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近日，筆者閱讀了程美東寫的《項英故意拖延了新四軍北移時間嗎？》，發現此文錯誤解讀了中央軍委的電報，并刻意掩蓋了大量不利于此文所持觀點的真實資料，從而得出了否定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對項英嚴重錯誤的批判、為項英在皖南事變中嚴重錯誤完全翻案的錯誤結論。

　　筆者仔細閱讀完此文之后，決定以大量全面、真實的歷史資料，來呈現相對完整的歷史真相，批判程美東關于皖南事變問題的歷史虛無主義觀點。

　　一、項英不徹底理解和貫徹中央1940年1月19日指示，導致新四軍軍部失去了向北發展的第一次戰略時機

　　程美東認為：“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在有關文件中指出：‘新四軍是否向南發展，向皖浙贛大活動，抑或應過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勢決定’‘所以新四軍的退路有二，一為皖北、蘇北，一為皖浙贛閩交界地區?，F在兩條退路都要準備，但最后采取哪一條路到那時才能決定。’這類安排非但不能促使項英決定北移，反面會使他對北移更加慎重。盡管中央的精神是好的、對形勢的分析也很正確，但問題在于，兩條退路的戰略不能不給項英以逗留江南的余地。項英此后一段時間的所作所為是在中央指示許可的范圍內進行的，而不是違背了中央的指示。” （程美東：《項英故意拖延了新四軍北移時間嗎？》）但是，真實歷史真如程美東所說嗎？

　　請看1940年1月19日王稼祥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新四軍向北發展的方針，六中全會早已共同確定，后來周恩來到新四軍時，又商得向南鞏固，向北發展，向東作戰’的一致意見。華中是我們目前在全國最好發展的區域，在華中可以發展，而大江以南新四軍受到友軍十余師的威脅和限制的時候，我們曾主張從江南再調一個到二個團來江北，以便大大地發展華中力量。”“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請考慮，因為我們覺得似乎皖南發展較難;江南發展較易，江南陳毅同志處應努力向蘇北發展。”（《王稼祥選集》，第308、310頁。）可見，中共中央更側重于強調向北發展，并強調了在皖南發展比較困難。按照王稼祥起草的中央總體指示精神，項英的主要任務應該是向北發展，而不是“慎重”的原地踏步。

　　至于程美東文提到的“兩條退路”，根本不是中央要求項英“原地踏步”的證據。舉個類似的例子，1948年的時候，毛澤東在給林彪、羅榮桓的電報說：“下一次作戰有兩個方向:一是打撫順、鐵嶺、法庫之敵;一是打阜新、義縣錦西、興城、綏中、山海關、昌黎、灤州等地之敵。究竟打何地之敵為好，依情況決定。但你們應準備對付敵軍由東北向華北撤退之形勢。”“對我軍戰略利益來說，是以封閉蔣軍在東北加以各個殲滅為有利。”（《毛澤東文集》：《封閉蔣軍在東北加以各個殲滅》）可見，毛澤東給了他們兩個作戰方向，但是側重于強調了封閉蔣介石匪軍在東北各個殲滅的重要性?！洞鬀Q戰》電影中，羅榮桓特意和林彪說，雖然軍委給了他們充分考慮空間，但是軍委的主要意圖還是希望他們南下作戰。羅榮桓的話，這才是對毛澤東戰略思想的正確理解。同樣的道理，中央雖然給項英強調了“兩條退路”，但是重點強調的是向皖北、蘇北發展的重要性，這實際上和遼沈戰役前夕毛澤東戰略指示是同一個道理。如果項英嚴格、正確理解和執行中央軍委的指示，就應該像羅榮桓重點強調南下一樣，也將重點工作放在北上，而非“慎重”的畏縮不前。

　　對王稼祥起草的中央1月19日指示的執行不力，使項英失去了第一次指揮新四軍北移的時機。這次中央雖然沒有下死命令，但是側重強調了北上戰略的重要性，當時指揮新四軍的如果不是項英，而是羅榮桓或其他真正堅決執行黨的政治軍事路線的指揮員，一定比較早的決定向北發展了。

　　二、項英不執行中央1月29日指示，導致新四軍軍部失去第二次北上時機

　　為了催促新四軍重點將戰略方向放到北上方面，1月29日，毛澤東、王稼祥致電項英、葉挺，指出：“你們主要出路在江北，雖已失去良機，但仍非力爭江北不可。”“須秘密準備多數渡口，為緊急時用。”（《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這就完全明確了新四軍的行動方向。如果項英在這時嚴格按照中央軍委指示辦，就會早早率領新四軍脫離困境。這樣的話，哪里還會有后來的“皖南事變”？如果項英在兩個月前的1月29日開始嚴格執行北上方針，哪里會有3月29日陷入敵軍嚴重威脅的被動局面呢？

