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社會上有一個極其荒唐的歷史虛無主義謠言，就是“浮夸風和共產風是在毛澤東的鼓勵下搞起來的，當時其他多數同志不敢反對毛澤東，所以不敢提不同意見。毛澤東的頭腦發熱影響了糾‘左’的進程。”這個謠言的制造者把毛主席抹黑成了可以決定一切的獨裁君主，完全篡改了真實的歷史。李慎明老師深刻指出：“經過歷史風雨的櫛沐，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和廣大人民群眾，并沒有把毛澤東當成神而盲目地崇拜、供奉，亦沒有受孔子編纂刪定《春秋》時所定的‘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儒家‘禮’文化的絲毫影響，而是奉行毛澤東……和習近平所反復強調的實事求是的原則，在承認毛澤東有過失誤甚至他自己所說犯過錯誤的前提下，發自內心、心悅誠服地敬服他，熱愛他，懷念他，都十分希冀把國內外一些敵對勢力刻意潑抹在毛澤東身上的污水塵垢拂去，把公元1893年至1976年在我們這個地球上，在有著5000余年燦爛文明的華夏大地上誕生并生活、戰斗了83年的真實的毛澤東還原給歷史、還原給人民和還原給毛澤東本人。”（李慎明：《關于正確評價毛澤東方法論研究——紀念毛澤東誕辰130周年》）李慎明老師的觀點，筆者完全贊同。堅持著這一觀點，筆者決定呈現歷史事實、向制造謠言的歷史虛無主義者發出“靈魂五問”、旗幟鮮明的亮出我的研究結論。

　　我的結論：大量資料證明，恰恰是毛主席最早提出糾正大躍進期間出現的問題、最積極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其他黨的多數領導同志很不配合、很不給力，甚至對糾“左”極其抵觸。他們不理解主席的正確意見、阻礙主席正確意見的實施。而毛主席不是獨裁君主，為了避免組織紀律失去效力從而導致組織崩壞，他嚴格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組織紀律，并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盡力而為、毫不動搖地和一切阻礙糾“左”的頭腦發熱的干部作斗爭。糾“左”的進程被阻礙、損失沒有最小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他干部——特別是中央一線干部抵觸、排斥毛主席的正確方針政策！

　　一、為什么唯獨毛主席的資料公開的最多？

　　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重要成員：毛主席、周總理、朱老總、劉少奇、陳云、鄧小平之中，毛主席的資料目前是公開最多的。這也為我們學習這一時期主席的生平和思想提供了比較充分的條件。認真看看《毛澤東年譜》中公布的毛主席在1958年的檔案資料就可以知道，1958年初期，主席強調鼓足干勁的時候沒有率先鼓勵大家放“畝產萬斤”的衛星，而且在成都會議強調反對浮夸；后來北戴河會議的時候，主席同意辦人民公社，也沒有讓下面搞強迫人民群眾的“一平二調”。即使是大家都急于求成、主席也同意了高指標的時候，浮夸風也是一線干部們自發刮起來的、共產風也是一線干部們在沒有毛主席指示的情況下自己搞起來的。你自己看看當年報紙的照片上站在“畝產十一萬斤稻田”放衛星的那位領導是誰，反正不是頂天立地的高個子、偉丈夫毛澤東！

　　為什么大躍進時期毛主席的資料公開的最多？實際上就是因為毛主席的資料能公開的、敢公開的、方便公開的是最多的。其他一部分關于毛主席的資料沒有公開，也不是對主席不利，而是對其他一些人不利。李捷老師講：“當然，坦率地講，我們不可能把所有的材料都寫進去，因為：第一受篇幅的限制，第二受現在各種各樣的情況的限制，有些東西不太好寫。不好寫的原因主要還不是因為說出來以后有損于毛澤東，而是說對現在有些人不利，這還是有一些禁區的。”（李捷：《對毛澤東新中國探索的再思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報告速記稿》）憑這句良心話，李捷老師就值得每一位歷史學者和黨員干部學習和尊敬！

