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形成于20世紀中葉的文化馬克思主義，將文化批判作為對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批判，把文化批判從文學文本拓展到了更廣泛的現實社會，并體現出范式轉換的鮮明特征：以“文化主義”范式開啟“整體生活方式”的文化批判；以“結構主義”范式形成“多元決定論”的文化批判；以“結構—文化主義”范式實現“符號化對象”的文化批判。借助對文化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范式轉換的分析，形成從人類學、社會學、文學理論、語言哲學和符號學的不同介入視角所彰顯的“文化”意義，探尋“文化”豐富而復雜的內涵。在“結構—文化主義”范式的轉換中，以“內容”與“結構”、“事實”與“形式”的交互關系，思考社會結構與文化事件的張力關系，達至對人的符號化世界的文化批判路徑。

　　形成于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文化馬克思主義,以文化批判作為瞄準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利器,通過回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典文本來反觀傳統上關于“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單向度理解模式,深度探討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對當代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產生了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文化批判理論。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批判理論不同于一般文學研究方式的文化批評理論,它不只是對文學文本為對象的文化批評,而是面向了作為整體生活方式、多元決定論和符號化對象的文化批判,涵蓋了對日常生活、消費社會和人的符號化活動的批判,把文化批判作為對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批判。

　　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批判理論承載了三代思想家的思想,包括第一代“英國文化研究三駕馬車”的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E.P.湯普森(E.P.Thompson),第二代“當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英語世界首屈一指的文化批評家”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和“當代著名馬克思主義文論家”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第三代“種族問題的文化研究專家”保羅·吉爾羅伊(Paul Gilroy)、“英國文化唯物主義批評領軍人物”喬納森·多利莫爾(Jonathan Dollimore)和艾倫·辛菲爾德(Alan Sinfield)等。

　　文化批判理論在三代思想家的發展中,在聚焦不同的社會問題以及受學術思潮變化的影響下,他們以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沖破精英主義鴿籠式的傳統文化譜系;以文學理論、語言哲學和符號學從文本語言轉向人的符號化世界;以文化政治學發揮文化的治理功能和社會建構功能,呈現出對“文化”概念、內涵、視角和意義的變化,產生了文化批判理論的范式轉換。具體表現為,從“文化主義”到“結構主義”再到“結構—文化主義”的范式轉換,在這一過程中三個階段都有各自的理論特點和發展需求,并相互關聯和不斷推進。文化馬克思主義打開了文化批判理論的豐富場域,不僅呈現了不同社會歷史語境和人文思潮下各種姿態的“文化”樣貌,而且為文化批判走向文學之外提供了聚焦社會現實問題的實踐路徑。這為我們進一步深入“文化”內涵的理解,挖掘“文化”的社會功能提供有意義的借鑒。

　　一、“文化主義”范式:“作為整體生活方式”的文化批判

　　“文化主義”范式是指將人的實踐經驗和實踐行為納入文化內涵的理解之中,主張人類經驗生活顯影而成的文化觀,彰顯具有展現人類生存意義的文化功能。第一代文化馬克思主義者霍加特、威廉斯、湯普森借助“文化主義”范式,將作用于人感覺經驗的文化視為文化研究的真實來源,強調源自生活世界文化觀念的價值和作用。他們以“文化主義”范式,用經驗事實對社會生活的直觀描摹,回歸文化語義的真實場景,力圖打破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操控的文化符號鏈條,解開資本主義文化符號背后意義關系的幔帳。

　　“文化主義”范式是文化馬克思主義沖破傳統文化譜系學,批判形而上學文化觀的必然階段。“文化主義”范式的出現是在文化馬克思主義接受“結構主義”思想之后,為了體現其代際差異而命名的。“事實上,文化主義是一個在此之后(結構主義)的術語,它的精確意義正是因為與結構主義的對比”。第一代學者沿著馬克思恩格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強調歷史認識論的重要作用,從人類社會實踐的現實場景出發,探究文化生成的真實來源,批判抽象化剝離文化的意義。在傳統文化譜系學中,構成文化的詞匯意義、編撰方式、語言規則和語體風格被嚴格地圈定在精英主義“文本自律”的界限中,文化抽離于現實生活的情境,被懸置起來的文化成為形而上學的存在。

