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由于對斯大林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并提出了反對‘斯大林主義’的錯誤

　　口號，從而助長了修正主義思潮的發展。這種修正主義思潮，是有利于帝國

　　主義對于共產主義運動的進攻的。帝國主義也正是利用這種思潮向社會主義

　　進攻。我們在堅決反對教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堅決反對修正主義。”

　　話說1956年12月10日上午，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里來了兩位客人，一位是來自湖南的老年學者、毛澤東在湖南一師讀書時的同學、現任南京師范學院教授熊子容；另一位是周文楠后來的丈夫王英樵。

　　王英樵在1940年任延安保育院小學部教導主任，后任校長。保育院小學是一所干部子弟學校，毛澤東為保育院小學題寫了一個很有趣的詞，他寫的是：“又學習，又玩耍”。朱德、張聞天、任弼時也都為保育院小學題了詞。中央領導、部隊領導和烈士的子女，像毛澤東的侄兒毛華初、侄女毛遠志，劉少奇的兒子劉允斌、女兒劉愛琴，李維漢的兒子李鐵映，方志敏的兒子方寧柏、方寧竹等人，均在這里學習過。

　　王英樵后來在1942年春天與邊區政府干休所黨支部書記周文楠結婚。1945年9月，王英樵、周文楠攜女兒王肯隨西北局和抗大干部隊伍奔赴東北。1954年，王英樵任哈爾濱城市建設局局長兼黨組書記。他這次是在1956年11月來北京參加全國城市建設工作會議的。行前，他的岳母周陳軒和妻子周文楠、還有到哈爾濱作客的毛澤民遺孀王淑蘭商量，一起聯名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她們在信中說：王英樵系周文楠的丈夫，現在哈爾濱市城建局工作，他過去在延安工作過，主席的侄兒毛華初、侄女毛遠志都跟他念過書。現在來北京開會，特托他帶上幾斤東北興凱湖特產煙熏馬哈魚，讓主席嘗嘗。主席如有時間，希望能接見他一下。

　　王英樵到北京后，住在西郊賓館，他先去拜訪王季范，王季范去海南視察去了，王季范的兒媳蕭鳳林接待了他，并將王英樵帶來的信及禮物轉送到中南海菊香書屋。12月8日，城建會議一結束，中南海即給王季范家里打電話說，毛澤東9日接見王英樵。王英樵因外出，未接到電話。12月9日上午，中南海又給王季范家里打來電話，王英樵又外出了。9日晚，中南海第3次打來電話，要王英樵于10日上午11點在賓館等候，有車來接。在西郊賓館住著的還有前邊說過的熊子容教授，他是專程來看望老同學的。就這樣，王英樵和熊子容一起來到了菊香書屋。毛澤東的秘書看了看表，說：

　　“主席現在有事，大約等15分鐘，就可以出來接見你們。主席的時間安排得很緊，往往過了20分鐘就接見不上了。”

　　王英樵打量著會客廳里的陳設，只見靠后墻擺著一張條幾，兩邊擺了6把椅子，兩頭各放了一盆君子蘭，靠西側還放了兩套沙發。整個屋子顯得簡單樸素。

　　過了十幾分鐘，毛澤東從會客廳后邊的房子里出來了，他一見王英樵和熊子容，就親切地和他們握手，滿面笑容地說：

　　“你們來了，坐下，坐下。”

　　二人有些拘謹，說：

　　“請主席先坐。”

　　毛澤東說：

　　“你們還是些知識分子的習氣，坐下吧。”

　　賓主落座后，毛澤東問王英樵：

　　“你在延安工作過，那時干什么工作呀？”

　　王英樵說：

　　“在延安保育小學當教員。”

　　“那我們還是同行哩！”

　　“您是主席，怎么和我是同行呢？”

　　毛澤東笑了，他說：

　　“你不知道，熊教授可知道哩。當年我在長沙工作時，在湖南第一師范附小當過教員。不過，那是幾十年前的事了，比你在延安保小當教員的時候，要早得多啰。”

