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大抗議風波：緊張局勢、暴力鎮壓與被關閉的辯論空間

　　2023年4月17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部分學生通過建立“加沙團結營地”，聲援巴勒斯坦。數百名學生們在校園支起帳篷，要求以色列停火，并反對校方與以色列方面的商業往來及投資。據《衛報》報道，隨著抗議聲勢的不斷增大，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內瑪特·沙菲克（Nemat Shafik）在發給全體學生的郵件中發出警告：“我授權紐約警察局開始清理Morningside校區南草坪上由學生搭建的營地。”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報《哥倫比亞每日觀察家》表示，校方在17日晚對四名學生做出無限期停學處罰，并提前24小時通知他們將被逐出學生宿舍，原因是他們涉嫌參與了3月24日未經授權的支持巴勒斯坦的“抵抗101”活動。這場親巴勒斯坦、譴責以色列的學生抗議運動已蔓延至哈佛、耶魯、密歇根大學、紐約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等其他院校，百余學生被捕。

當地時間2024年4月26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帳篷營地。美國多地高校因巴以局勢持續爆發大規模示威活動，甚至引發暴力事件。

　　自2023年10月巴以沖突開始，早在這場大規模抗議爆發之前，美國高校界已經“暗流涌動”。公眾號“地鳴Rumbling”梳理了哥倫比亞大學抗議時間線，并指出自2023年10月起哥倫比亞大學內持續涌現小規模學生抗議活動，支持巴勒斯坦、反對以色列。另一方面，美國共和黨多次舉行針對大學校長的聽證會，調查美國知名大學中的“反猶主義”運動，最終導致哈佛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校長辭職。在抗議開始前的4月16日，美國眾議院通過決議，聲稱“從河流到海洋，巴勒斯坦將獲得自由”是反猶主義口號，應受到譴責。4月17日，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沙菲克在聽證會上向共和黨眾議員否認其為反猶主義提供場所，并保證，如果學校師生有“反猶主義”言行，就將被開除。

　　針對校內爆發的抗議，校長沙菲克選擇了以強硬的方式平息抗議。據《紐約時報》報道，盡管外界認為沙菲克理論上可以選擇不同方式來應對抗議，并保護猶太學生；但據參與擬定處理方案的人士透露，這位校長認為自己別無選擇。最終，她對學生采取停學處理，并命令身穿防暴裝備的紐約市警察逮捕了超過100名拒絕在4月18日下午離開的活動人士。

　　這位校長的決定隨即引發了校內校外的強烈不滿。4月21日，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哥倫比亞大學分會譴責校長動用警察鎮壓學生和平示威，以及處罰示威學生的行為。哥倫比亞大學學生會發表公開信，表示校長的行為犧牲了哥倫比亞大學最重要的價值理念。該校的教員認為這是“對學生權利的一場空前的攻擊”，抗議與罷課范圍持續擴大，全國范圍內多所高校加入聲援與抗議。隨著事態升級，學校的金主之一，億萬富翁羅伯特·卡夫（Robert Kraft）已停止對哥倫比亞大學的資助，稱他對這所常春藤盟校在反以色列抗議活動中保護猶太學生的能力失去了信心。美國總統拜登及白宮方面譴責哥倫比亞大學的示威活動，批評示威是“反猶主義”行為，而沙菲克本想要努力迎合的共和黨議員，卻在呼吁她辭職。

　　4月22日，哥倫比亞大學數百名教職員工舉行了大規模罷課，抗議該校校長在上周決定讓警察逮捕參加親巴勒斯坦抗議活動的學生。哥倫比亞法學院的講師巴薩姆·卡瓦加（Bassam Khawaja）表示，他對校長立即求助紐約警察局感到“震驚和憤慨”。卡瓦加認為學生的示威是一場非暴力的抗議，并表示“一群學生在校園中心的草坪上扎營，與平日里的校園沒有什么不同。”對此，校長沙菲克表示，學校領導人將召開會議討論這場“危機”，并宣布取消所有的面對面課程，全部轉為線上教學。沙菲克還聲稱，校園內近期發生了針對猶太學生的反猶太恐嚇和騷擾行為：“最近幾天，我們分歧只增不減。這些緊張關系被與哥倫比亞大學無關的個人利用和放大，這些人來到哥倫比亞大學為了追求自己的議程……我們必須做出調整。”

