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保馬”今日推送段德敏老師的文章《歐洲整合的殖民主義起源》

　　歐洲整合通常被認為是奠基在和平的基礎上，是對歐洲民族國家的超越，也是對歐洲殖民主義的超越。然而本文作者閱讀佩歐•漢森和史蒂芬•容森的近著發現，事實上歐共體成立的過程中，殖民主義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歐洲聯合，不僅是歐洲國家的聯合，也是把非洲納入到聯合之中。思考這個歷史過程及背后的話語邏輯，或許可以幫助人們更完整地理解今天及未來的歐洲。

　　本文原載于《讀書》2024年6期，感謝授權！

　　歐洲整合的殖民主義起源

　　文 | 段德敏

　　“‘歐洲計劃’是一個和平計劃”，這是一句在歐洲研究領域中廣為人知、常被使用的話。這里的“歐洲計劃”指的是“二戰”之后的歐洲各民族國家超越幾百年的戰爭、沖突，聯合起來建立的一個所謂“歐洲聯盟”的宏偉計劃。相對于過去殘酷的歐洲戰爭史，這一計劃的確是指向和平的，著名歐洲研究學者蒂莫西·加頓艾什在描述現代歐洲層面的整體認同時，就用相對于過去的戰爭、納粹主義和屠殺來描述歐盟對今天的“歐洲人”意味著什么。但“‘歐洲計劃’是和平計劃”這一口號同時也包含另外一層意思，即“歐洲計劃”是一個“去殖民”的計劃，因為歐洲過去的民族國家幾乎都是殖民主義國家，都或多或少有著對外殖民征服和擴張的歷史。漢娜·阿倫特在分析納粹極權的起源時，就將歐洲民族國家的帝國主義殖民擴張看作最重要的緣起之一。如果歐洲整合是對歐洲民族國家的超越，那么似乎同時也應該是對其殖民主義過去的超越。這也正是今天的歐盟對自己的理解。在歐洲議會設立的歐洲歷史博物館中，有一段關于歐洲殖民主義的展示，但很明顯它是被放在歐洲整合之前的篇章中，與歐洲整合本身沒有內在的關聯。而在今天卷帙浩繁的歐洲研究文獻中，絕大多數歐洲研究學者也是持類似看法，典型如牛津大學歷史學家諾曼·戴維斯（Norman Davies）在《歐洲：一段歷史》（Europe: A History）一書中說：“去殖民化是一個新的由平等和民主伙伴所構成的歐洲共同體的必要前提。”威廉·希區柯克也在其影響頗眾的《為歐洲而掙扎》（The Struggle for Europe）中說：“當歐洲變得更富有時，其內部的國家逐漸由經濟和政治紐帶聯系在一起，殖民地的重要性萎縮。”但真的是如此嗎？

　　佩歐·漢森（Peo Hansen）和史蒂芬·容森（Stefan Jonsson）出版于二〇一四年的《歐非:歐洲整合和殖民主義未被講述的歷史》（Eurafrica: The Untold Hist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Colonialism）一書就對上述極為流行的話語和歷史認知提出了嚴重的挑戰。本書從歐洲早期關于歐洲統一和歐非共同體的烏托邦式想象開始，大致按時間順序寫到歐洲整合的實質進程，最后以當代歐非關系和歐盟的自我認知收尾，但我們不妨用倒序的方式，先看最高潮的部分，即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左右歐洲經濟共同體（簡稱“歐共體”）成立的過程中，殖民主義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漢森和容森一再強調，在對歐洲整合的認知中之所以出現“殖民主義盲點”的一個很重要原因在于，人們習慣性地將殖民主義問題與民族國家聯系在一起，英國、法國、比利時等一眾歐洲國家都有著長期的殖民主義歷史，從“二戰”以后一直到現在這一歷史仍在塑造著人們對這些國家的想象，英國的國王仍然會造訪其英聯邦的海外成員國，法國的阿爾及利亞移民不斷地提醒著人們，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阿爾及利亞都曾是法國領土的一部分。但歐洲聯盟如何與殖民主義歷史關聯？在歷史上從來沒有以“歐洲”為主體的殖民擴張，只有以歐洲民族國家為主體的殖民擴張，而且這一擴張恰恰導致了各國之間的劇烈競爭和歐洲內部的高度分裂，“歐洲計劃”正是對這一民族國家競爭狀況的超越。那么，當我們在說歐洲整合的殖民主義起源的時候，到底在說什么？

