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在《絳洞花主·小引》一文中曾有這樣一段話：

　　《紅樓夢》是中國許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這名目的書。誰是作者和續者姑且勿論，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

　　羅翔在最近的一則視頻里也談到了“排滿”，藉此來評價深圳日本人學校小學生遇害的事。

　　且不說羅翔先生把日本與滿清類比，把殺害小學生的個案上升為類似清末“排滿”的社會情緒，本身就是牽強附會、隔空打靶，單說羅翔對清末革命黨人“排滿”的非議，就頗有點強令“關公戰秦瓊”的味道。

　　羅翔扯什么“真歷史”，那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排滿”的辛亥革命發生的真實歷史背景。

　　1894年興中會的創立，標志著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誕生；至1905年同盟會成立，辛亥革命完成了早期的籌備。

　　而彼時的中國先后經歷了中法、中日兩場戰爭以及八國聯軍侵華，這給身處半殖民地的中國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由此蓬勃興起。

　　而帝國主義在中國實行的殖民主義統治，又是以封建主義作為社會基礎。作為帝國主義走狗的清朝政府，一面對外出賣國家民族利益，一面對內實行殘酷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當時的“革命黨人”必然選擇將“排滿”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以期“建立最能滿足現代資本主義這些要求的民族國家”。這在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無一例外，正如列寧同志在《論民族自決權》中所概括的：“在全世界上，資本主義徹底戰勝封建主義的時代，是同民族運動聯系在一起的。”

　　此外，那時的一大批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剛剛從封建主義和改良主義的蒙昧中逐漸清醒過來，尚無清晰的革命綱領；因為力量極其弱小，孫中山為首的先行者為了發動革命，很大程度上也不得不與魚龍混雜的會黨豪客結盟，而會黨多是明末清初“反清復明”志士的后裔。面對這樣的“革命條件”，同盟會成立之后孫中山提出的舊三民主義很難具備廣泛的群眾基礎，而“排滿”、“仇滿”就成了當時的革命派所能拿出的通俗易懂的動員口號。就像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所言：只有“以不平之心、復仇之事導之”，“最易發常人之感情也”。

　　因此，清初地主階級中的反清派，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的著作，以及記述清初“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民族大屠殺的小冊子，就成了革命黨人宣傳“排滿”思想的主要依據。章太炎承認他的“種族革命”思想來源于“讀經”，鄒容詩曰“凄涼讀盡支那史”。魯迅先生在《墳·雜憶》中回憶當時的情形：

　　“別有一部分人，則專意搜集明末遺民的著作，滿人殘暴的記錄，鉆在東京或其他圖書館里，抄寫出來，印了，輸入中國，希望使忘卻了的舊恨復活，助革命成功。”

　　所以，如果我們拋開這些特定的歷史背景，根本不可能對“排滿”作出準確的解釋和評價。

　　迫使資產階級革命派利用老百姓對滿族貴族的民族壓迫和殘暴專制的深仇大恨，提出了“排滿”的任務和口號，實質上是為了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使命。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帝國主義走狗的清朝政府對外投降、對內壓迫所逼迫出來的，并不代表革命黨人就是狹隘的極端民族主義者。

　　孫中山在1906年12月2日《民報周年紀念大會上的演說》中已經申明：“民族主義并非是遇著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惟是兄弟曾聽人說‘民族革命,是要盡滅滿洲民族。’這話大錯。”

