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2023年10月7日以來，再度爆發的巴以沖突引起了全球范圍內的關注和討論。對于這場沖突的是非曲直，國內外學術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為了深入探討巴以沖突背后的政治、經濟根源，分析巴以沖突與新自由主義以及帝國主義全球霸權之間的關聯，本刊記者趙丁琪對中東問題專家、復旦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殷之光教授進行了專訪。

　　殷之光，復旦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曾任阿聯酋扎耶德大學可持續發展科學與人文學院助理教授，英國埃克塞特大學人文學院現代語言系副教授、中國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區域國別研究、國際政治傳播、英帝國史、殖民史、第三世界去殖民運動、泛亞洲主義、泛伊斯蘭主義以及文化帝國主義等。出版專著《藝術的政治：創造社與革命中國的理論斗爭實踐》（Politics of Art: The Creation Society and the Practice of Theoretical Struggle in Revolutionary China)、《新世界：亞非團結的中國實踐與淵源》等。各類論文及文章發表于《歐洲國際法雜志》（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歷史》（History）、《第三世界季刊》（Third World Quarterly）以及《開放時代》《讀書》《學術月刊》《文化縱橫》等期刊。

　　本文原載《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3年第12期。

　　一、帝國主義霸權與巴以沖突的起源

　　○(趙丁琪，下同) 對于當代巴以沖突的起源，有幾種不同的說法。有的人將巴以沖突追溯到1947年《聯合國第181號決議》，也有人追溯到1917年的《貝爾福宣言》，還有人追溯到兩千多年前。而您認為當代巴以沖突問題起源于19世紀80年代，是西方帝國主義霸權與歐洲反猶主義的綜合結果？為什么您會這么認為？

　　●(殷之光，下同） 今天討論巴以沖突問題的時候，很多人會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的《貝爾福宣言》，但這是一種非常歐洲中心主義的看法，如若只追溯到這里的話，就不能看到《貝爾福宣言》背后的非法性。但是我也反對將巴以沖突的起源追溯到兩千年前，否則這一敘事就會陷入到以色列的話語陷阱中，相當于間接承認了猶太人對這塊土地的天賦權利。

　　在我看來，巴以沖突問題始于19世紀80年代初。這里牽涉到兩個層次的問題。第一個是地緣政治層面的問題。19世紀80年代是歐洲向外擴張的高潮。因為在這個時代，技術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使得帝國主義國家能夠有效地在全球土地上移動。他們開始廣泛地在非洲擴張，并且開始對奧斯曼帝國的一些領地感興趣了。而在非洲的擴張和在奧斯曼土耳其的擴張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歐洲內部原先在1815年之后形成的所謂的維也納體系。維也納體系強調的是領土的爭奪已經不重要了，只需要在歐洲內部通過幾個大國之間的協商就可以達到和平。但后來發現歐洲國家之間的擴張和競爭可以不用在歐洲本土發生，對于領土的爭奪實質上是對于歐洲之外的殖民地的爭奪。這個就是我們在馬克思主義傳統當中所描述的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在帝國主義的全球霸權之下，奧斯曼帝國對于巴勒斯坦地區的統治逐漸開始松動。

　　接下來我們看第二個層面的因素，歐洲為什么在19世紀末開始擴張？它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這種競爭不僅僅是對于土地資源的競爭，更重要的是對于生產利益的競爭，以賺取更多的海外利潤，緩解國內的經濟壓力。當年列寧在《帝國主義論》里面就已經梳理得很清楚了。在19世紀70年代，當時歐洲資本主義內部面臨著一場很嚴重的經濟危機。而緩解這場經濟危機的出路，對于那些有海外殖民能力的國家來講，就是資本輸出，向海外殖民。那對于那些相對來說競爭實力比較弱的，諸如俄國這樣的的國家，它沒有辦法通過大規模的海外殖民來緩解其內部的經濟壓力，因而產生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針對猶太人的種族主義在歐洲的大規模興起。也就是說，在經濟危機的狀況下，為了實現團結社會的目的，就需要創造一個共同的敵人，而這個敵人當時就是猶太人。他們的邏輯是：為什么大家都沒有錢？因為錢都被猶太人掠奪走了。所以在19世紀80年代初期，俄國就開始出現了近代歐洲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反猶運動。在這之后，歐洲其他國家包括法國也出現了大規模的反猶運動，這個反猶運動所產生的一個最直接的結果就是猶太復國主義團體“比魯團”(Bilu Group)的形成。比魯團的基本訴求就是，既然你們俄國人、歐洲人不要猶太人了，猶太人就必須找到一個地方生存。于是他們把眼光放到了巴勒斯坦。

