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第七十一回，寫宋江接連召開四次全體大會。這就是“慶功會”、“排座次”、“歃血誓盟”和“菊花之會”。為什么此時此刻，宋江緊鑼密鼓，迫不及待地連開幾個大會？這里面究竟包藏什么禍心？剖析一下宋江的這番作為，對于我們識別什么是投降派，是有益處的。

　　投降派打進革命隊伍后，都有一個從“潛伏”到公開的過程。一旦有了“資本”，感到時機成熟，馬上進行叛賣，這是修正主義者的共同特點。

　　宋江就是如此。這個混進梁山的地主階級分子時時窺測方向，伺機而動。晁蓋在時，他拉山頭，搞分裂，奪兵權，架空晁蓋。晁蓋一死，他大權到手，立即把晁蓋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將農民起義軍“共聚大義”、“和大宋皇帝作個對頭”的革命路線篡改成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修正主義路線。

　　到了打青州，打大名，打東平，打東昌，取得了一些勝利以后，宋江覺得“政治資本”積累得差不多了，“求招安”的條件已經成熟，于是立即有計劃，有組織，有步驟地展開緊張而頻繁的叛賣活動。四個大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舉行的。

　　如果說，在“慶功會”上，宋江當著一百〇八人的面借搞“羅天大醮”、超度亡靈為名，公然提出“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以便他能率眾“盡忠報國，死而后已”；那末，“排座次”這個大會，則是宋江企圖借“天意”來強行推行他的投降路線的一個更險惡的陰謀。

　　宋江精心策劃、一手導演了一場“忠義堂石碣受天文”的鬼把戲，以石碑上的“天文”刻著“替天行道”、“忠義雙全”八個字，來“證明”他的修正主義政治綱領和思想綱領來自“天命”，并在全體大會上強行通過，這表明宋江的投降活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不僅如此，宋江還借“天命”，在組織上大搞其鬼，借口所謂“天文”上寫著三十六員天罡星，七十二員地煞星的名字為由，胡吹什么這是“上蒼分定位數，為大小二等”“都已分定次序”。

　　這是什么樣的“等級”和“次序”？請看：為首的是“天魁星呼保義宋江”。魁者，首領也。尊宋江為“魁”，就是屏晁蓋于一百〇八人之外，一筆抹殺了晁蓋對于梁山的奠基作用，篡改梁山斗爭歷史，為宋江樹碑立傳。

　　再看，按照這個“等級”和“次序”，大地主盧俊義名列第二，實際上排擠了革命派吳用。從宋江起的前二十名中，緊跟投降主義路線的反動軍官和政客就占十四、五名之多，在領導核心中，投降派占了絕對優勢。這哪里是什么“天意”，分明是宋江假托“天命”，強行貫徹打擊革命派，排除異己，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

　　《水滸》作者對于小說自開始至此這樣一番情節安排，對于梁山一百〇八將這樣一個座次排列和職務分工，是頗為自鳴得意的。因此，在寫到第二次全體大會之后，作者按捺不住自我欣賞的心情，寫了一篇洋洋三百余言的“贊語”，來吹噓一番。

　　在這篇“贊語”中，作者拼命鼓吹所謂“八方共域，異姓一家”的“階級調和論”竭力掩蓋梁山上的階級對立和路線對立，把一百〇八人說成“如念珠子個個連牽”，毫無區別。

　　特別是最后，作者陶醉之余，一語泄露了真意：“在晁蓋恐托膽稱王歸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義，把寨為頭。休言嘯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廟。”

　　原來，作者這樣安排前半部小說的情節結構，蓄意讓晁蓋“歸天及早”，讓宋江篡得大權“把寨為頭”，就是惟恐晁蓋不死，會堅持“嘯聚山林”、“托膽稱王”，壞了大宋皇帝的天下，同時也堵塞了宋江“呼群保義”，早日“瞻依廊廟”的“忠義”之路。真是圖窮匕首現，作者的反動用意，昭然若揭。

　　通過這次“排座次”的大會，“忠義堂”的大牌額正式立起來了，“山東呼保義”、“河北玉麒麟”兩面白旗也樹起來了，山頂上“替天行道”的杏黃旗也立起來了。

　　這一切，形象地表明宋江的投降主義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已經在梁山占據了全面的統治地位。宋江至此還不放心，于是又策劃了一個“歃血誓盟”的大會，妄圖誘逼梁山農民起義軍跟著他的投降路線走。

