經濟比重中逐步增長的時期。”

　　在這次會上，全國各階層在過渡問題上統一了認識，9月24日，全國政協向全國正式公布了過渡時期總路線。當時，這個總路線表達了四個要點：

　　一是新民主主義時期就是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二是這是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在國民經濟比重中逐步增長的時期；三是逐步過渡，“水到渠成”；四是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三、簡單總結一下

　　中國共產黨的生產力理論始于《矛盾論》。

　　1945年抗戰勝利后，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有這么一個重要論斷：

　　判斷中國一切政黨好壞的標準，是看它能否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產力。

　　鄧小平后來強調解放生產力，大家已經耳熟能詳，其實這個詞毛主席早就使用過。

　　共同富裕更是如此！

　　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毛主席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

　　提出了發展共同富裕的目標。

　　為實現這個目標，并且有可持續性，必須要奠定堅實的基礎，即實現國家工業化，建立強大的國防。

　　新中國接收的是“一窮二白”的爛攤子，起步艱難，但在27年的時間里，仍然在初步建成完整工業體系和強大國防的同時，提高了全國人民的共同富裕水平。

　　更重要的是，為后來的更快速度提高共同富裕水平建造好了起飛的平臺。因此，到1976年，中國取得的成就被世界公認為一個奇跡，正如《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指出的：

　　“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始終把滿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為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隨著建設事業的進展，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

　　全國總人口從1949年的5.4167億增長到1976年的9.3717億。同期糧食的人均占有量從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

　　就是說，增產的糧食不僅多養活了近4億人，而且使9億多人的人均占有糧食量比5億多人時增加了近200斤。”

　　“在全國人民節衣縮食支援國家工業化基礎建設的情況下，盡管人民群眾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滿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這在當時被世界公認是一個奇跡。”

　　這個奇跡的取得，無疑是與毛主席倡導的共同富裕分不開的。

　　1953年，毛主席首倡共同富裕。

　　他指出“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

　　在毛主席看來，共同富裕和社會主義實質上是一個東西，（參見《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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