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關五四運動的主流歷史話語中，匡互生一直以首個闖入趙家樓或縱火燒樓的愛國學生的面目示人。通過閱讀他親自撰寫的《五四運動紀實》，我們實際上可以發現他在思想和行動上作為一個左翼青年（尤其是無政府主義者）的真實身份。借助這份珍貴的歷史文獻（以及北高師其他親歷學生的回憶文章），我們也得以一窺激進分子如何在關鍵點上影響了運動的走向。毫不夸張地說，如果沒有無政府主義思潮在這一時期的廣泛傳播，如果缺乏各類社團的形成和參與，五四運動很可能不會成為一場矛頭直指北洋政府的激進運動。借助這份親歷者的回憶記錄，我們也得以了解許多五四運動現場激蕩人心的情緒、思想和細節，而這是為大部分從長時段、宏觀視角或泛化意義上來論述這一事件的研究者所容易忽視的。

　　一

　　五四運動的原因

　　現在我要說的就是：(一)五四運動的起因，(二)五四運動的真相。什么是五四運動的起因？我可以就我所知道的分別說出來：

　　（一）新書報的出版  在五四運動以前，北京方面有公開地流行和秘密地流行的兩種新出版物。關乎前者，有《新青年》、《每周評論》一類作代表；關乎后者有《自由錄》、《民聲》、《進化》[1]雜志一類作代表。前者重在批評中國舊有的惡文化，范圍有限，后者則重在鏟除一切人類的桎梏，目光較遠。并且公開的文章刺激性比較的弱，秘密的文章刺激性比較的強。所以使人感受很深并且發生極大的影響的，還是那些秘密流行的出版物。有了這些帶強烈刺激性的出版物作晨鐘暮鼓，一向銷沉的青年，也就不能不從睡夢中驚醒，思想的解放自是當然的結果了。

　　[1]編者注：《自由錄》由北京大學“實社”于1917年7月開始發行。《民聲》由廣州“民聲社”于1921年復刊，前身為《晦鳴錄》，在1913年8月創刊，初始編輯為師復。《進化》由“進化社”于1919年1月發行，陳延年編輯。此三種刊物皆為無政府主義團體的宣傳刊物。

　　（二）事實的壓迫講到這個問題，我們就不可不從這次運動的背景加以精密記憶了。在這次運動未發生以前，中國一班青年所感覺最不安的有幾件事實：第一，就是袁世凱因為要求虎狼似的日本對于他作皇帝的計劃予以援助所換來的與這次運動有直接關系，而又為一班人認為中國致命之傷的“二十一條”；第二，就是繼討袁戰爭，復辟戰爭而起而又連年不得解決的南北戰爭；第三，就是參戰時候與日本所訂損害中國主權的軍事協定；第四，就是被一班人所猜想與中國的生死存亡有重要關系而且與人類社會的變化有重大影響的歐洲大戰；第五，就是受軍閥操縱而又無惡不作的安福系。處在這樣一種‘災害并至”’“險象環生”的境地當中，怎得不令人栗栗恐懼?由恐懼而悲憤，由悲憤而發生革命思想。既有革命思想，自然要乘機思動的。

　　（三）革命暗示的殘留  當時在北京讀書的學生，大多數是滿清末年和民國初年的中小學的學生。凡滿清末年一切革命烈士所有的俠烈行為和偉大事跡，這時候的中小學的學生都留了一種很深的印象。其中甚至于還有直接受過這些烈士的教育并且曾經參與過革命運動的。自民國成立至五四運動的時候，為時不過七年多一點。這時的環境既如上述，其險惡正不亞于滿清末年，而所謂“革命之聲”卻又“寂焉無聞”。那些受過革命教育和參與過革命運動的學生，眼看見這種情形，撫今思昔，就大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于是反躬自問，就覺得“責無旁貸”，不能不有所動作了。這就是殘留的革命暗示所有的權威，而所謂轟動全國的五四運動，就因此成了一種自然的趨勢了。

