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當前談及毛時代、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多少人會將“科學”與之相聯系？又有多少人愿意相信在彼時的全球跨國科學網絡上，還有中國社會主義科學的身影？然而正是在這些不可置信中，我們嘗試在傷痕文學敘事之外，找到彼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另一種典型成長經歷。苦難并非毛時代科學和科學家的全部敘事。一些科學家不僅堅定地獻身于社會主義理想，還成功挖掘了毛主義“土科學”的潛力。

　　在本文中，舒喜樂發現我國著名昆蟲學家蒲蟄龍有著不同于“傷痕文學”敘事的科學家經歷。他被譽為“華南生物防治之父”和“生物環保第一人”，而比起世人熟知的科學成就，他本人對群眾科學和建設社會主義的信念，對“土”科學和“洋”科學的結合同樣值得重視。

　　蒲蟄龍出生于1912年廣州的一個富裕家庭，1946年赴明尼蘇達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49年毅然和妻子回到祖國。這位留洋精英知識分子在跨越階級和“土”、“洋”科學界限的工作中表現得游刃有余。在科學成就上，他采用赤眼蜂防治甘蔗螟蟲，應用平腹小蜂防治荔枝蝽象，創建水稻病蟲害綜合防治基地......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搭建了向國外推介中國“土”科學的橋梁。在工作生活中，他和農民、工人打成一片，挖掘農民“土專家”李始美，與人為善、提攜后備，培養了一大批田間科技人員。

　　在蒲蟄龍的故事中，農民并不是被單向傳播知識的主體，而是在病蟲害防治中同樣發揮了巨大作用的英雄。而蒲蟄龍本人的人格魅力也在躬身田壟中更顯熠熠生輝。即使經歷了政治的波折，蒲蟄龍（和他的妻子）也都沒有丟失“為人民服務”和“向農民學習”的理念。

　　今日再提“土”、“洋”，也并非要人們一味地尊崇民科，而是真切希望社會主義知識分子不要忘記自我改造，不要忘記群眾路線。

　　作者｜舒喜樂(Sigrid Schmalzer)，美國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歷史學教授，研究重點是現代中國科學史的社會、文化和政治方面，也包括跨國科學行動主義的歷史。

　　譯者 | 知乎“一萬年太久”

　　1973年，蒲蟄龍（前排右四）與中青年教師、當地干部、技術人員在大沙田間考察 | 圖片來源：廣東科技報

　　毛澤東時代的歷史被大眾所記憶的一個主要方式，就是通過知識分子遭受的苦難。盡管科學家因國家對他們的技術專長有所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護，但他們仍然無法幸免于人文學科同行所遭受的暴力和迫害。

　　以農業科學家為例，這樣的遭遇并不鮮見：植物遺傳學家李競雄擁有康奈爾大學的博士學位，以在玉米育種方面的專長而聞名，但在文革期間，他指導下的農作物因使用德克薩斯細胞質而患上枯萎病，他本人因此受到了批判。農學家葉篤莊（順便提一下，他的女兒葉娃將在第6章和第7章中以知青身份，參與到科學實驗運動中）真誠地獻身于中國和社會主義，但這并沒有轉化為政治保護傘，他在反右運動和文革期間兩次長期入獄。還有昆蟲學家劉崇樂，他在1969年因病去世之前遭受了“無情的迫害”。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很多。

　　然而，苦難并非毛澤東時代科學和科學家的全部故事，中國科學家的重要性也遠不止于作為政治異見者和五四民主科學的傳承者。相反，一些科學家不僅堅定地獻身于社會主義理想，還成功挖掘了毛主義“土科學”（一種與專業的、跨國的“洋”科學相對應的民粹主義和本土主義科學）的潛力。1973年，一位美國科學家隨美國激進的“科學為人民”組織訪華，他給我提供了一條線索，使我第一次了解到蒲蟄龍的故事。他建議我更多地了解蒲蟄龍，因為蒲蟄龍給他和代表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堅信“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向農民學習”這一更具革命性的理念。

　　因此，我將本章的重點放在蒲蟄龍身上，但這絕不意味著我視他為所有中國科學家的普遍代表。相反，我的意圖是揭露毛時代中國科學家相似經歷中的一些重要例外。他們的經歷似乎遵循著這樣一個敘事軌跡：起初充滿希望，接著遭遇悲劇，最后在四人幫垮臺后，以平反甚至勝利告終（對于幸存者來說）。蒲蟄龍是一個例外：他的故事開頭和結尾符合標準敘事，但中間部分似乎來自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

　　蒲蟄龍的故事雖然不能一概而論，但卻為我們了解社會主義中國農業科學，尤其是昆蟲防治領域的漫長歷史提供了很多啟示。從蒲蟄龍的經歷中可以看出，社會主義中國的科學具有顯著的跨國性，與革命前和后社會主義時期都有很強的連續性。同時，他的工作也反映出了對民族自力更生的強烈重視，這一思想來自經濟限制、中國在冷戰地緣政治中的特殊地位以及毛澤東思想的影響。

　　蒲蟄龍的一生也為人們了解中國社會主義科學家的成長過程，尤其是土/洋二元論在這一過程中的重要性，提供了一個寶貴的窗口。在后社會主義的傳記中，人們更強調蒲蟄龍的專業造詣（洋），而非他對土科學所體現的自力更生、群眾動員和本土主義的貢獻。恢復蒲蟄龍生活和工作中“土”的一面，對于描繪他的個人成就，以及更廣泛地理解什么樣的科學在社會主義中國能發揮作用，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蒲蟄龍的經驗表明，土科學可能天然契合農業科學家。

　　同時，他巧妙地處理了冷戰的緊張局勢，成為20世紀70年代中國新型跨國主義的有效中間人。有趣的是，中美關系的重建并沒有立即催生出一種更“洋”的科學走向。相反，蒲蟄龍等人首先利用他們的“洋”關系，向世界推廣中國獨特的社會主義土科學理念。只有在毛澤東時代結束、激進政治被否定之后，“洋”才戰勝了“土”：本章最后描繪了蒲蟄龍在后社會主義傳記中的這種轉變。

　　一

　　一個現代中國科學家的經典故事

　　——有轉折

　　蒲蟄龍早年接觸科學的經歷，在很多方面是中國年輕城市精英知識分子在成長過程中所熟悉的，當時中華民族正備受戰爭和政治分裂的磨難。他在海外的經歷也并不特別：他那一代許多中國學生也前往美國，與其他海外中國學生一起建立了社區，探求農業科學知識和其他學科知識，他們希望這些知識能幫助中國擺脫戰爭和貧困。將蒲蟄龍在明尼蘇達大學的早年經歷與他的同學姜淮章的經歷相對比，有助于說明這些相似之處，同時也突出蒲蟄龍成長軌跡的獨特之處。

　　蒲蟄龍和姜淮章都生在民國初年的富裕家庭——蒲出生于1912年，姜出生于1915年。兩人都成長在國際大都市——蒲在廣州，姜在北京。上中學時，蒲蟄龍就有過走訪廣州周邊農村地區的經歷，據說在那里，美麗的風景與貧困的居民形成了鮮明對比，這激發了他研究自然和改造中國農村落后狀況的愿望。這是1920年代中國城市青年的經典故事，對于研究那個時代的歷史學家而言，可謂是耳熟能詳。

