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我希望，所有的省委書記、市委書記、地委書記以及中央各部門

　　的負責同志，都要奮發努力，在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的基礎上，

　　使自己成為精通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的專家。”

　　話說1955年3月31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一致通過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的決議》；一致通過了《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開除了高崗、饒漱石的黨籍，撤銷了他們在黨內外的各項職務。對于高崗反黨集團的五虎將張明遠、張秀山、趙德尊、馬洪、郭峰的處理比較寬，沒有開除他們的黨籍，只是給予降級處分。對于中共山東分局書記向明和上海公安局長楊帆，給予開除黨籍、撤職查辦的處分。

　　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建議，還一致通過了《關于成立黨的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的決議》，選出了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15人，候補委員6人；董必武為書記，劉瀾濤、譚政、王從吾、錢英、劉錫武為副書記。

　　毛澤東在會議上發表了結論性長篇講話，他說：

　　同志們：

　　大家發言已經完了。我就下面的幾個問題講幾句話：關于這次會議的評價，五年計劃，高饒問題，目前形勢，八次大會。

　　一、關于這次代表會議的評價。

　　絕大多數同志認為，這次會議開得很好，是從延安整風以來的又一次整風會議，發揚了民主，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使得我們互相了解更多了，思想更加統一了，使得我們有了共同的認識。本來我們是有共同認識的，但是在若干問題上，我們中間還是有不同意見的，經過這一次會議，統一了我們的認識。在這個基礎上，在這個思想的、政治的以及許多政策的共同認識的基礎上，就可以使我們黨更好地團結起來了。正如恩來同志所說，如果說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同它以前一個時期全黨的思想、政治上的整風，奠定了我們黨的統一思想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取得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種民主革命的勝利，那么，這一次會議就會使我們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

　　這次會議證明，我們黨的水平是大為提高了，不但比10年前的七次大會時期大進了一步，而且比1949年的二中全會、1950年的三中全會時期大進了一步。這個情況是好的，這次會議表明我們是進步了的。

　　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鉆研的，是鉆社會主義工業化，鉆社會主義改造，鉆現代化的國防，并且開始要鉆原子能這樣的歷史的新時期。全黨同志鉆得有深有淺，在座的同志也是這樣。像醫生一樣，有的能夠開刀，有的不行。有的打針能夠打靜脈，有的就不能，只能打皮下。有一些醫生連皮下都不敢動手，就在那個皮上面。雖然有些同志沒有鉆進去，但大多數同志是在鉆，看樣子有許多人是鉆進去了，就是有一點內行的味道了。在這一次會議上，我們也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況。這是極大的好事。因為現在我們面臨的是新問題：社會主義工業化、社會主義改造、新的國防、其他各方面的新的工作。適合這種新的情況鉆進去，成為內行，這是我們的任務。所以必須對那些鉆不進去的人、浮在皮面上的人進行教育，使他們都成為內行。

　　反對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斗爭，將促使我們黨大進一步。

　　我們要在黨內外500萬知識分子和各級干部中，宣傳并使他們獲得辯證唯物論，反對唯心論，我們將會組成一支強大的理論隊伍，而這是我們極為需要的，這又是一件大好事。

　　我們要作出計劃，組成這么一支強大的理論隊伍，有幾百萬人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即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反對各種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我們現在有許多做理論工作的干部，但還沒有組成理論隊伍，尤其是還沒有強大的理論隊伍。而沒有這支隊伍，對我們全黨的事業，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社會主義改造、現代化國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因此，我勸同志們要學哲學。有相當多的人，對哲學沒有興趣，他們沒有學哲學的習慣。可以先看小冊子、短篇文章，從那里引起興趣，然后再看七八萬字的，然后再看那個幾十萬字一本的書。馬克思主義有幾門學問：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階級斗爭學說，但基礎的東西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東西沒有學通，我們就沒有共同的語言，沒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許多皮，還扯不清楚。有了辯證唯物論的思想，就省得許多事，也少犯許多錯誤。

　　二、關于第1個五年計劃。

　　同志們認為，在討論五年計劃的時候，大多數同志的發言很好，大家是滿意的。其中有一部分發言特別好，他們講透了問題，有點專家的味道了。但是，中央各部門的發言中間，有一部分內容較差，分析和批判不夠；地方同志發言中間，也有一部分是較差的，分析和批判是不夠的。另有一種情況，就是在有些同志發言中間，對嚴重的浪費問題以及別的錯誤，只是揭露了現狀，沒有說明如何處理。對于這些發言，有些同志不滿意。我以為這些不滿意是有理由的。

　　我希望，所有的省委書記、市委書記、地委書記以及中央各部門的負責同志，都要奮發努力，在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的基礎上，使自己成為精通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的專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經濟建設。對于經濟建設，我們要真正學懂。

　　這次會上，地方要求中央解決的許多問題，凡是中央已經有了規定的，應當積極解決。其他的問題，由秘書處會同提議的同志，研究解決辦法，報告中央處理。

　　中央各部門要求地方協作的事也不少。中央部門在各地方辦的事業，要請地方黨委給以監督和幫助，特別是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地方黨委有責任幫助中央在地方所辦的事業去完成任務。所以，不僅地方對中央有要求，中央對地方也有要求。只有中央各部門和地方黨委齊心協力，分工合作，第1個五年計劃才能夠完滿的實現。

