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榮桓是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人和領導人之一。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他堅持原則擴大紅軍，上了《紅色中華》的“紅版”；抗日戰爭時期，他深入敵后，獨當一面；解放戰爭時期，他從遼沈到平津，誓將革命進行到底。新中國成立后，他為建設一支強大的革命軍隊，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特別是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思想政治建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成為我軍唯一一位終生從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元帥，被稱為我軍“政工巨匠”。

　　一、桓桓于征，反日愛國成“不法學生”，參加紅軍成優秀黨代表

　　羅榮桓于1902年11月26日出生在湖南省衡山縣寒水鄉南灣村。他原名慎琪，在讀高小時，一位國文老師取詩經“桓桓于征”之意，為他改名榮桓。羅榮桓如饑似渴地學習、汲取各種新知識、新思想。其中影響最深的是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他從毛澤東充滿革命精神的文章中，受到了感染，看到了希望，堅定了信心。

　　1923年3月，他和同學們參加了長沙各界6萬多人要求歸還旅順、大連的示威游行。6月1日，日本水兵在長沙對參加愛國活動的群眾開槍射擊，打死2人，傷數十人，制造了震驚全國的“六一慘案”。羅榮桓以極大的憤怒投身到這一反日愛國運動中，參加了工人和學生舉行的抬尸游行和追悼大會。湖南軍閥趙恒惕宣布戒嚴，羅榮桓被列入“不法學生”黑名單，迫使他不得不離開家鄉來到北京。

　　在北京的一年里，羅榮桓通過讀書和參加革命活動，已經成為一名具有激進民主主義思想的青年。他在青島大學預科結業后，于1926年下半年到達廣州。這時國民革命軍已誓師北伐，報刊上不斷傳出北伐勝利和各地工農運動蓬勃興起的消息，廣州的革命形勢使他耳目一新，眼界大開，羅榮桓決心投身于偉大的革命運動之中。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羅榮桓從同學的來信中得知國民政府由廣州遷至武漢的消息后，便來到武漢，一面在武昌中山大學理學院讀書，一面從事學生運動，積極參加了聲討夏斗寅、許克祥叛變的集會游行、街頭演講、化裝宣傳等活動。同年5月，羅榮桓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黨的“八七”會議后，羅榮桓遵照中共湖北省委制定的關于秋收暴動計劃，指揮農民自衛軍奪取了通城縣城。1927年8月底，他率領通城、崇陽農民自衛軍到江西修水，編入國民革命軍第4集團軍第2方面軍警衛團，羅榮桓出任該團特務連黨代表。9月9日，羅榮桓帶領特務連隨警衛團參加了舉世聞名的秋收起義。起義受挫后，羅榮桓改任團部參謀，仍隨特務連行動。起義部隊于9月20日集結在瀏陽縣文家市，正是在文家市羅榮桓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聆聽了毛澤東深入淺出的講話，更加堅定了革命的信心和勇氣。

　　起義部隊到達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后，部隊按照毛澤東的意見進行了整編，將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毛澤東宣布將支部建在連上，班設黨小組，連以上各級設黨代表，營、團建立黨委，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決定，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他作為紅軍第一批連隊黨代表之一，參與創建人民軍隊連隊政治工作，開始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實踐。

　　支部建在連上后，羅榮桓也迅速成長為優秀的紅軍黨代表。1928年，受“左”傾盲動主義影響，紅28團和由湖南農軍組成的第29團冒險到湘南去打郴州，造成“八月失敗”。毛澤東帶伍中豪、羅榮桓領導的31團3營去湘南接回第28團。當3營夜間通過桂東縣境時突遭敵人襲擊，部隊被沖散。第二天清晨集合隊伍清查人數時，發現只少了1名擔架兵。由于羅榮桓平時在部隊建設中，堅持了人民軍隊建軍的基本原則，他所領導的部隊逐漸杜絕了打罵之風，建立了新型的官兵關系。正是羅榮桓模范作用的影響，“響鼓不用重錘敲”，第3營此次遠征湘南，行程數百里，打了十幾仗，卻沒有一個開小差的，創造了鞏固部隊的紀錄，真正成為拖不垮、打不爛的模范部隊。

