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近日，某地方師范學院一則人才引進的管理辦法引發(fā)公眾熱議，辦法規(guī)定“高層次人才在我校的最低服務期為8年”、“引進的博士研究生來校工作滿5年，如未能晉升副教授，本人需服從學校安排轉到后勤、保衛(wèi)等服務保障崗位”。對此有評論稱，照此管理辦法，非升即走五年考核不過的博士生需要再干三年食堂/宿管/保安，設置并不合理；且非升即走制度在競爭力強的重點高校實行，地方高校不宜直接效仿。這一新聞再度激起了人們對高校青年教師工作和生存壓力的關注。

　　本文通過對24位高校教師的深度訪談，探討中國大學教師“時不我待”焦慮感受的成因，并嘗試分析學術工作運行的時間特征和大學管理的時間要求。研究發(fā)現(xiàn)：（1）學術研究的時間深度要求和碎片化的管理相互干擾，“經常各個行政部門開會...思路就會被打斷，也不利于思考”；（2）工作與生活之間的時間邊界模糊，“平時（工作時間）都占滿了...科研還得靠假期”；（3）時間優(yōu)先性中的權力關系，管理事務優(yōu)先于科研活動時間，“開個會時間不定，所有人跟著上級變，無法控制時間”；（4）倒計時生存壓力，“每年底都要述職...很多老師都會因為發(fā)表量不夠向大家道歉”（5）職業(yè)生涯發(fā)展，“現(xiàn)在什么都提倡年輕化...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

　　基于如上現(xiàn)實，本文作者指出：大學行政部門本應為學術工作提供支持，而本文被調查教師看來，侵占學術工作時間、加劇學術時間壓力的恰恰是行政部門，應當減少行政權力對時間優(yōu)先序列的任意干擾。同時，學術制度設計應尊重學術發(fā)展的時間規(guī)律，摒棄“生理年齡”這一政策工具。否則其后果不只是生產大量“時不我待”的產業(yè)化學術工人，而是在未來某個時間使我國大學和學界“時不我待”地亡羊補牢。

　　時不我待：

　　中國大學教師學術工作的時間觀研究

　　▍問題的提出

　　“自由時間”不僅是大學教師學術探究工作的必要前提，而且是這一職業(yè)很重要的內在回報之一。但當前的現(xiàn)實卻是中國大學教師越來越疲于擠時間、省時間、趕時間，時不我待之感如影隨形。時間儼然成為許多大學教師工作焦慮的來源。這種轉變的原因一方面與工業(yè)—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密切相關，在所有的行業(yè)領域，時間都被賦予了稀缺商品的性質，與金錢擁有了同等重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領域，強調績效、評估、競爭的新公共管理理念也要求大學和教師用最小的投入（包括時間投入）帶來最大化產出。此外，大學教師的知識創(chuàng)新對全社會有重要意義，時間（例如，知識創(chuàng)新周期）還作為衡量標尺對大學教師的知識創(chuàng)新形成加速增長的壓力。

　　回顧國內外對大學教師時間的相關研究發(fā)現(xiàn)，已有研究首先從鐘表時間的層面關注大學教師的時間分配和時間壓力。物理層面的鐘表時間作為學術工作的客觀要素，可以被增加、減少、管理、操控和組織。隨著大學管理變革的加速，大學教師的工作責任也在不斷增加，工作時間不僅要分配給傳統(tǒng)的核心學術工作（即教學、科研與服務），還必須完成多種與學術聯(lián)系較弱的“次級工作”（second-tier activities，指籌集經費、團隊協(xié)調、研究進程控制等非學術性工作），這些次級工作多由行政管理衍生出來，內容龐雜且與學術活動之間關聯(lián)性不強，成為損害大學教師工作滿意度和工作績效的罪惡之源。也有學者將現(xiàn)代學術工作分為學科性、機構性和額外性工作三類，每類工作都有獨特的時間結構，因此大學教師面臨日益增長并且相互沖突的時間周期、時間節(jié)奏和時間要求。許多學者通過量化實證研究關注了大學教師物理時間的分配規(guī)律，發(fā)現(xiàn)大學教師工作時間的總量持續(xù)增加，不同大學層級、不同學科、不同職稱、是否有行政職務、不同性別的教師群體在時間分配上存在群體差異。