　　毛澤東又問起王英樵家人的情況：

　　“你岳母周外婆身體還好嗎？生活有困難沒有？”

　　王英樵說：

　　“周外婆今年90歲了，身體無大病，精神很好。我和周文楠工資收入不低，也只有一個女孩，沒有什么困難。”

　　毛澤東聽了，滿意地點點頭，轉身對熊子容介紹說：

　　“周外婆叫周陳軒，是周文楠的母親。她帶著毛澤覃的兒子毛楚雄，在韶山住過十多年。1950年我寫信給周文楠，贊成她接老人到東北去住。老人撫育革命后代嘔心瀝血，歷盡苦辛，生活很艱苦，在韶山人民中很有威望，韶山人民都稱贊她是一位很好的老人。”

　　毛澤東又囑咐王英樵，好好照顧周外婆的生活，讓她安度晚年。接著問熊子容說：

　　“你是留學美國的，在美國學什么？”

　　熊子容說：

　　“我在美國學的是資產階級形式邏輯——哲學。”

　　毛澤東幽默地說：

　　“我是搞唯物主義——辯證法的。那咱們兩個還是對立面的呀！最近，國際上發生了些變化，在匈牙利發生了暴亂。對這一事件，你們怎么看呀？”

　　毛澤東見對方沒有回答，就接著說：

　　“你們一定認為是壞事。我認為是好事。因為壞事可以變好事嘛。我們也可借鑒，從中吸取教訓。”

　　熊子容沒有接毛澤東的話茬，而是提出另一個話題。他說：

　　“中國人口增長太快，應該提倡晚婚，修改婚姻法。因為建國初期婚姻法規定，結婚年齡是男20、女18，這不利于節制人口的增長。”

　　毛澤東笑了笑，指著身邊的秘書說：

　　“你問他同意不同意？他今年24歲，已經結婚有小孩了。”

　　熊子容仍堅持自己的見解，他說：

　　“最好提倡晚婚，男的二十五六結婚，女的二十三四結婚為好。”

　　毛澤東因為話不投機，就沒有吱聲。王英樵為了打破尷尬，就說：

　　“我從哈爾濱來時，給主席帶了點東北特產馬哈魚，不知主席看到沒有？”

　　毛澤東點點頭，問：

　　“是不是日本向蘇聯出口的那種魚呀？”

　　“是的。”王英樵回答后又說：“我給主席帶了一本關于哈爾濱新修的兒童鐵路的畫冊，不知主席看到沒有？”

　　毛澤東說：

　　“看到了，這是全國第一條兒童鐵路呀。你們是不是學習蘇聯的？”

　　“是的，是利用林區作廢的小鐵路改造的。”

　　接見時間已經過了半個小時，快到12點了。王英樵就說：

　　“主席很忙，耽誤了主席的時間，我們告辭了。”

　　毛澤東挽留道：

　　“不要走了，午間就在這里吃飯。”

　　中央辦公廳秘書處長葉子龍也說：

　　“主席請你們在這里吃午飯，已經準備好了，不要走了。”

　　王英樵、熊子容跟著毛澤東來到了小餐廳，毛澤東讓兩位客人坐上座，兩人讓毛澤東坐上座，毛澤東說什么也不坐上座，兩位客人也不好意思坐上座。葉子龍說：

　　“你們是客人，主席讓你們坐，就坐下吧。”

　　賓主這才在餐桌邊坐下來。餐廳坐東朝西，四方餐桌擺在餐廳正中，熊子容坐在東邊，毛澤東坐南邊，王英樵坐北邊，葉子龍坐西邊。桌子上擺著4菜1湯：一碗紅燒肉，一碗清蒸魚，兩碗素菜和一碗湯；還有一碟辣椒，兩盤桔子、蘋果，每人一杯葡萄酒；飯是兩樣，1盤大米飯，1盤饅頭。

