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一次遇險與脫險的經過》是鄧大姐詳細向我們講述周恩來1928年去蘇聯莫斯科參加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途中的一次遇險和脫險經歷。

　　鄧大姐之所以寫這篇文章是因為當年她看過幾本書和報紙，對于此事都有所偏頗，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作為當事人就想將整個經過和真實的情況公諸于眾。西安事變后，周恩來在去西安的路上遇險，地點老山，襲擊者土匪

一次遇險與脫險的經過

　　1928年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參見與會的代表將經大連、哈爾濱到蘇聯，周恩來和鄧大姐是5月初乘日本輪船離開上海的。

　　1928年5月的時候山東濟南發生了“五三慘案”，當時周恩來和鄧大姐都特別關心事態的發展，因此上船的時候買了非常多的報紙，船經過青島的時候，鄧大姐和周總理上岸又買了一些報紙，在大連又準備上岸買報紙的時候變故就發生了。

　　我們正準備上岸時，駐大連日本水上警察廳上來幾個人，對我們進行盤問。

　　首先問恩來同志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實際上我們攜帶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沒有）。

　　又問你們做生意的為什么買那么多報紙，我們說，在船上沒事可以看看。

　　他們又問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

　　問到東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

　　他們當即讓恩來同志跟他們去水上警察廳。

　　在那里，他們又詳細詢問恩來同志出生年月日、學歷、職業等。

　　當問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她姓周，叫曼青。問他是干什么的？

　　答：在省政府財政廳任科員。

　　他們問你舅舅姓周，你為什么姓王？

　　恩來同志說：在中國舅舅和叔叔是有區別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國人舅舅、叔叔都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

　　對方又說：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當兵的。

　　恩來同志伸出手去說：你看我像當兵的嗎？他們仔細端詳不像當兵的手，然后開抽屜看卡片，對恩來講，你就是周恩來。

　　恩來又反問他們，你們有什么根據說我是周恩來呢？我姓王，叫王某某。

　　他們的一系列的盤問，恩來同志泰然沉著的一一作了回答。

　　他們為什么懷疑是周恩來，可能與在黃埔軍校任職有關，有卡片。

　　《一次遇險與脫險的經過》鄧穎超

　　周恩來被帶走的時候并沒有鄧大姐的事情，可是鄧大姐擔心周恩來打算跟著去，這讓周恩來非常生氣，大怒說“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然后就讓警察廳的人給找旅館，先送鄧大姐去了旅館。

　　當時鄧大姐的內心是非常著急和憂慮不安，幸好兩個小時以后周恩來回來了，第一件事情就是燒毀了證件，然后兩人有說有笑的去了餐廳用餐。

　　周恩來被盤問完了以后還讓讓警察廳為他們代買兩張下午去長春（然后再轉吉林）的車票。

　　但是上車以后對面坐的竟然是日本人。周恩來倆人還和對面的日本人聊了一路，當時周恩來已經發現他們是跟蹤兩人的了。

　　我們在長春站下車時他拿出名片給恩來，日本人有交換名片的風俗（我后來才知道的）。

　　恩來應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裝小口袋里，實際我們沒有名片，恩來裝著找的樣子，“噢！我的名片沒有裝在口袋里，還在箱子里呢！很對不起”。（要做取的手勢）對方說不必，不必了。終于對付過去了。

　　到長春后，似乎沒有什么人跟蹤我們了。

　　住進旅館，恩來同志立即換上長袍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車去吉林，抵達后沒敢直接到伯父家去，先住旅館，然后寫了一封信，請旅館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三弟一看就認出是恩來的筆跡，不久就來接我們回家了。

　　為什么未直接去哈爾濱而繞道吉林呢？我們怕日本警察廳去查問伯父有王某的外甥沒有，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就會驚擾了伯父。

　　我們仍然沒有脫離侵華日本軍人和奉系軍閥控制的地區，隨時可能被捕。

　　另一方面，當時的形勢，蔣介石占領南京以后，繼續經山東奪取東北，咄咄逼近，使在華北、東北一帶奉軍和日軍認為共產黨失敗了，主要對付國民黨，對我們有所放松，這對我們來說是有利的，但也不能麻痹。

　　所以，我們在伯父家停留兩天。

　　—《一次遇險與脫險的經過》鄧穎超

　　鄧大姐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已經81歲的高齡老人了，但是她依舊耐著天氣酷熱和身體的不適寫下了這篇紀實文章，可見她她尊重歷史、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她說：“這不是為周恩來，也不是為自己，是對人民負責，對后人負責。”她風趣地說：“我這也是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嘛！”

寫作背景

　　這篇文章是1985年夏天高振普趙煒同志陪同鄧穎超同志在大連休息的時候寫的，當時中央文獻研究室的鄭淑云同志寄來《黑龍江日報》登載的一篇《周總理三到哈爾濱》的文章，請鄧大姐看看咨詢是否屬實。當時鄧大姐說告訴他們，周總理到過哈爾濱幾次，她也不知道，只知道不止三次。

　　又說道：“1928 年去莫斯科出席黨的‘六大’這一次，我是作為列席代表與恩來一道去的。寫這一段經過的人我是沒聽說過，更不相識，他寫的這個過程有點像傳奇小說，與事實相差太多。”鄧大姐接著說：“在這之前我也看到過一篇《機智的周恩來》，也是說這件事的，那里面也有好多是作者推測的。”

