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官僚主義之于當年鄉村集體化的影響，在何平老師的《官僚主義是鄉村振興的最大障礙》一文中已經有了明確的論述，本人完全同意何平老師的觀點。本文所要探討的是官僚主義存在的淵源，以及在推進鄉村集體化過程中排除或者降低官僚主義影響，確保鄉村集體化順利推進的思路和途徑。
一、官僚主義的淵源及中國傳統朝廷制度的等級組織性質
中華文明的核心和基礎是農耕文明，但在中華民族歷史發展過程中，從三皇五帝開始建立了相應的社會管理體系，從五帝時期的禪讓制，到從禹開始的家天下，再到周朝的分封制，及秦王朝開始建立的郡縣制，中國古代社會在歷史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君王為核心的，以禮制和法制相互補的完整從事社會治理的傳統官僚體系。
在中國傳統的帝王朝代統治制度下，所謂的官僚實際上是受雇于朝廷的社會管理人才，由朝廷授予官稱和賦予相應的工作職能和權力，領受朝廷所贈與的俸祿，由此成為官家之人，與帝王形成君臣關系，即主人和奴仆的關系。朝廷的整個官僚組織體系本質上是一個等級森嚴的雇傭制社會組織體系，和西方的團體格局相似，只不過西方團體的組織理念基于宗教的信奉上帝思想，而中國官僚團體的組織理念基于“忠君”思想。
以朝廷官僚組織體系是一個凌駕于全體鄉村農民之上的，以實現朝廷統治為目的的，通過收取地方稅收獲得朝廷生活資源、整個朝廷官僚組織體系經濟運行資源、行使國家管理職能和支持朝廷維持國家軍隊體系運行等國家機制運行的行政管理體系，因此對地方具有行政管理權和稅務資源管轄權。朝廷管理組織體系是一個自上而下，覆蓋全國每一個行政區域的朝廷任命和派出機構的網絡體系，像樹根一樣將朝廷的觸角延伸到全國各地，將財富從各地汲取到朝廷中心。
自科舉制度創立以來，依托朝廷統治體制，做官當老爺，建功立業，光宗耀祖是歷代中國讀書人的追求目標，“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等理念表達了傳統社會精英通過服務朝廷獲得社會地位提高和暴富捷徑的想法，使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的主流變成了一個依附于朝廷官僚體系的特殊群體，其最大的特征就是“官本位”思想，即以官職高低決定社會地位，“官大一級壓死人”，形成了嚴重的等級概念，對鄉村的老百姓更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心態。除了極少部分官員屬于“清流”之外，大部分都會屈服于現實，與官場種種不良風氣和光同塵，乃至同流合污。還有一部分高傲的知識分子因不屑于和官員打交道，不愿“為五斗米折腰”，則流連于江湖之中，即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每一個官員都處在官場的等級制度之中，接受著上級指派的任務，受命和夾雜著自己的意愿向下級指派任務，督促著下級完成任務，通過獎賞和懲罰下級的功勞和過失實現既定的目標等，由此養成了官僚們對上級唯唯諾諾，對下級頤指氣使的行為習慣和思想意識，和在執行上級指令時夾帶私貨，從中謀取私利的以權謀私的頑疾，并進一步進行結黨營私官官相護，形成官僚組織的惡瘤。雖然朝廷屢屢派出監察官員巡回督查，但同為朝廷官僚，往往會在私下的利益交換下形成同流合污的同盟，使監察體系形同虛設。
自宋代以來，隨著以儒家為主導的理學思想和以科舉考試為形式的官吏選拔制度的建立，以讀書人面向官場為核心的群體階層成為中國傳統社會一道獨特的風景線，而幾千年的社會治理制度的運行使官僚文化趨向成熟，并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同時以官僚主義、官場腐敗為代表的各種官場流弊始終沒有有效的清理辦法，最終動搖了朝廷的統治，形成了黃元培先生所指出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朝代周期律，而世代民眾盼望“青天大老爺”而不得的場景成為中國傳統社會的常態。這種結果都是由朝廷官僚制度所決定的，是私天下制度性質所決定的。
二、中國傳統鄉村是一個追求平等的社會存在