　　那為什么找到巴勒斯坦？這就跟我們所談的第一個因素即地緣政治有關。因為在當時的競爭環境之下，巴勒斯坦地區屬于奧斯曼帝國無暇顧及、無暇管理的一個區域。從歷史上來看，巴勒斯坦地區和奧斯曼帝國的關系是一種“羈縻關系”。就是奧斯曼帝國尊重巴勒斯坦地區原有的社會習俗和治理結構，后者所要做的僅僅就是承認前者對其的管轄權而已。在19世紀80年代，奧斯曼帝國正在開展自己的現代化改革運動，更無暇去顧及這些周邊行省。所以，當時離開俄國的猶太人就給土耳其蘇丹寫了一封信，讓奧斯曼帝國賜給他們一塊土地，讓他們生存下來。

　　當時奧斯曼帝國蘇丹給了猶太人一個口頭承諾，答應了他們的請求。所以他們也就在巴勒斯坦落下腳來了。那么因為這個地方管轄和治理的方式還是依據習慣法，所以巴勒斯坦地區的權力結構上基本上還是阿拉伯人做主。但是隨著歐洲帝國主義競爭的加劇和奧斯曼帝國的進一步的崩潰，奧斯曼帝國對于這個地區的管轄能力越來越弱，又有更多的猶太人通過種種途徑來到了這片土地。早期來到這片土地的猶太人的定居方式，還主要是通過協商的形式，還是相對比較符合習慣法、符合當地的傳統的。但是隨著巴勒斯坦當局的管轄能力越來越弱，猶太人占領土地的模式就越來越有“創意”了，通過欺詐甚至是搶奪的形式。這就造成了另外一個結果，就是當地原有的社會結構被這種連續幾十年的大規模的移民進程給破壞了。再加上中央政府對這個地區管轄權的徹底喪失，這兩方面的因素疊加下，造成了原有巴勒斯坦地區的土地結構被徹底改變，從而形成了大量的巴勒斯坦失地農民。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會發現，其實今天巴勒斯坦地區巴以沖突的基本結構，包括社會結構、政治結構、經濟結構在當時就已經開始出現了。我們今天所討論的巴以問題，核心的問題其實就是土地所有權的問題，就是誰掌握土地這個最核心的生產資源，以及實際的生產結構的問題。我們會發現，在這種生產模式下大量底層的窮人都是巴勒斯坦人，因為猶太人是掌握土地的，許多巴勒斯坦人是沒有土地的。另外所形成的一個后果，就是阿拉伯人聚居區的社會分層更加激化。那些原本擁有土地的阿拉伯地主，可以通過出賣自己土地的形式，將自己的土地轉化成為金融財產，從而就跟土地失去了聯系。這些人有了錢之后就可以移居到其他的地方，形成了很多海外流散的巴勒斯坦人。所以很多巴勒斯坦人流散海外，并不僅僅是因為猶太人過來定居的結果，也是該地區社會經濟結構變遷的一個結果。

　　在這種分析框架下，我們就可以看到巴勒斯坦人面臨的壓力并不是以色列人建國的壓力，而是以色列人到巴勒斯坦地區移民和占領土地之后，所造成的社會經濟不平等和壓迫結構的問題。那么這就可以把我們對于巴以問題的討論，徹底推進到19世紀80年代，與資本主義全球擴張所造成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問題聯系起來。本質上來講，巴勒斯坦就是一個殖民地，或者說在當時的情況下，是一個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混合結構。對于當時的巴勒斯坦地區的底層阿拉伯人來說，他們面臨著三重壓迫關系，即奧斯曼帝國這個舊的封建帝國對阿拉伯人的壓迫性關系，移民到此地的猶太人對本地阿拉伯人的壓迫性關系，已經資本化的阿拉伯地主對底層阿拉伯民眾的壓迫性關系。

