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王炎，南京大學哲學系

　　文章來源：《湖南科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3期

　　摘要：

　　在延安的十三年，毛澤東寫下了《實踐論》《矛盾論》等哲學名著，就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內容進行了深度創作，并進一步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出場”條件、基本內涵、結構要素、建構路徑等一系列理論創新的方法論問題作了集中闡釋。全景式考察延安時期毛澤東推進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發展的歷史進程，對新時代背景下，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引領、深入推進“兩個結合”“六個必須堅持”、科學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具有重大啟示意義。

　　關鍵詞：

　　毛澤東；延安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開展實踐的過程中，以與時俱進的態度持續推進黨的哲學理論創新，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歷史性飛躍，賦予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時代特點”和“中國形態”。回顧歷史，毛澤東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開創者，延安時期是毛澤東推進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發展最為重要的階段。

　　一、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奠基之作——《實踐論》《矛盾論》的誕生

　　紅軍結束長征進入陜北后，為對過去軍事受挫背后的思想路線問題予以回應，毛澤東深入開展閱讀與寫作，在延安的窯洞里寫下《實踐論》《矛盾論》(以下簡稱“兩論”),對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作了系統的哲學論證。“兩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具體實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三者互動結合的完美成果。它們立足于中國革命斗爭的實際境遇，充分汲取我國古代哲學的精華，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與辯證法內容作了系統性、創造性發揮。

　　(一)“兩論”對黨十六年艱苦斗爭實踐進行深度總結，為接踵而至的革命實踐提供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引

　　對行動和思想的雙重反思，是“兩論”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的標志。毛澤東寫作“兩論”時，紅軍雖已轉危為安，但依然面臨著諸多急需解決的問題：對內如何部署軍力，開展反“圍剿”斗爭；對外如何調整民族斗爭策略，應對同日本的民族斗爭。世界革命形勢的變化要求全黨有一個正確的思想認識指揮全局。但自大革命以來，黨內長期彌漫著教條主義風氣。為此，毛澤東陸續撰文對其展開批判，在《反對本本主義》中，他首次確立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結合”意識，即“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原則。然而，毛澤東的意見在黨內并不占主導地位，在錯誤路線的指揮下，中國革命最終蒙受巨大損失。紅軍轉戰延安后，身處革命漩渦中心的毛澤東從“現實之反思”轉向“思想之反思”,他清醒認識到中國革命的兩次挫折，不僅涉及政治路線、軍事路線、組織路線問題，最根本的是沒有以中國立場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錯誤，以致主觀對客觀、思想對行動的背離。為教育廣大黨員干部，毛澤東特意為抗日軍政大學編寫講課教材《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兩論”就是其中兩節的加工整理。“兩論”從中國革命亟待解決的認識論和辯證法問題入手，對理論和實踐、共性和個性的統一關系作了充分的哲學解析，為反對主觀主義提供了強有力的批判論據，也為后續的抗日戰爭實踐提供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

　　(二)“兩論”批判性汲取蘇聯學者的思想資源，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進行了創造性發展