　　古田會議后，羅榮桓調第2縱隊任政治委員，他和縱隊司令曾士峨、政治部主任羅瑞卿等為在第2縱隊認真貫徹古田會議決議精神，他曾提著石灰桶，同戰士一起去刷標語；也曾站到方桌上，作動員講演。他所領導的連隊逐步建立起列寧室（俱樂部），唱歌、文化學習也都搞得紅紅火火。縱隊各級黨組織很快健全了會議匯報等制度，發揮了黨支部戰斗堡壘作用。原先存在的少數軍官打罵士兵、槍斃逃兵的軍閥主義行為和賭錢、抽大煙等流氓行為得以徹底肅清，部隊戰斗力大大提高。1930年4月，第2縱隊在贛南分兵發動群眾過程中，又系統總結出了一套比較成熟的群眾工作“七部曲”：第一步分發土豪的谷物給貧農以發動群眾；第二步進行口頭、文字宣傳、化裝講演、召開群眾大會以宣傳群眾；第三步建立工會、農會以組織群眾；第四步組織赤衛隊以武裝群眾；第五步建立黨組織以領導群眾；第六步舉辦群眾領袖、黨的干部訓練班以訓練群眾；第七步分配土地，建立工農民主政權。這七步，每一步都要進行調查研究，使調查研究貫穿于群眾工作的全過程。羅榮桓出色的工作，得到了前委的贊揚，成為全軍優秀的黨代表之一。

　　二、堅持原則，羅政委刀下留人，擴紅軍優屬愛民

　　羅榮桓調任紅4軍代理政委后，更加重視部隊的政治工作，特別是青年工作，他親自指導新調到紅4軍的青年委員蕭華，將紅4軍的共青團工作從無到有地建立起來，并初步總結出共青團工作要適合青年特點等工作經驗。在羅榮桓的具體指導下，紅4軍的青年工作很快出現了新局面。1930年底，紅軍內開展打AB團的肅反斗爭，出現了擴大化的錯誤，使許多同志無辜被捕被殺。羅榮桓對待這一事件堅持原則，在他的職權范圍內，竭盡所能，保護和挽救了許多指戰員的生命，減輕了這一運動對部隊的傷害，保持了部隊的戰斗力。為即將來臨的反“圍剿”的勝利創造了條件。紅12師根據他的指示，一次就放了30多人，羅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就此在部隊中流傳開來。

　　羅榮桓與軍長林彪一起率紅4軍參加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在這幾次反“圍剿”中，羅榮桓始終將政治工作作為軍隊建設的靈魂和生命線，積累了豐富的戰時政工經驗。每次戰斗前，他都要部署動員，組織班排和個人制定殺敵立功計劃；召開黨團會議討論黨員團員如何發揮先鋒模范作用。組織宣傳員運用標語口號、唱歌等方式做好戰時鼓動工作，同時用標語、陣前喊話等方式瓦解敵軍。1932年4月，紅1軍團和紅5軍團組成東路軍入閩作戰，羅榮桓任紅1軍團兼東路軍政治部主任。4月中旬，東路軍攻克了漳州。作為紅軍第一次解放的沿海較大的城市，部隊進城后，他要求各部隊嚴格遵守城市紀律，貫徹保護民族工商業和華僑合法權益的政策。由于紅軍的良好紀律給漳州民眾留下了深刻印象，紅軍很快得到了廣大群眾的擁護。

　　羅榮桓總結了紅1軍團在第四次反“圍剿”中的政治工作，寫出了《官家僚以后政治工作指示》的書面報告。羅榮桓被調到江西省軍區任政治部主任后，先后到興國、瑞金一帶進行了廣泛的調查研究、總結擴大紅軍經驗。他指出，要擴大紅軍，必須充分發揮少先隊（相當于民兵）、模范少先隊（相當于基干民兵）和赤衛軍（相當于地方武裝）等群眾組織的作用，采取逐步升級的辦法，其中關鍵在于抓好模范少先隊的工作。在工作中，羅榮桓強調，擴大紅軍一定要堅持說服教育，反對強迫命令。要向群眾講清武裝保衛紅色政權的意義，要優待紅軍家屬，搞好代耕，并總結了一整套人民軍隊的動員工作的經驗。經過一段艱苦工作，很快形成了父母送兒、妻子送郎當紅軍的群眾運動。1934年1月5日，中央作出《關于擴大紅軍突擊月總結的決定》，給予羅榮桓領導的突擊隊以“擴大紅軍的模范”獎旗。并決定把羅榮桓等人名字登在蘇區各報紙擴大紅軍突擊運動的光榮“紅版”上。

