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見證歷史”和在旅游景點拍照打卡一樣尋常時，美國的黨爭與大選早已不再是擾動世界局勢的內參消息，更像是供大眾把握流行文化風向的時尚大秀。

　　整活專家特朗普，一個靠歪頭殺躲過物理暗殺的共和黨人，自己的黨派代表大會卻玩了一把民主黨引以為傲的“身份政治”，鐵銹帶白人、天主教教徒、暢銷傳記小說作者、眾多身份標簽齊整的JD萬斯成為副總統候選人，演講中他致敬了臺下他那曾經深陷毒品與貧困的母親，過往創傷在這此刻成為標識傳統道德并引人共情的勛章。

　　特朗普16年當選總統，讓長久美國自由派話語下認識世界的人們錯愕，既有框架出現無法自圓其說的裂痕，如何解釋？JD萬斯的《鄉下人的悲歌》就提供了種長期被遮蔽的異質視角，讓“紅脖子”群體的面目在中國人視野里愈發清晰起來。

　　“鄉下人的悲歌”詞條再次頻頻出現，很容易讓人在字面上對應到幾個月前“縣城文學”詞條。作為在抖音走紅的攝影風格，它既是速朽的視覺景觀，也是一批關于“縣城”的文化產品代表。

　　作為流行文化它和“鄉下悲歌”異曲同工，對于被《小時代》《家有兒女》等作品填充了大量閑暇才成長起來的青年來說，圍繞大城市為中心的文化與生活想象早已不能刺激他們的神經，但用“縣城”為噱頭，不僅能滿足思鄉懷舊，又有邊緣現代生活的新鮮感，自然能提供別樣視角。在理解美國“鄉下悲歌”過程中，用對照比較的方法，能更好解析中國“縣城文學”中蘊含的時代情緒。

　　我們先從他山之玉的“鄉下悲歌”講起。

　　大約是三四年前，筆者開始更加專注于傳播學與新聞學的理論學習。在當時，這個領域的公開討論和考研試題中總喜歡聚焦到所謂的“后真相”問題。這個詞想表達的是在特朗普上臺、英國脫歐公投等代表性事件中發現的一種輿論規律——“訴諸情感與個人信念比陳述客觀事實更具有影響力。”

　　當時閱讀了不少論文，其中有些深刻者能提及社交媒體的媒介特性使得人們對日常生活的感知被顛覆成碎片，事實的定義、輕重次序、建構過程不再容易被特定專業媒體機構把控。

　　等到“新聞學”從專業名淪落為網絡熱梗時，筆者才后知后覺，“后真相”問題的討論一定程度上應和了某些媒體人的懷舊病。

　　曾經他們吹噓自己的框架理性、客觀，一件事情是不是事實，他們可以參與宣判。他們引以為傲的新聞專業主義光環，支撐了商業新聞的合法性，卻也潛藏了多少“順我者啟蒙覺醒、逆我者蒙昧民粹”的傲慢。

　　在這個意義上，“后真相”問題的討論雖然抓住了情緒這個關鍵，但到頭來卻對理解現實與社會群體幫助不多，如果硬要說有，也只是理解了部分酸腐媒體人的情緒。

　　直至最近因為對“鄉下悲歌”的興趣，又閱讀了社會學家阿莉.霍赫希爾德的《故土的陌生人:美國保守派的憤怒與哀痛》，使筆者大為震動。自稱“一生大部分時間都身處進步陣營”的作者，正是通過借由情緒這個關鍵點的把握，達成了對極端保守的茶黨“紅脖子”們深刻細膩的理解。

　　這本書的問題意識被作者概括為“大悖論”現象。從全美國比較來說，由于工業污染，支持共和黨的紅州居民普遍相對民主黨的藍州居民有著更嚴重的健康問題，甚至平均預期壽命相差五歲，但他們依然支持放任石油、采礦等大型重工業企業，拒斥聯邦政府的監管與環保政策。

　　更典型的是茶黨的支持者，多數在小公司就業，或者自己經營小買賣，但他們卻擁護加強大型企業壟斷能力、減少稅收的法律。

　　“毫不夸張地說，夫妻店住歡迎1%的富豪，有點像用天然種子的小農民歡迎孟都山，街角雜貨店店主歡迎沃爾瑪，地方書店老板歡迎亞馬遜。在同一面‘自由市場’的旗幟下，大企業可以隨意支配小公司。（中譯本171）”

　　作者在路易斯安州對茶黨成員開展了五年的調查，發現影響“紅脖子”們對聯邦政府態度的因素，除了利益算計，也包含了情感。政治關乎信任，至于信任的程度往往是個情感問題。

　　書中有這樣的個案，某個人會在公開集會站出來揭露重工企業如何污染水源如何對自己不公，但由于想多賺錢找兼職，工作時長超過政府規定，被發現了導致領不上社保金，以及在退稅過程里被政府職員欺騙，少退了錢，他決然投身茶黨。對他來說反對污染和反對大政府，在情感上都是對自己尊嚴與榮耀的捍衛，并沒有沖突之處。此外，作者花了不少筆墨描述“紅脖子”如何身在福中不知福。

　　“正如20世紀60年代的伯克利嬉皮士‘不屑于消費主義’并為之自豪，以此展現他們對愛與世界大同的更高理想——邁克.沙夫和其他茶黨擁護者似乎說，我不屑于政府及其服務，以此向世界展示更高的理想，即使他們享受著許多政府服務...

