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振，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文章來源：《毛澤東研究》2019年第5期

　　【導讀】建國后，毛澤東沒有拘泥于“美國帝國主義”的認知，而是在不同時期，對美國對華政策，采取不同的應對策略。在對抗時期，堅決斗爭，打破了美國對華“遏制孤立”封鎖圈；在隔絕時期，利用中美大使級會談渠道，與美國“談而不速、談而不破”；在接近時期，利用乒乓外交，開啟中美關系正常化的歷史進程。毛澤東認知和應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政治智慧值得深入研究。　　

　　毛澤東會見尼克松(資料圖)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6年逝世，毛澤東對美國的定位一直是“帝國主義”。作為一名現實主義政治家，毛澤東沒有拘泥于“美國帝國主義”的認知，而是在不同時期，根據世情國情的變化，針對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采取相應的應對策略，從而推動了1972年尼克松訪華，開啟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歷史進程。

　　對抗時期：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50年代中期，可以概括為中美“對抗”時期。在這一時期，毛澤東領導新中國軍民，對美國“遏制孤立”的對華政策，進行堅決斗爭，打破了“美國帝國主義”苦心經營的“軍事威脅、經貿封鎖、外交孤立”的包圍圈，鞏固了新生人民政權，并且登上了國際舞臺。

　　盡管在建國前夕，中共與美方代表進行高層會晤的嘗試未果后，毛澤東發表《別了，司徒雷登》等一系列文章，號召中國人民對美國帝國主義侵略者要“丟掉幻想，準備斗爭”， 并提出了“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一邊倒”的三大基本外交方針，但是，在建國后伊始，毛澤東領導下的新中國在與蘇聯接近的同時，并不排斥與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進行和平合作。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發表公告：“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愿與之建立外交關系。” 這份公告同樣發送到了美國在華外交人員處，此外，在建國伊始那段時期，在毛澤東的講話中以及中共官方的報刊廣播，“明顯減少了反美宣傳的頻度”。公告發出后，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以及部分亞洲民族獨立國家很快與新中國建交，連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荷蘭也先后做出外交承認，但是，美國政府卻對新中國采取“不承認”政策， 實質上是“遏制孤立”政策的雛形。毛澤東將美國的“不承認”政策，定位為“美國帝國主義的反動對華政策” ，并采取了“擠走”對策，即：征收美國在華兵營、物資，擠走在華外交人員。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隨后，中美在朝鮮戰場上兵戎相見，進入“對抗”狀態。在美國的操縱下，聯合國通過決議，譴責新中國為侵略者，并做出經濟制裁，這意味著美國對華“遏制孤立”政策正式出臺：意圖通過營造“軍事威脅、經貿封鎖、外交孤立”的封鎖包圍圈，造成中共政權在短期內垮臺。自然，美國對華“遏制孤立”政策激發了毛澤東和中國人民強烈的反美情緒。在抗美援朝期間，新中國廣泛開展愛國教育運動，一方面通過凝心聚力，動員群眾對志愿軍進行支持，另一方面，意在“肅清美帝國主義在華影響”，形成“強烈仇視美國、鄙視美國、蔑視美國”的社會氛圍。由此造成，“打倒美帝國主義”成為中國人民長期以來的共同呼聲，“美帝”一直被定位為新中國的頭號敵人和對手，其影響延續至今。在應對策略上，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團結一心，進行針鋒相對的堅決斗爭，成功打破了美國對華“遏制孤立”的封鎖包圍圈。

　　在應對軍事威脅方面，當美軍越過三八線，把戰火燒到鴨綠江邊后，毛澤東果斷拍板：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從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經過5次大的戰役，中國人民志愿軍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從鴨綠江邊重新打回到“三八線”，將美國打到了談判桌前。從1951年7月起，雙方經過在戰場上和談判桌上的往返拉鋸和反復較量，最終，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門店簽訂了《朝鮮停戰協定》。對于新中國來說，抗美援朝是一場立國之戰、止戰之戰，既打出了尊嚴，提高了國際地位，又實現了人民軍隊的裝備升級，更為經濟建設和社會改革，打出了相對和平安全的外部環境。