　　毛澤東一邊吃飯，一邊不斷地向客人讓菜、敬酒。他的口味不錯，大塊的肉和魚，吃得津津有味。還興致勃勃地問葉子龍：

　　“帶來的馬哈魚怎么沒有吃呀？”

　　葉子龍說：

　　“馬哈魚是熏成的，所以沒有吃。”

　　飯罷，賓主洗了手，王英樵、熊子容請毛澤東休息，毛澤東也不推辭，把二人送出了會客廳門外，囑咐秘書把客人送回賓館。

　　12月10日下午，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由胡喬木、吳冷西和田家英寫出的第2篇文章初稿。

　　12月13日，毛澤東在給楊開智的復信中寫道：

　　子珍兄：

　　歷次惠書并寄照片均已收到，甚謝。敬問老太太及闔家安吉。

　　毛澤東 1956年12月13日

　　12月13日下午，毛澤東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再次討論由胡喬木、吳冷西和田家英寫出的第2篇文章初稿，與會者提出不少意見，主要是正面闡述不充分，辯解過多。

　　后來胡喬木、吳冷西和田家英根據大家的意見，又用了四五天的時間才拿出了修改稿。

　　12月16日，毛澤東給楊開慧的堂妹楊開英寫了一封信，同時寄去200元錢。他在信中寫道：

　　開英同志：

　　很久以前接你一信，甚為高興，拖延未復，以后查不到你的地址了。近日毛世美他們來看我，知道你在大連的育英中學做教務長，又說你患肺病，甚為系念。寄上一點錢以供醫藥之用。如有所需，希望告我。我的情況尚好。楊老太太及楊子珍夫婦和我仍有聯系。便時望以你的情況見告。

　　祝好！

　　毛澤東 1956年12月16日

　　12月16日，毛澤東在修改中央給西藏工委的復電中加寫了一段話，他寫的是：

　　“改革一定要得到達賴、班禪和僧侶領導人的同意，要各方條件成熟，方能實行。現在無論上層和人民條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幾年都不能實行改革，中央認為第2個五年計劃時期是不能實行的，第3個五年計劃時期也還要看情況如何才能決定。”“目前應把在6年內不改革的方針在黨內在西藏上層普遍加以宣傳。”

　　毛澤東鑒于這一年平息的康區叛亂情況，又寫道：

　　“如果受外國指揮的反革命分子不通過協商而一定要通過反叛和戰爭破壞十七條協議，把西藏情況打爛，那就有可能激起勞動人民起來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

　　12月19日和20日這兩天的下午及晚上，毛澤東連續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第2篇文章的修改稿。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大多數成員都參加了會議，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見。毛澤東說：

　　“文章的主要鋒芒是反對修正主義，捍衛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捍衛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

　　“4月間的文章中，講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現在的文章要進一步分清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應當采取不同的方法解決，指出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和共產黨之間的矛盾，應當采取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解決，以便協同一致地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文章的出發點是站在社會主義立場上，向帝國主義斗爭，在這個大前提下，討論各國共產黨之間的內部是非問題。”

　　“對斯大林要做認真分析。第一，先講他的錯誤，強調必須糾正。第二，再講他的正確方面，不能抹煞。然后，第三講實事求是，不能全盤否定，這叫作‘三娘教子’，三段論法。對他犯錯誤的社會原因，如搞社會主義沒有先例，國內外情況復雜等等，但不宜過分強調。因為列寧在世時的社會條件不比斯大林好，但他沒有犯斯大林那樣的錯誤。同樣的社會條件下，有人可能多犯錯誤，有人可能少犯錯誤。這里，個人的因素，個人主觀是否符合客觀，起著重大作用。

　　赫魯曉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結果他搬起石頭打了自己的腳，帝國主義趁機打他一棍子，無產階級又從另一邊打他一棍子，還有鐵托和陶里亞蒂也從中間打他一棍子。斯大林這把刀子，赫魯曉夫丟了，別人就撿起來打他，鬧得四面楚歌。