　　蒲蟄龍和姜淮章都曾就讀于中國頂尖的大學，這些大學的教職人員大多有美國的博士學位，他們在中國的導師也都在美國接受過培訓，并且完全融入了美國主導的跨國農業科學領域。

　　姜淮章的導師是劉崇樂，劉崇樂于1926年從康奈爾大學博士畢業，他的論文主題是“東方帳篷毛蟲的自然防治”。1935年，劉崇樂獲得資金回到美國，考察生物防治（即利用天敵防治害蟲）方面的成果。

　　蒲蟄龍在燕京大學的教授是胡經甫，他于1922年在康奈爾大學獲得昆蟲學博士學位后回到中國，在燕京大學任職，隨后又申請了一筆研究經費，用于研究棉花、果樹和谷類作物的害蟲防治，特別關注美國的“機械和農業方法”(mechanical and cultural methods)（這里的cultural指的是agricultural，即改變種植、耕作、收獲等方式，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害蟲的破壞）。蒲蟄龍還師從嶄露頭角的遺傳學家李汝祺，李汝祺曾在哥倫比亞大學著名的遺傳學家托馬斯·摩根（其在社會主義國家極具爭議）的指導下，于1926年獲得博士學位。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姜淮章和蒲蟄龍加入了向西的大撤退——這是歷史上最大的戰時遷徙。當時蒲蟄龍已經完成了碩士學位，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而姜淮章還在北京清華大學攻讀學士學位。兩所大學后來都遷到了西南省份云南。在戰爭的嚴峻現實中，中國各領域的科學家都在努力將他們在學術領域獲得的知識轉化為實際應用：任何能保護中國糧食或原材料供應的舉措都是崇高的民族事業。

　　作為昆蟲學家，姜淮章和蒲蟄龍很容易就找到了有價值的研究項目：在云南時，姜淮章研究了瓢蟲（一種重要的生物防治昆蟲）的生命周期、蠟蚧蟲（用于生產蠟燭等物品）以及危害梨樹的昆蟲；蒲蟄龍則開始研究森林昆蟲，并嘗試使用細菌來防治森林害蟲。

　　當姜淮章和蒲蟄龍開始攻讀昆蟲學博士學位時，一條從中國通往明尼蘇達州的求學之路已為他們鋪就。1945年，當姜淮章加入明尼蘇達州大學的昆蟲學研究生項目時，他發現了一群“老一代中國留學生”組成的社區，他們熱心地幫助他購買保暖衣物，并協助他適應明尼蘇達州的環境。一年后，蒲蟄龍也來到了這個社區，他發現明尼蘇達州不僅是一個追求昆蟲學研究的理想之地，更是一個讓他沉浸在外語（包括法語、意大利語和日語）和音樂的學習中的絕佳場所。

　　姜淮章在1948年完成了關于果蠅種群動態的博士論文。而蒲則在第二年完成了論文，他在克拉倫斯·米克爾(Clarence Michel)的指導下，研究了中國平唇水龜蟲科的分類。同年，蒲蟄龍的妻子利翠英也在明尼蘇達州獲得了昆蟲學碩士學位。圖8展示了1948年明尼蘇達州大學昆蟲學專業中國研究生人才濟濟的隊伍，利翠英和其他女性都穿著時髦的皮草大衣。圖9拍攝的是蒲蟄龍畢業時的情景，他和利翠英看起來非常放松，如魚得水。

　　圖8：1948年，在明尼蘇達大學學習昆蟲學的中國同學蒲蟄龍（下排最右一）、利翠英（上排右二）和姜淮章（下排中）合影留念。上排左起第三個人可能是亞歷山大-霍德森（Alexander [Alec] Hodson），他曾為多名中國昆蟲學研究生提供過指導 | 圖片來源：《蒲蟄龍紀念影集》，古德祥主編，2002年，第4頁。

　　圖9：蒲蟄龍和利翠英在蒲蟄龍博士畢業后，1949年 | 圖片來源：《蒲蟄龍紀念影集》，古德祥主編，2002年，第4頁。

　　1949年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給當時許多旅居國外的中國人出了一個難題。和1949年在美國的其他五千多名中國留學生和科學家一樣，姜淮章決定留在美國。但蒲蟄龍夫婦則和其他數百人一起，選擇加入這個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他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到一個月后就回國了。因此，姜淮章和蒲蟄龍代表了兩種不同的道路——留在美國和回到中國，這兩條路都是在美國接受教育的華裔科學家對跨國科學的貢獻。正如王作躍恰如其分的表述，那些在1949年共產主義革命后選擇留在美國的人幫助實現了“美國科學界的跨國化”，而那些選擇回到中國的人則促進了“國際科學的美國化”。

　　在毛澤東時代，昆蟲學家們遭遇了許多困難和創傷。然而，蒲蟄龍卻出色地經受住了政治風暴的考驗。蒲蟄龍的學生兼同事古德祥回憶道，除去文革期間的一些“過激行為”，蒲蟄龍的政治生涯一直平穩無事。當然，我們不應該輕視“這些”事件的重要性。蒲蟄龍和利翠英失去了許多珍貴的財產——除了銀元和銅幣或清代郵票收藏外，音樂專輯、樂譜和書籍的丟失對身為知識分子和音樂愛好者的蒲蟄龍來說，必定是特別痛苦的損失。

　　此外，在1967年至1968年期間，蒲蟄龍在湖南黔陽主持了一個養蠶的研究項目，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亂，該項目被中斷，許多好的工作成果付諸東流。1969年，當蒲蟄龍和利翠英一起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參加勞動時，蒲蟄龍感到非常沮喪，據說他甚至說過要辭職去教英語，或者建議最好過幾年就退休。然而，與許多其他科學家的經歷相比，這些政治挫折是輕微的，蒲蟄龍在這場動蕩中幸存下來，且未受傷害。

　　認識蒲蟄龍的人指出，他的性格是他幸運的原因：蒲蟄龍慷慨大方，樂于助人，這意味著很少有人對他懷有怨恨，所以他不太可能在政治運動中成為目標。但是，蒲蟄龍在經歷動蕩，面對風云變幻的政治環境中取得卓越成就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不僅在很大程度上逃脫了文革的困境，還成功開展了真正富有成效的工作，既滿足了專業需求，也滿足了政治要求，并成功融合了社會主義中國科學的“土”和“洋”兩種理念。毫無疑問，蒲蟄龍是知識分子精英的一員，同時他也非常尊敬農民，并愿意接受毛澤東提出的政治主張，即消除城鄉和腦體的差別【譯者注：包括工農差別在內的三大差別】。

　　在中國科學家的傳記中，他們在后毛澤東時代中所取得的專業科學成果廣受關注。這并非意味著科學家與文化大革命的決裂，而是他們幾十年持續富有成效的工作的巔峰體現。蒲蟄龍的事例尤其體現了這點。