　　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羅榮桓因擴紅工作取得優異成績受到表揚并獲得一枚銀質獎章。大會選舉他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長征途中，羅榮桓先后任紅8軍團政治部主任、紅3軍團政治部主任、總政治部巡視員和紅1軍團政治部副主任。為了做好政治工作，他提出“現在做政治工作不是靠上大課，講大道理，更不是靠哄靠騙，而是要靠支部的堡壘作用，靠干部以身作則，靠宣傳鼓動。”使部隊始終保持了旺盛的斗志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紅軍到陜北后，羅榮桓又參加了東征。1936年6月，他入紅大學習。1937年1月，任紅軍后方政治部主任。7月，調任紅1軍團政治部主任，并來到紅1軍團駐地——甘肅省正寧縣宮和鎮，準備率部奔赴抗日前線。

　　三、獨當一面，黨政軍重擔一肩挑，山東抗戰創模范

　　八路軍第115師成立后，隨即開赴山西抗日前線。作為師政治部主任，根據毛澤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的指示精神，羅榮桓率師政治部和騎兵營等少數部隊在河北阜平一帶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武裝，建立抗日民主政權。1938年3月，林彪負傷后，由陳光任第115師代師長，隨后羅榮桓任政治委員。3月中旬，陳光、羅榮桓指揮343旅在午城、井溝伏擊日軍，殲敵千余人，毀敵汽車70多輛。粉碎了敵人企圖西渡黃河、威逼陜甘寧邊區的企圖。9月間又在汾（陽）離（石）公路兩側三戰三捷，殲敵1200余人，顯示了八路軍堅持山地游擊戰的巨大威力。

　　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羅榮桓以第115師午城、井溝戰斗和汾離公路戰斗為例，說明了堅持游擊戰戰略方針的正確性。同時，他還針對部隊因一度取消政委制、削弱政治機關而造成的政治工作軟弱的情況，強調了國共合作進行抗日的新形勢下加強黨的領導、加強政治工作的迫切性。全會結束后，根據中央決定，羅榮桓和陳光率第115師686團以東進支隊名義向山東進軍。1939年3月，羅榮桓率東進支隊進入魯西，首先在樊壩殲滅偽軍1個團，極大地鼓舞了山東抗日軍民的士氣。羅榮桓在排以上干部會議上再次強調了堅持敵后平原游擊戰爭的必要性，并提出，東進支隊的任務是：創建泰（山）西抗日根據地，依山傍（東平）湖，向外發展。在羅榮桓等的正確指揮下，第115師和山東縱隊第6支隊互相配合，在泰西拔除了敵人許多據點，迅速控制了東平、汶上、寧陽各縣大片地區。8月，羅榮桓等率領4個連和師部機關少數工作人員，在楊勇獨立旅配合下，于梁山地區再殲日軍一個大隊300余人，進一步堅定了堅持平原游擊戰爭的勝利信心。

　　侵華日軍和偽軍于1941年11月初調集15萬余兵力向沂蒙山區發動“鐵壁合圍”，妄圖徹底摧毀沂蒙山根據地。面對敵人的重兵合圍，羅榮桓冷靜地分析了敵情，決定出敵不意，向臨沂——敵人大本營西南方向突圍。隨后他親自率偵察人員先行出發，觀察情況，選擇道路。沿著羅榮桓選擇的突圍路線，部隊未費一槍一彈，未損一兵一卒通過敵人兩道封鎖線，勝利地突破了敵軍的重重包圍，使我軍由被動變主動。當時隨部隊一起突圍的國際友人德國記者希伯稱這次突圍是“無聲的戰斗”、“神奇的指揮”。隨后，羅榮桓等又率部返回沂蒙山，給敵人以重大打擊，保衛了沂蒙山抗日根據地。持續50多天的沂蒙反“掃蕩”，八路軍雖然取得了重大勝利，但根據地也蒙受了重大損失。羅榮桓和陳光在總結沂蒙反“掃蕩”的經驗教訓時指出，這次反“掃蕩”雖然取得了勝利，但也反映了對敵后斗爭的長期性、嚴酷性認識不足，存在著群眾工作薄弱、機關龐大、周轉不靈以及不切實、不深入、形式主義等問題。