　　以上所說的三個遠因，可以說是五四運動的三個根本原因。但是這三個原因如果不同時存在，那末，所謂五四運動也就根本地不能發生；即令發生，也不過很無影響地一現罷了。這種觀察，大概沒有多大的錯誤罷，讀者如果不相信，只要繼續地把本文后面所敘述的事實看完以后，就可以明了。至于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失敗的消息的宣傳，雖然可以說是這次運動的一個近因，但是實際上只可以把它當作一點引起爆發物爆發的火，與這次運動實在沒有多大的關系；因為沒有作爆發物的遠因即令遇到火光，也無爆發的事實的發現哩。

　　二

　　五四運動的真相

　　五四運動的原因說完了，往后就不能不把五四運動的真相詳細地真實地告訴讀者了。現在我按照時間次序把重要的事實分別地寫在下面：

　　（一）軍事協定成立以后五四運動以前各校小團體的組織  自民國七年上期中日軍事協定成立以后，北京國立各專門學校的學生，因為這個協定允許日本軍隊在中國境內有自由行動的權利，都以為這是引狼入室自惹禍害的媒介，于是全體相約同到新華門內去見馮國璋，請求廢止那個協定。但因為事前沒有組織，結果，幾個被推去見馮國璋的代表被馮國璋一場圓滑而兼恐駭的話騙了出來，所有同去的學生，也就不得不各自跟著代表回到學校里去了。于是那些熱烈的學生，因此覺悟到做事以前大有組織堅固的有力量的小團體的必要。幾個月以內，各校學生獨立自由組織和聯合組織的小團體，相繼成立的至少在二十以上。大家所共知的團體，如各校少數抱著愛國主義的學生所聯合組織的國民雜志社和北京大學少數抱著文藝革命思想的學生所組織的新潮社，大家所不曾共知的并且我現在也不愿把他們的學校的名字宣布的團體，如某校少數抱著激烈的主張的學生所組織的同言社[2]，工學會[3]，和某某三個學校少數學生所組織的共學會[4]等，都是當時比較有力的團體。并且因為前面所述的新出版物一天多似一天，和各種事實的壓迫一天緊張一天，這些團體的彈性也就跟著一天強固一天。到了民國八年四月，這些團體就不約而同的有一個舉行五七示威運動的大預備，同時并且得了全體同學加入的同意。

　　[2]編者注：工學會前身，由匡互生、周予同等北高師學生發起，提倡打破勞心勞力的界限，幫助學生學做工，勞動者求學。曾有木刻、石印、照像等工作。[3]編者注：1919年5月3日由北京高師學生發起，初始由在校學生和校外青年共55人組成，具有無政府主義/工讀主義的傾向。[4]編者注：由高工、北大的學生組成，是與工學會在五四運動期間共同策劃行動的聯絡組織。

　　（二）示威運動提前舉行的議決  上面已經說過，北京各校全體學生本來有一種五月七日舉行示威運動的預備。不料自五月一日起，由巴黎和會傳到北京的消息一天險惡一天。到了五月三日，由幾家報紙和幾個外國教員宣傳的消息，竟說中國的外交已完全失敗，并說失敗的原因完全在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秘密訂定的南徐、濟順兩路借款合同的換文上所有的“欣然承諾”四個大字上面。因為“二十一條”的承認還可以說是由于最后通牒壓迫的結果，在以謀永久和平相標榜的和會場中可以借著各國的同情把全案推翻的，但日本的外交家卻能立刻拿出中國專使所未曾知道的密約換文上所有的“欣然承諾”四個字來作非強迫承認的反證，來作箍制中國專使的口的利器。這一個消息宣傳以后，北京所有的學生除了那些腦筋素來麻木的人以外，沒有不痛罵曹、章、陸等沒有良心的，沒有不想借一個機會表示一種反抗的精神的。因空氣這樣緊張的緣故，大家就有提前舉行示威運動的提議，于是五月四日舉行游街大會的議案就由各校代表會議議決了。