　　我們現在寫這篇文章，是為他解圍，方法是把斯大林這把刀子撿起來，給帝國主義一刀，給修正主義一刀，因為這把刀子雖然有缺口，但基本上還是鋒利的。”

　　12月22日，毛澤東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又修改了一遍的稿子再次提出了一些意見，認為基本可以，決定再提交政治局討論。

　　12月23日和24日，毛澤東在頤年堂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對修改稿采取讀一段討論一段的方法。毛澤東又發表了一些重要見解，他說：

　　“不能照搬蘇聯那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做法，更不能照搬那些已經證明為錯誤的做法。人家犯了的錯誤你還要犯嗎？人家丟掉不要的壞東西你還要撿起來嗎？今后不要迷信蘇聯一切都是正確的了，凡事都要開動自己的腦筋想一想了。別人有無教條主義，我們不講，只講我們自己要吸收我黨歷史上犯教條主義錯誤的教訓。”

　　毛澤東還說：

　　“上篇文章講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現在的文章要進一步講這些矛盾不僅存在，而且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從非對抗性矛盾轉化為對抗性矛盾，蘇波關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證明了這一點。二是我們要為蘇聯兩個階段的歷史辯護，不僅要維護蘇聯革命階段的偉績，還要維護蘇聯建設階段的偉績。蘇聯的革命和建設，不僅是一國的民族現象，而且是具有時代特點的國際現象。它的偉大意義遠遠超出了一國范圍，是馬克思主義和國際共運的財富。既然蘇聯的革命和建設取得偉大的成就，如果說它是斯大林主義的，那么，這個斯大林主義就是好的主義，斯大林主義分子就是好的共產黨人。”

　　在修改稿中，有一段文字專門講和平過渡問題。毛澤東考慮再三，認為這個問題是中蘇兩黨的重要分歧之一，在目前情況下，中蘇要共同對敵，不宜向全世界公開這個分歧，最后還是決定刪去了這一段。毛澤東說：

　　“要留有余地，以后還有機會提出來。”

　　政治局會議原則上通過了這篇文章，還同意毛澤東的建議，將題目定為：《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會后，胡喬木、吳冷西、田家英在胡喬木家中，進一步修改稿子。

　　12月27日下午，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集劉少奇、陳云、鄧小平、康生、張聞天、王稼祥、陸定一、胡喬木、吳冷西、田家英開會，討論再度修改的稿子。大家又提了一些文字上的意見。毛澤東說：

　　“這兩篇文章都是圍繞斯大林問題。這個問題的爭論還沒有完，估計本世紀內，甚至21世紀還有爭論，因為這是關系到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問題，我們要準備長期論戰。”

　　毛澤東要胡喬木、吳冷西、田家英馬上動手修改，他說：

　　“修改一段送我一段，今晚要定稿，明日登報，今年的事今年了。”

　　散會后，吳冷西3人在中南海食堂吃了飯，來到毛澤東住所背后的居仁堂開始工作，修改完一段，就由田家英給毛澤東送一段。毛澤東一直在臥室等著，隨到隨看隨改隨定稿。就這樣，胡喬木他們緊張地工作了一個通宵，一直到28日上午9點多才把最后一部分改完，3人一起來見毛澤東。毛澤東看完后吩咐說：

　　“馬上將修改的地方，告訴翻譯的同志，中文已定稿，譯文也可定稿。新華社于28日晚發稿，中英文廣播也同時播出，《人民日報》在12月29日見報。”

　　12月29日，《人民日報》以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由毛澤東組織起草、并親自主持反復修改、八易其稿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再論》和《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樣，在標題的下面注明：

　　這篇文章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由《人民日報》編輯部寫成的長達2萬字的《再論》，駁斥了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攻擊，答復了人民群眾和黨內由于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引起的某些不理解和懷疑，維護了十月革命勝利的道路及其基本經驗，分析了斯大林犯錯誤的原因和社會歷史條件，正確評價了斯大林的一生功過是非問題。