　　羅榮桓在認真總結了山東抗戰中進行游擊戰爭經驗的基礎上，提出“開展分散性、地方性、群眾性游擊戰”的策略，指出“在敵人后方，我們還是游擊戰，不可能過早地轉為正規戰。”在日偽軍對抗日根據地采用大規模“拉網式掃蕩”和“鐵壁合圍”的戰術以后，羅榮桓認為如果仍然局限在根據地之內與敵人周旋，包圍圈在緊縮，回旋余地越來越小，必陷于被動挨打，甚至無處立足的地步。因此，羅榮桓提出，必須實行“敵打到我這里來，我打到敵那里去”的翻邊戰術，即不是將主力部隊部署于根據地的內部，而是部署在根據地的邊沿區，并靠近一路敵人。當敵人“掃蕩”時，不是“敵進我退”、“誘敵深入”，而是“敵進我進”，即在弄清敵人動向后，趁敵人之包圍圈尚未緊縮時，選擇敵之弱點，由根據地經邊沿游擊區，“翻”到敵人后方去，打亂敵人部署，粉碎敵之“掃蕩”。1942年底，當日偽軍對山東抗日根據地發動又一次大規模“掃蕩”時，羅榮桓運用“翻邊戰術”，先后發起海陵和郯城戰役，奪回大片被敵蠶食的土地。山東各抗日根據地普遍采用“翻邊戰術”后，先后扭轉根據地退縮的局面，由被動轉向主動，軍事形勢迅速改觀。

　　1943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由羅榮桓任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第115師代師長兼政委，繼而又任命羅榮桓為中共山東分局書記，統一領導山東抗日根據地的黨政軍工作，擔起了領導山東軍民抗日的重任。他在積極開展對敵斗爭的同時，還實行減租減息、開展大生產運動和政權建設。特別是在配備領導干部時，羅榮桓堅持任人唯賢，反對拉山頭、搞宗派。他經常講，團結的人越多越好，不能搞一朝天子一朝臣。1944年9月，他在《山東軍區軍事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提出：“如果因為個人（對干部）的熟悉不熟悉，決定使用不使用，領導者就不會使用大量的干部，只是在熟人的小集團中去打圈子，領導者要變動工作就想到把熟人也來一個搬家，必然會造成個人的干部政策傾向。”由于他十分注意任用干部，團結干部，山東軍區和第115師師部合并后，兩個單位的干部之間親密無間，很快形成為一個團結戰斗的整體。

　　八路軍占領沂蒙山區和諸莒山區后，引起敵偽不安。羅榮桓又及時對山東的濱海、魯南、魯中、清河和膠東5個軍區作了反“掃蕩”部署。果然，從1943年11月起，日軍先后在魯中、清河進行大掃蕩。羅榮桓把整個山東看成一個戰場，敵人在“掃蕩”某地時，必然造成其他地區兵力空虛，于是命令各軍區依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主動向敵發動進攻，以牽制“掃蕩”之敵。由于運用了靈活的戰略戰術，山東八路軍在1943年共收復國土1.9萬平方公里。1944年1月26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了《山東軍民反“掃蕩”勝利》的社論，指出：“我山東軍區的反‘掃蕩’斗爭，比過去任何一次來得持久、主動、有準備、有計劃，山東軍區的團結一致，斗爭的奮不顧身和戰術的靈活機動，在這次斗爭中有了極優良的表現。”

　　羅榮桓于1944年6月15日發表了《緊緊掌握對敵斗爭、鞏固成績，反對自滿》的文章，有預見地提出了“為反攻和戰后作準備”的任務。隨后，羅榮桓親自指揮山東軍區部隊進行了1944年春、夏、秋、冬和1945年春、夏的一連串攻勢，共殲滅日軍4000余人；重創偽軍吳化文、歷文禮、張步云、趙保原、張里元等部；爭取了偽軍王道、莫正民、張希賢、韓壽臣等部起義。至此，山東五塊大解放區已連成一片，人口達700萬，八路軍、游擊隊20萬，民兵50萬，形成一支堅持抗戰與建設新民主主義的雄厚力量。說到山東當時對革命的貢獻，毛澤東曾感嘆道：“四野的主力，三野的一半，二野的一部分，一野還動員了幾萬兵，都是從山東動員的。”