　　程美東繞開中央1月29日指示不提，直接說：“3月29日，中共中央指出：‘頑方有可能利用優勢兵力向新四軍東部地區進攻，因此軍部及皖南部隊應預先有所準備，以免襲擊。萬不得已時可向蘇南陳支隊靠攏，再向蘇北轉移’，中央此時還沒有決定新四軍北移。”（程美東：《項英故意拖延了新四軍北移時間嗎？》）實際上，正是因為項英畏縮不前，導致新四軍陷入了國民黨軍隊的三面包圍、北移的困難相對于1月29日大大增加，所以在有了3月29日中央說的“萬不得已時可向蘇南陳支隊靠攏，再向蘇北轉移”這句話。要知道，當時的新四軍軍部，已經是“處在國民黨軍隊三面包圍下的皖南新四軍軍部”（《毛澤東傳》：《第24章、皖南事變前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從1月29日毛澤東、王稼祥催新四軍軍部南下到3月29日新四軍陷入國民黨軍隊三面包圍，項英失去了第二次指揮新四軍部隊北上的時機。如果1月29日以后項英果斷率領新四軍北上，3月29日的電報就不會存在了。

　　三、項英不執行中央4月26日指示，使新四軍軍部喪失了第三次北上的戰略時機

　　當時中共中央遠離前線，就怕脫離戰場時機，所以并不愿意給項英下死命令。但是，中央時時刻刻向他們提出北上的建議、時時刻刻向他們表達傾向于北上的戰略意見。4月18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的致項英電指出：“關于江南、皖南部隊應如何適當部署，由你們依情況決定。”“葉、張兩團(指葉飛領導的新四軍第1支隊原第6團和張道庸(陶勇)領導的新四軍第2支隊原第4團。)以留在江北發展為適宜，你們將來的主要陣地有移至江北之可能。”(《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在這里寫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中央不會強迫你們，但是中央還是覺得你們想盡一切辦法向北發展更為有利。

　　之后，4月26日，經過周密的調查和對新形勢的正確判斷，中央書記處致電項英：“皖南軍部以速移蘇南為宜。”“武裝斗爭中的自衛原則，并不是要限制自己發展而是要放手發展，在放手發展中，如遇頑固派阻礙及進攻，則我站在自衛立場上堅決打擊之。在團結抗戰時期，我軍不應向友黨后方行動，而應向戰爭區域與敵人后方行動。在戰爭區域，特別是在敵人后方，我應放手發展武裝，建立政權，建立根據地，在有理有利有節條件下，堅決打擊阻礙我發展的反共頑固派。”（《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蘇南比皖南靠北，可見中共中央根據實際情況強烈催促新四軍北上、打到敵占區后方開展敵后游擊戰爭。但是，由于項英對蔣介石集團抱有幻想、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畏懼，根本不敢率領新四軍打入敵后。程美東給項英找借口的時候說：“此時蕪湖一帶的日軍5000余人突然進攻皖南 歷時數十天。此突發事件大大影響了項英執行中央的指示。”（程美東：《項英故意拖延了新四軍北移時間嗎？》）五千日軍就能有這么大作用？請問程美東，蔣介石四十萬大軍包圍中央紅軍的時候，影響毛澤東指揮中央紅軍四渡赤水了嗎？蔣介石25萬大軍跟追，影響毛澤東指揮僅僅2.6萬軍隊在陜北打仗打圈了嗎？蔣介石在第三次國內戰爭時期掌握的軍隊已經有了大量美式和德式裝備，論武器比日軍還要強。九千新四軍靈活機動避實擊虛打入敵后，還怕僅僅五千日軍？更要注意，八路軍在日本數十萬大軍大規模侵略中國的更困難的條件下，就按著毛澤東的指示——“敵進我進”，打入了敵后，項英有什么理由不帶著新四軍軍部克服已經小了很多的困難而打入敵后呢？

　　項英不執行4月26日中央正確指示，導致新四軍軍部失去了第三次向北轉移的時機。如果項英能像彭德懷、劉伯承、聶榮臻、羅榮桓、黃克誠、陳毅一樣，面對日軍大舉向前進攻也迅速挺進敵后，就根本不會有后來的“皖南事變”。

