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市場教授近期發表大作《以改革開放為動力 實現高質量發展》(下稱“吳文”)，提出中國當前經濟壓力的根源在于政府壓倒了市場，并開出了“市場，法治，開放”的藥方。

筆者認為，“吳文”中有一些深刻之處，但作者理論的局限和意識形態的偏見使他的深刻只能一閃而過，主要的觀點還是流于膚淺。因此并不能真正觸及中國經濟的要害，開出的藥方不僅無用，還有可能把服藥者害死。

一、正確的起點，錯誤的結論

“吳文”認為，中國經濟動力不足的關鍵是企業家預期轉弱，想要扭轉這種預期，光靠刺激性政策不行，必須針對更深層的問題入手。這是該文的深刻之處。

“吳文”中說:“在我看來，‘預期轉弱’的基本原因，并不是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不夠有力，也不是企業界對政策反應不夠敏感，而是有著更為深刻的根源。否則，我們很難解釋為什么在宏觀經濟政策一再出‘大招’‘托市’、增強企業界信心的情況下，預期增強的效果仍然不彰。”顯然，下一個要回答的問題是，這里所說“更為深刻的根源”究竟在哪?

“吳文”對此的看法是，問題根源在于市場的地位沒有得到尊重。在他看來，“建立以法治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才是良性預期增強的根本所在”。這里不禁讓人費解，我國長期以來堅持和不斷完善的正是這樣一種體制，為什么現在預期還沒有轉好?

“吳文”對此的進一步解釋是:“提升良性預期的關鍵在于，毫不動搖地持續推進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改革，以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來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提供更堅實的制度基礎。”到此讀者才能看清楚，吳教授繞了半天，醉翁之意原來在于批評中國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仍然不夠彰顯。

雖然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寫進了黨的近幾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黨和政府在這方面做了相當多的改革，但“吳文”還是認為，“對于到底選擇市場主導資源配置的市場經濟，還是選擇政府主導資源配置的統制經濟，曾經經歷過反復博弈，我國經濟發展也隨之發生了較大幅度的波動。這種波動有時只是起于青萍之末，但是如果不能防患于未然，也可能產生較大的風險。”吳教授終于亮出了獠牙，他把新時代以來的經濟政策看作是“政府主導的統制經濟”，盡管只是“青萍之末”，但仍然“可能產生較大風險”，所以必須對此“防患于未然”!

吳教授長期信奉原始的原教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因此相信市場萬能，市場是最完美的，因此經濟中的問題一定是因為市場遭受到干擾和扭曲。想要解決問題，很簡單，繼續市場化，消除對市場的一切“干擾”就行了。這種意識形態般的信念沒有扭曲市場，而是扭曲了他的眼睛，使他看不到中國當前預期遲遲無法好轉的真正根源恰恰不是市場不夠強大，而是過度市場化。因此，盡管他從正確的起點出發，但仍只能得到錯誤的結論，他對新時代的批評完全是站不住腳的。

二、政府與市場對立的錯誤教條

吳教授的觀點代表了一種典型的錯誤教條，即把市場和政府對立起來，認為政府的干預行為是“反市場”的，“破壞市場經濟的”。事實上，市場經濟的固有局限必然要求政府干預，市場經濟并非只有企業和居民兩大主體，政府也是市場經濟中不可或缺的一個主體。因此，市場與政府并非對立的兩極，政府是市場經濟為了克服自身局限而必需的一個內部要素。

吳教授認為：“法治的核心問題是正確處理兩個‘權’，即公權力和私權利之間的關系，法治化改革的要義就在于私權的保護和公權的限制。”在他看來，政府是公權力，市場是私權利，二者之間一定會對立。他沒有看到：(1)市場經濟中存在大量私權和私權的對立。例如資本和勞動之間、大資本和小資本之間、違法亂紀的企業和誠實經營的企業之間，等等。(2)公權和私權之間存在大量合作互利。公權的很多運用是有利于私權的，例如水利建設、防控疫情、交通和電信基礎設施建設、開展教育，等等。

不斷爆發的經濟危機早已讓經濟學家們看到，市場經濟存在著諸多局限，必須依靠政府干預來緩解和克服。(1)市場經濟由于其私人性導致盲目性。(2)資本存在過度壓低勞動者收入和提高失業率的傾向，導致商品難以找到最終出售對象。(3)壟斷資本掠奪中小資本的利潤，導致后者喪失活力。(4)金融業獲取利潤的能力強于實體企業，因此經濟存在脫實向虛的趨勢。這些局限單靠市場內部的私人企業是無法克服的，必須依靠政府干預。