　　毛澤東在文章的引言中第一次比較完整地論述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他寫的是：

　　“在我們面前有兩種性質不同的矛盾：第一種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在帝國主義陣營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帝國主義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壓迫民族之間，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之間，等等）。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礎是敵對階級之間的利害沖突。第二種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在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間，共產黨黨內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間，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間，社會主義國家相互之間，共產黨和共產黨之間，等等）。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發生不是由于階級利害的根本沖突，而是由于正確意見和錯誤意見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質的利害矛盾。它的解決首先必須服從于對敵斗爭的總的利益。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而且應該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獲得解決，從而在新的條件下得到新的團結。當然，實際生活的情況是復雜的。有時為了對付主要的共同的敵人，利害根本沖突的階級也可以聯合起來。反之，在特定情況下，人民內部的某種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轉到敵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轉化成為對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這種矛盾也就完全變質，不再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范圍，而成為敵我矛盾的一部分了。這種現象，在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都曾經出現過。總之，一個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就決不應該把人民內部的矛盾同敵我之間的矛盾等量齊觀，或者互相混淆，更不應該把人民內部的矛盾放在敵我矛盾之上。”

　　毛澤東還第一次敏銳而明確地提出了反對修正主義的問題，他在文章中加寫了這樣一段文字：

　　“斯大林錯誤的一個嚴重后果是導致教條主義的發展。各國共產黨的隊伍在批評斯大林錯誤的同時，展開了克服教條主義的斗爭。這個斗爭是完全必要的。由于對斯大林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并提出了反對‘斯大林主義’的錯誤口號，從而助長了修正主義思潮的發展。這種修正主義思潮，是有利于帝國主義對于共產主義運動的進攻的。帝國主義也正是利用這種思潮向社會主義進攻。我們在堅決反對教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堅決反對修正主義。”

　　12月29日，毛澤東給周世釗寫了一封回信，他寫道：

　　東園兄：

　　信及詩收讀，甚快。我尚好。某先生楚辭，甚想一讀。請你代候蔣竹如兄。又請你代候曹子谷先生，謝謝他贈詩及贈南岳志。

　　順祝平安

　　毛澤東 12月29日

　　有書家劉錫山曾評論這一封信的草書藝術成就說：“毛澤東的草書已經很好了，草勢放縱，遒美流暢，枯筆尤為精彩，云煙滿紙。字的結構，中鋒行筆，已有張旭、懷素的氣息。而且一上手，就是自家面目，不承習舊路，‘讀’、‘蔣竹如’、‘南岳志’尤為動人。”

　　12月31日，蘇聯政府在克里姆林宮舉行迎新年宴會，赫魯曉夫在和中國駐蘇大使劉曉的談話中，高度評價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他說：

　　“我讀了中國發表的文章，它寫得好極了，我同意里面的每句話和每個字。”

　　接著，赫魯曉夫親自把劉曉請上主席臺，安排在他和莫洛托夫之間就座。

　　赫魯曉夫在宴會上發表了長篇祝酒詞，他說：

　　“斯大林犯了嚴重的錯誤，但他仍然是一個偉大的馬列主義者，他同敵人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在對待敵人方面，我們同斯大林是完全一致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都是斯大林主義者！”

　　關于匈牙利事件問題，赫魯曉夫說：

　　“現在有人想逼我們后撤，不，我們決不后撤，社會主義陣營的邊界只能向前推進，決不后撤。”

　　1957年1月7日，彭德懷主持召開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這次會議一直開到至27日才結束。

　　會議最后通過了《關于裁減軍隊數量加強質量的決定》和全軍組織編制調整方案。確定“在裁減軍隊數量加強質量的原則下，將人民解放軍員額裁減三分之一，即從383萬人中裁減130萬左右，保持250萬或者再少一些的常備軍隊”。同時調整全軍的組織編制，把原來的陸軍、海軍、空軍、防空軍、公安軍5個軍種改為陸軍、海軍、空軍3個軍種，八總部領導體制改為三總部領導體制。