　　（三）各小團體的會議及激烈舉動的預備  在提前舉行示威運動的議案議決的前后，各學校的各小團體都有一度的會議。北京高工、高師各校的全體會議，那自然是應有的文章。現在我要特別告訴讀者的，就是前面所說過的那些小團體在這個時候活動的真相。五月三日夜，某校的工學會開全體會議，由會員提議討論“對于中日的示威運動，本會應取何種態度？”大多數主張采用激烈的手段去對付那幾個仰日本軍閥的鼻息，做國內軍閥的走狗，并且慣以構成南北戰爭以快私意的曹、陸、章，就決定次日聯絡各學校的激烈分子，伴大隊游行至曹、章、陸等的住宅時候，實行大暴動，并一面派會員先將曹、章、陸等住宅的門牌號致調查明白，以便直接行動。于是五月四日早晨凡在各校主張激烈的分子就由這個工學會的代表實地聯絡的結果，暗中已心心相印了。[5]到了四日上午十時中等以上各校的代表在法政專門學校議決本日下午一時各校全體學生同到天安門外取齊，舉行示威運動的消息傳到了各校，各校的熱烈分子——三十人以內——都有相當的準備，甚至于有連身后的事都向親密的朋友商托好了的！這個時候，我見著幾個同學那種決意為反抗強權，反抗人類的蠹賊而犧牲的激昂慷溉的態度，我只覺得有同往犧牲的快樂，絕無絲毫恐懼和茍且偷生的念頭。(公理正義竟足以使人的思想和情感超出生死問題以外至于如此！我于是才感悟到以勢凌人，以死畏人的資本家軍閥的權威和勢力終屬有限之至；理想的社會，真正的自由，實在有以血淚換得來的可能。)

　　[5] 編者注：根據周予同、夏明鋼、熊夢飛等人的回憶文章，在工學會以外，匡互生與北大的羅章龍、易克嶷等人組成一個以湖南籍學生為主的“秘密行動小組”，商議采取暴力手段來震懾和逼迫政府。秘密行動小組的準備工作包括：探查曹、陸、章的住宅，查明行動的門路、進出的路線，從高師附小曹汝霖兒子處探聽趙家樓的地址，集中到廊房頭條胡同的照相館從陳列的政界名人照片中辨認曹、陸、章的長相，尋找炸藥、手槍等武器。行動小組原來的計劃是在5月7日學生集會抗議同時國民外交協會在中央公園舉行國恥紀念大會時，當眾刺殺出席的曹汝霖。由于后來計劃有變，游行改在五月四日，倉促之間原計劃未得到完全落實。見熊夢飛《悼亡友匡互生》，夏明鋼《五四運動親歷記》，周予同《五四的前夕——悼互生兄》。

　　（四）天安門集合和向東交民巷各國公使署交涉的經過  五月四日下午一點鐘的前后，到天安門集合的，共有十三個學校的學生。當時各人手中所持的旗幟，都寫上什么“廢止二十一條”，什么“賣國賊曹某章某”，什么“反對強權”，什么“抵制日貨”一類使人不起注意的字樣。因此當時政府派出在學生隊伍前后巡邏的偵探雖然很多，卻也一點摸不到頭腦。不惟他們看不出學生們有痛打曹章等的決心，并且也不相信學生們會有什么暴動的——老實說，最大多數的學生，實在沒有這種預備的。可是當時大家都以為須全隊赴東交民巷走過，方才可以對外人表示中國民眾的一種公意，就決定向東交民巷出發。不料東交民巷外國守衛隊，竟不讓通過，雖由代表再三向英、美、法、意各國公使署交涉，因庚子條約(辛丑條約)的束縛，終沒有允許通過的可能!于是素不感覺外力欺壓的痛苦的人們，這時也覺得憤激起來了：“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的呼聲真個響徹云霄。這時候，無論怎樣怯懦的人也都變成了一些有勇氣的人了！

