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從未發生過宗教戰爭，何以清末各類社會矛盾醞釀、發展之際，民眾不慮生存之艱辛，首先會組織起來朝教會開刀？許多外國傳教士強行干預詞訟和地方公事。由于天主教在華傳教事務得到法國保護，其傳教士在這方面較新教傳教士尤甚。每當教民與平民發生糾紛，往往不論誰是誰非，逼迫地方官作出有利于教民的裁定，對涉事的非教民還經常濫行誣指，向中國地方官控告，或請法國公使向總理衙門交涉。

　　備受教案困擾的曾國藩在奏折中寫道：“凡教中犯案，教士不問是非，曲庇教民；領事亦不問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爭斗，平民恒屈，教民恒勝。教民勢焰愈橫，平民憤郁愈甚。郁極必發，則聚眾而群思一逞。”

　　曾出使歐洲且思想極為開明的郭嵩燾也在1877年明確指出：“天主教以護教為名，恃其權利，以縱庇之。于是作奸犯科，一依教堂為抗官之具。至有身犯重罪入教以求庇者，有與人為仇依附教士以逞其毒者。府、縣、廳、鎮凡建天主堂者，地方則不能安其生。”

　　天津教案結案之后，曾國藩入京痛陳：近來各處滋事，均由教堂、教民欺壓百姓，教士庇護教民，教堂縱容教士，官府無力管制而造成，朝廷應及時嚴格議定傳教章程，用以規范西洋各國在中國的傳教行為。清廷于是命總理衙門大臣文祥、沈桂芬議定《傳教章程》。

　　總理衙門將《傳教章程》節略本分送在京各國公使。各國均表示反對，對《章程》置之不理。“歐洲各國不甚嘉納，意謂中間所指教士劣跡無據非真，且謂總署所見得一失二，偏而不該”，因此，“皆置不理”。

　　但是，清廷出臺的《章程》畢竟是有其特殊的針對性的。美國傳教士斐來爾也承認：“官方通報中直接提出或暗指的某些重要指控并非完全沒有事實依據”。

　　總稅務司赫德的告誡應該是最中肯的。赫德認為，“福音”若想在中國迅速傳播，就要避免干預中國司法，他說道：“信仰基督教的教徒并沒有改變他是一個中國的屬民，而應像其他一切中國的屬民一樣，必須繼續遵守他的國家的法律并且服從他的國家法庭的裁判。傳教士只是一個傳教士而已，而且必須把他自己限定在傳教工作上，盡力避免有干預訴訟和妨礙中國官吏的任何行動的意味。只有堅持這個原則而信守不渝，那么地方紳民、各省官吏和中央政府的仇視才能消除。”

　　《傳教章程》的出爐，是清廷希望一勞永逸徹底解決“教案毒瘤”最主動的一次嘗試。其無疾而終，實為近代以來中外文化、理念沖突調和無望的隱喻——自1860年代以后，“教案”紛起，反饋到廟堂高層，則是晚清脆弱、混沌的外交體制不斷遭受沖擊，清廷一次次被拖入不平等條約的泥潭。

　　比如教會的訴訟特權，是教民與普通鄉民最大的沖突。1882年，巴州平民魏宗仁，因其族侄魏紹龍向其索要清明會錢，發生口角廝打，鬧到去州城打官司，魏宗仁暫時住在教民鄭含魁的店里。鄭含魁即指點他“詐稱教民”，并保證如此必然勝訴。

　　再如1864年四川灌縣的戴高氏案。教民戴高氏騙賴了平民張洪彥弟兄租谷兩年之久，不但不交租，反而將張洪倫殺死，將張洪俊戳傷。而官府判決則是：“所欠租谷，全部歸屬戴高氏，不必償還。而從前所交的押租銀，張氏兄弟則須全數退還給戴高氏。”

　　1862年，川督駱秉章曾致函總理衙門說，習教之人，“恃法國為其教主，常有赴衙門求見，干預公事。拒之則在外喧嚷，接見則日不暇給。”