　　1月7日這一天，毛澤東因受赫魯曉夫之托，決定由周恩來和國務院副總理賀龍、中聯部部長王稼祥率領中國代表團，赴莫斯科參與調處蘇、波、匈矛盾。周恩來臨行前，毛澤東特別交代說：

　　“只要蘇聯共產黨內部穩定，我們的事情就好辦了，但還是要好好地批評一下赫魯曉夫。”

　　周恩來說：

　　“我也是這么想的，對兄弟國家戰略上是聯合，但在戰術上不能沒有批評。”

　　周恩來一行人在莫斯科機場，受到了蘇聯黨政領導人赫魯曉夫、伏羅希洛夫、布爾加寧、卡岡諾維奇、馬林科夫、米高揚、莫洛托夫、薩布洛夫、蘇斯洛夫、勃烈日涅夫等全班人馬的熱烈歡迎。

　　周恩來在從機場到克里姆林宮去的汽車上，勸赫魯曉夫做一些自我批評。赫魯曉夫無可奈何地說：

　　“我們不像你們那樣做自我批評。如果那樣做，我們現在的領導就成問題了。”

　　周恩來等人在蘇聯進行了一系列的說服工作后，赫魯曉夫建議周恩來和鐵托一起去做匈牙利的工作，周恩來立即發電請示毛澤東，毛澤東回電說：

　　“你和鐵托一起去的時機尚未成熟，還是由你們單獨前往為好。”

　　于是，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單獨率領中國代表團去訪問波蘭和匈牙利。

　　1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成立中央經濟五人小組的通知》，通知說：由陳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黃克誠組成5人小組，陳云任組長，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統一領導國家的經濟工作。

　　1月11日，毛澤東為劉胡蘭烈士第二次題詞。

　　原來在1956年12月，山西省在籌備紀念劉胡蘭烈士就義10周年的時候，才知道毛澤東在1947年為劉胡蘭題寫的“生的偉大，死的光榮”手稿已在解放戰爭中遺失了，便懇請毛澤東重新為劉胡蘭烈士題詞。

　　毛澤東揮筆在宣紙上自右而左寫下了3豎行題詞：“生的偉大 死的光榮 毛澤東題”。這一親筆題詞被送往烈士故鄉，刻在劉胡蘭紀念館紀念碑上。

　　1月12日，毛澤東復信給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詩刊》主編臧克家和《詩刊》副主編及全體編委，他寫道：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

　　惠書早已收到，遲復為歉！遵囑將記得起來的舊體詩詞，連同你們寄來的8首，一共18首，抄寄如另紙，請加審處。

　　這些東西，我歷來不愿意正式發表，因為是舊體，怕謬種流傳，遺誤青年。再則詩味不多，沒有什么特色。既然你們以為可以刊載，又可為已經傳抄的幾首改正錯字，那么，就照你們的意見辦吧。

　　《詩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長發展。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且不易學。這些話僅供你們參考。

　　同志的敬禮！

　　毛澤東 1957年1月12日

　　1月12日晚，毛澤東在書房里對李銀橋說：

　　“銀橋啊，詩刊來信要求發表我的一些詩詞，盛情難卻，我讓子龍抄寫了18首，準備給他們送過去。小韓也很喜歡詩，你也受些感染么？”

　　李銀橋不好意思地說：

　　“我和小韓都非常喜歡主席的詩，我也想學著寫一寫，可就是不會寫。”

　　毛澤東說：

　　“寫詩是件費腦子的事，尤其是舊體詩詞更不容易掌握，又是平仄格律，又是韻腳對仗，還不得犯孤平，掌握了這些還要講究詩意和詩的境界,很難哩！你們年輕人最好莫學寫舊體詩，學就學作新詩，歌頌我們的新中國，歌頌工農兵！”

　　李銀橋嘿嘿一笑說：

　　“主席，我也試著寫了一首，可不敢說叫詩。”