　　今天很多人會講，猶太人其實是有社會主義傳統的。沒錯，任何殖民者來到一個一窮二白的地方，一開始都會通過合作社的形式來進行生產，猶太人也一樣。盡管早期猶太人內部是一個合作社的形式，但其對外完全就是一個帝國主義模式，所以這就是為什么我一定要強調它是一個資本主義全球帝國的延伸部分。猶太人本身是帝國主義全球競爭的受害者，但是他們在巴勒斯坦地區采用的生存形式又使他們自己轉化成為了帝國主義的加害者。

　　在猶太人到巴勒斯坦地區定居早期，他們的影響力還相對較小，并沒有對當地阿拉伯人形成極強的帝國主義壓迫關系，所以雙方在一定程度上還能和諧共處。這種狀態隨著奧斯曼帝國的崩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被徹底打破了。在奧斯曼帝國崩潰之后，其對于殖民地區的管理就徹底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個地區的獨立運動。當年的大英帝國一直想把奧斯曼帝國給拆分掉，它所采用的方式是鼓動海灣地區的酋長開展獨立運動。但對于巴勒斯坦地區來說，由于其距離奧斯曼帝國的核心區域太近，很難進行這種大張旗鼓的滲透工作。英國所采用的方式，就是通過簽署《貝爾福宣言》，把別人的土地許諾給猶太人。在此之后，越來越多的猶太人開始在巴勒斯坦地區定居，從而將這種占領實質化。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英國對巴勒斯坦地區的委任統治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通過法律的形式，將原有的帝國主義占領轉化成為一個合法的存在。那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去討論巴以問題的時候，不能僅僅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為這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簽訂的委任統治協議的確認，是對舊有的帝國主義占領、非法占領的合法化的確認。所以我們對于巴以沖突起源問題的討論，就不能僅僅局限于國際法的框架下，而是要討論其為什么能夠非法獲得巴勒斯坦的土地，那這就是一個政治性的問題了，就是帝國主義的問題了。

　　○ 持續七十多年的巴以沖突，到目前為止也沒有平息的跡象，反而愈演愈烈。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么？美國等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

　　● 就像剛才我們所討論的，巴以沖突是西方殖民主義歷史的延續。但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分水嶺，從英國的那一套舊的殖民主義政策，到美國這個新的所謂新自由主義這一套東西之間，到底有什么接續關系？

　　從表面來看，英國始終扮演的是“邪惡勢力”的角色，比如第二次中東戰爭的直接起因蘇伊士運河事件，就與英法殖民主義密切相連。而美國在這個問題上面，所扮演的角色很多時候被描述為“促談”的作用，也就是一個相對比較積極的作用，至少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之前是這樣。在前三次中東戰爭里面，以色列都是一個被動反應的形式，就是阿拉伯國家先在民族獨立的號召之下，想要對以色列發起進攻，而以色列是以自衛的形式來展開戰爭的。這種形式之下，我們就很難區分出美國人到底扮演了什么樣的負面角色。讓我們看清楚美國扮演了負面角色的是1973年的第四次中東戰爭，也就是導致了石油危機的那場戰爭。

　　這場戰爭，從本質上來講是一場對巴勒斯坦獨立運動以及對阿拉伯國家支持巴勒斯坦獨立運動浪潮的帝國主義回應。因為帝國主義既然允許以色列人獨立，那在理論上就必須允許巴勒斯坦人也獲得相同的權利，但是在帝國主義支持下的以色列卻并沒有允許這一點。當時這場戰爭就是圍繞著這個訴求展開的，巴勒斯坦人也需要有一個自己獨立的國家，必須從這個壓迫性的國家當中解放出來。但是西方國家整體上是站在巴勒斯坦的對立面的，是不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的。而這場戰爭所導致的一個后果，就是更進一步地讓我們看到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普遍聯系。在這場戰爭之后，中東國家發現自己作為資源生產國，實質上也可以反向去制約那些霸權國家，這就直接導致了1973年的石油危機。阿拉伯國家開始采取聯合行動，對以色列以及親以色列的西方國家采取石油禁運。這直接導致了西方市場上能源價格的飆升。

　　但石油危機也促使了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開始嘗試所謂的能源自主和能源安全，這實質上進一步增強了美西方貫徹其全球霸權的意志。他們就想著一定要把中東國家管理起來、控制起來，必須要把能源問題抓在手里。所以我們會看到，在第四次中東戰爭結束之后就形成了石油美元，美國一定要把美元跟石油捆綁起來，一定要把在中東的核心利益穩固住。那么以色列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就更進一步地成為了美國控制中東的橋頭堡。

