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被稱為“共產主義村莊”的南街村及其他一些走集體經濟的村子一直為人們所爭議。以南方系為代表的自由派視其為眼中釘、肉中刺，他們整日期待這些集體經濟村莊的破產，甚至炮制了不少破產的謠言；而在左派隊伍里的不少人則是大力認同這些集體經濟村莊，認為這些村莊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典范，其成就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農村應該大力發展這種模式。以上的兩種觀點雖是對立，卻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將南街村這樣的集體主義村莊視為“共產主義村莊”，認為其代表了社會主義。因此自由派巴不得其滅亡，而某些左派則鼎力支持。在眾多的爭議面前，我們該如何看待南街村這樣的集體主義村莊呢？

　　在改革開放初期，全國絕大多數的集體經濟都難逃解散的命運，而南街村則是例外，南街村的領導王宏斌班長帶領村民繼續走集體經濟的道路。此時的中國農村出現了以小崗村為代表的包產到戶的單干路線和以南街村為代表的集體經濟路線。在分田單干的時代潮流下，南街村的選擇顯得格格不入。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包產到戶并沒有展現出當時宣傳的效果。不少農民希望能夠通過包產到戶發家致富，最后發現積極性并不能夠讓自己吃上飽飯，靠自家的那一畝三分地無法養活家人，不得不背井離鄉外出打工。農村不僅沒有走向富裕，還出現了嚴重的“三農”問題。

　　當初大包干的口號是“繳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最后變成了“繳不足國家的，留不夠集體的，剩下沒一點是農民的”。有著“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村”的小崗村仍沒有擺脫貧窮的面貌，2004年安徽省委直接指派了省財政廳副處級官員沈浩到小崗村擔任村支書，這種省委直接指派村支書的行為在建國后還是第一次。沈浩為了使小崗村擺脫貧困鞠躬盡瘁，最后倒在了自己的崗位上。小崗村最終能夠脫貧離不開沈浩生前的努力，然而在宣傳小崗村時往往介紹的是當初帶頭搞包產到戶的嚴宏昌，卻忽略了鞠躬盡瘁帶領小崗村脫貧的沈浩，小崗村以包產到戶聞名天下，最后卻是靠集體經濟實現脫貧，這實在是天大的諷刺。

　　沈浩在上任小崗村村支書后，帶領了小崗人參觀了南街村。與小崗村的貧窮落后恰恰相反，南街村展現出的是一幅繁榮的景象。南街村在改革開放初期也是實現了包產到戶，但是三年后包產到戶的弊端不斷顯現。南街村人多地少，分田后原有的機械只能當廢鐵賣，農業生產回到了一頭牛、一頭驢、一張木犁、一張耙的小農經濟。家家戶戶因經濟糾紛造成的各種矛盾層出不窮，社會治安惡化、農業生產倒退、糧食產量下降。群眾們紛紛要求停止單干路線，重走集體經濟道路。

　　南街村重走集體經濟道路后，從1984年至1997年13年間，南街村經濟增長2200多倍，即從70萬元上升到16億元，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便成為了產值破億的“億元村”。南街村的例子證明了農村的發展必須走規模經營的道路，單干路線是拒絕先進生產力的路線。單干路線下的村莊大多數在多年后仍難逃貧窮的命運，而走集體經濟路線的南街村則實現了發家致富，總體狀況遠勝中國的大多數村莊。小崗村和南街村走的是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最終得到了截然不同的成果。在如此懸殊的差異面前，未來農業發展的道路一目了然。

　　南街村具體獲得了怎樣的成就無需多言，不少左派的朋友對此歡呼雀躍，認為南街村踐行的是毛澤東思想，認為這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巨大勝利。然而我并不認同這種觀點，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南街村再怎樣努力，也不再是當年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了。

　　南街村是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下發展起來的，必須以市場經濟的邏輯行事。在改革開放后，中國提出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市場經濟是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任何產品都可以成為商品，因此勞動力也成為了商品。勞動力一旦成為商品，就可以隨意買賣，這樣勞動力便與生產資料相脫離，這就使得公有制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在市場經濟的運行邏輯下，南街村的生產需要雇傭大量的外來勞工。