　　其次，從社會時間的層面關注大學教師的時間觀、時間沖突及其背后的權力關系與制度矛盾。有學者基于實證研究歸納出大學教師的四種時間觀：時間表時間（scheduled time)、永恒時間（timeless time，指通過沉浸在工作中超越了時間）、契約時間(contracted time)和個人時間(personal time)，四種時間觀應對學術工作的不同要求。通過表現(xiàn)性評價、質量控制和競爭，一種“短、平、快”的知識生產邏輯盛行，加速的學術工作只帶來了微弱的正面影響，卻使組織中每一個人都深陷無法趕上工作節(jié)奏的負面情緒之中，能否形成有效的時間策略、適時調整優(yōu)先級、進行多任務處理、避免干擾，成為學術工作發(fā)展的關鍵。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學者認為，時間問題應成為社會理論的核心，僅把時間看作行動的環(huán)境并只關注物理學意義上的鐘表時間，會阻礙對于社會結構和歷史變遷的理解。透過時間對行動的診斷并分析時間產生的效果，正是社會科學對時間理解的關鍵。本文從學術工作的職業(yè)特點出發(fā)，關注在中國大學變革情境中大學教師的時間觀，并試圖通過這樣的分析明確大學運行中不同群體的權利和義務邊界，為行政部門管理和學術制度修訂提供實證基礎。本文重點關注以下研究問題：學術工作的運行有何時間特征？大學管理對大學教師提出了什么樣的時間要求？大學教師在不同時間層面持什么樣的時間觀？

　　（某地方師范學院關于“人才引進”項目的截圖）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質性研究的個案研究法，關注大學教師對時間的主觀感受、行動理解和意義建構。國內外已有的實證研究表明，大學教師的時間觀可能受到大學管理體制、學校層級、學科類別、性別、職稱等因素的影響。在那些職稱等級越分明的國家，職稱間教師時間分配的差異越大，高職稱的教師一般花費更多的時間進行研究和管理，低職稱教師的教學時間比例更高。研究型大學的教師把更多的時間分配于科研，相對于男性，女性教師在教學和服務方面投入的時間更多而研究時間更少。對二十余年間大學教師時間分配的數(shù)據進行分析發(fā)現(xiàn)，教師用于研究和教學的時間都有增加的趨勢，但與學生互動的時間日益減少。在傳統(tǒng)的學術工作之外，課題申請所花費的時間快速增長。據此，本文的個案選擇遵循目的性抽樣原則，在以上主要亞群體中都選擇了典型個案，個案特征如表1所示。考慮到研究內容很少涉及群體利益或關系的敏感問題，研究采用“滾雪球”的方式聯(lián)系研究對象。

　　在資料收集方面，鑒于訪談法的形式開放、靈活并能夠讓研究對象以一種很少在日常生活中出現(xiàn)的方式描述和反思自身的經驗，本文在2015—2016年對這24位大學教師進行了半結構的深入訪談。訪談以物理鐘表時間的分配進行導入，確定訪談方向，根據田野中自動浮現(xiàn)出的相關主題進行追問和對話。對那些體驗深刻、思考深入的個案進行多次回訪。在征求研究對象同意的基礎上進行錄音并轉錄。在數(shù)據分析過程中，訪談數(shù)據、已有文獻和研究者的經驗三者持續(xù)進行循環(huán)互動。訪談數(shù)據自身浮現(xiàn)的主題和本土概念形成開放編碼、根據時間從微觀到宏觀的特征，將開放編碼中相似的主題歸類為主軸編碼。最后，將主軸編碼與已有文獻中的概念進行對比、分析與歸納，從時間深度、時間邊界、時間沖突、時間節(jié)奏和時間軌跡五個層面形成研究發(fā)現(xiàn)。