　　四、項英不執行“五四指示”，導致新四軍軍部失去了第四次戰略轉移時機

　　為了糾正項英的嚴重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毛澤東在1940年5月4日起草了著名的“五四指示”。毛澤東指出：“不論在華北、華中或華南不論在江北或江南，不論在平原地區、山岳地區或湖沼地區，也不論是八路云，新四空或華南游擊隊，雖然冬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敵人，均在抗戰。因此，我們均能夠發展，均應該發展。這種發展的方針，中央曾多次給你們指出來了。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的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范圍，不要別人委任，不靠上級發餉獨立自主地放手地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在這種根據地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權，向一切敵人占領區域發展。”（《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毛澤東的意思很清楚，就是遠離蔣介石、打到日占區、在日占區開展農村包圍城市、發展軍隊并建立根據地。這是毛澤東對項英長期不遠離國民黨、長期在蔣占區徘徊不前的嚴重錯誤的一次嚴厲批評。

　　關于發展的具體方法，毛澤東進一步指出：“例如在江蘇境內，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評、限制和壓迫，西起南京，東至海邊，南至杭州，北至徐州，盡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能控制的區域控制在我們手中，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立政權，設立財政機關，征收抗日捐稅，設立經濟機關，發展農工商業，開辦各種學校，大批培養干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誰看了這一指示，不會發出“毛澤東太厲害！”的感概呢？毋庸置疑，毛澤東告訴新四軍軍部的主要戰略方向就是敵后、就是遠離蔣介石地盤的日占區。如果項英嚴格按照毛澤東的戰略指示打入敵后，心思將軍哪里會有在蔣占區附近遭遇皖南事變的悲慘結局？

　　程美東給項英不嚴格執行五四指示找的理由是什么呢？程美東說：“5月4日，中央又電示新四軍：‘同意軍部后方機關及皖南主力移至蘇南’但又強調皖南主力移至蘇南后‘惟請注意力量不要太弱,并須設置輕便指揮機關,以便堅持皖南陣地并發展之’?？僧敃r‘皖南新四軍只有3個團，同時有一個團必須擔負第三戰區指定的繁昌前線的戰斗任務’兵力不足，使之難以兼顧兩方面的斗爭任務。”（程美東：《項英故意拖延了新四軍北移時間嗎？》）程美東這里有一個嚴重的史料運用錯誤。中央書記處是“5月5日”（《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發的這封電報，而不是5月4日。而且，程美東刻意掩蓋了中央書記處這封電報的主要內容。中央在這封電報表示：“新四軍一、二、三支隊主力的主要發展方向也不是在溧陽、溧水、郎溪、廣德等靠近中央軍之地區，而是在蘇南、蘇北廣大敵人后方直至海邊之數十個縣，尤其是長江以北地區”“速令葉飛在北岸擴大部隊，建立政權，不要顧慮顧祝同、韓德勤、李明揚之反對”（《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梢?，中央的主要戰略意圖，就是新四軍主力向北轉移。毛澤東在《矛盾論》指出：“……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于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去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結解了。”（《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矛盾論》）當時新四軍的主要矛盾就是向北發展、打入敵后、對日作戰，即使兩邊難以兼顧，項英也應該以照顧北上這一方針為主。真正理解和執行中央的指示的話，項英就應該將北上放在中心任務的地位，即使“南部堅持”難以充分兼顧，也要先完成好北上的任務。然而，項英并沒有嚴格貫徹中央的指示、將新四軍軍部主力帶到長江以北，而是繼續左思右想、猶豫不前，使新四軍軍部及其率領的主力喪失了第四次北上的戰略時機。

　　令人不理解的是，程美東認為：“5月28、29日，項英向中央報告了軍部轉移的部署：軍部先率兩個團移蘇南，直屬隊伍陸續行動。但在國共兩黨舉行的上饒談判中，國民黨要求新四軍江北部隊南移，意在一網打盡，我方自然不能簽應。談判陷于僵局。于是，中央派周恩來到重慶和國民黨再次談判。而新四軍東移蘇南的計劃也就自然擱淺了。”（程美東：《項英故意拖延了新四軍北移時間嗎？》）這個論述非常站不住腳。新四軍軍部在皖南，從皖南向蘇南轉移是北移，國民黨要求新四軍軍部南移。不聽國民黨的話、不南移，怎么就影響新四軍往北移了？我方和敵方談判陷入僵局，和新四軍東移蘇南的計劃擱淺與否毫無關系。“五四指示”之中，毛澤東早就告訴新四軍軍部——不要管國民黨同意不同意，必須迅速打入敵后發展革命力量。毋庸置疑，項英的搖擺不前就是對毛澤東為首的中央軍委的戰略指示的違背。如果項英嚴格按照毛澤東“五四指示”和他的這個5月28、29日“部署”，不顧蔣介石集團同意與否而迅速轉移，根本不會有所謂的“皖南事變”。