　　鄧大姐稍事思考一下說：“我應該說話了，把真實情況寫出來，以正視聽。”大家就勸鄧大姐這個當事人寫，只有她的回憶才是真實的。

　　大家勸鄧大姐不要著急，但是大姐把手一揮說：“只爭朝夕。”馬上叫趙煒同志拿出紙和筆，她說，趙煒記，大姐一口氣把怎樣從上海上船，到大連后怎樣等總理被放回，又由大連去哈爾濱的經過很詳細地講完，趙煒同志整理抄清后，又經過大姐一字一句的修改，然后以《一次遇險與脫險的經過》為題，發表在 1985 年 8 月 14 日的《人民日報》上。

　　這就是鄧大姐寫這篇回憶文章的前后過程。

　　第一部分

　　勞山遇險始末：護衛戰士幾乎全部陣亡

　　西安事變之后，國民黨同共產黨的關系迅速變化，1937　年3月下旬，周恩來飛抵杭州，與蔣介石直接談判，4月初，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匯報磋商方案，跟著，又要經西安到南方再次與蔣介石談判。

　　1937年4月25日，周恩來乘坐卡車從延安南門出發去西安。國際友人贈送的這輛卡車，乃延安最先進的交通工具。

　　周恩來與司機坐在駕駛室內，車廂上，有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副參謀長

　　張云逸、參謀孔石泉、副官陳友才、機要員曾洪才、記者吳濤和四名警衛員，還有西北保衛局特務隊副排長陳國橋率領的一個班戰士，

　　這25人就是中央軍委副主席出行的陣容。

　　卡車一直向南行駛。從延安到西安，要經過甘泉、富縣、黃陵、銅川、耀縣、富平等地，跑上幾百公里。車出延安城，首先到達三十里鋪，這里有西北保衛局設立的檢查站，再往南的甘泉縣就是國民黨的地盤。

　　從延安到西安是從高就低，行駛非常輕快，出城五十多里后汽車卻費起力來。這是攀登橫亙在延安與甘泉之間的勞山。

　　勞山是陜北名山黃龍山的余脈，古來就是用兵之地。清兵進剿回民起義，在此處遭遇埋伏，留下千人大墓。東北軍進攻紅十五軍團，也在此處被殲滅兩個團。

　　卡車進入交界區，車上的戰士都提高警惕，翻過山脊下行，就進入甘泉縣境了。剛剛駛入一個簸箕形山坳，突然聽到槍聲！

　　周恩來立即觀察地形，只見公路通過谷底的水潭，左面的葦塘緊挨陡峭的沿湫山，右面的梢林連接一帶丘陵，正前方一道大壩梁上有一座孤立的山神廟。槍聲不斷從左右兩側響起，周恩來果斷命令加速，沖過壩梁就可以擺脫伏擊！司機老李加油前沖，對面壩梁又射來密集火力，輪胎被擊破，司機倒在駕駛盤上，卡車就困在敵人的火力之下！

　　周恩來立即跳下卡車，車上的戰士奮勇還擊，周恩來指揮：“下車！散開還擊！”

　　張云逸命令副官陳友才帶警衛掩護周恩來轉移，又命令陳國橋指揮特務隊阻擊敵人。陳友才此時大腿中彈，無法行動，就指揮警衛員先行，自己掩護。敵人發現這個頭戴禮帽身穿西服的人正在指揮，就把火力集中到陳友才身上，陳友才為了掩護周恩來，索性主動迎戰，把敵人火力全吸引到自己這里！

　　正面的壩梁和左側的山崖不斷射來子彈，周恩來果斷決定從右側梢林突圍。進入梢林敵人就看不清目標，但子彈還是不停地傾瀉而來，張云逸的手被擦破，孔石泉的領子被穿了幾個洞，所幸周恩來毫發未傷。

　　卡車處，主動吸引敵人火力的陳友才當先犧牲，陳國橋帶領戰士繼續抵抗。保衛局特務隊成員都是從紅軍部隊中精選而來，個個英勇善戰，可惜手中都是短槍，火力不如敵人。陳國橋自己率隊頑強反擊，又命令曹鴻都等人先撤，曹鴻都非要一起打，陳國橋揪住他的領子大喊：“我又不是要你逃命，是要你去保護周副主席！”曹鴻都帶人先撤，等到追上周恩來，也只剩自己一人了。前方有一道兩人高的土崖攔路，曹鴻都攀爬上去，用綁腿拉上周恩來等人。后方的山坳，繼續傳來激烈的槍聲……

　　周恩來、張云逸、孔石泉、吳濤、曹鴻都五人徒步回到三十里鋪，在保衛局檢查站將情況報告延安。

　　延安城頓時震驚！

　　警衛團長黃霖抄起手槍就出門，總參謀長劉伯承集中了中央首長的馬匹，

　　毛澤東叮囑黃霖：

　　“什么也不要顧慮，無論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來！”

