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誰是Pablo Iglesias

　　隨著緊急政策逐漸成為一種新的政治秩序，歐洲的兩黨制承受的壓力也越來越大。社會黨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中聲名狼藉的中左翼已經被其核心選民拋棄。這些選民有轉向右翼的，也有轉向左翼的。在很大程度上，民眾的憤怒正通過現有的反建制政黨而表達出來：英國的獨立黨（ukip）和法國的國民陣線[1]，蘇格蘭的蘇格蘭民族黨（snp）[2]和愛爾蘭的新芬黨（sinn fein）[3]，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syriza）[4]。然而，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反緊縮的諸政黨已經從零開始建立起來——這是自1982年巴西勞工黨（pt）成立以來第一個以群眾為基礎的左翼政黨。在希臘，“三駕馬車”（Troika）[5]的管理層迫使激進左翼聯盟政府直面德國領導的歐元區政權；對于西班牙的“我們能”黨和意大利的“五星運動”黨[6]來說，主要目標仍然是國家體系及其統治秩序，兩者都稱之為“種姓制度”。然而，與“五星運動”不同的是，在“我們能”黨的身后是一場大規模的抗議運動：2011年5月的憤怒占領和隨后兩年的反驅逐和反削減的直接行動。在代際和陣容方面，“五星運動”與“我們能”黨的領導團體也相當不同。2014年創立“我們能”黨的康普頓斯大學講師核心團隊平均比五星運動的諸位負責人年輕30歲。在正處于奈格里政治理論和另類全球主義（alter-globalism）的漩渦之中的90年代，這些知識分子和政論家（publicist）們變得激進化；他們的表現技巧首先在社區電視（community tv）上得到了磨練。在與玻利維亞、厄瓜多爾或委內瑞拉的激進政府合作中得到的親身實踐的信心，讓他們能夠大膽嘗試在國家政治工程中動員那些憤怒者的不滿。“我們能”黨總書記巴勃羅·伊格萊西亞斯(Pablo Iglesias) 1978年出生在一個馬德里左派家庭，他初出家門時是一名學生活動家。伊格萊西亞斯先是讀了法律，接著學習了政治學和電影研究；他的研究從后-自治主義——他的博士論文是《諸眾與后-國家集體行動》（Multitude and Collective Post-National Action）——橫跨到葛蘭西的文化批評：比如《大銀幕前的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 before the Big Screen, 2013)這篇文章就是通過葛蘭西、薩義德、阿甘本、沃勒斯坦、布萊希特、哈維、巴特勒來解讀《好人寥寥》（A Few Good Men）, 《狗鎮》（Dogville）, 《卡廷》（Katyn ?）, 《出西班牙記》（Ispansi）, 《愛情是狗娘》（Amores Perros） 和庫布里克的《洛麗塔》這幾部電影。2014年出版的《民主之爭》(Disputar la Democracia)是一份措辭嚴謹的宣言，譴責西班牙政治秩序的腐敗在實質上與房地產投機開發如出一轍。在2015年5月西班牙的地區選舉前夕，伊格萊西亞斯闡述了“我們能”黨背后的戰略思想，并在下文中回應了《新左派評論》圍繞該黨提出的幾個問題。

　　注釋：

　　[1] 國民聯盟，2018年6月前稱國民陣線，是法國的一個極右民粹主義政黨，由讓-馬里·勒龐在1972年成立。國民陣線宣稱有75000名黨員，據該黨財務主管、讓-馬里·勒龐前律師瓦勒朗·德·圣朱斯特所述，黨員約為16000－18000名。該黨在只有1500名正式黨員的情況下于1986年立法選舉贏得勝利，到了1998年12月的分裂之前達到了42000名黨員的頂點。該黨自稱為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組織，但觀察家則歸類為極右翼。讓-馬里·勒龐曾因替戰犯與危害人類罪辯解及否認猶太人大屠殺事實而遭受批評，在2015年時再提出類似言論被逐出政黨。瑪麗娜·勒龐接任后，把黨的路線略為轉移，以反移民、反歐盟及反伊斯蘭為基調。——中文維基

　　[2] 蘇格蘭民族黨（英語：Scottish National Party，縮寫為SNP；蘇格蘭蓋爾語：Pàrtaidh Nàiseanta na h-Alba；低地蘇格蘭語：Scottis Naitional Pairtie），有時也譯作蘇格蘭國家黨，是蘇格蘭的一個政黨，主要致力于蘇格蘭獨立運動。該黨現任領袖為優素福，旗下黨員人數約有10萬人，是目前蘇格蘭議會的第一大黨和英國下議院的第三大黨。2011年，蘇格蘭民族黨在新一屆蘇格蘭議會選舉中取得多數席位，首次成功組建多數派政府。經歷2014年9月蘇格蘭獨立公投失敗后的民意反彈，于2015年5月的英國下議院大選中，蘇格蘭民族黨歷史性地取得蘇格蘭選區中50%多數選票，議席由2010年大選的6席猛增至56席，在59個蘇格蘭席次中成為大贏家，以及成為英國下議院第三大政黨。——中文維基

　　[3] 新芬黨（愛爾蘭語：Sinn Féin，意為“我們自己”），其為愛爾蘭島（北愛爾蘭和愛爾蘭）之政黨，由阿瑟·格里菲斯建立于1905年。新芬黨是愛爾蘭共和軍的正式政治組織，主張愛爾蘭統一。新芬黨目前同時參與愛爾蘭和北愛爾蘭國會選舉，且均有議會代表。在北愛，新芬黨與主張維持英國管治的民主統一黨和阿爾斯特統一黨對立。此外，新芬黨也參加英國下議院選舉，并取得議席，但該黨對威斯敏斯特采取“棄權主義政策”，其當選議員始終拒絕向英國君主效忠宣誓，因此無法參加英國國會會議，但頭銜依然存在。而由于他們不認同英國在北愛的主權，他們往往以“愛爾蘭北部”、“北方”等字眼稱呼北愛。——中文維基