加強政府對資本的引導和限制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和內在要求。自20世紀以來，加強政府針對市場經濟的干預成為一種常態和趨勢。例如二戰后的黃金年代，正是政府加強對市場經濟干預的產物。在這個時期，發達國家普遍實行了一系列政府干預措施，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等，以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和實現社會公平。這些干預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

然而，吳教授的理論在這方面仍停留在十七八世紀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水平。在那個時代，資產階級經濟學主張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反對政府干預。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對資本的限制不再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障礙，而是市場經濟自我發展的一個高級階段。吳教授反對“抑制市場自由度的行政規定也屬于市場化改革”的觀點，正是因為他無法理解，政府對資本的限制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要手段和內在要求。如果按照他的觀點，現在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都不是市場化的了。

吳教授批評新時代“引導資本健康發展”等政策是市場經濟向統治經濟發展的青萍之末，這更是無稽之談。他沒有看到，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困境恰恰是私人企業局限性凸顯的結果，這倒逼政府對金融業、房地產業、互聯網平臺等行業的資本進行引導和規范。只有政府在這些方面大力且有效地作為，中國經濟才能盡快走出全球經濟長期停滯帶來的陰影。

三、美麗口號下的毒藥方

“吳文”為我國提振企業家預期開出了“市場，法治，開放”的藥方。這些藥方具體包含哪些內容?對中國經濟發展究竟有利還是有害?

在市場化方面，“吳文”要求(1)限制政府公權力對市場的干預，(2)消除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3)像日本的“結構性改革”放開電力市場那樣增強市場競爭。實際內涵是一方面限制政府，另一方面限制國有企業。

如前所述，政府對資本的不當擴張行為加以引導和規范，對市場經濟本身是有好處的，對市場中的私人企業也是有益的，因此第(1)條站不住腳。第(2)(3)條實際上是劍指國有企業，要求放開全部行業對私人資本的限制以消除壟斷。但實際上，我國絕大部分行業早已經向私人資本開放，少數關乎國計民生的行業如果由私人資本主導則會對國家安全和民眾福祉造成嚴重損害，因此才沒有放開。而且，壟斷問題日益凸顯的在于私人資本巨頭，針對這些壟斷問題的解決恰恰需要更多的政府干預。此外，吳教授對日本“結構性改革”斷章取義的片面理解也是極為膚淺的。

在法治化方面，吳教授要求我國政府(1)“認真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和政府部門正面權力清單制度”，(2)革新“對可能阻礙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流動的相關法律和相關制度”。實際內涵除了市場化方面提過的對政府和國有企業的限制，還包括放松勞動保護和放松土地國有化或者守住耕地18億畝紅線等土地政策。

對于(1)，筆者建議吳教授仔細閱讀國家近些年對幾個負面清單的內容調整，國家已經盡可能地減少負面清單的內容。對于(2)，放松勞動保護看似可以恢復所謂“人口紅利”，但我國目前面臨的制約主要在內部需求不振，通過加強勞動保護等措施切實提高勞動者有助于提振我國經濟。土地政策方面，土地國有化和守住耕地紅線對于維護糧食安全和保障農民利益等都有極度重要的意義，放松這些限制表面上看有利于私人資本牟利，但實際上會貽害無窮。

在開放化方面，吳教授沒能提出具體要求，只能說一些諸如“和社會各界的相關人士一起在競爭中合作，把科學和技術的革命推向前進”實際上與開放基本無關的廢話。這恐怕是因為中國是目前倡導開放合作的主力軍，而以往被許多人看作開放典范的美歐各國現在卻是逆全球化浪潮的旗手。

“吳文”看到了中國當前經濟下行壓力有其深層根源，因此單靠簡單的刺激政策難以起效。但是他沒有看到，他所說的深層根源實際上并不在于中國經濟不夠市場化，而是因為中國經濟過度市場化，產生了平臺資本壟斷、房價過高、脫實向虛、兩極分化等問題，所以在國際需求不振的大背景下，我國內部需求難以支撐經濟快速發展。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政府的有效干預，以及國有企業的積極作為。

但是，“吳文”提出的藥方卻與上述分析完全背道而馳，反而要求我國政府放松對資本的監管和對勞動的保護，要求土地加強自由流通，要求進一步限制國有企業，這些藥方不僅無助于我國擺脫經濟困境，反而會加劇經濟的困難。如果采用這些藥方，結果必然是極少數私人壟斷資本的狂歡，廣大中小企業和勞動者的悲歌，到時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能力都將遭受巨大挑戰。

因此，所謂“市場，法治，開放”的藥方絕非良藥苦口，而是砒霜害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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