　　黃霖帶上十幾個戰士飛馬而去！

　　保衛局局長周興立即指派蔡順禮組織集中騎兵，延安市公安局文書于桑帶特務隊騎兵排出發，周興還發出雞毛信命令獨立團增援，延安市市委書記張漢武也集合民兵出發。延安縣保衛局局長吳臺亮眼淚奪眶而出，南線剿匪本是自己的任務！

　　清涼山上的紅軍大學里，身經百戰的學員無心上課，萬里長征中周副主席也沒遇過這種危險！董必武出面講話安慰大家。延安南門外，干部群眾自發聚集而來，翹首遠望。焦急等待的還有毛澤東、張聞天、朱德、李富春……

　　黃霖馬快，首先趕到三十里鋪警衛周恩來，隨后，幾十個紅軍騎兵陸續趕到。周恩來立即布置分工，由張云逸和檢查站站長率隊到沿湫山營救。

　　彈痕累累的卡車停在谷底，行李、文件散落在周圍，犧牲的紅軍戰士還保持著作戰姿勢！逐個檢查，發現還有四個重傷員尚未犧牲，立即進行搶救。張云逸詳細檢查，發現犧牲的機要員口袋里的密碼尚在，周恩來的毛毯被砍了幾刀。張云逸把密碼銷毀，把毛毯收起。隨后趕來的于桑，帶領戰士群眾收殮十八具烈士遺體。

　　三十里鋪的周恩來，了解到一切都已安排妥當，才和黃霖乘馬返回延安。

　　延安南門外，歡聲雷動！毛澤東和干部群眾始終在等周恩來。

　　周興卻難辭其咎！作為延安保衛工作的最高負責人，竟然使得中央保衛工作領導人遭遇危險，周興受到有生以來最為嚴厲的一次批評。

　　延安的安全，就是中央的安全，必須保證延安的安全！

　　延安不安

　　共產黨接管的延安，其實是一個并不安生的地方。

　　國民黨政權帶著武裝保安隊駐扎在城鎮，鄉村還有大量的“土圍子”由地主組織的民團守衛，各村莊的幫會組織“哥老會”成分相當復雜，地方軍閥還挑動回族與漢族矛盾，各地經常發生破壞、暗害案件。國民黨特務機關還組織“肅反會”、“鏟共義勇軍”積極活動，綏德肅反分會散發小冊子《老實話》，用快板書的方式宣傳共產黨員叛變的故事。

　　紅軍隊伍中也有動搖現象。佳縣紅五團政委馬子祥被俘叛變，紅八十一師高文瑞率領九十多人63支槍投降，華池警衛連副連長焦鴻鵬率領二十多人叛變攻打縣政府。最嚴重的是三邊事件，三個警衛連長率隊發動叛亂，殺害特委書記謝維俊。這謝維俊就是當年江西蘇區的“鄧、毛、謝、古”之一，因“毛派人物”而挨整，長征后剛剛得到起用。

　　延安原有的唯一中學是師范學校，這里也是國共爭奪焦點。國民黨不肯讓共產黨控制學校，要求派遣校長。毛澤東說：“兩黨都能合作，一個學校還不能？”國民黨派來的校長馬濯江是個中統特務，國民黨中央還把邊區的校長和教員輪番調到廬山訓練。

　　延安當地社會情況也比較復雜，土匪、流氓、漢奸、特務，魚龍混雜。偵察部發現一個小布店往來怪異，原來店主高有是個漢奸，日本人出錢讓他在延安開店搞情報！

　　延安城里，從南門通往北門的大街是一片繁華的店鋪，其中有座古老的火神廟。廟里的兩個和尚不穿袈裟也不念經，經常穿著藍布便裝到處亂竄。周圍群眾反映，過去這個廟里有兩個老和尚，忽然不知去向，現在這兩個和尚誰都不認識。原來，紅軍進城前的一天晚上，來了幾個國民黨兵，把兩個老和尚帶走了。

　　這兩個奇怪的“和尚”，原來是國民黨綏德地區專員何紹南手下的偵察參謀！還有兩個軍統特務隱藏在延安的天主教教堂里活動，也被邊保破獲。

　　國民黨特務的活動限于搞情報，而直接威脅邊區安全的還是土匪。

　　出人意料的勞山事件真相

　　1937年4月25日，剛剛發生勞山事件的延安，很快從震驚轉為鎮定。第二天一早，周恩來就乘坐顧祝同派來迎接的雙座小飛機，單人飛往西安。盡管前途依然潛伏險情，周恩來還是匆匆出發。

　　中共中央駐地的警衛工作，以往相當薄弱。毛澤東在延安的第一住處是鳳凰山麓的石窯洞，窯洞被日本飛機炸毀后，就搬到延安城北門外三公里處的小山村楊家嶺。這里原來只有八九戶人家，山腰的平坡有灰磚砌就的窯洞，毛澤東住在中間，左邊住周恩來，右邊住朱德、劉少奇。楊家嶺并沒有什么嚴格的保衛措施，村里的大人娃娃隨意亂走，外面來人也沒人攔。

　　延安與宜川、甘泉交界的金盆灣、臨鎮、云巖鎮一帶，原是土匪的地盤，活動著一支土匪隊伍。1937年初，中共中央進駐延安后，即成立剿匪司令部，由延安縣保衛局局長吳臺亮為司令。