　　曹、陸、章

　　（五）大隊沿街狂呼的景象和圍攻曹宅痛打章宗祥的詳情  大隊在東交民巷被阻，自一點半鐘起至三點半鐘止，足足停立了兩個鐘頭之久。最后就由大家決定改道向曹汝霖家里走去。這時候負總指揮的責任的傅斯年，雖恐發生意外，極力阻止勿去，卻亦毫無效力了。大隊經過東長安街往趙家樓的時候，沿途都高呼賣國賤曹汝霖，賣國賊章宗祥，賣國賊陸某徐某段某和其他罵政府的話。這時候群眾的各個分子都沒有個性的存在，只是大家同樣唱著，同樣走著，不到四點半鐘的光景，就全體走到趙家樓曹汝霖的住宅前面了。當走到曹宅前面的時候，大多數的學生都從墻外把所持的旗幟拋入墻內，正預備著散隊回校時，而那些預備犧牲的幾個熱烈同學，卻乘著大家狂呼著的時候，早已猛力地跳上圍墻上的窗洞上，把鐵窗沖毀，滾入曹汝霖的住宅里去。[6]這時曹汝霖宅內的十幾個全身武裝的衛兵，已被外面的呼聲鼓掌聲的震駭，并且受了跳進去的同學的勇猛的感動，已喪失了用武的膽量和能力，只得取下上好的利刀，退出裝好的子彈，讓繼續跳進去的五個同學從內面把那緊閉重鎖的后門打開。后門打開之后，如魚如鱗的群眾就一擁而入。對著后門立著的一塊木屏，被一個人猛力地踢倒在地，發出轟然的一聲。在宅外和立在后面狂呼的學生聽著，以為里面放槍了，就后退了幾十步。后來，由里面出來的學生報告發聲的不是放槍，倒退的人再向前進，一同進到被老早進去的同學打得落花流水的曹宅來看那些同學放火。因為他們到處找不出那確實被大家證明在內開會未曾逃出的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只得燒了他們借以從容商量作惡的巢穴，以泄一時的忿怒。可是當曹宅西院火光初現的時候以前，在曹汝霖的小老婆和父親被大家交給在內的警察帶出的時候以后，忽然在東院房間的木桶里走出一個身著西裝面像日人的人，被一個同學趕上前去用一根旗桿劈頭一擊，那人就倒身在地佯作身死，于是動手打他的人就往后走去，而一時“曹汝霖已經被大家打死了”的喊聲就傳遍了內外，膽怯的學生就乘機回校避禍去了。但是一些熱烈的學生們卻爭先恐后的去看那被打死的人，以證實當時的傳言是假是真；哪里知道那佯作身死的人己乘機逃到外面一間皮蛋店里去躲藏好了，后來卻被另一批按尋曹章的人在一間皮蛋店里面的一間黑屋的床上又把曾經被打裝死的人搜尋出來，大家就拉住他兩只腳從那間黑暗屋里倒著拖到皮蛋店的門口，同聲地問他是什么人，他總是絕對地不作聲，大家耐不過，就備用那手中所持長不滿尺的小旗桿向著他的面孔上亂打橫敲，而那些手中沒有武器的學生就只得權借皮蛋作武器向被打的人的頭上打中了幾百把個皮蛋，于是死不作聲的被打的頭上只見滿面的鮮血和那塞滿了耳目口鼻的皮蛋汁了。不過同時卻有一個真正的日本人負重傷出死力替他保護，大家因此頗懷疑那被打的人是日本人，所以不曾把他打死，因為那天到場參觀的西洋人日本人實在不少，很有令人懷疑的原因哩。哪里知道他正是那一個向日本政府親遞那封有“欣然承諾”四字的換文的駐日公使，新回中國運動承認直接交涉的章宗祥！到了這個時候，已經五點三刻了，尚在看熱鬧的學生委實只有幾十百把個人了，而那些攻打曹宅用力過多的人，這時多半也已經精疲力竭地跑回學校休息去了。正當大隊學生己繼續散去的時候，趙家樓一帶已開到了好幾排軍隊，于是那些起初對學生很“客氣”的警察也膽大起來，并且都板起面孔，吹起警笛開始協同軍隊捕人了。

　　[6]編者注：關于究竟是否由匡互生第一個闖入曹宅并點火，不同回憶者有不同說法。承認匡互生是“打進趙家樓第一人”的親歷者，有北京大學的楊晦、北京高師的楊明軒、張作人、周予同、熊夢飛等人。例如熊夢飛在《悼亡友匡互生》中寫道：“互生縱身躍窗戶，以拳碎其鐵網而入，陳錫、鐘巍、夏秀峰、易克嶷諸先生繼之。互生方入，一巡警抱之，踣擊于地，其他皆退避，門遂啟。”承認由匡互生點火的有北高師的周予同、俞勁，北大的蕭勞等人。例如周予同在《火燒趙家樓》中就說：“學生群眾走進曹宅，先要找賣國賊論理，遍找不到，匡互生遂取出預先攜帶的火柴，決定放火。事為段錫朋所發現，阻止匡互生說:‘我負不了責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誰要你負責任！你也確實負不了責任。’結果仍舊放了火。”