　　“兩論”不是任何新哲學的創立，其思想本源是辯證唯物論，它根據時代的實踐要求，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踐論》以實踐與認識的辯證互動機制為敘事線索，在承繼列寧關于實踐是認識論首要觀點的論斷基礎上，從實踐是認識的來源、認識發展的動力、認識真理性的標準、認識的最終目的四個層面，詳盡地論證了實踐第一的觀點，在全面論述從感性認識至理性認識、再由理性認識歸于革命實踐的認識發展階段基礎上，歸納提煉出“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循環推進的認識發展總規律。《矛盾論》以對立統一律為敘事線索，基于矛盾的性質、作用、特點，從兩種發展觀、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爭性、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六大維度闡述了對立統一規律的知識架構，打破了過去“三大規律”齊平的“三元論”格局，建立了由“矛盾統一律”“矛盾轉化律”“矛盾發展律”共構的系統性矛盾辯證法。受當時社會條件的限制，毛澤東無法讀到馬恩的所有著作，在“兩論”形成的過程中，蘇聯學者的撰著起到了良好的中介性作用。譬如《實踐論》在論述實踐在認識中的地位時，借鑒了米丁《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第三章第五節“社會的實踐為認識的標度”的內容。《矛盾論》在論述事物的內外因時，借鑒了西洛可夫《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第三章第七節“矛盾的主導方面之意義”的內容。毛澤東在學習借鑒蘇聯著述的有益成分時，從沒有生硬地搬運挪用。在體例組合上，“兩論”布局較蘇聯的著述邏輯更縝密、論說更清晰、層次更鮮明；在內容呈現上，“兩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更為顯著。《實踐論》的貢獻有：高度重視由理性認識回歸實踐的第二個飛躍，指出它是全部認識進程的繼續；通過論釋認識運動的相對性，提出真理認識需要實踐不斷反復的過程性；提出“再認識”范疇，將其視為認識運動的必要環節予以說明，概括了主體認識上升運動的總公式等。《矛盾論》的貢獻有：把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確定為對立概念，詳釋了矛盾普遍性含義與矛盾特殊性五類情形；突出矛盾運動存在的不平衡性；深刻說明矛盾同一性的雙重含義，強調辯證同一性與形而上學同一性的區分等。“兩論”雖立基于蘇聯學者搭建的理論平臺，但其獨到的哲學見解，是在反思“理論與實踐脫離的、反辯證法的、片面性和形式主義的”教條派錯誤時形塑的。

　　(三)“兩論”承繼中國古代哲學遺產，閃耀著中華民族的哲學光輝

　　《實踐論》把中國古代知行統一觀和馬克思主義實踐觀有機結合，形成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知行論。知行關系是古來有之的認識論話題，先哲在關于知行的難易、輕重、先后等問題的爭論中，逐步形成“則當以力行為重”的知行觀，側面反映出他們對于實踐基礎性地位的體認。中華民族重踐履的務實傳統鑄就毛澤東“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的行事風格，成為他投身社會實踐的思想基礎。《實踐論》雖沒有直接引述先哲，但字里行間都能感知到傳統知行學說的層層投影。在對革命知識來源的理解上，《實踐論》獨創地提出直接經驗與間接經驗的分類，這可以追溯到墨子的“聞知”“親知”范疇。毛澤東借助墨子的“親知”指出“真正親知的是天下實踐著的人”,表明直接經驗的重要地位，同時舉例，“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這同清初顏元的“必箸取而納之口，乃知如此味辛”相通。基于對實踐的高度肯定，毛澤東闡明認識源于實踐又在實踐中檢驗與發展的認識運動規則，建構了“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矛盾論》把中國古代辯證法與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熔鑄為一體，形成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矛盾論。我國辯證法思維源遠流長，早在《易傳》中，就以“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等命題素樸揭示事物變化的普遍性特征。中華文化的思辨精神直接影響毛澤東辯證法思想的形成，他在《矛盾論》初稿中大量使用諸如上與下、禍與福等矛盾對子解釋對立面之間的同一性原理，只不過為了行文精煉，在后來的修訂中作了刪減。在說明矛盾的同一性與斗爭性時，毛澤東直接以古語“相反相成”指出，相反相成“就是說相反的東西有同一性”,“‘相反’就是說兩個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爭。‘相成’就是說在一定條件之下兩個矛盾方面互相聯結起來，獲得了同一性”。老子早先就注意到矛盾對立面的相互轉化，即“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大”就是矛盾到達極致而向反方向轉化。由于缺乏對轉化條件的求證，中國古代辯證法往往陷入循環主義和相對主義窠臼。《矛盾論》在繼承中國古代辯證法矛盾轉化必然性思想的基礎上，突出矛盾轉化的有條件性。毛澤東認為，矛盾的具體性和現實性決定了矛盾轉化的具體性和現實性，由之決定了矛盾轉化的有條件性，“一定的必要的條件具備了，事物發展的過程就發生一定的矛盾，而且這種或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轉化”。正是通過辯證唯物論“過濾器”篩選出傳統辯證法的精華并為己所用，毛澤東為對立統一律構筑了完整的理論形態。