　　在毛澤東時代，大寨的生產資料歸大寨人所有，大寨人在改造大寨的生產活動中是為自己勞動，通過按勞分配的原則獲得自己的勞動報酬。而南街村的雇傭工人不享有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他們必須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從自己的勞動成果中獲取一部分作為自己的報酬，另一部分則作為剩余價值被剝奪走了。當然與一般的企業相比，南街村在發展的過程中為外來職工提供了更多的福利。在“90后邊正強”的《南街村存在壓榨外來職工的現象嗎》一文中提到：“南街村無論本地人、外來職工都能享受到福利待遇。其中，本地人是70%的福利外加30%的工資；外地職工是70%的工資和30%的福利（這和朱主任告訴我的是一致的）。外地人享受的30%福利包括吃飯不要錢，房費、水電費、物業費統統不收，但不分配房子（單身職工到南街打工住的是職工宿舍，但如果是夫妻一起到南街打工的，也可以分配住房<南街本地人的福利比外地職工多出來的是：免費住房、免費醫療和免費教育>）。可如果外地職工在南街村干夠十年且被評為；勞動模范是可以被評為‘榮譽村民’的，一旦被評為榮譽村民，外地職工也可以享受70%的福利待遇。”南街村在資本剝削的大背景下盡力為勞動者提供了較為優渥的待遇。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南街村盡管打的是集體經濟的旗子，但是其本質是“小部分人的資本集合體”（張文茂老師語），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南街村不得不像資本一樣運作。資本并非一種生產要素，其體現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通過貨幣購買生產資料、原料以及勞動力進行生產，剝削剩余價值，然后進行擴大再生產實現增值。南街村就是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增值發展起來，這樣的經濟體與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形似，但是本質不同。因此南街村雖能為勞動者提供較多的福利，但是無法掩蓋客觀上南街村存在剝削現實。有雇傭就存在剝削，就如灄水農夫老師在《從“南街村”看人民公社道路》一文里所提到的那樣：“南街村對于外來打工人員的資本剝削既不能以南街村內部成員的實際收益來衡量，比如說南街村人并不比外來打工人員得到更多的利益;也不能以其它地方的資本剝削來衡量，比如說與富士康比較，而只能以這種產生資本剝削的生產關系來衡量。”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并不以人的主觀意志而轉移，就算是南街村標榜他們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村民們主觀意愿上都是愿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他們也無法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建立起真正的公有制經濟。

　　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什么樣子的？社會主義的公有制與私有制不同，公有制下的勞動者既是生產資料的使用者，也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勞動群眾成為了國家、生產資料的主人，不僅在政治上翻了身，也在經濟上翻了身。公有制分為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形式。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相比，是一種公有化程度比較高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下生產資料歸全社會勞動人民所有，由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統一支配，為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服務，勞動力可根據國家的需要在全國范圍內統一調配。而集體所有制則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一種低級形式，在毛澤東時代集體所有制在農業方面占有很大的比重，在工業和商業方面也有少量的集體所有制經濟存在。

　　毛澤東時代公有制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形式，這是由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所決定的，在生產力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實現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轉變。大寨就是毛澤東時代集體經濟的一個代表。原本大寨是一個“山高石頭多，出門就爬坡，地無三尺平，年年災害多”的地方，全年的無霜期僅一百多天，降水量也小，這使得農作物的產量得不到提高。解放后，大寨在陳永貴的帶領下走集體經濟的道路，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對大寨進行改造。在大寨人的奮斗下，大寨從一個不宜種植的地區變成了中國農業發展的領頭羊，這是中國農業發展的奇跡。當時的中國提出了“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口號，全國的農村向大寨看齊，其他農村與大寨是相互競賽的關系。南街村作為企業與其他農村、企業是相互競爭的關系，南街村想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存活下來，就需要打敗其他的企業，雙方之間是零和博弈。因此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下，每個村都可以是大寨，都可以通過自力更生來發展生產，由集體所有制朝著全民所有制的方向邁進。而在私有制、市場經濟的環境下村村不可能都是南街村，南街村為了生存而進行的擴張不得不擠壓其競爭對手的發展空間，只有打敗了競爭對手，自身才能夠存活。