　　四、鞠躬盡瘁，戰錦方為大問題，建軍強軍殊勛在

　　抗日戰爭勝利后，根據中共中央決定，羅榮桓率山東主力部隊6萬余人，渡海北上，建立東北根據地，被任命為東北人民自治軍（不久改稱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進入東北后，羅榮桓積極參與制定并正確執行了東北的作戰方針。他于1945年12月13日及時提出:“爭取控制沿長春路兩側廣大地區”，“展開創造根據地工作”的建議。這一建議，與中共中央發出的《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精神完全一致。

　　國共兩黨達成停止軍事沖突協議時，羅榮桓身染重疾，但他仍時刻關注東北全局，提出：不要把和平估計過急，自己應發展全面工作，東北戰爭要作較長時間準備，要全力支持這一長期戰爭，并建議要打運動戰，防止拼命主義。1946年7月初，他作為東北局常委參與討論、修改指導東北戰爭的綱領性文件《東北的形勢與任務》，即《七七決議》。隨后，羅榮桓赴蘇聯莫斯科治病。1947年5月回國后，他立即投入緊張的工作之中。他在倡導部隊開展訴苦運動同時，領導東北廣大農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而分得土地的翻身農民為了保衛勝利果實，紛紛報名參軍。隨著部隊不斷擴大，裝備不斷改善，戰線不斷南移，運輸線不斷延長，羅榮桓十分重視部隊的后勤工作，進行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極大地保障了遼沈決戰的后勤供應。

　　東北野戰軍在攻打錦州前夕，1948年10月2日，敵軍增援部隊4個師在葫蘆島登陸，東野司令員林彪怕腹背受敵，乃向軍委發電，提出回師攻打長春的設想。若按此設想辦，將國民黨軍隊抑留在東北并予以全殲的戰略目標就可能落空，從而增加今后我在關內作戰的難度，甚至推遲整個解放戰爭的進程。東野政委羅榮桓得悉后，即時向林彪建議，再向中央發電，堅持必先攻打錦州，為保證遼沈戰役的最后勝利作出了貢獻。毛澤東在《吊羅榮桓同志》的七律中寫道：“記得當年草上飛，紅軍隊里每相違。長征不是難堪日，戰錦方為大問題。……”

　　遼沈戰役后，東野部隊奉調入關，由華北野戰軍協同，解放平、津等地。林彪、羅榮桓統一指揮參戰部隊。在平津戰役中，羅榮桓作為平津前線政治委員，參與了同國民黨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方面關于和平解放北平的談判，繼天津激戰29小時獲得解放后，北平和平解放。隨后羅榮桓又主持了同傅作義、董其武等關于和平解決綏遠問題的談判。遼沈、平津兩大戰役的勝利，已基本確定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在全國的勝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共中央任命羅榮桓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和總干部管理部部長。在主持總政治部工作期間，羅榮桓首先抓領導干部的配備。他在堅持“德才兼備”條件的同時，特別注意掌握“五湖四海”的原則。在配備總政治部副主任、總干部部副部長和這兩個單位的二級部長時，照顧到了紅軍時的各個方面軍、抗戰時的八路軍各師和新四軍及解放戰爭時期的各個野戰軍的情況，正確調配和使用了全軍各方面的干部，因而使總政治部的工作順利展開。　　

　　為了把人民解放軍建設成一支優良的現代化革命軍隊，建國初期，羅榮桓著重抓了部隊的文化教育，干部的政治理論教育，軍事訓練中的政治工作，以及政治工作條例的制定。羅榮桓認為，加強現代化建設是人民解放軍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轉變，提高文化正是改善部隊軍事政治素質、實現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步驟。總政組建不久，羅榮桓就主持制定了《關于在軍隊中實施文化教育的指示》，要求全軍除執行規定的作戰和生產任務外，必須在今后一個相當時期內以提高文化為首要任務，使軍隊成為一個大學校，培養大批人才，以適應軍隊現代化建設的需要。這一指示發出后，得到全軍熱烈響應，掀起了學習文化的高潮。