　　由于項英不執行毛澤東為首的中央軍委的“五四指示”、“五五指示”，并在5月28、29日做了北移部署之后不認真執行這一部署、不敢不顧蔣介石匪軍反對而迅速出其不意打入日軍后方，新四軍軍部失去了第四次向北轉移的戰略時機。

　　五、項英對中央軍委7月12日指示的不執行，使新四軍軍部喪失了第五次轉移時機

　　1940年7月12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周恩來、劉少奇、項英、陳毅：“華中目前斗爭策略，以全力對付韓德勤及蘇北其他頑軍，切實發展蘇北，對李品仙應取守勢并力爭和緩，以防蔣、桂聯合對我”“蘇南自陳毅、粟裕北上后，兵力較弱，指揮無人。請項英同志妥為布置，以維持我軍原有地區，并準備于適當時候，將軍部及皖南主力移至蘇南。”（《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對于這一電報，程文也選擇性的掩蓋了。項英根本沒有嚴格執行中央軍委的這一指示，導致新四軍軍部繼續徘徊在皖南地區。如果項英一個月前嚴格按照中央軍委的正確指示而堅決北移，怎么可能會在8月12日還一動不動？

　　程美東說：“8月12日，中央在《關于國共談判情況的通報》中就國共之間關系問題指出：‘目前仍是拖的局面’。既然是‘拖’，皖南新四軍又何必急急忙忙地轉移呢？”(程美東：《項英故意拖延了新四軍北移時間嗎？》)程美東不僅掩蓋了中央通報的全文，而且歪曲解讀了中央通報。還要注意完整閱讀中央指示。中央指示全文中提到：“國方要求劃區，以八路新四開舊黃河北岸與友軍分處，我方原則同意劃區，但必須實現”“八路新四正規軍之足夠的戰區(華北五省)。”（《皖南事變（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關于國共談判情況的通報》）可見，中央不僅繼續堅持以北上為主要戰略方向，而且非常慎重的將八路軍和新四軍發展的范圍劃定在了華北五省——河北、察哈爾、綏遠、山東、山西。毋庸置疑，北上仍然是中央的戰略方針。但是，程文完全掩蓋了這個。中央還指出：“二、國民黨在國際局勢激變后，已發生抗戰與投降兩派斗爭，前者是主張親蘇合共及政治改良，后者則主張反蘇剿共及政治倒退，近衛登臺前,英美派有與親日派協商投降的危險，近衛登臺后，英美派亦不得不被迫而傾向抗戰派的主張,但仍未脫離對蘇疑慮對共壓制,對改良躊躇的動搖,故親蘇合共與政治改良的方向雖有了,但實現仍須時目,目前仍是拖的局面,并也未失去壞轉的可能。”（程美東：《項英故意拖延了新四軍北移時間嗎？》）可見，中央說的“拖的局面”，完全指的是國共關系，也就是說國共關系有惡化的可能，但是目前國共關系還沒有破裂、呈現的是拖延破裂的局面?？梢?，中央只是在講國共關系方面的“拖”，而不是新四軍的北上行軍要“拖”。抗戰勝利前夕，中共搶占東北的時候，國共關系還沒有完全破裂，毛澤東同樣盡可能確定了拖延國共戰爭的方針，但是拖延國共決裂不等于拖延我軍在敵后的發展以及拖延我軍搶占東北的戰略變為現實的進程。毋庸置疑，程美東篡改了中央的意圖，將國共關系拖延歪曲為“北上行軍拖延”。盡可能拖延國共關系破裂和拖延北上毫無關系，如果拖延新四軍北上有利于拖延國共破裂的話，為什么陳毅率領的“新四軍江北部隊立刻抓緊時機向皖東敵后發展，到三月間就從原來的五千人發展到一萬五千人左右，為向蘇北發展開辟了道路。”（《毛澤東傳》：《第24章、皖南事變前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沒有導致國共破裂呢？

　　總之，由于項英沒有認真貫徹中央7月12日方針，導致新四軍第五次失去了向北轉移的機會。中央8月12日通報中講的“目前仍然是拖的局面”指的是國共關系還沒到破裂的地步、還屬于拖著的狀態，而不是要求新四軍拖延北上，根本沒有對阻礙新四軍北上造成影響，而程美東不僅沒有完整引用中央的指示，還歪曲解讀了中央的指示。