　　通過社會調查初步搞清，這股土匪有明暗兩股勢力。明的是一股慣匪，頭目叫李青伍；暗的是八十多人的民團，頭目是臨鎮土豪劣紳姬延壽；幕后操縱人是國民黨甘泉縣黨部，還與西安的省黨部有聯系。敵人勢大，邊區黨委又調獨立團增援，團長白壽康、政委李太淵率領二百多人浩浩蕩蕩開赴臨鎮。

　　紅軍陣容強大，姬延壽一改常態，主動向吳臺亮示好。農歷三月初三，臨鎮舉行一年一度的廟會，姬延壽特地請紅軍點戲。吳臺亮叫白壽康出面應付，自己和李太淵混在人群中查看動向。小小的臨鎮，街面上熙熙攘攘，背地里暗流洶涌。國民黨縣黨部的人來來往往，土匪也化裝進城，更奇異的是民團，有的拼命大吃大喝，有的搶購擦槍油……特異情況顯示民團將有動作！

　　當晚，吳臺亮將司令部秘密遷出臨鎮，部隊埋伏在四面山頭。時近午夜，山上傳出兩聲清脆的槍聲，臨鎮民團八十多人鉆山溝逃亡，而民團頭目姬延壽卻裝作什么也不知道。吳臺亮立即逮捕姬延壽。

　　考慮到國共正在談判合作，邊區黨委指示剿匪司令部也先行談判。在劃分共產黨控制的延安與國民黨控制的甘泉的分界線時，談判搞不下去了，國民黨向邊區政府控告，說吳臺亮破壞統一戰線。很快，毛澤東的指示傳到剿匪司令部：“邊區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丟！”

　　繼續談判，共產黨這邊改派團政委賈騰云為代表。賈騰云本是當地“哥老會”大爺，后來參加紅軍當了五團政委，談判中見到土匪兄弟，很快打得火熱。這天，賈騰云回到剿匪司令部，對吳臺亮說明天再談一次就差不多了。

　　晚上，吳臺亮剛剛睡著，就被賈騰云的警衛班長李天杰叫醒。李天杰匯報賈騰云已叛變，今晚先動手抓捕吳臺亮，而后開槍報信，土匪從山上下來支援。吳臺亮立即叫醒自己的警衛班，布置抓捕賈騰云。剛剛講完，賈騰云就進屋來抓吳臺亮，吳臺亮沖上去扼住賈騰云咽喉，警衛員圍上去繳了他的槍。由于沒有得到信號，這晚土匪沒敢下山。

　　相持不下，這股土匪向西轉移，到甘泉通向富縣的公路周圍活動，人數擴大到二百多人。4月25日，就發生了勞山伏擊事件。

　　接下來的剿匪行動，周興親自布置，邊保偵察部長謝滋群抽調一批偵察員，秘密潛入土匪活動地域。張丕謀、李樹標兩人化裝成貨郎，到金盆灣一帶偵察。

　　張丕謀在老溝了解到，土匪頭子李青伍近來很少回家，行為反常，只有土匪的“坐地大爺”李鳳山來李青伍家中聯絡。

　　張丕謀就秘密逮捕李鳳山，審訊查出：勞山事件正是李青伍股匪所為！

　　邊區黨委指揮剿匪部隊從南面迂回，數縣合剿，很快將土匪四面包圍，土匪頭子李青伍落網。

　　通過審訊，查明了勞山事件真相。原來，李青伍與姬延壽勾結，早已四處搶劫，勞山事件之前還在三十里鋪附近搶劫了東北軍的車隊。

　　李青伍在延安南門安插了一個坐探馮長斗，專門通報延安商旅信息。周恩來出行之前，三輛卡車停在南門外待命兩天，被馮長斗通報土匪。

　　李青伍以為車上有財物，帶人等候在沿湫山。

　　打響之時，李青伍就在大壩梁上的山神廟中指揮，見卡車中跳出幾個人向梢林轉移并未布置追擊，目標始終鎖定卡車里的財物。

　　出于工作需要，周恩來的副官陳友才穿西裝戴禮帽，土匪以為這是大官，搜口袋卻發現了周恩來的名片。

　　本想發財，沒想到殺了共產黨的大人物！

　　李青伍慌了：壞了！這下捅下亂子了！快跑！

　　土匪臨行不忘帶走兩個鐵皮箱子，抬了十幾里路，打開一看，沒有黃金鴉片，全是文件書籍。

　　害怕紅軍圍剿的李青伍，先是逃避了趙家河的圍剿，又躲到韓城，害怕不夠遠，又躲到山西臨清縣的樊條屯。

　　直到冬天，李青伍才悄悄潛回老家，當即被守候的鋤奸隊逮捕。

　　本部分來自《中國秘密戰：中共情報、保衛工作紀實》

　　第二部分

　　1955年4月，參加亞非國家會議的中國代表團乘坐的印度民航“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被炸墜毀。炸機案件發生前后，國共雙方在隱蔽戰線上展開激烈較量，美國、英國、印度的情報機關也參與其中，使得案件的偵破更為曲折復雜，成為引發國際輿論界關注的焦點事件。

