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社會民主黨分為左、中、右三個派別。其中右派以艾伯特、謝德曼為代表，較為推崇民族主義，不但支持戰爭政策，還反對暴力革命政策，主張與資產階級妥協；中派以考茨基、哈塞等人為代表，雖然反對右派的觀點，但實際上站在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立場上，與右派一樣叛變了無產階級的利益；左派以李卜克內西、羅莎·盧森堡為代表，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派別，因其出版的秘密政治通訊《斯巴達克信札》，所以又稱斯巴達克派。1917年，隨著社會民主黨內部的思想進一步分裂，中派宣布脫離社會民主黨，并成立了“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隨后斯巴達克派也在組織上加入獨立社民黨。

　　一戰時期，德國容克貴族和壟斷資產階級為代表的統治階級，把底層人民拖入了戰爭泥潭。對統治階級來說，士兵、底層民眾只是他們實現自己利益的工具而已，如螻蟻般不值一提。因此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不可調和，對被統治階級來說，要是不想無意義地做炮灰送死，要想結束戰爭并早日實現和平，那就只有革命斗爭這一條路可走。在這種情況下，瀕臨崩潰的德國，工人運動此起彼伏，各地屢次出現有數十萬工人參加的罷工、游行活動。1918年1月，柏林再度爆發了有數十萬工人參加的游行示威活動，對戰爭不滿的情緒在士兵群體中也迅速蔓延。士氣下降到最低點的德國水兵們終于在1918年的11月3日打響了十一月革命的槍聲。

　　一、十一月革命失敗的過程

　　1918年10月28日，德國總參謀部準備下令基爾港水兵出海迎戰的流言引起了水兵的不安，因而零星產生了幾起示威活動。11月1日，水兵們在基爾的工會中心開會，并決定于第二天舉行公開會議，但是政府警察迅速于2日占領了工會中心。一位曾在1917年被判處五個月監禁的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黨員提議在3日進行街頭示威。盡管工會負責人呼吁各方保持冷靜，但11月3日當天，在街頭示威的水兵們已經和政府巡邏隊發生了流血沖突，共有9人遇難、29人受傷。這次流血事件驚動了漢堡當地政府駐軍，而且這么一來，水兵們便再也無法回頭了。

　　基爾港的水兵迅速控制了港內軍艦，并成立了水兵蘇維埃，同時接管了艦隊指揮權。漢堡城內的工人階級也積極響應水兵發動的起義，與水兵共同成立了全德第一個“工兵代表蘇維埃”。很快革命的烈火從基爾港蔓延至全德各地。

　　在柏林，右翼社會民主黨人也給政府下了最后通牒，強烈要求威廉二世在8日中午前退位，否則他們對未來可能發生的一切事情都不會負責。但德國皇室直到最后一刻仍然猶豫不決，右翼社會民主黨人無奈把最后期限延長到了9日，但此時，事情的發展已經超出了他們的控制。

　　11月9日凌晨開始，柏林爆發了聲勢浩大的人民起義。從當天黎明開始，便不斷有人加入到游行示威隊伍中去。斯巴達克派、獨立社會民主黨以及革命工長組織決心聯合發動起義，分別占領皇宮、警察局、衛戍司令部等柏林重要地點。在這場有幾十萬人參加的起義中，絕大多數政府士兵并沒有拿起槍對準憤怒的人民，而是和群眾一起加入了革命。

　　群情激憤下，右派社會民主黨人菲利普·謝德曼被迫在國會大廈作出了成立共和國的決定，并大喊“偉大的德意志共和國萬歲”；而另一方面，左派社會民主黨人、馬克思主義者李卜克內西也在皇宮的一輛汽車車頂上也宣告成立了“德意志社會主義共和國”，同時他還跑到霍亨索倫家族寢宮的陽臺上，發表了一場更加充滿激情的演說。而曾經試圖阻止革命的右派社會民主黨人艾伯特，從9日起被巴登親王任命為總理，并在10日通過柏林的蘇維埃得到了正式任命。