　　六、項英違背中央軍委9月19日正確指示，導致新四軍軍部失去了第六次向北轉移的戰略時機

　　在講9月19日指示之前，先講一講“95指示”。程美東的文中提到：“9月5日，中央致周恩來的電報中指出：‘對新四軍北開 蔣既堅持我應堅拒。新四軍老部隊早由政府指定防地（皖東、江南） 絕不能翻案’、‘新四軍不能北移’。中央既有‘不能北移’的指示，項英豈敢擅自北移？”（程美東：《項英故意拖延了新四軍北移時間嗎？》）程美東簡直和美帝國主義一樣雙標。中央1月19日指示項英重點向北發展，項英怎么不“豈敢擅自在南部徘徊”，怎么違抗中央指示呢？中央在1月29日指示項英向北發展的時候，項英怎么不“豈敢擅自在南徘徊”，怎么敢對抗中央指示而不北移呢？中央在4月26日、5月4日、7月12日指示項英北上的時候，項英怎么不“豈敢擅自在南徘徊”，而違抗中央指示呢？項英違抗中央指示，程美東就會找各種理由替項英辯護或者刻意掩蓋中央的大量正確指示。到了這里，項英又成了程美東筆下忠于革命忠于黨、寧可犯政治錯誤也不犯組織錯誤的“周恩來第二”，這真的難以說服人。

　　中央在1940年9月5日給周恩來的完整電報如下：“目前時局甚為緊急，我黨應有保衛重慶、保衛西南和西北的積極主張。在政治上。應繼續要求動員民眾，開放黨禁，實行民主等；在軍事上，應提出八路軍以三分之一開赴湖北擔負保衛重慶的任務。新四軍不能北移。此不僅是抵制蔣介石對我之壓迫，而主要是認真挽救國家之危亡的主張。”（《周恩來年譜》1940年，42歲。）可見，當時中央決定新四軍不向北轉移，是應對當時時局緊張的嚴重局面，是根據中日矛盾實際情況提出的有利于我中共占據民族斗爭的政治主動的正確戰略。當時，即使中央出于政治考慮而決定新四軍暫時不北移，也為了預防新四軍被蔣介石部隊偷襲而指示他們：“國民黨政府軍委會軍令部已向顧祝同發出掃蕩長江南北新四軍的命令，請葉挺，項英、劉少奇準備自衛行動，皖南尤須防備。”（《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這就是盡可能在占據政治主動的同時保證損失的最小化。

　　后來，由于國民黨軍隊加劇了對中共軍隊的壓力，“據西安息，現在皖豫交界之李仙洲三個師，準備東進援韓，有渡淮河向礙山前進訊。桂軍攻皖東者除一三八師及李本一部共七個團外，又增加一七二師，湯恩伯大概是總預備隊，現派三個團組成三個偵察支隊，下月初向豫東皖西之太和、阜陽、潢城前進,主力在豫西整訓,準備東進,綜合各方情況,蔣桂對華中進攻是有決心的。”（《皖南事變（資料選輯）》：《毛澤東、朱德、王稼祥關于蔣桂在華中的軍事動態及我之對策致彭德懷等》）中央軍委決定：“以打擊李仙洲為目的，望彭、左令楊得志率部南下,須于一個半月內達到彭雪楓地區，望陳、羅令五旅迅即南下，不可再推遲，應于半月內到達張愛萍地區，望葉項率部迅即渡江，應于兩星期內渡畢增援皖東為要。”（《皖南事變（資料選輯）》：《毛澤東、朱德、王稼祥關于蔣桂在華中的軍事動態及我之對策致彭德懷等》）這一電文，也被程美東的文章選擇性的掩蓋了。可見，毛澤東為首的中央軍委一直根據實際情況調整戰略方針、做出最符合不同時期實際情況的戰略決策。但是，項英對中央軍委的9月19日指示拒不執行，導致了新四軍軍部失去了第六次北上的戰略時機。

　　七、項英連續拒絕執行中央10月8日指示和10月12日指示，使新四軍軍部失去了第七次向北轉移的戰略時機

　　10月8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葉挺、項英，指出：“蔣介石令顧祝同、韓德勤掃蕩大江南北新四軍，大江南北比較大的武裝磨擦是可能的。主力戰將在蘇北與江南。最困難的是皖南的戰爭與軍部。我們意見，軍部應移到第三支隊地區，如頑軍來攻不易長期抵抗時則北渡長江，如移蘇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蘇南。向南深入黃山山脈游擊，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是最不利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2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再次致電葉挺、項英：“因此軍部應乘此時速速渡江，以皖東為根據地，絕對不要再遲延。皖南戰斗部隊，亦應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堅持游擊戰爭。” （《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軍委的意思再清楚不過了——蔣介石都要派兵打過來了，你們抓緊時間向別處轉移、抓緊時間向東北方向發展，別再拖延了！這兩封電報，也被程美東選擇性的掩蓋了。