　　三、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

　　第一點，有人問：究竟有沒有這個聯盟？或者不是聯盟，而是兩個獨立國，兩個單干戶？有的同志說，沒有看到文件，他們是聯盟總得有一個協定，協定要有文字。文字協定那的確是沒有，找不到。我們說，高崗、饒漱石是有一個聯盟的。這是從一些什么地方看出來的呢？一、是從財經會議期間高崗、饒漱石的共同活動看出來的。二、是從組織會議期間饒漱石同張秀山配合進行反黨活動看出來的。三、是從饒漱石的話里看出來的。饒漱石說，“今后中央組織部要以郭峰為核心”。組織部是饒漱石為部長，高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團結得很密切嘛！四、是從高崗、饒漱石到處散布安子文私擬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名單這件事看出來的。在這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處分的。高崗、饒漱石等人把這個名單散布給所有參加組織會議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處這么散布，居心何在？五、是從高崗兩次向我表示保護饒漱石，饒漱石則到最后還要保護高崗這件事看出來的。高崗說饒漱石現在不得了了，要我來解圍。我說，你為什么代表饒漱石說話？我在北京，饒漱石也在北京，他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來找我呢？在西藏還可以打電報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腳嘛。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崗的前一天，高崗還表示要保護饒漱石。饒漱石直到最后還要保護高崗，他要給高崗申冤。在揭露高崗的中央會議上，我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叫作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門，還是政出多門？從上面這許多事看來，他們是有一個反黨聯盟的，不是兩個互不相關的獨立國和單干戶。

　　至于說，因為沒有明文協定，有的同志就發生疑問，說恐怕不是聯盟吧。這是把陰謀分子組成的反黨聯盟同一般公開的正式的政治聯盟和經濟聯盟等同起來了，看作一樣的事情了。他們是搞陰謀嘛！搞陰謀，還要訂個文字協定嗎？如果說，沒有文字協定就不是聯盟，那么高崗、饒漱石兩個反黨集團內部怎么辦呢？高崗跟張秀山、張明遠、趙德尊、馬洪、郭峰之間，也沒有訂條約嘛！我們也沒有看見他們的文字協定嘛！那么連他們這個反黨集團也否定了！還有饒漱石跟向明、揚帆之間，也沒有看見他們的條約嘛！所以，說沒有明文協定就不能認為是聯盟，這種意見是不對的。

　　第二點，受高、饒影響的同志和沒有受他們影響的同志，各自應當采取什么態度？受影響的，有淺有深。有些是一般性的，被他們掃了一翅膀；少數幾位同志是比較深的，同他們談了許多問題，在下面有所活動，替他們傳播。這兩者是有區別的。但是，所有這些人，不管有淺有深，大多數同志在這個會議上都已經表示了態度。有的表示得很好，受到全場的歡迎。有的表示得還好，受到大部分同志的歡迎，但是有缺點。有的表示得不夠充分，今天作了補充。有的全文講得還好，但是有某些部分不妥當。不管怎么樣，這幾種人總之已經有所表示了，我們應當一律表示歡迎，總算有所表示嘛！還有個別同志要求發言，沒有來得及，他們可以用書面向中央寫一個報告。還沒有講的人，問題不嚴重，就是被掃了一翅膀的，知道一些事情，他沒有講。至于已經發了言的人，是不是也還有一些是留了尾巴的？那么現在我們決定，不論是關于五年計劃還是關于高饒反黨聯盟問題，所有的發言、報告，都可以拿回去修改，字斟句酌，在5天之內，把那些沒有講完全的，或講得不妥的，再加以修改。不要因為在這一次會議上沒有講妥，我們就抓住他的小辮子，將來使他下不去。你還可以修改，以你最后修改的稿子為準。

　　對這些同志，我們應當采取這樣的態度，就是希望他們改正錯誤，對他們不但要看，而且要幫。就是講，不但要看他們改不改，而且要幫他們改。人是要有幫助的。荷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一個籬笆要打三個樁，一個好漢要有三個幫。單干是不好的，總是要有人幫，在這樣的問題上尤其要有人幫。看是要看的，看他們改不改，但單是看是消極的，還要幫助他們。對受了影響的人，不管有深有淺，我們一律歡迎他們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幫。這就是對待犯錯誤同志的積極態度。

　　沒有受影響的同志，不要驕傲，謹防害病。這一點極為重要。前面講的那些同志，可能有些是上當，有些是陷進去比較深，因為犯了錯誤，他們可能有所警覺，以后不再犯這類錯誤。害了一次病，取得了免疫力。種了一次牛痘，起預防作用。但是也不能保險，還可能害天花。所以，最好是3年5年再種一次牛痘，就是開我們這種會。其他的同志就不要驕傲，謹防犯錯誤。高崗、饒漱石為什么對這些人沒有惹呢？有幾種情形：第一種是他們認為是他們的敵人的人，當然不去傳播；第二種是他們看不起的人，認為無足輕重，現在不必去傳播，將來“天下大定”了，那些人自然跟著過來的；第三種是他們不敢惹的人，那些人大概是免疫力比較強，他們一看就不對頭，雖然這些同志并不被認為是他們的敵人，也不是無足輕重，但是他們不敢去惹；第四種，就是時間來不及。這個瘟疫散播也要時間，再有一年的工夫不揭露，有些人那就難保。所以不要逞英雄：你看，你們不是惹了一點騷嗎？而我可干凈啦！再有一年不揭露，保管有不少的人是要受他們影響的。我認為，以上就是受高、饒影響的和沒有受影響的兩部分同志應當注意的地方。