　　▍研究發(fā)現(xiàn)

　　（一） 時間深度：學術工作的時間要求與碎片化困擾

　　時間深度（temporal depth）是指個體在進行一項事件時感受到的過去和未來的跨度，連續(xù)的時間比被分割的時間更能使個體感受到時間的深度。很多受訪教師都表達了學術工作對“時間深度”的要求：

　　連續(xù)的時間當然是最好的，哪怕是讀文獻、構思一篇論文甚至是評價一篇論文，如果沒有連續(xù)看完的話，思路就會被打斷，也不利于思考。（文科副教授，2015-05-13）

　　我最想能天天沉浸在讀書、思考、寫東西里面，不被打擾，感覺會很幸福，我在國外讀博的時候有這樣的狀態(tài)，工作之后反而沒有了，雜事太多。（文科海歸講師，2015-5-24）

　　經常各個行政部門開會，一會兒發(fā)個郵件，一會兒填個表格。一會兒再交個材料。我們學校有兩個校區(qū)，還經常讓我跑到另一個校區(qū)去開會，開會還只通知開始的時間，什么時候結束看（領導）發(fā)揮，大段大段廢話。時間都浪費在這些瑣碎的事情上了，你就看剛開學的這兩個星期，我就沒能坐下來（做研究）過。（理科副教授，2015-09-25）

　　像實驗室買試紙、藥水、組織會議、報銷，國外都有專門的行政秘書來做，國內行政這塊兒很不足，這些都是教師自己來（做），上班時間忙這個那個，基本沒辦法靜下心來（做研究）。（工科“海歸副研究員”，2015-06-23）

　　所有人都可以任意打碎我的時間，我現(xiàn)在很想把手機砸掉。所有的組織和課題都要建微信群，加上郵箱、短信、電話，它（手機）一會兒就響一下……我就像那個扯線木偶一樣，聯(lián)系的途徑越多，身上的線越多，可以被控制得越精確。（文科副教授，2015-06-05）。

　　學術工作需要學者以好奇、耐心和開放性來探索未知領域，進行知識創(chuàng)新。它與流水線上的勻速生產全然不同。如韋伯(Max Weber)所言，學術工作需要學者冒著“靈感”或許不會來的風險，飽含熱情地沉浸于對未知的探究之中。在這個意義上，大學教師需要連續(xù)的物理時間進行浸入式的閱讀、思考或寫作，完成知識的搜集、聯(lián)系和創(chuàng)造。基于學術工作這種特殊的時間要求，有學者認為大學應該持一種 “思考時間”（thought-time）觀，關注教師工作時間的深度及思想價值，而不應該像普通的工業(yè)企業(yè)一樣，將時間視為可分割、可計算、可盈利的“金錢時間”（money-time），關注單位時間創(chuàng)造收益的金錢價值。

　　在我國大學的日常工作情境中，不同利益主體的時間要求通過多渠道的通訊途徑，將大學教師的工作時間碎片化。大學內部不同的利益主體（包括校、院、系各級管理人員與不同部門的行政人員、學生）都要求獲得大學教師的時間，教師的時間權利缺乏保護。這種繁多、缺乏計劃、瑣碎的時間要求給大學教師帶來了很大的困擾，訪談中很多教師自嘲自己是“填表教師”、“報銷教師”和“開會教師”。這樣的大學管理現(xiàn)狀也使學者理想中那種完全由研究熱情驅動、長時間專注和完全沉浸于學術探索、不受時間限制的“無限時間”，成為遙不可及的理想。此外，通訊技術的發(fā)展在提供便利的同時，也使本已有限的時間進一步碎片化。現(xiàn)代通訊技術使人們在單位時間內能夠處理的任務數(shù)增加，改變著人類的時間知覺，人們能明顯感知到速度的提升，這卻與學術探究所需的專注于某一領域進行浸入式思考的“慢時間”（slow time）形成矛盾。

