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26日，陜甘寧邊區政府機關報《新中華報》的第三版、第四版中縫刊登了一則《新華社啟事》：

　　新華社廣播電臺決于2月1日開始播音，除報道國際國內及抗戰消息外，并經常有音樂、名人講演、科學常識、日記、革命故事……等節目，歡迎各界自由收聽。

　　時間——每日上午十至十一時 下午八時至十時

　　波長——二十八米 呼號——XNCR

　　這是除回憶錄外，現存史料中最早有關XNCR的記錄。XNCR是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呼號，其中X為國際上規定的中國電臺的呼號，NCR為New Chinese Radio的縮寫，即新華廣播電臺之意。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座人民廣播電臺延安新華廣播電臺自此誕生，也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前身。

　　一、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艱難籌建

　　1939年9月，周恩來因右臂受傷，在鄧穎超陪同下到蘇聯治療。治療期間，季米特洛夫代表共產國際詢問周恩來中國共產黨當下有什么迫切需要的幫助。創建自己的廣播電臺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籌劃已久卻未能實現的愿望，周恩來向季米特洛夫表達了這一愿望——希望得到包括廣播低頻、高頻、天線、配套備用件等在內的廣播設備，以及發電設備、發動機設備三類配套的全部廣播電臺設備。蘇聯當即援助了以1000瓦短波廣播發射機為代表的全部配套、備用器件充足的廣播設備，以單相3個千伏安交流發電機為代表的全部配套、備份器件充足的發電設備，以兩缸四沖程汽油發動機為代表的全部配套、備份器件充足的發動機設備。

　　1940年3月25日，周恩來從蘇聯養傷歸來，同時也將這一臺廣播發射機帶回延安。于是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廣播委員會，讓周恩來兼主任，成員有王諍、向仲華等人，由廣播委員會領導籌建廣播電臺。經過多次勘察地形，委員會最終將廣播電臺地址選在了相對偏僻的處于延安西北19公里的王皮灣村。可發射機雖然被完好無損地帶回，廣播電臺選址工作也完成，但廣播電臺籌建并沒有想象中那么順利，依舊經歷了多重困難。

　　首先是組裝發射機不易。由于發射機的體積很大，從蘇聯運輸回國內，路途遙遠，運輸不便，國民黨軍及日軍對邊區的封鎖也成為發射機進入延安的阻礙。因此發射機被拆成很多零件裝箱帶回國內。根據師哲回憶，從蘇聯將廣播發射機帶回延安時也曾遇到層層關卡。不過由于一些國民黨軍隊的官員是周恩來在黃埔軍校的學生，加之其曾經在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職位及其國民政府的中將軍銜，為帶回廣播發射機帶來了一定的便利。經過幾番艱難的周折才帶回延安的廣播發射機被視若珍寶，如何將這些零件重新組裝且保證它的正常運行又成了一個難題。1940年8月到10月間，有無線電專業知識的傅英豪和唐旦夫婦二人臨危受命，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分別從重慶動身前往延安。11月底，傅英豪比已有身孕乘坐軍車的唐旦稍晚一個月抵達延安后，緊鑼密鼓地投入了廣播發射機的組裝工作。而被拆開的廣播發射機的包裝箱內只有一張原理圖，這也為組裝工作帶來了極大的困難。不過傅英豪和唐旦充分利用從重慶帶來的繪圖儀、計算尺、萬用表、卡尺等工具，利用專業知識，經過二三十天的摸索，最終還原了那臺從蘇聯帶回的廣播發射機。

　　1941年元旦傅英豪和唐旦夫婦二人在新華廣播電臺前（圖片來源于網絡）

　　其次是物質條件簡陋。當時的廣播室設在村里的土窯洞，釘滿墻壁的灰毛毯成為當時簡易的隔音設備，同時也起著保暖作用。這間20平米的窯洞中只陳放著一張3尺長1尺寬的辦公桌，桌上除了話筒、唱片、字典外再無其他。然而，當時的文字廣播和口語廣播，就是在這樣簡陋的環境中進行的。廣播期間，有時會插播一些文藝節目，除了播放毛澤東贈予廣播電臺的唱片外，還會播放根據需要由播音員自己組織演出的文藝節目。當遇到重大節日時，沒有大播音室，他們只好站在山坡上演出，沒有了隔音設備，有時候山坡附近羊叫的聲音也就混著播出去了。

