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水滸》第八十二回“梁山泊分金大買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這一段故事，是梁山起義軍由造反正式轉向“順天”、“護國”，即蛻化為封建王朝的反革命御用軍隊的轉折點，也是宋江投降主義路線的一個總兌現。
在這一回里，不見金戈鐵馬、刀光劍影，但見“結彩懸花”、“肉山酒海”；不聞殺聲動地、鼓聲驚天，但聞“笙簫鼓樂”、“山呼萬歲”……
《水滸》作者嘔心瀝血、慘淡經營、苦心孤詣地大肆鋪陳，竭力把這幕投降丑劇渲染成是“忠義之士的一曲“正氣歌”，這集中暴露了作者敵視農民革命的反動立場。
《水滸》對這場“順天”、“護國”的投降丑劇的美化，從根本上說，是通過掩蓋封建社會的階級對立，并代之以捏造出來的“忠臣”與“奸臣”的虛假對立來進行的。
毛主席指出：“地主階級對于農民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迫使農民多次地舉行起義，以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
反動統治階級為了鎮壓農民起義，以維護搖搖欲墜的統治，就不得不同時或交替使用“剿”和“撫”這反革命的兩手，“剿”不成，則“撫”；“撫”不成，再“剿”。
對于農民起義隊伍來說，“剿”這一手是比較赤裸裸的，因而必然地要遭到起義軍的堅決回擊；投降派宋江，出于炫耀“實力”，向皇帝賣高價投靠的考慮，同時迫于“大軍壓境”的形勢，一時也不太容易搞成他的投降陰謀。
但對“撫”，即“招安”這一把軟刀子，情況就不一樣了。由于梁山起義軍內部存在著兩條路線斗爭，因而在對待“招安”上，也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真正的革命派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示反對，進行抵制，為了粉碎統治階級的“招安”陰謀，活閻羅阮小七敢于“倒船偷御酒”，黑旋風李逵敢于“扯詔謗徽宗”，這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造反精神，是封建社會革命農民的典型性格。
而投降派宋江之流，對招安卻是夢寐以求的。由于宋江一伙已篡奪了梁山的領導權，他用有一條“義”的繩索來束縛這支隊伍，在這種情況下，“招安”這把軟刀子對梁山農民革命就有著更大的危險性。
然而，正因為在梁山起義軍內部存在著路線斗爭，這就決定了宋江搞投降不能不經歷一番曲折。
第一次“招安”，由于朝廷“詔書”出言不遜，下“詔書”的陳太尉等人態度傲慢，換句話說，朝廷收買宋江出的價還不夠高，加上梁山革命派通過“換御酒”進行抵制，因而失敗了。
當梁山好漢們怒氣沖沖，“一齊發作”時，登時急壞了宋江，他“橫身在里面攔擋”，還“親身上馬，將太尉并開詔一干人數護送下三關”，臨別又向統治者暗示“招安”告吹的原因：“實是草詔的官員不知我梁山泊的彎曲”，卑鄙地向統治者獻謀劃策，必須“以數句善言撫恤”，并再三乞求陳太尉“回到朝廷，善言則個”。宋江回到山寨，對眾好漢，卻是橫加指責，說什么“雖是朝廷詔旨不明，你們眾人也忒性躁”。
第二次“招安”，是在梁山起義軍二敗高俅之后。“宋江聽罷”“招安”音訊，“喜從天降，笑逐顏開”。不料高俅由于兵敗，出于自身利害得失的考慮，采納了濟州老吏王瑾把詔書讀成破句之計，企圖殺了宋江，“拆散”起義軍。
這個愚蠢的做法恰恰被革命派吳用利用來抵制“招安”，于是，在吳用暗示之下，花榮“搭上箭，拽滿弓”，一箭射中天使面門，伏兵殺出，打得高俅“城中軍馬大亂”，第二次“招安”又失敗了。此時宋江是什么態度呢？他又一次公然站在統治者一邊，趕快“收軍，不教追趕”，唯恐因此觸犯朝廷。