　　文化馬克思主義正是看到了傳統文化觀與傳統語言哲學研究的弊端,他們認為解決這一問題的當務之急,就是要將“文化回歸人的現實生活”“文化同樣是普通人的”“從根本上說文化還是一種整體性的生活方式”等這樣一些經驗主義的文化定義得以確定。在“文化主義”的開場下,使得具有人類學和社會學意義的“文化”在更為寬廣的視域中得以彰顯,以“文化”自下而上的發展和多數人共享意義的文化符號,得到了對原有文化觀念里程碑式的變革。文化主義在很多時候被認為因感情色彩濃厚而失去科學性,然而,對于撼動當時堅如磐石的精英主義文化傳統和改變舊文化符號秩序而言,它具有重要的歷史性意義。

　　文化馬克思主義早期文化批判的三部曲正是基于對資本主義后工業社會為現實來源的創作。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批判不是理論內部抽象化的推演,或以建立某種嚴格文化理論規則為目的,而是以文化批判的視角審視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層矛盾,形成具有現實指向的文化批判理論。伊格爾頓對文化批判功能的基本定位是,“現代批評是在反對絕對主義政權的斗爭中產生的,除非現在把它定義為反對資產階級政權的斗爭,否則它可能根本沒有前途”。第一代文化馬克思主義正是基于對資本主義批判展開文化批判的研究。他們意識到資產階級通過政治權力,借助自上而下的符號操控,進行鞏固、收編和編碼資本主義的文化場域,從而形成統治普通人民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流。在被資產階級排序的文化序列中,底層人民的文化形態和文化意識不被接納,一直處于被排擠和被邊緣化的狀態。正如伊格爾頓所述:“部分是受到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重重壓力,部分是受到社會主義內部新主題和力量的影響,文化研究所關注的中心,已從狹隘的純文本或概念分析轉移到了文化產生問題和藝術品在政治中的運用”。文化馬克思主義針對資本主義的現實社會進行文化批判研究,實現了文化理論與文化實踐的有機結合,“提出了有關社會主義文化理論與文化實踐的關系”。而這一具有突破性的文化觀念變革,最初就源于第一代文化馬克思主義學者共同奠定的思想基礎,將文化批判指向現實社會經驗的思考范圍。下面以文化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的三部曲為例,分析他們如何從經驗事實為基礎的“文化主義”范式中,尋求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依據。

　　第一部:1957年霍加特《識字的用途》。它作為文化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的先鋒之作,選取工人階級文化生活的語料,打破了精英主義視角的傳統文化分析方式,以民族志介入對文化闡釋的新替代方案,從貼近生活的文化展示文化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將文學批評的特殊性介入到整體文化研究中。這本著作振聾發聵地敲響了對文化傳統舊秩序不滿的鳴鐘,揭示了資本主義文化對工人階級有機文化生活的侵蝕與破壞。這一著作以帶有個人自傳性的記敘方式與社會歷史和文化批判融合在一起,彰顯了普通工人階級文化生活的意義,并揭示出工人階級文化“斷裂”的根源,在于工人階級文化被動成為了順從資產階級文化操控的犧牲品。在被看作斷裂文本《識字的用途》的第一部分,霍加特以充滿溫情的筆調展示了由“母親”“父親”“鄰里”“他們”和“我們”之間所構成的工人階級人物景觀,以“口述傳統”“沒有比較更好的地方”“通俗藝術周刊”“通俗藝術例證”串聯成一幅幅工人階級“真實”而“富足”的生活世界。這種經驗式的描述存留在現實生活的具體文化樣態,作為生活體驗的文化觀念,再現了英國工人階級生活的真實樣態,讓讀者對工人階級文化生活產生情感共鳴,并生發出對正在消失的工人階級文化的惋惜之情。之所以稱為“斷裂”就在于,霍加特有意在第二部分全然扭轉筆鋒,以“失去行動力的彈簧”“被棉花糖世界包裹的新大眾藝術”“自動點唱機男孩”“轟鳴刺耳的酒吧”等圍繞著犯罪、幻想、性愛為主題的“火辣”雜志,這些充滿“病態的”“不健康的”和“空洞乏味”作為呈現大眾文化題材,用一種強有力的反差與對比,使讀者自發產生對新大眾文化裹挾世界的厭惡,發出對資本主義文化批判的吶喊。