　　二、為什么這兩位一線領導同志提出“窮過渡”？

　　1958年11月2日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具有無比敏銳的局勢洞察力的毛主席就迅速把糾“左”作為了工作重心。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會議，毛主席強調不能急于使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并非常真誠的做了自我批評。主席說：“北戴河會議有點急躁，就是那個少則三四年，我是受了河南同志的影響。這個東西恐怕辦不到。那個時候就搞全民所有制呀?只好改一下。”“就是這個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恐怕犯了冒險主義錯誤了。”（《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8年，六十五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但是，少奇同志和彭真同志耐不住了高漲的熱情，認為應該“趁早過渡”、“趁窮過渡”。“彭真:農村公社化了，工業化了，向全民所有制轉得太慢了，到農民很富了以后再轉也不利。劉少奇:農民窮一點好轉。在北京討論的時候，我的意見是達到一百五十元到二百元就發工資，達到一批轉一批，再達到一批再轉一批。彭真主張兩年轉完，發工資。”“劉少奇:如果這個時候不搞，他什么東西都搞起來了，再發工資，那就很難包了。彭真:搞慢了不利。”（《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8年，六十五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主席積極糾“左”、反對急于過渡的時候，少奇同志和彭真同志卻想“兩年轉完”、“窮過渡”。這是中央文獻研究室公布的真實資料！

　　與劉少奇同志、彭真同志不同。王稼祥同志這時向主席提出了不能急于過渡的建議。主席說：這么多中央委員沒有一個人提出異議，唯獨稼祥提出了不同意見，那好！可以組織幾個人開個小會，讓他詳細說說他的看法。”（《王稼祥年譜（1906-1974）》1958年，五十二歲。中央文獻出版社）武昌會議之中，彭真同志和劉少奇同志堅持的窮過渡、毛主席和王稼祥同志堅持的反對“窮過渡”是這樣的涇渭分明！也可見，主席根本不是獨裁君主——王稼祥同志敢于提出反對窮過渡的意見，彭真和劉少奇敢于和主席正確意見對峙、強調“窮過渡”。毛主席如果是獨裁君主，武昌會議可能開成這樣嗎？

　　三、為什么第二次鄭州會議時毛主席如此堅決而又如此無奈？

　　1959年初的第二次鄭州會議的時候，據吳冷西同志回憶，很多干部當時給毛主席扣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中央文獻研究室公布的檔案資料證明了吳冷西同志的回憶完全正確。無論是《毛澤東年譜》還是《毛澤東傳》都記載了主席這時很著名的一段堅定而又無奈的話。主席當時批判“共產風”的時候說：“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和一千多萬基層干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貫徹不可。你們如果不一齊同我‘右傾’，那么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現在，六中全會決議很多東西沒有實行。比如等價交換，根本就忘記了，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9年，六十六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席講，別人不和他一起“右傾”，他自己也要“右傾”到底、直到開除黨籍。這體現了他在反對“共產風”的過程中無比的堅定，也體現了當時大多數干部對糾“左“堅持不力，以至于主席無奈的說出了這樣的話！

　　如果主席是獨裁君主，誰敢在這次會議給主席扣“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呢？如果主席有所有事務的最終決定權，主席怎么會在糾“左”的過程中展現出了如此的無奈呢？為了五億農民不受“共產風”之苦，主席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可謂竭盡全力了！筆者閱讀2023年版建國以來主席文稿中收錄的主席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的時候，卻沒有讀到這句最能體現毛主席堅定和無奈的話。因為如注釋所說，這是經過毛主席在講完后做了審核修改再發出來的。毛主席總是想辦法公開發他的自我批評、把責任多往自己身上攬，但是在批評他的同志和戰友們的時候卻總是注意解決了他們思想問題同時團結他們、讓他們不要背太多的思想包袱。毛主席這樣大海一般的最寬闊的胸襟，能不讓人民動容嗎？