　　接下來，我將深入探討這些主題，但首先，我將簡要回顧一下蒲的研究在社會主義中國病蟲害防治科學歷史背景下的意義。

　　二

　　中國社會主義病蟲害防治的跨國世界

　　1949年之前，美國在世界昆蟲學界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國也是這個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那個時代，蟲害的生物防治已經是中美昆蟲學家的重要研究課題。20世紀50年代，美國與中國形成正式的敵對關系。1960年之后，中國與冷戰期間的兩個超級大國都處于敵對狀態。然而，當我們超越國家關系，關注參與科學工作的真實的人的時候，馬上就會明白，中國科學仍然像20世紀初時那樣，是全球科學網絡的一部分。因此，盡管中美兩國的經濟條件截然不同，并且不同的經濟條件對科學研究的影響非常大，但兩國在病蟲害防治科學方面的發展歷程卻驚人地相似，這并不奇怪。

　　在后來的歲月里，蒲蟄龍將研究重心放在生物防治上，此舉受到了國內外科學界和普通民眾的一致稱贊，這證明了他很早就意識到化學殺蟲劑對環境和健康的危害。但在毛澤東時代，這些問題不是推動生物防治研究的主要動力。和所有經濟領域一樣，毛時代的病蟲害防治領域也一再強調自力更生，即“土勝過洋”。據《人民日報》報道，蒲蟄龍最初轉向生物防治的動機，是出于對“帝國主義國家”拒絕向中國出售殺蟲劑的憤怒。

　　冷戰期間，農用化學品的地緣政治確實是塑造中國乃至世界各地農業科學的主要結構性力量。例如，20世紀60年代初，古巴多次向中國請求提供化學殺蟲劑和化肥，中國陷入國內供應不足和保護國際社會主義國家團結的兩難之中。簡而言之，盡管蒲蟄龍可能確實對環境問題有所關注（而且在這方面他確實走在了前列），但至少在1950年代，他關注生物防治研究，更多的是為了解決化學殺蟲劑不足的問題，而不是出于環保意識而試圖限制其使用。

　　實際上，在整個毛時代，中國一直在努力增加化學殺蟲劑的應用。全國殺蟲劑的使用從1957年到1965年增長了10倍，在1974年達到1957年的20倍。為滿足這一需求，中國的化工廠一直在擴大六六六(BHC) 、滴滴涕(DDT)和有機磷殺蟲劑的生產規模。其中，六六六備受關注，因為它是焦炭和蘇打制造的副產品，生產成本相對較低，而且效果非常好。

　　根據1954年《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當時的主要問題似乎是如何說服更多人使用它。這個問題似乎很快得到了解決：1955年，一位縣農業部門的工作人員致信《人民日報》，鼓勵開展關于六六六的使用限制和危險說明的教育活動。當時人們將六六六視為“萬靈藥”，直接將其涂抹在馬身上來治療皮膚病（這反而加重了病情），或者將其倒入稻田中（這僅僅是浪費）。盡管生產量有所增加，但在1950年至1979年期間，中國仍然進口了九十多萬噸殺蟲劑。即便如此，這仍然不夠：由于高效化學殺蟲劑短缺，國家也鼓勵人民用植物制作“土農藥”。

　　綜合防治（結合生物、化學和農業方法）概念的出現，在中國和美國呈現出驚人的相似模式。中國首次公開提到“綜合防治”，是1952年發表在昆蟲學核心期刊《昆蟲學報》上的一篇文章。同年晚些時候，“綜合防治”一詞出現在美國的一份期刊文章中，這篇文章后來被認為是該術語的經典出處。有趣的是，與美國的文章相比，中國的文章在使用該術語時更接近其后來在美國和國際上所表達的含義。然而，與美國綜合防治的支持者通常所假設的化學和生物防治(biological controls)的結合不同，中國的文章提出化學殺蟲劑的使用應與農業防治((agri)cultural controls)相結合。此外，美國文章的第一作者，在1985年接受采訪時說，“綜合防治的建議是為了強調化學防治，因為病蟲害不能僅僅依賴諸如農業防治的方法就得到控制。”

　　蒲蟄龍本人絕非堅決反對使用化學殺蟲劑：1961年，他與人合著了一篇文章，對使用六六六和滴滴涕防治甘蔗象鼻蟲表示樂觀。另一方面，在1953年，蒲蟄龍就開始研究寄生蜂赤眼蜂的培育，赤眼蜂是一種國際通用的基本生物防治媒介，蒲蟄龍嘗試用它來防治甘蔗螟蟲。1956年，蒲蟄龍把研究帶到田間地頭。1958年，他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蒲蟄龍還率先提出利用平腹小蜂（一種不太常見的寄生蜂）來防治荔枝椿象。

　　1950年代的中國正處在“向蘇聯學習”的時期。在全國各地的政府部門、研究機構和大學中，大約有一萬名蘇聯顧問提供咨詢、開展合作，并經常與他們的中國同行產生沖突，甚至激怒他們。然而，在某些情況下，該項目促成了真正的合作，來訪的“專家”與他們的中國東道主學到了同樣多的知識，并對加深相互關系同樣甚至更感興趣。蒲蟄龍和中山大學昆蟲學的蘇聯常駐顧問就是這種情況。當時，蘇聯擅長使用赤眼蜂和其他生物制劑來防治病蟲害；蒲蟄龍從蘇聯引進了兩種瓢蟲來防治介殼蟲。

　　1975年訪華的一個昆蟲學家代表團在其官方報告中推測，中國在生物防治方案中大量使用赤眼蜂可能是受到蘇聯的影響。事實上，中國對赤眼蜂的研究始于20世紀30年代，與農業科學中的多其他領域一樣，主要受美國影響。然而，蘇聯對赤眼蜂和其他生物制劑的研究也明顯對中國產生了影響，尤其是在革命勝利之后，但也包括更早的時候。科學期刊和《人民日報》上的文章都提到了蘇聯的研究，而且蘇聯關于昆蟲防治的書籍也有中譯本。

　　更重要的是，蘇聯在昆蟲生態學領域被認為是“先進”的，蒲蟄龍和他的同事在這一領域受益于他們的指導。1957年，蒲蟄龍邀請莫斯科大學的安德列安諾娃(Andreanova)教授到生物學系任教一年，安德列安諾娃來到生物系后，生物系先后舉辦了兩屆高級生態研討班，為國內昆蟲生態培養了一批人才。安德列安諾娃離開后，蒲蟄龍邀請了列寧格勒大學的格里申(Grishin)教授，他負責監督中國第一個人工氣候生態實驗室的建設。

　　蒲蟄龍和格里遜之間的通信證明，格里申對蒲蟄龍、利翠英和系里其他人懷有深厚感情，直到1961年“中蘇分裂”和常駐顧問計劃結束后，他仍強烈希望繼續昆蟲生態學方面的專業合作。蒲蟄龍和他的上司也有興趣尋找一種方式來促進這種合作，但鑒于兩國關系不斷惡化，他們的希望落空了。

　　1962年是綜合防治研究的重要一年。彼時在美國，蕾切爾·卡森的《寂靜的春天》問世。而在中國，1月參加中國昆蟲學大會的科學家們一致認為，十多年來農藥的大量使用已導致許多國家的害蟲產生抗藥性，從而導致害蟲數量激增。一些人呼吁應更加關注生物防治，而另一些人則強烈主張在短期內更多地使用化學殺蟲劑。4月，兩位科學家為《中國農業科學》撰寫了一篇文章，推廣“化學防治與生物防治相結合”的理念，其中一位是民國時期中國生物防治（特別是赤眼蜂的使用）的先驅。這一倡導與“大躍進”后自力更生的口號暫時退潮的形勢相呼應，作者們強調了國際社會對這一主題的關注，并引用了加拿大、美國、德國、澳大利亞、埃及、蘇聯和其他國家的研究。