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指出，不同于西方社會分別以團體和個人為社會行為主體的情形，中國社會是以家庭為社會行為主體的情形，每個個人都隸屬于家庭，在家庭中自覺地扮演其應有的角色，承擔其應盡的責任。家庭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社會單位，而不是個人或者社會團體。
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描述了中國傳統鄉村的社會關系，并將其概括為“差序格局”以示與西方社會之“團體格局”的不同。費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實際上描述的是中國鄉村社會中以鄉村之家為核心的社會關系情形，是鄉村之家與所有與其相關之家關系的總體情形的呈現，其基礎是家與家之間的關系，而非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即使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其背后也有著家與家關系的支撐，即由兩人交好或者交惡帶來的兩家交好或交惡。
鄉村之家的家與家關系是建立在平等基礎之上的，雖然有個別特殊的關系，如父母之于子女等親情關系存在，但總體關系都是以平等交往互助合作禮尚往來為前提的關系，密切程度隨交往密度的變化而變化，并非一成不變。
由此可見，中國鄉村是一個以（家與家之間）平等關系為前提的社會，是一個平等社會，等級體系在中國鄉村可能在一些大家族內部存在，但并不是社會的主流。即使鄉村之家之間存在著窮與富的差別，但原則上窮家與富家的社會地位是相等的，只不過在實際交往中，窮家與窮家，富家與富家之間更容易交往密切，即所謂的門當戶對，其行為本身還是在追求交往之間的相互平等。
平等社會的中國鄉村對于等級森嚴的朝廷官僚統治體系在理念上是抵觸的不接受的，有著天然的對抗性，故自古就有“皇權不下縣”的成例，自治的鄉村與朝廷官僚統治體系在中國歷史上始終是“兩張皮”，并沒有太多的交集。而鄉村的老百姓對于傳統的知識分子，以及所有的官僚們，也是敬而遠之，并無太多的共同語言和生活交集，以至于毛澤東在古代的書籍中找不到描述農民活動的文字。
三、鄉村集體化的特征
新中國以來開展的鄉村集體化運動，從其早期的經歷看，即從互助組到（初級）合作社，實際上是從一開始的建立在農戶家庭之間平等基礎之上的互助形式，逐步演化到具有一定的共享公有財產的互助合作生產組織形式，所遵循的還是傳統鄉村的平等互助原則。從由毛澤東牽頭編撰的《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書中所收集的材料看，當時農村的合作社即是如此。
若不是中國共產黨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為勞苦大眾求解放，并在毛澤東的悉心倡導下采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堅持發揚人民民主，以知識分子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是很難被廣大農村的老百姓所接納的。毛澤東甚至在1945年的“窯洞對”中自豪地告訴黃元培先生已找到了對付周期律的辦法，那就是人民民主。這也是新中國初期互助組合作社能夠相對順利開展起來背后的原因。
這一點可以從1952年12月10日西溝李順達農業合作社社長李順達在掛牌時的講話得到證明，他說：
“俺們山區咋能走上社會主義道？共產黨毛主席又給我們指路了。這就是搞農業合作社。農業合作社里就有社會主義。
為甚這么說？合作社講土地入股，誰的土地多股份要多一些，但能多多少，就要看勞動了。這就是按勞分配。按勞分配的比例比土地入股大一些，大多少，由大家討論定。
還有合作社要留發展生產，預備荒年和為困難人家準備的公積金。公積金原來互助組就有，合作社是不是要增加一部分，也要由大家定。
我琢磨著合作社要辦好，家家都有份，家家都有說話的權利，大家商量著在合作社分配里取長補短，公平合理，人人都有勁，都有奔頭，人人都能過上好日子。”
話雖然樸素，但話里話外都是在強調社會主義的原則指導下實行農民內部的民主，所有的事由農民自己作決定，農民當家做主是農民合作社正常運行的內因，而政府只能起鄉村集體化的外因作用。早期的農民合作化就是在農民自發的意愿中一步一步地實現的。