　　福建巡撫王凱泰曾經上奏談論過晚清教民入教的動機：“莠民恃教為護符，作奸犯科，逋逃淵藪，教士多方殉庇，官吏敷衍含容，良民受屈，積不能伸”。

　　晚清名臣丁寶楨于1871年上奏朝廷，分析近年來教案頻頻發生的原因。丁說：“中外交涉事件，其最易肇釁滋事而辦理又難于得當者，莫如傳教。而天主教之傳布尤廣，怨毒尤深，故自來禍端之起，皆由于彼。”

　　英國傳教士包爾騰曾擔任過同文館英文教習，他如此看待1871年清廷推出的《傳教章程》：“盡管文祥在《傳教章程》中提出的那些指控的準確性尚值得懷疑，但有足夠的事實證明羅馬天主教傳教士所代表的基督教已經頗像一個政治實體了。天主教的主教們根據自己的聲明實行官方的禮儀，擺出官方的氣派，這對中國政府官員是一種挑釁行為。對于他們干預涉及信徒的司法審判的細節，我們也非常清楚。”

　　綜上所述，總結起來，雖然義和團運動的興起是有多種多樣的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日益激烈化。自甲午戰爭后，中國陷入了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的境地，各帝國主義加強對中國的政治與經濟文化侵略，加深了中國的民族危機，使廣大的中國人民深受其害，成為義和團運動興起的根本原因。

　　開國領袖毛主席是這樣評價義和團的：“究竟是中國人民組織義和團跑到歐美、日本各帝國主義國家去造反，去殺人放火呢？還是各帝國主義國家跑到中國這塊地方來侵略中國、壓迫剝削中國人民因而激起中國人民群眾奮起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貪官污吏？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不可以不辯論清楚”。

　　周恩來總理認為：“義和團運動是中國人民頑強地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表現，他們的英勇斗爭是50年后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ー。”

　　在英勇的義和團的抗擊下，侵略軍高層認識到侵華戰爭難以征服中華民族！他們驚呼道：“中國人如此勇敢，實為從來所未見，以往尚不信他們如此戰斗，故聯軍此次行動實屬魯莽。”

　　八國聯軍總司令瓦德西在給德皇的奏議中說：“關于近年以來，時常討論之瓜分中國一事，若以該國現刻武備之虛弱、政象之紛亂而論，實為一個千載難得之實行瓜分時機。”

　　但是經歷了義和團運動后，瓦德西改變了看法。在他所著的的《拳亂筆記》一書中說：“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四分之一生靈，對如此堅強國民的國家，故瓜分一事是為下策。”

　　瓦德西對“瓜分中國不能”的判斷根由就是義和團不屈不撓的愛國反帝精神。聯軍統帥瓦德西向腦子有問題的威廉二世解釋說:“我們對中國的民眾，不能看成是衰弱不堪或者失去道德品質的人。實際上，他們還有無限的生氣。中國人素有英勇善戰的精神，并沒有完全喪失”。

　　國內有些殖人批評義和團是盲目殘暴的排外運動，嘲笑拳民愚昧無知到以為鐵路電線破壞了風水，義和團不是在抗擊外來侵略，而是在現代文明面前的蚍蜉撼樹、螳臂當車一樣。

　　然而列強的鐵路建設是怎么破壞老百姓們的“風水”的？他們又何止破壞了老百姓們的“風水”。

　　當一條鐵路線在中國的土地上被劃定的時候，不管經過多少村莊共有或者老百姓的私有土地，列強是沒有耐性搞拆遷和補償的，如果是房屋，就直接推倒，如果有墳墓，就直接毀掉。

　　俄國人修鐵路經過已快要成熟的麥田，直接踏過不給補償，農民們去理論即遭屠殺；德國人修鐵路把田間水道切斷，農民們去攔阻，被德軍“槍斃數人”。

　　請問抹黑義和團的殖人噴子們，如果這些受害者是你，你應該怎么辦？

　　義和團領袖于棟成所發布過一個布告，布告寫道：“若輩洋人，借通商與傳教以掠奪國人之土地、糧食與衣服，不僅污蔑我們的圣教，尚以鴉片毒害我們，以淫邪污辱我們。自道光以來，奪取我們的土地，騙取我們的金錢;蠶食我們的子女如食物，筑我們的債臺如高山;焚燒我們的宮殿，消滅我們的屬國;占據上海，蹂躪臺灣，強迫開放膠州，而如今又想來瓜分中國。”

