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從青年時代開始，就胸懷“改造中國和世界”大志向。為實現這個大志向，毛澤東在年輕時就下定了這樣的決心：“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他敢于開拓，大聲疾呼，現在創造的“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閘門動了，且開了”！（《湘江評論》創刊號）毛澤東一生保持著這種開拓精神。1944年7月毛澤東同英國記者斯坦因談話時說過：“我們中國人必須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并決定什么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里生長起來。”（《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頁）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說過這樣的話：“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頁）今天，我們讀到毛澤東的這些話，他那種勇于開拓的磅礴氣勢仍撲面而來，鼓舞我們開拓創新。

　　“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新路

　　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是十月革命喚起的，中國共產黨是在蘇俄幫助下建立的。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必須服從共產國際的領導，而蘇俄革命，是以大城市為中心搞武裝暴動而取得成功的。因此，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也認準了一條：中國革命要取得勝利，就要照蘇俄的樣子，在大城市里發動和組織工人階級，搞城市武裝暴動，奪取大城市，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在這個認識指導下，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哪里有工人，就往哪里跑。

　　長辛店，是留下歷史記憶的地方。1901年，比利時與法國在長辛店修建了京漢鐵路長辛店機廠，20多年后，這里成了中國早期工人的聚集地。在李大釗帶頭下，一批早期共產黨人重點深入的地點，就是這里。他們在長辛店大街祠堂口1號辦起了工人勞動補習學校，啟發工人覺悟。很快，這里就成為中國北方工人運動的搖籃。這里發生過震驚中外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但是，在反動勢力鎮壓下，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很快就失敗了，先烈的鮮血染紅了這片土地。

　　在南方，上海是工人階級集中的地方。1921年，中國共產黨就是在上海成立的。中共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就提出了開展工人運動的任務、方針和要求。同年8月1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工人運動的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也在上海成立。早期中國共產黨人也把主要工作重點放在上海。他們進工廠，辦工會，搞集會游行，組織工人與資本家斗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工人運動風起云涌，可以用“波瀾壯闊”四個字形容。但是，這些斗爭都沒有形成足以推翻反動政權的力量。1927年叛變革命的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大批共產黨人和進步工人被屠殺。工人運動被浸泡在血泊之中。

　　◆從進攻大城市轉為向農村進軍，是中國革命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圖為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和向井岡山進軍要圖。

　　看看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就會發現，他們都有深入工人中發動和組織工人運動的經歷。他們那種不畏艱險、不怕犧牲的忘我精神，今天仍然令我們后人敬佩。回顧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中國共產黨早期發動的武裝暴動，仍令今人心中激蕩出一種豪情。

　　一次次的失敗，并沒有引起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反思。他們仍然堅信，在大城市發動和組織工人搞城市武裝暴動，是在中國取得革命勝利的不二法門。在工人運動一次次被鎮壓的情況下，他們仍然接著搞一次次新的罷工，一次次新的“飛行集會”，結果是革命力量接連遭受損失。在白色恐怖籠罩下，中共領導成員顧順章、向忠發也先后叛變，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在上海待不下去了，只好遷往江西蘇區。

　　就在早期中共領導人們仍然在中國搞城市武裝暴動奪取政權時，黨內有一個人開始獨立思考一個重大問題：在中國，能不能走出一條不同于蘇俄城市暴動、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這個人，就是毛澤東。

　　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就提出一個別人沒想到的問題：共產黨可以領導革命力量“上山”。但他那個時候只是提出一個設想。他認真考慮這個問題，是從秋收起義失敗開始的。

　　秋收起義失敗后，務實的毛澤東考慮的是：在反動勢力鎮壓之下，中國共產黨、革命武裝力量，總要生存下去。能生存，才能有發展。因此他在文家市用一個通宵的時間說服和他一起領導秋收起義的領導人，最終決定秋收起義余部向羅霄山脈的井岡山進發。毛澤東率領幾百人在井岡山立足后，很多仍按舊思路想事情的人在問：南昌起義失敗了，秋收起義失敗了，廣州起義也失敗了……我們在井岡山能搞出名堂來嗎？于是“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出現了。面對疑問，毛澤東卻在實踐中找答案，他領導革命軍隊擊退了敵人數次“進剿”“圍剿”，他率領的革命軍隊不僅生存下來了，還發展壯大了，在井岡山周圍幾個縣建立起了人民政權。