　　（六）學生被捕和各校的全體會議  當時落后被捕的共計三十二人，北大十九人，高師八人，工專、匯文、留法預備等校共五人。這個消息直到當日下午七時，各校學生才得全體知道。于是各校學生都立刻召集全體大會，討論對付方法，一時的空氣都大大地緊張起來了。除了少數的人仍堅持繼續奮斗到底的主張以外，大多數都趨重于營救被捕的同學。所以次日各校學生代表會議的時候，差不多大家都舍了外交問題而單獨顧著營救同學的問題了。

　　（七）各校學生代表會議  五月五日各校學生代表齊集北京大學開會，許多代表都因感情的關系主張即日罷課(甚至于有已經罷課了的)，以要求政府釋放被捕同學。當時北京大學學生代表主張罷課更急，而主張不罷課的實在只有北京高等師范的代表。高師代表所持的理由是；(1)大家應該尊重被捕同學的犧牲精神，繼續奮斗，不應該專從營救同學著想而放棄了原來所抱的目的。就是說：大家應該跟著被捕的同學一同去犧牲，不應該只是希望被捕的同學早點出獄來跟著我們快活；(2)就事實方面說起來，罷課以后，大家不容易集會，團結精神更加無法保持。可是大家都只憑感情說話，沒有什么真理可言，高師代表這樣的主張自然不能得到多數的同意，所以大家就把全體一致罷課營救同學的議案通過了。這個議案通過以后，就繼續討論到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的組織，結果指定北大和高師代表起草組織大綱。

　　（八）北京學生聯合會成立和組織大綱的要點  聯合會組織大綱自六日上午由起草代表草定以后，即日就交到各校代表會議通過。于是所謂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就宣告成立了。至于這個大綱，卻有兩個要點須連帶說及的：(1)該會分為評議干事兩部。評議部只負議決一切進行事件之責，干事部只負辦理評議部所議決的一切議案之責；(2)評議部的評議員的產生只以學校為標準，就是說，不論學校人數的多少，每校只許出評議員二人，而干事部則專一委托北京大學學生干事會代理。這樣一來，人數最多的北京大學的學生不患無事可作，而一兩個學校的獨持的主張也就始終不能成立了。

　　（九）被捕同學釋放的經過  自全體學生罷課以后，直接感受苦痛的就是各校的校長，因為一方面要受什么政府的責備，一方面又要受學生的責備。所以他們連日大忙特忙，開會呢，寫信呢，打電話呢，向教育總長說話呢，向國務院警察廳檢察廳流淚呢，向學生演說呢，弄到一個精疲力盡才把三十二個被捕的同學由警察廳領出來，才使得全體學生依舊上課。其中受氣受恐駭受悔辱的地方自然免不掉，所以被捕的學生出獄以后，北大的校長蔡先生就辭職南歸。在被捕的學生未曾出獄以前，關于他們在獄中的狀況也不可不說及。他們的被捕固然出于偶然，但一入警廳以后，有因獄中生活較苦而怨及在外的同學營救的不力的。這時候，我才覺得從前高師代表所倡大家不應該只是營救同學之說未免調子唱得太高了。