　　（二） 時間邊界：大學教師工作與生活之間的模糊邊界

　　現(xiàn)代時間所包含的勞動時間與人體生命時間的矛盾，造成了現(xiàn)代勞動時間與私人閑暇時間的對立。在當前社會的大部分職業(yè)中，時間的公共用途（以有償勞動的方式消費掉）和私人用途（主要指無償使用）之間的分界越來越明顯。以節(jié)假日為標志的私人時間使個體從工作中暫時解放而得到調劑，但是以大學教師為典型代表的一些指向創(chuàng)新的腦力勞動者則面臨日益模糊的時間邊界。受訪教師有這樣一些感受：

　　我們時間上有一個好處，不用按點兒坐班兒。如果臨時有些自己的事情，可以適當靈活安排。我家離學校很遠，單程來學校就要一個多小時，我就可以把必須我人到場的工作安排在三、四天之內，一周其他幾天就在家工作。（工科教授，2015-3-27）

　　(大學教師的工作)沒有一個界限，沒有所謂的“下班”和“放假”，工作離散在每天的24小時中，想著寫個文章啊、申個課題啊、怎么備課啊。在很多生活時間都要承受工作的壓力，睡覺前翻來覆去想的也是研究的事情。（文科副教授，2015-05-13）

　　我覺得有時候寫文章就像箭在弦上一樣，不得不發(fā)，但是平時（工作時間）都被占滿了，確實沒有時間去整理，科研還得靠假期。別人都羨慕老師有寒暑假，其實大學老師的假期比工作日更忙，收數(shù)據、開學術會議、寫論文、做課題。我前幾天還發(fā)朋友圈說：“假期是塊兒唐僧肉，大家都想咬一口。”（理科副教授，2015-9-25）

　　現(xiàn)在工作時間都被教學和行政事務占滿了，考核呢卻考我們的科研，這個邏輯很荒謬，是要“種瓜得豆”嘛！我們學校今年開始還要求教師跨校區(qū)坐班，每周至少兩個半天，是學生咨詢的時間。那科研什么時候做？只能下班兒了做唄。（普通大學文科講師，2015-06-04）

　　年輕的時候經常熬夜寫文章，沒辦法，沒成果就沒發(fā)展，大家都這樣。現(xiàn)在年紀大了，熬個夜很久都緩不過來，也不敢再多熬了，國內這些年經常有大學老師過勞死的、暴斃的、得癌癥的，我也勸自己不能太拼了，身體受不了，當然（科研）產出就少了很多。（普通大學商科教授，2015-6-24）

　　工作與生活間的模糊邊界除了給予大學教師一定的調配自由之外，也讓工作壓力充斥到大學教師的全部時間中。工作時間被各種與學術工作無關的責任固化，教師不得不將生活時間用于工作，延長“影子工作時間”（hidden work time），以求完成學術任務，滿足績效考核要求。其他國家的大學教師也有相似的境遇，42%的英國大學教師認為，他們必須要將私人生活的時間投入工作。另一項對英國大學教師的調查表明，只有那些能夠在私人生活時間（包括晚上、周末和假期）進行研究的學者才有可能獲得職業(yè)發(fā)展。通信技術的革命也提高了私人時間的可及性，私人時間不再受到地點、環(huán)境、空間的局限，成為隨時可連接、隨時可面向公眾、隨時可以轉化為工作的時間。工作對私人時間的侵占，短期來看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對教師群體的身心健康水平與家庭生活質量都帶來負面影響，甚至使學術職業(yè)成為不幸福的高危行業(yè)。

　　（三） 時間沖突：時間優(yōu)先性中的權力關系

　　在時間優(yōu)先性的討論中，第一個問題是哪類工作的時間獲得優(yōu)先權，第二是誰的時間獲得優(yōu)先權。這些個案故事深入刻畫了時間沖突中的權力關系：

　　上課的時間是學期一開始就在課表里固定好了的，特別是本科生課，絕對要保證的，不能調課，如果上課遲到了，就算教學事故，（后果）很嚴重的。（工科教授，2015-03-27）

