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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萍|“跟蹤”騎手8年,她發現了零工經濟的規律

孫萍 · 2024-09-14 · 來源:上海書評|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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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調查的展開,紙面上二維的知識在現實生活中變得高低不平,自己也開始反思一些高高在上、看似宏大卻不著邊際的學術論斷。這并不是我想要的。在田野里摸爬滾打了幾年,才慢慢明白,學術生產源自現實生活,回饋現實生活。這才是我的志業。

  導   語

  外賣騎手已經成為城市生活中“最熟悉的陌生人”。2020年,《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曾引起社會轟動,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孫萍老師是該文的主要受訪者之一。她和團隊“跟蹤”騎手8年,已經走遍全國19個省份,訪談了超過400名外賣騎手。本文是孫萍老師為自己的新書《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撰寫的后記。

  孫萍老師敏銳地捕捉到,外賣騎手“扎堆聚集又四散而去”,他們是朝不保夕者,是平臺零工,是過渡勞動者。孫萍老師試圖回答:為什么人們想通過跑外賣“過渡一下”?工作的“過渡性”到底意味著什么?這些問題將帶領我們穿越“自由”、“靈活”話語的迷霧,理解騎手“被拋入一種競爭的、加速的、高效的勞動狀態中”的真實境遇,探討騎手的能動性、對平臺的依賴性、勞動控制等話題。

  9月21日(下周六)晚,我們有幸邀請到孫萍老師和相關領域學者對談孫萍老師的新書《過渡勞動》。相關講座信息將在本公眾號推送,敬請期待!

  作者|孫萍(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社科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

  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孫萍著

  《過渡勞動》是一部關于外賣騎手的民族志調研。外賣騎手,對于社會,是一個新職業群體;對于我個人,卻是親密的老朋友。2017年之前,我和騎手是被職業和社會身份所區隔的陌生人;2017年以來,我和調研小組的同學們一道嘗試進入他們的生活,以追蹤調研的方式,讓兩個平行世界有了交集。

  七八年來,來自五湖四海的騎手收我為友,以他們樸實的方式為我提供熱忱的幫助。在對外賣騎手的田野調查中,人的相遇和故事的講述不僅鮮活地呈現出“主人公”的群體特征,還濃縮并蘊含了平臺時代的數字洪流對于個體生命的沖擊。

  扎堆聚集又四散而去的外賣騎手

  外賣騎手誕生于中國平臺經濟飛速發展的階段,在過去的十年間,“送外賣”由一種新興現象變為一種新興職業,“網約配送員”也正式成為一個專門的職業,收入國家正式職業列表。但是,這樣一群借由巨大互聯網紅利和加速城鎮化催生的勞動者,卻充滿了流動性和不確定性。每次想到這群人,我的腦海里便浮現出夏季傍晚的椋鳥,它們在很短的時間內扎堆聚集,在城市上空飛舞盤旋,夜幕降臨后卻又四處散去。

  根據我的觀察,騎手的流動性幾乎是所有現有的零工勞動職業之最。比起家政工、快遞員、網約車、主播或線上零工,騎手的工作更加液態、更加臨時、更加不確定。送外賣正在形塑一種“短命勞動”的文化,伴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這份工作的流動速度之快,讓人愈發眼花繚亂?;仡櫷?,歷史上似乎沒有任何一個時刻比現在擁有更多的零工勞動者,也沒有任何一個時刻的人員流動如此頻繁與快速。在平臺市場用工普及化的時代,越來越多的“朝不保夕者”(the precariat)被生產出來,而外賣騎手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為什么送外賣會成為一種“短命勞動”?它與中國的城鎮化、數字化有著怎樣的糾葛與互動?我們如何理解勞動的過渡性?在田野調查中,我有幸跟隨一個個外賣騎手的故事窺探到送外賣背后的“短命性”和“臨時性”的問題。

  我將外賣騎手的勞動描述為一種“過渡勞動”的狀態。對于參與其中的勞動者來說,這樣一份勞動帶有很強的“有待確認性”,它的存在既不是開始,也不是結束,而是一種懸浮狀態。它有點像漂泊在海洋之上沒有歸宿的船只,也像一直在扇動翅膀努力掙扎卻找不到落腳之地的候鳥?!哆^渡勞動》試圖回答的問題是,在中國城鎮化和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勞動的過渡性是如何被生產和塑造出來的。