　　（十）六三運動的醞釀  自被捕的學生出獄以后，直到五月三日前后，因為反對田應璜為教育總長和馬其昶為北京大學校長再行罷課以后，政府對于學生種種活動無不加以注意和干涉。各校的附近無不密布軍警，所謂露天演講發散傳單和發行刊物——如《五七》，《救國》之類——等等運動自然都被嚴厲地取締和禁止。就是學生聯合會雖然每日改換會議地點，亦屢次為政府所探知而施行強迫的解散。什么請愿書雖然再三地向政府里送去，哪里能夠值得他們一顧呢？到了五月三十日：向政府自告奮勇的代理教育總長袁希濤竟下了一道限學生于三日以內一律上課的訓令。到了五月三十一日，徐世昌的禁止集會演講和宣布戒嚴的命令更堂而皇哉貼到各校的門口。這更可見當時政府相信他們的權威有效的一斑了。然而政府的壓力愈大，學生潛存的彈力也愈大，在五月三十一日由從前在五四那一天運動最激烈的那些熱烈分子到各校活動的結果，六月一日學生聯合會就有從二日起再行分隊出外舉行露天講演的決議，并且決定：如果二日出外演講的完全被捕，次日就加倍再出，三日又完全被捕，四日就全體齊出。所謂六三運動的醞釀期間就完全屆滿了。

　　（十一） 六二、六三的學生演講和被捕的詳情  到了六月二日上午九時，各校合計有二千人上下的演講員就各把一面小旗藏在袖口里，繼續地一個一個地偷出校門(這時各校門口都有軍警看守，不能整隊齊出)。行到各熱鬧的街口當中就揭出袖中所藏的旗幟，號召聽眾，并且立地講演起來。因為這種辦法已超出軍警的預想以外，并且人數很多，當地的警察雖然照例上前干涉，終竟很少效力。但這樣地不把政府的戒嚴令當一回事，在軍警方面自然覺得太過不去，直到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無聊的步軍統領衙門和警察廳只得下令捕人，于是同時被捕的有四十七人之多，北京大學法科就變成臨時的監獄。不過這次被捕，完全在大家意料之中，當然大家沒有特別驚惶的地方。雖然當夜謠傳被捕去的學生均遭槍斃，而三日上午加倍出發的講演員卻依舊鼓起精神，分途出發。一時北京市上差不多沒有一條胡同沒有立地演講的學生，同時卻也沒有一條胡同沒有干涉演講和逮捕演講學生的警察。被捕的學生初由各地的警察押送到各警察分局分所，而那些學生就在各分局分所對著看守的警察演講起來，講演的學生大都“垂淚而道”，而聽講的警察亦大都“掩面而泣”。甚至于有深表同情于學生而大罵那些賣國賊段徐曹章輩的。后來步軍統領衙門即分派大批馬隊步隊協同警察再由各分局分所靜悄悄地把所有被捕的學生一律解送到北大法科和理科管押。在被解送的時候，學生依舊沿途大呼：“抵制日貨！”“懲辦國賊！”甚至于有大呼：“大家起來革命”的。遇著從學校出來打聽消息的同學即彼此大呼什么“中華民國萬歲”，什么“前進”，什么“死呀“死呀”“你們先去呀”“我們就來呀”一片激昂慷慨，淋漓悲壯的聲音，真個把北京城圈里鬧了成一個鬼哭神號的世界！道旁的行人也有不少相見流淚的。等到被解送的學生繼續進了法科或理科以后，大家雖然餓了十個鐘頭，但因為在里面看守的軍隊為大家的沉痛演說所感動，對于被看守者在法科理科范圍以內的行動完全不加干涉，各人不惟不覺到有什么恐懼與苦痛，而且立刻又在里面組織一個被捕學生聯合會。這個組織差不多和原有的學生聯合會的組織一樣，不過評議部和干事部的職員都由各學校學生按照每校幾人的規定自行推出，所以到了三日的晚上，在法科被看守的八百多人就把所謂評議部和所謂干事部所有的交際股，庶務股，會計股，糾察股，衛生股等都組織得完完全全，一切事情都有專人負責，不惟“秩序井然”，而且食宿的問題也能設法解決了。這時大家所不能放心的就是明日各校學生全體出發的事情是否能夠實現；大家所最希望的就是北京商界能夠罷市，京外的各界能夠予大家一點聲援。