　　[4] 激進左翼聯盟，是希臘的一個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激進左翼聯盟原為由多個反對財政緊縮政策的左翼政黨和獨立人士組成的聯盟，后改組為統一的政黨。其前身是“爭取左翼團結和共同行動對話空間”。2011年歐債危機爆發后，在希臘反對經濟緊縮的呼聲中，激進左翼聯盟在2012年5月希臘議會選舉中大有斬獲，得票率超過16%，取的52個席次，躍升成第二大黨，第一大黨的保守派新民主黨組閣失敗后，獲得組閣權，但最終失敗，而向總統交出組閣權。同月底正式組成統一政黨，不少成員由原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退黨加入，激進左翼聯盟取代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成為最大的中左翼政黨。2012年6月希臘議會選舉中，該黨取得26%的支持率，并取得71席，成為議會第二大黨和最大反對黨。同月25—26日，該黨組織罷工者和抗議者聯合舉行雅典總罷工。在此次罷工后，激進左翼聯盟的民測支持率明顯提升。2015年1月希臘大選中，該黨取得36.34%的支持率，并取得149席，成為議會第一大黨與希臘政府組織主導權，并在稍后與在本次選舉中排名第六的右翼政黨獨立希臘人共組聯合政府。——中文維基

　　[5] 希臘債務危機爆發后，以維護歐洲金融穩定為職責的歐盟委員會、歐洲央行和以維護國際金融穩定為職責的IMF對此高度關注，三大組織負責人于2010年6月共同會見希臘領導人，對希臘經濟面臨的嚴重問題表達擔憂。由此，“三駕馬車”稱謂公開出現。隨后，三大組織組成的代表團頻繁造訪希臘，研究和分析解決希臘債務問題的方案，組織和發放相應貸款，并嚴格監控和評估救援方案的落實情況。——中文維基

　　[6] 五星運動（意大利語：Movimento Cinque Stelle）是意大利的一個民粹主義政黨，為目前議會第一大黨，由著名喜劇演員畢普·格里洛和吉安羅伯托·卡塞雷吉奧創立于2009年10月4日。五星運動核心價值是歐洲懷疑主義、民粹主義與環境保護主義，并反對歐盟擴大權力。該黨在2013年意大利大選取得大勝，得到25.5%的選票，以0.1%之差取代意大利民主黨在得票率上成為最大的第一大黨，而該黨拒絕與任何政黨聯盟合作，包括回絕民主黨要求組建聯合政府的建議。而在2016年的地方選舉，意大利首都羅馬的大選中，五星運動的候選人維吉尼亞·拉吉于第二輪投票中，以2:1的票數擊敗民主黨候選人羅伯托賈凱諦，而五星運動也成功拿下北部的大城市、民主黨的重鎮都靈，五星運動被認為是因為獲部分右派選民的支持而獲勝。——中文維基

　　文章梗概

　　· 錯誤路線

　　· 政體危機（regime crisis）

　　· 2011年之后

　　· “我們能”黨的假設（hypothesis）

　　· “電視國民（TV Nation）

　　· 走向政黨

　　· 板塊移動

　　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產生了一連串意外的政治影響。在歐洲尤其如此。激進左翼勢力如何才能更好應對這一前所未有的挑戰？西班牙的“我們能”黨在考慮政治戰略時所依據的那一套分析將在本文中得到解釋：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我們要到哪里去——本文也是我自從去年11月當選為“我們能”黨領袖以來，對這些問題最為全面的反思。于我而言，這也是一個在主流媒體采訪之外，用我自己的聲音說話的機會。我既是黨的總書記，又是政治學家和理論家。如果沒有后兩者身份，我也不可能成為前者。這也是“我們能”黨的特征之一。

　　面對歐元區危機造成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局勢，我們的出發點是承認20世紀左派的失敗，這一點已經被《新左派評論》[1]記錄了下來。霍布斯鮑姆的“短二十世紀”——從布爾什維克革命到柏林墻倒塌——見證了法西斯主義、戰爭和殖民暴力的恐怖，但同時也是一個充滿希望和社會進步的時代。1945年以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計劃為工人階級的主要階層帶來了有限的財富再分配和更高的生活水平（特別是在工會強大的地方）。俄國和中國的革命被證明無法將經濟再分配與民主結合起來，但在現代化和工業化方面取得了不可否認的進步；蘇聯的軍事實力是打敗納粹主義的主要原因，也是經濟發展的明證。在二戰后時期，蘇聯是真正能夠制衡美國干預主義的力量。就算我們說冷戰產生了沒有任何真正主權的東方集團衛星國，但它也為反對美國霸權的反殖民運動開辟了空間，并推動了西方福利國家的建立以及社會權利的廣泛鋪開。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華盛頓和其他西方大國為了解決其經濟中日益嚴重的問題，把賭注壓在一套新政策上：打擊工會、賦權金融部門，將公共資產私有化、加速將生產轉移到低工資地區，同時建立法定美元體系（fiat-dollar）。蘇聯集團的解體對“華盛頓共識”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同時也推動金融資本在歐盟內部取得主導地位[2]。這在《馬斯特里赫特條約》(Maastricht Treaty)中以憲法形式體現出來，成員國同意將貨幣主權移交給一個“獨立的”歐洲央行。趨同標準（convergence criteria）和《穩定公約》(Stability Pact)對新的單一貨幣進行對沖，標志著統一后的德國在歐洲一體化體系內的領導權日益增強；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僅限于減少公共支出、限制工資和促進私有化或移民。歐洲過去幾十年的許多斗爭，都可以被看作是在向國家主權正遭受著的不斷侵蝕進行防御。在既存左派失敗的背景下，批判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與政治實踐分離開來，因此截然不同于20世紀早期理論生產和革命戰略之間的有機聯系。批判思想變成了專業大學教師的工作，而不是激進政治領袖的工作。事實上，當代批判思想的主題與歷史性大失敗密切相關。