　　我歷數了邁克蔑視政府的所有原因：政府取代了社區，它奪走了自由，它沒有保護公民，政府官員活得不像修女...（中譯本129）”

　　這些描述，不由讓人聯想到如今中文互聯網中的自由派發言，多數時候他們在語言使用上努力模仿歐美自由派，會用“歷史的垃圾時間”“遠方的哭聲”之類的高概念體現區隔吸睛。等他們開始表達時，便是構建概念與概念之間情緒過山車，調動人們時哀傷時憤慨，這種情感策略和他們鄙視“紅脖子”們高度相似。

　　寫作者林一五對這種現象總結到，中文互聯網自由派言論早期是“狂歡自由主義”，肆無忌憚地對觀念不一致者極盡侮辱，如今變成“哼唧自由主義”滿嘴抽象，對真實問題毫不觸及，提供情緒價值就算達成目標。

　　這確實是聰明人們領會到的版本答案，比如作為大資本家的馬斯克，公開支持特朗普與共和黨，受過基礎思政課政治經濟學教育的人都下意識明白，他的利益動機是少交稅，減少監管，方便擴張壟斷事業。而他公開表達則是，因為政治正確文化氛圍，“我是失去了我的兒子”，所以要把公司從加州搬到德州。不能非此即彼地說哪方面因素更根本，但顯然講述“喪子之痛”確實比直球訴諸利益更加讓人接受并記住。

　　回到《故土的陌生人》，其深刻之處是帶著人們體認到“紅脖子”們的絕望，被政府拋棄的絕望，所珍視價值正在逝去的絕望，以至于他們中的多數只能更虔誠地投向天主教，尋求社區內抱團互助，尋求信念上的解脫，他們堅信自由市場會帶來富饒，堅信環境問題會被救世主降臨所解決，在漫長的等待中他們養成了特定的品質與人格。

　　而上述一切得以自洽的前提是書中提出的“深層故事”概念，簡單說，它是一個群體對生活基本處境的設想，它無關事實，是種理所應當的感受。

　　“紅脖子”們的“深層故事”是這樣：在排隊上山通往美國夢的路程中，美國夢不僅意味著物質上比父輩過得更好，它更是作為一種回報，反過來印證從前的一切磨礪都是值得的。雖然隊伍并沒有向前，但你還是堅定著傳統道德并付出更多，且時間愈來愈長。

　　突然有人插隊到了你的前方，他們打著黑人、女性、移民，甚至是各種動植物保護的名頭。你不是沒有同情心，你有自己的道德標準，有地方性表達善意的方式，卻被人指手畫腳，可你自己受的苦卻沒人同情。你感到了背叛，一個被傳言說成是穆斯林的黑人總統并沒有辦法能讓你自豪，最后你被人侮辱性的喊作“鄉巴佬”“紅脖子”，成為電視里嘲弄的丑角。

　　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上躥下跳的關戚威嚎啕喊出“美國夢”，共和黨代表大會上俄亥俄州長介紹JD萬斯，稱他是“美國夢”的化身，這兩個美國夢顯然不是一個物種，不止同床異夢，也是同名異夢，這是美國內部分裂的注腳。作者在最后很現實地指出美國左右派無論如何爭斗，在政府層面兩派都要求加強政府干預，以積極應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新挑戰。

　　“在自動化與全球化高度發達的年代，工資一成不變或有所下降的90%民眾怎么辦？對茶黨而言，答案是團結在家庭和教堂面前，對跨國公司卑躬屈膝，吸引它們從所在地來到你面前...對自由主義左派而言，最好的辦法是用世界級的公共基礎設施和優質學校培育新行業...以及電動汽車和太陽能行業。”（中譯本265）

　　討論到這步，盡管作者在書中說“分歧之所以擴大，是因為右派更右，而非左派更左”，但現實已經進展到“左－右”“市場－政府”這類二元框架無法應對的地步了。復雜的矛盾找不到精確的語言描述，無名邪火熊熊，種種盲動的反抗已經發生，顯得當前世界格外的荒誕與野蠻。

　　作者顯然是這套二元對立游戲的專家，可換個角度說，她的研究也只是發現了傳統左右框架在調動人心方面是如何無能為力，如何漏洞重重，這套框架甚至比不過日常生活中的直覺和情緒。