  “過渡一下”,跳進外賣經濟的熔爐

  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未來的沖擊》一書中論述了人類社會發展在工業化后的猛然加速,流動、快速成為我們的生活常態。此言不假,短暫性確實在不斷影響著我們的生活與勞作。

  平臺零工的到來像一場緩慢而又快速的地震,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工作形式、工作狀態及其意義。送外賣就是這樣一種短暫、過渡性的勞動。當被問到送外賣的原因,“過渡一下”成為絕大多數外賣騎手的回應。因為不知道能干什么以及未來干什么,所以他們決定先來跑外賣。

  我用“過渡勞動”這一概念來形容送外賣,卻也不止于送外賣。過渡性正在成為現代人勞作的基本形態。這也最終成為我思考平臺勞動的一個起點:為什么人們想通過跑外賣“過渡一下”?工作的“過渡性”到底意味著什么?它體現了當下社會對零工勞動怎樣的想象?

  過渡勞動闡釋的既是一種過程,也是一種結果。作為過程的“過渡勞動”,強調的是這種短暫和過渡的生成性。它在一種強調自由同時又充滿監管的語境下生成,參與其中的勞動者需要面對來自技術系統的監管、城鄉與階層的區隔、性別化的自我認知,以及將“自我”作為決策主體的能動性展示。個體勞動者為什么想要加入外賣勞動?瑪麗·L. 格雷(Mary L. Gary)和西達爾特·蘇里(Siddharth Suri)在調查“幽靈工作”(ghost work)時指出,線上零工來去自由的“開放調用設計”讓人們產生了可以自主掌控命運的想法。

  我試圖論述,這種以自由為名的、創業式的勞動結果是,勞動者被拋入一種競爭的、加速的、高效的勞動狀態中,無時無刻不在全力發揮自我的能動性,無時無刻不在燃燒自己、消耗自己。他們將越來越多的能動性發揮出來,并注入給資本,讓資本發展的火苗越燒越旺。正是這樣一種過度消耗最終促成了零工勞動的“過渡性”。

  格雷和蘇里著《幽靈工作》

  作為結果的“過渡勞動”,闡釋的是零工經濟在工作倫理、職業選擇、勞動想象層面帶給整個社會的影響。“過渡”正在成為一種永久且常態的存在,且這種過渡帶有深深的依附性。借由互聯網技術和人工智能的發展,平臺勞動一方面使個體從傳統的勞作中解放出來,一方面又使他們更加依賴社會系統和機構,因為個體無法在沒有組織的靈活中生存。這也就是烏爾里希·貝克所說的制度化的個人主義。

  此種制度化的個人主義,絕不是一種“成功的解放”,因為個體變得個人化,他們不得不更多地依靠組織和機構,因而又變得組織化和標準化起來。借由外賣,農民工群體的工作倫理正在受到更強的規訓和管理,變得日益趨于中產化。平臺經濟下的靈活自由背后其實是個人對社會組織更強烈和更深層的依賴這一事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過渡勞動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增強了個體的依附性,個體被從傳統生產業解放出來獲得“自由”的同時,也被拋在了零工經濟的洪流前而不得不依賴和求助于平臺的組織化生產并隨波逐流。也是因此,反抗往往變得充滿不確定,特別容易被打碎、澆滅。

  為什么送外賣是一種過渡勞動?答案可以很復雜,也可以很簡單。可以說,社會保障和基本工資的不完善成為騎手過渡勞動形成的重要原因。對于一個普通的勞動者而言,這份看似靈活自由的工作帶有太強的自我計算和自我消耗。一旦卷入送外賣這樣的零工勞動,不安定性和朝不保夕的狀態就要求個體勞動者迅速地“支棱起來”,通過不停地算計、計算、安排、籌劃、競爭來掙得收入。一些學者稱其為“主體性過剩”,這樣靈活而高效的勞動機制確實調用了個體極大的能動性,與此同時,此種能動性也被快速注入到資本的自我生產和自我增殖之中。

  關于外賣平臺的勞動未來,我與大部分置身其中的騎手一樣,無從知曉。有時候,我會覺得外賣經濟就像一個大熔爐,吸引了千千萬萬勞動者投身其中。這些勞動者就像是一根根柴火,他們被投入到熔爐中燃燒自己,可能有一天,他們會被高強度、高壓力的工作過分消耗而不得不退出。熔爐一直在燃燒,而個體勞動者卻換了一批又一批。