　　漢森和容森花了最多的筆墨在歐共體的成立過程之上，原因在于該過程最能體現殖民主義在歐洲整合中的實質作用。在一九五七年三月《羅馬條約》（歐共體成立的最核心條約）簽署之前的最后談判階段，歐共體的六個成員國——法國、聯邦德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之間爭議最大、懸而未決的問題正是如何處理海外殖民地的問題。從技術性的角度看，問題首先出在法國身上，因為在這六個國家里法國擁有最多的海外殖民地，尤其是在阿爾及利亞的問題上法國尤為敏感。對法國來說，在歐洲國家之間建立共同市場、走向整合固然可取，但阿爾及利亞是否應該被納入這一共同體？如果將其排除在外，那么就生造出一個法國本土和阿爾及利亞之間的邊界區隔，這和法國當時強烈反對阿爾及利亞獨立的主流民意大相徑庭。當時就連法國最著名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雷蒙·阿隆都說：“沒有歐洲的少數，阿爾及利亞的多數大眾的命運將會更糟，其現代經濟體系將會崩潰。”然而，另一種選項也不見得有多好：如果將阿爾利亞和其他法國殖民地都納入到歐洲共同市場中來，它們就不再完全是法國的了，其他歐洲國家勢必也可以獲取資源和市場準入，法國花費巨大代價獲得的海外殖民地就這樣拱手讓人？尤其是德國將從中獲取巨大利益，這公平嗎？

　　我們現在多少已經遺忘的是，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一九四九年剛成立的時候，在法國的堅持下，阿爾及利亞作為當時法國的一部分，也在北約保護的范圍內。在一九五六年左右，法國的堅定立場首先是，法國本土和阿爾及利亞之間不能因為歐共體的成立而人為分隔。在權衡之下，法國希望和其他歐洲國家達成協議，實現“利益均沾，成本共擔”，即法國將其包括阿爾及利亞在內的海外殖民地都以某種方式納入到歐共體中來，但其他歐洲國家同樣要這么做，而那些擁有殖民地較少甚至沒有的歐洲國家則要貢獻資金，建立“發展基金”，共同開發非洲。這里當然主要針對德國，因為德國既是西歐大國，同時又因為“一戰”后的《凡爾賽條約》，被剝奪了海外殖民地，因此它最能從法國海外殖民地的“開放”中獲益。根據漢森和容森的記錄，歐共體成立前的主要爭議就是關于此“非洲發展基金”的爭議：德國等國家要不要出錢，怎么出錢，應該出多少錢？各國立場不一，德國國內也有頗多不同意見。在此過程中，當時的聯邦德國總理，后來也被認為是歐盟奠基者之一的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起到了關鍵的作用。阿登納在德國國內的爭議中力排眾議，認為德國出資多少的問題可以談，但德法乃至歐洲在這一問題上的合作與聯合是必要的，是不用談的。當時德國的總理內閣公文記載：“總理認為長期來說法國能夠提供的經濟前景遠勝英國，法國擁有潛在的財富，想一想擁有石油和鈾礦的撒哈拉，赤道非洲也有巨大的儲藏。”

