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再好的政策,如果群眾不認可,也會變成惡政。
某些地區在推行殯葬改革過程中,采取了一刀切的措施,不允許例外、不照顧實際,從而引起了群眾的反感和反抗。
一個民生的政策,硬生生造成民心喪失。
這種經驗教訓,在全國各地已經有足夠的教訓。前些年,江西一些地方在殯葬改革過程中,出現了“搶棺材”的鬧劇。河南周口出現了平墳運動,也引起嘩然。最近,中部某地區又出現了類似問題。
這些政策無一例外都極大損害了地方黨委政府的威信。
“一刀切”政策往往意味著高政策要求和低政策資源之間的矛盾。要實現高目標,地方政府往往采取運動式治理的方式推行,主要領導高位推動,縣、鄉、村三級全面動員。
但是,一個地方的政策資源畢竟有限,如財政保障不足,會加大工作難度;時間緊張,會出現時間壓力,倉促應付。
殯葬改革是典型的移風易俗工作,其主要工作方法是思想工作,需要潤物細無聲,需要時間,慢慢做說服的工作。有關方面完全不去研究移風易俗工作的特性,不顧及基層實際,可謂是屢戰屢敗,又屢敗屢戰。
在鄉村治理歷史上,一個民生政策長期反復折騰群眾、折騰基層,被執行成天怒人怨的結果,且還死不悔改,可謂是罕見。
人們不僅要問:火化、入公墓等殯葬改革措施,到底是一個有多急迫的任務,讓有些地方冒天下之大不韙,也要強力推行?
二
一刀切的殯葬改革,其錯誤主要存在于三個方面:
一是行政強制代替群眾工作。有關政策總喜歡用行政思維來推行殯葬改革,通過制定各種規劃和指標,來要求地方政府達到政策目標。
雖然各種文件充斥著移風易俗的俗語,卻全然不顧及移風易俗的特性,用行政強制的辦法來代替群眾工作,用壓服來代替說服。在面對群眾訴求和基層實際,行政力量顯得極其任性,讓人嘆為觀止。
二是用庸俗標準消解意義世界。有關政策用節約土地、環保等標準來論證火葬和進公墓的理由,不僅庸俗,且沒有道理。對待死亡,群眾要的是“入土為安”“死者為大”,死人也是活人的家人,他們都是人生意義的依托。但有關方面卻生生制造死人和活人的對立,說死人和活人搶地。
但是,大多數地方,尤其是山區丘陵地帶,死人隱入青山,和自然渾然一體,構成了活人心安的來源。死人在各自的祖墳園里安放,不僅是死人生前的愿望,構成了人們的死亡想象,也是普通人的樸素心愿,安頓了人們的心靈。
對很多人來說,祖墳是這個紛擾世俗社會的最大精神家園。沒有了精神家園,讓所有人都成為俗人,沒有禁忌、想象和文化,這個世界會好么?
三是工具理性代替了目的理性。任何一項政策,尤其是關涉群眾切身需求(不僅是利益)的政策,“民心”都應該是最大的考量因素。
很可惜的是,很多政策恰恰是因為關涉民生,故而牽扯各方利益比較多,政策的利益考量很容易代替掉民心考量。
政策的執行者都在算計政策的成本-收益,以為一些具體方案夠考慮群眾利益了,卻忽視了一個重要問題,意義世界的再生產并不能完全用經濟利益來衡量,民心是不能計算的。
三
客觀上,各地在執行政策時,不可謂不盡心,不可謂考慮不周到,其政策初衷也從沒有要和群眾對立的意思。但最后的結果,卻還是碰了一鼻子灰。為何如此?主要是一些政策喪失了“將心比心”的能力。
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似乎習慣于從抽象和宏大的正確無比的目標理念出發,卻從不考慮普通群眾的切身訴求。他們懂得抽象的環保和文明的理念,卻不知道群眾關于環保和文明的理解。
群眾的樸素認知非常簡單:入土為安,占的是荒地,那是祖宗安息之地,他們沒有違背自然規律;反而是,公墓都是鋼筋水泥,年年要管護費,反而是反環保的。
在祖墳園安息的逝者,那是他們的家,無需擔心哪天會被挖走。但在公墓埋葬的死者,哪一天后代不續費了,真可能死無葬生之地。
高高在上的人,不會去理解,夫妻合葬對很多老人而言意味著什么,一方埋在祖墳園,一方入公墓,那是人生不圓滿。在北方一些地區,親屬甚至還想方設法為沒有配偶的逝者配冥婚,僅僅是為了其能在地下安生。
很多所謂的文明人,也不會去理解,“死無葬身之地”可謂是一種最為惡毒詛咒。一個需要付費的公墓,哪怕是低價的,也有這種無處安放的風險。
一個毫無敬畏的人,也不會去理解,把已經入土為安的尸體挖出來火化,對于死者親屬而言可謂是不共戴天之仇。
而這些高高在上的人、所謂的文明人、毫無敬畏的人,往往是政策執行者。群眾對具體執行者恨之入骨,對地方黨委政府的負面評價,即便不公開說,也在心里罵了一萬遍。
這筆民心賬,遲早到要由始作俑者買單的。
四
一些地方在一刀切執行政策過程中,出現了人倫悲劇。極少數老人為了避免最壞結局,趕在政策執行之前自我了斷。
更為普遍的情況下,在華北一些地區,“偷埋”已經成了一個默認的習慣。逝者斷氣,親屬在最快時間內將其埋掉。以至于,當地的逝者幾乎都是“秘不發喪”的。
村莊內總是流傳一種讓人哭笑不得的段子。某個老人生病多時,在家養病,多有時日沒出現在公共場合。當他病愈出現時,村民總會調侃一句:原來你沒死啊?
生、老、病、死是一個社會再生產的幾個關鍵環節,尤其是死亡,不僅是個人的生命終結,還是親屬的大事,是村莊社會的大事,是“禮”的核心組成部分。
可以說,圍繞著死亡,社會形成了倫理,變得有秩序。
而今,人們想要把死亡去倫理化,去神圣化,把逝者當作一件垃圾來處理,總是考慮放哪里最環保、哪種處理方式最省事,這是文明的進步還是倒退,真難說。
死亡歷來是家庭再生產的大事,也是村莊共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人們在喪葬禮儀過程中,進行人際往來,生產社會資本,強化社會鏈接。
而今,政策導向卻要將這僅有的互惠活動導入市場,是逝者和逝者家屬購買服務的私事。殯葬成了一個產業,且是一個特殊的產業,是制造眾生不平等的產業。
政策宣傳不斷說火葬的好處,節省環保,卻從不說群眾不買棺材,得買骨灰盒;群眾不大操大辦,但還是購買殯儀館的一套“服務”,花銷一點都不少。
一個逝者,用什么樣的工具火化、骨灰用什么盒子裝、埋在多貴的墓地,處處彰顯了市場的庸俗之味。一個以文明之名建立的產業,卻處處顯出銅臭味,遠不如鄉間吹拉彈唱、祭文悼詞、經文香火有文化。
民生政策關系到民心政治。一個喪失了民心的民生政策,該反思的不是群眾“覺悟”,甚至不是政策的執行者,而是政策本身。
在制定民生政策時,“將心比心”是常識。別把群眾當傻子,也別把群眾當學生。
如果連群眾怎么想,對政策會有什么反應都不知道,政策就不要太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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