　　然而，盡管國家主權的空心化正在讓政治的可能性不斷縮小，但在過去的15年里，新自由主義的新對手出現了。它不僅以社會運動的形式出現，而且也出現在國家層面。在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危機的條件下，拉丁美洲的人民和進步組織贏得了選舉的勝利，他們將這些勝利轉化為在國家和區域范圍內恢復主權的計劃。盡管這些進程的產生背景在許多方面都與歐洲不同——經濟、社會和文化結構、國家實力、地緣政治形勢——更不用說與美國相比了，但它們之間有一個相似之處。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災難年代里，拉丁美洲和歐洲和美國都曾經歷過老左派的歷史性失敗。而這些新力量的出現在提醒我們，政治作為一個在不斷變化的條件下進行斗爭的舞臺，無論在多么艱難的條件下運作，它都永遠不會停止。

　　即使沒有舊幽靈的威脅，世界秩序也在過去15年里進入了一個地緣政治過渡時期，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北大西洋和東亞之間的工業平衡（industrial balance）已經遭到了取代。華盛頓的單邊優勢至少受到了新舊大國崛起的限制，這些大國的利益可能不會輕易被納入美國的利益。“小瓶子”的改革表明，國家計劃下的極端資本主義（ultra-capitalism）也是可行滴。它將（發生過）CR的土地轉變成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生產區和強大的國際參與者（actor）。在歐亞大陸的“支點地區”，普京領導的半民主俄羅斯將繼續向世人表明，莫斯科已重返世界舞臺。

　　本節注釋：

　　[1] 今天，現實主義左派的唯一出發點就是清醒地認識到歷史的失敗"：佩里-安德森，《復興》（Renewal），《新左派評論》2000 年 1-2 月，第一期。安德森呼吁采取毫不妥協的現實主義立場，拒絕與統治體系妥協，拒絕對其權力進行任何安慰性的輕描淡寫（pp. 16, 13–14）。——《新左派評論》注

　　[2] preponderance直譯為，取得了數量優勢。

　　錯誤路線

　　2008年危機給當下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政治機遇（尤其是在南歐），幾乎無人能預料到機遇竟會以這種形式登場。國家對破產金融機構的救助導致國家債務膨脹和利率息差飆升。由德國領導的歐元區實施并很快加以正常化的“拯救歐元”緊急政策對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希臘和西班牙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在這些國家，數百萬人失去了工作，數萬人被趕出家園，公共衛生和教育系統的解體和私有化進程急劇加快，債務負擔從銀行轉移到公民身上。歐盟沿著南北分界線分化成兩部分，這種勞動分工認為地中海國家就得提供低工資的勞動力和廉價的商品和服務，而年輕人和受過良好訓練的人則被迫移民。2014-2020年歐盟預算規劃就代表著這一路線的勝利。

　　不久前，西班牙還被譽為歐盟經濟成功的典范，這要歸功于其基于房地產泡沫和城市工程腐敗的發展模式。自佛朗哥后過渡時期以來，西班牙一直由西班牙工人社會黨(PSOE)[1]和人民黨(PP)[2]執政。現在，和其他笨豬國（PIIGS）[3]一樣，它正被迫通過緊縮政策放棄歷史上曾有過的社會權利，而德國及其北方盟友卻絕不可能在國內實施這種緊縮政策。但危機本身也有助于形成新的政治力量，最著名的便是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Syriza)——它最終形成了一個主權政府，捍衛了一個社會主義歐洲——以及西班牙的“我們能”黨(Podemos)，它開啟了真正的政治變革和恢復（recuperate）社會權利的可能性。顯然，在目前的條件下，這與革命無關，也與歷史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過渡無關。但完全有理由把目標放在主權進程上，因為這樣我們就能限制金融權力、刺激生產轉型、確保更廣泛的財富再分配，并推動歐洲機構形成更民主的格局。

　　本節注釋：

　　[1] 西班牙工人社會黨（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PSOE） - 與勞動者總聯盟（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UGT）工會有關的主流中左翼社會民主黨。——中文維基

　　[2] 人民黨（Partido Popular，PP） - 主流中右到右翼黨派，保守派，天主教徒和經濟自由派。——中文維基

　　[3] 笨豬五國 是 國際債券 分析家、學者和 國際經濟 界媒體對歐洲五個 主權債券 信用評級 較低的 經濟體 的貶稱。這個稱呼涵蓋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愛爾蘭（Ireland）、希臘（Greece）、西班牙（Spain），特別指各國的主權債券市場，這些國家的公共赤字也都超過了3%。——MBA智庫百科

　　政體危機（regime crisis）

　　但是，困擾西班牙的是哪種危機呢？在葛蘭西的經典定義中，所謂領導權，指的就是處于領導地位的精英借以說服庶民群體以為自己和權貴有著相同利益的力量（power），領導權可以把這些庶民群體容納在同一個普遍共識（consensus）之中，盡管他們仍處從屬地位。這種領導權的喪失將造成一種組織性危機（organic，另可譯為有機危機），這種危機可以表現為統治機關（包括主流政黨）不再能保持或是更新其合法性。西班牙和其他歐元區國家一樣，經濟崩潰和“拯救單一貨幣”的措施在這里把組織性危機的幽靈召喚了出來，這在政治上導致了我們所說的政體危機：也就是說，后佛朗哥過渡時期出現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已陷入枯竭。這場政體危機在社會層面的主要表現是15-M運動。這場運動始于2011年5月15日，并且連續數周一直占領著西班牙各地的城市廣場。而這場政體危機在政治層面的主要表現便是“我們能”黨。

