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藉由陳映真多篇早期小說所開啟的關于“左翼男性主體狀態”的視角，可以貼近閱讀丁玲的早期重要小說《韋護》。如此閱讀，男女主人公的合與分就不再只是政治意識形態流派的分歧矛盾，或僅僅以熟悉的“革命與愛情”命題所能充分掌握。通過剖析韋護作為一位左翼男性知識分子及革命者的內在狀態，發現在他的堅忍苦行之外，另有一種“男性的狡獪”。作為一位早期的中國共產革命者，韋護在革命與愛情、“工作”與文藝、“思想”與詩、現代與傳統之間面臨精神困局，這一困局于今仍有啟示意義。

　　關鍵詞：丁玲；陳映真；左翼男性主體；愛情；革命；傳統

　　01

　　早期丁玲（1904—1986）與早期陳映真（1937—2016），相隔三十年，時空脈絡迥異，但卻共同關注一個問題：左翼的（或革命的）男性知識分子主體狀態。這里，我想藉由丁玲小說《韋護》（1930）展開關于“左翼男性主體”的討論，希望能呈現丁玲與陳映真的深刻互文性，并以實踐挑戰兩岸文學研究界所長期再生產的內地文學與港臺文學的分斷。至于這篇小說的其他面向（例如女性的個性解放問題）則暫不納入此次討論的范圍。丁玲與陳映真都是直面現實、思想深刻的思想者-作者，與社會思想或理論有隱秘而豐富的內在關聯。

　　依我看，《韋護》1是一篇從女主人公麗嘉（一個萌芽中的“左翼”女性）的視角，審視男主人公韋護（一個資深的左翼男性）的文學紀錄。從丁玲的創作歷程看，一種“素樸的左翼”女性視角，同樣是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記》（以下簡稱《莎菲》）與《1930年春上海（之一）》（以下簡稱《春上海》）所采取的寫作策略。莎菲看到的是一個一開口就讓人幻滅但卻讓她為之癡迷的樣子貨，而《春上海》的美琳所看到的是一個與進步、革命漸行漸遠的前左翼文人，而她自己則是另一個奪門而出的“娜拉”。因此，我選擇不以“安那其”的緊身夾克約束麗嘉，因為涇渭分明地看待男女主人公的政治立場容易為他們的分離找到一個過于表面的解釋——信仰不同；何況我認為文本也并未支持“安那其”的定位。

　　相較于《莎菲》與《春上海》這兩篇小說里男主人公的猥瑣虛無，韋護這個角色則可按照“在革命與愛情的矛盾下犧牲私情獻身革命”的路數解讀。但是我想從另一個方向閱讀《韋護》：丁玲藉由麗嘉這個顯影試紙，呈現出左翼男性知識分子主體狀態里的狡獪猙獰。

　　如此的閱讀進路是受到20世紀60年代陳映真早期小說的啟發。早期陳映真小說里有一個頻出的母題：左翼男性主體的孤獨、苦行、傲慢、虛無，以及無能于愛（例如《我的弟弟康雄》《祖父和傘》《加略人猶大的故事》《獵人之死》《哦！蘇珊娜》……）。在白色恐怖下的60年代臺灣，陳映真所營造的具有濃重個人側影的左翼男性青年，當然不可能有革命這一選擇，于是在長期艱苦抵抗理想之稀薄與世俗情愛之誘惑后，最終撒手走上虛無乃至死亡的絕路。《祖父和傘》，以我的看法，是這一母題的核心之作，因為它不止展現了男主人公的左翼傲慢與虛無（將“左翼”視為一種支撐自己的身份認同的帶有傲慢色調的“鄉愁”），而且也讓男主人公深刻反省到這個噬己的虛榮病灶，因此在小說的結尾對自己說：“鄉愁并不就是愛。然而容我開始罷！”2