　　（十二）其后兩日的變化和被捕學生的狀況  各校留在校內的學生自見三日出外演講的同學全數被捕，固然明知軍警監視學校愈加嚴密，不容易全體走出校外，但為免除良心上的痛苦起見，只得各人攜帶干糧被窩，(三日學生被捕，還有沒有被捕的同學去送被窩和點心，四日全體出發，如果依舊全數捕去，那就再無送被窩點心的人了，所以各人只得預先帶去，以備不虞。)死力沖出。果然全體攜帶行李沖出以后，軍警即蜂也似的上前阻止了。但是全體學生既挾“破釜沉舟”之勢向前猛進，并且用著慷慨激昂，懇切沉痛的態度向著軍警們演說，軍警的良心已經發生一種說不出的悲哀和慚愧，哪得再有力量來阻止學生們不去呢。不過四日軍警方面所持的態度，實在也和三日兩樣，因為他們三日見著演講的學生即盡數捕去，四日卻只極力苦勸(甚至于有跪地哀求的)學生們不要再出外演講，絕對地不再捕人了。所以四日出發的學生反能夠很自由地在一切熱鬧的地方向一切聽眾把平日所不能說不敢說的話都任意地說得出來。但是他們一面演講，一面卻都向著北大法科理科走，因為一則可以就近探聽昨日被捕同學的消息，一則可以從聲勢上表示一點勝利，以安慰安慰他們的沉悶。后來卻都能達到目的，所以下午五時以后都很平安地各回學校去了。

　　這一天還有一件可記的事，就是北京女子師范及附屬女中的學生，打破后門出外演講及集款接濟被捕學生。先是幾次運動都沒有女校學生參與其間，而其所以不能參與的原因，就是女校校長及其他辦事人的多方壓制。北京女子師范校長方還專制尤甚，當二三兩日各校學生因出外演講被捕的事情被該校同學在報紙上看見以后，她們就立刻商議援助的辦法。不料事為方校長所探知，就一面囑咐工人把校門緊閉，一面召集學生訓話，加以嚴厲的斥罵。這樣的辦法，似乎使得女同學再也沒有活動的余地了。但女同學的憤氣卻因此更盛，就將后門打開，一齊向外出發，沿路講演，下午也一同到了北大法科的門前，同時她們的代表及女中的代表六七人各用手巾提了幾千枚銅元(合計在四五十元以上。)送到法科被捕學生團，接濟被捕的男同學，并聲明送來的銅元都是臨時捐集的，所以來不及換成銀元。這種熱情快舉，不僅加了男同學不少的勇氣，而且可以說，這就是中國女子自己解放，自己取得平權的第一聲。以上所說，就是北京軍警對待演講的學生的一種起初想不到的變化，和女同學援助被捕同學的一種令人不能忘記的現象，至就三日被捕的學生的情形又怎樣呢?私人親友及各團體代表前去慰勞的一天不知經過幾百起。送點心送伙食費的也是接二連三地來個不已。最使我覺得奇怪的就是梁啟超先生的令弟啟勛先生贈送被捕學生大洋一千元，和吳光新先生愿意出資津貼學生聯合會兩件事。前者是本人以代廣東何某捐贈被捕學生名義親自送到法科，經交際股主任某君收受，后來經評議部提議認為不應收受，就由交際股退去，并登報聲明了的。后者是由吳氏托人間接向學生方面示意，(并說段棋瑞、徐樹錚亦贊成學生的舉動)因為被學生方面聞知，宣言嚴詞拒絕，就把那事打消了的。至于看守學生的軍警又怎樣?他們除了表同情于學生以外，并且有許多明了事體的軍官還大罵段、徐、曹、章賣國的不是!不過礙于形式的命令，不便有積極反抗的表示。