　　西班牙1975年后的轉型將弗朗哥主義轉變為自由民主制度，與大多數西方國家相類似。最關鍵的是，它不僅沒有觸及那些弗朗哥主義經濟權貴，而且還讓他們重新回到相當一部分的政治和行政領導層。即使社會黨在1982年選舉中取得了壓倒性勝利，這些權貴仍在國家機器中保持著自己的地位。“共識精神”不僅統治著Adolfo Suárez領導的佛朗哥主義改革派，也統治著民主反對派——西班牙共產黨(PCE，曾經在地下抵抗獨裁統治的主要力量）以及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PSOE，最初規模要小得多）。在主流媒體(尤其是Prisa集團頗具影響力的新日報El País）的大力支持下，這一共識體現在1977年的《蒙克洛亞協定》(Moncloa pact)中。它將工會與工資限制聯系起來，以換取社會福利。它被1978年憲法確認為司法規范，并得到公民投票的確認，并被稱為“78政體”。漸漸地，盡管存在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Basque）民族主義政黨以及某些左翼勢力的抵制，這一共識得到了大多數西班牙人的支持。在佛朗哥精心挑選的繼任者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君主立憲制”下，新的安排讓西班牙能夠順順利利地加入北約和歐洲共同體，而經濟權貴們幾乎沒有付出任何代價。

　　在1978年的選舉中，西班牙共產黨的糟糕結果并讓他們改變原來的機會主義（possibilist）策略，而是依舊遵循與法國和意大利政黨相同的“實用主義”歐洲共產主義路線，它們的共同風格就是保守。在歐洲共產主義大辯論、其微弱的選舉回報和社會運動的瓦解匯聚在一起的時刻，曼努埃爾·薩克里斯坦（Manuel Sacristán）——或許是西班牙馬克思主義當中頭腦最好的那位——提到了在消費主義主導的社會經濟背景、大眾傳媒影響力的日益增長，以及國際形勢嚴格限制南歐采取任何有意義的變革之下，工人運動和左派遭遇的歷史性失敗[1]。人們從中吸取的教訓不僅是說社會主義和革命暫時不太可能——從目前來看，西班牙的政治領導人還相信這些工程的可行性，這點挺感人的——而且哪怕是相當溫和的社會改良計劃都不太可能。在新自由主義霸權崛起的背景下，這些東西都被認為在選舉中行不通。根據薩克里斯坦的說法，“與此同時”，必須要做的是在國家之外，在環境、和平和女權運動中進行微觀層面的政治行動，建立另一種形式的日常生活。出于選舉目的，西班牙共產黨在1986年成立了一個更廣泛的聯盟，即“聯合左翼”（Izquierda Unida）。對于西班牙左翼來說，似乎也沒有更好的選擇。

　　本節注釋:

　　[1] 帕特里克-卡米勒（Patrick Camiller）撰寫了兩篇文章，認為如果西班牙共產黨和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結成堅定的聯盟，就能從佛朗哥主義者那里獲得更加民主的解決方案，尤其是考慮到當時工人的高度好斗性，見《大西洋秩序中的西班牙社會主義》（Spanish Socialism in the Atlantic Order），《新左派評論》156期，1986 年 3-4 月；《西班牙共產主義的消亡》（The Eclipse of Spanish Communism），《新左派評論》147期，1984 年 9-10 月。

　　2011年之后

　　今天，由于歐元區的崩潰，我們不再生活在“與此同時”，而是生活在一場全面的政權危機中。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很可能以一種自佛朗哥后過渡時期以來從未發生過的方式來改變西班牙政治的諸參數。應該強調的是，這不是一場國家危機（state crisis），不是莫拉萊斯和科雷亞2006年上臺之前在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開始出現的那樣一種行政機器的崩潰。西班牙的國家機構，無論多么貧困和腐敗，仍然在履行著它們的職能——遠不只是對權力的壟斷——為社會提供監管職能，同時為統治秩序生產忠誠和安全。然而，西班牙緊縮政策無可爭議的失敗引發了一場政體危機，這場危機開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政治機遇——我們不知道它會持續多久。“結構性改革”讓中產階級和工薪階層這兩大重要群體倍感失望與困頓，這一點是理解當前政治可能性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15-M運動為這些困頓提供了一個安全閥。這些困頓在選舉人當中找不到自己的代表，這就表明，在起義中得到凸顯、并讓全世界大為震撼的領導權危機，同時也是西班牙現存左翼的危機。15-M運動在左派面前舉起一面鏡子，暴露出這些左派的不足。它還把新常識的主要組成部分擺到了臺面上：拒絕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和經濟精英（早已被普遍視作腐敗分子）。15-M運動還形成了一種新的爭論文化，這種文化不能被左/右這樣的范疇所把握，然而現存左翼的領導者們從一開始就拒絕承認這一點。

　　在“15M”運動之后的2011年地區和全國選舉中，工人社會黨遭受了歷史性的慘敗。相比2008年，該黨失去了近40%的選票。直接的結果是人民黨在各地政府中大獲全勝，并在議會中贏得絕對多數。但從那一刻起，人們可以感受到政黨制度內部發生的變化。從民意調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執政的人民黨和工人社會黨都在失去選民的支持，而聯合左翼黨[1]和較小的自由黨派——2006年在加泰羅尼亞成立的公民黨（Ciudadanos）和2007年成立的民主進步聯合黨(Unión Progreso y Democracia)[2]——表現得更好。在這種新形勢下，我們有機會制定一個比現在更大膽的——或者至少不那么膽怯的——戰略。如果能效仿加利西亞（Galicia）的左翼選擇黨(AGE)[3]這樣一個由聯合左翼、Anova（一個加利西亞左翼民族主義政黨）和生態學家等人組成的聯盟就夠了。聯合左翼若是在全國范圍內采取這樣的行動，便可能選舉中成為社會不滿的代表，但它沒有抓住機會。