　　然而，同年晚些時候，參加全國植物保護大會的66名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簽署了一份報告，證明了病蟲害防治的糟糕狀況，并呼吁人們應更多地關注殺蟲劑的生產和銷售，但報告沒有討論生物防治和農業防治，且僅有一處提到害蟲抗藥性的問題，這一內容還被埋藏在與殺蟲劑定價相關的瑣碎條目下。由此可見，當時的主流觀點仍然是，殺蟲劑的主要問題是供應短缺。

　　1975年春，農林部召開了全國植物保護工作會議，確定了“預防為主，綜合防治”的國家政策。然而，在中國大部分地區，勞動密集型的農業和人工方法仍然是害蟲防治的主要方法，“綜合防治”通常意味著最大限度地發揮這些方法的有效性，以盡量減少使用昂貴的化學殺蟲劑。與美國一樣，生物防治在中國也是特例，并非普遍應用。盡管中國沒有美國式化學公司傾向于不斷增加對化學殺蟲劑的依賴，但地方對農藥生產的投資有時確實會給科學家帶來政治壓力，讓他們不要過多批評殺蟲劑。

　　蒲蟄龍對綜合防治做出的最持久、最有影響力的貢獻是他在大沙公社的工作。大沙公社距離廣州中山大學約70公里遠。1972年秋天，蒲蟄龍受邀前往大沙公社，向農民和干部講授害蟲防治的知識，他主要講解了生物防治，特別是“以蟲治蟲”和微生物防治的方法。在當地干部麥寶祥的熱情支持下，蒲蟄龍的團隊很快啟動了一個試點項目。

　　蒲蟄龍雖然身處文革時期的中國農村，但他仍然是一個“洋專家”，和他曾在的國際昆蟲學界有一些深入的學術往來。1973年8月，蒲蟄龍在大沙公社給七十多人做了報告；他的觀點與當時的一些西方同行頗有默契。

　　首先，蒲蟄龍強調，不能把殺蟲劑看作萬靈藥。19世紀，殺蟲劑剛出現在歐美諸國的時候，有人以為害蟲很快就會徹底滅絕了，甚至有人為此提前收集了標本！但是到了20世紀，殺蟲劑的毒性越來越強。例如：大沙公社使用過的一種殺蟲劑，一滴就能毒死一個人。然而，害蟲不僅沒有滅絕，反而更加猖獗。

　　其次，徹底滅絕害蟲是很困難的，而且也沒有必要。所以公社努力的方向是防治害蟲，免受經濟損失即可。

　　第三，在害蟲防治中，沒有哪一種方法是完美的，因此公社應該采取多種方法結合的防治策略。

　　【譯者注：蒲蟄龍對生物防治的關注在中國是例外，卻與一些海外同行，特別是受蕾切爾·卡森《寂靜的春天》影響的同行取向一致。】

　　1974年底，蒲蟄龍和他的年輕同事古德祥參加了全國稻田害蟲綜合防治會議。回到大沙公社后，他們興奮地向公社的伙伴們講述了他們分享的大沙公社經驗以及從別人那里聽到的情況。這次在全國性會議上的展示似乎極大鼓舞了公社社員，因為他們當即決定從1975年開始在整個公社范圍內實施綜合防治。

　　古德祥記得他寫了一首詩，來強調更廣泛的生態系統對病蟲害防治的重要性：“白天燕子田間飛，傍晚啾啾聞蛙鳥，沿途蠨蠨【譯者注：蟢子，也作“喜子”。蜘蛛的一種】裝樓房。”公社社員們承諾禁止捕捉青蛙（青蛙有益于殺蟲），建立微生物防治工廠和黃蜂飼養站，向農民宣傳，并組建和培訓技術隊伍。他們還決定擴大養鴨計劃，以防治稻田害蟲。

　　圖10：兩只毛絨鴨子和一張圖表，顯示鴨子在減少大沙公社化肥需求方面的效果 | 圖片來源：伊利諾伊大學檔案館的羅伯特-L-梅特卡夫文件

　　這絕非中國第一次使用鴨子進行生物防治。1930年代的江蘇農民就曾用鴨子來對付蝗蟲，而且肯定還有其他許多類似的例子。盡管如此，1970年代大沙公社大規模養殖鴨子需要進行精心的規劃和技術援助，他們第一年養殖了三萬四千只，第二年更是達到了三十萬只。起初，許多鴨子都生病死亡，促使蒲蟄龍邀請農業研究所的專家前來調查，并提出改善飼養和管理條件的建議。他們的努力似乎取得了回報：一個工作單位報告說，1975年，九千只小鴨在市場上賺了18000元，而殺蟲劑的支出從2560元降至僅32.80元。大沙公社的鴨子不僅擅長捕蟲，還能為生產隊創收。它們比黃蜂或細菌更可愛、更美味，引起公社游客們的關注。

　　在它們的幫助下，蒲蟄龍的大學團隊和大沙公社領導向其他中國公社社員、黨員干部、大學領導、新聞記者和國際代表團展示了他們的病蟲害防治計劃。當然，大沙公社的工作絕不僅僅代表自力更生：相反，隨著美國昆蟲學家的到來，昆蟲防治科學的國際交流已經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考慮完“土”的一面后，這個跨國故事將在下面繼續展開。

　　三

　　制造“土科學家”

　　當蒲蟄龍和其他年輕的中國科學家從國外歸來時，他們為“新中國”的科學事業奠定了跨國基礎。然而，社會主義中國科學還有另一套根基，那就是在共產黨的根據地延安。在那里，戰爭和革命的經歷形成了一套持久的價值觀，或者借用裴宜理的說法，形成了一種“革命傳統”，這種傳統后來可以被“挖掘”出來，以支持土洋二元科學中“土”的方面。

　　回到中國后，科學家需要重新適應國內的環境和要求，做出相應的調整和改變。在美國，無論農業科學家對他們服務的農民有多么忠誠，他們都不可避免地成為科學文化和制度經濟的一部分，這種文化和經濟根據科學家對“基礎”科學(“basic” or “fundamental” science)的貢獻來判斷他們的價值。像許多其他昆蟲學家一樣，蒲蟄龍完成了分類學課題的博士論文研究，從而確立了他對基礎科學研究的貢獻。在社會主義中國，各類科學家都將被期望接受本土化的、無產階級的、以應用為導向、接地氣的“土科學”價值觀。與此同時，從美國歸來的科學家在冷戰時期政治相關的可能性和危險面前，要摸索前進的道路尤為艱難。

　　考慮到這些挑戰，蒲蟄龍的政治成就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考慮到他的“地主階級”出身非常不利，而且他并非共產黨員。1956年，他被授予國家級“先進工作者”稱號，多年來，他在多個科學機構和中山大學（他最終擔任副校長）擔任領導職務，還曾是全國人大代表。這些榮譽不僅標志著蒲蟄龍的專業成就，也標志著他順應中國社會主義科學潮流的能力和意愿。