　　再次是動力供應上的困難。在廣播電臺的籌建過程中，動力組貢獻了很多力量。延安沒有鋼材，因此無法建造鐵塔架天線，他們在山上找到了三棵又高大又粗直的樹干去代替鐵塔。雖然解決了天線架，廣播發射器卻又因路途上的顛簸，許多部件存在不同程度上的損傷，因此在正式廣播前又進行了修復安裝。第一次試播，并沒有想象中的成功。廣播的收聽范圍只有裴莊、棗園、大砭溝、小砭溝、安塞等距離近的地方，連相對近一些的晉西北解放區各電臺，除了個別電臺可偶爾聽到一兩句外，都無法接收。通過電源組成員和王諍的分析，認為是帶動發電機的引擎馬力不足，因此他們又開始嘗試用木炭燃燒產生的煤氣替代汽油，將煤氣輸送到用破舊的汽車頭拆修改裝成的引擎上帶動了發電機。木炭爐的產生為發動機提供了馬力，經過調整波長，試播終于取得了成功。但還是由于電力不足、電壓不穩造成廣播的清晰度受限，播了兩年就暫時停播了。一直到了1945年，經過技術人員對發射機的調整、改裝，恢復成口頭廣播的發射機之后，才恢復了廣播。如果不熟悉這段歷史，人們很容易通過1945年9月11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的《延安廣播電臺即日開始廣播》一文，認為延安時期的廣播是從1945年開始的。其實延安時期最早的廣播開始于1941年2月1日—1943年3月間的“新華社廣播電臺”。1945年恢復廣播后更名為“延安新華廣播電臺”，一直到1947年3月。此后又更名為“陜北新華廣播電臺”，一直廣播到1949年2月。1949年3月，遷至北平香山，并改名為“北平新華廣播電臺”。

　　二、延安新華廣播對民眾生活的改變

　　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現代性轉型，而是一種歷史的整合。歷史整合的過程需要文化的傳播和積淀，但延安當時條件艱苦，何其芳回憶：“紙張那樣缺，用以馬蘭草為原料制造的土紙印報紙、印書籍。”尤其是皖南事變后，在國民黨的經濟封鎖下邊區幾乎沒有紙張。由于這樣的限制，報紙和書籍一類的現代媒介更為稀缺。對這種視覺文化缺席進行彌補的，必然是更容易實踐的聽覺文化。在延安這一曾經被稱之為“文化荒漠”的鄉村中，人們的生活本身處于一種靜謐的不被打擾的狀態。但是隨著抗戰大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建立根據地后，這種靜謐狀態被迫中斷，取而代之的是關于戰爭與革命相關的歷史記憶。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時期，所面對的不識字的民眾如何看得懂文字的宣傳？恰恰是聽覺實踐，能夠更好地為不識字的民眾提供獲得新知識的途徑。正如延安新華廣播電臺成立之初朱德曾說的：“延安新華廣播電臺是黨的喉舌，是團結人民、宣傳真理、打擊敵人的武器。”因此，中共中央在1941年針對各根據地內對外宣傳工作發出指示，要求各根據地應經常接收延安新華社的廣播，沒有收音機的應不惜代價配置。

　　延安新華廣播電臺使用的第一臺發射機，曾播出毛澤東《為皖南事變發表的命令和談話》（一級文物），陳列于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的展廳（圖片來源于網絡）

　　20世紀40年代初期還只是中國共產黨初步建設邊區的階段，我們都知道中國共產黨在1941年頒布了《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這對固有的鄉村社會結構帶來前所未有的顛覆，尤其體現在土地、婚姻這兩個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上。而中國共產黨頒布的一系列政策，究竟是怎么替代鄉村生活賴以生存的習慣法的？這就不得不提到聲音傳播，比如宣講、文藝表演、訴苦運動等依賴聽覺的形式起到了直接作用，這其中當然也包括廣播。通過延安《解放日報》的報道，我們也可見一斑：潔白的窯洞，里里外外，擠滿了聽眾，方形的擴音器中，送來了一條一條新聞，每個聽的人，只是用表情與手勢傳達著各個人心情的變化……靜悄悄地聽著每一個字。聽眾們在同一時間在不同地域聽到同樣的內容，成為廣播帶來的獨有體驗。

　　延安新華廣播電臺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宣傳黨的政策，這成為教育民眾的重要途徑之一。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對“施政綱領”、減租減息、精兵簡政、大生產運動、整風運動等抗日根據地政權建設的成就和經驗都做了宣傳，民眾根據廣播了解中國共產黨新出臺的政策。尤其是對土改的宣傳，方便民眾了解土地政策，幫助發動民眾積極參加土改運動，改善了他們的生活。當然，文藝宣傳更是豐富了民眾的娛樂生活。廣播電臺注意結合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和其他運動，播放《勞動人民翻了身》《女狀元》《小二黑結婚》等具有一定教育意義的節目，潛移默化地改變了民眾對階級、土地、家庭等各種問題的價值判斷。對勞動模范趙占魁和吳滿有的專門報道，為邊區的民眾樹立了榜樣，調動了民眾的生產積極性。而一些革命歌曲更是在戰時背景下鼓舞了民眾的士氣，讓更多民眾主動地為革命斗爭獻出自己的力量。在1945年恢復廣播后，新華通訊社各地分社調查發現，全國范圍內接收廣播的效果都很好。當時很多新解放區的城市，凡有群眾集會場合，都架置收音機，收聽和放送延安的廣播。延安新華廣播電臺仍然非常注重廣播動員和宣傳群眾的作用，呼吁各個解放區對于收音機的配置作一個調查登記，動員作合理的配置，每個縣城或重要市鎮，最好至少購置一臺，安放在熱鬧街口，按時開放，讓老百姓都能聽到。

