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第一次世界大戰促成了歐洲革命形勢的出現，一系列的國家和地區發生了革命。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勝利了，可是在德國的十一月革命卻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范圍內。造成這種結局的原因是很多的，有沒有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領導是社會主義革命成敗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盧森堡等人并未按照列寧《怎么辦》的思路組建高度集中的無產階級政黨，在德國十一月革命爆發后左翼仍然保留在獨立社會民主黨內，工人階級在政治上失去了獨立性，導致最終革命失敗。如果工人階級沒有先鋒隊領導、不能實現政治上的獨立性，就必然遭受社會民主黨中派和右派的出賣，考察德國十一月革命時期右派和中派對無產階級的出賣、左派有心無力的局面，有助于我們認識建立獨立的列寧主義先鋒隊的重要性，認識與工人隊伍內部的機會主義徹底決裂的必要性。

　　一、德國工人是向往社會主義的，但同時壟斷資產階級也認識到只有利用右派和中派才能避免十月革命重演

　　德國帝國主義在戰爭中的軍事失敗和經濟崩潰導致十一月革命的爆發。十一月革命是真正的人民革命，主要的動力是工人階級和革命士兵。對和平、民主的渴望使他們團結、戰斗在一起，從而取得了革命的初步勝利。但是工人的多數并不滿足于和平和民主的要求，他們渴望社會主義。雖然許多任務人并不明確究竟怎樣才能實現社會主義，但工人對社會主義的向往，促使著革命的深入發展。

　　德國壟斷資本的統治集團了解，只有分裂革命運動，把社會民主黨和獨立社會民主黨的右派領袖當作反對革命的支柱，才能保持自己的統治。正像帝國宰相巴登親王馬克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八日給德皇的電報中所說的：“我們沒有社會黨人，不能有所作為；我們如果抹煞他們，我們將陷入一種軍事專政之下，無論用何種手段，我們必須拿住他們。”

　　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第二國際剛成立時是歐洲最有勢力、最有影響的工人階級政黨，但是內部的機會主義使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墮落為“社會改良”的黨，大戰一爆發，它投票贊成政府的軍事撥款，公然站到為資產階級賣命的“保衛祖國”的沙文主義立場，叛變了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

　　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以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為首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左派，建立了自己的團體，開展了國際主義的、革命的宣傳。從一九一六年起，定期出版秘密的政治傳單叫“斯巴達克信札”，因此該團體被稱為“斯巴達克團”，左派被稱為“斯巴達克派”。

　　在戰爭期間，社會民主黨將德國工人階級最優秀的兒女們送上了深不見底的絞肉機，工人階級日益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對德國社會民主黨愈來愈喪失信任。社會民主黨內部也由于帝國主義戰爭問題上各派的水火不容而陷入分裂——許多左派和中派黨員離開了社會民主黨。在這樣的情況下，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中派主義者考茨基、哈塞等于一九一七年四月組織了“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它是以革命詞句掩蓋的機會主義政黨。他們自稱是“反對派”，說他們也“反對”世界大戰和社會民主黨的政策。其實這是一出雙簧戲，其真正目的是想遏止德國左派影響的擴大。他們偽裝為“反對派”，企圖掌握革命運動，把革命引向“寧靜”的道路。他們一方面在工人中散布通過議會斗爭和平到達社會主義的幻想，同時極力勸吿政府作一些“細微的改革”，以防止德國工人階級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依據《1917年4月6-8日在哥達召開的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建黨大會討論記錄》，中派領袖勒德布公開招認：“我們這些在國會中居反對派的社會民主黨人沒有忽視在東方出現的征兆。我們已經乘此機會告訴過資產階級各政黨和政府，這是吸取敎訓的最后時機了……。我們已經把話講明了，如果繼續這樣下去，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我們德國發生像在俄國一樣的事件。”對于公然叛變的社會民主黨右派領袖不滿的廣大黨員(約十萬人，占全黨黨員的三分之一)，由于被獨立社會民主黨的口頭上的革命詞句所迷惑，加人了該黨。而斯巴達克派為了爭取、教育黨員群眾，在保持政治獨立性的前提下也加入了它。事實證明，這給革命帶來了嚴重的后果。

　　就在這個時刻，左派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們輕視組織和低估黨的作用，沒有創建自己的政黨，而以斯巴達克派的名義，加入了獨立社會民主黨，他們構成獨立社會民主黨內小小的左翼，而中派領袖則控制了黨內所有的領導職務。左派以為，通過他們的工作和影響，可以迫使中派領袖貫徹自己的意圖。這個決定為以后的革命進程造成極不幸的后果。列寧當時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九一八年十月九日)就指出：“歐洲的最大的不幸和危險就是沒有革命的政黨。有謝德曼之流……有考茨基之流的奴才的政黨，可是沒有革命的政黨。……因此，必須用一切辦法揭穿考茨基之流的叛徒，支持各國都有的真正國際主義無產者的革命組織。”