　　剛工作的時候比較乖，如果有(會議)通知，我都認真去履行，大大小小的會很多很累，并且很多都是個形式。現(xiàn)在我就會選擇了，不重要的會就不參加了，但是這樣也會讓領導不悅。所以我現(xiàn)在每一次不來會都要有理由，你會發(fā)現(xiàn)，自己的課題或者研究并不能成為正當理由，學校或者學院的事情才是領導認可的正當理由。（“985”大學文科副教授，2015-06-05）

　　有一次院領導的秘書上午給我打電話，讓我下午去參加院里一個大型課題的會。我就跟秘書解釋說，我很早就跟人約好了下午有其他的工作，不能參加。秘書覺得很不可思議，一個年輕老師竟然能這樣做選擇！所以在他們的邏輯里，官高一級就有絕對的時間上的優(yōu)先權……因為這個我就沒能加入這個課題，到現(xiàn)在我一直擔心因為這個事情我們院領導對我印象很不好。（“985”大學文科副教授，2015-06-05）

　　比如說我有個學生提前兩周跟我約了談論文，我都放了他三次鴿子了，這感覺糟透了。但是我沒辦法控制啊，行政上的事兒都只提前一天甚至就臨時通知你，你又不能拒絕，只好跟學生說抱歉了。還有一種最討厭，說要開個會，但時間不定，要等領導有空了再通知，我們就要隨時等著。每個人的時間都要跟著他的上級變，上級還有上級，所以大家的時間都不能控制，就都亂套了。（理科副教授，2015-03-27）

　　在工作內容的時間排序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工作與機構目標之間的關系及工作參與者的數(shù)量。學術工作一般被分為教學、科研、服務、管理等類型。其中，教學時間的組織化程度最高，是預先約定的剛性時間，并通過“課程表”這一時間方案獲得最強的優(yōu)先權；管理活動一般缺乏系統(tǒng)的計劃，具有臨時性與緊急性，但因為管理活動與組織目標緊密相關，又受行政力量的推動，在我國的大學中獲得了相對的優(yōu)先權，做研究在大學管理者眼中并不能成為逃會的“正當理由”，也向追隨者傳達著不同工作的價值和重要序列——管理事務優(yōu)先于科研活動時間；科研活動大部分是個體獨立進行的，課題討論或數(shù)據收集等環(huán)節(jié)會以群體互動的方式實現(xiàn)。因此科研活動大多在自我時間和互動時間進行，在優(yōu)先性排序中最弱，經常是“被調用”“被擠占”或“被節(jié)省”的時間。教學、科研與管理在時間優(yōu)先性中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決定了工作的難度，科研工作最需要時間深度又無法獲得時間優(yōu)先，成為大學教師時間焦慮的重災區(qū)。

　　在不同主體時間要求的沖突中，預約機制是社會上普遍接受的時間協(xié)調方案；但在我國當下的高校情境中，預約機制的作用極為有限，因為擁有相對權力優(yōu)勢的個體能夠讓其他個體等待、調整和配合自己的時間安排。時間占用主體的相對社會地位、行政權力、學術權力決定了時間優(yōu)先度，預約的時間被不斷調整，預約機制失效。每一個人對自己時間的掌控能力降低，時間計劃隨時會被擁有相對權力的個體打亂。大學組織內的所有個體都陷入時間失控、臨時調整時間計劃的怪圈中，效率低下。

　　（四） 時間節(jié)奏：倒計時生存壓力

　　學術工作中教學、科研、管理、聘任、課題都有其速度、節(jié)點和周期。關于時間節(jié)奏，受訪老師們有這樣一些體驗：

　　科研這個東西是沒有規(guī)律的，這靈感不是我給自己定個計劃，比如說十天以后就來靈感了，就有思路了？但是對老師的考評是有規(guī)律的，我們每年底都要述職，要對著全體同事說今年發(fā)表了什么。那個壓力是很大的，很多老師都會因為發(fā)表量不夠向大家道歉。（理科副教授，2015-3-27）