　　陳映真主要是以一種隱秘的懺悔自省方法書寫屬于這一母題的小說。偶爾，他也試圖透過女性報導者，在男女的私密時空中，直面左翼男性知識分子（例如《哦！蘇珊娜》）或男性知識分子一般的主體狀況（例如《最后的夏日》與《唐倩的喜劇》）。相較而言，丁玲從女性的“自然視角”出發審視男性知識分子，應該是更得旁觀者清之妙。

　　這樣讀，看到的就不是韋護的犧牲與淌血的心，而是韋護的狡獪以及孱弱。要掌握韋護，就不能回避一個根本疑問：為何他從不曾認真思索過讓革命與愛情兩全，也就是與麗嘉攜手共入革命志業？相對于陳映真小說《祖父和傘》里的那位只會“吃吃的笑”，讓“左翼青年”男主人公始終難于對她傾訴思想的“可憐的傻女孩”，麗嘉一點兒也不稚嫩，絕非女版凌吉士。麗嘉更不是陳映真《獵人之死》里宙斯（即體制）派來讓獵人（即革命者）沉迷于歡愛，從而志氣瓦解的維納斯。即便如此，攤在韋護前頭的卻總還是那兩個方案：“抱起麗嘉飛去”，或是自己一個人銷假回到革命隊伍。

　　為什么第三條路，也就是超越革命與愛情對立，與麗嘉同奔革命的那條路，是不可能的呢？關鍵在韋護相信公與私、集體與個體、革命與愛情不能兩全。而又由于韋護從不對麗嘉剖心瀝血，所以也沒有機會把問題言說出來。但這不表示丁玲不曾提出過她的思索方向。對丁玲而言，不能兩全的關鍵在于韋護對革命的過程的理解；革命的目標是偉大的、動人的，但革命的過程不是。什么是革命的過程？丁玲的答案在兩個字：“機械”──這是《韋護》這篇小說的一個關鍵詞。對韋護而言，革命與愛情之所以不兼容，是因為革命是工作，是日常的工作，甚至是一種類于機器的工作，是一個人在大組織中自我取消的苦行。“自我取消”與“為他人而活”成為一種相互定義關系。被韋護如此理解的革命的過程，表現在他的話頭里，即“信仰”或“思想”。

　　因此我們看到韋護的“信仰”一點兒都無法滋潤他，他并沒有“樂在其中”。借用儒家的話或許更清楚，他在行仁義，而非由仁義行；“革命”是告子所謂的“義外”。因此，韋護必須經常性地從這個機械時空中（他稱之為“工作”）逃避出來，進入他的文學、詩詞，乃至一種雖不奢華但必有品位的“殼”中。我們竟然在韋護身上看到一個形似布爾喬亞的“工作”與“休閑”的對立。對這個對立，韋護有一種左翼知識分子的恥感，于是他經常只有苦行僧似的讓自己不眠不休工作到極限，以避免那個“休閑”，但他畢竟不能沒有一個屬于自我的退路，哪怕是個雅靜的斗室或是一皮箱的小東西。他與布爾喬亞的不同在于：他并不愛擁有那些物質，那些對象不過是他的存在感的可憐見證或反推。于是，我們看到小說一開始穿著一件“藍布工人服”的他并不自在，直到他換成精致剪裁的洋服，他，大家，讀者們，才感到一種奇怪的調適。

　　如果革命的過程是自我取消以進入一種機械的工作，那么這樣的“螺絲釘”當然與愛情絕緣。一個革命者可以有夫妻關系、父子關系、姊妹關系，因為他們可以共為螺絲釘，但不能有情人關系，因為浪漫愛、男女感情、親密乃至個性，在這過程里找不到它的位置。韋護只能一個人回到革命（或“工作”）中，于是他終究拋棄了愛情，拋棄了麗嘉，甚至把一屋子的文學書都拋棄了。麗嘉與詩，輕重不同，同有所指：個體情感的自我取消。這是“終棄”。