　　二、右派和中派實際維護資產階級政府，左派卻無力掌握無產階級罷工和革命的領導權

　　歷史證明，右派和掩護他們的中派是德國無產階級事業的叛徒：在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在右派多數的操縱下，向德皇擊掌為誓，保證效忠政府，他們成了名符其實的“資本家階級的工人尉官”，站在民族沙文主義的立場上，起了極其惡劣的作用。在德國工人階級革命中，他們公然施展反革命的伎倆，這一次他們表現得更卑鄙、更陰險、更無恥也更兇暴。

　　（一）右派和中派制止1918年1月大罷工

　　俄國十月革命后，德國工人運動也走向高漲。右派領袖驚慌失措，他們叫嚷什么“落后的、野蠻的、農業的”俄國革命，不適于德國這個“先進的、文明的、工業的”國家的國情；同時用大量開除黨員的辦法來阻止黨內的左傾。

　　1918年1月，德國工人階級為反對德國帝國主義在布列斯特和約談判中對蘇維埃的掠奪要求，掀起巨大的罷工浪潮。28日，罷工從柏林開始，迅速延及漢堡、基爾、哈勒、馬格德堡、來比錫、科侖、慕尼黑、紐侖堡、多特蒙德等地，人數超過一百萬，其中軍火工人占絕大多數。在斯巴達克派的影響下，成立了“工人代表會”組織。但是，這次澎湃的罷工運動最終還是被社會民主黨領袖斷送了，他們千方百計鉆入罷工的領導機構，奪取了罷工的領導權。在領導罷工的人物中有社會民主黨的艾伯特、謝德曼和奧托·布勞恩，還有獨立社會民主黨的哈塞、威廉·狄特曼和勒德布，他們雙方目的一致、互相協調。罷工于2月23日倏然中止，結果是五萬名工人被政府強征到前線去。職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列金在終止了罷工后，誠惶誠恐地向政府保證：“工會領導對這次罷工的爆發不負有責任，工會領袖將繼續重視與帝國政府好好合作。”這種無恥行為得到帝國宰相貝爾格曼·霍爾維格的夸贊。霍爾維格立刻給他一封回信，信中說：“從共同合作的經驗中使我確信，您堅持8月4日政策的意志是不會被迷亂的。”

　　右派領袖在這次罷工中所起的卑鄙作用，從他們在1924年的馬格德堡審訊的自白中可以得到證明。艾伯特說：“我是帶著堅定的目的去參加罷工的，為的就是使罷工盡速地結束并使國家避免損失……”謝德曼更無恥地說：“要是我們當日不進入罷工委員會的話，大概今天這個審訊就根本不可能有了，而戰爭以及其它一切我都堅信早在那年一月就已完結了……那就早已出現一團大混亂了。另一方面，還存在著全面崩潰和俄國情況出現在德國的危險。由于我們的活動，罷工很快地結束了，一切納入正規。其實我們是應該受到感謝而不應受譴責。”

　　但正如列寧指出的，一月罷工是德國工人階級情緒的轉折點，它“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由于這次罷工的影響，使得德國國內革命趨勢直線上升。到1918年10月，國內的動蕩狀態已經使德國政府無法控制。德國帝國主義面臨著軍事失敗和統治崩潰的危機。

　　（二）右派和中派支持資產階級用議會改革阻止革命爆發

　　統治階級妄圖用資產階級議會制的改革來最后阻止革命的爆發。資產階級把國民議會手法看成是保衛自己階級統治的最后一著，并不是沒有原因的。自二十世紀開始以來，德國社會民主黨在修正主義的侵蝕下，越來越反對暴力革命。中派和右派社會民主黨人在把持黨的領導后，就把議會斗爭當成是爭取社會主義的決定手段。中派考茨基在1912年寫的《新策略》一文中，用綱領的形式提出了這樣的策略：“我們政治斗爭的目的，和從前一樣，仍然是以取得議會中多數的辦法來奪取國家政權，并且使議會變成駕于政府之上的主宰。但是，不是破壞國家政權。”右派社會民主黨人不斷在工人中散布幻想，說如果皇帝同意議會改革，使政府不是對皇帝負責，而是對議會負責，那時，社會民主黨就會成為議會多數，從而更易于和平取得政權，達到社會主義。

　　統治階級力圖借右派和中派社會民主黨人之手，用微小的改良來阻止迫近的無產階級革命。1918年10月3日，德皇同意議會改革，并任命巴登親王馬克斯組閣。右派社會民主黨領袖謝德曼和古斯塔夫·鮑威爾都當了資產階級政府的部長，他們公開號召工人支持親王政府。1918年10月3日，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前進報》要求，為了使保衛祖國的力量達到最大的限度，德意志民族的首要使命是“保持國內的秩序”。