　　由于項英拒絕執行中央軍委的正確指示，導致皖南新四軍軍部失去了第七次向北轉移的戰略時機。程美東文中說：“‘皓’電是1940年10月19日發的，我方復電（佳）是在11月9日公布的，新四軍軍部則是于次年1月4日從云嶺出發的。”（程美東：《項英故意拖延了新四軍北移時間嗎？》）但是，如果新四軍軍部在10月8日甚至之前的1月29日、4月26日、5月4日、7月12日、9月19日嚴格執行中央軍委指示，還需要國民黨的何應欽、白崇禧發“‘皓’電”催促新四軍軍部離開嗎？毋庸置疑，項英對中央軍委10月8日、12日連續指示的不執行，使新四軍喪失了第七次戰略轉移時機。

　　八、項英七次放棄率軍北上的嚴重后果——皖南新四軍陷入了國民黨軍隊愈加嚴重的威脅局面，導致新四軍在軍事上迅速突圍幾乎已無可能

　　程美東文章說：“中共中央直至11月1日才給項發了指示 ，其中說：‘你及皖南部隊或整個移蘇南再渡江北，或整個留皖南于國民黨進攻時向南突圍，二者應擇其一，這一點可以確定。’‘如移蘇南須得顧祝同許可，如顧不許則只好留皖南，但須準備打內戰，并蒙受政治上不利。’”（程美東：《項英故意拖延了新四軍北移時間嗎？》）但是我們根據前文已知，中央至少有7次提醒葉挺、項英北上，但是項英就是拒不執行，這些都被程美東掩蓋了。

　　11月1日，毛澤東為中央書記處起草致項英電，指出：“(一)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員必須過江北指揮江北大部隊。(二)你及皖南部隊或整個移蘇南再渡江北，或整個留皖南準備于國民黨進攻時向南突圍，二者應擇其一，這一點可以確定。(三)如移蘇南須得顧祝同許可，如顧不許可則只好留皖南(因據來電直過皖北已無可能)，但須準備打內戰，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蔣介石'進剿’新四軍的計劃是決定了的)。望考慮電復。”（《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中央書記處的電報要求葉挺先到江北指揮新四軍大部隊，堅持以江北為主要的戰略方向；也可見，中央要求項英必須選擇向蘇南、江北行動的轉移方針。但是，國民黨兵力對新四軍威脅逐漸加強、導致新四軍北移越來越困難，甚至“直過皖北已無可能”。軍事角度來看，項英多次違反中央正確指示，已經徹底喪失了率領新四軍軍部北移的時機。

　　由于國民黨軍隊對于皖南新四軍已經形成了重兵合圍的局面，皖南新四軍迅速巧妙突圍已經在軍事上幾乎不可能。所以，中共中央決定改用政治上的方法爭取促成國共關系緩和、促成新四軍北上。11月3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葉挺、項英：“何應欽白崇禧'皓電’，中央決定用朱、彭、葉、項名義答復，采取緩和態度，以期延緩反共戰爭爆發時間。對皖南方面，決定讓步，答應北移。你們有何意見，盼立復。”（《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中共中央的意思很清楚——政治上，我們準備通過和國民黨的談判爭取緩和國共矛盾，盡可能救你們北上。

　　九、項英主動放棄了中共中央給新四軍爭取到的安全轉移時間，導致新四軍軍部失去了第八次安全轉移的戰略時機

　　為了挽救由于項英不執行中央指示導致被國民黨軍隊全面包圍、軍事上徹底失去了迅速北上時機的新四軍，為了實現新四軍北上的戰略目標，毛澤東于11月5日致電周恩來，“要周恩來令李克農向國民黨方面表示，為避免內戰、顧全大局計，新四軍準備遵令北開，但在未渡江以前尚有許多事要辦，桂林辦事處尚須保留。待北開后，辦事處亦遵令撤退。并要周恩來也向何應欽、白崇禧及各方作上述表示。還指出，桂林辦事處內部應實際準備撤退，以免受損失。”（《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毛澤東為挽救新四軍盡心竭力。11月19日，毛澤東起草了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復何應欽、白崇禧電，表示“為顧全大局，江南新四軍部隊可以移至長江以北”（《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經過一系列較量，蔣介石決定，如12月31日之前，“尚未遵令北移，應即將江南新四軍立予解決”（《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2月8日，何應欽、白崇禧復電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強令八路軍、新四軍“將黃河以南之部隊，悉數調赴河北”（《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2月9日，蔣介石下達手令：“凡在長江以南之新四軍，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開到長江以北地區，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作戰。”（《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通過復雜、激烈的國共談判，中共中央為新四軍爭取到了12月31日的北上時間。