　　在應對經濟封鎖方面，毛澤東領導下的新中國對內通過土地改革、沒收官僚資本、建立國營經濟、統一財經等措施，在較短時間內恢復了國民經濟并且通過“一化三改造”，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外則在有限的經貿空間內，除了增強與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經貿往來之外，積極探索和拓寬與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經貿渠道。1952年中國與錫蘭的“大米換橡膠”的政府貿易協定，開創了中國與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開展貿易的先河，其它亞洲民族國家先后與中國做起了生意。與日本的經貿往來，則始于民間，在20世紀50年代前半期便簽訂了四個《中日民間貿易協定》。利用狹小的國際外交場合，新中國積極探索與推進對歐貿易。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中國組織貿易代表團訪問英國，這是中國派往西方的第一個貿易代表團。在中英貿易關系的發展帶動下，法國、瑞士、聯邦德國等國的工商界代表紛紛訪華，中國同西歐的貿易有了較快增長。到1957年底，中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額比1952年增長了6倍多。

　　在應對外交孤立方面，新中國在建國后較短的時間內，便迎來了第1次建交高潮，先后有26個國家表示了外交承認，其中，包括美國曾極力拉攏阻擾過的英國和印度。新中國的第1次建交高潮，意味著美國的“外交孤立”政策，從一開始就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1954年4月，新中國第一次以大國身份參加了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一開始，美國并不同意中國參會，由于很難回避中國在解決這兩大問題上的作用，只能單方宣布：美國參加有“共產黨中國”代表出席的會議，不意味著美國對新中國的外交承認。在持續了近三個月的日內瓦會議上，在中國代表團的積極斡旋下，會議達成關于在印度支那三國停止敵對行動的協議，取得超預期的成果。在休會期間，周恩來先后出訪印度和緬甸，分別達成聯合聲明，就此，“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應用于實踐，成為指導中國與別國外交關系的重要原則。在聽取日內瓦會議匯報后，毛澤東對新中國的國際戰略做出新的判斷：關門關不住，不能關，而且必須走出去。一年后的亞非萬隆會議，新中國則第一次扮演大型國際會議的“主角”。面對美國媒體的挑撥，周恩來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異”方針，推動通過關于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在亞非會議上，新中國的坦誠和友誼受到世界的矚目和尊重。

　　在對抗時期，美國的“遏制孤立”政策，在軍事、經濟、外交等方面，都遭到了新中國的成功應對。兩次國際會議，成為了新中國打破美帝封鎖包圍圈的最好注解。

　　隔絕時期：談而不速，談而不破

　　從1950年代中期開始到1969年代后期，可以概括為中美“隔絕”時期。在這一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由“遏制孤立”向“遏制而不孤立”逐步過渡。在高級領導人層面，兩國處于隔絕狀態，但是，低層次的中美大使級會談，盡管時斷時續，但在整體上講，起到了信息溝通、緩解緊張的“減震器”作用。因為美國在會談中一再回避解決關鍵的臺灣問題，毛澤東在1958年9月起對中美大使級會談定下“一攬子解決”原則，1960年代初確定“談而不速，談而不破”的對美方針，等待中美接近的真正時機。

　　1954年9月，第一次臺海危機爆發，中美之間再次劍拔弩張。為避免信息不暢，彼此誤判，而再度開戰，中美雙方都有意通過談判的方式，緩解臺灣地區的緊張形勢。在英國、印度等國的斡旋下，1955年8月中美開始了大使級會談。在第一次會談中，雙方達成了議程的協議：一是遣返雙方僑民問題；二是雙方有所爭執的其他問題。從8月2日到9月10日，經過14次會談，雙方達成遣返平民的協議。