　　第二部:1958年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它是另一本文化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的奠基之作,被稱為《識字的用途》的姊妹篇,同樣采用了經驗主義的研究方式,表達了威廉斯“對工業文明及其文化和思想中已經發生、當時正在發生的事件的感受”?！段幕c社會》記錄了從18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影響英國思想界主要的25位思想家所形成的“工業革命期間英語的演變”,也就是伴隨工業革命以來,以伯克傳統為標志的思想演進史。在伯克傳統規劃和限定的文化坐標系中,文化的邊界、文化的精神和文化的規約性問題基本上被圈囿在了“國家精神”“國民性格”“上帝意志”“神的指引”和“完美標準”的詞項范圍中。威廉斯通過切入生活的文化敘述,關注人類社會實踐的文化場景,來審視伯克傳統以來文化格式化的思維進程。文化觀念的形成并非靜止和統一化的,而是充滿了復雜而多樣的姿態,承載了不同文化主體探索各自不同文化生活所做出的努力。威廉斯用這樣一種開放式的文化觀念,突破了伯克傳統以來對文化解釋的無限權威,對當時文化觀念的形成和方法論提出了巨大挑戰。

　　第三部:1963年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它雖說是一部典型的歷史著作,但同被視為早期文化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三部曲之一,其主要原因在于“把階級經歷用文化的方式加以處理,它體現在傳統習慣、價值體系、思想觀念和組織形式中”。這種歷史與文化雜糅狀態的研究,事實上是文化馬克思主義運用“文化主義”范式的一種體現?！队と穗A級的形成》改變了傳統以來歷史編撰學的記敘方式,將歷史敘事呈現于具體歷史事件和歷史事件的感覺經驗之中,而非抽象地陳設于特定的結構之中。湯普森以經驗主義分析方式展現了工業革命時期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過程,一方面,以“復數”而非“單數”呈現“階級”,在于凸顯“階級”歷史關系的整體性;另一方面,以“形成”一種動態的呈現過程,突出“階級”作為“一種歷史現象”詮釋的意義。湯普森借助工業革命以來工人階級共有的、共同的經歷結成的階級意識和階級感,揭示宏觀社會結構之下真實而鮮活的工人階級的本真樣態。他對工人階級的描述從勞動到生活、從組織方式到政治活動、從宗教習慣到文化娛樂,以回歸生活的和沉淀于生活內部的具體歷史事實揭開工人階級形成的現實場景,從而拋去傳統以來對工人階級描述的刻板印象。湯普森細致入微地對“窮苦的織襪工、盧德派的剪絨工、‘落伍的’手織工、‘烏托邦式’的手藝人……”的描述,就在于烘托工人階級在工業革命期間由共同經歷而自發生成的階級意識和階級情感。湯普森正是用潛藏在工人階級文化中的“意識”“無意識”和“潛意識”,使得工人階級擺脫盲從,從社會無意識的文化源泉中,獲得工人階級共有的思想觀念和革命意識。

　　文化馬克思主義早期三部曲以“文化主義”范式,展示了看待文化問題的多種可能性,不再固守于傳統以來鴿籠式學科定位的文化劃分,提供了不同主體對待文化的不同態度和形成不同觀念的選擇方式,從而使文化批判理論成為探究人類社會真實樣態的一種重要來源。