　　02

　　但為何一個中年革命者會“始亂”呢？這當然還是與韋護的以苦行僧（或更精準的說法——現代產業勞工）為主體意象的革命工作有關。“始亂”來自因自我取消而生的苦悶與內傷。讀詩、寫詩，是韋護最后的自我保護機制。詩源于苦悶而非歡愉，詩是避風港、宣泄閘或療傷時間。韋護是一塊靠詩護衛著的騷動的巖石。

　　韋護自信能控制他與詩，但自知無法控制他與愛情，所以韋護選擇了一種“愛無能”的人生。因為“愛情”的原爆力之大，會嚴重威脅他一生艱苦奮斗所建立起來的自我——而其關鍵詞則是革命、信仰、工作。邂逅麗嘉之前，他所進入的所有男女關系，都是“安全的”，但其實就是“無愛的”，包括表妹、歌女露茜，以及俄羅斯女子依利亞。她們對韋護而言，是可以與“工作”安全切割的，“只（是日常生活中——引者按）有個女人罷了”。不得不說，韋護是狡獪的，工于自我管理。

　　韋護是不是一個禁欲主義者我不知道，但他的確是立志要當一個禁愛主義者。因此，初逢麗嘉的韋護以血的直覺敏感到這個危機，恐懼地預感到這個即將要發生的關系“是不協調的”。為什么不協調呢？因為韋護“預感”麗嘉與他生命中眾多轉蓬般的女子不同──這段“愛情”將會妨礙他的“工作”。公平地說，他抗拒過這個塞壬之聲，但失敗了。麗嘉的危險在于她熱烈地追求自我，在于生命中有一股不安定（相對于另一女子珊珊這是再清楚不過了）。麗嘉，對韋護而言，應是“詩”的人身化，有致命的魔力。

　　為何麗嘉對韋護有如此魔力？那就必須回到韋護其人的生命過往。由于成長時期的悲慘遭遇，韋護年少時以文學為救贖，在文學中療愈受創的自我，于是，落下了一種名士的、文人的風度品格。不妨說，這是韋護的第一期自我，且終其一生并不曾真正結束。韋護對這個名士作風，實際上是愛恨交織。為了革命，他得自我切割掉這個“名士的遺毒”或“怪僻”，把文學、詩、浪漫、神經質等通通切割掉。然而，他又不免轉而如此想：如果一個馬列主義者“都以自己的簡單而驕傲”，全盤否定被那個所謂“名士作風”所涵蓋的泛泛一切，那會不會也是可笑的淺薄呢？畢竟，“本來中國人是極浪漫的，病態的神經質的人，古老的民族呵！”你把這些壞的好的內容的形式的都切割掉了，那你不就只是一個簡單的機械了嗎？那革命后的世界豈不就變成了“全同世界”，而非“大同（小異）世界”了嗎？

　　韋護的第二期自我──革命者的自我，則是中國現代史決定的。他像無數志士一般，被這個大時代、大潮流卷進去了，成了馬列主義的信仰者，相信唯有它才能拯救中國萬民。因此，他“完全換了一個人”，壯士斷臂，把第一期的那些東西都丟了，或自以為都丟了（在還沒遇上麗嘉前）；韋護曾對一個同志說他名士的怪癖“都早就過去了”。因為參與一個大時代，他感到內在有一股新而大的生命力，但那個“有力”卻又似乎不是沒有問題的，因為他總感覺到“永遠像機器一般的有力”，而他的同行者似乎也都是“只有一副最切實用的簡單頭腦”。革命變成了“工作”，然而他又不能棄置這工作，因為這是他的“信仰”、他的“思想”。

　　韋護要為國家、民族、生民而戰，這他一點也不懷疑。這個信仰與思想雖然強大，但卻始終具有一種外在性，是建立在與內在的切割之上的──是建立在對文學、感動、詩性甚至神經質的那部分自我的否定之上，而這個自我否定，卻又經常同時也是對所有這些浸潤其中的那個傳統的否定。因此我們或許才能理解韋護竟然說這一時期的他：“雖有一個軀殼，然而卻沒有心，于是我便為一切其他的東西，過著機械的時日，我只是一個世故的人……只是一個市儈呢。”起先，我不理解，為何一個有信仰有思想的人會覺得自己的人生是“沒有心”，是“機械”，是“市儈”，但如果想象這是他在哀號所斷之臂，也許便能理解了。