　　值得一提的是，十一月革命的爆發是具有突然性質的，因此無論是獨立社會民主黨還是斯巴達克派，都沒有做好迎接革命的準備。雖然三派都沒有做好迎接革命的準備，但對于停戰這一點，三大派別卻達成了共識。很快在11日，革命政府便和協約國簽署了停戰協定。只是在11月9日同一天內，柏林同時出現了關于共和國的兩種不同聲音，隱約有“一個國家，兩個政府”的趨勢，這似乎也昭示著這場革命未來的命運。

　　而隨著德國皇帝的被動退位，三派在國家建設上的分歧也愈來愈嚴重。德國各地成立的蘇維埃，盡管不能和十月革命后俄國各地的蘇維埃相提并論，但不少地區如漢堡、慕尼黑、不萊梅等地的蘇維埃由贊同無產階級專政的左派社會民主黨人控制著，似乎形勢一片大好。這個時候，羅莎·盧森堡在報紙上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當時德國革命的任務，其問題不是民主制還是君主制的問題，而是選擇資產階級民主制還是社會主義民主制的問題。

　　李卜克內西為首的斯巴達克派也強烈要求建立一個蘇俄式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并在德國進行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但中派和右派卻強烈反對這種思想，對李卜克內西的這種思想產生了極大的恐慌。社會民主黨人仍然試圖建立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獨立社會民主黨雖然對社會民主黨的一些主張感到不滿，但也不想建立蘇俄式的政權，這樣一來，激進的斯巴達克派在關于政權建設上的話語權明顯落在了下風。?

　　艾伯特政府自成立以來便是一個反動的政府，它與資產階級的關系不僅僅是妥協，甚至是合作。雖然政府一開始實行了八小時工作制、失業救濟、給予婦女選舉權、言論自由、取消書報檢查等政策，但實際上并未觸動原有資產階級的太多利益。至少重要的宣傳工具，比如不少報刊、出版物仍然由反工人階級勢力所把持著。更無恥的是，艾伯特政府還和軍方以及協約國勢力開始密謀鏟除德國國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因此，新生的共和國面臨著被國內外反動勢力聯合絞殺的風險。

　　12月16日，在“全德工人士兵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斯巴達克派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慘敗，不但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未能以代表身份出席大會，甚至在決定國家未來命運的決議上也有艾伯特為首的社會民主黨所把持。這場大會決定于次年1月19日選舉制憲的國民議會，留給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的時間不多了。12月29日，斯巴達克同盟（當年11月11日改名）脫離獨立社會民主黨，正式成立德國共產黨（斯），而同一天，獨立社會民主黨也脫離反動的艾伯特政府。隨著臨時政府內部進一步的分裂，軍隊內部也開始分裂成革命派和反革命派，內戰似乎變得不可避免。

　　1918年的平安夜那天，德國人民海軍師和支持艾伯特一方的軍隊爆發了流血沖突。而該月的稍早時候，軍方成立了反布爾什維克、反革命的“志愿輕步兵自由軍團”。1919年1月4日，艾伯特政府強行解除了獨立社民黨人、革命同情者艾希霍恩的柏林警察總監職務。艾伯特政府的這一舉動，讓德共（斯）和獨立社民黨有如坐針氈之感。6日，在德共（斯）和獨立社民黨聯合領導下，柏林爆發了反對艾伯特政府的大罷工，反艾伯特方和艾伯特方都號召支持自己的工人走上街頭打倒對方。雙方在沖突開始后，一度有談判的做法。但所謂談判，只不過唬人的把戲而已，這時左派和右派的矛盾已經無法調和，談判也迅速破裂。艾伯特政府開始動用上面所述的“自由軍團”血腥鎮壓革命群眾，一時間內，柏林被白色恐怖籠罩，遍地都是革命者的鮮血。

　　自由軍團大舉搜捕革命領袖時，部分革命人士逃離了柏林，但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都選擇了留下，拒絕在柏林工人被鎮壓時離開柏林。自由軍團逮捕兩位革命領袖后，迅速地將他們殺害，事后還誣陷李卜克內西因企圖逃跑而被打死、盧森堡在押往監獄途中被不明人士攔車拉下打死。

　　鎮壓左翼社會民主黨人后，右翼社會民主黨人在1月19日的全國大選中取得了絕對優勢，有一半以上的席位由資產階級勢力所控制。2月，制憲會議在魏瑪召開。同月，艾伯特和謝德曼分別就任魏瑪共和國首任總統與總理，并與資產階級勢力組建聯合政府。