　　與此同時，在加泰羅尼亞，占有領導權（hegemonic）的保守民族主義政黨Convergència i Unió[4]正在輸給其溫和的社會民主黨對手——加泰羅尼亞共和國（Esquerra Republicana de Catalunya），后者的目標是成為加泰羅尼亞獨立進程支持者的主要政黨，而且它自身顯然也是當時社會不滿的中堅力量。在巴斯克地區和納瓦拉（Navarra），左派重返選舉舞臺威脅到巴斯克民族主義黨在尤斯卡迪（Euskadi）的領導權，甚至威脅到保守派Unión del Pueblo Navarro的領導權。

　　如果再加上“我們能”黨(Podemos)的不請自來，以及它在2014年5月歐洲議會選舉中的結果以及隨后的民調軌跡，可以說西班牙的兩黨模式似乎陷入了困境。對“我們能”黨持續不斷的攻擊，其惡毒程度在西班牙可以說前所未有，但這也表明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被視作對“王朝政黨”的體制（dynastic parties’ system）的真正威脅。很明顯，比賽才剛剛開始。在未來的幾個月里，我們將面臨嚴峻的挑戰，首先便是5月24日的地區選舉。但似乎也很清楚的是，除了票箱上的直接結果之外，也有跡象表明這場政體危機已經不可逆轉。西班牙政治不會回到“我們能”黨出現之前的樣子。

　　本節注釋：

　　[1] 聯合左翼（西班牙語：Izquierda Unida，縮寫為IU）是西班牙的一個左翼政黨聯盟。1986年4月，聯合左翼作為政黨聯盟和選舉聯盟成立。創始成員有：西班牙共產黨、爭取工人團結集體－安達盧西亞左翼集體、共和左翼、西班牙人文主義黨、進步聯盟、卡洛斯黨、西班牙人民共產黨、社會主義行動黨。1992年11月2日，聯合左翼注冊為政黨，但原來參加聯合左翼的各政黨仍保留著自己的組織。聯合左翼一直由西班牙共產黨主導，曾長期保持西班牙第三大全國性政治勢力的地位。——中文維基

　　[2] 聯盟、進步和民主（Unión，Progreso y Democracia，UPyD） - 一個進步的政黨，在思想上將社會自由主義與來自政治光譜中心的集中主義結合起來。它強烈支持西班牙的團結，從而成為西班牙周邊民族主義的敵人。——中文維基

　　[3] The Galician Alternative of the Left (Galician: Alternativa Galega de Esquerda, AGE) was an electoral alliance of left-wing independentist and federalist political parties in Galicia, Spain.——英文維基百科

　　[4] 統一與聯合（加泰羅尼亞語：Convergència i Unió, CiU; IPA：[kumb?r???nsi? j uni?o]）是一個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的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選舉聯盟。這是一個由兩個政黨組成的聯盟，一個是規模較大的加泰羅尼亞民主統一和一個較小的政黨加泰羅尼亞民主聯盟。該黨已于2015年6月17日解散。——中文維基

　　“我們能”黨的假設（hypothesis）

　　假設，在決定性條件下，有可能在話語上產生一種可以沿著選舉路線被政治化的大眾身份，那么在西班牙，在歐元區災難引起的初期政體危機的背景下，這些決定性條件似乎得到了滿足。因此，我們的任務是圍繞一個能夠將政治空間一分為二的媒介領導人（mediatic leadership），將危機引起的諸多新要求匯合起來。考慮到這些因素，我們的假說就不難理解。在西班牙，一場組織性危機的幽靈正在為某種能夠二分化的話語創造條件，這種二分論能夠將15-M運動的新意識形態構建成一個與精英階層相對立的民粹主題（popular subject）。

　　對于“我們能”黨的創始人來說，這并不是一個新穎的假設；在我們剛開始反思15-M運動時，就已經形成了一個大概輪廓。我們的思考借鑒了一組特殊的政治經驗——拉丁美洲“獲得的十年”——和一種特殊的政治傳播模式：我們的電視節目《螺絲釘》(La Tuerka)。對拉丁美洲事態發展的分析為我們從歐元區外圍國家的角度解釋西班牙危機提供了新的理論工具。從2011年開始，我們開始談論南歐的“拉丁美洲化”，認為它開啟了一種新的政治機遇結構。Íñigo Errejón借鑒埃內斯托·拉克勞的作品，將這一民粹主義可能性進行了最為細致的理論化工作。

　　這個假設的第二個關鍵是《螺絲釘》。從一開始，在我們有限的能力范圍內，我們就把《螺絲釘》節目理解為一個“政黨”。我們認為，人們不再通過政黨參與政治，而是通過媒體。《螺絲釘》和我們的第二個節目Fort Apache是我們在意識形態生產的最基本領域（即電視）中進行政治斗爭的“政黨”。《螺絲釘》成了我們的預備學校，讓我們懂得如何最有效地介入主流電視脫口秀節目，也讓我們熟悉在進行政治傳播時需要用上的討論工作（consultancy work），而這反過來又使我們在規劃競選活動和向發言人和政治領導人提供建議等方面積累了經驗。多虧了《螺絲釘》，我們不僅學會了如何制作電視“插播”，而且還懂得了如何在電視媒體內部進行政治地（politically）思考。

　　我們在那個階段的目標并不高，也從沒想過能走到今天這一步。但是，完成這些有限的目標（比如撰寫論文、推動小規模倡議、制作和呈現電視節目、研究視聽傳播、就媒體戰略向政治領導人提供建議），讓“我們能”黨的假說中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得以形成：一個在西班牙具有高知名度的領導人物。我們在電視上的出現并不是必然的，也不能保證它會產生效果或是能持續存在下去。然而，從2013年5月開始，我就一直出現在大眾媒體上。那年夏天，我們開始考慮是否可以利用我在媒體上的存在來進行一場全國性的政治介入。在那個階段，我的觀點是，這樣一個項目只能在與現有左派的合作之下進行。我們向左翼政黨提出的聯合參與公開初選的建議就代表著這一方向。我們認為，讓公民選擇候選人將有助于使政治委員會的力量平衡向有利于我們的方向傾斜：左派會看起來更像人民。