　　中山大學校園里的蒲蟄龍紀念像

　　圖片來源：志愿者拍攝

　　1949年蒲蟄龍回國后，他迅速將研究重點從生物分類學轉向了害蟲防治，這一課題能帶來更直接的社會效益，因此更符合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科學。對于外界觀察者來說，這樣的轉變可能意味著政治壓力甚至脅迫。1963年，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美籍華裔教授鄭天錫在《科學》雜志上發表的文章中提到蒲蟄龍，說他是一位“鞘翅目昆蟲學家”，“受形勢所迫，將研究方向從分類學轉向了甘蔗螟蟲的生物防治”。

　　鄭天錫認為蒲蟄龍的轉變是受政治影響，但蒲蟄龍自己似乎并不這么想。畢竟，蒲蟄龍去明尼蘇達州之前，就已經在云南從事害蟲防治的研究了。對于這位剛取得學位就決定回國參加建設的科學家來說，迫切地把自己研究工作轉向國家需求，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古德祥說，所有更偏重理論研究的人都曾經受到批判，他特別指出，蒲蟄龍贊成這種批判。

　　蒲蟄龍從基礎昆蟲學研究轉向應用昆蟲學研究，以及他對中國自主開展昆蟲防治的貢獻，可以用許多因素來解釋，不能說他僅僅是為了投身毛澤東所提倡的“群眾科學”愿景。更具說服力的是，蒲蟄龍趕上了大躍進的潮流，旨在通過強調動員群眾的偉大革命精神，在短短幾年內實現全面的共產主義。

　　蒲蟄龍強調群眾參與赤眼蜂的測試，鼓勵當地人民參與調整技術以適應當地需要。例如，蒲蟄龍曾匯報，在中山市，當地人使用竹竿和其他“就地取材”的材料來建造飼養黃蜂的管子，這是對蒲蟄龍最初使用的火柴盒的改進。他還贊揚農民決定了管子應該朝東北方向以避免風雨，并使用厚紙在試管上形成一個靈活的密封。除了鼓勵“群眾”創新外，蒲蟄龍還根據大躍進精神提出了在千畝土地上大規模放黃蜂的方法。據報道，到1959年，廣東、廣西和福建的一些地區已經采用了他設計的方法，都取得了不錯的成效。

　　蒲蟄龍當然不是唯一一位在“大躍進”時期的科學期刊文章中大量提及群眾參與甚至群眾創新的科學家。但他與眾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特別能持續響應當時激進政策的要求。蒲蟄龍響應大躍進對群眾科學的強調，大力宣傳提出過防治白蟻技術的農民李始美。蒲蟄龍聽了李始美1958年4月在廣東省第一屆科學工作會議上講防治白蟻的技術，就請他到中山大學來。蒲蟄龍和利翠英幫助李始美完成了一篇相關的科學論文。

　　蒲蟄龍帶領的生物系昆蟲科，聘請李始美擔任教授。這被《人民日報》當成典型，在6月22日進行頭版報道。事實上，在毛澤東時代，李始美出現在《人民日報》上的次數比蒲蟄龍多得多。這充分體現了中國重視動員“土專家”的革命主義觀點。蒲蟄龍不曾拋棄自己“洋專家”的身份，但他支持李始美，對群眾科學“土”的一面表明了高度可見的立場。

　　在蒲蟄龍和利翠英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后不久，由于他們在昆蟲防治方面的工作與生產需要緊密相關，他們很快就被調回來了。差不多就在這時候，大學開始開展“教育革命”。蒲蟄龍在這一方面是受到信任的。而且，要解決害蟲防治的關鍵問題，還得靠蒲蟄龍的專業知識。因此，蒲蟄龍和一隊學生一起下放到東莞縣，一邊開展害蟲防治工作，一邊進行教育革命。

　　蒲蟄龍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1970年，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署名為“中山大學生物系教育革命實踐隊”的文章。文章中提到東莞縣附近的荔枝椿象非常泛濫，化學殺蟲劑不管用，甚至反而毒死了授粉的蜜蜂。生物系的師生決定用平腹小蜂來消滅荔枝椿象。他們不僅實現了平腹小蜂對荔枝椿象98%的寄生率，而且在“因陋就簡”的田間勞動中拓寬了自己的世界觀，不再把自己局限于大學校園。以此為基礎，生物系辦起了相關實踐課程，創建了“新的昆蟲學”，這是教育革命的一次勝利。

　　由于蒲蟄龍的工作與“土科學”的愿景以及文革政治的其他方面產生了深刻共鳴，1972年，《人民日報》又為發表了一篇專題文章，贊揚這位“老教授的新青春”，突出了其研究工作中“革命”的一面。文章說，蒲蟄龍過去在實驗室培育平腹小蜂，但這滿足不了大面積應用的需要。所以他把實驗開展到田間去，在“簡陋的茅棚”里進行繁殖平腹小蜂的實驗，他把這個茅棚改造成了黃蜂站。他培訓了30多名技術員進行生物防治。文章進而贊揚道，蒲蟄龍在農村生活了半年，與農民同吃住同勞動并向他們學習，受到了鍛煉（就像在爐子里煉鋼一樣）。

　　此后，蒲蟄龍“在從事教學和科學研究中，經常深入生產斗爭第一線，吸取群眾的豐富經驗”。他聽說梅縣的“以菌治蟲”搞得好，就帶領學生去那里直接向農民學習。在蒲蟄龍的實驗室和家里，人們經常看到來自農村的社員農民們同他交流科學實驗的情況。因此，蒲蟄龍的教學和研究發生了深刻轉變，更加重視理論聯系實際。文章最后總結說: “最近，這位老教授青春煥發，又在進行一種以病毒治蟲的新的科學研究，決心為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作出新的貢獻。”

　　毫無疑問，這些官方媒體的描述刻意突出了“土”而不再強調“洋”，我擷取這些史料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為了考究歷史真相，而是為了呈現在土科學價值觀下，蒲蟄龍工作的政治意義。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與蒲蟄龍一起工作過的人認為，蒲蟄龍非常樂意與農民一起工作，也愿意在農村參加體力勞動。由此可知，在毛澤東時代，盡管對于化學殺蟲劑的環境和健康考量微不足道，蒲蟄龍的生物防治研究仍然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義: 它可以彰顯“專”向“紅”低頭，“洋”向“土”學習的精神。【譯者注：蒲蟄龍絕不是唯一一位在田間如魚得水的農業科學家，但他走出了一條獨特的“土洋并舉”的道路，這源于他的個人品質、他在跨越階級時表現出的游刃有余，以及他為中國農民和農村發展貢獻力量的強烈愿望。】

　　1972年，為了支持蒲蟄龍作為專業代表團出國而撰寫的一份官方備忘錄，簡明扼要地概括了國家眼中蒲蟄龍的政治可靠性。備忘錄稱贊蒲蟄龍接受黨的領導，熱愛社會主義祖國，接受新事物，努力工作，并愿意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備忘錄描述了他的研究項目，提到了他在昆蟲分類學方面的工作，但特別強調了病蟲害防治。與文革時期的同類文件一樣，備忘錄強調了蒲蟄龍之前容易受“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名利思想”的影響，并因此“受到了群眾的批評和幫助”，但稱贊蒲蟄龍對革命政治的興趣和對“學習毛澤東思想和黨中央思想”的關注。