　　二、“結構主義”范式:“多元決定論”的文化批判

　　在經歷“文化主義”范式的探索中,文化馬克思主義受到了結構主義思潮的影響,形成了對“結構主義”的認識和自我轉化過程,產生了介入“結構主義”范式的文化批判。文化馬克思主義的這一介入,不是對先前“文化主義”范式的否定和丟棄,而是一方面認識到“文化主義”范式具有缺乏科學實證研究的局限性,另一方面警惕脫離事實而落入純粹形式主義、抽象結構序列的誤區。他們對“結構主義”的認識,與前面提到的“文化主義”有密切的關聯,在文化批判的范式轉換中,看到了社會結構對意義生成的作用力,認識到僅以經驗主義的認識原則探究文化問題還遠遠不夠,需要尋求“語言”與“符號”、“意義”與“社會結構”之間富有張力的隱喻關系,以更加科學理性的方式研究嵌入社會結構的文化問題。

　　“結構主義”范式呈現出“多元決定論”的文化批判,這體現了“文化主義”向“結構主義”范式轉換的接連與發展,即對“基礎與上層建筑”單一決定論的反思與批判。威廉斯在論述“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問題時,分析了這個具有“比喻性”關系的復雜性。在他看來,“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不是“凝固的、界限分明的空間關系”,而是充滿了“時間‘延宕’或‘不平衡’”。為論證這一觀點,他以文獻考據的方式,從《<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致布洛赫的信》《資本論》中追溯“基礎”“上層建筑”的術語變體,分析了馬克思恩格斯對“基礎”“上層建筑”的使用,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對這對詞語的使用不是以概念式而是以隱喻式來使用,因此在理解中要深入認識到這對詞語的復雜隱喻關系,而非簡單化、凝固化其意義或者封閉于某一范疇之內。威廉斯指出馬克思歷史觀的核心命題之一在于,“在實際的發展過程中,一直存在著生產關系方面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關系方面的深刻矛盾,因此也存在著這些力量動態演變的持續可能。……只有當我們意識到‘基礎’(習慣上人們也把‘變體’歸入其中)本身就是一種動態的、充滿內在矛盾的過程——包含著現實人們和由他們構成的階級所進行的種種具體活動,以及一系列從協作到敵對的活動——的時候,我們才能把自己從這種帶有凝固性質的某一‘領域’或某一‘范疇’的觀念中解脫出來,從而推導出‘上層建筑’的多變過程”。因此,威廉斯反對當前很多馬克思主義者如普列漢諾夫以“五個順序性因素”對“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關系”的闡釋,以一種排序或者序列關系割裂了“因素”之間的不可分性和復雜性。在此基礎上,威廉斯進一步對“決定”一詞進行語義分析,指明“決定”不是“鐵的規律”“絕對的客觀條件”又或是“抽象客觀性”,而是“多元決定”、發生在“過程中的”“由過程整體上的‘規律’起作用”和“歷史客觀性”作用的。威廉斯正是在對“基礎——上層建筑”關系的澄清過程中,聚焦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形成了文化批判理論的基礎,激活“文化”具有的相對自主性和實踐作用的意義。

　　第二代文化馬克思主義者霍爾、伊格爾頓、本尼特,在延續“文化主義”基本的文化觀上,認識到文化符號意義的復雜性和多層次性,單純經驗主義文化研究是缺乏系統的理論,進而展開了文化隱喻關系多維度的思考。這一研究范式對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將索緒爾格式塔般傳統語言哲學嫁接于文學理論而產生形式主義文論和文本自律論進行批判。他們從語言符號內部邏輯的文本研究,走向文學之外,轉向語言事實和言語內容相結合的研究,強調符號意義與現實生活的密切關聯。同時,他們批判性地吸收了結構主義對文化批判的方法,認識到結構主義固然有對社會結構縝密的地層學意義上的科學研究方法,但過于強調結構的作用而忽視了結構背后歷史主體的價值。文化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理論接受“結構主義”的思想大致可分為兩種路徑:一是以索緒爾為代表的語言深層結構的路徑;二是以阿爾都塞為代表的意識形態分析的路徑。