　　臺灣特務積極蓄謀實施暗殺

　　“克什米爾公主號”爆炸案，是由臺灣“國防部情報局”策劃實施的。

　　臺灣特務機關實施此案，蓄謀已久。1955年1月上旬，臺灣特務機關“中美聯合工作總部”派黃姓和鄧姓兩名特務到香港，同國民黨“保密局”（當年3月改稱“情報局”）在香港的特務組織一起策劃針對中共的破壞行動。這個“中美聯合工作總部”（又稱“中美聯合情報中心”），是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國民黨“保密局”于1950年成立的針對大陸開展破壞行動的特務組織，從派港兩名特務的身份背景來看，他們執行的其實是臺灣與美國情報機關的共同任務。當時的香港，是敵對勢力對新中國進行刺探情報和滲透的前沿，各種反共反華勢力混跡其間。

　　2月10日，中國政府決定接受印尼政府邀請，派出代表團參加4月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國家會議”。這一消息遲至4月初才公開見報，但在2月中旬，臺灣特務機關即通過特殊渠道獲知周恩來將率團出席亞非會議。3月中旬，我情報部門偵悉，由蔣介石親自批準，臺灣“國家安全局”局長鄭介民指令毛人鳳策劃在香港、印尼暗殺周恩來。毛人鳳派往香港策劃暗殺行動的是多年從事反共特務活動的趙斌成。

　　趙斌成，河北人，是抗戰期間參加軍統的骨干特務，1948年4月曾獲得“忠勤勛章”，在國民黨政權崩潰前夕，他擔任過保密局的布置組組長，專門負責對解放區潛伏布置工作。此次受命到香港之后，他會同原駐香港的特務，千方百計四處刺探。很快，他們得到中國政府租用印度國際航空公司“克什米爾公主號”客機的消息，于是決定在中國代表團的飛機上做文章。

　　自“克什米爾公主號”被炸案發生后，海內外普遍傳說周恩來本打算乘坐該機，因臨時調整行程才幸免遇害。但外交部解密檔案證實，周恩來參加亞非會議，從來就沒有過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的安排。根據檔案，當時赴萬隆的中國代表團人員，計劃分三批動身：第一批由代表團秘書長王倬如率領，先期到達萬隆進行相應的準備工作；第二批是一般工作人員和記者，由他們負責押運代表團的物資；第三批是代表團團長周恩來和團員。顯然，由周恩來率領的第三批人員才是代表團的主體。

　　而且，從常理判斷，亞非會議確定召開的日期是4月18日，周恩來并沒有訪問印尼的行程安排，是不可能提前一周就去印尼的。比如在上一年召開的日內瓦會議，會議召開日期定為4月26日，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是4月24日到達日內瓦的。事實上，后來他率領參加亞非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是在4月16日飛抵印尼、4月17日才飛到萬隆的。

　　但是，臺灣特務從周恩來率團前往萬隆，中國政府又租用印航客機給代表團使用的情況，判定周恩來會搭乘從香港出發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這一推測也并非毫無理由，因為就在萬隆會議前不久，3月29日，中國第一個訪日貿易代表團也曾租用過“克什米爾公主號”從香港飛往日本。這也可以證明，臺灣特務雖然偵知中國代表團租用飛機從香港出發的情報，但從他們認為周恩來會乘坐該機的情況來判斷，這個情報顯然不是來自于我方的核心部門。

　　“克什米爾公主號”是美國洛克希德公司生產的C－69型軍用運輸機的民用版，稱為星座式客機，其載客量達到100人，但乘坐該機的旅客僅為中國代表團、越南代表團部分工作人員和隨行記者共11人，其中中國代表團成員僅有3人，分別是石志昂（外貿部副局長）、李肇基（外交部新聞司干部）、鐘步云（總理司機），此次飛行中該機如此大的載荷其實主要就是用來運送物資，而乘坐該機人員的主要任務則是押送物資。

　　周恩來和中國代表團的行程安排，是準備經緬甸前往萬隆，因為周恩來準備與緬甸總理吳努、印度總理尼赫魯等在會前就重要問題交換意見。據周恩來的衛士長成元功回憶，為準備經云南陸路前往緬甸，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李福坤專程帶人先行到云南勘查了路線。只是因為周恩來于3月中旬因急性闌尾炎動了手術，不適合長途乘坐汽車，4月初，才在緬甸方面的建議下取消了乘車前往緬甸的計劃，打算租用印航的另一架飛機由昆明直飛仰光。

　　而臺灣特務在知道中國代表團會在香港乘機出發的消息后，即抓緊著手暗殺行動的準備工作。時任臺灣“情報局”澳門站站長的程一鳴（1964年起義回到大陸）回憶，趙斌成等偵獲中國代表團在香港定下了印度民航“克什米爾公主號”作為專機消息后，便做了一架該機的模型，精心研究怎樣進行破壞；4月5日，“情報局”將4枚定時炸彈交由從基隆開出的“四川號”貨輪上工作的特務張祖順，由他負責隨船帶往香港；到香港后，由特務李益民將炸彈取走交給被收買的啟德機場清潔工周駒（又名周梓銘）……敵特已一切準備就緒，只待飛機到港后就開始行動。