　　偉大的實踐必然孕育偉大的思想。井岡山斗爭實踐，使一個大膽的新思路在毛澤東頭腦中醞釀、產生，這就是：在中國，照蘇俄在大城市搞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法子，搞不成中國革命；中國革命必須開拓出一條新路，這就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1928年10月，毛澤東在井岡山八角樓借著清油燈一根燈芯的微弱燈光，寫下《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兩篇光輝著作，他在著作中提出：“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他總結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實踐經驗，分析中國的政治形勢，從五個方面回答了紅色政權能夠在農村長期存在發展的原因。他自信地指出，“邊界紅旗子始終不倒，不但表示了共產黨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統治階級的破產，在全國政治上有重大的意義。”由此，毛澤東提出了一條馬列著作中沒有、也沒有前人走過的革命勝利之路：在中國，共產黨要奪取政權，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他勇于在這條新路上開拓，發展壯大了革命力量，創建了大片革命根據地。

　　能夠提出此前馬克思主義者沒有提出的思想，能夠在中國革命實踐中開拓出一條社會主義實踐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新道路，并且始終堅持下去，需要極大的魄力。實踐中，提出山溝里沒有馬列主義者有之，動搖彷徨者有之。毛澤東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多次受到打擊、批判，甚至撤職。但是毛澤東有一種探尋真理、大膽實踐的勇氣和魄力，他開拓創新的意志始終沒有動搖。中央蘇區被“左”傾教條主義搞丟了，紅軍損失慘重，但毛澤東以堅忍不拔的意志重新搞起。紅軍在陜北立足后，毛澤東仍然堅持共產黨必須走這條新路的決心，在農村扎扎實實發展革命力量。最終，真理被實踐結果證明：中國革命就是按照毛澤東開拓的這條新路搞成功的。魯迅先生說：“什么是路？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從只有荊棘的地方開辟出來的。”（《生命的路》）毛澤東說，“我的心是與魯迅相通的。”毛澤東就是從布滿荊棘、無路可走的境地里走出了一條奪取全國勝利的“康莊大道”。2016年2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站在八角樓革命舊址前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井岡山道路，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典之作，從這里革命才走向成功。”歷史事實證明，沒有毛澤東勇于開拓的非凡魄力，中國共產黨就不會找到一條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新路。

　　中國“要換兩回朝”

　　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中國人已經看到勝利曙光時，人們開始考慮，中國戰后要建立什么樣的國家？國民黨方面在考慮，共產黨方面也在考慮。國民黨方面，蔣介石說得很明白，戰后中國建立的國家，就是國民黨專政、依靠西方支持的國家。這一點，被周恩來稱為“右派中最危險的一個家伙”的戴季陶捉筆、蔣介石署名的《中國之命運》一書，講得已經很清楚了。共產黨當然不同意國民黨的建國目標。在毛澤東指導下，共產黨內的筆桿子寫出了《評〈中國之命運〉》小冊子。1943年7月21日，毛澤東決定，公布《評〈中國之命運〉》，當天，這個小冊子就在《解放日報》上刊出。同日，毛澤東在給董必武寫的一封信中說：公布這個小冊子，目的就是“在中國人民面前從思想上理論上揭露蔣之封建的買辦的中國法西斯體系”。

　　◆在革命斗爭中，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對經過艱苦探索、付出巨大犧牲積累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創立了毛澤東思想，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指明了正確方向。

　　中國共產黨必須在此時提出一個符合中國實際的建國目標，并且要得到全黨、全國人民的理解和擁護，而恰恰在共產黨內，絕大多數人對此并不清醒。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在抗日戰爭中發展壯大時，黨內大多數人在考慮戰后建國目標時，有一個共識：中國革命勝利后，我們自然要領導中國人民建立社會主義制度。

　　毛澤東與大家不同。他對中國實際情況進行深入分析，對未來作出切合實際的設想，提出了一個誰都沒有想到的思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勝利后，要先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經過這個社會的過渡，再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由此創造性地提出了戰后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的構想。

　　其實，毛澤東考慮抗日戰爭勝利后要建立一個什么國家的問題，比黨內其他同志都要早，比蔣介石更早。早在1940年1月9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發表講演時就提出，我們抗戰勝利后，“要建立一個新中國”。這個國家，毛澤東取名為新民主主義國家。共產黨為什么不直接建立社會主義國家而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呢？毛澤東根據中國現實狀況作出了回答：“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它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國現時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而所謂民主主義，現在已不是舊范疇的民主主義，已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范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什么樣子呢？毛澤東也作了說明：它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有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參加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它決不是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要建立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一方面和舊形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那是舊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那種共和國已經過時了；另一方面，也和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在一定歷史時期中所采取的國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種形式，這就是所謂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一定歷史時期的形式，因而是過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新民主主義論》）