四、官僚主義與鄉村集體化的矛盾所在
隨著后來農村合作化運動的進行，一味地追求“高大上”的思想在政府官僚的頭腦中開始抬頭，在兩年多的時間內，規模從十幾戶的初級社到上百戶的高級合作社，再到后來的上千戶上萬人的人民公社，生產內容也從單純的農業生產，到包含工農商學各行各業齊全的社會活動，將原來的平等社會體系迅速地轉換為具有等級組織特征的社會體系，其組織形式也從原來的內部平等協商管理，變成了貫徹上級和領導意志的行政管理模式，也為傳統的官僚主義在鄉村集體化體系中的存在準備了溫床。
其背后的背景是，隨著全國的解放和社會的穩定，經濟的恢復，一個以知識分子和軍隊轉業干部為主體的共產黨行政體系開始覆蓋全國，相關制度也逐步完善，并開始規范化。作為共產黨政府中就職的許多（在解放戰爭時期和新中國成立之后吸收到共產黨內的）知識分子并沒有經歷延安時期黨內思想的教育，并不具備當年根據地共產黨干部從事農村工作的工作作風，而軍隊轉業的大量高中級干部也習慣于軍隊的等級體系工作方式，并不適合從事鄉村工作，而中央的高級干部中的絕大部分工作重點也由以前的鄉村轉向城市，開始用工業化工作的思維來指導鄉村工作，所有這些因素的集中，加上這是中國開天辟地第一次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缺乏經驗和借鑒，革命運動的習慣使農村集體化也變成了一場轟轟烈烈違背農民意愿的運動。
當時城市和工商業的管理，工業化建設的工作都是借鑒蘇聯（團體格局）模式而展開的，以至于一些工農出身的干部在城市工作中被嫌棄，而知識分子干部則找到了用武之地，而中央關于農村合作化運動的指示經由這些干部層層傳達加碼后以執行行政指令形式走入鄉村基層時就難免走樣，加上急功近利快出成績的動機，將本來需要養育而成的農村合作化過程變成了形式化的行政運動，直接以“一平二調”的行政命令的方式將屬于農民合作社的物資并入大集體機構，不進行任何制度性建設就啟動了人民公社大食堂，吃飯不要錢，一步走入共產主義，并在媒體上大肆宣傳，相互攀比，這種徹底的“拔苗助長”方式，使農村集體化運動最終走入了一個死胡同。
究其原因，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官員頭腦中被灌輸的傳統的根深蒂固的官僚主義思想違背了農村工作的規律性，違背了農民的意愿，損害了農民實現集體化的積極性，即使后來形成了《六十條》等條例，也很難改變農民心中已經形成的抵觸心理，同時也只能起亡羊補牢的作用，已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官僚主義在農村集約化中的存在。而官僚主義的根源則和中國社會幾千年的官僚文化思想息息相關，也和當時引進的蘇聯（西方）社會的管理思想息息相關，官僚主義思想理念和中國傳統鄉村的平等社會理念格格不入。
如果不能從根本上認識到中國鄉村社會獨特的文化特性和社會特性，繼續采用官僚主義和西方社會管理理念，則鄉村的集體化就永遠無法實現。
結 語
鄉村集體就如一個魚塘，是一個養育各種魚類的生態場所，只要假以時日管理好魚塘，魚塘就可以源源不斷地產出魚來。
政府是收購魚的買家。如果為了一下子買下好多魚，直接下手將魚塘內的魚一網打盡，魚塘就再也無法產魚了。
經營魚塘，讓魚塘產魚的管理權在鄉村集體，是鄉村集體內部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要想讓鄉村實現集體化，唯一的方法就是尊重村民的意愿，實現鄉村內部民主自治，讓村民決定鄉村的發展未來，在這一點上可以充分發揮鄉村黨支部，在鄉干部的作用，形成集體化的組織核心。政府只需要為魚塘的建設提供相應的外部條件，不采取任何的“殺雞取卵”的行政行為，讓鄉村集體自主地管理，鄉村集體就能源源不斷地為政府提供城市和工業化所需要的資源。
只要擺正鄉村與政府之間的漁魚辨證關系，就能讓鄉村集體與地方基層政府相得益彰。
（作者系中國文化管理協會鄉村振興建設工作委員會副會長、中國國土經濟學會鄉村振興專業委員會副會長，著有《中國傳統村落與文化興盛之路》；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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