　　探知敵方動向卻未能阻止飛機被炸

　　而自3月中旬，我方情報部門獲悉臺灣特務機關策劃利用亞非會議暗殺周恩來的情報后，周恩來在住院期間即聽取了情報部門的相關匯報，隨即指示主管情報工作的李克農盡快查明敵特的具體計劃。4月7日，周恩來在離京去云南前，再次指示李克農等人密切注意在香港的敵特動態。

　　4月9日晚，李克農下屬負責情報整編的干部黎虹收到一份重要情報，說臺灣國民黨特務機關要破壞我代表團所乘飛機，并備有定時炸彈。黎虹立即報告了李克農的助手、同時也是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的羅青長，羅青長要求黎虹將情報作為特急件送外交部辦公廳主任董越千。與此同時，羅青長打電話向在昆明的周恩來報告。周恩來即指示外交部將此情況火速轉告新華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團先行的工作人員，要他們立即向香港當局提出交涉，并請港方保證我有關人員的安全，同時要外交部在北京向英國代表進行交涉。

　　這份關于敵特行動安排的情報極其重要。目前可以確定該情報的來源是，公安部門和軍隊均從破譯臺灣特務的密電中偵知了同樣的敵情。

　　同一來源的情報，在4月11日下午，再次報到黎虹手中。內容是：蔣特香港情報站已得知周恩來不經過香港，但仍要對中國代表團隨員進行打擊，以削弱中國在亞非會議上的影響。為此，該站下令被蔣特組織收買的啟德機場飛機檢修人員按原計劃進行，但因時間倉促，未將炸彈置入油箱，而是綁在油箱底部，預計下午4時爆炸。這一情報被以急電發給周恩來，但此時飛機已從香港起飛，電報發出不久，即收到路透社發出的飛機失事的消息。

　　原來，臺灣特務在實施爆炸行動前，沒有像往常一樣通過電臺向上報告，因此我方情報部門未能掌握敵特行動的具體安排。事后查明，4月11日上午，被敵特以60萬元收買的機場清潔工周駒攜帶一枚定時炸彈，向領班謊稱是給人帶的一包西藥，將炸彈安放在“克什米爾公主號”右翼輪艙附近，隨后不等下班就從機場鐵絲網下爬了出去，在兩名特務（即當年1月被派到香港的黃姓和鄧姓特務）接應下，先后躲避到兩間酒店。

　　空難的消息令周恩來十分悲痛，他立即命令外交部報告4月9日接到他的緊急指示后是如何處理的。外交部報告的情況是，當天即告知了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后在此次飛機失事中犧牲），黃作梅分別向港英當局和印航駐香港辦事處進行了提醒；4月10日，由歐非司副司長張越緊急約見英國駐華代辦處參贊艾惕思，告知中國記者一行11人次日上午由香港乘飛機去萬隆采訪亞非會議，“我們獲悉國民黨特務將從中進行阻撓和搗亂，故請轉告香港當局注意，并務必對他們的安全予以照顧”。

　　中方通報情況的內容成為英國官方推卸責任的借口，后來始終不承認港英當局安保工作存在問題，港督葛量洪在自己的回憶錄中為己方未盡到職責開脫：“墜機事件發生之后，中國當局給予我們一些情報，告訴我們他們所懷疑的人物，如果他們通知我們新聞從業員來港時就把情報告訴我們——那時他們已經掌握了情報——我們會采取必要的保安措施，也就不會發生災難了。”但事實上，我方在案件發生前，也僅是探明敵特擬對飛機進行破壞，正如我國政府多次重申的，當時“不知何人、用何種方法進行破壞”，葛量洪所謂的全知全能的“情報”并不存在。

　　4月12日，新華社發出題為《由于美蔣特務破壞我出席亞非會議代表團人員座機失事》的電訊稿，在敘述飛機失事和機上人員情況后，寫明：“在代表團人員和新聞記者起程前，我國政府即已獲悉美國和蔣介石匪幫的特務機關正積極布置對我國代表團所包用的印度飛機進行破壞，以實現其準備已久的殺害我國以周恩來總理為首的參加亞非會議的代表團人員和破壞亞非會議的陰謀。”從當時我方掌握情報和事后調查結果看，電訊稿中對兇手的判定是準確的。

　　4月14日，周恩來與中國代表團一行26人由昆明乘坐印航“空中霸王號”包機直飛緬甸仰光。同日，中央給周恩來發來由劉少奇簽發的電報，指出：“關于飛機失事問題，我們認為可以告訴尼赫魯、吳奴[努]等人，我們確有證據，證明此次事件是美蔣特務機關的蓄意謀殺。”

　　按照這一要求，第二天，周恩來在與印度總理尼赫魯討論“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時強調：我們對“特務的陰謀早有所聞，并在事前通知英國代辦轉告香港當局，新華社香港分社也曾預先通知印度航空公司。但我們不知何人、用何種方法進行破壞，香港當局采取的措施顯然是不充分的”。周恩來表示，希望尼赫魯致電英國首相艾登轉告中國方面的意見，即英國政府對此事件的處理上，應同中國和印度政府采取合作態度。尼赫魯表示同意。