　　但是到了五日早晨，看守的軍隊忽然無條件地自己撤去。大家很覺奇異，還有人猜疑政府別有用意。后來才知道政府因為上海為援助北京學生已實行罷市，天津、漢口也有罷市的趨勢，甚至于北京商界有將和天津、漢口商界取一致態度的傳說，并且在外面活動的學生聯合會提出了嚴厲的抗議，大有無可收拾之勢，所以只好無條件地把看守的軍隊撤去。不過政府雖然無條件地撤去了軍警，被捕的學生卻不能不向他們嚴重地質問任意蹂躪人權的理。所以在五日下午教育部派來幾個代表勸學生回校的時候，大家因為他們對于大家所提出的質問沒有滿意答復，就老實不客氣地教訓了他們一頓。并在他們垂頭喪氣地去了以后，決定政府如再沒有悔禍的表示，大家仍采激烈手段去對付他們。后來因為政府另派代表前來自認誤捕學生之罪，而在外的學生聯合會又有再進一步的辦法提議，大家就決定七日全體暫回各校休息一天，九日便和在校的全體同學，同赴新華門內照看聯合會的主張以罷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人為條件，向徐世昌作最低限度的交涉。七日被捕同學回校以后，八日晚上10點鐘學生聯合會以九日上午10時全體學生赴總統府直接談判，要求罷免曹、章、陸等的議決案用電話通知教育部，要他們通知徐世昌屆時在府守候。政府從教育部得到這個消息，并且因為南苑某軍隊也有預備同時武裝進城一律加入請愿的謠言和津京商界將有激成罷市的傾向，即晚十二點鐘就召集團務會議，一致通過容納民意罷免曹汝霖、章宗樣、陸宗輿三人的職。議決以后，就立刻由教育部用電話通知學生聯合會，并力勸學生聯合會轉告同學，明日不要到總統府請愿，以免釀成其他不測的禍變。聯合會當即要求須有罷免曹、章等的實證，才有商量的余地，他們就答應以明日上午九時以前送到各校的載著罷免命令的政府公報為證，學生聯合會就答應一句等到明天再看的話。果然，九日上午八時政府公報就送到各校，曹、章、陸的免職也真個成了事實。

　　（十三）五四運動的尾聲  這回運動所標出的公用語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國賊雖然受了一點薄懲，而危險萬分的外交依舊沒有多大挽回的希望。到了六月二十五日，巴黎傳來消息，且說中國專使將于日內簽字于損害國權的凡爾賽和約。于是學生聯合會又決議于二十七日由各校推出數百代表向總統府強迫徐世昌電令專使拒絕簽字，而數百代表于二十七日起就在新華門內有兩日干曬一夜露宿的最后的奮斗。結果，徐世昌就當面答應；專使如未簽字，即電令拒絕簽字，如已簽字，則將來相約交到中國時，一定予以批駁。學生代表雖明知徐氏圓滑，但暫時無法證明他說話的虛偽，也只好各回原校，另圖補救了。不過徐世昌的圓滑雖然弄到大家無法進行，而近在巴黎的留法學生和華僑卻因為國內民氣激昂，激動了處置軟弱無能的中國專使的決心，就于和約簽字的那一天全體赴中國專使所住的地方，阻止他們赴會簽字，并聲言專使如要去簽字，大家就以國內學生對付曹汝霖的辦法對待他們。于是中國幾個專使因為恐怕簽字以后，自身難免有性命之憂，也只好容納學生華僑們的要求，以求保全自身的安全。拒絕簽字的目的才得達到。而所謂五四運動就從此總結束了。[7]

　　[7]編者注：《五四運動紀實》（刊于《立達學園半月刊》）原文末有一段作者結論，大部分五四回憶錄并未收入，現刊于此：

　　（一）五四運動不是偶然發生的，是有醞釀很久的原因的。　　（二）五四運動雖然沒有生命上的犧牲，但最初真正預備犧牲的實在有二十余人之多，并且因為預備犧牲者努力的結果，便引起其他多數的預備犧牲者，所以運動的力量就因此增大了。　　（三）五四運動能使無論什么——惟利是視的商人，殺人不眨眼，休戚無關于的外國人以及平時只知有命令，不知有公道正義的警察等——都受感動的，就在于運動者有犧牲的決心。　　（四）五四運動不是一班青年最初就能全體贊成的，而且最初還受過許多人的強烈反對。　　（五）五四運動所以不為軍人政客的詐術所破壞所污辱的就在大家所抱的目的是非常地正大光明，并且完全是公共的。　　（六）五四運動所以能夠持久就在于平時有團體的鍛煉，臨時有相當的組織。　　（七）五四運動所以能使奸滑狡獪的政府窮于應付的，就在于運動者的思想超出政府的思想上，因而根據思想所發生的計劃也就超出政府的預料以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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