　　備忘錄的作者顯然聽說過蒲蟄龍對1969年在五七干校的經歷感到不滿，因為報告中提到了這一點，但強調蒲蟄龍回校后參與教育革命的經歷讓他明白了“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而且“他自己的專業和優勢是有用的”。最重要的是，據說東莞的“貧下中農”都對他贊不絕口，紛紛作證說：“中山大學有蒲蟄龍這樣的人真是太好了。我們有問題的時候，可以隨時找他。”

　　盡管蒲蟄龍的工作在政治上值得稱贊，但在1972年，中山大學的領導認為他在一個關鍵領域仍有欠缺：他的研究與“以糧為綱”無關——這是大躍進以來農業的首要優先項。在甘蔗田或荔枝園防治蟲害是不夠的；蒲蟄龍需要找到一個以水稻為重點的課題。這一問題的解決之道在大沙公社。在那里，蒲成功地將文革科學的許多研究重點與他本人的病蟲害防治專長結合在一起。

　　據蒲蟄龍的同事古德祥回憶，早年交通不便，即使是科學家因公出差，也得提前三天買票。路上塵土飛揚，連接三水和大沙的北江大橋還沒有修好，有些路段必須靠渡船和自行車，有時候還得帶著裝寄生蜂的箱子和其他東西。因為路太難走，去一次得六、七個小時，而現在只要兩個小時，所以研究人員常常一去就至少要待上一個月，有時候甚至一待就是幾個月。

　　蒲蟄龍他們一到大沙，就深入公社生活。秉持著“土科學”的革命政治觀，即消除腦體勞動之間的差別，科學家不僅從事體力勞動、參加生產會議、還培訓農民參加科研活動。在公社，蒲蟄龍等研究人員必須得利用有限的資源建起必要的設施，和工人一起睡在生產微生物害蟲防治劑的廠房里。讓人哭笑不得的是，他們常常整晚都在抓跳蚤，盡管如此卻還是徹夜被叮咬，留下癢癢的傷痕。他們有米飯吃，但沒有什么配菜。鮮明的城鄉差別使他們很快就忘記了先前的生活。

　　從各方面來看，大沙公社的農民都很崇拜蒲蟄龍，為能和他一起工作而感到自豪。當地干部麥寶祥在他的日記中記錄道，當蒲蟄龍第一次來考察場地、安排實驗的情形：“一大群青年女社員圍住蒲蟄龍，爭先恐后地告訴他，她們為開展實驗在田間所做的準備。”

　　當地的一位參與者深情憶起往事：蒲蟄龍到大沙后，真正做到了“開門辦學”【譯者注：“文化大革命”期間強調群眾接受教育、參加學術研究的術語】。他著重講述了蒲蟄龍組織培訓班、從城里帶書來送給他們的事，說：“他很關心我們這些農業技術人員，很關心。”在此，蒲蟄龍個性化的層面與政治層面又一次緊緊結合在一起。蒲蟄龍用強烈的革命話語表達了自己為農民服務的愿望；這一愿望同時也通過人際關系實踐表達出來，農民體會到溫暖的情誼，兩者并不矛盾。

　　1974年1月，蒲蟄龍和同事古德祥到大沙去，與當地干部確認是否繼續開展工作。在好幾輪相互客套和敬酒之后，蒲蟄龍提議敬毛主席一杯，公社干部于是決定來年接著干。在麥寶祥的日記中，蒲蟄龍說話很符合政治要求，且合適得體，他服務農民、獻身革命的情懷表達得非常強烈。

　　然而，他同時也沒有把盛行一時的政治運動太當回事。有一次，蒲蟄龍趕上一個批孔大會，但他沒有參加批判，而是叫上麥寶祥一起去田間觀察情況，他說：“他們講人際關系的斗爭，我們去與自然災害斗爭。”然而，這次他們在一起聊天，說到了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一些更有持久意義的重要問題。麥寶祥記下了蒲蟄龍對于農村艱苦條件的關注，以及他認為政府會盡一切所能幫助農民的信念。

　　大沙公社是文革時期中國倡導的科學愿景的一個非凡典范。蒲蟄龍成功地開發了一個項目，該項目以服務農民為目的，吸引了城鄉青年共同參與，做到了理論聯系實際，將實驗室從象牙塔搬到了條件艱苦的田間地頭，并通過在現場飼養黃蜂、鴨子和其他生物防治對象，讓大沙實現了自力更生。此外，有關研究的報告通常由公社革命委員會、縣科技部門和中山大學生物學系共同撰寫，為“土洋結合”的口號提供了進一步的制度驗證。大沙使蒲蟄龍成為文革科學家中的卓越代表。

　　四

　　“土”在跨國世界中的意義

　　如果毛澤東時代的科學成就僅僅在于培養“土”的取向，我們就會像尋找“本土專家”如李始美那樣的典范，而不是像蒲蟄龍這樣的專業人士。但是，“土科學”從來都不只存在于中國的鄉土上。即使在中國與冷戰期間的兩個超級大國相隔絕的時候，它也在努力成為第三世界的領導者。當中國在上世紀70年代初通過科學和文化交流開始與美國重建關系時，“土科學”成為了中國可以在國際科學領域做出的重要貢獻。本土專家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最終中國還是離不開像蒲蟄龍這樣的人：他們擁有“土”的可信度、“洋”的人脈關系，以及在冷戰政治的波濤洶涌中游刃有余的能力。

　　1951年2月，蒲蟄龍和利翠英寫信給利翠英的導師，明尼蘇達大學教授格列·理查茲(A. Glenn Richards)和他的妻子：

　　我們聽說食品和日用品的價格正在上漲，希望這沒有影響到你們的生活。我們的生活仍然很艱苦，不過工資每四五個月會上調一次……你們很可能通過報紙和廣播聽說了不少關于中國的消息。我們必須要說的是，中國正在進步。現在，沒有任何勢力能夠壓迫中國人民，地主這一真正阻礙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階級，已經不能再壓迫農民了。

　　他們還詢問了利翠英的碩士論文，該論文已發表在《生物學通報》上，其中涉及家蠅授精反應的組織學研究。或許索取利翠英所發表的論文期刊才是這封信的真正目的，前面的政治表述不過是為了應付審查。然而，參考其他材料，筆者認為這封信中的表述反映了蒲蟄龍夫婦當時的真情實感和信仰。和這個時代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蒲蟄龍和利翠英對建設新中國的前景感到興奮，并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持樂觀態度。

　　蒲蟄龍和利翠英此后是否繼續和他們在美國的老師和同事保持聯絡，目前我們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在中美兩國處于戰爭狀態的條件下，這種聯絡是有風險的。1952年，他們在明尼蘇達的同窗馬世駿和一些科學家聯名作證，根據他們在美國科學界的見聞，美國在朝鮮戰爭期間曾大規模使用細菌武器，甚至點出了具體的人名。也許馬世駿和其他人真的認為這種指控是被證實的；也許他們僅僅是為了減輕他們作為留美博士所受的攻擊。然而，蒲蟄龍在適應新政治秩序的過程中，似乎沒有遇到什么困難。我沒有看到他為取悅政治領導者而攻擊美國前導師和同事的資料。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蒲蟄龍在應對中國與冷戰軸心另一側【譯者注：以美國為代表的諸國】的不斷變化的關系上也取得了顯著的成功。