　　4月26日，亞非會議期間，根據我方充分的情報，周恩來告訴尼赫魯：蔣特是利用香港機場的地勤人員破壞飛機的，香港當局應從機場地勤人員中查明兇手。當晚，尼赫魯函告周恩來，他指派調查案件的R·N·Kao（當時譯為高氏）已到雅加達，即將去香港；4月22日，英國首相艾登回復他的信中說，要想讓在香港的調查進行得有效，“有必要由有關各方提供他們關于墜機事件的情況所獲得的全部情報”。

　　印度政府派來的調查人員高氏，后來在與中方合作調查中做了許多工作，他當時的公開身份為印度政府和尼赫魯的代表，實際上他是印度情報局（英文簡稱IB）副局長。艾登提出的由有關各方提供全部情報，主要還是針對的中方。我方確實在案發后通過各種渠道獲取了許多確切的情報，如這樣的情報提供給港英方面，雖有助于破案，但對我方的工作勢必會有所影響。周恩來很快作出了決斷，第二天，他會見尼赫魯和高氏，重申：如果英國政府真有破案的決心，中國政府準備提供艾登信中所要求的材料。

　　我方派員前往香港查清案件真相

　　周恩來參加完亞非會議回到北京后，于5月9日主持召開了外交部黨組擴大會議，討論“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制定了“爭取破案”的方針。他指出：“破案的關鍵在于爭取英國與我合作。如英表示愿與我合作，則我可向他提供有關情報；否則，供給他情報不但無益，反而可能使兇手跑掉。”

　　此時，高氏已來到北京。5月10日，按照周恩來的指示要求，我情報部門起草了一份臺灣特務機關策劃“克什米爾公主號”爆炸案的情報材料，由李克農定名為《向香港當局提供的第一份情報》，詳細列舉了參與該案的敵特人員的分工及他們在香港的住址，特別強調“以上情報是完全確實可靠的”。5月12日，周恩來親自把這份材料的中文本和英文本交給了高氏。

　　周恩來決定派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熊向暉會同高氏前往香港調查，5月15日夜，他向熊向暉當面交待了任務。周恩來說：這個案子非常復雜，不但涉及蔣介石集團，而且涉及英國和美國，所以我們一定要聯合印度，共同促使英國破案。行前，熊向暉閱讀了我方情報部門掌握的資料。

　　5月18日，熊向暉與高氏一行到達香港。他們剛過羅湖橋，就見到了前來迎接的香港警察政治部主任威爾考。香港警察政治部（英文簡稱SB）是個特殊機構，名義上是港警的一部分，實際上自成立起，即是受英國秘密保安局（即軍情五處）操縱的特務機關，該機構包庇縱容各類反華組織在港活動，使香港長期成為國際反華勢力對新中國進行滲透破壞的前沿基地。“克什米爾公主號”案件在香港的偵破工作就是由這樣一個機構來負責的。

　　威爾考主動提出，為保障熊向暉與內地的聯系，已指定電報局的英籍報務員負責他的來往電報收發，同時，由電報局安排專人來遞送電報，并要求如熊向暉外出需提前告訴他，以便派員保護。熊向暉對這一安排沒有表示異議。實際上，港英當局這樣“周到”的安排隱含著多層意思。威爾考提出收發電報的安排，是變相在提醒對方作為官方人員應該使用電報局，不要使用秘密電臺，同時，實際上也是企圖對熊向暉來往電報進行控制，因為香港就有英國在遠東地區最大的無線電監聽站；而熊向暉自接到任務起，就按上級要求帶來了譯電員和密碼，說明我方對港英當局的窺探企圖早有準備。至于威爾考提出在外出時派員保護熊向暉，這個“保護”其實就是監視；而熊向暉根本就沒有在香港開展秘密活動的打算，還是在途經廣州的時候，他就告訴高氏自己住在新華社香港分社的招待所，并且不準備外出。后來，熊向暉在香港期間居所外邊有香港警察警戒，他也的確沒有外出。

　　高氏抵港當日下午就將中方提供的情報材料親自交給了港督葛量洪。當天晚間，香港警察根據中方開列的12人姓名地址進行搜捕，但還是有幾人沒有抓到。特別是案件的直接執行者周駒，竟是于當天上午10時悄然搭乘香港飛臺灣的民航班機離開了香港。港英當局在獲知周駒逃脫后，通過高氏轉告熊向暉，要求中國政府暫時不要公布消息，以利案件偵破；同時，請求中國政府繼續提供情報，“深信中國必有可靠的情報來源”。

　　熊向暉將這些情況報告了北京。周恩來復電，要求通過高氏轉告港英當局，只要香港政府繼續合作破案，中方將繼續提供有關情報，周駒逃臺的消息可暫不公開，但要求港方將周駒引渡回港法辦。中方信守了這個承諾，沒有對外公開周駒逃臺的消息，但印度與印尼的新聞媒體持續跟蹤報道此案偵破過程，披露了許多案件的細節和周駒逃臺的消息。

　　5月27日，香港政府新聞處發布公報，指出“看來最有可能的，爆炸物事實上是當飛機在香港停留的時候被安放在飛機上的”，并表示他們將以最大努力進行偵查，以使肇事者歸案法辦。葛量洪在回憶錄中也承認：“很快便證實陰謀破壞是墜機的原因，還證實了香港是唯一可以進行破壞的地方。檢查飛機殘骸證實機翼上裝上了計時炸彈，一定是飛機停留在啟德機場時可以走近飛機的人裝置了炸彈，陰謀組織者很可能以為周恩來在飛機上，不過，他沿別的路線到萬隆去了。”