　　第三點，在原則性的問題上，在同志之間，對于違反黨的原則的言論、行動，應當經常注意保持一個距離。他們那些話，他們那些行動，不符合黨的原則，我們又看不慣，在這一部分問題、這一部分情況上，就不要打成一片。對其他的問題，符合黨的原則的，比如五年計劃，關于高饒反黨聯盟的決議、報告，以及各種正確的政策，正確的黨內法規，這樣一些言論、行動，當然要積極支持，打成一片。對不符合黨的原則的，就應當保持一個距離，就是說，要劃清界限，立即擋回去。不能因為是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學，同鄉等而廢去這個距離。在這次高饒反黨事件中，以及在過去黨內的路線斗爭中，都有過許多這樣的經驗：只要你以為關系太老了，太深了，不好講，不保持一個距離，不擋回去，不劃清界限，你就越陷越深，他們那個“鬼”就要纏住你。所以，應當表示態度，應當堅持原則。

　　第四點，有些同志說，“知道高、饒一些壞事情，但是沒有看出他們的陰謀”。我說分兩種情況：一種是聽到高崗、饒漱石講了許多不符合黨的原則的話，甚至高崗、饒漱石還同他們商量過一些反黨活動問題，那就應當看出來。一種是普通知道他們一些壞事情，而沒有看出陰謀，這是難怪的，那是很難看出的。中央也是到了1953年才發現他們的反黨陰謀。經過財經會議、組織會議，以及財經會議以前的種種問題，看到他們不正常。財經會議期間，發現了他們的不正常活動，每一次都給他們頂了回去。所以，以后他們就完全轉入秘密了。對這個陰謀、陰謀家、陰謀集團，我們是到1953年秋冬才發現的。對于高崗、饒漱石，長期沒有看出他們是壞人。這種事情過去也有過。井岡山時期有幾個叛變分子，我們就從來沒有想到他們會叛變。恐怕你們各位都有這種經驗。

　　我們應當從這里得出一條經驗，就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我們有的同志容易被假象所迷惑。一切事物，它的現象同它的本質之間是有矛盾的。人們必須通過對現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質，因此需要有科學。不然，用直覺一看就看出本質來，還要科學干什么？還要研究干什么？所以要研究，就是因為現象同本質之間有矛盾。但假象跟一般現象有區別，因為它是假象。所以得出一條經驗，就是盡可能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第五點，驕傲情緒的危險。不要逞英雄。事業是多數人做的，少數人的作用是有限的。應當承認少數人的作用，就是領導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還是群眾。干部與群眾的正確關系是，沒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廣大群眾做的，干部起一種領導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這種作用。沒有你就不得了嗎？歷史證明，各種事實證明，沒有你也行。比如沒有高崗、饒漱石是不是不得了呢？那還不是也行嗎！沒有托洛茨基，沒有張國燾，沒有陳獨秀，還不是也行嗎！這些都是壞人。至于好人呢，沒有你也可以。沒有你，地球就不轉了嗎？地球還是照樣地轉，事業還是照樣地進行，也許還要進行得好些。孔夫子早已沒有了，我們中國有了共產黨，總比孔夫子高明一點吧，可見沒有孔夫子事情還做得好一些嘛！

　　有兩種人：一種是老資格，在座的不少，資格很老；一種是新生力量，這是年輕的人。這兩種人中間哪一種人更有希望呢？恩來同志今天也講了這個問題，當然是新生力量更有希望。有些同志，因為自己是老革命，就驕傲起來，這是很不應當的。比較起來，如果說允許驕傲的話，倒是青年人值得驕傲一下。四五十歲以上的人，年紀越大，經驗越多，就應當更謙虛。讓青年人看到我們確實是有經驗的：“這些前輩，確是有點經驗，不要看輕他們，你看他們那么謙虛。”四五十歲的人了，因為得了許多經驗，反倒驕傲起來，那豈不是不像樣子？青年人就要發議論:“你們那些經驗就等于沒有，還不是跟小孩子一樣。”小孩子有點驕傲情緒，那是比較合理的。上了年紀的人，有了這么多經驗，還驕傲，把尾巴翹得那樣高，可以不必。俗語說:“夾緊尾巴做人。”人本來是沒有尾巴的，為什么要夾緊尾巴呢？好比那個狗，有翹尾巴的時候，有夾尾巴的時候。大概是打了幾棍子的時候它就夾緊尾巴，大概是有了幾批成績的時候它的尾巴就翹起來了。我希望，我們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翹尾巴，而要夾緊尾巴，戒驕戒躁，永遠保持謙虛進取的精神。

　　第六點，戒“左”戒右。有人說，“‘左’比右好”，許多同志都這么說。其實，也有許多人在心里說，“右比‘左’好”，但不講出來，只有誠實的人才講出來。有這么兩種意見。什么叫“左”？超過時代，超過當前的情況，在方針政策上、在行動上冒進，在斗爭的問題上、在發生爭論的問題上亂斗，這是“左”，這個不好。落在時代的后面，落在當前情況的后面，缺乏斗爭性，這是右，這個也不好。我們黨內不但有喜歡“左”的，也有不少喜歡右的，或者中間偏右，都是不好的。我們要進行兩條戰線的斗爭，既反對“左”，也反對右。

　　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問題，我就講這么幾點意見。

　　四、關于目前形勢。

　　國際形勢，國內形勢，黨內形勢，這3種形勢怎樣呢？是光明面占優勢，還是黑暗面占優勢呢？應當肯定，不論國際、國內、黨內形勢，都是光明面占優勢，黑暗面占劣勢。在我們這個會場上也是如此。不要因為有很多人作了自我批評，以為就黑暗了。這些同志是著重講了他們的缺點錯誤，沒有講他們的長處，哪一年參加革命，哪里又打了勝仗，哪里有工作成績，這些話都沒有講。專看他們這一篇檢討，那么就黑暗了。其實，這是一面，在很多同志身上，這是次要的一面。這跟高崗、饒漱石和張、張、趙、馬、郭五虎將不同，他們不能適用這個估計，光明面占優勢。高崗有什么光明面占優勢呀？他是全部黑暗，天昏地黑，日月無光。至于我們的同志那就不同，略有黑暗，這個東西可以洗干凈，用肥皂多洗幾回。