　　中派獨立社會民主黨領袖的手法比較隱晦。10月5日，獨立社會民主黨中央和國會黨團發布了一個所謂“民主的最低要求”綱領，其中居然提出社會主義共和國。但是在綱領中既不指明無產階級應采取什么行動，也不指出應使用什么方法手段來達到社會主義。這正是獨立社會民主黨領袖蒙騙工人群眾的陰險手法。他們把自己打扮成是為“社會主義”奮斗的戰士。實際上他們根本就反對暴力革命，反對工人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革命行動。考茨基在1912年提出的那個《新策略》，這時成為獨立社會民主黨領袖的行動準則。勒德布在獨立社會民主黨成立大會上就曾公開宣布：“在我們看來，議會斗爭是政治斗爭的主要手段，一種根本的手段。”無疑獨立社會民主黨所要求的“社會主義”，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而已。

　　只有斯巴達克派站在革命的立場上，號召德國工人仿效俄國工人階級的先例，不要資產階級施舍的殘羹冷炙，而要把政府權力抓到自己手中。斯巴達克派指出爭取真正民主的斗爭不是爭取議會改革或者什么選舉權，而是爭取人民統治。斯巴達克派鼓吹暴力革命，號召把自發的士兵暴動引向武裝起義，與工人的群眾罷工相結合，奪取政權。但斯巴達克派的主張始終沒有被大多數群眾所接受，工人階級向往社會主義，但領導權掌握在中派和右派手中，多數工人都認為只要跟著名義上主張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黨走，就可以實現社會主義的目的。

　　（三）革命爆發后右派和中派阻止柏林工人行動

　　社會民主黨右派和中派的議會斗爭路線與斯巴達克派的暴力革命路線形成了尖銳的斗爭。無論是統治階級的微小改良還是社會民主黨右派和中派的陰謀手法，都沒有能阻止革命的爆發。戰爭的失敗、人民的苦難、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以及斯巴達克派的革命活動，已經使群眾的革命情緒無法遏止。在“和平、自由、面包、社會主義”的口號下爆發了革命。

　　1918年11月3日的基爾水兵起義是革命的爆發點。水兵、陸上部隊和武裝工人掌握了整個基爾。革命迅速擴展開來，到11月8日，除柏林外，革命在整個德國取得勝利。按照俄國工人的榜樣，到處建立了工人士兵代表會，它不僅是戰斗機關，而且也是政權機關。

　　農民運動開始高漲。農業工人和貧農的革命積極性最高。東普魯士、巴伐利亞、黑森等地的農民堅決要求剝奪貴族領地，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雖然他們還很少組織代表會，但他們把附近的工兵代表會看成是自己的組織和靠山，有的地方甚至派自己的代表參加附近的工兵代表會。

　　柏林之所以遲遲沒有行動，除了統治階級采取嚴密的軍事防御措施外，社會民主黨和獨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起了極大的阻礙作用。社會民主黨領袖一方面與統治階級緊密合作，制訂各種反對革命的計劃(例如共同商定，在11月4日，由政府和社會民主黨中央分別發出內容完全相同的呼吁書，要工人們不受非法傳單和宣傳的“煽動”，要他們保持“鎮靜”，不要走上街頭)；另一方面盡量把自己打扮成是“工人階級的代言人”，以免在工人中完全失去影響。11月7日，社會民主黨中央和國會黨團居然向宰相提出“最后通牒”，要求(1)皇帝、太子宣吿放棄皇位；(2)加強社會民主黨在政府中的影響；(3)約束軍警千萬別惹出事來。社會民主黨企圖用犧牲皇帝，達成資產階級的完全統治來最后阻止革命。獨立社會民主黨領袖則采取口頭上完全迎合群眾而實際上卻盡量拖住群眾的手法，不讓他們革命。斯巴達克派領袖曾向獨立社會民主黨領導提議4日總罷工，5日轉為武裝起義。這個建議被哈塞之流拒絕了。他們說，7日8日是發薪日，不宜行動；9日10日是周末和星期日，不能考慮。其實他們根本就不想行動。在這種情況下，斯巴達克派決定單獨行動，毅然發出9日總罷工和武裝起義的號召。幾十萬柏林工人熱烈響應這一號召，柏林的武裝力量大部分轉到革命方面來，革命的形勢迫使獨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共同行動。9日上午，戰斗開始，武裝工人和士兵聯成一氣，一舉占領政府各部、國會、警察總局和電報局、監獄以及其它主要部門，君主政體被推翻，整個舊國家機器陷于癱瘓狀態，至中午時分，柏林已經整個屬于人民。李卜克內西在皇宮陽臺上升起紅旗，宣布自由的社會主義共和國誕生。?