　　我們這幾年的新教師都是6年（兩個聘期）非升即走的，半個聘期考核一次，一個聘期再考核一次，兩個聘期到了還沒能晉升就直接走了。這之外每年底還要考。我的有些研究其實還想再做的深入成熟一些，但考評的時間快到了，只能把自己還不滿意的半成品拿去發(fā)了。（“985”大學文科講師，2015-3-20）

　　有時候這些要求想想都很荒謬，有些課題要求你一年甚至幾個月就做完，怎么可能嘛！就算理論基礎以前有了，還要收數(shù)據、分析數(shù)據、寫文章、投稿還要有審稿和發(fā)表的周期的呀。還有些課題，你申請的時候就要你把研究發(fā)現(xiàn)、政策建議都寫上，它就巴不得你在申請的時候就能結題。（文科講師，2015-5-30）

　　時間節(jié)點在英文里叫deadline，直接翻譯的話叫“死期”，大家（大學老師）都有太多的deadline，每一次都覺得自己要被（時間節(jié)點）逼死了。我現(xiàn)在同時加入了四個課題，只能是哪個時間節(jié)點在前面，就先完成哪個。時間比較寬裕的課題就只能排后面了。（商科講師，2015-5-24）

　　我作為大學教師感受最明顯的，就是“文章催人老”。就是看到別人發(fā)表了新的論文的時候，時間壓力最大。我也一直在忙啊忙，我的研究還沒個頭緒呢，新的期刊出來，我認識的誰誰誰又發(fā)了一篇文章，或者我也有類似的（研究）想法，但是人家已經寫了發(fā)了，這個時候最焦慮。（文科副教授，2015-03-25）

　　大學教師的每項工作都有自身的時間節(jié)奏。例如，教學按照教學周、學期和學年的節(jié)奏進行，科研按照課題申報、中期考核和結題的時間要求來進行，對教師工作的評價按照年度和聘期來要求。受訪者普遍感受到各項工作的時間節(jié)奏都有加速的趨勢。隨著短周期工作擠出長周期工作、快工作擠出慢工作，所有的工作周期都有縮短的趨勢。知識創(chuàng)新這一職業(yè)目標給大學教師帶來了加速的焦慮。老化的標準取決于革新的數(shù)量。革新的速度越快，過時趨向的增長越快。世界范圍內的同時性為大學教師的研究、創(chuàng)新和知識生產提供了一種過度飽和的求知欲，這樣一種求知欲被學術期刊、學術會議、學術評獎等學術交流機制進一步放大，最終使學術工作在競爭、比較與指標考核中進入加速與倒計時的軌道。

　　（五） 時間軌跡：職業(yè)生涯發(fā)展

　　時間軌跡從個人生命歷程這一宏觀層面分析職業(yè)生涯的準備、開始、發(fā)展與結束。性別、年齡和教育經歷的差異使得受訪者經歷不同的生涯困境：

　　我以前的同學大部分都在上海買房了。我讀到現(xiàn)在才剛工作，（讀書期間）一直花家里的錢，買房更是沒影兒呢，（跟女朋友）一提結婚的事情就發(fā)愁。（普通高校文科男講師，2015-5-30）。

　　（我）不敢生孩子，今年已經34了，再不要孩子可能（生理上）就要不了了。但是（如果）懷孕肯定會影響工作，各種考核、結題都通不過，晉升就更沒希望了。（“985”高校理科女講師，2015-3-27）

　　比如說講師三年可以評副教授，如果超過這個時間還沒晉升的話會有社會心理的壓力。別人都評上了你沒評上，會讓自己覺得不如別人，或者別人覺得你能力有問題。（文科副教授，2015-05-13）

　　我今年39，才在大學工作了3年多，因為本科畢業(yè)先在其他機構工作，再讀的碩士和博士，所以年齡比較大。很多地方很吃虧，現(xiàn)在什么都提倡年輕化，很多青年課題啊計劃啊，我年齡都超過了，都申不了，感覺是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普通大學文科講師，39歲，2015-06-04）