　　日本友人宮崎滔天說：“從義和團的騷動中，看到了支那的生死問題。首先，要是究其本源，問其所以，那傳教士的行為要負很大的責任，揮舞著博愛人道的大旗，卻干著盜賊中間人的勾當，真是難以想象，你要是生在支那，這時你定會參加義和團，也許你會被八國聯軍給殺了”！

　　澄清一下義和團是民是匪？

　　1、義和團有自己的一套紀律，既有官方頒發的十條團規，也有自己獨特的規定，如“毋貪財、毋好色、毋違父母命、毋犯朝廷法，殺洋人、滅贓官，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顧，遇同道則合十”等。

　　2、義和團的成分極為復雜，既有貧苦農民、手工業者、城市貧民、小商販和運輸工人等下層人民，也有部分官軍、富紳甚至王公貴族，后期也混雜進了不少流氓無賴，“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優隸卒，幾乎無人不團”使得義和團的組織極為松散，不利于集中力量打擊敵人。拳眾生活清苦，“每日三餐老米咸菜飯”，“夜間席地而臥”。所到之處，買賣公平，秋毫無犯，深得群眾擁護。

　　但是當那些別有用心的不良分子和剝削階級分子混進義和團以后，特別是大批進入京津以后，發展迅猛，成分日益復雜。剝削階級分子，甚至統治階級中的世家、貴族，王公、貝勒等上層分子也卷了進來，或求得團眾保護，或略中操縱破壞。還有一些莠民乘機打起義和團旗號混水摸魚。這種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的情況，給運動帶來許多消極影響。

　　仲芳氏的《庚子記事》記載:“奉教者皆扮成假義和拳會，各處尋仇殺人，北京西城尤多”“直北一帶，天主教民往往效拳匪服色，四出行劫。有被獲者，自稱義和團，則地方官即釋之。”“素不安分之徒，或投壇附和，或仿效裝束，魚肉良善。”

　　義和團沒有建立統一的組織和統一的領導機構。其基層組織是“壇”，一般按村、鄉組建。各壇(團)互不統屬，常常是壇自為戰。有時需要聯合作戰，則在各壇口之上設總壇口互相聯絡，互相支援。總壇口負責人稱為老師，各壇首領稱為大師兄、二師兄。義和團的這種組織狀況是它的一大弱點，使得整個運動雖然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造成了巨大的聲勢，但是沒有堅強的領導核心，也就不可能有統一的行動，突出地表現出農民運動的自發性和分散性，一些壞人趁機混入做壞事也在所難免。

　　3、清政府在1900年1月11日發布上諭指出:不可將反洋教者“概目為會匪，“株連濫殺，“良莠不分，強調“若安分良民，或習技藝以自衛身家，或聯村眾以互保閭里，是乃守望相助之義。”地方官在辦理此等案件時，應該“只問其為匪與否，肇釁與否，不論其會不會，教不教也。”

　　很明顯，清政府這道分清“會“匪的上諭，實際上是承認義和團為“自衛身家，“互保閭里的合法團體，地方官此后不得對各類反洋教的拳會組織隨意鎮壓和解散。從此，義和團實際上在全國范圍內合法化。

　　4、有資料記載：“連日由各處所來團民不下數萬，多似鄉愚務農之民，既無為首之人調遣，又無鋒利器械，且是自備資斧，所食不過小米飯玉米面而已，既不圖名，又不為利，奮不顧身，置性命于戰場，不約而同，萬眾一心，況只仇殺洋人，并不傷害良民。”(《庚子記事》仲芳氏，第15頁。科學出版社1959年版)

　　這就是說，義和團的主體和宗旨并不像漢奸們抹黑的那樣濫殺無辜。根據歷史記載，這些燒殺事情的發生，和教民與土匪混進義和團趁火打劫有關系。

　　眾所周知，法國大革命是世界上最徹底、最典型、影響最廣的一場資產階級革命運動，這場運動受到西方世界的廣泛贊譽。但是這場運動卻有“九月屠殺”那樣的暴民私刑，還有以羅伯斯庇爾為首的革命政府的恐怖統治，也濫殺無辜，法國大革命時代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是血雨腥風，個人自由受到了踐踏，人民承受著慘痛的生命犧牲的代價，這些都是法國大革命特有的現象。