　　路徑之一:以索緒爾為代表的語言深層結構的批判路徑。威廉斯在回顧以往的語言哲學發展史的過程,闡明了語言哲學的現實狀況,認識到索緒爾語言哲學是一種語言結構的自生系統,語言對外部世界的指向是被排除在研究之外的。索緒爾語言哲學符合現代西方哲學思想家的研究路徑,以對近代西方哲學形而上學的批判,用語言內部邏輯構造哲學,是一種純哲學內部的研究。威廉斯主張語言符號研究與現實社會關聯的思想,開啟了以社會維度語言符號研究為代表的思想家維柯和赫爾德的思想。然而,他認為這些思想是一種生物學或者先驗論的語言研究,是對語言符號構成性觀念形成于人的生物學基礎的論述。為此,他試圖以馬克思主義哲學,重新對語言符號的構成性觀念加以詮釋,提出了具有物質性社會實踐的語言內涵。

　　本尼特對索緒爾之后文本自律論的美學原則進行了批判。他認為,索緒爾對意義與現實之物的符號關系可運作于美學意義的文學批評。“這樣一種‘文學’觀念使得我們發現在美學中所關注的問題”。然而,這種美學性的文學分析在英美新批判那里,被發展為文本自律性原則,強調文本內部結構的優先性,以文本陌生化的方式拉開與現實世界之間的距離。在本尼特看來,這種追求形式上的迥異造成了“文學”批評任務的相互抵觸,失去了文學美學的真正價值。在此情境下,本尼特以文學之外的視閾,走出了傳統文學批評固定化的模式,重新搭建意義與現實之物的文學審美,提出具有審美理性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理論。

　　路徑之二:以阿爾都塞為代表的意識形態分析的批判路徑。文化馬克思主義在汲取語言范式之后,受阿爾都塞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影響,產生了將馬克思主義與結構主義進行融合的新思路。以霍爾為核心的第二代文化馬克思主義學者,因受到阿爾都塞結構主義的影響,開始了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轉向。阿爾都塞以“矛盾與多元決定”的思想,對黑格爾主義的“表現的總體性”進行了批判,認為無論是斯大林主義還是與斯大林針鋒相對的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都是黑格爾主義的殘留,以科學理論重新建構馬克思主義。文化馬克思主義以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論”看待文化問題,以文化的相對自主性對待文化、經濟、政治之間的關系。

　　文化馬克思主義對阿爾都塞思想的接受不是全盤和被動的,主要采納了其中關于不同層次、地層學的抽象之間的連續而復雜運動的思想,同時,也看到了多元結構論影響中產生系統闡釋的高度形式主義的危險。雖然,阿爾都塞結構主義的思想在霍爾所主持開展的文化研究中產生過重要影響,如霍爾的“批判范式”,即從內容轉向結構或者說從顯示意義轉向符碼層級。但是,文化馬克思主義也看到了這種大量去除歷史、高度抽象結構和注重形式的弊端,特別是后結構主義對結構主義的沖擊也影響了文化馬克思主義對阿爾都塞結構主義的認識。文化馬克思主義認識到阿爾都塞過于強調結構的無主體和結構的連貫性,從而陷入了無行動主體的困局中,并產生了無力解決意識形態沖突和如何解構意識形態的問題。文化馬克思主義逐漸認識到結構主義與文化主義存在的優勢與弊端,試圖將兩種范式進行有效結合?；魻栒J為,葛蘭西轉向有助于結構主義與文化主義的融合,有助于超越文化主義、結構主義的局限。