　　我們把自己視為一股復興的力量，但我們沒有預料到的是，我們的建議遭到了冷漠乃至公開敵意，竟然讓我們走得更遠了。左翼聯盟的領導人頑固保守主義、對其他風格或觀點的排斥，以及對其他一些行動主義群體的蔑視，迫使我們開始在虛擬孤獨（virtual solitude）中將我們的假設付諸實踐。但這也意味著，我們沒有義務向左翼保守主義或某些社會運動的自我麻痹做出讓步。歷史的詭計就在這里：讓“我么能”黨現象得以出現的諸條件之一就是，那些在理論上本來最有可能贊成我們計劃的人選擇持保留意見——多虧了他們選擇保留意見，我們才能飛得更高、更自由。

　　若是仍然把政治領域視作是左右兩派之間的斗爭，那么西班牙在將不再可能朝著進步的方向進行變革。若是仍然處在左翼和右翼的符號領域（symbolic terrain）內，我們這些主張通過國家進行后-新自由主義轉型的人——捍衛人權、主權，捍衛民主與再分配政策之間的聯系——就沒有絲毫的勝選可能。當我們的對手稱我們為“激進左派”，并不斷嘗試在我們身上識別出所謂“激進左派”的符號時，他們實則不過是在把我們推到那些“左翼/右翼”符號領域里，因為這些地方是他們的主場。我們最重要的政治話語任務是挑戰“諸立場的符號結構”，為“對話的話術”（terms of the conversation）而戰。在政治領域，那些決定競選話術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選舉結果。這與“丟掉原則”或“溫和”無關，而是與這樣一個假設有關：如果不是我們自己來限定意識形態斗爭的領域的話，我們能使用的話語體系將遭到限制。

　　這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有可能，比如我們現在所處的情況。我們既需要一種具體策略來確定可以定義這種新情勢的理論框架，也需要能將其投射到媒體領域的話語。例如，當我們堅持談論驅逐、腐敗和不平等并拒絕被拖入國家形式（君主制或共和制）、歷史記憶或監獄政策的辯論時，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在后面這些問題上沒有立場，也并不意味著我們已經“緩和”了我們的立場。相反，我們認為，如果沒有制度力量的機制（the machinery of institutional power），那么關注那些會使我們與大多數人——這些人并非“站在左派一邊”——疏遠的斗爭領域是毫無意義的。如果不占多數，我們就不可能進入行政機制（administrative machinery），而正是這些行政機制讓我們得以在介入和干預公共政策的同時，在其他條件下進行這些話語斗爭。

　　電視國民（TV Nation）

　　幾十年來，電視一直是我們社會的核心意識形態機器。近年來，社交網絡算是開辟了意識形態爭論的新場所，現在人人都能進入公共領域，盡管它們對不同階層的滲透程度并不平等。盡管社交網絡還遠遠不能與電視競爭，但它在我們的歐洲選舉競選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并且仍然是“我們能”黨鮮明的特色之一。然而，電視不只是在制約、而且還在推動著思考框架（心理結構及其相關的價值觀）的形成，其強度也遠高于傳統的意識形態生產場所（家庭、學校、宗教）。在西班牙，就政治態度和觀點而言，電視談話節目或許已經在專門給大眾生產論點方面占據了主要地位。在酒吧或工作場所聽到的大多數爭論與論點都是由出現在電視和廣播上的“意見領袖”（opinion-makers）生產出來的。社會的想象力（social imaginaries）顯然是由非意識形態和非政治形式塑造的，并呈現為“僅供”娛樂的東西——其實最重要的意識形態操作就是把那些被視為常識的概念賦予一副非意識形態的外觀。然而，在危機的背景下，就具體的政治辯論而言，電視演播室已成為真正的議會。事實上，這場危機最重要的表現之一是在電視辯論中開辟了一個新的空間，我們可以占據這個空間；總得有人來代表這場危機的“受害者”。我們說出來的話讓這些受害者——下層階級，尤其是貧困的中產階級——認同自己確實是這樣的，并通過一個新的“我們”的形式，來想象作為對手的“他們”：舊的權貴。

　　“馬尾辮教授”[1]這種電視現象可以被視作是對這一空間最為有效的占領。此前，左派們或是靠運氣，或是靠實踐曾嘗試過去占領這一空間。事實上，這種電視對話是為每次干預進行緊張準備的結果。漸漸地，那些由于危機而引起的社會-政治不滿開始把這樣一個非傳統的左翼脫口秀嘉賓當作自己的參照物。將參照物轉換為候選人是一種高風險策略；我們的歐洲選舉活動取得了成功，因為我們設法繼續在媒體上出現。在競選的最后兩周以前，“我們能”黨在媒體上的形象基本一直都是一個不太尋常的脫口秀嘉賓，而不是什么候選人或政治領袖。而競選活動的主要目的就是去告訴人們，電視上“扎馬尾的家伙”正在參加選舉呢。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選擇了西班牙以前從未做過的事情：在選票上使用候選人的臉。“電視人民”（People of the Television，el pueblo de la televisión，或者叫做電視國民）不太懂一個叫做“我們能”的新政黨，但他們知道那個扎馬尾的家伙。

　　這些通過電視進行政治社會化[2]的人群，是無法用政治空間的左/右傳統范疇得到代表的。在人們對權貴極度不滿的背景下，我們的目標是要確認出一個包括電視國民的新的“我們”，而這一目標最初曾圍繞著“Pablo Iglesias”的能指而出現。在競選之前和競選期間，我們在電視談話節目上的工作旨在介紹新的概念和論點，這些概念和論點將有助于劃分出對我們有利的政治戰場。“種姓”這個概念的挪用方式——代表著西班牙的政治和經濟體制——可能是最好的例子。正如節目分析所揭示的那樣，這種易受政治化影響的新媒體空間已經形成了一段時間。每周時事節目《Salvados》及其主持人Jordi Évole之所以大受歡迎，并不只是靠其話題的社會敏感性或Évole的進步立場。成功的關鍵在于，它能夠關注社會不滿的核心問題，創造出一種跨越政治界限的新話語，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或者用拉克勞的話說，它是橫向的（transversal）。