　　歃血，是一種立誓的儀式，發誓者用血涂口旁，表示不反悔。宋江利用農民起義軍對“義”的模糊認識，用反動的“義氣”做蒙汗藥，麻醉起義軍的斗志，束縛革命派的手腳。

　　在誓盟會上，宋江惡狠狠地對眾頭領說：“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絕大義，萬望天地行誅，神人共戮，萬世不得人身，億載永沉末劫。”真是磨刀霍霍，殺氣騰騰，大有誰反對投降就置誰于死地的架勢，表現出一副兇神惡煞的面目。

　　三次大會以后，宋江投降的準備工作已經就緒，于是，就又挖空心思地安排了第四個大會，即“菊花之會”。為了擴大影響，通過此會全面推行投降路線，宋江下令“但有下山的兄弟們，不論遠近，都要招回寨來赴筵”。

　　在菊花會上，宋江假裝賞菊賦詩，通過一首“滿江紅”的詞，狂熱鼓吹“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的反動政治綱領，公然撕下了“起義者”的假面，露出了投降派的真相。

　　他憂心忡忡地嘆息道：“頭上盡教添白發”，一句話暴露了這個野心家陰謀家“潛伏”在革命隊伍內，迫不及待地要搞叛賣的內奸心理。

　　他一會兒假惺惺地表示：“愿樽前長敘弟兄情，如金玉”，又耍開了這套“義”字的花招；一會兒筆鋒一轉，表示他真正的“中心愿”，是“平虜保民安國”，即當封建統治者的看家狗。

　　在這首詞中，宋江還躊躇滿志地想象他投降后的臭威風，什么“統豺虎，御邊幅”，什么“號令明，軍威肅”，真是厚顏無恥到了極點。

　　應該指出，宋江以“菊花會”的形式，來全面推行投降路線，手段是很卑鄙的。

　　他明明要采取一個嚴重的步驟，卻偏偏裝模作樣，乘“眾頭領開懷痛飲”，“大吹大擂，語笑喧嘩”之際，搞突然襲擊，以便一手遮天，使革命派措手不及。

　　然而，事物總是對立統一的。有投降，就必然有反投降。宋江假裝“一時乘著酒興”寫出的那首“滿江紅”詞，樂和還沒有唱到底，革命派就有“反應”了。

　　武松對于宋江幾次大會講“招安”，早憋了一肚子氣，如今又聽到樂和唱這首“招安”詞，立即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們的心！”

　　李逵更是氣得“睜圓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鳥安！”一腳把桌子踢起，“擷做粉碎”。

　　宋江一見，立刻兇相畢露，不顧“弟兄情”的歌唱聲猶在耳，就惡狠狠地要將李逵“推去”，“斬訖報來”；并以殺雞嚇猴的惡劣手段，對武松軟硬兼施，百般威嚇。這充分證明，宋江這一套是有預謀的。“乘著酒興”，佯裝大醉，無非是一種欺詐革命派的手段而已。

　　值得深思的是：清朝反動文人金圣嘆腰斬《水滸》，這一刀不前不后，正斬在菊花會前。這是為什么？這是因為，在金圣嘆看來，對宋江這樣的“盜魁”，只能斬盡殺絕，決不能容許招安。

　　其實，金圣嘆主張的“征剿”和《水滸》作者主張的“招安”，只不過反映了反動地主階級在如何扼殺農民革命問題上，到底使用哪把刀、哪根繩的方法分歧罷了。

　　從我們認識投降派的本質和他們投降的全過程來說，金圣嘆砍掉了宋江“受招安，打方臘”等重要情節，反而削弱了小說的真實性。

　　魯迅先生批判金圣嘆說：“單是截去《水滸》的后小半，夢想有一個‘嵇叔夜’來殺盡宋江們，也就昏庸得可以。”

　　金圣嘆的“昏庸”，在于他不懂得農民起義是斬不盡、殺不完的。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斗爭。正是農民的起義和斗爭，推動了歷史的前進。

　　金圣嘆的“昏庸”，還在于他沒有看懂《水滸》作者的苦心，不懂得用“招安”對付農民起義，有時候比用“征剿”的手段更為陰險和毒辣。

　　然而，階級斗爭的規律，決定了無論是《水滸》作者的“軟刀子”，還是金圣嘆鼓吹的“硬刀子”，都不可能將農民革命的烈火徹底撲滅。一部人民革命的歷史已經證實了、并將繼續證實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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