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福特是美國歷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創立的“福特”汽車品牌享譽世界。
他也因此被譽為“美國汽車之父”，甚至福特二字，就代表了美國的汽車工業。
然而，福特本人也是一個頗具爭議性的人物。
他的確為美國、為社會進步做出過積極貢獻，但同時，他又是一個著名的納粹支持者。
此外，他創辦的福特基金會還充當美國情報機構的“白手套”，在全世界聲名狼藉。
1938年，美國汽車業巨頭、被譽為汽車之父的亨利·福特迎來了他的75歲生日。
然而，這一天的慶祝活動卻引發了不小的爭議。
希特勒將一件特殊的禮物贈送給了他——納粹德國雄鷹大十字勛章，以表彰福特為納粹法西斯事業做出的貢獻。
福特接受納粹法西斯的勛章
某種意義上，希特勒還是福特的“粉絲”。
在《我的奮斗》一書中，福特的名字雖然只出現過一次，但他是希特勒唯一贊許的美國人。
希特勒寫道：“在那個有著一億兩千萬人的國度，只有福特這一個偉人在言論鉗制下還保持著獨立精神，保持著對猶太人的憤恨。”
希特勒對福特“滿懷敬意”，并宣稱“我將盡力把他的理論在德國付諸實踐”。
反猶主義者與納粹支持者
那為什么二人會有這么一段“露水情緣”呢？那老墨就不得不給各位看官講一下福特的思想傾向了。
很多人不知道，福特是一名堅定的反猶太主義者。
福特的反猶情緒深深植根于他的世界觀和偏執信仰之中，非單純基于事實或邏輯。
他認為猶太人“控制著國際銀行體系，善于煽動戰爭，同時支持一切現代且令人反感的事物，如當代音樂、電影、戲劇、新的著裝風格和寬松的社會習俗。”
盡管這些觀點缺乏充分的事實依據，卻成為滋生他反猶情緒的溫床。
其本人在接受《紐約世界報》采訪時，首次公開向外界表達了他的反猶傾向：
“所有戰爭的背后都是國際金融家操控，而猶太人是一個威脅。”
1918年，福特買下了家鄉的報紙《迪爾伯恩獨立報》后，隨后在該報紙上發表了大量反猶太主義文章。
這些文章后來還被收集匯總并出版了一本名為《國際化的猶太人》的書，迅速成為傳播反猶太主義的工具。
《迪爾伯恩獨立報》發表反猶文章
即便后期面對社會輿論要求撤稿、抵制福特汽車等壓力，福特仍堅持出版反猶太系列叢書，甚至在面臨法律訴訟時仍不愿撤回相關聲明。
福特的反猶主義立場不僅對他個人形象造成了嚴重損害，也對社會和諧與包容產生了負面影響。
從1933年希特勒上臺到1939年二戰爆發的6年間，福特公司與德國簽下巨額訂單，為德國的軍事擴張立下“汗馬功勞”。
而亨利·福特本人則是納粹德國的忠實支持者。
他不斷為希特勒及納粹主義搖旗吶喊，他的反猶文章受到了德國納粹黨的極大歡迎。
納粹德國汽車工業的“幕后英雄”
納粹德國得以崛起，亨利·福特功不可沒。
1933年納粹在德國上臺后，福特成為堅定納粹支持者。
在其授意下，福特汽車公司與德國開展了廣泛而深入的合作，旗下的科隆分公司就專門負責為德軍生產卡車。
福特還帶動26家美國大企業與德國合作，幫助重振德國經濟。
希特勒是真心向福特學習企業經營管理的，在他的影響下，德國的工程師和管理者開始借鑒福特的技術和管理思想。
1936年以后德國的工業流水線規模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兩次“四年計劃”的順利完成更是引發了德國人對工業合理化孜孜不倦的追求。
亨利·福特的第一輛車
今天，大名鼎鼎的德國“大眾汽車”，其實就是納粹德國時期在福特的幫助下生產出來的。
甚至大眾汽車制造廠就是以福特汽車工廠為藍本進行設計的。
德國企業高薪招攬福特的工程師到大眾工作，而大眾汽車的一些車型也是脫胎于福特的T型車。
霸道、專制的企業“暴君”
亨利·福特對身邊的人和事擁有極強的控制欲，是一個典型的冷酷資本家。