　　隨著全美多所大學爆發抗議，執法部門以暴力應對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亞特蘭大埃默里大學和平抗議的學生。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校長杰伊·哈澤爾（Jay Hartzell）對校園里的抗議行動態度強硬。他在24日向師生發郵件稱，大學不會允許昨天的活動按計劃進行，“我們有可靠的跡象表明，活動的組織者……試圖利用言論自由和表達的工具，長期嚴重擾亂校園。”哈澤爾此前還在社交媒體喊話，在得克薩斯州任何公立高校參加反猶太抗議活動的學生“都應該被開除”。對此，該校的教授們發表聲明，譴責哈澤爾報警的決定。聲明指出，示威活動沒有暴力威脅、沒有擾亂課堂的計劃，也沒有對校園和社區進行恐嚇；但警方仍然對抗議的學生使用暴力。而在一段網傳視頻中，埃默里大學經濟學教授卡羅琳·福林（Caroline Fohlin）被執法人員推倒后逮捕；該校哲學系主任諾埃爾·麥卡菲（Noëlle McAfee）也遭到逮捕。在抗議爆發之前，哥倫比亞大學附屬巴納德學院的猶太裔歷史學教授娜拉·米拉尼奇（Nara Milanich）曾聯合近二十名猶太教職員工致信校長，警告后者那些渴望煽動分裂的政客會在哥倫比亞大學將“反猶太主義”武器化。對于目前的局面，米拉尼奇認為，正是學校讓警察進入校園，“激化”了局勢，“關閉了辯論空間”。在與英國《獨立報》的采訪中，米拉尼奇說道：“制造混亂的不是學生，是大學領導層參與了這場荒謬的警察突襲行動，把大學的教職員工和學生推到了風口浪尖。數百名穿著防暴裝備、攜帶槍支的警察被請進校園。校園里的猶太人或其他任何人，會因為學生們被帶走而更安全嗎？我不這么認為。”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美國前勞工部長羅伯特·賴克（Robert Reich）表示，大學本應該是供人們檢驗思想、假設和價值觀的場所，高校理應允許不同思想的碰撞。但哥倫比亞大學校方的做法顯然與這一理念背道而馳。賴克強調：我們必須認識到，抗議在加沙發生的行為并不等同于表達反猶太主義，這也不是在散布仇恨言論，它也不會危及猶太學生的安全。師生們應該被允許站出來表明立場，反對那些被認為是錯誤的行為，從而引發討論和辯論。教育的本質就是要激起思考，如果缺乏刺激，年輕的思想也會回到陳舊迂腐的老套路上。巴以沖突是恐怖的，我們目睹了太多的暴行，意識到仇恨的惡果。正因如此，學生才更應該審視并反思這場戰爭。大學的使命是指導學生如何學習，而不是要求他們不加反思地固守某種思想觀點。高校理應歡迎辯論，而非壓制辯論，只有遵循這一過程，我們方能追尋到真理。

　　在剛剛過去的4月27日，哈佛大學的學生在校園內搭建帳篷，抗議學校本周初暫停哈佛大學巴勒斯坦聲援委員會的活動。哈佛大學的科學史講師、前研究生會組織者埃里克·貝克（Erik Baker）也參與了這場集會，并在課堂時間發表了演說。公眾號“日新說CN”翻譯了貝克的演說。貝克對比了當下的抗議運動與20世紀60年代的學生運動，同時指出：在20世紀60年代的學生運動早期，留給我深刻印象的是，學生仿佛被放在一條傳送帶上，成為工廠的原材料，而工廠生產的是某種人：順從的、與世俗同謀的專業工人。根據“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的創始宣言，即便是學生自治會，也不過是“為那些想一輩子在政治上裝模作樣的人提供的一個培訓中心”。該組織的領導人認為，大學對學生的實際思想影響，與其他傳播媒介——比如電視——傳遞的流行真理幾乎無異。他們將這種情況部分歸咎于“國防合同……使許多大學與支持軍備競賽的利益集團形成默契”。我認為，值得強調的是，學生們最初是因對越戰的反對而產生興趣的。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大學與軍工復合體緊密相連，這種糾纏正在積極腐蝕校園的知識和文化生活。對暴力的投資是一種精神毒藥，它限制了大學進行批判性思考的空間，因為一旦批評超出了某個范圍，就可能危及大學的財政基礎。

　　在演說的結尾，貝克強調了當下學生運動的意義：“我認為，我們這些參與校園活動的人有時候不知不覺地內化了一種觀念，那就是我們生活在一個相對更加開明的時代，因此對我們的挑戰似乎沒有那么嚴峻。我們的行動往往沒有六十年代那些著名抗議活動的激烈，仿佛認為現在的體制只需要輕輕一推就可以解決問題，而過去則需要徹底推翻重頭再來。這也是為什么我認為現在校園里聲援巴勒斯坦的活動浪潮如此重要，它讓人聯想到越戰時期那些被廣泛紀念的抗議活動。這種活動像是一個集體認識到的時刻，意識到即使是在今天，道德狀況也沒有因為時間的推移而變得不那么可怕。我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來為加沙地區的事件正名，這些暴行得到了精英大學捐贈基金中投資的公司的支持，與美國在20世紀所參與的其他大規模暴行并無二致。但很多時候，出于一種自責的心態，我們似乎并不完全相信這一點，否則我們就會達到薩維奧所描述的‘崩潰點’，那就是當繼續參與這臺機器變得不可能時，你別無選擇，只能叛逃。你們的行動顯示，你們確實信仰這一理念，并且你們清楚……你們有責任拒絕默許。