　　正是因為阿登納的這一基本立場，德法之間最終達成妥協，法國在非洲的殖民地被“聯合”進歐共體，德國能分享這一聯合所帶來的利益，但同時也要貢獻資金發展非洲。在這一談判中，比利時——當時另一個國雖小但殖民地不小的歐洲國家——起到了關鍵作用，比利時當時的外交部部長保羅-亨利·斯巴克（Paul-Henri Spaak）居間調停，極力縮小德法之間的立場距離，最終在巴黎達成約定，為接下來《羅馬條約》的正式簽訂掃清了最后的障礙。德法之間達成的約定同時也正是歐共體的約定，它成為《羅馬條約》乃至歐洲整合的共同基礎，包括比利時在內的其他歐洲國家都被納入這一合作框架之中。而在整個這一過程中，非洲國家和人民都沒有任何參與和發言權，他們完全被動地加入了歐洲整合之中。因此，與我們今天一般印象十分不同的是，歐洲整合不僅僅是歐洲民族國家之間的整合，更是歐洲和非洲國家之間的整合，歐洲在非洲的殖民地以次等領地的身份被納入到了歐洲新成立的超國家共同體中，這在歷史上的確是從來沒有過的。它意味著歐洲國家之間不再因殖民競爭而對立，而是聯合起來共同占有、開發和使用殖民地。在一九五六年的《巴黎和約》之后，斯巴克半帶自夸地說，這是“法國大革命以來歐洲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我認為在巴黎所完成的涉及非洲領地的事具有極大的重要性：第一，一個擁有五千萬居民的市場向歐洲國家開放；第二，約定超出純粹商業和經濟性質，因為它引出了歐洲國家在非洲的共同政策”。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羅馬條約》簽訂前的最后談判

　　但為什么歐洲在這個時候可以合作，而在以前不行？在學界對歐洲整合的解釋中，“二戰”創傷的痛苦回憶、德法和解的政治動機、戰后經濟復興的需要、冷戰背景下蘇聯陣營的壓力等等，兼而有之。但漢森和容森提出了一個從來沒有人給過的解釋，即在新的地緣政治壓力下合作控制非洲的需要。冷戰的確給歐洲整體帶來外部壓力，似乎可以部分地說明歐洲國家為什么有聯合的動機，但這也需要放在全球的視野中看，尤其需要和“二戰”后的反殖民浪潮結合在一起。五十年代正是越南戰爭前夕，在幾經掙扎之后，法國最終被迫放棄了對越南的長期殖民控制，事實上交由美國接手。這實際上也代表了歐洲國家在亞洲殖民地的命運：印度尼西亞從荷蘭手中獨立，老撾、柬埔寨從法國手中獨立，印度、巴基斯坦等一眾國家從英國手中獨立，等等。丹麥著名政治家赫蒙德·蘭努（Hermond Lannung）在當時就評論道：“歐洲已經在‘亞洲之戰’中失敗，現在（歐洲）國家應該聯合起來避免在‘非洲之戰’中失敗。”很多歐洲人擔心，如果反殖民的浪潮波及非洲，歐洲將失去在地理意義上最近的自然資源來源地和市場，“全球歐洲”將被徹底壓縮到一個很小的范圍，盡管有美國的援助，其內部的資源和市場也無力支撐毀滅性戰爭后的重建。另外，在當時冷戰的背景下，美國和蘇聯成為世界的兩極，歐洲則被相對地邊緣化。

　　對上述心態的反映，可能沒有比蘇伊士運河危機更好的例子了。一九五六年埃及總統納賽爾宣布將蘇伊士運河公司收歸國有，立刻觸怒了作為老牌殖民國家，同時也是老對手的英國和法國，兩國聯合起來先是支持以色列發動對埃及的武裝侵略，隨后直接派軍隊參戰。美國和蘇聯則試圖讓事件降溫，在其各自的動機驅使下向英法施壓。最終，英法被迫做出讓步，它們在北非和中東地區的影響力遭到打擊，人們一般也認為這一事件標志著英國的世界霸權地位正式讓位給了美國。這一事件讓很多歐洲人清醒地意識到，在美蘇兩極斗爭的格局之下，歐洲會成為犧牲品，如果這個時候歐洲還處于四分五裂的狀態中，那么他們的戰略空間將被進一步擠壓，不僅會失去非洲的殖民地，其自身的自主地位恐怕也將不保。因此，我們才看到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歐洲整合的強勢推動，歐洲各國雖然有不同的利益訴求，但聯合的動機要遠大于技術細節上的矛盾。至為關鍵的是，這一聯合不僅僅是歐洲國家之間的聯合，而且是要將非洲“聯合”到歐洲共同體之中，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真正做到自主自立，從而能夠在美蘇之外有自己獨立的戰略空間。所以，當今天人們在熱議美國和中國競爭的大背景之下，所謂歐盟的“戰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問題和前景時，同樣的問題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真實地被歐洲人提上了議事日程。根據《羅馬條約》建立的歐洲原子能共同體的第一任主席路易斯·阿曼德（Louis Armand）在當時半調侃地說：“我們應該為納賽爾立一個雕像，向歐洲聯邦創立者致敬。”被歐洲人描繪為“暴君”“希特勒”的納賽爾也成了歐洲整合的奠基者，頗具諷刺意味的同時也道出了一部分真相。