　　為什么要提出準備對付突然事變，準備對付反革命復辟，準備對付高饒事件的重復發生呢？這是說，從最壞的可能性著想，總不吃虧。不論任何工作，我們都要從最壞的可能性來想，來部署。無非是這些壞得不得了的事：帝國主義者發動新的世界大戰，蔣介石又來坐北京，高饒反黨聯盟一類的事件重新發生，而且不只一個，而是十個，一百個。盡管有那么多，我們都先準備好了，就不怕了。你有十個，也只有五雙，沒有什么了不起，我們都估計到了。帝國主義拿來嚇唬我們的原子彈和氫彈，也沒有什么可怕。世界上的事情，總是一物降一物，有一個東西進攻，也有一個東西降它。看《封神榜》就知道，哪有一個“法寶”是不能破的呀？那樣多的“法寶”都破了。我們相信，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沒有攻不破的“法寶”。

　　五、為勝利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而斗爭。

　　中央決定1956年下半年，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有3個議事日程：（一）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二）修改黨章；（三）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明年7月以前要完成代表的選舉及文件的準備工作。要求在這一年多的時間內，各方面的工作，經濟、文教、軍事、黨務、政治思想、群眾團體、統一戰線、少數民族工作，都要大進一步。

　　我順便講一講少數民族工作的問題。要反對大漢族主義。不要以為只是漢族幫助了少數民族，而少數民族也很大地幫助了漢族。有些同志總是在那里吹，我們可幫助了你們，就沒有看到沒有少數民族是不行的。我國50%到60%的地方，是什么人住的？是漢族住的，還是什么人住的？50%到60%的地方是少數民族居住的。那里物產豐富，有很多寶貝。現在，我們幫助少數民族很少，有些地方還沒有幫助，而少數民族倒是幫助了漢族。有些少數民族，需要我們先去幫助他們，然后他們才能幫助我們。少數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幫助了漢族，他們加入了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幫助了漢族。少數民族和漢族團結在一起了，全國人民都高興。所以，少數民族在政治上、經濟上、國防上，都對整個國家、整個中華民族有很大的幫助。那種以為只有漢族幫助了少數民族，少數民族沒有幫助漢族，以及那種幫助了一點少數民族，就自以為了不起的觀點，是錯誤的。

　　我們講在這一年中各方面的工作要大進一步，就是要把已經揭露出來的缺點、錯誤加以改正。不要在這次會上許了愿，到明年召開“八大”時還照樣有那么多缺點、錯誤，原封未動。所以要為召開“八大”而斗爭者，就是要把缺點、錯誤改正，比如鋪張浪費、大屋頂這樣一些東西，認真地負責地改一下。不要在這里許了愿，一回去大家就把兩腳一伸睡起覺來了。

　　有人建議一年或者兩年開一次這樣的會議，使同志之間互相監督，我認為可以考慮。誰監督我們這些人呢？互相監督是好辦法，可以促進黨和國家的事業迅速進步。是迅速進步，不是慢慢地進步。黨的代表大會，10年沒有開了。當然頭5年不應當開，因為兵荒馬亂，又開了“七大”，后5年可以開而沒有開。沒有開也有好處：高饒問題搞清楚再開，不然他們要利用“八大”大做文章。同時，我們的五年計劃也上了軌道，過渡時期總路線也提出來了，又經過這次代表會議使大家在思想上更加統一了，為召開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準備了條件。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不要每個人去檢討一篇，但對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還是要作公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不實行馬克思主義的這一條是不行的。

　　批評要尖銳。這次有些批評，我覺得不那么尖銳，總是怕得罪人的樣子。你不那樣尖銳，不切實刺一下，他就不痛，他就不注意。要有名有姓，哪一個部門，要指出來。你沒有搞好，我是不滿意的，得罪了你就得罪了你。怕得罪人，無非是怕喪失選舉票，還怕工作上不好相處。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飯？沒有那回事。其實，你講出來了，把問題尖銳地擺在桌面上，倒是好相處了。不要把棱角磨掉。牛為什么要長兩只角呢？牛之所以長兩只角，是因為要斗爭，一為防御，二為進攻。我常跟同志講，你頭上長“角”沒有？你們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長了“角”的，有些同志長了“角”但不那樣尖銳，還有些同志根本沒有長“角”。我看，還是長兩只“角”好，因為這是合乎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有一條，叫作批評和自我批評。所以，定期召開會議，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是一種同志間互相監督，促使黨和國家事業迅速進步的好辦法。建議各省、市委同志們考慮，你們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做？你們不是學中央嗎？我看這一點是可以學的。

　　最后，我請同志們注意，也請全黨同志注意：為在1956年勝利地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而斗爭！為勝利地完成第1個五年計劃而斗爭！

　　1955年4月1日，公安部以反革命罪將饒漱石逮捕入獄。

　　4月2日，潘漢年由于受到饒漱石一案的震動，帶著寫好的一份檢查材料去見出席黨代表會議的上海代表團團長陳毅，請他將這份材料轉呈中央。陳毅看了潘漢年的報告及材料，大吃一驚，安慰了潘漢年幾句，便匆匆將材料親自送到毛澤東那里。毛澤東看罷材料，大為震怒，當即批示道：

　　“此人從此不能信用。”