　　到了1943年，毛澤東這個創造性思想更加成熟。這年8月8日，他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上發表講話時，用形象生動的語言解釋了他的建國構想：“中國共產黨要辦什么事情呢？就是要辦兩件事，要換兩回朝。”（《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56頁）第一次換朝，是“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改變為民主主義社會”。第二次換朝，“就是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社會”。他對我黨要建立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目標，有了更具體更精煉的概括：“什么叫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是建立起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無產階級領導的，有全國廣大人民參加的，基本上不破壞私有財產制度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就是我們現在干的頭一步的革命。”同時他強調：“我們的干部還必須懂得將來要廢除私有財產制度。”毛澤東把這個構想形容為現在和將來的“兩個革命”。

　　毛澤東提醒全黨：這不是簡單的事，“完成這兩次革命不是像煮一頓飯或造一所房子那樣簡單，而是要推翻我們的階級敵人”。毛澤東特別提醒全黨，現在，我們除了要推翻外國大資產階級外，更要警惕以國民黨為代表的中國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毛澤東回顧歷史說，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國民黨靠蘇聯和共產黨幫助搞了起來，我和周恩來等同志都在廣州開過會。國民黨搞起來后，就一腳把我們踢開了。現在他們雖然與我們合作抗日，但他們是下決心要同我們打了，他們沒有一時一刻不是在想要消滅我們。

　　毛澤東提出的抗戰勝利后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構想，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都沒有提過。這是毛澤東根據中國的革命實際進行新創造和新開拓而提出的，這是需要極大的政治勇氣和非凡的開拓創新魄力的。當時，毛澤東面臨的是：國民黨反對，共產黨內多數人不理解，蘇聯共產黨懷疑。盡管如此，毛澤東認準這是真理，就堅持到底。在他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在贏得解放戰爭勝利后，團結全國各族各界人士，聯合各民主黨派，成功建立了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新民主主義社會中，政治上實行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人民民主專政，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還存在，并在國家政權中占有一定地位；在經濟上實行國營經濟主導的包括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五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在文化上實行發展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這種社會制度具有獨特性，它不是獨立的社會形態，而是屬于社會主義體系中過渡性質的社會形態，是近代中國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必由之路。

　　實踐證明，毛澤東以極大勇氣開拓創造的這個社會制度，確實符合中國實際，起到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橋梁作用。它在實踐中取得的成功，在當時也得到斯大林和蘇共中央的認可。在1956年，當經濟和社會條件具備后，在毛澤東領導下，中國成功地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

　　中國穩步、和平地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奠定了新中國逐步發展壯大的基礎。回顧歷史，我們不能不感念毛澤東非凡的開拓創新魄力。

　　中國應該“標新立異”

　　在中國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毛澤東思考了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中國是不是也建立和蘇聯一樣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經過周密調查研究和反復思考，得出了否定的結論。他認為，中國不能照搬蘇聯模式，“像中國這樣大的國家，應該‘標新立異’”（《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80頁），建立中國獨特的社會主義制度模式。毛澤東提出這個觀點，再次展現了他的極大開拓創新勇氣和魄力。

　　當時，在中國共產黨內，向蘇聯學習，是“政治正確”。大家都認為，蘇聯僅僅用了30年時間就發展成為與美國比肩的世界大國、強國；東歐各國學習蘇聯經驗，發展也很快。因此，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后學蘇聯，是理所當然。

　　毛澤東本人在20世紀50年代初也講過要向蘇聯學習的話。具有勇于開拓非凡魄力的毛澤東與眾不同之處在于：他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思考問題、尋找答案。他經過對中國實際情況的周密分析后，提出了中國要走獨特社會主義道路的方針。

　　1956年初，毛澤東聽了34個部門匯報，又到南方進行城鄉調查研究后，在當年4月24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了這個方針。他在講話一開始就否定了一切照搬蘇聯的認識，說：“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