　　三、“結構—文化主義”范式:“符號化對象”的文化批判

　　從整個結構主義對文化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來看,主要呈現出三個歷史時期:以索緒爾、列維—斯特勞斯和巴特的“語言學范式”;以阿爾都塞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轉向;以葛蘭西轉向實現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的超越。這三個階段代表了文化馬克思主義實現“結構—文化主義”范式融合的演進過程,實現從語言符號拓展到更廣泛的符號世界的研究。文化馬克思主義將符號一體兩面的特征,即“語言與言語”“共時與歷時”“能指與所指”“形式與內容”的辯證關系運用到文化批判的思考中。而這種融合范式是通過將結構主義原則運用于具體的文化與社會事實中,以及對傳統結構主義的揚棄中不斷摸索而來,體現了符號化對象的文化批判。這種符號化對象世界的文化批判是在“結構—文化主義”范式融合的過程中得以逐步延伸推進的。

　　當文化馬克思主義看到阿爾多塞結構主義的弊端時,將其目光轉向了葛蘭西思想,最終實現了“結構主義”與“文化主義”的范式融合。他們逐漸認識到,結構主義過于追求結構的抽象化而走向過度的形式主義,去除復雜文化符號場景中的歷史事實,而無法解決文化符號中“無意識”“常識”與社會組織結構的關系問題。他們通過葛蘭西對“意識形態”“常識”“霸權”和“權力”的分析,有效推進了結構主義與文化主義兩種范式的接合。在葛蘭西看來,意義鏈的頂端是由制造、維護及再生產這些權威理論和實踐規定,即所謂的“霸權”所決定的,但是這種決定不是靜態的實體和持續的穩定系統,而是充滿著不平衡、沖突、斗爭、協調和重新平衡的動態過程。文化馬克思主義認識到了結構系統中的動態性,將文化批判指向符號化的對象世界,把阿爾都塞“地層學的現實變成統一由符號化對象滲透其中和作用其中的這樣一個現實”。

　　文化馬克思主義看到了符號實踐對于反霸權的積極作用,在符號化對象的理解中,文化符號被歸為具有相對獨立存在意義和實踐意義的范疇。文化符號與意義張力關系的探究,在文化馬克思主義的后期研究得到頗為有效的發展,在探究具體文化意義的生成時,不僅探討廣泛被接受的“意義圖表”,更為重要的是,展開了“意義”流通中產生的差異、沖突、認同和利益關系的詢問;不僅對觀念系統的“意義”或者表征系統的“意義”進行分析,而且更進一步地對實踐的“意義”或者功能的“意義”進行了深入研究,更加突出了“結構—文化主義”范式馬克思主義符號隱喻研究的特色。

　　在“結構—文化主義”范式融合的文化批判理論中,文化馬克思主義對深入社會文化現象的剖析,直擊當代社會的核心矛盾,進一步拓寬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理論的視閾。文化馬克思主義面對政治話語的復雜性,形成了文化政治學研究。像本尼特則汲取了?？玛P于非單一結構權力的思想,主張對話語的論述不能單純依靠結構主義方式,而應采用戰略性或戰術性話語的思想。本尼特這種戰略性或戰術性的話語主要接受了?？?ldquo;知識分子”的思想,并撰寫了《形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文學之外》《文化、治理與社會》等系列著作。他試圖恢復“真實歷史”敘事和減少“文學內部”敘事,強調“知識分子的職能”,對公共話語、公共教育、公共文化場所,開展政策引入上的文化治理。

　　伊格爾頓將精神分析與女性主義融入對當代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的分析中,關注多視角文化的馬克思主義問題,但是,他明確指明了研究“性別問題”與“階級問題”之間關聯,指出“(性別)遠不是階級斗爭的替代物,而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手段”。即便在被稱為具有后結構主義色彩的《克拉里莎被強暴》中,他始終強調以“總體性”分析捍衛馬克思主義立場的意義,借助拉康的概念——“拒絕替補的邏輯”批判任何以“身份政治”替代“階級”概念等替代方案。可以看出,伊格爾頓對20世紀末以來“女性主義”“身份政治”“邊緣群體”和“青年文化”研究的態度和定位,認為這只是后現代語境中馬克思主義發展狀況的某種闡釋,并不能從中找到文化批判理論的主要政治實踐形式,這與第三代代表人物思想具有一定差異。