　　二、新自由主義、右翼政治與巴以沖突的加劇

　　○ 在以色列建國之初，猶太人采用了一種近乎社會主義式的合作生產方式。但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也蔓延到了以色列。這種改革對以色列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對巴勒斯坦民眾以及巴以沖突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 剛才我們說到，因為石油危機導致了能源危機，能源危機直接導致了以色列大規模的經濟衰退。這場經濟衰退實際上從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出現端倪了。所以我們會發現，以色列的宗教和民族主義右翼在20世紀60年代就已經開始慢慢冒頭。但是右翼政黨利庫德集團真正得以成為以色列的統治集團，是第四次中東戰爭的一個直接結果。這場戰爭所造成的后果是，以色列原有的經濟結構無法再維持下去，出現了通貨膨脹率飆升、經濟增長率急劇下降的狀況，人民的生活成本逐年增高，大量的外匯流失。利庫德集團正是在這種狀況下形成并迅速成為以色列政治中的核心力量。

　　面對第四次中東戰爭后以色列的經濟困境，利庫德集團所給出的解決方案，實際上就是徹底的新自由主義方案。這就是1984年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當選以色列總理之后，在1985年推出的那個改革方案，主要包括三個層面。第一是要削減國家財政。猶太人主要是通過農業定居點的方式來占有巴勒斯坦土地的，所以農業是他們最核心的產業，以色列國家財政支持的最核心的產業也是農業。。當佩雷斯政府將農業補貼大規模削減之后，雖然以色列政府的財政赤字一下子降下來了，但是它的農業就從原先的有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大生產，瞬間被轉化成為被少數資本控制的行業。在被資本控制之后，以色列的物價就開始連年增高。所以這實際上是把國家的負擔直接轉嫁到人民身上。受到沖擊的不僅僅是以色列境內的阿拉伯人，以色列境內的猶太人也同樣受到沖擊。第二個改革就是開放外匯，這個也是典型的新自由主義的做法。第三個改革就是解散工會、沖擊工會。新自由主義改革之后的以色列工會，就像其他那些經歷了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國家一樣，變得非常弱小。所以那些自由流動的勞工就替代了原有的工會化的工人，而這些勞工主要就來自于巴勒斯坦。

　　在《奧斯陸協議》簽訂之后，以色列工人就再也沒有跟資本家議價的能力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來自于巴勒斯坦地區的非工會化的廉價勞工。而《奧斯陸協議》造成的第二個結果，就是大量海外流亡的巴勒斯坦人開始回到巴勒斯坦。而回到巴勒斯坦之后，他們也需要工作，所以他們就對原先在以色列境內打工的那些巴勒斯坦人形成了新的沖擊。這種沖擊還造成了一個政治結果，就是原先在巴勒斯坦生活的大量勞工階層，覺得法塔赫不把巴勒斯坦工人的利益放在心上，是一群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而法塔赫又覺得自己是實質上促進了和平協議的合法政權，是一個拯救了巴勒斯坦的執政黨。法塔赫的群眾基礎，逐漸從原先的巴勒斯坦老百姓變成了從海外流亡回歸巴勒斯坦的那群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大量的法塔赫駐外高官，總體來看是一個比較精英的群體。在這種狀況下，普通巴勒斯坦老百姓覺得法塔赫非常腐敗，不能代表巴勒斯坦人真正的利益，對于法塔赫的反感也開始與日俱增。對于法塔赫的反感、以色列壓迫的加重以及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的極度不平等，逐漸促成了哈馬斯的誕生。哈馬斯本質上來講是一群失去了自己的親人、感覺沒有希望的一群巴勒斯坦人所組成的一個政治團體，所以對以色列采取了堅決對抗的姿態。

　　○ 以色列是美國等西方國家極力推崇的中東“民主國家”，但您卻認為它是一個“利庫德集團把持的軍國主義政府”。您為什么這么認為？

　　● 剛才也提到了，新自由主義改革不僅對巴勒斯坦人造成了沖擊，以色列人也不例外。伴隨著以色列工人階級的去工會化，以色列社會也逐漸開始出現了極端的兩極分化。在這種政治經濟分配極端不平等所造成的分裂局面下，想要將這個社會統合起來，就需要依賴于民族主義話語和種族主義話語。所以從新自由主義改革之后，利庫德集團獲得了巨大的影響力，他們也越發依賴其賴以發展起來的種族主義話語。在這種狀況下，對于20世紀80年代后成長起來的一批以色列人來說，種族主義話語成為了一種根深蒂固的民族情緒。而在這之前的“40后”“50后”“60后”，其實還是有一定的和解的愿望的。實際上我們今天看到的很多批判以色列的以色列左派，大部分都是四五十年代生人。