  控制之外,勞動者的書寫

  控制是勞動過程中的基本問題。傳統的勞動控制理論認為,資本家需要擁有對勞動者的控制權。無論在工廠手工業還是機器大生產時代,勞動過程理論都圍繞著資本如何保證勞動者在固定時間里認真、高效地完成任務而展開。對于人的肉身的、在地性的控制成為勞動過程理論展開討論的基礎。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對工廠標準化管理以及流水線生產的研究、布洛維(Michael Burawoy)對工廠政體下“制造同意”與“趕工游戲”的研究,以及諸多對富士康工廠的勞工研究等,都細致、深入地闡釋了資本想要控制勞動者所做的嘗試。

  左圖:布雷弗曼著《勞動與壟斷資本》;右圖:布洛維著《制造同意——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變遷》

  但是,在平臺經濟的語境下,資本的運行邏輯正在發生顯著的變化——它的控制對象由“勞動者”本身變成了“勞動”。平臺資本對“勞動者”是誰變的并不在乎,重要的是,這些人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出現并能夠按照平臺的要求貢獻自身的勞動力。換句話說,由誰來干這個工作不重要,重要的是完成這個工作。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讓資本方放松了對勞動過程中身體的整體性控制,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點狀連接式的遠程控制。這樣的管理方式形塑了低門檻的特點,也使超大規模的零工就業成為可能。

  在此,勞動生產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資本對勞動過程的控制出現了有趣的二律背反,變得既精細,又廣泛。對廣大的外賣騎手來說,他們的“工廠”從固定、封閉的場所被搬到了大街小巷,他們獲得了流動、穿梭的自由;但與此同時,他們也不得不服從算法與站長隨時拋來的指令,嚴格按照指令執行勞動。有訂單時工作,無訂單時休息,上一秒騎手還在馬路邊與工友抽煙吹牛,下一秒就要跨上電動車跑往餐廳;前一小時騎手還在家里補覺,下一小時就被站長要求穿上雨衣出來搶救超時訂單……勞動場景與生活場景越來越密切地結合在一起,勞動日常即生活日常,我們難以分清它們的邊界。

  我隱約感受到,這既是一個關于控制的問題,又超越了控制本身。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里,歐洲逐漸形成了勞動罷工和權益爭取的傳統,這使集體的、組織化的協商成為可能。但是,在零工經濟的語境下,勞動者不再是一個有機的、有共同利益追求的整體。大家來自五湖四海,并不居住在同一社區,沒有共同從事生產工作的固定場所,也很少有關于集體的回憶,更別說自我的身份認同。平臺的零工勞動者成為新的不穩定階層——這是我們重新看見和思考平臺勞動時不得不承認和面對的問題。同樣,外賣騎手也是如此,雖然勞動控制的問題在他們的勞動過程中十分重要,但是單一的“控制-反抗”的分析邏輯不能完全適用于對這群人的分析,也不足以闡釋為什么他們形塑了一種“過渡勞動”的狀態。在控制的問題之外,似乎有一個更加宏大的、關于勞動形式和意義變化的時代之問,等著我們去解答。

  傳統的勞動控制研究雖然有著極其豐富的理論積淀,卻也存在諸多研究盲點。例如“控制-反抗”的框架讓我們只見勞動不見生活,但零工勞動者與工業化大生產時代的工人全然不同,他們工作的時間、空間都發生了變化。這需要我們重新思考后疫情時代下全球零工勞動的意涵。與此同時,新技術的結構性力量同樣不能忽視,它正在全面重塑勞資關系,這種新的技術力量所形塑的勞動政治不再是簡單地提高生產率、增強控制性,它沖擊了社會主要勞動群體的工作倫理和對工作的想象,它給農村和處于不利社會地位的女性帶來了新的可能,它引發了對勞動與數據關系的新思考,它帶來了一個重新討論媒介技術與個體選擇的場域。