　　為了建設一支強大的國防軍，中央軍委發出全軍要實施以軍事為主的正規訓練的決定后，羅榮桓認真貫徹執行。他要求全軍認識這一正規訓練是人民解放軍建軍新階段的開始，是人民解放軍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轉變的重大步驟，要以高度的政治熱情和勤學苦練的精神，投入到訓練中去。羅榮桓還號召廣大政工干部要深入到訓練現場，學習軍事，鉆研技術，及時發現問題、總結經驗。羅榮桓抱病到部隊視察，發現在正規化訓練中，有些人忽視了群眾路線和民主作風，只強調官教兵，不實行兵教官，以致發展了命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偏向，使訓練質量受到很大影響。對此，他明確指出：群眾路線是我黨的根本路線，也是政治工作的根本路線和領導方法。在正規化訓練中同樣要走群眾路線，要依靠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不能只提“官教兵”，而不提“兵教兵”、“兵教官”。

　　羅榮桓還注意抓了政治工作條例的制定。他要求，制定政治工作條例，首先要認真學習古田會議決議，學習毛澤東的有關著作，領會人民解放軍建軍原則的精神實質，認真總結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的歷史經驗，同時注意研究在新時期的特點和發展。在他的主持下，1954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正式頒布。條例頒布后，部隊中機械搬用外來經驗，忽視人民解放軍光榮傳統的現象，仍時有發生。為了克服這一傾向，羅榮桓于1955年8月，在病中寫了《繼續發揚我軍的光榮傳統》一文。尖銳指出：“目前部隊中，削弱我軍光榮傳統的現象仍然存在，并且有某些滋長，這是一個極端危險的傾向”，強調“我軍建軍原則和光榮傳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經過我軍幾十年流血斗爭所取得的寶貴經驗……是完全適合中國情況和我軍特點的。”　　

　　◆1961年1月，重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時的羅榮桓。

　　羅榮桓任職政治學院院長期間，還認真總結教學經驗，提出“一條線五結合”的學習方法。這一方法體現了毛澤東一貫倡導的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體現了我軍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1955年，羅榮桓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因長期帶病工作，由于身體原因，1955年9月，他請求辭去總政治部主任和總干部部長職務，并建議由譚政繼任總政治部主任、蕭華繼任總干部部長。中共中央10月間同意了他的請求。1960年底，林彪發動了對譚政的批判斗爭。隨后，毛澤東決定，由羅榮桓復出，再任總政治部主任。1961年之后，羅榮桓以堅強的意志和黨性，一面同疾病作斗爭，一面同林彪日益暴露的錯誤進行了不懈的斗爭。

　　林彪提出對毛澤東著作“要帶著問題學”，后又擴展為“活學活用，立竿見影”等。羅榮桓針對這種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教條化的主張和必將造成的不良后果深感憂慮。他多次指出：帶著問題學，就是要到毛選中去找答案，這種提法不妥，學習毛澤東著作要領會精神實質，應當學立場、觀點、方法。明確指出：“對于毛主席著作的學習，也是提倡實事求是，不提倡迷信。”他反對學習毛澤東思想“走捷徑”、“背警句”、“立竿見影”、“帶著問題學”等簡單化、庸俗化的做法。　　

　　羅榮桓同林彪“左”的一套進行堅決斗爭，得到黨和人民的高度評價。1975年9月，鄧小平指出：“林彪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羅榮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說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學精神實質。當時書記處討論，贊成羅榮桓同志的這個意見。”1980年4月，葉劍英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說：“羅榮桓同志同林彪作過針鋒相對的斗爭。他對我軍的政治工作有重大建樹，是我們總政治部的一位好主任，是我們大家學習的榜樣。”

　　羅榮桓因病于1963年12月16日去世。這個不幸的消息傳到正在開會的中央政治局，毛澤東提議到會同志起立默哀。而后，毛澤東十分難過地說:“羅榮桓逝世了，這個同志有一個優點，很有原則性，一個人幾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則性強，對黨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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