　　這就是我為什么要把利庫德集團把持的以色列政府稱為軍國主義政府。軍國主義實際上是帝國主義的必然產物，它以對外擴張的形式來解決自己內部的問題。盡管在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下，資本主義國家的擴張是必然的，但一般資本主義國家擴張的主要目的是尋求更多的資源或者是更大的市場，而對于一個軍國主義政府來講，它的擴張是要尋找一個外部敵人來建構其內部的政治團結，維持其國內的統治。對于以色列利庫德集團來說，哈馬斯就是一個完美的敵人。

　　在此次巴以沖突之前，利庫德集團對于巴勒斯坦領土采取的是蠶食形式，一點一點地占據更多的土地。但這一次為什么本雅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采用了這么強悍的大規模戰爭的形式？在我看來，主要是內塔尼亞胡在今年遭遇到了執政生涯當中最大的一次挑戰。以色列工人在今年年初開始大規模的罷工抗議，從一開始的60萬擴展到80萬人，持續了半年多，是席卷了以色列全境的空前規模的大罷工。這種大規模的抗議罷工也是之前30年新自由主義改革的一個直接結果，這場罷工所造成的一個影響，就是利庫德集團內部的分裂。2023年3月26日，內塔尼亞胡宣布解除國防部長約亞夫·加蘭特（Yoav Gallant）的職務。因為約亞夫·加蘭特認為內塔尼亞胡推動的憲法改革引發了罷工等大規模抗議，對以色列的國家安全造成了影響。作為回應，內塔尼亞胡就把加蘭特從內閣中開除了。結果哈馬斯一襲擊，以色列成立了一個小型戰時內閣來指揮與哈馬斯的戰爭，又把他召回來了，似乎兩個人之前的芥蒂就沒有了。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敵人”對于現在的以色列右翼政權來講多么重要。當然，恰恰是這樣，也使得我認為以色列現政權的危機很嚴重。我們假設，當這場戰爭打完了，加沙地帶被夷為平地、哈馬斯被徹底清除之后，對于沒有敵人的以色列右翼政府來說，還能如何維持自身的統治呢？利庫德集團的下臺是不是就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了？那么反過來講，如果說內塔尼亞胡沒能成功，哈馬斯頑強地長期存在下去，那就相當于把以色列拖進了一個長期的戰爭狀態。在我看來，這種情況對于內塔尼亞胡個人更為有利。他可能不會希望在短時間內迅速地清除哈馬斯，但是他需要一場勝利，同時又需要一些借口將這場戰爭長期化。這種緊急狀態持續下去，對于他的右翼政府來講是最有利的。所以巴以沖突的前景可能并不樂觀，這將會是一場長期的消耗戰。這種情況對于美國及其全球霸權來講，恰恰是非常不利的。因為這等于是把美國同時拖入了俄烏和巴以兩條戰線、兩場戰爭泥潭。所以我認為美國人的愿望是希望巴以沖突能夠早點解決，但必須是以對它有利的方式。

　　三、對帝國主義霸權的反抗與未來

　　○ 伴隨著20世紀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浪潮，以領土占領為主要特征的殖民主義退出了歷史舞臺，但殖民主義依然以其他形式存在于當代世界。以色列當局所推行的政策，與19世紀的西方殖民主義有什么樣的異同？

　　● 我的判斷基本上就是很殘忍的，以色列這套做法就跟19世紀白人至上的這套殖民主義沒什么差別。其實全球媒體，特別是有左翼傾向的一些媒體，毫無疑問地都把以色列稱為一個種族隔離政府。以色列左翼也是這么稱呼自己的。當然，今天的殖民主義與19世紀、20世紀還是有一些差異的，這是有延續性的差異。