  因此,我希望跳出單一的控制框架來描述數字平臺的零工勞動,看到個體生命歷程與勞動間充滿張力的互動,聽到零工勞動者的敘事與傾訴,捕捉到關于平臺勞動理論與現實對話的枝葉漫展、游離縱橫。這當然不是說全然不談控制,而是希望將它作為其中的一部分,與更廣闊的勞動生活世界并行分析。我希望這是一部關于勞動者的書寫,而不是關于控制的申訴。

  田野是江湖,現場有神靈

  《過渡勞動》的田野數據來自我自2017年5月起對外賣員的持續觀察。其間,我所在的調查小組以訪談、田野觀察、問卷、跟跑單等形式參與對外賣產業尤其是外賣騎手的觀察。問卷調查地點以北京地區為主,在2018年到2023年六年間連續發放。訪談則伴隨田野調查,每年不間斷進行。截止到2024年3月,我訪談了兩百余位騎手,其中包括三十余位女騎手,也包括二十余位站長、調度、騎手小組長等。

  送外賣是一項太過生動的數字勞動,每天奔跑在街頭巷尾的騎手會讓我產生一種數據唾手可得的樂觀??蓪嶋H情況是,在街上“捕捉”騎手并不容易。他們像池塘里游來游去的小魚和蝦,極易受到驚嚇。靜止的時候你撲上去,他們會立馬躲開或逃跑。

  有一次,我和幾個同學一道去陜西渭南調研。在一家肯德基店里,我們發現了幾個正在玩手機等餐的騎手。一個同學跑上前去詢問其中一個騎手是否愿意接受我們的采訪??赡苁峭瑢W說得太正式,那個騎手連連拒絕,甚至嚇得跌倒在地,爬起來之后立馬跑了出去。

  在一次次被拒絕的嘗試中,我與調研小組的同學們不斷地學習、摸索“打開”這群人的方式,逐漸有了經驗。多次拒絕讓我開始變得厚臉皮、自來熟,有時我覺得自己像一個打足了雞血的銷售冠軍,即便被拒絕也可以笑嘻嘻地站在那里,淡定且從容,繼續等待“捕捉”下一個騎手。

  初期的田野調查以“偶遇”和“捕捉”為主,逮到愿意與我多聊的騎手就盡可能多地與他們交流。其他騎手看了,會在一旁盯著我,并不上前,看得出來他們十分好奇但又不好意思多問。隨著田野時間的增加,周邊騎手的戒備少了很多。一些騎手甚至開始主動打招呼:“你們又來了?這次調查什么?”慢慢地,我們與其中一些騎手變成了朋友,他們開始主動給我介紹愿意聊天的人。

  有的騎手知道我是學者和大學老師,研究外賣騎手,就夸贊我,說我有同情心;也有的騎手在我與調研小組的同學做田野的時候,對我們進行“再教育”,認為我們“這些大學生、老師應該落地一些,多多關注社會上的真問題而不是跟隨網上的‘專家’胡說八道”。有好幾次,一些愛琢磨事情的騎手反問我:“你不是研究騎手的嗎?不是能幫我們嗎?那為什么我們這個派單時間不但沒有增加,反而越來越短?”“你做這個研究有用嗎?真的有人關注我們這些人嗎?”

  外賣田野對我來說是一個充滿挑戰的學習過程,我慢慢地學會了如何與大多數騎手相處。作為一名來自象牙塔的“青椒”女性,在多數騎手是男性的情況下,深入和融入他們的生活并不容易。取得信任需要時間。人是復雜的,騎手也是。他們是一群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等待被限定在特定苦難框架里的二維存在。我時而傾聽,時而抉擇。

  在田野里,我慢慢地學會了如何體驗和理解這個江湖,也體會到了經驗的重要性。人的經驗是復雜的,它有感受、有思想。每一次的田野,都讓我有所進步。有時候是我的嗅覺、觸覺、聽覺等感官變得更加敏銳,有時候是我理解空間、地方、流動的思維變得更加活躍。這不禁使我想到稻盛和夫所說的“現場有神靈”,也許正是這樣一種美妙的體驗。

  真要說自己在此過程中最大的變化,應該是對批判變得更謙卑和謹慎。隨著調查的展開,紙面上二維的知識在現實生活中變得高低不平,自己也開始反思一些高高在上、看似宏大卻不著邊際的學術論斷。這并不是我想要的。在田野里摸爬滾打了幾年,才慢慢明白,學術生產源自現實生活,回饋現實生活。這才是我的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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