　　9月中旬，會談進入第二項議程。因為當政的艾森豪威爾政府堅持僵硬的“遏制孤立”對華政策，進行大使級會談的主要目的是“把中國釘在談判桌上，以穩定臺灣海峽的局勢”， 所以美國代表拒絕了中國代表提出的美國記者來華訪問、討論禁運協議、對文化交流和人民往來的協議、司法協議等全部議題，導致會議陷入僵局并在1957年底后一度中斷。1958年夏，中國人民解放軍炮擊金門，毛澤東把“炮擊”作為套在美國頭上的“絞索”，作為對付“美國帝國主義”的一個手段， 把美國重新拉回了大使級會談中。此外，毛澤東在第2次臺海危機期間，逐步判斷出美國企圖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于是，從1958年9月起，新中國向美國申明了新的談判原則：前一階段單獨提出的種種問題難以分別解決，今后確定“一攬子”解決問題的原則，即臺灣問題不解決，其他問題都談不上。具體說來：第一，美國政府保證立即從中國領土臺灣省和臺灣海峽地區撤出它的一切武裝力量；第二，美國政府同意中美兩國簽訂關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協定。但是，美國政府依舊不予配合，堅持以“中國放棄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為進入實質性議題談判的前提條件，這又與將臺灣問題視為“內政問題”的中國政府立場相聚甚遠，所以大使級會談陷入了“你談你的，我談我的”的怪圈，僵局遲遲不能打破，長期處于原地踏步狀態。對此，毛澤東的堅定立場是：在臺灣問題上的不可調和的分歧獲得解決以前，其他問題都不可能出現有意義的對話。新中國并不急于與美國接近，也不急于獲得被視為“美國帝國主義操縱下的反華舞臺”的聯合國代表席位。因此，在1960年初的政治局常委會議期間，毛澤東確定了處理對美關系的基本方針：“談而不速，談而不破”，即繼續與美國談判，既不破裂，也不急于建交。由此，整個1960年代，中國的對美政策也沒有變現出多少彈性，對于美國企圖集中討論其他問題的做法，中國一概予以拒絕。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這一時期新中國的外交工作重心更多是放在“兩個中間地帶”的工作上，特別是發展同廣大亞非拉國家的關系。毛澤東認為，亞非拉是美國帝國主義的后方，“后方造反了，帝國主義就孤立了”。中國對付美國的一個方法，就是“哪里有亂子，我們就支持”。

　　在美國方面，中共政權將長期存在的現實，意味著1950年代杜魯門政府、艾森豪威爾政府堅持的“遏制孤立”對華政策走到了盡頭。1961年肯尼迪政府上臺，開始準備對“遏制孤立”政策進行調整，因被刺身亡而未來得及實施。1964年，美國介入越南戰爭的程度加深，為了避免在越南重演“朝鮮戰爭”的一幕，約翰遜總統將“遏制孤立”政策調整為 “遏制而不孤立”，即：試圖通過放松貿易限制、進行信息人員交流，換取中國在越南問題上的合作。于是，與1950年代形成對比，在1960年代次數有限的中美大使級會談上，美國變成了議題設置的積極一方。在近乎每一次的會談中，美國都主動向中國表明：美軍在越南戰場的舉動，無意于對中國造成威脅，并謀求中國協助美國解決越南問題。甚至在1966年3月的第129次會談中，美方大使格羅諾斯基在發言中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字樣，這是中美大使級會談以來美方第一次使用這一特定詞語。然而，從1950年代中后期起高舉“世界革命”旗幟的新中國，對美國的“主動示好”，選擇了“果斷拒絕”，即：一方面表明“中國不會干涉他國內政”的立場；另一方面譴責美軍在越南的舉動是侵略行徑，要求美軍盡早撤出。在約翰遜政府時期，自1964年中國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后，關于核裁軍的問題，成為中美大使級會談的另一個主題，同樣是陷入僵局，無所進展。

　　隨著196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開始，中美大使級會談受到影響，逐步降溫，美方的態度隨之后退。在1967年3月舉行第133次會議之后，僅在1968年1月、1970年1月、1970年2月分別舉行了最后的3次會議。值得一提的是，在那個近乎隔絕和充滿敵意的年代，作為兩國進行官方接觸的唯一渠道，即使中美大使級會談時斷時續，也沒有解決中美雙方實質性問題，但是，在長達15年的時間里，有了大使級會談的渠道，有助于中美雙方互相探視、了解彼此的政策意圖，對避免誤判和緩和兩國間的緊張關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其中，1962年臺海危機的消解，就是兩國通過大使級會談渠道進行合作的典型例子。打一個形象的比喻，中美大使級會談，是隔絕年代中美兩國關系的“方向盤”、“減震器”和“測試儀”。此外，有了中美大使級會談的渠道，毛澤東雖不奢望兩國之間的對抗隔絕能夠在一夜之間消除，但至少有理由相信中美對抗隔絕的狀態不會永遠持續下去。此外，毛澤東認為，如果新中國經過數個五年計劃，經濟發展起來了，對于資本主義的美國來講，人口眾多市場廣闊的新中國自然會比地狹人少的臺灣更有吸引力，由此，毛澤東從1950年代中期起多次對中美建交做出過樂觀的戰略預見，盡管在1960年代初在認識上有所反復，但是，當中美接近的時機在1960年代末期切切實實出現時，他沒有讓時機錯過，開啟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歷史進程。