　　納賽爾和蘇伊士運河危機

　　歐洲整合就是歐非聯合，這一在今天看起來有點“炸裂”的結論在歷史上卻極為真實地存在。而“炸裂”的印象又和我們在今天已經在相當大程度上遺忘了這段歷史的事實有關，無論這一遺忘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但為什么當時的歐洲人會有這樣一種想法，去聯合非洲、整合非洲，以此來拓展自己的戰略空間？就跟民族主義運動需要一些最起碼的原材料作為民族“想象”的基礎一樣，歐非聯合體的出現也需要一些正式政治議程以外的、流傳于知識分子和民間的話語作為支撐。事實上，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前的歐洲，還真的存在一個非常主流的話語，支持著后來的歐非聯合體的正式出爐。這也正是漢森和容森這本書的主書名的由來：“歐非”（Eurafica）。烏克蘭危機發生以來，與俄羅斯當代保守主義有關的“歐亞”（Eurasia）或“歐亞主義”（Eurasianism）概念重新又回到人們的視野中，但可能很少有人聽說過“歐非”的概念。與“歐亞”一樣，“歐非”首先也是一個地緣政治概念，它想象一個歐洲和非洲連成一片、構成一個共同體的場景，該共同體有邊界，有內外之分，在世界格局中也有其重要位置。在這一想象中，地中海就不再是國際性的海域，而變成了一個屬于歐非聯合體的內湖。其次，“歐非”還是一個包含著等級序列和價值判斷的概念。如上所述，歐非聯合體不是一個平等的聯合體，歐洲國家可以主權國家的名義“平等”地整合，但非洲明顯是附屬于歐洲的，即便是阿爾及利亞這樣的地方，在歐共體談判達成的妥協中，其居民在歐洲本土遷移和工作的自由也被大大地限制。作為一個價值判斷概念，“歐非”話語還認為，歐非聯合體是有利于非洲人的。歐共體談判中法國方面主要參與者、法國總理居伊·摩勒（Guy Mollet）即說：“非洲的未來在此，在這一大陸上承擔特殊責任的歐洲民族在今天需要響應舊殖民地人民對解放的強烈欲望，非洲的命運與這一響應緊密聯系在一起，而失去非洲的歐洲則將被孤立。”阿登納同樣認為，脫離“西方先進文明”的非洲將前途叵測，難以想象“非洲，一個黑大陸，與其他大陸一起獨立存在”。類似的觀點數不勝數，很明顯，它們也是近代歐洲殖民主義運動中“白人負擔”“文明使命”這類話語的直接延續。