　　12月9日之前，堅持“下棋看三步”的毛澤東就緊鑼密鼓的開始指示新四軍快速北移。毛澤東的意思很清楚——不管談判結果如何，你們也提前做好北上準備有備才能無患。11月15日，毛澤東指出：“皖南部隊既要認真作北移之準備，以為彼方緩和進攻時我們所給之交換條件，又要要求彼方保證華中各軍停止行動，以為我方撤退皖南部隊時彼方給我之交換條件”（《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4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兩次致電葉挺和項英，第一次強調“(一)你們必須準備于十二月底全部開動完畢。(二)希夷率一部分須立即出發。(三)一切問題須于二十天內處理完畢。”（《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次強調“立即開始分批移動，否則一有戰斗發生，非戰斗人員及資材勢必被打散。”（《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毛澤東為首的中央軍委催促項英北上，是堅持不懈的。

　　對于這段時間的歷史，程美東解釋說：“此外，中央在1940年11月21日的電報中要求葉、項：‘你們可以拖一月至兩個月，但須認真準備北移’。既然須‘認真準備’，就不能不需要時間。”（《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但是，程美東刻意掩蓋了中央后來在24日講的“你們必須準備于十二月底全部開動完畢”、“一切問題須于二十天內處理完畢”（《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不可否認，中央缺失在11月21日設想過讓他們拖一段時間。但是，到了24日，中央根據國共談判新形勢，迅速調整了方針，要求他們必須二十天內（也就是在12月14日之前）做好準備、十二月底開動完畢。“認真準備”不是沒有時間限制，而程美東掩蓋了時間限制。

　　11月27日，葉挺、項英“說經他們多方研究與考慮，由蘇南北移路線，途中困難多，危險性較大，不如由新四軍第3支隊地區兼程北移皖北較有利，又直接增援皖東，因此決心將大批工作人員化裝過封鎖與部分資材先經蘇南至蘇北。”（《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1月29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復電葉挺、項英，指出：“(一)同意直接移皖東分批渡江，一部分資材經蘇南。(二)頭幾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領，希夷可隨中間幾批渡江，項英行動中央另有電示。”（《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路線選擇方面的困難可以理解，這個暫且算新四軍軍部考慮有一定道理。但是，令人震驚的是，項英竟然說一套做一套，在選擇路線完成之后，還通過各種其他工作，盡最大限度的在拖延北上的時間。

　　項英在做什么？程美東解釋說：“第一階段，宣布進軍敵后。因為如果說被迫撤離 必然使人們對北移持消極態度；第二階段，宣布‘東進抗敵’，激發廣大指戰員對部隊轉移的熱情，鼓舞士氣；第三階段，即等到了蘇南后，才宣布北移。這樣一來，廣大指戰員就不會為北移感到震驚和茫然。營級干部會議后，對軍直屬隊、三支、老一團、新一團及各機關一萬人左右均實行了宣傳動員；對于戰士下發軍政治部編印的《進軍敵后宣傳鼓動大綱》，對于黨員下發《統一戰線問題研究大綱》；軍部的《抗敵報》不斷發表文章，解答各個單位提出的對于目前形勢和統一戰線的疑問。”（程美東：《項英故意拖延了新四軍北移時間嗎？》）程美東認為這些工作完全必要。筆者真的難以理解——皖南新四軍在國民黨軍隊的包圍下，都快全軍覆沒了，但凡一個對自己的戰士負責人的指揮員，哪還有閑情雅致像《三國演義》里面的曹操在赤壁之戰后三次大笑一樣“維護士氣”？就應該迅速撤退，一分一秒不要停留，保存實力要緊！土城之戰、魯班場之戰的時候，國民黨四十萬大軍合圍，毛澤東難不成也應該決定長期不撤退、給紅軍做“維護士氣”的工作？毛澤東果斷決定撤退，一分一秒不停留！宣傳東進抗敵、對戰士宣傳真的“有必要”，項英早做什么去了？真的嚴格貫徹中央之前的指示，這個工作，項英已經至少應該做了七次了，還用得著最危險的時候做？即使非要做，像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一樣，等到了大別山再做思想動員工作，不行嗎？程美東無非是在幫項英拖延時間找理由。