　　二、全面闡述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語義內涵和生成路徑

　　為沖破主觀主義對黨的創新精神的桎梏，毛澤東率先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任務，號召全體黨員樹立起創新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自覺意識。毛澤東雖然沒有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問題作單獨探討，但在他的各類文字記敘中，都完整展現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清晰的構建思路。

　　(一)首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明確界定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內涵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切實爭取黨在統一戰線中的主導權成為毛澤東關注的重大問題。為培育黨員干部的理論創新意識，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時代任務，強調這是“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至此，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成為全黨的理論自覺。

　　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內涵有著確切界定。第一，“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就是“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中國的特點”涵蓋中國的經濟、政治、地理環境等方面，階級斗爭實踐是其中的主要特點，以上要素的綜合，構成“中國具體實際”。理論之所以要應用于實際，一方面，理論若不為群眾所用而使其現實化，也只能是書齋學問；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只有存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中，才能使其中的一般原理脫穎而出，成為指導中國革命的“批判的武器”。第二，“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經驗馬克思主義化”,即把革命的豐富經驗升級為理論，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增添新質要素。真正的理論，“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了證明的理論”。如同列寧創造布爾什維主義那樣，馬克思主義必須“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新的東西”就是中國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側重理論的一般性到中國的特殊性，“中國實際馬克思主義化”側重中國的特殊性到理論的一般性，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兩個“化”之過程相統一的理論結果。

　　除關注實踐維度外，毛澤東還從文化維度考察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內涵。他在《論新階段》中指出：“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作為外域文明，馬克思主義要在中國找到理論生長點，就無法繞開我國的歷史文化傳統，毛澤東要求“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即承繼中華文化中以孔孟為主體的古代傳統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近代傳統。

　　1943年5月，基于共產國際徹底解散的大背景，毛澤東提出“要使得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革命科學更進一步地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三個“深相結合”把實踐、歷史、文化三要素寓于“具體實際”中，在以“結合”視域詮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內涵的同時，蘊含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語義內涵和實現路徑。

　　(二)基于“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原則，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規劃創新發展的實踐路徑

　　在毛澤東看來，創新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首先要遵循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實踐路徑。依據“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和“中國實際馬克思主義化”相統一原則，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理論實踐化和實踐理論化兩個過程相統一的結果。所謂理論實踐化，就是理論在實踐中的具體應用，包括兩個環節：一是對馬克思主義作一般與個別的辨析。“作為改造中國的理論，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與接受勢必要成為成千上萬共產黨員與人民群眾的自覺行動”。發展馬克思主義，學習和堅持馬克思主義是前提，但就如何學習，卻存在著教條和實事求是兩種學風，前者不顧時空局限，把文本的“某些個別字句看作現成的靈丹圣藥”。毛澤東認為，一般寓于個別之中，“馬克思列寧主義書本”作為學習載體，很少直接闡述一般原理，多是通過具有時間地域特性的具體論述來反映一般，這導致很多黨員在學習“老祖宗的書”時，將其視作包攬一切的教義。他強調，學習馬克思主義“是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的”,也就是秉持“有的放矢”的態度，以中國實際為標尺，對文本的話語和論述作共性與個性、一般和個別的剖析，從文本中剝離提煉出具有普遍意義的一般原理。二是將一般原理轉化為實踐觀念。理論觀念和實踐觀念是把握客觀世界的兩種方式。人不僅要以理論觀念認識客觀世界的本質規律，還要以實踐觀念變革事物的存在狀態。實踐觀念是主體在思維中整合實踐各要素以模擬實踐行為，從而在思想中構建的理想觀念模型，通常表現為路線方針政策。毛澤東強調：“政策是革命政黨一切實際行動的出發點，并且表現于行動的過程和歸宿。”當然，正確實踐觀念的形成是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結果，只有經過調查研究形成的實踐觀念，才能從現實性維度打開理論前往實踐的通道。所謂實踐理論化，就是將實踐生成的感性經驗升華為理論。主體提升自身實踐能力主要有兩種路向：一種是實踐+實踐+實踐的疊加模式，一種是實踐創新→創新理論→實踐創新→創新理論的循環模式。毛澤東指出，通過實踐經驗累積來增強實踐能力，對于簡單實踐尚且有效，但面對復雜實踐效果甚微，黨在過去的軍事斗爭中屢屢受挫，與缺乏基于中國實際的自主理論有著莫大關系。只有把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有機結合，在創新理論的指導下開展實踐，才能實質提高人的實踐能力。毛澤東要求“對革命實踐的一切問題，或重大問題，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論的階段”,即“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實踐作為理論的源泉，貫穿整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建構，面對實踐中不斷出現的具體情況，主體要具體分析以調適之前的實踐觀念，直至某一實踐階段完結后，及時將實踐中積聚的新鮮經驗凝練成理論。中國革命經驗是民主革命政治、經濟、軍事等多層次經驗的復合體，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維度對這些復合經驗進行總結的理論成果，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部分。