　　接近時期：小球推動大球轉

　　從1960年代后期到1976年9月逝世，可以概括為中美“接近”時期。在這一時期，共同對付蘇聯，成為中美開始接近，并最終實現關系正常化的戰略基礎。在各自向前、半步邁進的過程中，毛澤東抓住推動中美破冰的關鍵時點，通過“小球推動大球轉”，開啟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歷史進程。

　　到了1960年代后期，中美兩國在國際環境中都遇到了一些困難。對于中國來講，高舉“世界革命”旗幟的外交活動并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反而惡化了與一些國家的外交關系。特別是，從1950年代后期開始的中蘇分歧，發展到了處于戰爭的臨界狀態。毛澤東感到，中國在世界上被“孤立”了，“兩霸”要爭取“一霸”， 做出了“聯美抗蘇”的戰略規劃。對于美國來講，由于陷入越戰泥潭，在與蘇聯的全球爭霸格局中，處于守勢。與中國接近的話，可以盡早從越戰脫身，也可以取得在冷戰格局中對蘇聯的戰略優勢。

　　既然中美雙方有了互相接近的戰略基礎和想法，自然，在隔絕時期一直陷入僵局的幾個問題便有了稍微退后的松動空間。美國尼克松政府不再突出對華政策“遏制”的一面，而是主動“接觸”，對中國不再代之以“政治實體”，而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相稱，希望通過高層交往，用經濟利益等手段將中國拉進“國際社會”；在中國方面，對待美越巴黎談判的態度，從“反對”逐步向“贊同”轉變，愿意配合協助美軍從越南戰場撤出。同時，通過第三國領導人的私人渠道表達在不鋪設任何前提條件的情況下歡迎美國領導人來訪的態度。

　　但是，畢竟在冷戰格局中，兩國隔絕的時間太久，以至于短時間內難以消除長期形成的不信任感，加之東西方信息表達的途徑方式不同，中美之間的接近是小心翼翼、一波三折并且一度出現反復。比如，在1969年12月波蘭華沙的時裝博覽會上，美國外交官主動找中國外交官搭話，傳遞美國想要修好的信息，中國外交官卻回避了。1970年4月，美軍出兵柬埔寨，毛澤東在5月20日原定舉行中美大使級會談的日子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尼克松一度利用第七艦隊開進臺灣海峽來回應；1970年10月國慶活動，毛澤東把美國人斯諾請上了天安門城樓，隨后，在12月的《人民日報》刊登毛澤東和斯諾在天安門城樓的大幅合影，但是，這一含蓄的信號太過于東方式，美國方面并沒有了解到背后的政治意涵。

　　事物發展的必然性，往往透過偶然性來表現。在1971年3月，毛澤東抓住了邀請美國乒乓球隊來華訪問的破局時機，實現了“小球推動大球轉”，開啟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歷史進程。本來外交部的建議報告是不擬邀請，毛澤東考慮了3天，在最后關頭，派人追回外交部的建議報告，改批為邀請訪華。中美接近的時機，這一次沒有被錯失。后來，尼克松在回憶錄里寫道：“這個消息使我又驚又喜。我從未料到對華的主動行動會以乒乓球隊訪問的形式得到實現，我們立即批準接受邀請。” 周恩來在接待來訪美國乒乓球隊時，說：你們的來訪，打開了中美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大門。4月份，周恩來通過巴基斯坦總統向美方發出“愿意公開接待美國領導人來華”的邀請，尼克松從“乒乓外交”中受到鼓舞，正式向中國方面轉達了親自訪華的口信，并提議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作為特使，先期到北京會談。