　　中方繼續向承諾偵破此案的港英當局提供了有關情報。5月28日，熊向暉接到北京電報，印度駐聯合國代表梅農訪問北京后前往香港，周恩來囑托梅農面告葛量洪重要情報。這份情報的主要內容是：香港警察政治部國民黨調查組幫辦李福基，系臺灣重要特務，多次泄漏港方取締國民黨特務非法活動的行動情報；李福基將中、印官員秘密抵港事報告臺灣，還唆使周駒偷渡潛逃，警方的搜捕情況也被他通知其他臺灣特務；李福基最近向臺灣報告，他利用審理此案，暗囑涉案人員堅不吐實，并銷毀罪證材料，還建議由美方出面疏通港方將案犯遞解臺灣。

　　熊向暉奉命將這一情報也通報給高氏，高氏表示此事極為嚴重，他除面告港督外，還以縝密方式報告印度總理尼赫魯。但是，面對中方提供的如此翔實的重要情報，葛量洪仍極力作出港方的解釋：李福基不是案件主審，不知此案全貌，案件材料都由英籍高級警官保管，他無從銷毀；港方不知李福基與臺灣方面保持關系，將認真調查此事；港方從未將中方提供的情報材料透露給華籍職員，但下層具體執行行動的都是華員，無法保密，今后只在具體工作中使用他們。葛量洪還表示，美國未就此案與港方有過任何接觸。

　　但是，據我方情報部門調查，李福基被從案件審理的崗位上調開后，港警政治部安排接替他工作的李洛夫，竟是更為資深的國民黨特務，每天都與臺灣特務曾漢元聯系，向臺灣特務組織提供更多的此案情報。這一情況，由周恩來在北京面告印度駐華大使賴嘉文，并提出務必希望港督采取措施。港英當局并未照辦，事實上是后來更為信任和重用李洛夫。

　　在此期間，尼赫魯派印度情報局局長馬利克來港。6月2日，馬利克前往熊向暉住所談話，主要是談了印度對此案的一些觀點，并問如港方在審訊此案時，中方官員愿否列席旁聽。當日，熊向暉即向北京報告了馬利克來談話的情況，并提出建議：目前列席旁聽審訊應以婉拒為宜，以防港方一旦不能破案藉此推卸責任。北京復電同意熊向暉的意見。

　　港英方面卻沒有邀請熊向暉參加案件審訊，而且從這時開始，通過高氏傳回來的消息全是案件偵破工作沒有取得進展。直到8月15日熊向暉奉命返回內地，港英官方反饋回來的消息仍是案件沒有進展。

　　據熊向暉回憶，他在港期間，受命一共向港英方面提供了與該案有關的40個人的材料，這40個人都住在香港政府的轄區，都是直接或間接與破壞“克什米爾公主號”有關的特務或其代理人或者是知道內情的人，其中包括主使者趙斌成，直接指揮者金建夫，參與籌劃者沈齊平，運藏炸彈者張祖順，具體執行破壞任務者周駒，與周駒同受破壞訓練者李瑞元，發放這一破壞活動的經費及獎金者蔡渭清等。根據香港當局反饋回來的捕獲人員名單，其中的沈齊平、張祖順、李瑞元、蔡渭清等均在內。

　　據英國駐華代辦歐念儒在9月2日遞交給中國外交部的《關于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破壞案的警察調查綜合報告》，香港警方在案發后調查了68名曾接觸飛機和接觸行李的人員，其中就有香港警方在事件發生后調查主犯周駒的詳細過程，但沒有得到任何有價值的線索。直到5月18日，中國政府代表到達香港后，提供了部分4月11日至5月10日間搜集到的情報，香港警方依據這些情報才使案件偵破有了具體的進展。

　　我方情報部門繼續密切關注案件兇犯們的動向。據外交部檔案館藏《李克農報告“克什米爾公主號”首犯的動態》，9月6日，我方通知英國方面，趙斌成“改乘飛機逃臺”，由于懷疑港英當局內部有人暗中通風報信，李克農特別提醒英方注意保密，“以防該犯逃脫”。至此時，經過我方情報部門的積極工作，案件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

　　案件后續的處理仍在繼續。1956年1月、6月，英國代辦處兩次照會我外交部，稱港英已將逮捕的31人和13人分兩批驅逐出境，送往臺灣。這些人被判定“曾在香港進行國民黨的情報活動”，但“不能提出有關破壞事件的控告”。周恩來以外長名義照會英國代辦處,對港英釋放重大嫌疑犯提出嚴重抗議，并再次鄭重聲明，此案尚未破獲，“英國政府仍然負有不可推卸的國際責任”。

　　但是，兇手們卻始終逍遙法外。據知悉此案內情的臺灣高級特務谷正文講，毛人鳳因此案而晉升中將，成為保密局有史以來第一位活著就升任中將的局長。“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第二年，毛人鳳在臺灣病死；趙斌成、周駒則于20世紀90年代死于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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