　　(三)基于“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文化”相結合原則，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規劃創新發展的文化路徑

　　在考察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生成的實踐進路時，毛澤東還同步關注著其發生的文化進路，并就其如何批判性繼承歷史文化遺產作了論述。從毛澤東哲學本身來看，其思維過程主要有三個環節：一是作“兩種傳統文化”的屬性區分。繼承歷史文化遺產，首先要對傳統文化本身作前提性審思。封建主義文化確實反映乃至服務于封建統治階級，但封建主義文化并非“歷史的中國”的全部，毛澤東要求對傳統文化整體作一分為二的區別。譬如就孔子問題，毛澤東在不贊同孔子保守落后的政治態度，反對尊孔讀經的復古做派的同時，肯定了“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圣人”,數次強調要學孔夫子的為人行事，反對全盤否定孔子的論調。正是基于傳統文化封建性與非封建性二元并存的格局，毛澤東后來總結指出，要基于辯證的歷史唯物主義“把封建主義的東西和非封建主義的東西區別開來”。二是傳統文化語義的馬克思主義改造。“兩種傳統文化”的區分打破了“西化派”和“國粹派”的對立思維，為擯棄什么樣的傳統文化、繼承什么樣的傳統文化劃定了界限，但其繼承部分是不能直接拿來使用的。毛澤東認為，即便是人民文化也難免會附著不合理的封建性因素，因此要對其內涵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改進，賦予其有益于革命實踐發展的新義。毛澤東的思路有兩點：接著馬克思主義說，對傳統文化中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契合共通的內容加以改造后吸收。譬如“實事求是”作為反映古代嚴謹求學作風的考據學命題，經改造后，其內涵到外延都發生了質的飛躍，成為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中國化表達；說馬克思主義未說，即在遵守馬克思主義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對傳統文化中馬克思主義論及不多的獨有部分進行改造后吸取。以“主觀世界”命題為例，我國古代先哲素來有主體修身的傳統，近代國人進一步提出改造國民性思想，毛澤東剔除其中的個人本位和唯意志論傾向，充分釋放其合理性因素，提出涉及人生觀、價值觀、作風等多方面的主體改造思想，開辟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獨有論域。三是轉化話語系統。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思維習性和表達形式，文化間的交流與融合本身就是拉近彼此的過程。中國文化擅長以各種通俗表現手法和語言形式形象表達艱深哲理。毛澤東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要為中國人接受，必須“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在創作中，毛澤東以國人習慣對馬克思的哲學術語作了語境轉化，比如講暴力革命時用武裝斗爭來指代，同時，他以民俗諺語、文史典故中的話語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進行通俗化解釋，比如《實踐論》就以古語“吃一塹長一智”說明實踐對認識的檢驗意義。