　　很多人對公有制存在誤解，認為集體的、國有的就等于公有的，因此會把南街村視為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里恩格斯說過：“自從俾斯麥致力于國有化以來，出現了一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墮落為一種十足的奴才習氣，直截了當地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煙草國營是社會主義的，那么拿破侖和梅特涅也應該算入社會主義創始人之列了。”在資本主義社會，無論是向股份公司、托拉斯還是國家財產的轉變都沒能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即剝削人的屬性、逐利的屬性。因此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并不等同于公有經濟，在資本主義國家國有化和集體化的企業也是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而某些人則把任何一種國有化、集體化都當成公有化、社會主義性質的，他們有的是出于無知，有的則是有意為假社會主義辯護。在資本主義的環境里，其國有經濟、集體經濟仍然是資本的屬性，工人仍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

　　有人有過這樣美好的幻想：只要各個村子向南街村學習，在各個村莊建立起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就能夠重新走上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樣的幻想其實就是兩百年前就存在了的空想社會主義，當時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作為一名工廠主對工廠制度、管理方式進行了改革，為工人提供較好的環境。歐文還設計了共產主義社區的藍圖、進行共產主義試驗以及組織合作社，企圖把這種模式推廣開來，解決資本主義的弊端。

　　但最后包括歐文在內的各個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實踐都沒能成功，空想社會主義的內容是通過針對資本主義所存在的弊端而進行的一種頂層制度設計，缺乏對社會發展規律和資本主義運轉規律的認識。正是空想社會主義的失敗有了后來的科學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并沒有對未來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進行過多過詳細的頂層設計，而是根據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提出解決現有問題的方案，推斷出未來社會可能的一個大致的樣貌。具體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的樣貌還得在未來的社會實踐、階級斗爭中逐漸形成。

　　與空想社會主義相比，科學社會主義還強調了階級斗爭、暴力革命的重要性，只有通過殘酷的階級斗爭、暴力革命才能夠到達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起公有制。沒有階級斗爭、沒有暴力革命，剝削階級絕不會拱手讓出自己的利益。想要通過推廣南街村模式來重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像歐文及其他空想社會主義者企圖通過建立共產主義小區來解決資本主義的弊病。在兩百多年前空想社會主義有其存在的道理，但是在兩百多年后的今天，在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已得到證實之時，空想社會主義在現代便已經失去了進步的意義，我們應該立足于科學社會主義的實踐，而不應該對空想社會主義的路線仍存有幻想。

　　南街村的存在是有其歷史意義的，在王宏斌班長的帶領下，南街村結束了錯誤的路線，群眾重新聚在了一起。通過規模經營，當大多數的農民還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為了那一點點的口糧而辛苦地勞作時，南街村的村民已經過上了富裕的生活，享有各種福利，這是大多數的農民所不敢想象的。在分田單干多年后，大多數的農民仍處于貧困狀態，農村里的年輕人不得不背井離鄉外出打工，在農村留下了大量的留守兒童與老人。沒有了青壯年，農業生產就更加凋零。通過后來的扶貧，讓土地重新集中起來進行規模經營，才使得貧困的現狀有了緩解。就算如此，這些村子也根本無法與南街村相提并論，王宏斌班長及其南街村村民正確的選擇讓南街村少走了幾十年的彎路，使南街村的村民不受貧困之苦。此外，南街村的成功還是對“集體經濟養懶漢”這一謠言的強有力的打擊，也是對以小崗村為代表的單干路線的打擊，這證實了規模經營才是農業發展的出路。

　　在我們贊揚南街村的成就時，我們也不應該把其的地位拔得過高。盡管王宏斌班長帶領南街村村民為了建立理想中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而不斷奮斗，但是在大的時代環境下南街村不得不“外圓內方”，不得不按照資本、市場運作的游戲規則來辦事。南街村是私有制的汪洋大海中的一個集體經濟孤島，其在有限的條件下做到了最好，我們已無法對南街村有更多的苛求。在當前的大環境下，南街村是難以復制的，只有在社會主義的環境下，南街村才能夠真正放開手腳地奮斗，其他的村子能夠擁有像南街村一樣奮斗的條件。要想獲得這樣的條件，就必須改變現有的游戲規則，建立起新的游戲規則。和平地改變游戲規則是不可能的，只有在階級斗爭的腥風血雨中才有可能迎來新的游戲規則。在新的游戲規則下，無數的王宏斌班長將會大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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