　　社會民主黨領袖看到革命已無法阻止，就改換策略，以便插手革命。就在9日中午，革命行將勝利時，社會民主黨趕忙追加了一張“號召書”，號召“總罷工”。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在最后時刻把自己擠到運動的領導地位上去，并且利用獨立社會民主黨在工人中的影響來加強自己的影響。與此同時，他們到處用煽惑性的口號來迷惑群眾，奪取革命的領導權。當李卜克內西宣吿社會主義共和國誕生時，謝德曼就在離皇宮僅八百公尺的國會陽臺上大叫：“自由德意志共和國萬歲!”謝德曼力圖用一個貌似社會主義的、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來抵制李卜克內西的社會主義共和國。

　　（四）右派和中派拼湊工兵代表大會篡奪革命領導權

　　由于德國工人階級缺乏革命經驗以及缺少一個獨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就使得社會民主黨領袖有可能在高唱社會主義的腔調下混入群眾運動。革命剛一爆發，艾伯特就接替了宰相職務，以便保護舊國家機器不受損害，同時他乘柏林工人士兵正在戰斗之際，又拼湊了一個所謂“柏林工人士兵代表會”，這個代表會的代表全部是社會民主黨的中央委員和企業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員。它居然作出決議，決定第二天召開柏林工人士兵代表大會。與此同時，社會民主黨中央致電獨立社會民主黨領袖，要求共同組成臨時政府。獨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欣然應命。于是在9日下午，一個以艾伯特為首的臨時政府組成。他上臺的第一個行動就是阻止革命的深入進行。他在號召書中說：“同胞們，我請求你們大家立即離開街道，注意安靜和秩序。”

　　10日，柏林工人士兵代表大會開幕。社會民主黨利用他們強大的工會組織系統和宣傳機構，在大會中取得決定性的影響。他們在“一切社會主義者團結起來”這一籠絡人心的口號下，與獨立社會民主黨領袖一起，把左派排斥在大會之外。代表大會成立了一個“執行委員會”和一個“人民全權代表委員會”。前者是代表會組織的最高機構，由14名社會民主黨人和14名獨立社會民主黨人組成，右派領袖力圖控制它并使它失去任何作用；后者實際上就是中央政府，是真正的行政機構，由6人組成，他們是社會民主黨的艾伯特(總理)，謝德曼和奧托·蘭茲堡，獨立社會民主黨的哈塞、威廉·狄特曼和愛米爾·巴爾特。這些人選是早就秘密商量好的。非常明顯，這次會議根本不能代表柏林，更不能代表德國工人階級的意志。然而這次會議卻通過合法手續產生了一個中央政府。通過這些活動，右派奪取革命領導權的初步目的巳經達到。

　　（五）右派和中派頂著合法名義實施反革命勾當

　　這個自稱為“純粹社會主義政府”的“人民全權代表委員會”(下稱“人民委員會”或艾伯特政府)，從它存在的最初時刻起，就不是革命的，而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政府。它的主要任務是；(1)保護舊國家機器，準備壟斷資產階級復辟；(2)阻止剝奪容克戰犯的財產，阻撓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解決。在它的施政綱領中，一字不提土地改革和沒收戰犯財產，相反把保障生產數據的私人占有和個人自由作為其主要任務。

　　“人民委員會”實質上還是以前的帝國政府組織，只是現在掛上了“人民”的招牌而已。艾伯特一直和當時隱藏的軍國主義中心組織帝國統帥部保持著密切聯系，而且通過總理府和統帥部之間的秘密電話，每晚策劃反革命暴動。當時統帥部的參謀長興登堡元帥的付手格棱納后來透露：“我們曾經聯合起來反對布爾什維主義。”“在10日晚上我們已經開始商量以后的日子怎么辦。”“每晚在11點到1點之間，我們從司令部用一根秘密電話線在電話中與德國首相(按即艾伯特)協商一切。最初，事情涉及剝奪柏林工人士兵代表會的權力問題。為此制定了一個辦法，調十個師團開進柏林。……。艾伯特已經同意讓全付武裝的軍隊開入。我們擬訂了一個草案，規定軍隊進入后立刻清洗柏林和肅清斯巴達克分子。這是與艾伯特商量過的，為此，我特別感謝他對于祖國的絕對的愛和對于事業的無比忠誠。”但是，由于當時革命的工人和士兵力量強大，統帥部又拼湊不起這么多可靠的反革命部隊，這個反革命計劃還不能不暫時收藏起來。

　　與此同時，艾伯特政府頒行了一系列反革命的措施來拯救容克、壟斷資本家的國家機器。它用所謂法庭超黨派、法庭獨立地位不容侵犯的論調，保留了全套反動的司法和法律；11月11日，艾伯特政府通令，原帝國各部的官員全部留任原職；11月12日，艾伯特政府致電統帥部，保證保留軍隊中原有的等級隸屬關系，與此同時艾伯特下令恢復所有各部隊軍官的指揮權，那些在革命之初建立起來的執行軍官權力的士兵代表會被撤除。工人群眾建立赤衛隊的行動被人民委員會取締，代之而來的是工人必須全部交出武器。艾伯特政府對于工人擁有武器這一點是夢寐不安的。但是他卻讓各種反革命的“志愿隊”有存在的權利。這樣一來，已經陷于癱瘓的舊國家機器又逐漸恢復過來。