　　本節注釋：

　　[1] 此文化現象可以參考“馬前卒”。——中譯者注

　　[2] 政治社會化是個人學習并經常內化政治鏡頭的過程，該鏡頭構成了他們對權力如何安排以及周圍世界（和應該）如何組織的看法；這些看法反過來塑造和定義個人對他們是誰的定義，以及他們應該如何在他們所生活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中行事（參看社會化、社會規范與文化）。政治社會化也包含了人們獲取形塑其政治立場和思想（如意識形態）之價值和意見的過程；該主題聚焦于對各年齡層人們獲致政治認知、態度和行為之發展過程的研究。該主題也聚焦于一個運作良好的政治系統之規范和行為模式在代間傳遞之過程。這個過程使得個人被帶入政治文化之中，并且形成對于政治事務之取向。學校、媒體和國家在此過程中具有重大影響。政治社會化的功能包含但不限于支持政治系統之運作，以及維持政治生活等。——中文維基

　　走向政黨

　　從2014年1月成立到2014年5月的歐洲議會[1]選舉，“我們能”黨的政治領導層是由幾十個干部組成的，他們承擔了競選團隊的所有日常任務。馬德里康普頓斯大學(Complutense University of Madrid)的一群講師和研究人員，吸引了來自“沒有未來的青年”(Juventud sin Futuro)、學生協會、《螺絲釘》和其他政治和社會組織的新一代激進分子，以及另類文化項目和15-M運動。這個團體成為了“我們能”黨的最初核心，并開展了最初的競選活動，把重心放在傳播上——社交網絡、電視節目、公共活動和宣傳。在啟動幾周后，我們開始呼吁創建“我們能”黨的圈子（Circles）。地方和部門團體開始蓬勃發展，并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了我們的存在。但是，我們盡管擴大了團隊合作，但還遠遠不是一個政治組織。“我們能”黨仍然只是一個激發了巨大熱情的公民運動，這種熱情表現在“圈子”的建立、越來越多的人參加我們的活動、成千上萬的人在社會網絡中的活動，并有希望轉化為5月25日的投票。但我們在當時還不是一個政治組織。

　　在歐洲議會選舉之后，“我們能”黨獲得了5名歐洲議會議員，盡管它仍然缺乏正式的政治領導和跨地區且有組織的領土和部門結構，同時也沒有正式的決策機制。從一開始，我們就把賭注押在了允許民眾參與最重要的決策進程上；負責組織我們成立大會（2014年10月的公民大會）的技術團隊就是這樣選出來的。在這次大會上，“我們能”黨從一個有選舉項目（electoral project）的公民運動轉變為一個有領導機構、內部管理系統、政治和戰術指導方針和明確組織效率目標的政治組織。地方和區域建設進程自那時起便開始，并在最近剛剛完成。在大會進程中，我們同意了我們的基本選舉策略，即在市政選舉中支持民眾團結的候選人（而“我們能”黨不會獨自參選），同時在地區選舉中以我們自己的“品牌”競選。

　　我們的選民大會，以及隨后的區域和地方大會（processes），共同建立起了一個政黨的框架，為2015年11月的大選做好準備。但是，可以說，“我們能”黨的肌組織（muscle-tissue）所覆蓋的范圍遠遠超出整個組織本身，因為它有能力將市民社會最先進的部門聯系到更廣泛的政治變革項目中，努力將民眾運動納入一個不能單獨進行的過程中。要成為執政黨，“我們能”黨需要公民社會中最優秀的干部；要想贏得選舉，我們必須通過公開投票來維護與廣泛社會在決策層面的聯系。如果說有什么讓我們變得強大的話，那就是我們沒有讓激進分子把我們與社會提出的愿望隔離開來，沒有讓激進分子劫持一個超越了政治領導人、干部和激進分子的身份并且還能夠推動西班牙政治變革的組織。

　　今年1月31日，“我們能”黨發起的“變革大游行”不僅在參與人數(10萬至30萬人)方面具有歷史意義，而且在其非常規的性質方面也具有歷史意義。這不是一場抗議，也不是為了在社會層面提出某套要求。20世紀工人運動的歷史表明，并非所有的罷工都需要以特定的勞工要求為理由。相反，在關鍵時刻，罷工可以轉化為一種政治工具，不需要代表的接觸或調解。“變革大游行”是一個特殊的政治事件，與某種社會意愿的公眾代表有關，這種社會意愿將“我們能”黨視作為變革的基本工具。“變革大游行”的重要性不僅在于西班牙沒有其他政治力量有能力進行如此大規模的動員。更重要的是，它決心要結束群眾動員與選舉政治之間的脫節。在公民看來，西班牙的舊政黨只不過是通過選舉手段進入國家行政機構的機器。事實上，15-M運動之后的選舉給人一種錯覺：那些完全失去信譽而且被公民視為主要問題的政客和政黨，似乎顯然是不可避免的，好像仍然在主宰著官方民主（formal democracy）的領域。“變革大游行”將政治帶回了街頭。這次游行的規模雖然沒有2014年3月的“尊嚴大游行”[2]那么大，但它證明了我們的組織能力和西班牙公民的巨大支持。舊權貴對15-M運動的輕蔑回應——告訴廣場上的示威者他們應該參加選舉——短期內不太可能重演。2015年1月的動員標志著一個新周期的開始，西班牙因此開啟了決定性的一年。

