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過年，我一直在思考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背景下群眾意識形態的變化以及農村的生產關系的更替。
中國在近一百年的社會變化是最劇烈的，從封建經濟到現在的模樣。因為社會制度的不斷變動，人民生活生產的組織方式發生了一次次天翻地覆的變化。
在封建時期，中國作為農業國，具有發達的小農經濟，大部分人口是農民階級，因為土地這一生產資料的特殊性質，他們被長期束縛在一個固定的區域。在這種地緣關系和生產力水平的雙重限制下，同一個地區的農民交往頻繁，具有一定的互助性，建立在這種經濟聯系上，農民的婚喪嫁娶往往被限制在所處村落或者相近的村落。
而這就為第二種生產生活組織方式提供了土壤，就是以血緣為基礎的生產生活組織方式，所以說，在小農經濟下，血緣的組織方式是基于地緣組織方式而托生出來的，地緣關系和血緣關系互相鞏固。于是我們會發現，在一些地勢閉塞的地區，血緣關系往往更為緊密。
一方面，人們因為地形和交通限制，決定了人們的嫁娶只能在附近地區進行。另一方面，也因為這種地形原因，生產生活上往往面臨著更大的挑戰。所以此時人們就需要依托地緣和血緣的相互聯系來組織更有效率的生產，而宗族自然就順應而生。
所以本文認為，“地緣—血緣—宗族”構成了一個相互促進的三元組織。運行這種龐大的生產組織，平衡每戶家庭的需要，并且維護這套體系的可持續運轉性，往往需要一個德高望重的老人來當宗族的族長，組織地方的生活生產。經濟基礎的閉塞性、經驗性、落后性導向了意識形態上保守的“德高望重”，由于個人會運動成宗族中的獲益者，這種生產形態也能長久的維持。又因為宗族受到一種傳統意識形態影響，家族內部關系和社會地位關系會有一種互文性，于是滋生了類似于磕頭這種小輩向長輩示弱的“傳統習俗”。
這就是為什么我認為磕頭這個行為就是實打實的封建余毒。然而只有磕頭是陋習嗎？不，陋習不是對社會有可見損害性的習俗，陋習是一切中心化的無必要文化結構，拿著“老祖宗的傳統”這種東西完全撐不起其背后的合理性，對于一切習俗，都必須審視后全面的揚棄。
而后，新中國成立，大刀闊斧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大批量農民搞起了生產合作社，人民公社，這種高效集體生產制度仍是以地緣為基礎的，但是由于社會結構的變化和對于保守意識形態的破除，以血緣為基礎的生產方式被大大削弱。在社會主義下，宗族是一定會滅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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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現在，由于目前的不同于封建經濟的經濟基礎和生產關系的影響，再加上宗族意識形態的地緣性大大下降等原因，傳統宗族的血緣關系變淡了，然而由于個人在社會無法立足的原因，宗族內部的經濟聯系并沒有斬斷，于是便產生了當代的新宗族——一種具有互助性但打破了地緣性和血緣性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在醫療、養老、育兒、就業等社會矛盾較為嚴重的方面通常會互幫互助。經常出現一個老人病危，全家湊錢的景象。
于是現代的新年變成了維護這種新宗族的儀式化的意識形態質詢，但是有關于親情、孝順的符號不能完全縫合宗族內部的經濟聯系現實（因為宗族的理念其實只是表象，背后的生產關系和利益關系才是重點，一旦這種決定性因素瀕于瓦解，那么如何復古都沒有用處，唯一的選擇就只能是將這種意識形態進行改良，以維護新的利益關系，所以其維護的利益關系在變，但維護和穩定的遮羞布本質不變），象征化再次失敗，表現在現實中就是人們口中的“年味越來越淡”，然而，這并沒有使人們走向對于新宗族的反思，而是走向了對于前現代“地緣—血緣—宗族”三元組的懷念，這實際上比新宗族的壯大更加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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