　　在經濟方面，艾伯特政府和壟斷資本同樣訂有協定，竭力幫助他們恢復舊業。11月15日，職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列金和企業主協會代表訂立了一個所謂“勞動協定”。“勞動協定”從根本上取消了工人對企業的領導和監督，承認資本家是企業的所有者和領導者。為了掩飾自己的叛賣行為，職工會領袖在工人中間大肆宣揚，說“勞動協定”使工人階級得到了八小時工作制和自由結社的“權利”。《紅旗報》當時一針見血地指出，“協定”無非是為了鞏固腐朽的、搖搖欲墜的資本主義而已。11月19日，社會民主黨和獨立社會民主黨共同發布命令，要工人代表會放棄企業中的“普遍與直接干涉”，也就是說，工人代表會應當放棄自己的一切權力。

　　考茨基曾對這一點作如下威脅性的解釋：德國要從戰爭過渡到和平，一定不可以改變生產方式，如果改變生產方式，過渡時期的社會物質經濟困難將比戰時更大，不但一切社會化的措施不可能實行，而且人都要餓死。“組織問題不像剝奪那樣簡單。一個資本主義企業是一個精巧的機體；資本家或其代理人是這一機體的頭腦”。因此，按考茨基的荒謬結論，資本家應是統治者、領導者、所有者。但是，馬克思主義敎導我們，工人階級不剝奪剝奪者，不使自己成為生產數據的所有者，就不能得到解放；而工人沒有資本家，完全可以管理國家和工廠，而且管理得更好。蘇維埃俄國的存在和壯大就是最好的證明，歷史的現實給了考茨基一記響亮的耳光。

　　艾伯特政府為了實現它的反革命陰謀，對外執行投靠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政策；對內采取一些麻痹革命、迷惑群眾的措施。“人民委員會”首先在社會化問題上進行欺騙。它煞有介事地建立了一個“社會化委員會”，討論所謂社會化的各種細節問題，委員會的主席就是那位考茨基先生，而委員是拉特瑙、古諾等壟斷巨頭。從成員的人選上就可以預料到，這個委員會會做出什么事情來。社會民主黨機關報《前進報》直認不諱地說：“社會化委員會的任務根本就是安定人心，要叫大家不必害怕會作任何不合理的實驗，至少任何一個還想重整戰前舊業的人，都將不會受到損失。”果然，這個委員會工作的結果是沒有沒收任何一個戰犯、容克、壟斷資本家的財產，相反，在它的幫助下，他們正在緊張地恢復舊業。

　　此外，艾伯特政府竭力想摧毀農村中的革命力量，割斷農村與城市的聯系，破壞工農聯盟。1918年11月12日，臨時政府“號召”在農村中建立“農民代表會”。這是極其惡毒的一著：它企圖利用農村中很少有代表會的這一特點，建立一批御用的“代表會”來控制整個農村革命運動，保護容克的土地財產不受損失。因此，在所謂“農村居民一切階層不分黨派共同自愿建立農民代表會”的口號下，把大量農村地主和富農塞入“代表會”，把持“代表會”的領導，并用他們來阻止農民的土地要求。這類偽“代表會”在農村中為非作歹，在農民中間中傷蘇維埃俄國和斯巴達克派，并用所謂“戍邊墾荒”的辦法，把農村中較為堅定的革命分子調往邊區，削弱農村革命勢力。

　　（六）右派和中派聯手拆解蘇維埃

　　對十一月革命有成敗關鍵意義的是工人士兵代表會(也稱蘇維埃)的命運，因為工人士兵代表會問題直接涉及政權的性質問題。工人士兵代表會是德國工人階級在革命中創造的戰斗組織。在革命的過程中和革命勝利的最初時刻，它掌握著實際的革命領導權。但是這個自發的群眾組織有兩種完全不同的發展前途，它既能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好形式，也有可能變質成為資產階級反革命的掩護所，并且最終自己被消滅。決定這兩種不同發展道路的關鍵在于它接受誰的領導，就是說掌握在誰的手里。因此，從革命勝利的第一天起，革命派和反革命的右派和中派在爭奪工兵代表會上展開了劇烈的斗爭。

　　11月10日，斯巴達克派發表了新的革命行動綱領，指出應由工人士兵代表會接管一切軍政官廳；掌握所有司法機關；把武器和裝備交給工人士兵代表會；由工人士兵代表會監督交通工具[20]，并且提出在工人士兵代表會中爭取多數作為主要任務。李卜克內西不止一次對工人士兵代表會大聲疾呼：“一切權力歸代表會。”斯巴達克派領袖們了解，革命任務沒有完成；爭取代表會的多數就是爭取領導權，權力歸代表會就意味著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實現這一點，正是將德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標志。