　　三、對延安革命時期各實踐領域展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探索

　　為求得民主革命的全面勝利，毛澤東自覺把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運用于延安政治主線、軍事斗爭、方法論等層面，形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軍事哲學、政治哲學和哲學方法論。

　　(一)面向革命軍事實踐，構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軍事哲學

　　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軍事哲學是揭示中國軍事運動內在本質和規律的學說。在尚未抵達延安時，毛澤東已經就軍事問題創造性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十六字訣”等戰略戰術原則。延安時期是中國大規模軍事戰爭的集中期，面對國內外風云詭譎的戰爭環境，毛澤東做了大量的軍事理論工作，留下不少蘊含著深厚軍事哲學思想的專著和文電指示，其中《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最為經典。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一部戰爭實踐史與軍事哲學理論相統一的著作，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軍事哲學形成的標志。該文突出強調“從一般戰爭的規律”到“特殊的革命戰爭的規律”,再到中國革命戰爭運行機制的戰爭研究視角轉換的重要性，指明認識戰爭規律所遵循的從普遍性到特殊性的思維路向。鑒于黨內只研究蘇式戰爭規律和條令的學風，毛澤東指出，蘇聯戰爭經驗固然需要尊重，但更“應該尊重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這就提出了將軍事理論與軍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軍事哲學構建原則。在此原則指導下，毛澤東通過揭示戰爭現象的本質與地位，闡釋了戰爭運動的條件和決定戰爭勝負的要素，創建了戰爭的歷史觀與勝負觀；通過揭示戰爭實踐的基本形式及其轉化規律，闡釋了戰略戰術的方法論基礎，創建了戰爭運動規律論。

　　《論持久戰》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軍事哲學成熟之作。在研究內容上，毛澤東將過去歸納總結的一般軍事哲學理論應用于中國軍事戰爭這一特殊領域，整體探討了戰爭的根源本質，戰爭同政治、軍隊、民眾的關系等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原則，提出政治制約戰爭和“兵民是勝利之本”的重要論斷。在邏輯結構上，該文是運用抽象上升為具體、歷史與邏輯相統一方法的典范。它從“抗日戰爭”這一抽象概念，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這個反映戰爭兩方面的具體概念，再由對戰爭各個方面內部矛盾的分析，推論出更為具體的概念，即敵強我弱、敵小我大、敵退步我進步、敵寡助我多助這四對矛盾合集，并據此得出總結論：“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抗日戰爭”概念從抽象到具體的推演過程，不僅是從提出問題到解決問題、從對戰爭的認識到爭取戰爭勝利的歷史過程，更是從戰爭概念到戰爭本質、戰爭運動形式、戰爭基本要素等一系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軍事哲學范疇不斷被詮釋的過程。

　　此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軍事哲學還批判地繼承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論的戰爭觀和西方資產階級如克勞塞維茨唯心論的軍事辯證法等古今中外優秀軍事遺產，開辟了中西馬融合的新境界。

　　(二)面向革命政治實踐，構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

　　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是關于中國政治生活內在本質和規律的學說。延安時期，毛澤東寫下包括《新民主主義論》在內的眾多政治杰作，使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日臻完善。其貢獻集中在兩點：一是提出“新民主主義”新范疇。中國的社會性質決定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兩步走的必然性，第一步是改半封建半殖民社會為獨立型民主主義社會，第二步是繼續革命，轉民主主義社會為社會主義社會。毛澤東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界，將我國民主革命作出舊新兩階段劃分，強調新階段處于整個世界革命麾下，是由中國無產者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其革命對象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革命動力主要為工農階級，最終目標是建成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國家。二是科學界定“國體”“政體”內涵。毛澤東指出，“國體”“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現有的國家體制除資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外，還有一種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共和國，中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就是這一過渡的國家形式，在當前“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又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的，統一戰線的”。“政體”就是“一定的社會階級取何種形式去組織那反對敵人保護自己的政權機關。沒有適當形式的政權機關，就不能代表國家”,這段話既界定了政體的內涵，又講明了其功能。通過系統解讀二者的辯證關系，毛澤東徹底批評了國民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政黨”的法西斯理論，申明了建立同新民主主義革命相符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制度和民主集中的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對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作出基本制度的設計。此外，毛澤東通過闡釋各階級在革命中的關系，確立人民的政治主體地位；通過闡釋政治同軍事、經濟、文化間的辯證關系，揭示政治的本質和規律。有學者依照政治范疇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重要性，將毛澤東哲學視為政治哲學。