　　為了做好與基辛格的會談工作，同時，也是在黨內高層傳遞中美接近的信息，中共政治局在1970年5月26日召集會議，討論即將舉行的中美高層會談，確定下有關臺灣問題和越南問題等的談判原則。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客機飛到了北京，周恩來向基辛格表達了希望解決越南問題，但在具體問題上不介入美越談判的態度，同時提出解決臺灣問題的四點立場，提醒美方尼克松訪華的關鍵性問題是臺灣問題。三個月后，基辛格第二次訪華。這一次是公開來的，主要是商討尼克松訪華時將要發表的中美聯合公報。在中美外交人員的共同努力下，最后確定通過各自表述的方式，即：美國表示，承認臺灣屬于中國，不再支持“臺灣獨立”，意味著美國表態不再執行“兩個中國”政策；中國則在解決臺灣問題的時間表上表現出一定程度的靈活性，允許美國不是一步到位地滿足中國提出的條件，而是分階段地逐步撤出其在臺力量，逐步減少其對臺影響。對于周恩來和基辛格的會談，毛澤東高度重視，總是連夜聽取匯報，做最后決策。在聽取美國在臺灣保留部分軍隊的匯報時，毛澤東用“猴子變人”的例子，定下了解決方案的共識基礎。此外，毛澤東做出指示：“要給基辛格吹天下大亂，形勢大好，不要老談具體問題。我們準備美國、蘇聯、日本一起來瓜分中國。我們就在這個基礎上邀請他來的。”

　　在周恩來和基辛格確定下尼克松來華訪問的行程安排和各式文書的基礎上，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訪華。在機場，尼克松大步向前，與周恩來進行了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有趣的是，在機場以及進城的道路兩旁，美國外交人員仍然可以見到“打倒美帝國主義”的標語和宣傳畫。毛澤東與尼克松的會談，由預定的15分鐘延長到70分鐘，在交談中，毛澤東表示：具體的問題，可同周恩來總理談，我們談哲學問題。毛澤東所說的“哲學問題”是戰略方向問題，是世界局勢的走向和未來中美關系的定位。毛澤東還解釋了，反美的標語和口號，只是“放空炮”，尼克松和基辛格都不在“打倒之列”。

　　在尼克松訪華期間，雙方舉行了2次大范圍會談和5次限制性會談。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正式發表《中美聯合公報》（即《上海公報》）。在公報中，雙方闡明了各自在一系列問題上的立場和態度。公報指出：“中美兩國關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國家的利益的”。中國方面重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早已歸還祖國；解放臺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對這一立場不持異議。”并確認最終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目標。離開上海回國時，尼克松在即席講話中感慨地說：訪華的一周是“改變世界的一周。” 毛澤東對尼克松訪華，則表現出了高度的戰略冷靜，提醒大家要關注美方履約的程度和實際行動。比如，毛澤東在1972年3月時審定外交部關于中美聯合公報對外通報稿時，批示“同意”。該通報稿明確要求：“對外表態時要謹慎從事，說話不要過頭，特別是不宜由我證明宣傳聯合公報是我們的勝利，美國的失敗。同美駐外官方人員的接觸，我不主動，也不回避，應掌握不冷不熱、不亢不卑的精神，注意禮貌、落落大方。” 類似的審慎措辭，同樣寫進了國內的宣傳報道稿件當中。

　　尼克松訪華，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開啟，給世界帶來了極大的震動，也極大改善了中國的國際環境。在基辛格第2次秘密來訪時，聯合國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席位。在尼克松訪華前后的2年內，出現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與新中國建交的高潮。甚至于在1973年2月17日，毛澤東與基辛格會談，提及了聯合對付蘇聯的“一條線”的戰略構想。遺憾的是，尼克松在1974年8月因“水門事件”被迫辭職，加上在1970年代中期美蘇在限制戰略性武器等談判中取得進展，雙方斗爭有所和緩，原本計劃在尼克松第二任期內解決的中美建交問題被拖延了下來。直到毛澤東逝世后的1978年12月，兩國才達成了《中美建交公報》，數十年前，毛澤東一再做出的“總有一天，美國要跟我們建交”的戰略預見得到了證實。此后，圍繞美國對臺軍售問題，1982年8月17日，兩國達成《八一七公報》。這三個公報，也成為穩定和發展中美關系的重要戰略基石。

　　結語

　　我們回望歷史越多，才能向前看得越遠。毛澤東時代的中美關系，對于當今兩國關系基本格局的形成，有著奠基性影響。1949年新中國成立，一年后，兩國在朝鮮戰場交火，進入“對抗”狀態；停戰后，陷入了長時期的隔絕狀態；直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發表上海公報，兩國開啟關系正常化進程。從“對抗”到“正常化”，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新中國取得了對美外交工作的突破性成果。毛澤東認知和應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政治智慧，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和學習。