當地時間2023年12月5日，印度金奈，國家災害應急部隊救援人員在孟加拉灣沿岸暴雨后疏散被洪水淹沒地區的人們。氣旋風暴“米昌”沿印度東南海岸線登陸，并帶來暴雨和強風。

　　印度AI天氣預測挑戰與全球南北數據鴻溝當全球都在向基于人工智能的天氣預報邁進時，精確數據的缺乏卻給印度氣候科學家帶來了嚴峻挑戰。《地球對話》網站4月26日刊登印度記者Nidhi Jamwal的文章《數據干旱：印度人工智能天氣預報面臨的挑戰》，聚焦這一問題背后的氣候數據鴻溝現象。

　　隨著全球極端天氣事件的激增，數十億美元正被用于開發基于AI的尖端天氣預報模型。在印度，氣候科學家也開始嘗試使用AI。2023年12月，印度地球科學部（MoES）部長Kiren Rijiju表示，該部門已經建立了一個虛擬中心，專門開發和完善各種AI和機器學習技術，以加強天氣預測。

　　自此以后，印度對基于AI的天氣預報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但也存在一個問題：缺乏可靠的數據。

　　在印度，尤其是東北部的喜馬拉雅地區，基于AI的建模面臨“數據挑戰”。印度理工學院德里分校的計算機科學教授Amitabha Bagchi指出，AI模型的開發95%依賴數據管理。然而，克什米爾大學的地理信息學助教Irfan Rashid強調，在那里收集這類數據極具挑戰。Rashid正在進行冰川湖研究，旨在通過改善數據收集提高冰川湖潰決洪水（GLOF）預測的準確性。印度地質調查記錄超過9575塊冰川，但有詳盡數據的不足30塊，這限制了AI預警系統的發展。

　　此外，前地球科學部部長Madhavan Nair Rajeevan指出，印度的數據集未能覆蓋山區，影響了AI對該地形復雜區域的預測能力。他提到，雖然印度有關于降雨量、溫度等的良好數據集，但缺乏足夠的區域數據，特別是冰湖融化方面。AI咨詢企業Praescivi Advisors的創始人Mohak Shah指出，盡管機器學習在成本和擴展性方面有優勢，但印度在區域數據方面存在不足，這是一個根本性問題。他還提到了機器學習模型的“黑箱”性質，即缺乏透明度，這與傳統天氣模型基于物理方程的可量化誤差范圍形成對比，后者可以識別并糾正特定誤差，而AI模型卻難以確定不準確的確切原因。

　　在印度，盡管AI為預測登革熱等氣候敏感疾病提供了巨大潛力，但數據獲取仍是一個顯著障礙。浦那的印度熱帶氣象研究所（IITM）氣候科學家Roxy Mathew Koll分享了他在建立AI預測模型時面臨的挑戰，特別是在收集有關降雨量、溫度、濕度及每日疾病發病率的健康數據方面。Koll表示，獲取數據的過程繁瑣，需逐一獲取使用和發布數據的許可。這種數據的不易獲取不僅限于科研領域，就連政府科學家和高級行政官員亦面臨相同問題，表明印度在數據編纂和歸檔方面存在文化上的缺失。這些挑戰直接影響了基于AI的模型的預測能力，迫切需要改善數據的完整性、質量和數量，以促進AI在氣象預測和疾病控制領域的應用發展。

　　瓦迪亞喜馬拉雅地質研究所（Wadia Institute of Himalayan Geology）正在開發冰川災害的高級預警系統，所長Kalachand Sain強調整合人工智能和智能語言的重要性。他分析了2021年在北阿坎德邦Chamoli地區發生的雪崩災害，指出此災害可能由地震前兆引發。研究所識別了Alaknanda-Dhauliganga-Rishiganga構造活躍盆地作為重點監測區域，該地有數十個水電項目存在潛在風險。Sain提出，建立基于AI的冰川災害預警系統需收集衛星、氣象、水文、地震和GPS數據，同時強調建立專門的冰川研究中心的緊迫性。此外，2021年和2023年的冰川災害事件顯示了監測設備故障的問題和數據收集的不足。Sain和Rashid都認為，改善研究和監測設施、標準化數據收集方法對于開發綜合預測和警報系統至關重要，這需要政治意愿和資金支持。