　　毛澤東在講話中多次對照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缺點，講我們要走自己社會主義建設之路的道理。他說，蘇聯的辦法是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采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毛澤東用形象的語言說，蘇聯用這樣的辦法積累資金，是“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毛澤東談到，蘇聯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的辦法不好，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做，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蘇聯的俄羅斯民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很不正常，我們要接受這個教訓。毛澤東概括自己的觀點說，我們當然要學習蘇聯的長處，“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同上第41頁）他舉了一個例子：“過去有人因為蘇聯是設電影部、文化局，我們是設文化部、電影局，就說我們犯了錯誤。他們沒有料到，蘇聯不久也改設文化部，和我們一樣。”毛澤東批評這種人是“風派”，“今天刮北風，他是北風派，明天刮西風，他是西風派，后來又刮起北風，他又是北風派”。毛澤東這些話中突出一個觀點：中國不能照搬蘇聯，要走獨特的社會主義道路。

　　◆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提出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提出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為黨和人民事業發展提供了科學指引。圖為1957年11月毛澤東在莫斯科慶祝十月社會主義革命40周年大會上講話。

　　對于這個道理，1956年8月24日毛澤東在會見中國音樂家協會負責人時的談話，講得更加生動、深刻。毛澤東那次談話面對音樂工作者，但內容卻不限于音樂，雖然看似天馬行空，卻有一個核心點，這就是中國要走獨特社會主義道路。這體現了毛澤東談話的一貫特點。他一開始就提出一個論斷：“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原則，各個國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則和基本原則的表現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特別像中國這樣大的國家，應該‘標新立異’”。

　　毛澤東在談話中，旁征博引，舉了很多例子來說明這個道理。講到革命，毛澤東說，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表現形式就有許多不同。蘇聯是由城市到鄉村，我們是從鄉村到城市。講到打仗，毛澤東說，打仗的原理是一樣的，都是攻、守、進、退、勝、敗，但是在打法上，怎么攻，怎么守，各有不同，有很多的不同。講到藝術，毛澤東說，藝術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現形式要多樣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一棵樹的葉子，看上去是大體相同的，但仔細一看，每片葉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個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異的方面。這是自然法則，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法則。作曲、唱歌、舞蹈都應該是這樣。講到繪畫和音樂，毛澤東說，過去說中國畫不好的，無非是沒有把自己的東西研究透，以為必須用西洋的畫法。當然也可以先學外國的東西再來搞中國的東西，但是中國的東西有它自己的規律。音樂可以采取外國的合理原則，也可以用外國樂器，但是總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風格，獨樹一幟……

　　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講了一些經典的話：“在中國，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國的革命實際相結合。”“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藝術方面也是如此。”“要反對教條主義。在政治上我們是吃過虧的。”“不中不西的東西也可以搞一點，只要有人歡迎。”“為群眾所歡迎的標新立異，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為八股。”……

　　毛澤東并不排斥學習外國，他說，我們當然要學習外國好的東西，“但是并不等于中國人要完全照外國辦法辦事，并不等于中國人寫東西要像翻譯的一樣。中國人還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要向外國學習科學的原理。學了這些原理，要用來研究中國的東西”。“應該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我們接受外國的長處，會使我們自己的東西有一個躍進。中國的和外國的要有機地結合，而不是套用外國的東西。學外國織帽子的方法，要織中國的帽子。外國有用的東西，都要學到，用來改進和發揚中國的東西，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

　　正是在毛澤東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要“標新立異”思想指引下，中國進入社會主義之后，在很多方面都與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存在很大區別。中國實行的是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制度，實行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實行的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中國有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在農村實行集體經濟；中國實行的是“三個主體三個補充”制度等等。實際上，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后，已經邁上了獨特的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道路。而且，中國走上獨特社會主義道路后，毛澤東仍在繼續開拓創新。在世界存在兩大陣營情況下，毛澤東卻打開了中國與西方的關系，不僅與法、英等西方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還打破了中美之間的“堅冰”；不僅發展了中國武裝力量，還搞出了“兩彈一星”，使中國成為世界“大三角”的一極；與很多暫時不能建交的國家，開辟了民間外交模式；在堅持獨立自主基礎上先后兩次決策大規模引進，一是20世紀50年代從蘇聯、東歐國家大規模引進技術裝備，二是20世紀70年代前半期，從西方引進大規模成套技術設備，解決了國民經濟的關鍵問題，促進相關產業發展，縮短了中國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對發展同西方國家經貿合作關系，以至對后來的對外開放和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合作與競爭，起到了率先開拓的作用……

　　回顧歷史，我們深刻認識到，正是毛澤東以勇于開拓的非凡魄力，帶領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走上了獨特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為后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制度、道路、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巨大成功的今天，我們永遠也不能忘記毛澤東的開拓之功，他勇于創新的精神風范，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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