　　因此，麗嘉的出現，為韋護所帶來的興奮以及恐懼，是同樣巨大的，且所指的都是同一對象：為了革命工作而被切割掉的第一期自我里的那些東西的復歸。她“只用一只眼便將他已死去的那部分，又喊醒了，并且發展得可怕”。

　　由此到達了韋護的第三期自我。一個無以名之，但似乎有潛能將“第一期自我”與“第二期自我”重新結合的時期。對韋護而言，這意味了感情與理智的結合、文學與政治經濟學的結合、愛情與革命的結合，但也未嘗不是中國傳統與現代革命的結合。

　　我們讀者悲哀地看到了短暫的第三期的快速崩頹。于是，韋護只有自我懲罰式地回到第二期自我，繼續他的革命“工作”。看來，這回他將要把自己苦絕至終了。他不但告別了愛情、告別了詩與文學，也將要告別所有讓感情得以滋生浸潤其間的傳統──那早已被革命者指為“名士的遺毒”的東西。于是我猜想，小說最終消失的韋護，如果再度現身，可能又穿上小說一開始的藍布工人衣了吧！革命，說到底，是韋護一個人的苦行。

　　韋護的選擇從結果看來是克己的甚至是英雄的，但他作選擇時的心路則是狡獪的。在回到革命，還是“抱起麗嘉飛去”的“選擇”上，他狡獪地想要不負責任，一種表里兼得的不負責。如果以他暗自所希望的，是麗嘉以其強勢（“好勝的人”）逼迫他放棄革命，“一起飛了”，那么韋護至少是“被動”的。而如果回到革命，那他又可以因大義而可以不負“拋棄”愛人之責。

　　如果以“狡獪的男性”為底色閱讀，那我們竟也可能看到一個孤獨的、傲慢的、虛偽的、狡詐的、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的、無能于愛的韋護。他愛的是愛情、青春與“非工作”，而不是麗嘉，他從不曾關注過麗嘉的追求，也不曾注意到她思想的成長變化。他吝于與麗嘉分享他的革命、他的焦慮、他的信仰、他的懷疑，多少次，幾乎要說了，但后來都藉由“男性特有的茹苦的忍耐”以及麗嘉因愛所生的如孩提般的不疑，而轉移話題。連麗嘉都指出“他沒有向我說一句，他只反復說他愛我”。這個左翼男性知識分子的模樣，實在無法不讓我聯想到陳映真《祖父和傘》里的那個男主人公。

　　從“狡獪的男性”這一思路下來，我們可能會下這么一個判斷：韋護由于逃避革命，而找上了愛情，他也因逃避愛情，而再度回到革命，然后……因此，韋護回到革命，不是自我犧牲，而是一個不得不的自我安頓吧！因此，韋護才會誠實地在告別信中說他自己畢竟是“物質的”“市儈的”。韋護是悲劇意義下的一個終生逃避者。雖然，我們也不免對他如此“批判”：這韋護竟連一個努力向上的親密愛人都無法使其成為同志，而他干的卻是動員民眾的革命工作！

　　03

　　“狡獪的男性”——似乎可以如此定位韋護了。然而，這個定位還是不充分，因為它只是從個體的或心理的層次理解。如果將韋護與20世紀中國革命的顛躓之路綰合的話，那么韋護的“狡獪”未嘗不是早期中國革命歷程里的困境的一種無可奈何的折射。“韋護”既指涉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中知識分子的自我切割（與中國傳統、與身心感情），也指涉了革命的某種內在缺憾：信仰與思想的實踐當下似乎因貧瘠于該信仰與思想之外的、來自文明傳統的內在的滋養，而使得革命主體特別干枯易碎。革命，及其道理道路，如何可能也恰恰是每個人的內在的、如泉之自流的呼求？而不僅僅是一種“為他人”的“禁欲主義”或苦行？“為人”與“為己”如何有機結合？如何重估“古之學者為己”？