　　第一、注重戰略預見。對于中美關系的前景，盡管在建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兩國處于對抗和隔絕狀態，在中國領導人的公開表述和媒體宣傳中，美國被視為“帝國主義”，是加以反對的對象。然而，毛澤東在1950年代中期，便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大格局，做出了“總有一天，美國要跟我們建交”的戰略預見。正是有了這種戰略預見，當中美接近的時機在1960年代到來時，毛澤東通過“小球推動大球轉”，開啟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歷史進程。戰略預見，是見微知著、高瞻遠矚的政治智慧，通過樹立目標，推動事務朝向有利的方向發展。

　　第二、將堅決斗爭置于首位。正如毛澤東在1956年9月30日與到訪的印尼總統蘇加諾談的會談中，所說的“對付美國人是要有一點辦法的，要有兩條，一條不行。第一是堅決斗爭，每天都要叫……第二是不要急，這一條是不登報的。” 對待中美關系，毛澤東不是被動等待，消極避敵，而是將堅決斗爭放在了首位，通過捍衛核心利益，以斗爭求緩和。比如，抗美援朝，以戰止戰，為新中國打出了相對和平的外部環境，而抗美援越，則成為日后中美相互接近的一條重要引線。

　　第三、抓住關鍵問題。臺灣問題是影響中美關系的關鍵性問題。在不同的時期，毛澤東都高度重視臺灣問題，以此為抓手，來推動局勢的發展。在隔絕時期，毛澤東利用炮擊金門，利用臺灣問題，拴住美國，擺脫在中美大使級會談中被動局面。在接近時期，毛澤東向美方明確表明尼克松來訪的成果要體現在臺灣問題上，從而實現了《上海聯合公報》的成果。關鍵性問題的解決，往往會推動全局性問題的迎刃而解。

　　第四、拓展統一戰線。在隔絕時期，毛澤東選擇發展同廣大亞非拉國家的關系，拓展第二個中間地帶，來孤立和分化美國。雖然，并沒有實現搞亂美國后方的目的。但是，在中美接近時期，越南問題的解決，需要中國協助，成為了美國主動接觸中國的重要因素，也是毛澤東搞國際統一戰線的一項成果。當然，統一戰線的效果，有時候取決于第三方的力量，統一戰線的對象，需要仔細甄別、認真選擇。

　　第五、堅持底線思維。在同來訪的國外領導人的會談中，毛澤東總是會提到：中國怕美國，美國也怕中國。中美之間打不起來，但是，中國要準備打。1960年代中期，毛澤東做出三線建設的決策，提出“備戰備荒為人民”，是堅持底線思維的一種體現。只有設想到最壞的情況，并做好打算，等問題真正出現的時候，才能更好的應對。

　　第六、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統一。在毛澤東時代，“帝國主義”一直是毛澤東對“美國”的主要評語和定位。然而，意識形態上的不同，并沒有妨礙兩國出于共同戰略利益的接近。在越南問題和臺灣問題上，毛澤東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統一，展現了轉圜協商的藝術。在對待美越談判上，毛澤東一開始堅決反對，到后來的支持，甚至是警告越南不要放棄談判；在美國從臺灣撤軍的問題上，毛澤東在時間表上做出了一定的讓步。很多時候，一時必要的后退，可以取得日后更大的進步。

　　當今中美兩國關系被籠罩在貿易爭端的陰霾之下，如何把握和發展新形勢下的中美關系，既需要“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大格局大胸懷，更需要“更上一層樓”的大思路大智慧。回望四十多年前，中美兩國領導人以非凡的勇氣和政治智慧，實現了“跨越太平洋的握手”，重新打開了中美交往的大門。經歷過風風雨雨，四十年來，中美之間雖時有矛盾摩擦，但是，整體上看，兩國之間的合作是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小到大，一路向前的，在共同對抗蘇聯的戰略合作基礎消失后，又重新找到反對恐怖主義、經貿合作的“壓艙石”。站在新時代的歷史起點上，中國領導人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戰略構想，為兩國關系在前進道路上，謀定了正確航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戰略目標是清楚的，我們不能讓它停留在概念上，也不能滿足于早期收獲，還要繼續向前走。我們要堅持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出發，以積水成淵、積土成山的精神，不斷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建設。” “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壞”。

　　鏡鑒歷史，方可登高望遠。破解中美當下的經貿爭端，不斷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建設，正是回顧毛澤東對“美國帝國主義”認知和應對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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