　　4月3日，公安部受命逮捕了潘漢年，罪名是潘漢年在檢查材料上所檢討的兩件事：一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秘密會見過汪精衛而長期沒有向組織上報告（據有關材料說：潘漢年在1943年秋隨李士群前往南京見汪精衛的事，有一個絕好的解釋機會，他沒有抓住。那是在1944年，他到延安參加黨的“七大”，在楊家嶺見到了毛澤東。那時，毛澤東正在看文件，見到潘漢年十分高興，兩人握手后，毛澤東順手從旁邊書架上拿了一瓶酒，倒了一杯給潘，然后舉起杯子祝賀潘工作的勝利。這本是極好的解釋的機會，但潘漢年幾次欲言又止，終于沒有把事情說出來，離開延安后，他十分后悔。事后潘漢年對朋友說，是因為小資產階級的愛面子和個人英雄主義使他把要說的話吞了回去。）；二是對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護”胡均鶴等大批特務的問題負有直接責任。

　　4月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五中全會。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5次全體會議批準了1955年3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的《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的決議》、 《關于高崗、 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和《關于成立黨的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的決議》，批準了全國代表會議選出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15人，候補委員6人的名單，及董必武的書記職務和劉瀾濤、譚政、王從吾、錢英、劉錫武的副書記職務；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全國代表會議的公報。

　　全會補選林彪、鄧小平為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

　　4月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并批準了周恩來提交的《參加亞非會議的方案（草案）》、《訪問印度尼西亞計劃（草案）》和《關于目前中緬兩國間一些實際問題的處理方針》。

　　4月5日，衛立煌及夫人韓權華一行抵達北京，毛澤東安排由周恩來負責接見。

　　4月6日，毛澤東離開北京，乘專列南下，對農業合作化運動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

　　4月6日晚，周恩來設宴歡迎衛立煌及夫人韓權華一行。席間，衛立煌再次感謝周恩來，他還高興地說：

　　“抗戰之初，我們在太原有過竟夜長談，那時您就在搞統一戰線了！”

　　4月7日，周恩來、陳毅一行人驅車到北京西郊機場，前往萬隆參加亞非會議。他們剛要登機，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匆匆趕來，把一份重要情報交給了周恩來，周恩來見上面寫道：

　　“蔣介石特務機關已高價收買香港啟德機場的地勤人員，準備利用‘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在香港停留之機，將定時炸彈放入飛機油箱內，以暗害周總理和代表團成員。”

　　周恩來看罷情報輕蔑地一笑，與陳毅等人飛往重慶，再轉昆明。

　　周恩來到了昆明，打電話給西花廳，要工作人員告訴外交部，要外交部在“克什米爾公主號”抵達香港之前，將羅青長送給他的情報通報英國駐華代辦處、新華社香港分社及赴香港候機的部分中國代表團工作人員。

　　4月10日上午，中國外交部有關負責人將情報通報給英國駐華代辦處參贊艾惕斯。是日晚，新華社香港分社將情報向印度航空公司駐香港辦事處作了通報。

　　4月11日上午，駐香港的國民黨特務機關讓收買的啟德機場地勤人員周駒在“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上安放了定時炸彈，致使飛機飛離香港前往印度尼西亞途中5小時后爆炸，機上的中國、越南代表團工作人員及隨同前往的中外記者11人，全部遇難。

　　此時，周恩來、陳毅等一行人尚在昆明，幸免于難。

　　4月13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批轉陜西省《關于檢查用地單位消費土地情況及處理意見》的意見，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分局、省（市）委并中央各部委黨組：

　　特將陜西省委所批轉省人民委員會民政廳《關于檢查用地單位浪費土地情況及處理意見》轉去。從陜西省民政廳對部分用地單位浪費土地情況的檢查看來，在國家建設征用土地中，浪費土地的現象是很嚴重的。浪費土地不只增加了農業生產的損失，更嚴重的問題還在于過多引起農民與市民失業的現象，陷于無法解決，對城市建設亦不相宜。估計這個問題不只在陜西省，在其他有工廠建設的各城市都會存在的。這是關系到工農聯盟問題，望各省及中央各部委黨組對這個問題均予以深切注意，務必切實進行一次檢查與處理。要對那種有意浪費國家財資，過多征用土地或任土地荒蕪而不顧的單位及負責人，查明其責任，正式給以批評或處分，以防錯誤繼續發生。對于已征未用的土地可仿照陜西所提辦法處理，務必做到不荒蕪土地。

　　此件及附件可登黨刊。

　　中央 1955年4月13日

　　4月14日早晨，周恩來一行從昆明出發，開始了亞非會議的行程。

　　這天下午，毛澤東在劉莊與衛生部副部長朱璉談話。

　　朱璉是在13日午夜匆匆從北京抵達杭州，被安排在離毛澤東下榻處劉莊不遠的一招待所里。

　　4月15日下午，工作人員通知朱璉去見毛澤東。毛澤東在談話中說：

　　“針灸是中醫里面的精華之精華，要好好地推廣、研究，它將來發展前途很廣。有些同志堅持努力，是有成績的，也證實了中醫政策的提出是正確的。中國醫學的經驗是很豐富的。它有幾千年的歷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這項工作是難做的，首先是衛生部行政領導上不支持，去年7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還沒有具體行動。我是支持的。我可以當衛生部長，也可以把這項工作做起來。不要以為我不懂醫就不能做。這不是懂不懂醫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

　　毛澤東在跟朱璉談話的時候，還說起了她的《新針灸學》。

　　《新針灸學》這本書是朱璉在3月23日送呈毛澤東的。毛澤東不但全看了，而且頗為贊同書中說到的針灸與現代醫學理論發展的關系。毛澤東對朱璉說：

　　“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的理論，對針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釋的鑰匙。反過來針灸又能夠給它提供豐富的實際材料。如進一步研究，一定可以發揮更大的效果，豐富與充實現代的醫學。研究針灸，對醫學理論的改革將發生極大的作用。你說是嗎？”