　　現在帝國主義全球霸權的核心在美國這邊，但這種霸權實際上遭遇了多方面的沖擊，所以其不穩定性越來越強。比如美國和歐洲之間的關系是比較微妙的——特別是在俄烏戰爭的壓力之下。美國和以色列之間也有可能會出現裂痕。我們可以把烏克蘭看作美國的堅定的代理人，但是不能把以色列看作美國的堅定代理人。因為內塔尼亞胡今天對于巴勒斯坦地區的軍事反應，其實很大程度上考慮的是他自己個人政治生命，而不是什么國家利益之類。如果美國對于以色列的要求，可能會挑戰內塔尼亞胡自己的政治生命的話，我相信以色列可能會做出不一樣的選擇。對于以色列方面來講，將這場戰爭長期化可能是更有利的。或者說，對于內塔尼亞胡個人來說，他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而希望把以色列拖入長期戰爭，把美國拖入這場長期戰爭糾紛。但這實際上并不是美國所希望的局面。

　　○ 西方社會對于巴以沖突的報道，對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描述存在著什么樣的意識形態偏見？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偏見？

　　● 這個問題要從西方社會內部的政治環境當中去分析。以英國為例，在杰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下臺后，英國工黨內部的右翼要清除科爾賓“余孽”，用得最好、最有效的話語策略，就是把科爾賓及其同黨罵成是“反猶”分子。在西方內部的輿論環境下，“反猶”是一個巨大的罪名。為什么說科爾賓和他的同黨“反猶”呢？是因為他們支持巴勒斯坦。所以在這種政治和輿論環境下，各種各樣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動和言論全部都被標上這種所謂的“反猶”的帽子。“反猶”的標簽又跟今天的身份政治聯系在一起，變成了一種“人人過關”的文化戰爭。你一旦支持巴勒斯坦，你就是“反猶”分子，就是種族主義者，就是納粹“余孽”。所以現在在西方的輿論界和學術界，很多人都不敢在巴以沖突的問題上公開表態。在這次關于巴以沖突的報道和討論中，用的話語策略基本上也還是文化戰爭的這一套。比如一些人會被質問，你為什么不將哈馬斯稱為恐怖分子？你為什么不去譴責哈馬斯？一旦你不譴責哈馬斯，你就會被認為是“反猶”分子，就會遭到學術界和主流社會的排斥。

　　○ 當前，巴勒斯坦地區的反抗運動以哈馬斯等所謂“恐怖主義”的形式表現出來。您在之前的文章中指出“‘短20世紀’及其之后的經驗告訴我們，在反抗的土壤上，可以生成恐怖主義，可以生成殖民主義，但也可以生成對抗霸權主義政治的和平力量。理解霸權及其反抗，也許是連接‘短20世紀’與冷戰之后政治未來的方向。”如何理解您的這種觀點？

　　● 這其實就是毛主席講的統一戰線的問題。我們首先要把握一個大矛盾，即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反抗之間的關系。但是對于帝國主義的反抗，實際上有多種形式。一種是我們熟悉的民族主義反抗形式。但民族主義并不一定導向社會解放。民族主義也可以倒向納粹，也可以導向日本那樣的軍國主義，也可以導向泛伊斯蘭主義。比如發端于19世紀末的泛伊斯蘭主義，一開始實際上是一個民族主義運動，只不過是用伊斯蘭主義來作為動員工具。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尤其在哈桑·班納（Hasan Bana）之后，我們就會發現宗教扮演的角色越來越強了。那么這場由宗教勢力調動起來的世俗化的民族主義運動，它的世俗層面就逐漸淡漠，而宗教層面則被不斷地放大，最后的結果就是ISIS之類的運動。

　　所以民族主義運動是可以走向不同的方向的。我們可以以中國的例子作為參考。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實際上就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為什么舊民主主義革命最后轉變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并最終走向社會主義革命？這主要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力量起作用的結果。我們可以從中得出的普遍性啟示就是，一種革命運動如果不以打破舊有的壓迫性社會結構作為其最終目的的話，那么它是會走向反面的。因為霸權主義所依賴的就是一個等級制的壓迫結構，它可以同任何其他形式的壓迫結構結合起來，可以同宗教形式的壓迫結構結合起來，也可以同資本主義的壓迫結構結合起來。而社會革命的主要目的，其實就是要打破這種壓迫結構。一種革命運動最終會走向哪一個層面，主要是要看政治革命之后，是否伴隨有社會革命，以及伴隨何種性質的社會革命。如果沒有以消滅剝削和壓迫為旨歸的社會革命的話，那么其所創造的社會結構還將是等級制的。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