　　韋護的限制是明顯的。他始終處在與他人隔離的一種狀態，不但無法與同志真正交流情感，更與這個大地上的廣大人民百姓缺少聯系；他只有一個飄渺的革命的天。因此，韋護無能于愛麗嘉，其實也與他無能于具體地愛百姓人民，建立內在的關系。這注定了韋護的悲劇。小說如果有續集，韋護可能還要再次從革命逃逸出來。不直面這些問題（革命與傳統、與人民、與大地），那我們的討論就只能停留在革命與愛情的“矛盾”，或停留在對左翼男性主體狀態的某種本體論探索上。歷史地看，韋護的革命人生的危機，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中的一種左翼男性主體狀態的危機。丁玲與陳映真使用的是同一個方法：以女性為試紙，測出男性知識分子的酸堿度。

　　因此，《韋護》可以被當作一則當代文化寓言來讀：我們是否可以從韋護身上看到早期中國革命里很多身處劇烈新舊交接時代的志士，所共同遭遇到的真切而難言的苦痛呢？為了革命，要達成多么艱難而且多次的與“傳統”筋骨相連的自我的取消？過程中是否會將革命與傳統以善惡二元對立，并且將后者的概念化無限擴大？這個自我取消會不會導致文化主體性的危機呢？革命之后，“我們”又是誰？

　　一旦把韋護放回大歷史，那么韋護就不只是一個狡獪的男性、一個“偽善者，投機者”，而是20世紀中國現代史中的一個悲劇典型。

　　愛情、革命、左翼、文學，是早期丁玲與早期陳映真的同思之對象。除此之外，他們也間接但強烈地思索“家庭”的位置。我們不得不注意到，早期丁玲的小說里主人公都被設定為一離家之人。當家庭、愛情、親密關系、文學、詩以及傳統，等等，都以負面方式被高度抽象時，這個革命是否顯現了一個深刻的內在危機？近來閱讀《陳映真全集》，我發現陳映真對此一問題展現了高度復雜的兩難。由于對丁玲的興趣才剛開始，我懷著一個熱切的好奇，想了解丁玲之后走的又是什么一條路！也許我通讀了丁玲之后，會發現現在的閱讀是膚淺甚或錯誤的，那也沒關系，留下當作見證。

　　但由于我認為早期陳映真與后期陳映真容有差異但卻不是兩個陳映真，我也這么琢磨著：或許也不見得有兩個丁玲吧。李陀曾說“丁玲不簡單”，我要說，丁玲與陳映真都不簡單。

　　后記：昨天（2018年11月6日）在網上看到賀桂梅教授的丁玲文章，才知道我讀的這篇《韋護》不是初刊版，而在初刊版里丁玲關于麗嘉與無政府主義的關聯似乎著墨較多。在我讀的版本里，“無政府主義者”的字眼不見了，有時代之以“現代青年”。賀桂梅寫作的思路是把韋護與麗嘉以康敏尼斯特與安那其的對立展開討論。如此就比較能夠將討論聯系到小說所取的原型人物以及小說作者的思想背景，以及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時代背景。賀教授的大作對我很有啟發。但我想，既然讀的是更訂本，那何不如“將錯就錯”，根據我的既是學科意義也是空間意義上的“邊緣閱讀”，提出一些粗淺體會，并就教于大方。

　　1    參見王增如編：《丁玲文萃》，文化藝術出版社2002年版，第39—141頁。本文所引用的《韋護》原文，均出于此版，以下不再逐一注明。

　　2    陳映真：《祖父和傘》，《陳映真全集》第1卷，（臺灣）人間出版社2017年版，第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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