　　朱璉肯定地回答說，是的。毛澤東也頻頻點頭，又說：

　　“很好。醫學理論的確要改革。”

　　是日晚上，毛澤東請朱璉和他一道吃晚飯。

　　和毛澤東一起用餐的人坐滿了一張大圓桌，其中有江青、葉子龍、林克、田家英，徐濤和洪敏大夫，還有浙江省公安廳廳長、中南海保健處處長周毅勝等。

　　浙江省委書記江華也在座。他說他已經吃過晚飯，毛澤東便幽默地要他坐在一邊“觀餐”。

　　毛澤東的風趣，逗得大家都笑了。

　　開飯了，菜有幾盤，卻不奢侈。大家都舉起面前的酒杯。毛澤東也站起來，舉杯說：

　　“今天——”他沉吟著，“該說些什么祝酒辭呢？”

　　葉子龍建議說：今天祝各界大團結萬歲。毛澤東說：

　　“不是。今天——是祝針灸萬歲！”

　　他環顧幾個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口酒，接著說：

　　“你們不要以為針灸是土東西，針灸不是土東西，針灸是科學的，將來世界各國都要用它。”

　　他做手勢讓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說：

　　“中醫的經驗，需要有西醫參加整理，單靠中醫本身是很難整理的。”

　　衛士送上一盤油烤饅頭片，毛澤東指著推薦道：

　　“土面包比洋面包好，大家都嘗嘗。”

　　說著，便隨手夾了兩片送給朱璉和洪敏大夫。

　　眾人圍坐一桌，談話喝酒吃飯，都很隨意，氣氛十分融洽。有時一個話題，東一句西一句能扯好久。說到鍛煉問題，毛澤東自有他的見解，他說：

　　“我是沒有出門休養過的。去年出來，醫生為我定下一個計劃，規定我第一天散步10分鐘，第二天散步15分鐘，第三天散步20分鐘，以后每天散步定為25分鐘。我突破了醫生的這個計劃，第一天就走了三個多鐘點，還上了山。身體是要鍛煉的，還要看具體人的適應程度，不能作一般的硬性規定。”

　　他夾起一片豬肝，頗有些得意地放進嘴里，說：

　　“醫生不叫我吃動物內臟，說是增加什么膽固醇，我已經上了整整兩年當了。今天開戒。”

　　他津津有味地嚼完，又夾起一片，接著說：

　　“他們不叫林老（指林伯渠）喝雞湯，說是外國出版的雜志上講到雞湯增加膽固醇。經過一段時間，又同意林老喝雞湯了。其所以同意，也是因為看到外國雜志上說雞湯不增加膽固醇。殊不知外國人是沒有多少蔬菜吃的呀。中國醫學上有的還把動物內臟用來治療人的內臟病，常常用之有效。”

　　毛澤東最討厭的是人云亦云，被人牽著鼻子走。

　　吃完飯，眾人沒有馬上散去。毛澤東不走，大家都不便起身。他悠然地點燃一支煙，深深地吸了一口。身邊有人說，吸煙對身體有害。毛澤東笑了，并不把煙掐滅，只是說：

　　“吸紙煙，有了習慣，一下子戒不了，也不必太勉強，倒是應該吸少些，每天不要吸得太多，10支至15支就差不多了。中國的農民，從十來歲就會吸煙，工具是用木頭自制的煙嘴，把煙葉裝進去吸。從來就沒聽到過農民因吸煙吸死的。”

　　晚上近10點鐘了，大家知道毛澤東晚間還要辦公，請他先去休息一會兒。勸了幾次，他才動身。

　　4月22日，毛澤東結束了近20天的調查研究，乘專列回到北京（很遺憾，有關此次南下活動的記載，只能見到只言片語，請看下面5月9日的談話，而詳細的資料至今無法搜尋到）。

　　4月25日傍晚，毛澤東在菊香書屋會見了17年未曾謀面的衛立煌，兩雙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衛立煌回憶起1938年4月17日訪問延安，曾受到熱烈歡迎，并和毛澤東第一次晤面。毛澤東聽后說：

　　“時間過得真快啊，想不到我們又走到一起來了。人間正道是滄桑！”

　　他對衛立煌的歸來感到非常高興，詳細詢問了衛立煌的近況和在海外的生活情況，向衛立煌介紹了解放后中國的變化和將來的發展藍圖。衛立煌為之歡欣鼓舞，感謝毛澤東的關懷，表示向往新中國的建設。

　　是日晚，毛澤東設宴招待衛立煌，飯罷，又一起觀看了一場電影。衛立煌十分感激毛澤東的熱情款待。

　　4月27日，毛澤東會見了巴基斯坦新任駐華大使蘇爾丹烏丁·阿哈默德。

　　巴基斯坦在1951年就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但它后來又參加了美國策劃的東南亞條約集團。剛剛結束的這一次亞非會議，巴基斯坦也是發起國之一。毛澤東在同蘇爾丹烏丁·阿哈默德談話中說：

　　“中國和巴基斯坦都是東方國家，東方國家有許多共同點，他們過去都受西方國家的壓迫。中巴之間從來沒有戰爭，現在也沒有任何爭執，兩國有貿易來往，因此中巴應該成為好朋友。

　　亞非會議要不是由5個科倫坡國家發起，而由中國發起，那就開不成。他們相信你們，不相信我們，原因是我們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但是，我們共產黨并不像美國所描寫的那樣是不理發的，是青面獠牙、三頭六臂的，我們是講道理的。”