　　四、敢不敢面對毛主席1959年3月29日寫的《黨內通信》？

　　上海會議集體確定的指標，毛主席認為仍然偏高。但是，毛主席不是封建帝王、沒有獨裁權，不能說改指標就改指標。為了盡可能減少一線干部的“左”傾錯誤導致的危害，主席寫了《黨內通信》。在信中，主席講：“城市，無論工礦企業，交通運輸業，財政金融貿易事業，教育事業及其他事業，凡屬大政方針的制定和執行，一定要征求基層干部(支部書記，車間主任，工段長)，群眾中的積極分子等人的意見。一定要有他們占壓倒多數的人到會發表意見，對立面才能樹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運動才能展開。總支書記、廠礦黨委書記，城市區委書記，市委市府所屬各機關負責人和黨組書記，中央一級的司局長同志們，我們對于這些人的話，切記不可過分相信。他們中的很多人幾乎完全脫離群眾，獨斷專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們胃口的，他們即陽奉陰違，或者簡直置之不理。他們在許多問題上，僅僅相信他們自己，不相信群眾，根本無所謂群眾路線。有鑒于此，爾后每年一定要召開兩次五級，或者六級，或者七級的干部大會，每次會期十天，上層基層，夾攻中層，中層干部的錯誤觀點才能改正，他們的僵化頭腦才能松動，他們才有可能進步，否則是毫無辦法的。聽他們的話多了，我們也會同化，犯錯誤，情況不明，下情不能上達，上情不能下達，危險之至。”（《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9年，六十六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這真是主席冷靜、理智糾“左”和一線相當多的一部分干部頭腦發熱、阻礙主席糾“左”的鐵證。

　　如果主席真的是獨裁君主，如果沒人敢阻礙主席意見的貫徹，主席用得著寫這封通信嗎？如果所有干部真的能對主席完全言聽計從，主席還用得著號召廣大基層群眾多抵制上級的錯誤意見、多表達真實意見、和自己一起“夾攻中層”嗎？所以，歷史虛無主義者污蔑毛主席“獨裁專制”、“壓制不同意見”、“阻礙糾‘左’”純屬是脫離檔案制造謠言！

　　五、敢不敢面對毛主席1959年4月29日寫的《黨內通信》？

　　由于在多數干部那邊通不過降低指標的決定、指標遲遲降不下，主席極其擔心。為了盡可能抵制多數高級干部的“左”傾錯誤，主席又寫了一封《黨內通信》。主席：“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毛澤東文集》：《黨內通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第一，主席堅定不移的反對當時多數高級干部集體確定的指標，勸大家不要信上級的那一套指標、不要受高指標影響；第二，主席對浮夸風有清醒的認識，他看得清楚——很多假話都是上面壓出來的、很多地方干部放衛星也離不開當時中央一些一線干部的“一吹二壓三許愿”；第三，主席沒有獨裁決定權，根本無法改變集體多數通過的高指標。

　　在這篇通信的最后部分，主席真誠講道：“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毛澤東文集》：《黨內通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大多數人唱高調的時候，主席唱低調；大多數人頭腦發熱的時候，主席的頭腦是非常冷靜的。主席不僅頭腦冷靜，而且在他自己所能發揮作用的職權范圍內盡可能把他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盡可能向全黨全國表達了他的正確意見。毛主席當時就是全黨全國糾“左”最積極、為糾“左”付出最多的人，沒有之一！

　　小結：

　　根據上述大量真實歷史資料可見：第一，毛主席在當時糾正問題最早、最積極，是中央領導同志之中正確最多、錯誤最少的一位，他一往無前的和“左”傾思想堅持者們做著最積極的斗爭；第二，毛主席不是獨裁者，他的很多糾“左”的正確意見難以被多數高級干部接受的時候也難以充分發揮作用；第三，當時根本不存在所謂的毛主席獨裁專制阻礙糾“左”以及其他干部對毛主席的“頭腦發熱”“敢怒不敢言”，當時的情況恰恰相反——糾”左“進程被阻礙、人民受損失的最大原因，就是多數高級干部的頭腦比主席熱太多。他們不理解主席、跟不上主席的步伐，所以不充分接受主席的正確建議！

　　葉劍英詩曰：“導師創業垂千古，儕輩跟隨愧望塵。”大多數干部不理解主席、不支持主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理論認識的深度和高度以及他們在政治上戰略上的才能，和主席相比，差了太多太多。主席最早解決問題、最積極解決問題、即使大多數干部長期不支持也堅決解決問題的光輝事跡，生動展現了他無與倫比的敏銳的政治洞察力和最堅定的革命意志。筆者讀《開國第一戰》的時候，對其中一段高度贊揚毛主席的話深表贊同，以此作為本文結尾：“一顆洞察敏銳與非凡氣魄完美結合的頭顱！難怪對手們老是出大價錢要想得到它！但這也是歷史的選擇。這顆偉丈夫的頭顱只能長在毛澤東身上，任何人無法仿制。”（雙石：《開國第一戰》。四川文藝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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