　　印度是全球南北數據鴻溝的一個典型例子。目前已有探討氣候行動中AI數據差距和嵌入式偏見的研究。發表在《自然》雜志npj Climate Action上的一篇論文說，AI驅動的氣候建模工具所依賴的氣候數據收集存在偏差，這可能會限制這種新興技術對氣候科學家工作的幫助。

　　用于氣候科學的AI計算程序是專門為在復雜的數據集中尋找模式而定制的。上述論文第一作者、英國劍橋大學計算社會科學助理教授Ramit Debnath說，這些數據缺口在全球南部地區更為明顯，因為在獲取用于各類建模和分析目的的數據集方面存在挑戰，而大多數AI主導的氣候公司都位于全球北方。這意味著“這些模型很有可能是針對全球北方的情景進行校準和構建的，因為它們已經擁有適當的數據和氣象監測基礎設施”。

　　偏差大致可分為編程偏差、數據集偏差和算法偏差。該研究稱，編程和算法是數學問題，比較容易糾正。數據集偏差是最難糾正的，因為數據并不存在，而且需要大量的資金和人力投入才能從頭開始建立。

　　Debnath解釋說，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生成文本和圖像等內容的技術）的許多實例表明，它在處理有關全球南部的話題時很吃力，尤其是當被問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或任何其他非西方國家的當地情況時。“這種偏差雖然與氣候行動沒有直接關系，但表明缺乏代表性數據集是將人工智能工具用于任何形式的決策目的所面臨的挑戰。”

　　有偏差的氣候數據的后果是，它將提供不準確的極端天氣事件預測。全球較貧窮的南方國家已經更容易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研究人員認為，由于數據集存在偏差或缺乏數據集而導致預測不準確，將進一步減緩適應氣候變化的努力——導致更多由氣候引起的財產、人力和社會資本損失。

　　Debnath說，我們的研究最重要的發現是，數據正義可能是氣候正義的關鍵。他建議，“數據漏洞”可以通過人類知識來填補，采用所謂的“人在環中”設計，讓人工智能氣候變化程序參與檢查所用數據的可靠性和上下文，以提高預測的準確性。

　　研究人員還建議加強全球南方國家的數據基礎設施，并投資于像 COCO-Africa 這樣的本土數據初創企業——該平臺旨在通過收集和整理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本地和背景驅動數據集來彌合數據差距。

　　數據鴻溝不僅僅是數據獲取的問題——它是指在利用數據創造商業價值方面不斷擴大的差距，以及在利用數據解決社會和環境挑戰方面相對薄弱的差距。

　　全球南部地區不僅沒有足夠可靠的氣候數據，而且嚴重缺乏數據科學家來處理現有數據。微軟2022年的研究表明，在全球北方地區，每五名數據科學家中就有一名在全球南方地區工作，這意味著全球南方地區在將氣候數據轉化為決策和行動的洞察力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在非洲，這一差距更大——在全球北方地區，1名數據科學家對14名數據科學家。

　　在全球北方地區，地理空間數據的使用在應對野火、颶風和地震等自然災害中已變得司空見慣，掌握這些技術的跨國企業如微軟已與一些非洲國家政府達成合作。

　　除了全球南北方的數據差距，《財富》2022年曾報道過數據鴻溝造成新的貧富差距：正如一代人之前的數字鴻溝使數百萬人無法享受互聯網帶來的好處一樣，新的“數據鴻溝”將“富人”和“窮人”隔開。

　　富人包括擁有大量新鮮數據的個人、公司和組織，他們擁有利用這些數據發展壯大的技術和技能，而“窮人”則是那些在有限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有效數據的情況下開展業務的人，他們的經濟增長或社會進步因此受到阻礙。

　　根據IDC的數據，2021年大數據和分析解決方案的支出將超過2150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一的支出僅來自三個行業：銀行業、離散制造業和專業服務業（professional services）。一半以上的支出僅來自一個國家：美國。

　　與此同時，非營利組織缺乏獲取數據、技術和技能的途徑。例如，根據IBM的數據，67%的非營利組織缺乏在工作中使用數據分析的專業知識。

　　在公共部門，一些政府機構，如國土安全部和美國人口普查局，已經實施了強有力的數據戰略，以推動產生更大的影響。但是，全球大多數政府機構在利用數據有效提供服務方面都面臨著巨大挑戰。可以從數據分析中獲益的重大問題——如氣候變化、健康公平和優質教育等——可能得不到所需的關注和技能。

　　對很多人來說，數據鴻溝可能并不像一個緊迫的問題，但它卻是世界上一些最緊迫問題的根源。在如此多的全球危機已經顯現的情況下，我們需要來自各行各業的問題解決者利用數據的力量對社會和環境產生積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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