　　雖然如此，客觀的評價都沒有因為這場運動的陰暗面而抹煞其進步意義。相較而言，義和團運動后期出現的許多冒充義和團的土匪和教民，假借義和團的名義干了許多壞事，如果因此抹殺義和團的積極意義，那就其心可誅了！

　　對此孫中山曾說過：“義和團的人格，與庚子辛丑以后，一班媚外的巧宦，和賣國的奸賊比較起來，真是天淵之隔。可怪他們還笑義和團野蠻。哼！義和團若是野蠻，他們連猴子也趕不上”。

　　義和團的正義性：

　　1、德國社會民主黨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政黨。該黨執行委員會主席奧古斯特·倍倍爾在德國議會上慷慨陳詞：“不，這不是什么十字軍東征，也不是什么神圣的戰爭。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掠奪戰爭和報復行為，是一次名副其實的暴力行為。”

　　1900年6月9日，該黨的機關刊物《前進報》發表社論《鐵拳》。該文稱：“是誰給了外國人瓜分中國人的國家并強迫他們接受外國工業品的權利呢？如果說有所謂‘神圣的戰爭’，那么，中國奮起抗擊以主子姿態出現的外國剝削者的戰爭，正是這樣一場‘神圣’的民族戰爭……中國在其維護本國領土和民族獨立的斗爭中，應該同布爾人（指居住于南非的荷蘭、法國和德國白人移民后裔形成的混合民族）一樣，得到一切具有政治道德的朋友的同情。”

　　2、1900年12月，列寧在《火星報》上發表《中國的戰爭》一文。列寧寫道：“是的，中國人的確憎惡歐洲人，然而他們究竟憎惡哪一種歐洲人呢？并且為什么憎惡呢？中國人并不是憎惡歐洲人民，因為他們之間并無沖突，他們是憎惡歐洲資本家和唯資本家之命是從的歐洲各國政府。……歐洲各國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國政府）己經開始瓜分中國了。……它們殺人放火，把村莊燒光：把老百姓驅入黑龍江中活活淹死，槍殺和刺死手無寸鐵的居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

　　3、美國作家和政論家馬克·吐溫，在紐約公共教育協會上發表《我是一名義和團員》的演講，馬克·吐溫說：“為什么不讓中國擺脫那些外國人，他們盡是在她的土地上搗亂加果他們都能回到老家去，中國這個國家將是中國人多么美好的地方啊！既然我們并不準許中國人到我們這兒來（當時美國政府嚴格限制中國移民），我愿鄭重聲明：讓中國自己去決定，哪些人可以到他們那里去，那便是謝天謝地的事了。……義和團是愛國者，他們愛他們自己的國家勝過愛別的民族的國家，我祝愿他們成功。義和團主張要把我們趕出他們的國家。我也是義和團。因為我也主張把他們趕出我們的國家。”

　　4、日本的宮崎滔天在《二六新報》上連載《獨酌放言》，稱:“你如果生在中國，你也會參加義和團去和八國聯軍拼個你死我活吧？”

　　日本的青柳猛在1901年2月的《女學雜志》發表《義和團贊論》稱：“為了防御手持兇器的強盜而拿起刀槍，決沒有罪，在哪一國的法律上也應屬于正當防衛，不能問罪。”

　　5、曾被義和團圍困在使館區的曾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赫德，也對義和團有所同情。曾于1905年至1909年擔任美國駐華公使的柔克義，在致海伊的信中說：“赫德爵士認為，義和團起義是中國擺脫外國人的束縛，爭取民族解放的愛國運動。”

　　赫德還認為，列強只能暫時地迫使中國政府鎮壓愛國者，將來中國愛國者必將成功恢復中國的主權：“軍事示威能持續到全部現有以及可能出現的團民都被斬盡殺絕為止嗎？但是怎么能把中國的四億人民消滅光呢?...…兩千萬或兩千萬以上的人武裝起來，經過操練，受過訓練而且又受愛國的—即使是被誤解了—動機所激勵的團民，將使外國人不可能再在中國住下去，將從外國人那里收回從中國取去的每一樣東西。……今天的這段插曲不是沒有意義的，那是一個要發生變革的世紀的序曲，是遠東未來歷史的主調；公元2000年的中國將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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