　　右派領袖立刻命令他們的爪牙打進各級代表會，去奪取代表會的領導權；同時提出了“選舉國民議會”的口號來反對“一切權力歸代表會”。還在11月12日“人民委員會”的施政綱領中，就已載入召集制憲會議的決定。11月14日，艾伯特向壟斷資產階級的喉舌《福斯報》保證，社會民主黨“堅決主張”，盡快地召開制憲會議。不久以后，他聲明，將在1919年1月舉行國民議會的選舉。

　　右派領袖提出這樣一個口號的實質，就是剝奪代表會組織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通過國民議會的選舉，把政權交還給壟斷資產階級和地主。因為在沒有打破舊國家機器、沒有消滅容克壟斷資本家的權力以前，在所謂“普選”幌子下選出的“全民的”國民議會，只能是資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十分了解這一點。1918年12月初，壟斷資本家聯名向“人民委員會”提出陳情書，說他們“迫切要求拯救面臨完全崩潰的德國國民經濟、要求趕快進行國民議會的選舉并在明年一月上旬召開”。

　　中派領袖在“國民議會”還是“代表會”的問題上完全支持右派，并且竭力掩護右派的反革命活動。右派和中派領袖在代表會和工人群眾中展開大規模的煽惑宣傳，說什么通過“全民”普選的國民議會是“最民主的”、“唯一合法的”政權組織，革命問題只有通過國民議會才能得到解決；同時把普選吹捧成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保證。11月28日，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在它的決議中宣稱：“社會民主黨，忠實于一直以來受到踐踏的覌點，認定一切成年人的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選舉是最重要的革命政治成果，并且是按照人民的意志、經過有計劃的工作把資本主義制度轉變為社會主義制度的手段。”

　　考茨基在他的一本叫做《無產階級專政》的小冊子中(1918年10月出版)竭力歌頌資產階級民主和議會，詆毀無產階級專政。他說，民主就是“意味著大多數人進行統治，同時少數人也得到保障，……如果立憲會議能夠加強民主，那末，工業無產階級在立憲議會中和通過立憲會議所能獲得的一切成果也會得到鞏固。”他還說：“按字義來講，專政就是消滅民主。”“專政只能導致資產階級以前的野蠻暴政的方法。”“世界革命不是通過專政的道路，不是依靠大炮和機關槍……而是依靠民主和人道來實現的。”

　　對于考茨基之流這類反革命言論，列寧在當時就給以致命的駁斥。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指出，無產階級不打破資產階級的反抗，不用暴力鎮壓自己的敵人，就不能取得勝利，“凡是實行‘暴力鎮壓’的地方，沒有‘自由’的地方，當然也就沒有‘民主’”。

　　列寧在《給歐美工人的信》中一針見血地指出：“資產階級議會，甚至是最民主的共和國中的最民主的議會，只要國內還存在著資本家的所有制和資本家的政權，就總是一小撮剝削者壓迫千百萬勞動群眾的機器。”“現在，世界歷史已把摧毀這個制度、推翻并鎮壓剝削者以及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提到了日程上來，如果再限于資產階級議會和資產階級民主，把這種民主粉飾為一般‘民主’，掩蓋它的資產階級本質，忘記了只要資本家所有制還存在，普遍選舉權就始終是資產階級國家的一種武器，那就是卑鄙地背叛了無產階級，投奔到它的階級敵人——資產階級方面去，成為變節分子和叛徒。”“或者是‘蘇維埃政權’，或者是打著各種招牌(像‘國民’議會或‘立憲’議會之類)的資產階級議會。”“世界歷史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

　　一部分代表會，像德累斯登、來比錫、開姆尼茨、不來梅、上來因區等挺身而出，反對右派和中派分子所鼓吹的“國民議會”，堅持“代表會”是最高的權力機構。他們在自己所轄區內，為粉碎舊國家機器、剝奪容克和壟斷巨頭而斗爭。但是，當時大部分的工人士兵代表會雖然向往社會主義，不過對達到社會主義的途徑和方法模糊不清，而社會民主黨和獨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就是利用這種情況打入各級代表會的領導機構，并把領導權攫到自己手中。代表會被一步步引向資產階級民主的軌道。

　　從公開的反革命分子一直到右派社會民主黨人聯合起來對工人士兵代表會發動攻擊。軍國主義分子在軍隊中破壞代表會的工作，煽動士兵反對代表會。所有資產階級報紙，在《前進報》的率領下，大肆散布謠言，說協約國只有在“國民議會”選舉后才會把糧食運到德國。“或者是面包，或者是布爾什維主義”。

　　1918年12月6日，發生了第一次反革命暴動。反革命策動柏林的一部分士兵用機槍射死16名工人，并且企圖逮捕代表會的委員。他們在街上公然嚷叫，要讓艾伯特當總統。另一部分反革命軍隊占據了《紅旗報》編輯部，搗毀印刷機，搜捕李卜克內西。

　　但是這次反革命暴動沒有成功，革命的力量很快把反革命軍隊驅散。軍國主義分子立刻向艾伯特政府施加壓力，要他保衛他們的利益。兩天以后，興登堡向艾伯特提出立刻恢復軍隊中原先的等級隸屬關系，撤銷士兵代表會，并且盡可能在1918年12月召開“國民大會”。