　　關于兩國關系的最大障礙——巴美結盟問題，毛澤東坦誠地表達了中國的態度，他說：

　　“你們還簽訂了《馬尼拉條約》，我們怕的不是巴基斯坦、泰國、菲律賓，甚至也不是英國和澳大利亞，而是美國。現在我們了解，巴基斯坦當初參加馬尼拉條約集團是因為怕中國侵略。希望你們慢慢地能了解中國是不會侵略的，并希望消除彼此間的誤解，改進彼此間的關系。”

　　毛澤東還說：

　　“我們已經同巴基斯坦建立了外交關系和貿易關系，我們同泰國、菲律賓尚未建交，但也希望能改進我們同他們之間的關系。周恩來總理在亞非會議上已同他們的代表有了接觸。中國愿意同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和平共處。周總理在聲明中已表示我們愿意同美國人坐下來談判。在亞非會議期間，我們同5個科倫坡國家和泰國、菲律賓曾談過臺灣問題。一切問題應通過談判來解決，打仗的辦法不好。”

　　1955年5月1日晚，毛澤東就陳嘉庚來信建議節約糧食和福建晉江青陽機場改建問題，給他寫了一封回信：

　　嘉庚先生：

　　迭接惠書，論及糧食和飛機場二事，均已轉付有關機關研究去了。盛意甚感，謹此奉復。順祝

　　興居佳勝

　　毛澤東 1955年5月1日

　　是日晚，毛澤東想起近年來許多鄉下親友來京，或要求來京，或要求解決工作問題，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便提筆給文炳璋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炳璋同志：

　　2月15日的信收到。你可去找毛澤榮（遜五）、毛仙梅2人，和他們一到來京一行，即持信為證。其他各人均不要來，請你轉告文梅清、文東仙二同志，他們給我的信收到了，他們的問題我不能解決，他們不要來京。韶山方面有要來的，除澤榮、仙梅二人可以來之外，均不可來，問你母親及各位朋友的好！

　　毛澤東 1955年5月1日

　　毛澤東寫畢，把信看了一遍，覺得對“不要來京”還有必要強調一下，便又在信的天頭上加了一句：

　　“此信給毛澤榮、毛仙梅二人一閱。”

　　5月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最高國務會議。臺盟總部秘書長徐萌山作為臺盟的唯一代表，出席了這次會議。毛澤東在會議休息時，示意叫徐萌山過去，他同徐萌山握手后說：

　　“你是第一次來吧？過去沒有見過。”

　　徐萌山說：

　　“我叫徐萌山，在臺盟工作，1946年從臺灣來念大學的。”

　　站在毛澤東旁邊的徐冰副部長介紹說：

　　“他是臺盟的秘書長。徐，就是我徐冰的徐，500年前是我的本家。”

　　毛澤東笑了說：

　　“啊，是你的本家啊，那很好！”

　　毛澤東幽默的話語，使徐萌山緊張的情緒變得輕松了。毛澤東轉對徐萌山說：

　　“你還年輕，要很好學習，做好工作。”

　　徐萌山激動得不知怎樣回答，只說了聲：

　　“好的，謝謝。”

　　5月5日晚，鄧子恢向毛澤東匯報第3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情況，準備在第二天作總結。毛澤東警告他說：

　　“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種錯誤，否則又要作檢討。”

　　5月6日，鄧子恢在第3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做了總結，他沒有在會議上傳達毛澤東昨天晚上和他談話內容，仍然照3月間毛澤東同他談話的精神，說：現在根據主席決定，今年一般停止發展。有少數省份秋后還可以酌情發展，一般地區停止發展一年半，全力進行鞏固。

　　5月7日，第3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結束，會議決定農業生產合作社停止發展一年半，全力進行鞏固。

　　這天中午，周恩來率領參加亞非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回到北京。

　　下午，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開會議，周恩來、陳毅和政治局委員參加了會議。周恩來、陳毅匯報了亞非會議的情況。毛澤東請大家一起用餐。

　　5月7日傍晚，毛澤東派秘書和專車把文炳璋、毛澤榮、毛仙梅及毛澤榮的養子毛會華接到中南海敘舊。

　　文炳璋一行是在5月初應毛澤東之邀來京的，他們住在中南海外面一個招待所里。

　　毛澤東的堂弟毛澤榮這一次已經是第2次來京了。此時，毛會華剛從部隊轉業，忙著找工作，他知道養父和毛澤東的關系，便央求父親到京找毛澤東幫忙找個工作。毛澤榮猶豫再三，還是答應了兒子的要求。

　　毛澤東見到毛會華，當即叫秘書拿了200元人民幣，作為見面禮交給了毛會華。毛澤東還勉勵毛會華好好學習，努力工作。毛澤榮借此機會提出，請主席三哥幫忙找個工作。毛澤東聞言，沉吟不語，半晌才說：

　　“這個事情不大好辦。我是國家主席，不能隨便給人介紹工作，更不能只考慮自己的親屬、故舊、同事的利益。”

　　毛澤榮聽了，心中有些不悅。

　　毛仙梅是毛澤東的遠房族兄，曾在烈士毛新梅的影響下參加農民運動。他一身農民打扮，上穿一件補丁青衣，腰系一條舊圍裙，還帶著一桿旱煙袋。毛澤東見他如此打扮，就拿出自己的衣服給他換上。毛仙梅喜歡抽旱煙，一抽就煙霧沉沉，很嗆人。毛澤東看他一個勁地抽，就說：

　　“仙梅大哥，你還是把煙袋腦殼丟了，抽紙煙吧。”