　　本節注釋：

　　[1] 歐洲議會選舉是每五年進行一次的成年人普選；該選舉有超過4億人擁有投票權，因此被認為是僅次于印度的全球第二大民主選舉活動。歐洲議會自1979年起便采取直接選舉，而截至2019年則有751名歐洲議會議員當選；但隨著英國于2020年宣布脫歐，當前歐洲議會包括議長在內只有705名議員。目前除歐洲議會外，沒有其他任何一個歐洲聯盟機構采用直接選舉制；歐盟理事會與歐洲理事會也都是通過各會員國的全國選舉實現間接選舉。盡管歐洲政黨有權在歐洲聯盟范圍內為歐洲議會選舉進行競選活動，但實際的競選活動還是以會員國國家為單位進行，而且選舉重點也是歐洲政黨在該國的分部民意代表候選人。歐洲議會選舉一般持續四天，從周四到周日；而日期一般安排在4月7日到7月10日之間。最近一次歐洲選舉是在2019年，而下次選舉將于2024年舉行。——中文維基

　　[2] 2015年3月又出現了一次“尊嚴大游行”。——中譯者注

　　板塊移動

　　自歐洲選舉以來，尤其是自2015年初以來，建制派對“我們能”黨的攻擊不斷，遠遠超過了對其他政治力量的攻擊。這完全在意料之中，恰恰表明我們讓西班牙歷史上的掌權者們感到有多害怕。像“我們能”黨這樣的組織在民意調查中的支持率暴漲引起了我們對手的不安。在2015年的頭幾個月里，人民黨（PP）和社會黨（PSOE）的宣傳員向我們提出的論點通常會產生反作用，反而會增加我們的支持率，讓我們的發言人得以大眾媒體上進行反擊，而且效果顯著。在過去的幾個月里，這些對我們的攻擊的技術和特征已經變得更加尖銳，并且破壞性越來越強。我們必須得承認，與之前相比，我們的媒體戰已經不再處于同樣有利的條件下了。對我們的攻擊將持續下去，至少會持續到我們在區域和地方選舉中取得體制基礎（institutional）。最近那些專門針對我們的運動就表明，我們可能會失去“把話題提上政治議程”這樣一種進攻能力。

　　我們目前最重要的挑戰是2015年11月的大選。很難預測結果會是什么樣子，但我們現在需要努力的工作是一場公民投票，而它將會把政治抉擇還原為保守的人民黨和“我們能”黨之間的選擇。盡管我們有可能超越工人社會黨，但它離“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化”(Pasokization)[1]還很遠。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PASOK）是中左翼的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它曾經是希臘最強大的政黨，但在與新民主黨（New Democracy）結成支持緊縮政策的聯盟后，它就變得無足輕重了。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在選舉中仍有很高的支持率。今年3月的安達盧西亞地區選舉給它注入了政治氧氣，盡管其結果在很大程度上離不開當地的條件。自歐洲大選以來，“我們能”黨獲得了三倍的選票，在安達盧西亞贏得了15個席位和15%的選票——這是一個不錯的結果，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將超越人民黨和工人社會黨這兩個傳統政黨。這就是為什么5月24日的地區選舉——尤其是馬德里、瓦倫西亞和阿斯圖里亞斯的選舉——和9月的加泰羅尼亞選舉對我們如此重要。

　　我們今年的重要目標是超越工人社會黨——這是西班牙政治變革的必要前提，即使我們無法超越人民黨。只有在我們有效地超越他們的情況下，社會主義者才會180度大轉彎，拒絕緊縮政策，這樣我們才能與他們達成和解。在那個階段，工人社會黨要么接受“我們能”黨的領導，要么屈服于人民黨的領導，而后者無異于在政治上自殺。工人社會黨領導層及其黨內不同派別都很清楚這一點，并一直在努力減少我們的領先優勢。將安達盧西亞選舉提前兩個月舉行，顯然是當地工人社會黨女黨魁Susana Díaz的企圖，以確保在這個決定性選舉年的第一次考驗將在社會黨損失最小的地方舉行——而且他們成功了。

　　2015年要決定的另一個關鍵問題是我們在選舉后的責任。我們可以在其他政黨的支持下執政，也可以支持其他政黨上臺。我們可能還會看到人民黨和工人社會黨之間的一系列地區性“大聯盟”，這將加強“我們能”黨作為主要反對派的作用，盡管這對西班牙來說將是災難性的。但對工人社會黨來說，這意味著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化，因此他們的領導人很可能會探索其他選擇。工人社會黨將陷入國家邏輯與其政黨利益之間的矛盾，目前尚不清楚這一矛盾將如何解決。公民黨(Ciudadanos)[2]也面臨著同樣的困境。公民黨是精英階層的白色政黨（white-label party），被稱為“右翼的Podemos”：它必然會與人民黨討論潛在的共識，但它知道這將對其選舉產生何種負面影響。

　　對于“我們能”黨來說，關鍵是在地區選舉之后在地方政府中發揮作用，并將人民黨趕出政府。但最關鍵的是要以最有利的地位參加大選。制度賦權（insititutional empowerment）將為我們提供保障，并為我們提供至關重要的經驗，但這也可能意味著我們失去“局外人”的優勢。我們面臨的矛盾可能會破壞我們的根本目標：抱著重塑西班牙政治格局的希望去參加大選。

　　本節注釋：

　　[1]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 （希臘語：Πανελλ?νιο Σοσιαλιστικ? Κ?νημα），簡稱泛希社運，是希臘的一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2015年1月3日，喬治·帕潘德里歐帶領其他5名希臘議會議員，退黨另組民主社會主義者運動，以參加2015年希臘議會選舉。2015年希臘議會選舉中，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獲得13席，并獲得4.68%(289,286票)的得票率(相較于2012年5月希臘議會選舉少了7.60%)，成為第七大黨，同時也是最后一個取得分配席次權的政黨（希臘政黨需要取得3%的得票率才能進入議會）。這亦是希臘民主化40年來，新民主黨和泛希社運首次同時成為在野黨。——中文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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