　　艾伯特決定在1918年12月16—21日召開全德工人士兵代表會第一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是經過右派領袖們嚴密籌劃的。在490名代表中，298名是社會民主黨，101名是獨立社會民主黨人，而斯巴達克派只有10名。由于斯巴達克派沒有自己的政黨，以致像李卜克內西、盧森堡這樣著名的工人領袖都被排斥在大會之外。盡管斯巴達克派再次向大會提出“一切政權歸代表會”，并且發動25萬柏林工人示威，企圖通過群眾的壓力來影響會議的進程，但是這一切都被右派社會民主黨人周密的布置和嚴密的組織系統所抵銷。大會決議：(1)工人士兵代表會的全部立法、行政權交給“人民委員會”；(2)規定1919年1月19日舉行國民議會的選舉。這就意味著工人士兵代表會自行解除職權，把政權送還給壟斷資本家。造成這種情況的罪魁禍首，就是社會民主黨和獨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

　　（七）反革命勢力最終鎮壓無產階級革命

　　工兵代表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后，情況越來越不利于革命。反革命勢力企圖在國民議會選舉以前用武力打垮革命力量，以保證選舉有利于自己。1918年12月24日，反革命軍隊發動圣誕節進攻。艾伯特要求帝國將軍勒斯奎的軍隊向革命的武裝力量——柏林人民海軍師進行襲擊。但是，從北城工人區趕來大批工人群眾幫助水兵挫敗了反革命的陰謀。

　　這次陰謀激起了整個工人階級的憤怒。這時斯巴達克派的領袖終于深信，必須建立自己的政黨，只有建立一個與修正主義決裂的黨，才能領導面臨的革命與反革命的決戰，并把革命導向勝利。1918年12月28—31日，斯巴達克派領袖與德國工人階級中最優秀的分子集于柏林開會，決定成立德國共產黨。德國共產黨的黨綱正確解答了國家與革命的根本問題，它堅決主張無產階級專政。

　　正當德國共產黨成立之時，反革命已開始瘋狂地反撲。右派領袖與各種反革命“志愿隊”緊密地勾結起來。諾斯克親自擔任“志愿隊”的總統領，他無恥地叫囂說：“總要有一個人來當嗜血狗，就由我來做吧，我不怕這個責任。”1919年1月4日，艾伯特與統帥部磋商以后，制定了陰謀計劃。他下令免去愛希霍恩(屬獨立社會民主黨中少數的幾個左派分子)的柏林總監的職務，以便誘使工人作毫無準備的戰斗。年輕的共產黨立刻投入內戰的烽火，領導革命。1月5日，柏林幾十萬士兵和工人游行示威，反對反革命威脅。共產黨、獨立社會民主黨和革命工長成立了“臨時革命委員會”。雖然共產黨中央警吿說，目前進行起義為時尚早，應該提出武裝工人、解除反革命武裝作為斗爭的策略，但是“臨時革命委員會”還是提出了“推翻艾伯特—謝德曼政府”。當工人英勇地投入戰斗時，共產黨毫不猶豫地領導戰斗。在這種情況下，動搖的獨立社會民主黨人開始與艾伯特政府談判投降，在背后打擊戰斗的工人。1月8日，政府調來了大批“志愿隊”。反革命軍隊在柏林報館區把武裝斗爭強加在革命先鋒隊身上。工人大批被屠殺。經過幾天艱苦的戰斗，工人階級先鋒隊被血腥鎮壓。共產黨的優秀領袖和無產階級偉大的戰士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于1919年1月15日慘遭殺害。列寧當時憤怒地指出：“簡直找不到言語來形容這些所謂社會主義者所干的這種殺人勾當的卑鄙和無恥。”

　　反動派的直接目的達到了。1919年1月19日，在白色恐怖籠罩下舉行了國民議會的選舉，資產階級政黨取得多數選票，420名議員中只有兩個工人和四個農民，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所謂“魏瑪共和國”建立起來。

　　繼1月戰斗后，全國各地幾乎都爆發了一系列旨在保衛革命成果的戰斗。不來梅、魯爾、漢堡、德國中部都建立起工人代表會政府，抗議運動特別強烈。共產黨試圖把這些革命斗爭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但是這些戰斗都是孤立地進行，沒有統一的領導，最后相繼被血腥鎮壓。保衛巴伐利亞共和國的戰斗是保衛革命成果的最后決戰。魏瑪共和國府政的國防部長諾斯克為了進攻巴伐利亞，幾乎把所有的反革命軍隊都調集過來。巴伐利亞的工人和新成立的紅軍，在共產黨人歐根·來威納的領導下，從4月中旬奮戰到5月初，終因力量懸殊，最后失敗。接著而來的是殘酷的報復，手無寸鐵的婦女和兒童大量被殺；共產黨人、紅軍、工人積極分子立即被處決，幾天之內被處死的就達五、六千人；6月6日，來威納被害。到此，巴伐利亞共和國被最后絞殺，德國工人階級爭取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偉大英勇戰斗失敗了，容克和資產階級通過社會民主黨再度鞏固了他們的統治。?