　　(三)堅持世界觀和方法論相統一原則，構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特質不僅在于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正確反映，更是革命活動開展的方法論工具。恩格斯曾無數次強調：“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毛澤東在談到二者的同一性時指出：“辯證法唯物論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同時又是無產階級認識周圍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動的方法；它是宇宙觀和方法論的一致體。”毛澤東所經歷的時代、面臨的任務與經典作家不同，處于理論起步階段的馬恩主要忙于“實踐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建構，列寧則偏重于在認識論維度作理論發揮，都沒有太多精力顧及哲學方法論的問題。為使理論適應實踐的特殊性，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擔起詮釋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的重任，撰寫了一系列探討方法論的論文，促進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的成熟。

　　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是由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轉化而來的一個獨具中國智慧的哲學方法論體系。就其類型而言，毛澤東將其劃分為思想方法、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三種，其中，工作方法是思想方法的具體體現及運用，領導方法是工作方法在領導層面的具體體現及運用。就其層次結構來說，首先是由高層次方法組成的一般方法群，延安時期毛澤東強調較多的有實事求是方法、矛盾分析方法、調查研究方法、群眾路線方法和獨立自主方法，其次是由一般方法派生而來的具體方法群，如毛澤東著墨較多的調查研究法就具體化為深入群眾的“走馬觀花”法、在實際中找典型的“解剖麻雀”法、傾聽群眾觀點的開調查會法等。一般方法是具體方法的基礎，具體方法是一般方法的現實展開，兩者構成世界觀、認識論、方法論三者合一的哲學方法論系統。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突出的實踐性和群眾性，拉近了群眾和哲學的距離，把哲學從哲學家的書齋里解放了出來。

　　四、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第一個理論形態的最終確立

　　作為實踐的產物，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生發和實踐一樣，都具有長期性、曲折性的特點。正如前述，當時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勢力不小，不利于毛澤東哲學思想在全黨的推廣。毛澤東通過整風運動，完全肅清了黨內長期存在的主觀主義糊涂觀念，確立了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和行動，使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第一個理論形態得以確立。

　　(一)開展整風運動對主觀主義宣戰，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發展夯實地基

　　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從其成熟到指導全黨，有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完成這一歷史過程，除理論本身的合規律性外，在全黨范圍內建成使理論被廣泛接受的政治土壤和思想共識同樣必要。但現實地看，從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到1940年，黨員人數從僅4萬猛增到80萬。當時黨內的教條作風并沒有得到根治，而新加入的黨員又缺乏較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和理論結合實踐的意識，易受主觀主義侵蝕，如果不能掃清非無產階級因素的危害，也就無從談起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發展。整風運動正是基于及時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的迫切需要而開展的。其中，解決黨內馬克思主義與主觀主義的矛盾是整風的核心。作為倡導者，毛澤東主動扛起大旗，發表《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一系列具有綱領性意義的文章，全面論證了主觀主義的實質、表現、特征、根源、危害及糾正辦法：一是關于表現形式。毛澤東指出，主觀主義有教條化和經驗化兩種形式，在革命中表現為“左”傾冒險主義和右傾保守主義兩種實踐傾向。教條主義“容易裝出馬克思主義的面孔”,因而是革命最大的危害。二是關于實質和認識論根源。毛澤東指出，教條主義拒絕革命的感性經驗，“只生吞活剝馬克思主義書籍中的只言片語”,而經驗主義拒斥以理論為實踐導向，工作中存在著盲目性。二者共同的認識論根源在于“離開過程之正確的了解”,即“不分析具體的階段、條件、可能性”,把“本本”或經驗視作解決問題的真理，造成主觀與客觀、理論和實踐相隔離。因此，它們實質上是“一種不正派的學風，它是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假馬克思主義。三是關于現實表現和危害。毛澤東列舉諸如“對周圍環境不作系統的周密的研究”“割斷歷史，只懂得希臘，不懂得中國”“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等主觀主義的現實表現,并立足于國際共運史高度進一步強調，主觀主義，尤其是教條主義是黨、工人階級乃至民族的大敵，它的后果在于“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只有決心反對主觀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才會抬頭，黨性才會鞏固，革命才會勝利”。整風運動作為一次“黨在思想上的革命”運動，打破了主觀主義對理論創新工作的束縛，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解放了思想。在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上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毛澤東從政治、軍事、思想等各個層面整體清算了歷次“左”傾路線錯誤，并進一步總結出包括“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在內的反對主觀主義方針，為延安時期對主觀主義的批判工作做了很好的收尾工作。