　　在1970年，當政府官員在尋找政治上值得信賴的知識分子來推動“教育革命”時，他們選中了蒲蟄龍。而在1971年乒乓外交之后，蒲蟄龍更是成為了政府官員眼中的不二人選，他們正需要有能力且可靠的人來主持國際科學代表團的事務。蒲蟄龍憑借其廣泛的國際聯系、外向的性格以及對中國社會主義科學基本原則的堅定信仰，成為了這一角色的理想人選。他能夠流利地使用英語交流，這使得他相比其他需要翻譯的人更經常地參與訪談。加之他在明尼蘇達州多年的生活經歷使他與西方人相處融洽。同時，他的伴侶利翠英也具備相同的品質，為到訪的代表團增添了溫馨的家庭氛圍，深受代表們的欣賞。

　　當然，蒲蟄龍的活動都受到了嚴密監控。例如，在1973年，他的前學生呂銘衡在回國后想要拜訪他，都需要得到中山大學黨組織工作小組的批準。甚至就連他給駐北京的伊拉克大使寄送一本關于病蟲害防治的書籍，也需獲得相應的批準。盡管如此，蒲蟄龍仍然獲得了較高的信任，這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并不常見。因此，眾多外國訪客在精心安排中國之行時，都會選擇拜訪蒲蟄龍，這并不令人意外。

　　并非所有的中國東道主都能和蒲蟄龍一樣擅長向外國客人解釋文革政治。1974年，“綠色革命之父”諾曼·布勞格(Norman Borlaug)訪問中山大學。革命委員會主席發表了一個強制性的“簡短介紹”，對文化大革命表現出了過度的熱情，這讓布勞格感到難以接受。這包括“工人進駐學校”，“清除”林彪和“資產階級文化和唯心主義哲學”，送教授到田野和工廠工作，并請農民到大學教書。在記了幾頁這樣的筆記后，布勞格似乎覺得有些好笑，于是寫下：“這里的革命委員會主席真是個瘋子！！”和“這里的革命委員會主席是個滑稽可笑又愛炫耀的人”。

　　然而，與蒲蟄龍在大學實驗室見面，參觀他在大沙的研究基地，甚至在公社食堂和他吃烤鴨，完全是一種全新的體驗。即便在這些場合中，政治緊張也并未完全消失。當姜淮章隨1975年美國昆蟲防治代表團訪華時，蒲蟄龍并未提及他們是明尼蘇達州大學同窗的特殊關系，而姜淮章也心領神會地尊重了蒲蟄龍的決定，與他保持了一定距離。

　　然而，這些細微的不和諧并未掩蓋外國人對蒲蟄龍成就的欽佩之情。西方人尤其興奮，因為他們能夠將大沙以及中國其他的綜合防治模式作為借鑒，鼓動他們本國的科學和政治領導人采取行動。在當時的西方國家，化學殺蟲劑對環境的影響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據報道，一位英國代表曾對大沙的東道主說：“在西方國家，人們雖然經常談論綜合防治，但實際行動卻很少。你們做了這么多工作，是我們的榜樣。”瑞典代表團的官方報告也指出瑞典在生物防治方面相對落后，并建議從中國學習知識，因為中國在生物方法和害蟲綜合防治方面更為發達。事實上，大沙的示范效果非常顯著，以至于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根據美國代表團熱情洋溢的報告，將大沙寫入1979年《水稻害蟲綜合防治指南》中作為先進綜合防治的典范。

　　我們可能會以為中國全球地位從乒乓外交開始的急劇變化，會導致中國越發不重視社會主義科學的自力更生，并相應地從“土科學”轉變為“洋科學”。然而，情況遠非如此。即使中國政府接待外國科學家代表團并派遣本國科學家出國，它仍然堅定地致力于反帝國主義的自力更生，這體現在中國在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熱潮中對第三世界的領導作用，也體現在中國對自身歷史的敘述之中。

　　事實上，中國在全球地位的提升，在某種程度上反而增加了強調其科學中“土”的方面的愿景。中國的研究機構明顯裝備不足，與西方科學家相比，中國科學家的成就也相形見絀。中國無法在“洋科學”上競爭，但可以把“土科學”作為一種獨特的中國社會主義科學基礎，供其他國家學習借鑒。外交緩和時期，中國迫切向世界展示的“第三條道路”，不僅為第三世界，而且為像瑞典這樣的潛在歐洲盟友提供了另一種選擇，而不是兩個超級大國提供的選擇。

　　例如，當國際水稻研究所代表團于1976年訪問大沙時，其成員不僅從蒲蟄龍那里了解到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以及師生如何與公社農民合作，還了解到“所有教材都是本土的”，“只有在國內沒有替代材料的情況下，才使用外國教材。”

　　1975年，除了接待外國代表團外，蒲蟄龍還前往瑞典和加拿大，熱情地倡導文革科學觀和當時的主流歷史敘事。在瑞典舉行的一次會議上，他撰寫了一篇論文，強調儒家學說和封建主義阻礙了中國的科學進步。然而，他斷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帶來了一個重大的“進步”。如今，他強調，科學人員正在與農民合作，根據實際問題進行研究，并直接在人民公社制定解決方案。

　　同年晚些時候，中國最重要的動物學雜志刊登了一篇蒲蟄龍撰寫的文章，其中只簡要提及了他自己的研究項目（特別是在東莞和大沙的項目），而更多闡述了1975年的科學觀。顯然，病蟲害防治科學的歷史完美地詮釋了對西方實踐霸權的抵抗，和創造中國獨特的社會主義科學的斗爭：

　　我們搞自然科學研究的人，由于過去受洋奴哲學的影響，往往辨別不出哪些是好經驗，哪些是壞經驗，甚至有人認為凡是外國的經驗都是好的。例如過去，我們有些同志十分迷信外國的農藥產品，曾經風靡一時的DDT，現在發現對人有一定的危害，而且昆蟲也對它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抗藥性。近幾年來，我們搞生物防治，從中國具體實際出發，有不少自己的經驗。

　　因此，我們必須遵循偉大領袖毛主席關于“打倒西方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和“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教導，結合我國工農業生產實際，認真總結經驗，闖出一條自己的科學發展道路來。

　　當然，蒲蟄龍自己也清楚地知道，病蟲害防治方面的“外國經驗”不僅包括農用化學品，還包括生物防治。蒲蟄龍的中國昆蟲學教授曾在美國學習生物防治，而蒲蟄龍本人也在曾致力于將蘇聯昆蟲生態學和有益寄生蟲研究引入中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中國科學家重新與其職業生涯初始的跨國網絡取得聯系時，中國式社會主義科學的“洋”元素卻被淡化了，而這些聯系也被忽視了。但如果說這是一種諷刺，那也是非常有意義的：中國在全球舞臺上日益凸顯的新角色，更加彰顯了社會主義中國能夠為科學做出獨特貢獻。而蒲蟄龍，憑借他“土”的可信度和“洋”的人脈關系，成為這個宏偉藍圖的理想代言人。

　　五

　　土洋在后毛時代的命運

　　毛澤東時代的敘事——包括蒲蟄龍自己的表述——強調了農民和工人的貢獻，強調了科學要因地制宜并服務于生產，以及自力更生的主要目標。他們講述了科學家和大學生深入農村與農民技術員一起進行研究的故事，他們從群眾的豐富經驗中學習，利用有限的資源，充分參與生產和政治生活。他們更加重視革命性的群眾科學而非專業科學，強調“土”而非“洋”。這種敘事在后毛時代發生了巨大變化。