　　科研本質上就是個知識創(chuàng)新的競爭，因為競爭有個馬太效應，所以大家都很勤奮。博士畢業(yè)大概28歲，畢業(yè)后5到8年內，（學術生涯的）競爭基本上就決出勝負了，如果沒有勝出，就沉淪了……現(xiàn)在高校給年輕人的成長期很短，年輕人如果沒有什么頭銜或者帽子（例如“青年千人”）就會很痛苦，因為我們學科搞科研需要大量的設備經費，得不到資源支持的話，沒辦法做研究。（“985”大學工科海歸副研究員，2015-06-23）

　　與其他職業(yè)相比，大學教師的專業(yè)化程度較高，需要較長的職業(yè)準備期和持久的職業(yè)發(fā)展期。國內外大學普遍將博士學位甚至博士后工作經歷作為入職的基本要求，獲得博士學位需要的平均修業(yè)時間卻不斷增加。較長的職業(yè)準備期不僅在經濟、心理成本上對個體提出了較高的要求，職業(yè)準備期和職業(yè)初期又與個體社會生理年齡中建立家庭及撫育下一代的責任相重疊，帶來了更加嚴重的時間焦慮。“青椒”“工蜂”等隱喻在受訪青年教師的戲謔、調侃和自嘲中頻頻出現(xiàn)。

　　在職業(yè)發(fā)展方面，學術工作探求新知的特性使得大學教師在職業(yè)生涯的每一階段都需持續(xù)進行專業(yè)發(fā)展。諸多實證研究也證明，年齡作為個體生理與社會實踐時間的表征，在個體大學教師的學術成長上有明顯的成熟效應和累積效應。但在當下中國，不僅社會輿論呈現(xiàn)出對學術人才年輕化的偏好，而且諸如教師聘任、職稱晉升、課題申報、人才計劃評選等各項學術制度也以年齡作為政策工具，重點關注、支持和資助低齡人才。此類政策對當下大學的學術發(fā)展的確發(fā)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其原因在于：我國大學在“單位制”時代盛行的是論資排輩的文化，年長大學教師一度在資源分配、職稱晉升等各方面都擁有相對優(yōu)勢。國外學界也有類似“老人統(tǒng)治”的傳統(tǒng)。但隨著國際學術勞動力市場中買方市場的形成和我國大學人事體制改革的深入，特別是在那些研究范式轉變劇烈的學科領域，新近入職的年輕大學教師掌握了國際最新學科范式，年長學者因經驗積累而獲得的年齡優(yōu)勢越來越少。學術管理政策對低齡學者的支持和資助有助于矯正“老人統(tǒng)治”，激發(fā)年輕學者的學術活力，推動范式革命并快速實現(xiàn)學科發(fā)展。但從我國學界的長期發(fā)展來看，需要摒棄生理年齡這一政策工具。因為學術知識創(chuàng)新的內生力量依然是學者通過長時間的探究、思考、積淀而實現(xiàn)的知識累積與創(chuàng)新，低齡偏好的學術政策會使制度中的學者陷入壓縮職業(yè)準備期、職業(yè)成長期和個人家庭組建期的焦慮，“大器晚成者”或“深入持久的研究者”難有專業(yè)發(fā)展的時間和資源支持，處于職業(yè)中后期的學者也缺乏專業(yè)發(fā)展激勵。

　　▍研究結論與討論

　　基于以上研究發(fā)現(xiàn)，本文在每個時間層面進一步歸納學術工作需要的時間觀與管理要求所體現(xiàn)的時間觀，對比的結果如表2。學術工作所需的是一種有深度、有邊界、少沖突、慢節(jié)奏、緩軌跡的時間觀，管理要求體現(xiàn)的是一種碎片化、無邊界、多沖突、快節(jié)奏、陡軌跡的時間觀，兩種時間觀之間存在巨大的沖突與矛盾。大學教師的日常實踐在這兩種時間觀中掙扎，由此導致身心健康、職業(yè)認同和學術創(chuàng)新都面臨危機，可能使整個學術工作進入一個畸形發(fā)展的怪圈。