　　毛澤東向文炳璋了解了農村的生產和農民、教師及轉業軍人的生活情況。毛仙梅向毛澤東反映了楊林蔣梯奎烈士的胞弟蔣浩然被劃為地主成份引起親屬不滿的事，并把蔣浩然寫給毛澤東的信交給了毛澤東。

　　此時，工作人員端來了晚餐，毛澤榮在吃飯的時候見毛澤東愛吃紅燒肉，便對他說：

　　“三哥回韶山，我們餐餐搞紅燒肉給你吃。”

　　毛澤東高興地說：

　　“那好！那好！你們能經常吃到紅燒肉嗎？”

　　毛澤榮聞言，立時放下筷子，不高興地說：

　　“莫說吃肉，好多人家飯都沒得吃！”

　　毛澤東忙問何故？毛澤榮說，去年秋天，中央來了文件，糧食全部由國家統一收購，收購后留給農民的口糧每天只有1斤。對莊稼漢來說，1天1斤哪里夠吃？眼下春季青黃不接，借貸無門，韶山有40%的人沒有飯吃。毛澤東聽了，沉默了許久，歉意地說道：

　　“我了解的情況沒那么嚴重，看來我沒有十足的官僚主義，也有五成呢。只有你肯講真話。”

　　他立即讓秘書把在家的中央領導都請到這里來。不一會兒，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彭真等人先后到了。毛澤東向他們介紹了自己的客人，又讓毛澤榮介紹一下鄉下缺糧的問題。毛澤榮說：

　　“你們領導鬧革命，我舉雙手贊成，就是糧食要充足點。”

　　接下來，他詳細匯報了鄉間因為統購過頭而造成春荒缺糧的情況。周恩來解釋說：

　　“現在國家搞建設，有些困難，要注意節約，北京的機關事業單位，星期天只吃兩頓飯。”

　　毛澤榮說：

　　“鄉里沒有多少油吃，城里還有副食賣，當然夠了……”

　　毛澤東見談得差不多了，便止住堂弟的話說：

　　“好，好！澤榮暫時莫講了，我們要開會研究一下。”

　　送走劉少奇等人后，毛澤東和毛澤榮出去散步，兄弟倆漫步在中南海的林蔭大道上。毛澤東語重心長地說：

　　“澤榮，你有困難，不要來找我，要靠當地政府解決。你的困難要根據實際情況出發，政府能解決就解決，不能解決就不要耍蠻。你是我的親屬，我必須嚴格要求，不會只為你們考慮。至于你的兒子要參加工作，想法是好的，但要靠他自己努力，不要要求政府照顧。”

　　這一天，毛澤東讓攝影師為他與毛仙梅、毛澤榮、文炳璋、毛會華合影留念。

　　過了兩天，毛仙梅從住所去見毛澤東，他說：

　　“三弟，我在北京住不習慣，我要回去了。”

　　毛澤東有些詫異，問道：

　　“怎么不習慣？這里生活不好嗎？”

　　毛仙梅說：

　　“很好。可惜的是我丟了兩件東西。”

　　“什么東西？”

　　毛澤東急切地問；毛仙梅扳著手指說：

　　“一件是葉子煙袋，一件是圍裙子。”

　　毛澤東聞言，哈哈大笑，說：

　　“呵！就是那兩件東西。我不是都給你換了嗎？”

　　毛仙梅說：

　　“我舍不得。”

　　在毛澤東的挽留下，毛仙梅又住了下來。

　　5月8日，司徒美堂因腦溢血在北京與世長辭，享年87歲。

　　5月9日晚，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集周恩來、李先念、鄧子恢、廖魯言、陳國棟，研究糧食問題和合作化問題。他說：

　　“糧食，原定征購900億斤，可考慮壓到870億斤。這樣可以緩和一下。這也是一個讓步。糧食征購數字減少一點，換來個社會主義，增加農業生產，為農業合作化打下基礎。”

　　他問鄧子恢：

　　“到1957年化個40%，可不可以？”

　　鄧子恢不同意大發展，仍然堅持3月間毛澤東同他商定的數字，說：

　　“上次說三分之一，還是三分之一左右為好。”

　　毛澤東的臉色掠過一絲不悅，勉強地說：

　　“三分之一也可以。”

　　他說起4月6日至22日到南方視察的情況。那時候，他穿著白襯衣到田里察看莊稼，看到小麥長勢很好，有半人高，心里便嘀咕：看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蠻高嘛，怎么在北京看到的材料上都說農民生產消極呢？即使消極，也是一小部分呀。到了上海，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匯報說：“在縣、區、鄉3級干部中，有30%的人對待合作化存在右傾消極情緒，他們是反映農民要‘自由’、不要社會主義的情緒的。這和上級有關部門的領導不無關系。”

　　毛澤東沉吟一下，接著說：

　　“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有矛盾的。農民是要‘自由’的，不愿意搞社會主義。在縣區鄉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農民這種情緒的。不僅縣區鄉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機關干部中也有。”

　　他加重了語氣說：

　　“說農民生產情緒消極，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途看見，麥子長得半人深，生產消極嗎？”

　　欲知農業合作化運動能否順利進行下去，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毛澤東聽堂弟毛澤榮說糧食由國家統一收購，收購后留給農民的口糧每天只有一斤不夠吃，便歉意地自我檢討說：“我了解的情況沒那么嚴重，看來我沒有十足的官僚主義，也有五成呢。只有你肯講真話。”他立即讓秘書把在京的中央主要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彭真等請來，又讓毛澤榮介紹了一下鄉下缺糧的情況，并說要開會研究一下。隔了一天，有關方面果然研究決定，糧食征購降低30億斤。這就是人民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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