　　從1980年代開始，關于知識分子（包括科學家）的傳記文章和書籍在中國涌現。在某些方面，蒲蟄龍的生平記述與后社會主義時代的敘事方式高度一致，隨著作者和讀者對這類故事慣用的敘述模式日漸熟悉，這一點也愈發明顯。因此，后社會主義時代的傳記通常強調一流大學的科學家通過實驗室和實地實驗所取得的科學研究成就，并通過在科學期刊上發表論文和參與國際科學領域的活動來獲得認可。這種強調反映了后社會主義時代對專業科學（“洋”）的重視遠遠超過了革命性的群眾科學（“土”）。通過照片和對蒲蟄龍在小提琴和鋼琴（圖11）方面的音樂成就的描述，這些記述進一步突出了他的知識分子氣質。

　　在后社會主義時代的著作中，我們也看到了更新的環保主義價值觀的出現：他們經常贊揚蒲蟄龍是一個有遠見卓識的知識分子，他呼吁人們注意化學殺蟲劑使用的增加對環境造成的破壞，并基于他對病蟲害生物防治的研究，為建立一個更生態環保的未來帶來了希望。他們將蒲蟄龍描繪成一個“開拓性的環保主義者”，其個人品格如“高山景行”，其“高尚事跡將永垂不朽”。

　　圖11：蒲蟄龍拉小提琴 | 圖片來源：《蒲蟄龍紀念影集》，古德祥主編，2002年，第 65 頁。

　　這些敘事通常以蒲蟄龍早年的經歷開始，他目睹了農村的貧困，并受到啟發去幫助中國農民，這也是許多與蒲蟄龍同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故事。這些記述進一步強調了蒲蟄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回國的愛國主義情懷：“1949年10月，當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上空飄揚，新中國剛剛誕生時，這對志同道合的夫婦（蒲蟄龍和他的妻子利翠英）毅然決定離開美國，回到祖國的懷抱。”

　　盡管蒲蟄龍的生平與毛澤東時代的其他中國科學家有許多共通之處，但在其他方面，他被人們銘記的方式卻與眾不同，與同時代科學家的傳記相比有著鮮明的差異。

　　與“傷痕文學”（很快成為敘述知識分子在文革期間經歷的模板）不同，蒲蟄龍的傳記很少討論政治迫害甚至是他研究上的障礙。2012年，為紀念蒲蟄龍誕辰一百周年而出版的紀念文集里詳細描述了他在黔陽的蠶桑研究所遭受的破壞，但除此之外，這些記述中并無創傷和怨恨。當然，有一篇傳記文章的基調恰恰相反。作者在談到蒲蟄龍1972年之前的工作時寫道：“隨著蒲蟄龍的科學研究不斷取得勝利，他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榮譽，但他從未因此而止步。相反，他把每一項成就都看作是一個新的起點，并不斷攀登新的高峰。”

　　在這里所討論的傳記中，只有一篇提到了“四人幫”倒臺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兩個歷史性標志事件，而這些在其他科學家的傳記中幾乎無處不在。（1972年《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稱，文革激發了蒲蟄龍“新的青春”，而傳記作者則聲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蒲蟄龍“煥發了新的青春”，兩者形成了有趣的呼應）。因此，雖然大多數科學家的傳記都強調文革期間的歷史斷裂和隨著改革開放而帶來的新氣象，但在蒲蟄龍的故事中，我們看到了一種連續性的感受，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所建立的成果在文革中依然蓬勃發展，并一直持續到后毛時代。

　　蒲蟄龍的傳記進一步凸顯了他非凡的領導能力，這是那些認識他的人在閑聊中經常強調的一個特點。一位中山大學員工告訴我，蒲蟄龍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因為他總是主動讓位，鼓勵年輕同事上前并取得成功。他的傳記作者強調他“善于聚集人心”，致力于培養下一代科學人才，以至于他的“桃李滿天下”。他們還強調了他在東莞組織技術人員和農民的工作。

　　因此，令人驚訝的是，在蒲蟄龍一長串廣受認可的成就中，并不包括那項備受媒體關注，至今在昆蟲學領域之外仍廣為人知的成就：招募和培養“土專家”李始美。蒲蟄龍發掘了這位年輕勞動者的潛力，并幫助他進入大學深造，這無疑是蒲蟄龍致力于人才培養的一個非凡例子，尤其有助于我們理解，為何蒲蟄龍能夠如此成功地推動毛澤東時代倡導的“土科學”的發展。然而，這一事例與毛主義科學中最激進、也最受爭議的部分過于接近。在后社會主義時代所書寫的蒲蟄龍傳記中，我們并未看到對“土專家”或農民智慧的贊揚。農民出現時，他們大多只是“歡迎”蒲蟄龍引進新的害蟲防治技術，而不是向他傳授依靠群眾的價值觀念，或發揮他們自己的重要作用。

　　在這些故事中，確實體現了毛主義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那一面。這與在后毛時代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塑是一致的，它保留了毛主義哲學中特定的、相對安全的元素，尤其凸顯了《實踐論》和《矛盾論》這兩篇經典文章的地位，而將大部分已被尊為“毛澤東思想”的其他內容邊緣化。在后社會主義時代所書寫的蒲蟄龍傳記中，我們也可以察覺到一種“土科學”的味道，但重點更多地放在蒲蟄龍的個人品質上，而不是他所動員的農民或更宏大的社會主義政治理念。或許在這些故事中，蒲蟄龍最“土”的一點就是他愿意干粗活。

　　正如一篇文章所解釋的，“他沒有教授特有的傲慢，反而做了很多雜活，這深深打動了當地的農民和師生。”同樣，在圖12中也體現了這種品質，這張照片出現在兩本紀念蒲蟄龍生平和工作的紀念冊中。照片中，蒲蟄龍赤腳撐在木板上，參與大沙一家生產生物防治細菌的工廠的建設。

　　圖12：蒲蟄龍的手表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身份地位，但在這張大約攝于1975年的照片中，他并不排斥參與體力勞動，圖中他正在大沙新建生物肥料廠的建設工地上勞作 | 圖片來源：《蒲蟄龍紀念影集》，古德祥主編，2002年，第25頁。

　　然而，除了這些毛澤東時代的回聲之外，這些傳記中的主導敘事顯然是以“洋”專業科學為主的。比起光腳的的蒲蟄龍，拿著小提琴或在彈鋼琴的蒲蟄龍的照片更為顯眼，這兩種樂器都是知識分子生活的典型象征。

　　當然，蒲蟄龍的每部傳記都強調了他令人矚目的專業成就以及他的研究贏得了外國觀察家的認可。和1970年代一樣，這些后毛時代的傳記也致力于在世界舞臺上確立中國科學家和中國科學的地位，但現在不再是挑戰西方“洋科學”的標準，而是要在其中脫穎而出并力求卓越。如今，緬懷蒲蟄龍的關鍵在于，他“為我國科學事業的建立留下了寶貴的財富”。

　　下一章將轉向另一位兼具“土洋”身份的農業科學家。與對蒲蟄龍工作的描述類似，對袁隆平工作的描述在毛澤東時代往往強調“土”勝于“洋”，而在后社會主義時代則強調“洋”勝過“土”。然而，在其他方面，他們的生活和關于他們的故事卻有著顯著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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