　　再聊回我們本土的“縣城文學”。

　　從“縣城文學攝影”的視覺元素分析，他們多是面無表情的少男少女，遠山的輪廓、窄窄車道、老舊居民樓與室內、斑駁的墻皮、沒拆干凈或是被遺棄或是爛尾的建筑。

　　這些的元素流行擴散流行興盛有跡可循，15年《路邊野餐》、19年《南方車站的聚會》、23年《宇宙探索編輯部》、《河邊的錯誤》這幾部代表性電影作為一個序列，可以歸納出主題多是回到過去的夢境，失意者彌補曾經的雄心與熱情，治安未完善時代的危險與悔恨。

　　相同元素類似主題還可以歸納出一個“東北文藝復興”脈絡，10年《鋼的琴》、14年《白日煙火》、“東北三劍客”雙雪濤、班宇、鄭執引起關注、23年《平原上的莫西》和《漫長的季節》。

　　如果想精準討論今年“縣城文學”具體指向的情緒，甚至依葫蘆畫瓢指出這些生情緒的依憑的“深層故事”，短視頻里“縣城文學”的配樂歌詞“走不出，看不破”提供了一種線索。筆者認為更貼近這種“深層故事”的是顧長衛導演07年的《立春》，影片講述身在縣城的女教師王彩玲，鐘愛演唱歌劇，一心前往北京實現藝術夢卻屢次碰壁，隨著劇情推進，她先后結識了幾個與她相似處境的人，他們相互欣賞卻也相互利用，影響了彼此命運，最終王彩玲也沒能實現夢想，在漫長的蹉跎里，找到了高預期與日常縣城生活間的和解方式。

　　過往的高速城市化進程帶來的是一套價值觀結構，進城是有能力，是榮耀的象征，而返鄉意味著失敗。當前這套價值結構多多少少正在被撼動，作為普遍的家庭策略，父母一代拼搶資源，子女一代通過應試，進而扎根中心城市過上中產生活的路徑正在愈發收窄，筆者也在文章《高考誓師變成鬼畜，并不是年輕人的問題》中詳細分析過。

　　殘酷地說，注定是有大量家庭預期要落空的，這時青年回眸“縣城”，是渴望情感上有一個協調的出口，縣城在多重意義上的“閉塞落后”如何與成長過程被烙上的城市中心主義“中產夢”相協調？

　　于是就會出現縣城婆羅門，縣城亞比的話題，真正試圖在縣城生活的青年倒是不會像“紅脖子”們那般怨恨公共部門，畢竟目前他們多數人清楚在縣城有編制才更可能與“中產夢”接近。象征著市場的消費主義流行文化培育的理想受眾是中產，象征著政府的公務員隊伍正在中產化，我們也面對著“左－右”“市場－政府”二元框架難以回應的現實。

　　幽默的是，有些身處一線城市，用鼻孔凝視“縣城”的人，要么興奮刻奇，要么厭惡鄙視，借這個話題彰顯經濟發達地區的優越，言必稱“今年只有某地才能實現財政自給”“某地有自己貨幣體系”，宣泄對財政轉移等全國平衡統籌發展策略的不滿。

　　“紅脖子”們對公共部門的怨恨，很大程度上是被08年金融危機奧巴馬政府用稅收救助了大銀行和大企業，卻沒有減免居民住房貸款的背叛感所激發。而這些人對公共部門的怨恨，似乎全然出于先富起來的傲慢與極端狹隘的地方情節。

　　這里就產生了一個有趣的反轉，北方國家（發達國家）內部的南方（欠發達地區）“紅脖子”與南方國家（發展中國家）內部的北方（發達地區）傲慢者深刻地共情了起來，可謂你有你的‘鄉下悲歌’我有我的‘縣城文學’。

　　美國聯邦政府的宏觀干預利好了大資本家傷害群眾感情，中國政府的宏觀干預限制了區域貧富分化，傷害了的是誰的感情呢？答案顯而易見。

　　青年的“深層故事”里有兩種自我的糾葛，一種是周遭的社區多是陌生人，愿意同人結交的前提是能迅速退出，在賽博空間共享超脫的夢想，高速流動、多點閃現。

　　另一種自我，它有能力根植本地，渴望能有一群人通過集體力量完成某項任務的愉快記憶，和人打交道時感受到普遍平等，相互體諒幫忙等社會情緒能量。前者是新世紀以來對全球精英的模仿，后者有些許對本土社會主義集體生活的玫瑰色想象。

　　胖貓事件的輿論反應讓我們在此看見了其中的參差張力，有人基于大都市生活經驗界定成正常經濟的往來；有人出于樸素道德直覺認為是對基本平等的踐踏；有人覺得順應時尚與新價值，積極向上攀爬理所當然；也有人像“紅脖子”們一樣，覺得自己排隊通往向往生活的路本就愈發艱難，一再忍讓，卻被別人打著種種名義插隊 。

　　可以預見類似的沖突糾葛與博弈會延續很長時間，如何在讓進步的敘事成立的同時，又不至于有讓有足量影響力的群眾感覺被拋下，被分裂，這是美國“紅脖子”故事的警示，也需要我們落到塵世中摸爬滾打，必須直面并負責的時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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