為了能百分百實現對企業的控制，他會毫不猶豫地拋棄不夠順從的合作伙伴和員工。
福特晚年性格更加暴戾，逐漸走向專制，思想也逐漸僵化。
他“退而不休”，名義上把總裁職位讓給兒子，但實際仍掌握公司的重要干部任免權。
等到兒子死去，他又坐回了總裁的位置，最終導致了家族內部的紛爭和福特公司的衰落。
福特獨斷專行，他只相信一個人——哈里·貝內特。
而貝內特通過控制年老體衰的福特進而控制了福特企業的人事任命和財務大權。
同時，他依靠一支人數達到3000人的企業警察隊伍，用來監視和控制工人。
種種行為導致福特企業內部斗爭加劇，生產管理混亂不堪。
財務報表像雜貨店賬本一樣原始，甚至早已死亡的職工名字還列在工資單上。
在產品更新換代、企業管理上，老福特更是因循守舊、固步自封。
在T型車問世的19年里，他一直以這單一的車型維持市場。
T型車
在福特的霸道、專斷的管理下，福特汽車因為內部消耗停滯不前。
通用汽車公司迅速趕超了上來。
1928年，福特公司無可奈何地讓出了世界汽車銷量第一的寶座。
福特在美國汽車市場的占有率從1929年的31.3%跌至1940年的18.9%。
建立“福特基金會”，成為美情報機構“白手套”
1936年，亨利·福特與其子埃茲爾·福特捐贈25萬美元，在底特律設立“美國福特基金會”。
并確立了基金會的宗旨：“加強民主價值觀，減輕貧困和不公正，促進國際合作，推動人類成就”。
福特基金會明面上是一個通過投資來促進教育、人權和社會進步的“慈善機構”。
到50年代末時，基金會的資產已經高達30億美元，成為福特財團最龐大的免稅機構。
但是，避稅并不是該基金會的全部功能。
它實質上是與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緊密聯合的“幌子機構”，是美情報機構對外活動的“白手套”。
1966年中情局的一份研究報告強調：“諸如福特基金會等‘貨真價實’的基金會，是最好的，也是最不易被懷疑的資助掩護機構”。
福特基金會總部
二戰后，福特創立的基金會與中情局在文化領域積極開展合作。
在與蘇聯進行冷戰對抗期間，它欣然充當馬前卒的角色，被視為“冷戰思潮的先鋒”。
理查德·比塞爾在1952年被任命為福特基金會主席。
他經常與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討論當時的重大問題。
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
CIA為福特基金會大批撥款，為其提供贊助，并在高校廣泛建立“研究機構”。
在1953—1966年十幾年的時間里，福特基金會資助美國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學兩億七千萬美元，進行所謂的“區域研究”。
福特基金會的董事、官員也大多與中情局關系密切，甚至有些自己就是CIA特工。
麥克洛伊擔任該會董事長時，曾為數十名中情局特工提供掩護身份，并設立一個管理部門，專門處理與中情局的關系。
CIA大廳
同時，以同中國政府及某些大學開展合作的名義設立人才共同培養項目，企圖通過培養一大批經濟學人才成為中國經濟界的骨干力量。
他們在政策領域對中國產生影響，使美國有機會掌握中國改革和發展的第一手資料。
他們發掘和培養了一批美國忠實的擁護者，表面搞的是學術交流，實際上是“和平演變”。
縱觀歷史，福特將汽車帶入了尋常百姓家，做出了一些可圈可點的成績。
但是其霸道、專橫的性格，種族主義的立場，以及甘愿淪為美國情報部門棋子的種種行徑，則體現出了一位帝國主義資本家的丑陋與虛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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