　　毛澤東眼睛一亮，鼓勵他：

　　“念來聽聽！”

　　李銀橋就背誦道：

　　“我是工農兵，革命打先鋒，哪里需要哪里去，黨的安排我服從。

　　為了建設新中國，哪里艱苦哪里沖！

　　上邊疆，下海洋，闖大漠，攀高峰，革命紅旗飄揚處，處處有我工農兵！”

　　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連聲夸獎說：

　　“好詩，好詩！銀橋啊，不曉得你還會作詩呀？”

　　李銀橋紅了臉說：

　　“這是我老婆幫我寫的。”

　　毛澤東笑得更厲害了，說道：

　　“不錯么，敢寫就不錯！真是一首好詩呢！以后多練多寫，會更進步呢。”

　　1月14日上午11時，《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袁水拍打電話給臧克家，他說：

　　“毛主席要召見我們，下午3時我坐車去接你。”

　　這天下午3時許，臧克家、袁水拍乘車駛入中南海，直達勤政殿門前。他們進入殿門，只見空闊的房間里寂無一人，對面有一副屏風，別的沒有任何擺設，長長的沙發，一個又一個，十分簡樸。不一會兒，一個高大的身影從東邊門里出來，一步一步向他們走來。臧克家、袁水拍一見毛澤東，趕忙起身迎上前去。毛澤東安祥和藹地和他們一一握手，讓座，從煙盒里抽出香煙讓他們抽。臧克家說：

　　“我不會吸。”

　　毛澤東笑著問：

　　“詩人不會吸煙？你在北大教書？”

　　臧克家回答說：

　　“不是，我在作家協會工作。”

　　毛澤東說：

　　“你在《中國青年報》上評論我的‘詠雪’詞的文章，我讀過了。”

　　臧克家趁機問道：

　　“詞中‘原馳臘象’的‘臘’字怎么解釋？”

　　毛澤東反問道：

　　“你看應該怎樣？”

　　臧克家說：

　　“改成‘蠟’字比較好，可以與上面“山舞銀蛇”的‘銀’字相對。”

　　毛澤東頻頻點頭，說：

　　“好，你就替我改過來吧。”

　　毛澤東的神態和談話，使臧克家的心平靜怡然了，心和心貼近了，于是便向毛澤東提出了《詩刊》創刊后的印數問題，他說：

　　“現在紙張困難，經我們一再要求，文化部負責人只答應印1萬份。同樣是作家協會的刊物，《人民文學》印20萬，《詩刊》僅僅印1萬，太不合理了。”

　　“你說印多少？”

　　臧克家說：

　　“公公道道，5萬份。”

　　毛澤東想了一下，說：

　　“好，5萬份。”

　　臧克家說：

　　“請主席給黃洛峰同志打個電話。”

　　袁水拍趕忙給臧克家遞了個眼色，又對毛澤東說：

　　“不用了，不用了。”

　　接下來，毛澤東談到了一些國際重大事件，臧克家和袁水拍都知之甚少，只能靜靜地聽著，無法插嘴，可沒想到毛澤東突然向他們提出了一個問題：

　　“幾百年后，全世界實現了共產主義，還有沒有斗爭？”

　　“不知道。”

　　“主席看呢？”

　　毛澤東吸了一口煙，看了臧克家、袁水拍一眼，慢慢地說道：

　　“我看，還是有斗爭的，但不在戰場上，而在墻壁上。”

　　臧克家、袁水拍會意地點著頭。毛澤東把話又轉入到主題上，他說：

　　“《詩經》是以四言為主體的。后來的民歌是五言，現在七言的多了，這是順著時代演變而來的。現在的新詩，太散漫，我以為新詩應該在古典詩歌和民歌的基礎上求發展。我個人喜歡用詞的形式寫作，習慣了，用起來得心應手。”

　　他還說：

　　“杜甫詩寫得不少，好的不多。他們給我弄了部《明詩綜》，我看李攀龍有幾首詩寫得不錯。”