　　三、走出邊區的延安新華廣播

　　1942年，黨中央接到西南聯大寄來的群眾來信，信中說聽到了延安廣播電臺播送的新聞和社論，并把延安的廣播比作“黑暗里的一盞明燈”。粗略統計，《紅色中華》《新中華報》《解放日報》中刊登的關于廣播的文章有400余篇，這也為我們回顧延安新華廣播的歷史提供了可靠依據。如1946年9月5日，延安《解放日報》刊登了《大家都來說話——XNCR周年紀念廣播》一文，回顧了一年來的廣播宣傳效果。這一年來，播出的內容有：國內跟國際的最真實的消息和動向、解放區人民的生活和各種建設的情況、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時局主張。像張家口新華廣播電臺、邯鄲新華廣播電臺是對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直接轉播。像安東、齊齊哈爾等新華廣播電臺是轉播延安的記錄新聞的，而且延安的記錄新聞被上海、南京、重慶、昆明、西安以及國外新加坡等地的報紙采用，國內國外各地的聽眾還向延安新華廣播電臺提過不少寶貴的意見。當時像上海、北平、天津、廣州、西安等大城市，也因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廣播帶動了收音機的銷量。人們都想知道關于延安的消息，而銷售收音機的店員們也知道買者的心情，試音時總是撥到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地方，于是買者和賣者點頭會意，付款交貨走了。根據當時的西北大學的學生趙勉回憶，那時候聽到廣播的心情是又高興又緊張，高興的是又快到聽廣播的時間了；緊張的是周圍有特務，學生只能鉆到被窩里小聲地聽。當時廣播里播出的消息，有的是今天解放了什么地方，明天解放了什么地方，再有就是關于形勢的分析、小通訊等，像《李家莊的變遷》之類的，很受群眾歡迎。

　　延安新華廣播電臺舊址（圖片來源于網絡）

　　當然，恢復播音后的延安新華廣播除了對解放區廣播外，主要對象還有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和國民黨軍官兵。通過《大家都來說話——XNCR周年紀念廣播》一文我們還可以得知，延安新華廣播相比于新華社廣播電臺時期，內容變得更加豐富：

　　我們的節目，每天固定的有：國內新聞、國際新聞、記錄新聞；不固定的節目有：《解放日報》社論和時評，本臺的廣播評論，國內民主人士的輿論，國際對中國問題的輿論，時事講話，解放區介紹，中共政策介紹，解放區通訊，國民黨統治區通訊，故事，小說，歌謠，人物介紹，物價報告，音樂等。此外，還請名人演講。

　　先后被請來電臺演講的名人有：朱德、林伯渠、王震、廖承志、鄧穎超、李鼎銘、申伯純、楊拯民、馮文彬等，他們的演講內容主要是針對內戰展開，嘗試瓦解國統區勢力，積極配合解放軍的前線作戰。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民眾只知其名、未見其人、不聞其聲的名人。比如生活在陜北的薛如憲老漢面對領袖毛澤東時并不能認出，但卻對他談及要留著收音機聽毛主席在廣播中說話的愿望。延安新華廣播安排這些名人演講，不僅讓民眾對這些名人的形象更加可感，而且這些名人的演講相比其他廣播內容來說也更具號召力。

　　延安臺曾經播放的反映抗戰、歌頌解放區的內容，也從延安傳向了祖國的大地，同時也傳到了海外。國民黨統治區的一些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青年，曾秘密地收聽延安廣播。比如南陽前鋒報社的王駿遠，通過收音機聽到比較完整的重要新聞，就會改頭換面地用“據路透社消息”或“據合眾社消息”的電頭，發表在《前鋒報》一版的“要聞補闕”欄目中。廣播電臺對外的消息輸出，在某種程度上節省了時間、人力成本，使消息沒有空間壁壘地傳播到解放區以外的地方。菲律賓的《華僑導報》、新加坡的《怡保日報》等報紙曾刊登過延安臺的記錄新聞。曾任香港《生活日報》編輯的惲逸群也有過相關的回憶：

　　香港大中學生、教授、店員、工商業資本家中的許多人都冒著風險，收聽陜北的廣播，南洋新加坡、文萊、沙撈越的華僑同胞，收聽陜北廣播的人也很多。……一個叫做曾美玲的新加坡的華僑女中學生，從十六歲開始就收聽陜北臺的廣播。在廣播的影響下，后來，她背著父母，冒著生命危險，經香港、廣州、桂林，輾轉來到蘇北解放區參加了革命工作。因為她經常收聽陜北的廣播，竟熟知每個播音員的音調，還在廣播里學會唱《兄妹開荒》。

　　中國共產黨黨務廣播的發展，對內解決了民眾因不識字而無法了解中國共產黨的各項政策的難題，對外避免了刊登在紙質類刊物上的消息無法送出解放區的風險，而且相比于刊物而言，廣播的時效性更強。那些振奮人心的消息凝聚了無數中華兒女的心，激發了他們為中國革命貢獻力量的積極性。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