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1.經濟主義的錯誤不是因為支持工人進行經濟斗爭，而是錯在將工人斗爭局限于經濟斗爭，將經濟斗爭中存在的政治因素所抹殺，故此經濟派們在表面上是工人階級的盟友在實質上卻在為資本主義服務。這種機會主義的路線不僅過去有，現在有，就是到了以后也會以各種形式粉墨登場，現實也會一次次用物質教他們做人。
2.“第一次代表大會”后的種種問題，很好的把一個正確的政治路線對于整個革命行程的影響表現的很清晰：因為沒有把組織統一為政治革命的方向去進展，沒有建立這么一個統一的綱領，滋生了經濟派以及各分散的機會主義團體在干擾革命的走向，把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局限性顯露了出來，但歷史以很好的向我們證明，俄國革命的未來不是一個把政治訴求讓給自由派的經濟派未來，而是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的未來，能實現這一點，恰恰少不了路線上的轉變，對經濟派立場的打擊與肅清，是這種斗爭成就著整個革命的走向。
本篇文章主要以《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為參考，筆者在閱讀原著的過程中發現，俄國革命形勢向各個階段的深入的過程也是以列寧同志為主的革命家們領導革命組織進行路線斗爭進入新階段的過程，期間很多的經驗教訓值得當今馬列毛主義的同志們吸收和揚棄。本部分承接上一部分從“工人協會”到“斗爭協會”的歷史，圍繞“第一次代表大會”到“《火星報》的創立”這段歷史展開。
1898年3月，俄國幾個城市的“斗爭協會”和崩得（猶太社會民主主義總聯盟）聯合起來在明斯克的一個鐵路工人家里舉行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以下稱“第一次代表大會”），發表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宣言》。“第一次代表大會”首次公開宣布了俄國的革命路線，但是并沒有對革命組織的建設起到實質上的推動作用，會后不到一個月，與會的9名代表就有5名被逮捕，受制于手工業式的組織方式，大會也無法把各個地方的組織工作聯系起來，沒有中央統一的領導和統一的路線。“第一次代表大會”這樣的手工業式的機會主義投機行為反而實際上增強了革命組織在思想上的渙散，助長了“經濟派”在社會民主黨內的猖獗。
這種思潮（指“經濟派”的思想），按其內容來說，并不需要什么發展與形成，因為它是直接從資產階級的書刊上搬到社會主義的書刊上來的 ——列寧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任何一個獨立的階級都會產生符合其階級利益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反過來為該階級的利益服務。俄國的民粹主義思想為富農的利益服務，“經濟派”思想為資產階級服務。這些政治思想不僅在社會上廣泛而深刻地影響著工人階級的運動，也在各種政治組織、革命組織中找到它的代理人。路線斗爭，不僅要在社會上對工人進行領導和灌輸，與機會主義思想在工人群眾中的影響斗爭，而且更要對革命組織內機會主義思想的代理人進行決絕地斗爭。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關鍵階段，即革命的客觀條件相當成熟的階段，廣大工人階級再也無法忍受“無權”狀態的時候，資產階級也準備好用最殘酷地手段發起鎮壓的時候，革命組織內的路線斗爭就對革命革命成功的主觀條件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經濟派”擁有自己的機關刊物（《工人思想報》等），從理論上對手工業式的革命方式和機會主義思想進行贊美和辯護，反對建立統一集中的工人政黨。“經濟派”攻擊“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否認無產階級日益貧困和資本主義矛盾日益尖銳化的事實；否認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否認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在原則上的對立，是資產階級在社會民主黨內的代理人。“經濟派”首先聲稱工人只應進行經濟斗爭，而把政治斗爭留給資產階級去搞，到后面又說黨不應是工人運動的領導力量，不應去干預工人階級的自發運動，尤其不應去領導它，而應跟著它走，研究它，從中吸取教訓，把階級斗爭縮小為狹隘的工聯主義運動，把工人運動變成自由派的尾巴。路線斗爭的第一次生死攸關的挑戰擺在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面前。為了徹底擺脫手工業式的革命方式建立統一而集中的堅強革命政黨，為了取得對“經濟派”等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爭的勝利，1900年列寧創立了《火星報》。隨后列寧在《火星報》上發表了著名的《怎么辦？》，給予“經濟派”的機會主義思想以迎頭痛擊。《火星報》不僅從思想上把黨凝為一體的工具，而且會成為從組織上把各個地方組織統一成為一個黨的工具，“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這就是革命先鋒隊的政治報腳手架。“星火可以燎原”，列寧點燃的這顆“火星”，后來成為了把沙皇封建專制和資產階級專政燒成灰燼的燎原烈火。
《火星報》的創立是俄國工人階級從自發斗爭走向自覺斗爭的開端，文章的下一部分將對列寧同“經濟派”斗爭的勝利成果《怎么辦？》進行展開并介紹俄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下的新一輪工人運動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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