　　大學管理要求體現(xiàn)的時間觀是當前加速發(fā)展社會背景下的縮影，大多行業(yè)和領域都體現(xiàn)出相似的時間特征，再空談“閑逸的好奇”已經是對不可逆轉的學術時間環(huán)境的一種鄉(xiāng)愁式留戀，大學教師也需要順應時代發(fā)展，提升多任務處理和時間協(xié)調能力，提高工作效率。但大學這一社會機構的特殊性在于將知識本身作為其目的進行探究和傳播，當整個社會都屈從于時間的規(guī)訓與焦慮之時，大學里的學術人員應該保持清明和冷靜，建基于自身的專業(yè)知識，思考和引領社會發(fā)展的方向和未來。相對于其他國家，中國大學教師的時間觀還面臨如下獨特困境。

　　1. 大學行政部門的時間觀亟需調整

　　大學行政部門本應為學術工作提供支持，緩沖管理要求對學術工作的時間壓力。但在本文的被調查對象看來，侵占學術工作時間、加劇學術時間壓力的恰恰是行政部門。大學通過年度和聘期考核等多種方式對學術人員的時間效率進行了嚴密監(jiān)控，但對行政人員的時間效率和時間成本缺乏關注，行政事務占用學術人員的時間也沒有上限，使得形式化、重復性、繁瑣化的事務泛濫，行政事務成為制約大學時間效率的短板。因此，有必要增強行政工作的計劃性和協(xié)調性，減少時間沖突并形成時間協(xié)調的預約機制，減少行政權力對時間優(yōu)先序列的任意干擾。行政權力對時間優(yōu)先的任意干擾使大學中所有個體失去對自己時間的掌控而陷入焦慮，嚴重影響大學組織運行的效率。

　　2. 學術制度設計應尊重學術發(fā)展的時間規(guī)律，摒棄“生理年齡”這一政策工具

　　知識創(chuàng)新的積累性、隨機性、偶然性特質要求學術制度的設計遵循學術創(chuàng)新的自然規(guī)律，形成和保護學術工作所需的有深度、有邊界、少沖突、慢節(jié)奏的時間。此外，在學術制度的設計中應摒棄將“生理年齡”作為政策工具，對職業(yè)初期學者的支持，以“職業(yè)年齡”或“職業(yè)發(fā)展階段”作為劃分依據，對職業(yè)中后期的學者不設年齡限制。首先，生理年齡是一種人力無法改變的先天特征，作為政策工具易形成歧視，不利于吸引各年齡層的優(yōu)秀人才進入學術職業(yè)，西方一些國家以法律的形式明確禁止年齡歧視。以對職業(yè)初期學者的支持項目為例，與我國普遍按照年齡劃分各類“青年課題”不同，美國的資助對象是終身軌的助理教授，香港資助從事全職學術工作三年以內的學者，澳大利亞資助獲得博士學位五年之內的學者或者因為一些事件中斷、又欲回歸學術職業(yè)的學者。其次，當前學術制度中的低齡偏好違背學術工作需要一定職業(yè)準備期和職業(yè)成長期的特征，還對個體的家庭組建期形成壓力。最后，在當下勞動力人口迅速老齡化的中國，需要充分激發(fā)所有年齡階段學者的學術活力，避免對職業(yè)發(fā)展中后期的學者設立年齡限制。

　　大學教師掙扎于學術工作的時間特征與外在管理的時間要求之間。管理制度通過時間來規(guī)訓大學教師群體，使大學教師或不堪重負而出走，或無可奈何而將這種時間的規(guī)訓主體化。長此以往，無異于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其后果可能不是生產大量“時不我待”的產業(yè)化學術工人，而是在未來某個時間使我國大學和學界“時不我待”地亡羊補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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