　　由于項英拖延時間做各種“工作”，新四軍軍部失去了中共中央通過國共談判爭取過來的到12月底的轉移時間，皖南新四軍徹底陷入了災難的深淵。

　　十、翻案不得人心——項英不僅以他的錯誤導致新四軍陷入了災難，還在新四軍陷入災難的時候臨陣脫逃

　　12月14日，中央規定的二十天期限已到。為了催促項英北上，毛澤東為中央書記處起草致項英電。毛澤東指出：“移動時間，蔣限十二月底移完，我們正交涉展限一個月，但你們仍須于本月內盡可能移畢。”“蔣以新四軍正在移動，不同意項副軍長來渝，因此中央決定項隨軍隊渡江然后經華北來延安。”“葉、項二人均以隨主力去皖東為適宜，資材及后方移蘇南者可由周子昆、小姚(小姚，即饒漱石。)負責指揮。”（《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同時，為了讓新四軍順利在規定時間內北上，毛澤東在12月15日致電中共南方局、東南局：“應分別向顧祝同、何應欽及參政會特種委員會提出，江北蘇、皖、鄂三省已在大舉進攻新四軍，皖南、蘇南之新四軍軍部及其三個支隊亦已被中央軍重重包圍有準備攻擊訊，請其制止江北之進攻，撤退皖南、蘇南之包圍。”（《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之后，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在19日再次催促遲遲不北上的葉挺和項英：“望葉、項率部迅即渡江，應于兩星期內渡畢增援皖東為要”（《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現在就行動起來，最好兩星期內解決——這就是中央的態度。兩星期渡完內就是1940年1月1日之前渡完，就是12月底渡完。為了讓項英快一些率領新四軍北上，黨中央已經極盡所能。

　　1940年12月26日，是偉大領袖毛澤東47歲生日。這一天，就因為項英對中央正確指示的屢次違抗，老人家連生日都沒過好！這天，毛澤東致電項英，以嚴厲語氣講道：“各電均悉。你們在困難面前屢次來電請示方針，但中央還在一年以前即將方針給了你們，即向北發展，向敵后發展，你們卻始終借故不執行。最近決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動中的困難，要你們自己想辦法，有決心?，F雖一面向國民黨抗議，并要求寬展期限，發給餉彈，但你們不要對國民黨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國民黨幫助你們任何東西，把可能幫助的東西只當作意外之事。你們要有決心有辦法沖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環境，達到北移之目的。如有這種決心、辦法，則雖受損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發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動搖猶豫，自己無辦法無決心，則在敵頑夾擊下，你們是很危險的。全國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有你們這樣遲疑猶豫無辦法無決心的。在移動中如遇國民黨向你們攻擊，你們要有自衛的準備與決心，這個方針也早已指示你們了。我們不明了你們要我們指示何項方針，究竟你們自己有沒有方針?”（《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的意思很清楚——中央早就告訴了你們打入敵后、遠離國民黨、在敵占區開展游擊戰爭并發展革命隊伍的正確戰略方針，你們偏偏不執行，現在北上還拖拖拉拉，你們怪得了誰？中央已經極盡所能！

　　直到1941年1月4日，葉挺、項英才率領新四軍北上。這時，已經超出了國民黨的威脅期限。于是，蔣介石爪牙開始對皖南新四軍進行殘酷殺戮。令人氣憤的是，當新四軍陷入圍攻的時候，項英、袁國平竟然擅自逃跑、脫離了大部隊！于是，“劉少奇致電中共中央:項英、袁國平等‘在緊急關頭已離開部隊，提議中央明令撒項職，并令小姚在政治上負責，葉在軍事上負責，以挽危局’”（《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月10日，劉少奇致電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指出：“接希夷、小姚九日來電，說項、袁等率小部武裝不告而別，行動方向不明。部隊受敵包圍激戰，決定九日晚分批向北突圍。”“他們在何處及情況如何，我亦不知，二支隊在江南集結，待命行動接應他們，亦不知他們行動。他們應從涇縣以北青弋江、宣城向郎溪東進才安全，而先向南行動到茂林拖了許多天致受敵包圍。”（《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項英臨陣脫逃，如何面對犧牲的新四軍烈士？他這套表現，和完全將自己生死置之度外、用自己做誘餌吸引胡宗南二十五萬大軍從而為全國其他各大戰區緩解壓力的毛澤東相比，真是天壤之別！

　　最終，“項英等離隊突圍不成，回到軍部。項英并致電中共中央，報告與袁國平等離隊經過，表示‘此次行動甚壞，以候中央處罰’。”（《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0年，四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就憑他項英擅自脫離大部隊逃跑，他的個人品質就可見一斑。皖南事變，七千新四軍犧牲，唯獨傅秋濤率領兩千多新四軍突出了蔣介石匪軍的殘酷圍攻。1955年授銜中，傅秋濤被評為上將。

　　小結：

　　根據上述內容可知，項英八次違反中央正確指示，導致新四軍徹底失去了北上的時機。最終，新四軍的北上甚至超出了蔣介石匪軍規定的12月31日，以至于遭到蔣介石匪軍的殘酷殺戮。在新四軍廣大戰士遭到殘酷殺害的時候，項英臨陣脫逃！

　　程美東給項英這樣一個被敵人包圍之后臨陣脫逃的人、一輩子從來都反對正確路線以至于多次禍害中國革命的人、導致7000新四軍犧牲的人翻案，究竟是何居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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