　　盡管柏林的一月罷工就此失敗了，但德國各地都零星進行著反艾伯特政府的斗爭，不過由于沒有統一的領導，再加上反動派勢力不斷壯大，因此逐漸被鎮壓。1919年4月，巴伐利亞的無產階級建立了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但共和國僅僅存在了一個月，便于5月遭到了反動派的鎮壓。隨后萊比錫、魯爾等地的工人運動，也相繼遭到政府的鎮壓。至于左翼社會民主黨人建立的其他蘇維埃基層政權，也很快不復存在。革命的烈火逐漸熄滅了。

　　二、德國十一月革命與俄國十月革命的對比

　　從德國十一月革命的突然性質這點來看，蘇俄十月革命與其完全不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從一開始就確定好了進行武裝斗爭的方針，所以能夠迅速建立屬于無產階級自己的軍隊，以與國內外反動勢力作斗爭。但十一月革命的突然性質，再加上德國工人階級因分裂而未能形成統一力量的事實，以及德國工人階級覺悟度不夠高、缺乏武裝斗爭經驗的現象，都使得德共（斯）難以在短時間內組織與反動勢力拮抗的武裝力量。兩位革命領袖的死以及巴伐利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覆滅，昭示了德國十一月革命的失敗。就如同辛亥革命一樣，十一月革命的果實被反動的右派社會民主黨人及資產階級反動派所篡奪了。

　　（一）德俄革命的相同之處

　　第一，革命的背景都是本國當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遭受了重大的軍事失敗，國家暴力機器受到巨大損失，統治力大大削弱。

　　第二，革命最初都是以工人、士兵的自發反抗、罷工、暴動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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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舊政府（德國皇帝和俄國沙皇政府）在這種自發革命中，摧枯拉朽地轟然倒塌，新的政權沒有建立起來，而舊的統治秩序已經崩潰，出現了一定時期的無政府狀態。

　　第四，最初的革命者都分為左右兩派，而這兩派中的主力都曾經是一個工人運動政黨內的左右兩派，而這兩派在舊秩序瓦解后都進行了你死我活的斗爭。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還有“中派”，考茨基的獨立社民黨盡管跟右翼不同，但在革命中采取了居中觀望的態度，未能充分利用自身影響力去發動革命，實際上支持了反革命一方；而俄國除了社會民主工黨分裂為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以外，社會革命黨也分裂出來左派社會革命黨。

　　第五，革命中都建立了蘇維埃，而在自發革命階段蘇維埃都掌握在了右派手里，右派掌握的蘇維埃又都試圖承認右派組織的臨時政府。

　　第六，右派的臨時政府又都受到更反動的政治派別的威脅。俄國發生了科爾尼洛夫叛亂，而德國發生了卡普叛亂。

　　（二）德俄革命的差別

　　德國十一月革命失敗了，政權落入資產階級之手；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了，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政權——這是兩國革命最大的差別。從導致這一差別的原因入手，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斯巴達克派、德國共產黨）與俄國布爾什維克相比，最大的問題就是缺少一個先鋒隊，缺少經受革命高潮和低潮考驗、具有領導基層群眾能力的革命家組織，最終導致了他們在十一月革命中的慘重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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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在列寧按照《怎么辦》思路建黨之后，盧森堡等人實際上反對建立高度集中、嚴密的先鋒隊組織，德國并未推進相應工作，導致到1918年革命爆發時德國沒有堅強的領導力量。在俄國布爾什維克之前，世界上并沒有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先鋒隊。以前的工人政黨實際上跟社團類似，都采取一種松散的、“民主”的、自下而上的組織模式，其主要內容包括：寬松的黨員發展方式，一般只要申請加入都可以得到批準，甚至可以自行宣布成為黨員；黨員并不需要加入黨的一個組織，可以不受紀律約束；黨的綱領又由這些通過“寬松方式”入黨的黨員“民主”選舉的代表“民主”決定。因此哪些傾向能夠影響政黨走向并不確定，階級矛盾尖銳的時期革命思想就占上風，馬克思主義的內容就會更多地進入綱領；而階級矛盾緩和的時期改良思想就會占上風，修正主義的內容就會更多地進入綱領。即便革命思想寫入了綱領，由于這個黨是松散的，也無法使全黨貫徹這些內容。這樣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在和其他思想（比如拉薩爾主義、蒲魯東主義）在“自由競爭”著對工人運動的影響力，而在一個工人運動政黨內也是這樣“自由競爭”著對黨的影響力，各個工人運動政黨又“自由競爭”著對工人運動的影響力，這些政黨又通過議會選舉“自由競爭”著對國家的影響力。這樣整個工人運動完全處于各種思想的“自由競爭”狀態下，根本沒有一種思想可以稱為國際或某國或某黨的指導思想。