　　“歐非一體”想象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歐非”話語中，阿登納等人又受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泛歐運動（Pan-European Movement），特別是該運動的創始人理查德·尼古拉斯·馮·康登霍維-凱勒奇（Richard Nikolaus von Coudenhove-Kalergi）的影響。凱勒奇在一九二三年發表了小冊子《泛歐羅巴》（Paneuropa），號召全歐洲聯合起來，聲稱“不聯合，即戰爭”，而這一聯合又應是“作為西方人的歐洲種族的自覺”。更重要的是，在凱勒奇看來，非洲應該是“歐洲的種植園”，“非洲可以為歐洲提供工業原料，為歐洲人提供營養，為（歐洲）過度人口增長提供土地，為（歐洲）產品提供市場”。對他來說，歐洲國家之間的整合與聯合起來殖民非洲應該是合而為一的，二者都很重要，且互相支持。他說：“非洲的問題把我們帶回到歐洲整體上來，如果歐洲不聯合，非洲就不能為我們所用，歐洲的聯合必須始自非洲。”在泛歐運動一九三〇年的章程中，還專門有這樣一句話:“所有歐洲公民應該享有在熱帶非洲殖民地內的平等經濟權利。”說泛歐運動是歐洲整合的前身并不為過，而且該運動直到今天仍在歐盟內部存在且有積極活動，盡管其內容不再具有明顯的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特征。但正如漢森和容森所說，凱勒奇的觀點只是一個代表，從二十世紀初到“二戰”后其實存在相當多的泛歐主義或歐洲聯合體想象，例如當時許多地圖都曾明確描繪歐洲和非洲的聯合，也有明確以“歐非”為題的書，如皮埃爾·諾爾（Pierre Nord）的《歐非:我們最后的機會》（L’Eurafrique, notre dernie?re chance）等。可以說，正是在這一相當主流的話語支持下，才有了一九五七年左右歐洲整合議程的絲滑出場，以及最后整合的成功。

　　一九五〇年五月九日，羅伯特·舒曼發表了《舒曼宣言》，這一天后來成了“歐洲日”，每年歐盟都會熱烈慶祝。該宣言中有這樣一句話：“擁有更多資源的歐洲將能夠完成其核心任務之一，即非洲大陸的發展。”在今天，如果只看宣言本身，我們可能會感到這一句很突兀：為什么歐洲整合宣言中突然提到開發非洲？但在上述背景和歷史脈絡之下，我們就能夠理解其背后的意思。但這也指向了另一個事實，即歐共體成立之后，帶有明顯殖民主義、種族主義色彩的“歐非”話語幾乎一夜之間就消失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及之后，許多非洲國家獨立，但又沒有完全獨立，它們仍然被框定在已成既定事實的“歐非”聯合體中，原有的殖民框架被新的合作、發展、援助等所取代，一九六三年歐共體與十八個非洲國家在喀麥隆首都雅溫得簽訂的“雅溫得協定”（Yaounde? Convention）建立了殖民主義歐非聯合體的現代版本。令人唏噓的是，很多非洲國家領導人和精英最終倒向了該協定，從而使非洲國家繼續以依賴歐洲的方式與歐洲聯合在一起，并沒有完成實質意義上的獨立，歐洲仍然在相當大程度上控制著非洲的安全保障、資源和市場。這些非洲精英在后殖民主義時期往往過上了極富有的生活，但普通非洲人的生活卻與獨立前并沒有什么太大的差別，依然普遍貧困。正如漢森和容森《歐非》一書最后一章標題所示，這是“通過確保殖民主義的延續來終結殖民主義”。或者用非洲政治家、左翼思想家克瓦米·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的話來說：“《羅馬條約》可以被看作一八八五年柏林會議的延伸，后者奠定了殖民主義在非洲的牢固基礎，前者則標志著新殖民主義在非洲的開始。”

　　在今天的布魯塞爾，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的雄偉銅像坐落在離歐盟總部機構不遠的地方，歐洲議會所在地叫“Espace Le?opold”，歐洲歷史博物館在利奧波德公園里。利奧波德二世是誰？剛果曾是他的私人殖民地，他在剛果實行異常殘酷的殖民統治，經常用砍去孩子的手來懲罰不聽話的“野蠻人”，后來在世界反殖民浪潮的壓力之下，將殖民統治積累的財富部分貢獻出來服務公共利益，包括建造布魯塞爾城市，歐盟機構今天仍然在他直接的“蔭庇”之下運轉。然而，歐盟機構內部的人卻普遍認為歐盟是一個與殖民主義過去完全斷絕關系的存在。這一認知上的盲區象征著人們對歐盟殖民主義起源的遺忘，無論這一遺忘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恢復對該起源的歷史認知，也是對今天以及未來歐洲的更完整、更準確理解的重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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