　　毛澤東的湖南口音太重，李攀龍這名字臧克家沒聽明白，袁水拍給他重復了一下，他才明白了。眼看已經到了下午5點鐘了，臧克家、袁水拍起身告退。毛澤東把他們送出殿門，站在那里向他們招手，高聲囑咐道：

　　“把你們的詩集送我一份呵！”

　　后來，毛澤東的信在《詩刊》上發表后，北京大學一位學生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他說毛澤東信中“遺誤青年”的“遺”字欠妥，應改為“貽”。毛澤東虛心地接受了這一意見，馬上給《詩刊》編輯部打招呼，請予以更正。

　　再說1月17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受赫魯曉夫之托，率領中國代表團先后訪問了波蘭和匈牙利，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順利返回莫斯科。

　　周恩來在向赫魯曉夫介紹了訪問波蘭和匈牙利的情況后，真誠地說希望赫魯曉夫能夠克服某些缺點。赫魯曉夫聞言跳了起來，粗魯地咒罵東歐國家領導人。周恩來一見他如此暴躁，忍不住說：

　　“赫魯曉夫同志，對兄弟黨的領導人不能這樣。有什么話當面講，不能在背后隨便懷疑別人，這不利于兄弟國家的團結。”

　　赫魯曉夫沒想到周恩來也教訓起自己來，立時漲紅了臉，他說：

　　“你不能這樣跟我說話。無論如何，我出身于工人階級，而你卻是資產階級出身！”

　　周恩來也沒有想到赫魯曉夫竟會說出這樣的話來，便不動聲色地反唇相譏：

　　“是的，赫魯曉夫同志，你出身工人階級，我出身資產階級，但是，你我有共同的地方，我們都背叛了自己的階級！”

　　赫魯曉夫受到當頭棒喝，也轉個話題發起進攻，他說：

　　“據說在越南、柬埔寨、老撾，中國人多。”

　　周恩來知道赫魯曉夫另有用意，就平靜地說：

　　“不少，國王的父親也是中國血統的。訪華的代表團中也有幾個人是中國血統的。”

　　赫魯曉夫說：

　　“西哈努克說，他們那里中國人很多，他擔心中國的影響太大。”

　　周恩來這才明白，赫魯曉夫轉來轉去是要攻擊中國也有大國沙文主義，馬上含諷帶刺地說：

　　“所以，我們強調反對大國沙文主義，使他們安心。五項原則加上一條反對大國沙文主義。我們對各兄弟黨、各兄弟國家是平等的，沒有把自己的東西強加給別人。”

　　欲知此后中蘇關系如何發展？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做文章的人要學寫政論文，應首先讀一讀毛澤東在1956年12月2日晚上關于如何撰寫《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那一篇講話，再看一看本章敘述的毛澤東為了寫好這篇文章是如何反復修改的整個過程。即使不是做文章的人，在教孩子說話的策略與技巧時，也應該讀一讀毛澤東那段講話的后半部分，他說：“這里用得著中國古人做文章的方法，一個叫作‘欲抑先揚’，一個叫作‘欲揚先抑’。所謂‘欲抑先揚’，就是說，你要批評他的錯誤時，先肯定他的正確方面，因為批評的目的還是要他變好，達到團結的目的。對鐵托適宜采取這個方法。對于斯大林，現在世界上都罵斯大林，我們要維護他，方法宜于‘先抑后揚’，即在論述他的功績以回答對他的全盤否定時，先要講斯大林有哪些錯誤，這樣才能說服人，使人易于接受。”你看，這是不是很妙啊！

　　毛澤東是寫文章的大師，他在創辦《湘江評論》時已經充分表現出來了。此一時期，他不厭其煩地和那些不怎么會寫文章的政治局常委們一起開會，不厭其煩地向他們及秀才們講解如何寫好這篇《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應該說，一是因為事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事，二是也要借著寫文章和修改文章的機會，對他的伙伴們進行一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和反對修正主義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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