　　而列寧主義的政黨是嚴密的自上而下模式的先鋒隊組織，其主要內容包括：嚴格地吸收黨員，黨員是按照一個確定的馬列主義的綱領、章程吸收的；黨員必須加入黨的一個組織，必須接受嚴格的紀律約束；黨的綱領、章程只有按照綱領、章程嚴格吸收的黨員選舉的代表才能夠修改。這樣就使黨的馬列主義綱領具有了“確定性”和“繼承性”，而嚴密的黨的組織模式，又使這一綱領能夠在全黨貫徹。列寧主義的“灌輸論”又通過黨對工人運動的“灌輸”，通過先鋒隊掌握工人運動的領導權和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權，把這一綱領貫徹于工人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因此只有列寧主義的組織理論才可能建立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先鋒隊，才可能把馬克思主義貫徹于一個黨、一國的工人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整個世界無產階級革命。

　　以上兩種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就是羅莎·盧森堡和列寧之間曾經發生的激烈爭論的內容。1904年盧森堡寫了《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反對列寧提出的民主集中制，主張以“自我集中制”代替。德國社會民主黨雖然松散，但決定權仍在黨中央（主要是中派考茨基），黨中央在批判修正主義、抵制帝國主義戰爭方面一貫模棱兩可，又充滿官僚習氣，盧森堡對此不滿已久，因此盧森堡更多的把希望寄托在群眾的首創精神和基層黨員的積極性上。實際上，盧森堡是反對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這就使得盧森堡的“自我集中制”變成了空談。如果政黨要形成全黨共同的意志，就必然從地方黨組織中選舉出中央代表，由全國代表大會來決策革命路線、方針、政策。而如果地方黨組織對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持反對意見，在實際工作中不予落實，那必然導致整個黨分崩離析、各個黨組織各行其是。如果這就是“自我集中制”的話，這同不搞“自我集中制”的狀態也沒有任何區別，本質上仍然是松散的黨團，大家都是來開party的，想來就來，想走就走。在實踐中，“自我集中制”就是一種虛幻的自我安慰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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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只局限于在黨內和黨的右派修正主義分子斗爭，卻不在組織上獨立成立政黨。而列寧及時地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右派——孟什維克分子徹底地分道揚鑣，組建了馬列主義的布爾什維克。1916年斯巴達克同盟成立，盡管在組織上已進行改組，但它仍然不是一個獨立的革命政黨，僅僅是作為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內的一個部分，這就妨礙了左派開展自己的革命活動。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直到1917年4月才和右派徹底決裂，而且還在和“中派”一起按照舊的組織模式組成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直到1918年12月才建立了仿效布爾什維克的獨立的德國共產黨，而這時右派已經對他們舉起了屠刀，一個月以后，也就是1919年1月，右派的臨時政府鎮壓了柏林工人的“一月起義”，卡爾·李卜克內西、羅莎·盧森堡也被逮捕殺害。

　　卡爾·李卜克內西、羅莎·盧森堡為首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雖然在理論上同伯恩斯坦的和平過渡、議會斗爭思想進行斗爭，堅持暴力革命原則；但是在組織上卻沒有按照暴力革命的要求去建立黨的組織，而是貫徹和改良主義一樣的組織模式；也就是說他們在組織路線上和改良主義沒有區別。正是這種革命的主張和改良主義的組織模式的錯位搭配，決定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的必然失敗。到1918年，李卜克內西、盧森堡醒悟過來時，為時已晚，新組建的共產黨人數太少，無法領導群眾組織推動革命運動。在十一月革命已經爆發的時候，德國共產黨在柏林只有幾百人，在大工業中心漢堡還不到70人。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沒有在工人、士兵中單獨建立基層組織，與各地的聯系也不多。因此，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在工兵代表蘇維埃中仍處于少數的地位。