　　章太炎在《正仇滿論》中也曾正確指出過：“夫今之人人切齒于滿洲，而思順天以革命者，非仇視之謂也”。

　　不過，“排滿”口號在辛亥革命發生時，的確在國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反噬”。

　　據記載：

　　武昌起義“三天來殺旗人不下四五百人，橫尸遍地，不及時處理，恐發生瘟疫”。武昌四大滿姓家族都被殺害，其財產也被沒收；

　　陜西革命黨多隸屬哥老會，仇滿情緒很強烈，革命軍在滿城內逐戶搜索，一些士兵又殺害了一些不必要殺害的旗兵及家屬；

　　在太原，當地滿城“被屠甚為慘烈”；

　　在福州，民軍與旗兵的沖突也持續了三天，“旗兵及婦女投河死者數百人”……

　　針對這種現象，武昌的黎元洪親自頒布告示：

　　“我們排滿革命，只是推翻帝制統治，滿族人民，俱是同胞，如無違反本革命軍宗旨重大嫌疑事實，一律子以寬大，不得再肆妄行殺戮。犯者嚴懲不貸”。

　　需要指出的是：

　　1、這些所謂的“排滿”行為主要發生于革命進行時，是雙方對壘數天“殺紅了眼”，兵禍延伸至普通旗人；

　　2、辛亥革命的參與者魚龍混雜，很多是會黨，很難受到紀律約束；

　　3、被殺的旗人本身大多就屬于當時的地主階級，革命軍中不乏社會底層，所謂“排滿”某種程度上隱含著階級報復的成分。

　　在這樣的革命暴力漩渦中，愛新覺羅王朝之命運可想而知，滿洲貴族逐漸喪失了反抗的勇氣，葉赫那拉·隆裕終于 1912 年 2 月 12 日頒布清帝辭位懿旨。

　　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建立。孫中山等革命派提出，“今日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滿漢矛盾已經解決，“反滿”問題遂成過去。

　　其實，遍觀歐洲諸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大多也充斥著類似的暴力，例如人們熟知的法國大革命。然而，在羅翔之類的自由派眼中，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就是“歷史進步”，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就要因為“排滿”的口號被扣上“極端民族主義”的帽子。

　　所以，我們應該辯證地看待民族主義：在面臨民族侵略和壓迫時，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就是正義的、進步的；而只有當作為侵略一方的資產階級通過鼓動民族主義作侵略他人的戰爭動員，民族主義才是反動的。

　　當然，筆者并不是認為辛亥革命借道“排滿”就沒有問題。

　　正如筆者上面所提到的，資產階級的“革命黨”先天不足，沒有正確的綱領，沒有成熟的組織，才遭致革命過程中“排滿”口號的反噬，辛亥革命的果實最后也被軍閥竊取。

　　反觀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不僅有清晰的綱領（共產主義），也有不斷成熟的組織（列寧式的政黨），在武裝斗爭伊始就提出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其中就有“不許虐待俘虜兵”這樣的內容，這是以往除蘇俄革命之外，幾乎沒有出現過的。

　　1940年，日寇在華北地區實行殘暴的“囚籠政策”，殘害我抗日軍民，屠殺我無辜百姓。8月21日，在攻打井陘煤礦的戰斗中，我八路軍兩名戰士在炮火中救出來兩個日本小姑娘，她們的父母都已死在炮火中。部隊從來沒遇到這種情況，不知道該怎么處理。

　　聶榮臻聽完匯報后，對著電話反問道：“你們又是怎么想的呢？”

　　“我們實行革命人道主義，救出來的雖然是日本人，但我們不后悔！”對面回答說。

　　“講得好！我們實行革命人道主義，對放下武器的俘虜，八路軍都能以禮相待，何況是孩子呢？”聶榮臻回答道，隨即叮囑：“你們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把孩子照顧好，立即派人把小孩送到指揮所來。”聶榮臻親自收養了這兩名日本小孩。

　　然而，面對日寇的瘋狂掃蕩，部隊需要經常轉移，根本無暇照顧這兩個小孩。最終，在聶榮臻的安排下，找了一位老鄉準備了一副挑子，把兩個小孩送到了石家莊的日軍指揮所。并寫下了一封八百字的親筆信：

　　“日閥橫暴，侵我中華······此次我軍進擊正太線，收復東王舍，帶來日本弱女二人，經我收容撫育后，茲特著人送還，請轉交其親屬撫養············我八路軍至仁至義，有始有終，········深望君等幡然醒悟，與我國士兵、人民齊心合力，共謀解放，則日本幸甚，中國亦幸甚。”

　　從資本主義產生至今，極端民族主義屢次被資產階級用作轉移階級矛盾、發動對外戰爭的工具。

　　歷史已經證明，能正確啟蒙民眾、消解極端民族主義的只有共產主義。然而，鼓吹普世價值的國內自由派們就是這么虛偽，他們一邊對民族主義大加撻伐，一邊又極力詆毀反對共產主義；他們并不真正反對民族主義，他們反對的其實只是弱小民族對帝國主義的反抗，信奉的乃是“逆向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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