　　20世紀90年代之后,第三代文化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在全球化驅動下出現了文化“并列、會合和混合”的姿態,需深入到符號化對象世界更為復雜的多面向觀察,反對傳統樣態的文化認同和身份認同的方式,關注文化符號中的“混雜”“散居”“移民”“多元化”和“多重身份”,凸顯了本質主義批判的特征。吉爾羅伊以“多元化的歷史”與文化表征相結合,強調在多元文化視域中用“身份的運動”的方式重新看待種族文化、文化政治和身份政治的問題,反對以泛全球化身份對不同歷史境遇的文化特性做出統一化敘述。多里莫爾和辛菲爾德是威廉斯文化唯物主義主要的繼承者和實踐者,以戲劇作為展開社會歷史復雜性的微縮鏡,揭示資本主義為主導的意識形態流對整個社會文化多樣性的遮蔽。他們用反本質主義的批評方法,主張文學與歷史的無法分割性,調動戲劇中失序與反抗性元素,例如“克瑞西達作為反抗秩序和權威的典型代表”,從而激活戲劇本身潛在的顛覆力量。他們關注文本閱讀作為建構人類知識、基本觀念和意識形態批判的重要實踐活動,將文本理解當作是文化生產的重要組成,力圖達到文本與語境、文學與政治之間的無歧義性,彰顯了符號化對象世界中普通人民文化自主實踐的意義。

　　20世紀末到21世紀文化馬克思主義隨著后人文主義的涌現,他們借助“結構—文化主義”范式,將符號化對象的文化批判延伸至更廣泛的場域,包括主體性與身份、社會認同方式、反本質主義、身份與話語模式、散居與邊緣群體、混雜身份、后殖民主義文學、性別的話語結構、全球電子文化、數字媒體文化和城市文化研究等相關主題。他們認識到文化批判理論的復雜性和多元性,由不同群體組成的文化集合中的內部獨特結構和相對自主的實踐形式,來探究文化符號與社會結構的張力關系,從而以文化實踐的內部生成作為變革整個社會結構的動力,從微觀文化結構的變化產生對整個社會結構運行方式的反作用。

　　文化馬克思主義從發生學的角度關注文化現象是如何生成的,將文化事件與事件背后的結構規律進行一種復合。這種研究一方面避免了結構迂回、抽離現實語境的分析,另一方面可在語言繁復的經驗描述中尋求規律;既可以減輕結構分析對文化現象造成的刻板感,又可將文化的氣息和濃郁感在經驗的敘述中蔓延開,使得在這樣一種雙向維度的展開中讓人不禁輕呼一聲這就是文化。

　　結語

　　總體來說,“文化主義”范式的文化批判賦予語言符號展現人類生存意義的價值,借助歷史文化語義學、二戰前后工人階級語言符號變體和承載社會關鍵詞的語義流變,對經驗生活的日常語言、工人階級的言說方式和普通人民的文化常識,進行了具體經驗層面的語言研究。這一研究范式改變了格式塔般傳統語言哲學的現狀,從語言符號內部邏輯研究,轉向了語言事實和言語內容相結合的研究,強調言語意義與日常生活的密切關聯。“結構主義”范式在延續“文化主義”范式的文化批判基礎上,認識到語言符號意義的復雜性和多層次性,單純經驗主義語言意義研究缺乏系統理論,展開了文化結構地層學意義的思考。他們批判性地吸收了結構主義對語言研究的方法,認識到結構主義固然有對語言符號縝密的科學研究方法,但過于強調結構的作用而忽視了結構背后歷史主體的價值。“結構—文化主義”范式一方面強調語言符號結構分析的科學意義,另一方面關注語言符號行動者的實踐意義,將“語言結構”與“言語意義”作為探究社會發展互為補充的因素,嫁接了符號的“形式與內容”“結構與事實”之間的關系,實現了兩種范式融合的文化批判理論。文化馬克思主義正是將共時的結構秩序與歷時的時間序列編織在一起,共同釋義嵌入在社會結構的文化圖景,為文化批判理論帶來了理論與實踐的互補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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