　　相比之下，俄國布爾什維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思潮，作為一個政黨而存在，是從1903年開始的。1905年，布爾什維克已經獨立召開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三大”，修改了黨章，貫徹了列寧主義的組織路線。1912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六大”上，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在形式上徹底決裂，成為獨立的政黨。因此布爾什維克按照列寧主義的組織理論從1903年到1917年為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進行了長達14年的組織準備工作，才建成了一個可以在二月革命后領導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的革命先鋒隊。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布爾什維克已經有了八萬人，這八萬人領導了彼得堡和莫斯科兩大工業城市周圍200萬產業工人隊伍，最終取得十月革命勝利。

　　可見列寧是主動地為著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做著長期的組織準備工作，而盧森堡等人則是在殘酷的斗爭驅使下，被動地和右派決裂、再和“中派”決裂，最后才按照暴力革命的要求建立起嚴密的革命組織，但為時已晚，因力量過于弱小而被鎮壓。

　　三、德國革命者失敗的教訓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期，俄國在1917年爆發二月革命、建立了工兵蘇維埃并形成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布爾什維克黨因勢利導發動十月革命、推翻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取得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德國在1918年爆發了十一月革命，也建立工兵蘇維埃，可德國社會民主黨右派把持蘇維埃、清除左派、鎮壓革命、顛覆無產階級政權，最終建立了資產階級魏瑪共和國。同樣的革命形勢，結果迥異，值得我們認真總結。

　　核心問題是德國缺乏一支能領導革命運動的先鋒隊。德國革命者沒有及早地同機會主義派別徹底決裂，建立獨立的組織。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無法清除黨內占上風的機會主義，就應該及時決裂。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后，黨內的右派分子已經赤裸裸地投靠德皇政府、替當局鼓吹帝國主義戰爭，用“保衛祖國”的口號欺騙工人為資產階級政府賣命。黨內的革命者就應徹底和機會主義分子決裂，建立獨立的組織開展工作，以揭露戰爭的性質、爭取更多群眾。1917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內“中派”同右派分裂時，斯巴達克同盟決定留在（“中派”主導的）獨立的社會民主黨內部，作為一個派別開展活動。這種決定也是錯誤的。在革命中，中派不斷為右派叛變行為進行辯護，主張無原則的妥協，左派不同中派決裂，最后付出了慘痛代價。例如1918年12月16日在柏林召開全德蘇維埃代表大會，右翼社會民主黨人竭力要求恢復“和平與秩序”，主張召開立憲的國民會議，成立正式政府，“中派”對這些要求表示支持，左派被孤立了。

　　獨立開展革命宣傳和組織工作，開始時肯定會有各種困難，但隨著戰爭進程不斷深化的矛盾，肯定會有越來越多的群眾覺醒，凝聚在革命組織周圍。而且這也是黨組織不斷磨合、鍛煉的過程，其中的工作經驗、斗爭經驗都是寶貴的財富。在1918年11月爆發革命時，會有更大的作為，肯定要比1918年底—1919年初才正式建立組織更加從容地領導革命。

　　我們應當明白，不管是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動機，還是由于無可救藥的愚蠢幼稚，對“社會民主主義”的吹捧、對右翼社會民主黨——尤其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歷史罪行的粉飾，都是不可容忍的，其傳播與泛濫必將誘使眾多在未來參與決定一國乃至全世界政治走向的年輕人從進步的一面轉向反動的一面、從解放的一面轉向壓迫的一面、從社會主義轉向資本主義的一面、從共產主義轉向反共主義的一面、從最廣大勞動工農的一面轉向一小撮剝削階級的一面，而在這個特殊的日子里，十一月革命的終結與兩位領袖人物的殉難無疑是一道重要的輿論陣地，為此我們全體共產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者與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都應當在今天團結起來，向任何敢于逾越這條底線的人表明我們的立場、證明我們的力量——

　　絕不容許為罪行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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