　　三、德國十一月革命的教訓

　　德國十一月革命是一次未完成的無產階級革命。它的失敗給工人階級提供了深刻的敎訓。

　　第一，工人階級要完成自己偉大的歷史任務，必須有一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先鋒隊的領導，這個先鋒隊必須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和一切敵人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堅決反擊并粉碎修正主義對工人的腐蝕；正確指出走向勝利的道路。而在十一月革命爆發的當時，德國工人階級還沒有這樣一個政黨。這同盧森堡等人對列寧主義先鋒隊思想的抵制是有直接關系的。斯巴達克派雖然是革命運動的推動力量，為工人階級的利益作大無畏的戰斗，但還不是德國工人階級有組織的先鋒隊。它低估了黨的作用；沒有和修正主義劃清界限、徹底決裂，而始終留在獨立社會民主黨內，作為一個宣傳鼓動的小派別進行活動，缺乏組織力量；錯誤地相信工人的自發性和革命的自發性，缺少應有的革命準備。因而在革命的決定性時刻，使自己遭到反革命肆無忌憚的打擊，處于極其不利的地位。

　　第二，在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同時，必須徹底揭露和粉碎修正主義。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是德國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的死敵，而賣身投靠它的社會民主黨和獨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是使革命失敗的罪魁。他們用欺騙和煽惑手段誘使工人階級中的大部分跟著自己走，并以此來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總結了這一個歷史敎訓：“機會主義是我們的主要敵人。工人運動中的上層分子的機會主義，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而是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事實證明：由工人運動內部的機會主義派別活動家來維護資產階級，比資產者親自出馬還好。工人要不是由他們來領導，資產階級的統治就無法維持了。”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還對中派獨立社會民主黨領袖的虛偽面貌作了揭露：“這兩位先生（考茨基和克里斯）絕對不善于象革命家那樣思考和推理。這是一些只會嚶嚶啜泣的小市民民主派，既然他們自稱是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擁護音，他們對無產階級就要更加危險一千倍，因為事實上每當困難和危急時刻，他們必然會干叛賣的勾當……同時卻‘極其真誠地’自信他們是在幫助無產階級！要知道，改稱共產黨人的匈牙利社會民主黨人，由于膽小怕事和毫無氣節，曾認為匈牙利蘇維埃政權的處境已毫無希望，并開始在協約國資本家和協約國劊子手的走狗面前啜泣，當時他們也是想要‘幫助’無產階級！”因此，只有堅決反對他們、揭露他們、粉碎他們，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取得勝利。

　　第三，在革命的根本問題即政權問題上，不能作任何妥協，工人階級必須剝奪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權力，把政權奪到自己手中。十一月革命中德國工人階級的根本錯誤之一，就是沒有剝奪剝奪者，沒有執行無產階級專政，而把政權讓給資產階級的國民議會。他們總把自己的蘇維埃（代表會）組織看成是革命的臨時機構，而認為只能有“普選”的國民議會才是“合法”的、“正式”的政權機構，因而十一月革命中政權問題是在完全有利于資產階級反革命的情況下解決的。

　　第四，工人階級不可能利用資產階級國家的議會機構和其它機構來向社會主義過渡。工人階級必須用暴力粉碎舊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德國工人階級在十一月革命中沒有真正粉碎舊國家機器，舊國家機器的主要標志軍隊和官僚體系都沒有被粉碎或取締，它們在右派和中派社會民主黨的掩飾下，經過改頭換面全部保留下來或隱蔽起來，最后變成資產階級鎮壓革命的力量。大部分德國工人由于長期受修正主義領導的宣傳欺騙，在革命中并沒有打破這種錯覺：即國家機構是“超階級”的，為一切人服務的，而“普選”的“國民議會”是可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他們沒有認識到“國民議會”的資產階級性質，沒有認識它純粹是為資產階級反革命服務的。

　　第五，工人階級要取得革命勝利，必須與農民結成鞏固的聯盟。斯巴達克派和后來的德國共產黨曾為爭取農民支持革命作過努力。但從他們的綱領及其它場合下可以看出，左派領袖在農民問題上還存在錯誤的覌點。最主要的錯誤在于沒有提出剝奪地主土地并把它無償地分給農民；此外，沒有分清農民中的各個階層，中農也被劃入打擊范圍。由此可見，左派領袖當時并沒有真正認識到工農聯盟對于保證革命勝利的偉大意義。這一后果是嚴重的。農村雇農和貧農雖然根本不相信本地的偽“代表會”，但也不知應該如何行動，因而當工人階級先鋒隊與反動派決戰時，農民沒有積極地支持工人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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