　　(二)系統闡釋“實事求是”的深刻內涵，為黨確立正確的思想路線

　　在推進主觀主義批判工作的同時，一條與之相對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日漸明朗起來。思想路線是黨分析和處理問題所遵循的哲學原則和基礎。早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就提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要求“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范”,這是“實事求是”首次出現在黨的視野里。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將“實事求是”釋義為與“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相對立的“科學的態度”。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毛澤東正式對“實事求是”涵義作了科學闡釋，毛澤東的解讀總體包含三個層面：第一，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即獨立于主體以外的物及現象，要把與自己有直接關系的特殊的具體的實際作為主體研究的直接對象。第二，尋求客觀實際的規律。事物的運動是有規律的，“實事”中求“是”,就是從實事中找出其內部聯系，發現其運動規律，以指導改造世界的行動。第三，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從具體實際維度到一般規律維度，是主體實踐過程與思考結果的統一，“求”是實現“實事”和“是”統一的唯一進路，“做或行動”的實踐就是人的主觀思想作用于客觀事物，表現為人與物相區別的“自覺的能動性”特征，只有充分發揮黨和人民的主觀能動性，才能掌握改造中國的實踐規律。有了毛澤東的解釋和倡導，“實事求是”這個古老命題成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概括，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內核精髓，經過延安整風的發揚傳授，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得以在全黨確立。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確立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生發展意義非凡，整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出發，就如何堅持這一條思想路線而展開系統論證和論述的。

　　(三)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首個理論形態——毛澤東哲學思想在全黨指導地位的確立

　　隨著整風運動的推進，中國共產黨人逐漸意識到，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引領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從1941年開始，黨內諸如張如心、艾思奇等理論專家開始述評、宣傳、研究毛澤東哲學思想。1943年7月，王稼祥首次公開使用“毛澤東思想”概念并指出，毛澤東思想“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此后，關于毛澤東思想的宣傳文章普及開來。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劉少奇作了《論黨》的報告，首次對毛澤東思想的根源、歷史意義、基本特點和主要內容作了科學概括與系統闡述。報告指出，毛澤東思想是在反對國內外敵人，特別是在與黨內各種不良傾向的斗爭中崛起的，它所反映的宇宙觀，“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基于此，七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正式把毛澤東思想規定為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第一次歷史性飛躍，毛澤東哲學思想就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分支。七大的召開標志著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只是一篇文章、一本著作、一次報告，而是以理論完全體形態呈現在全黨面前。中國道路從此有了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表征。

　　五、結語

　　延安時期，毛澤東正是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基礎上創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從理論屬性來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隸屬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大理論譜系，真正做到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真理和道義的繼承；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歷程來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展現了完全不同于其他地域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的出彩特性；從理論的形成邏輯來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在同教條主義作堅決而反復的斗爭，慎思近代中西文化之辯，理性總結馬克思主義“具體化”進程中寶貴實踐經驗形成黨的創新哲學理論，進而“實現了中國人民的現代思想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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