兩次“招安”，充分暴露了投降派宋江的卑劣嘴臉。然而，作者的這番苦心構思，卻別有用意：一是要借此表明皇帝是“圣明天子”，宋江是“忠義之士”，兩次“招安”所以失敗，宋江所以不能“盡忠報國”，都是由于高俅、陳宗善一伙的破壞，即是“好臣”們壞了事；二是為了替第三次招安作鋪墊，并烘托出太尉宿元景之“忠”。
果然，宿元景一來，“招安”就成功了。
宿元景何許人也？在作者心目中，他無疑是個“忠臣”。也就是說，宋江是在野的宿元景，宿元景是在朝的宋江。然而，剝去“忠”字的畫皮，宿元景同宋江、高俅都是一路貨。
在政治上，宿元景不過是個宋江向皇帝賣身投靠這場交易中的“掮客”。在經濟上，他又怎樣呢？
在第五十九回中，宋江向宿元景借用金鈴吊掛歸還之時，就送了他“一盤金銀”，他假意推托一番，收下了。
在第八十一回宋江遣燕青為“招安”前去東京“打通關節”時，又送了“一籠子”“金珠寶物”給宿元景，他假意推托了一下，又收下了。
在這一回中，宿元景奉天子之命前來“招安”，宋江受寵若驚，又送了“一盤金珠”他假意推托了一下，還是收下了……
夠了！僅此就足以看出宿元景的貪得無厭了！事實上，宿元景和高俅一伙，都是宋徽宗的走狗，要說他們有什么不同，不過是在扼殺農民起義的方法上，即用哪把刀、哪根繩的問題上，看法不同罷了。
至于《水滸》竭力掩蓋宿元景同高俅的共同階級本質，揚“宿”貶“高”，目的無非是為了美化宋江所推行的“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這條投降主義路線，美化宋江接受“招安”，進而“順天”、“護國”的這幕丑劇。
《水滸》對宋江扮演的這場投降丑劇的美化，還表現在對“招安”的具體描寫上。
在七十一回和七十二回燕青出使“打通關節”前后，宋江曾兩次“取出玄女課，望空祈禱，卜得個‘上上大吉’之兆”。作者并安排了一個細節，讓宋江在卜前想起九天玄女之言：“遇宿重重喜”。
顯然，在作者及宋江看來，受“招安”，搞投降，既是“上上大吉”，又是“重重喜”，這豈不是一曲“正氣歌”嗎？其實，這完全是反動派的邏輯。反動階級的“上上大吉”、“重重喜”，正是勞動人民的災難之日、遭殃之時！
不僅如此，作者還竭力把宋江投降叛賣的場面寫得“氣勢雄壯”。你看——“擺得整齊”的“宋江軍馬”來了，“前面打著兩面紅旗：一面上書‘順天’二字，一面上書‘護國’二字”，真是何等“莊嚴”、“肅穆”、“輝煌”！
難怪宋徽宗“引百官在宣德樓上，臨軒觀看”時，要“喜動龍顏，心中大悅”，“嘆羨不已”了。
為什么？因為宋江“順”的是天子的“天”，“護”的是封建地主階級的“國”，宋江搞投降，完全迎合了宋徽宗這個地主階級總頭子的階級需要。
不是嗎？今日“天子”少了一個日夜憂心的“心腹之患”，日后鎮壓“謀反”的農民起義還多了一員得力的黑干將。透過這些具體描寫，《水滸》作者謳歌這幕投降丑劇的溢美之情，不是已經躍然紙上了嗎？！
但是，搞投降總是不得人心的。當宋江接受“招安”，分金大買市，準備連根掘掉梁山這塊革命根據地時，“當下辭去的，也有三五千人”。
這些革命戰士，為推翻封建王朝，曾跟著梁山革命事業的奠基人晁蓋，出生入死，浴血奮戰。他們的本意何嘗愿意離開這塊革命根據地呢？可是，由于路線變了，這支隊伍的性質也已經變了，只得忍痛而去。
作者雖然用筆狡黠，但恰恰在這一星半點之處，卻不免露了“餡”。其實，這一筆點綴從反面所告訴我們的，正是《水滸》作者沒有理解，也無法理解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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